希望和失望是一对孪生姐妹
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一、失望中的日子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是年轻好胜，回曰：“能！”一努劲儿，我还真挑起来了；但听见自己的骨节一声轻响，啊！腰扭了，我什么也没说，独个儿忍痛一瘸一瘸地将泔水挑回猪圈。第二天，我右腿抬不起来了，只好请假进城回家看病。医院诊断：闪了腰引发“坐骨神经痛”，不能劳动。这下子，摘帽又要后移。
我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返山沟劳动。
1960年冬，领导将我和市委的另几位右派：白祖诚、叶向忠、张万昆、王志诚调出一担石沟市委劳改基地，到北京西郊农场的白家疃果树队劳动。我们仍然戴着沉重的铁帽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修剪果枝、施肥、收果。
劳动之余，队长让我兼管幼儿园和女工的一些事，挂了个生活副队长之名。因此惹上一些烦恼。
有次队里赶大车的一位青年工人不小心，被自己的车辕子捅了肚子，痛得动不了，他妻子找我让我赶快想法送她丈夫去医院。可我们近处没有汽车，我向果树队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请他想办法，他说：“别理他，他是个调皮鬼，故意的。”但他妻子一再地让我赶快救人，我也怕真的耽误，又去求支书，他不理。我说：“请你将自行车借给我，我去公路上拦辆汽车吧。”在我执拗地要求下，他将他自行车的钥匙扔在地上，我立即捡了起来，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但顾不得那么多了，飞快地跨上自行车到公路上拦了一辆运货卡车，求司机救救急病工人。这位司机心地善良，送受伤的车把式到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立即给他开了刀，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完了，肠内的粪流出来已经污染了内脏。好险啊！支书，你为什么那么狠心？那么鄙视地把救命的钥匙扔在地上，让我躬腰而拾，你不是市劳动模范吗？我执行职责，难道就是同情‘坏人’，是一丘之貉吗？何况车把式不是坏人，只是个平常爱提意见的年轻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是“阶级斗争”扭曲了你的人性？
在那时，阶级斗争论害了多少人啊！它不仅戕杀了许多人生存的权利，也戕杀了许多人的人性。与我同住一个女工宿舍的一位青年女工，将瓜果皮乱扔在室内地上，我说请她注意点，她就回了我一句：“大白菜不要屎来浇。”，她还以为自己说出这种侮辱人格的语言是表现出她的立场坚定、是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的崇高革命情意，她是共青团员，是支书培育的入党的对象。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他们是中了极左路线的毒害。
二、饥饿
1958年我在北京东郊豆各庄劳动改造时，就体验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的浮夸风。
所谓‘公共食堂’一曰：“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二曰：“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但他们的‘食堂化’实际是靠县财政拨款，县里生产成绩也是虚报的，实际没有财力，商业资金也不能周转，供给制几个月就夭折了。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从各家各户没收来的铁锅铜器都变成了废渣。农田也因失去劳动力而草掩禾苗。此时已有一些面对现实敢说真话的人在担忧了。彭德怀的一位老乡湖南平江的一个老红军就给彭德怀寄诗一首：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咙、喉咙，胡、疑问词。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01页）
彭德怀也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担忧，他在1959年7月参加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想为人民呼吁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四千字的意见信，详细地论述了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倾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引自《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54、155页》）
会议领导将彭的信印发，让与会者讨论。讨论会上毛主席发言，先定了调，说此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谁还敢支持彭的观点。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私下和彭德怀议论：这样不能考虑不同意见，很像斯大林后期……。很快就有人将他们四人聚在一起，向上汇报。于是庐山会议开始的“神仙会”变成了斗争会，张、黄、周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6月29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原是带着爽朗的笑声、满怀壮志来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与同志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8月16日却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沉重的包袱和戴着“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灰溜溜地下了庐山后又被赶出政治局。下放西南山沟，文革中揪回北京批斗至死。
但历史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的。虽然彭德怀的好心上谏，换来了自己的毁灭。但震天动地的“三面红旗”，终于在1960年“跃进、再跃进”的高歌中愈来愈显露出其招展的旌旗色彩暗淡。虚报粮食产量、浮夸风、食堂化等，使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也磨灭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城乡人民饿着肚皮搞“大跃进”，结果使大面积的人群浮肿、肝炎流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的死亡。可怜先烈们用流血换来的新中国一时饿殍见城乡。1960年三年灾害达到高潮，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当时平价的食物已经实行配给制，初始，北京每人能分到30斤左右的粮票，后来30斤也发不出了，压到20几斤。现在食物种类丰富，粮食吃得少，可那时各种食物均极匮乏。粮食再减少，饥荒就来了。北京人还可以得到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半斤点心票。十七级以上干部（县团级）可得到一斤黄豆票，半斤白糖票，成了一般干部和市民羡慕的‘糖豆干部’，首都的这种低待遇已使外地人垂涎三尺了。
我母亲和继父的家庭属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继父一级教授的月薪300余元，母亲是大词典编纂处的文员，一月也有60余元工资。当时核桃3角钱一斤，鸡蛋5角一斤，比较起来，他们的收入维持他们二人的营养本应是富富有余的。但由于定量配售，吃不好，他们饿瘦了。只好到饭馆去用高价饭菜补充营养。在饭馆吃饭，还得小心，一不留意，饭菜就可能被几只饥饿的手抢走。
在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的我，常吃瓜菜代粮，报上也号召“瓜菜代”。可城里人连瓜菜都买不到，也无法“代”了。当时许多高校师生因饥饿而浮肿的比例还高，北京人见面爱问：“你吃了吗？”那时见面就问：“你浮肿了吗？”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瓜菜代可以减肥，可对当时缺肉无鱼而劳动强度又高的人们来说，则经常感到饥肠辘辘，因此我们也都在村庄里高价购买农民稀有的鸡蛋。一个鸡蛋可卖到五毛钱,是原来一斤的价钱。就是出这个价钱，在城里也是买不到的。卖鸡蛋的老太太可高兴啦！她们说：“养只大母鸡比养个儿子强。”
我每月回家都给父母买些鸡蛋或5元一只的野兔或队里生产的瓜果，在饥荒年代这些算得是珍品了。这也只是在首都京郊才可能，外省市城乡觅食，走向挖树根，煮皮鞋、煮皮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有很具体的描写。我从我的好友、1946年在兰州志果中学的老同学杨世华写的回忆录《走过寒冬》中，更看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一千多名右派，活活饿死了一半，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酷事实。
建国后，杨世华在天水三中当历史教员，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劳改。
他叙述道：“说到死，夹边沟里死人多，这倒不足为奇。有一天早上队长通知我们赶快起床到隔壁的地窝子里开紧急会议。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急忙走到隔壁地窝子，找个炕边坐下，身边还有一个人蒙头大睡，我说：‘起来呀！开会啦！’他还一动不动，我揭开他的被头一看，苍白的脸上瞪着双眼，人已经死了。‘报告队长，这里有个死人！’管教队长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用被子把他包好，抬出去放在门口，等埋尸队的用马车拉走就是啦！’跟着队长对大家说：‘昨天夜里有人把邓立之大夫的肉割下来煮着吃了，狗日的，这还是人干的吗？’话一说完便冲着门口喊道：‘把吃人肉的人押进来，开个斗争会。’一下子押进四个人，其中三人便是我们地窝子的，怪不得昨晚深夜了，他们还在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原来是煮吃死人肉去了。其中一人还是伙房的炊事员，他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分配在天水地区清水县教育局工作，划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劳教的。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大家气得去煽他们耳光，可我们连举手的气力都没有了，落下去的巴掌恐怕连只苍蝇也打不死了。会后把他们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有一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实在饿极了，吃的是死人的肉啊，也犯法吗？’”
“我和邓大夫相识在1959年底，我们在零下20度给火车装石子，必须在两小时内装满一列车。队长督战，不管大风大雪，一声令下‘轻装上阵！’大家就得脱掉棉衣，只许穿背心裤衩，抬起重叠二层或三层的满筐石子跑步爬坡往上冲，一边喊着劳动号子：哎哟嘿！加油干啊…….如果发现谁慢了，一脸杀气的某干事就跑到你跟前对着你耳朵大声吼道：‘你是死人呀！你想扣饭了吗（不给饭吃）？’人们已气喘嘘嘘淋漓大汗了。严冬就是这样无情地在你身边走过。我万万没想到原本胖墩墩的邓大夫就在1960年这个冬天死掉。”
粉碎四人帮以前，将这三年灾害称为‘自然灾害’，粉碎四人帮后，改称‘三年灾害’，已经把主要是人祸的因素包含在内了。
我这位老同学杨世华后来虽然又回到中学任教，但受夹边沟农场冻累饿的折磨，使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2002年秋我去兰州时，见他已气喘嘘嘘行走困难，上楼由他外孙揹着。2004年11月23日去世，年七十六岁。
近日听到电视中播放李叔同的《送别》。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歌声凄凄，思旧之情油然而生。
我立即拿起电话，给在北京的兰州老同学联系，幸好周琳珠、焦玉琴、刘振武、刘英都健在。但也有一位零落了，那就是1946年在甘肃天水我参加话剧《武则天》时，曾同台演出的艺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歌唱家寇家伦，2005年因病辞世。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准备来春聚会，当共举“一觚浊酒尽余欢”。
三、铁帽子
1961年年底，我们在白家疃果树队劳动的几个右派被宣布摘去帽子，开始好欢喜！哪想到‘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原来右派帽子是铁帽子。
“摘帽”，本应该说明你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偏偏又大不相同，还被呼为“摘帽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们几位可因此不可能回到原单位，由劳动所在区分配，或当中学教员或留公社当干部。我一心还想搞文艺，我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江雪此时在文化局工作。我请她帮助我，善良而热心的她，介绍我到了她介绍我到了梅兰芳京剧团当编剧，我本来不爱戏曲，希望到电影厂工作，她说现在京剧团更需要人，就这样到了梅兰芳京剧团。
仿佛长跑到了终点，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自1958年到此时连续近五年的失眠，一下子好了，不但晚上睡得很沉，白天开会也打盹，团长老叫我精神点，他哪知道我五年的瞌睡需要偿还啊！以后随着希望的幻灭，失眠症延留至今。
我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成绩是：在陆静岩老作家指导下将地方戏吕剧改编为京剧的《姐妹易嫁》。陆静岩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大女儿。这位陆大小姐夫早逝，伴弟一家居住。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就靠卖其父遗产生活。到北京解放时，已卖光了十几处房产，她将最后剩下的两根金条买了个鸡场，想这下可自食其力了，老天偏和她作对，一场鸡瘟，全鸡覆没。但老天还是留给了她一条后路。在她漫长的小姐生涯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与她相识的文人阿甲，介绍她到梅兰芳剧团帮忙。于是她就帮助修饰剧本的文字。文如其人，她中等个儿，脸盘秀丽、文雅白净；经她修饰过的唱词顺溜、清雅并富有诗意、韵味。但她始终未被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晚景凄凉。她帮我修饰的《姐妹易嫁》由梅剧团几位著名演员孙毓敏、徐玉川、茹绍全、殷金振演出，观众反映不错。这是我跨入文艺界的第一次闪光，我永远忘不了陆大小姐。
此剧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公演，一开始的海报、说明书和报纸广告都未登改编者的名字，我向团长提出：“怎么没有作者的名字？”，团长反问我：“为什么要有？”我说：“这里有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所以凡作品都登作者名字。”团长对我的回答虽反感，但又无言以对。后几场广告上报时登了作者之名，但从此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团长在大会、组长在小会经常批评我“没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我明白这依然是一种歧视，当然这不是我一人的遭遇。1964年我被派到刚发生海啸的天津汉沽港口去收集素材时，素材中有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英雄，但不允许追问他的名字，不准宣传他，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虽然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他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真善美”。
对摘帽右派的这种歧视，使我再一次地感到右派帽子是铁帽子，给右派戴上这顶御制的铁帽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这是无法律依据的判决，却比法律的判决还要凝固，不能上诉。想申诉，就是顽抗，就是不接受改造，甚至抓入监牢。曾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从维熙夫妇，在一担石沟劳动时说了几句牢骚话，被坏了良心的同类汇报给管理者，因此双双被扔进大牢20年几乎丧命！在他著名的作品《走向混沌》中对这段背离人性的历史有详细描绘。
摘帽右派仍然名列另册。很久以后，才明白入另册有来头，原来对摘帽右派上有控制使用”的政策。
四、为了一个‘水晶世界’
1965年，北京要建成无任“历史”或“政治”污点的人的“水晶世界”，于是我又成了建成“水晶世界”的牺牲对象。
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水晶世界”的部署。看来要将我等调离北京，也不完全出于剧团内几个领导的好恶。
气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牛鬼蛇神，接着揪走资派……这难道是要把全国一下子变成“水晶世界”吗？总之我的命运又陷入混沌之中了，何时能见光明呢？我又将遭到何种侮辱？忧心忡忡。
五、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江青打着毛主席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转载。彭真在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当时毛主席在武汉，2月8日彭真等人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这个《提纲》，毛没有表态，3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江青主持、起草并由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6年5月8日至15日江青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江青等的诬蔑。就在他参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底，江青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检阅了300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月25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毛主席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
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
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日至28日，公开批判刘少奇。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谁敢去分辨黑白？有！张志新！她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她对真理太执著了，终于落了个临刑前先被割喉、被轮奸。这是个人专政发展到富有兽性的暴政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过专制制度，他写道：“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专制性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第一卷414页）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无数。于是原来是干部子弟的红卫兵，那些小龙小凤也都变成了小老鼠、狗崽子。新、老狗崽子合流，一片凄凉。十五、六岁的被下放农村、农场长期劳动；岁数小的则因父母被关被抄家而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查阅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廿四史，“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六、梅剧团妖风四起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有一天中午，从剧团外边走进来一个女中学生，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剧团——中和剧院剧场，往大厅中间叉腰一站，嚷道：“谁是走资派？”平日老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刘团长，此刻早已只敢低头走路了。他听到小姑娘一声喊问，忙立正站到小姑娘面前答道：“我是！”小姑娘问：“什么出身？”刘答：“地主。”小姑娘一声大吼：“跪下！”刘团长扑通跪倒尘埃。于是小姑娘叽里呱啦地一通教训，全团人也在周围陪斗。小姑娘教训完了扬长而去。演了一出崭新的《子教三娘》大戏。
江青，在文革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她法西斯政治的才能，她还要在文艺上树自己为旗手。她以剽窃别人成果的方法，达到一步登天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龙江颂》《白毛女》八个戏拿来，集中全国的专家和丰富的资金按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改编，于是就成了她抓出的所谓“样板戏”。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中，全国人民和一切剧种都必须学唱这些“样板戏”，不学是立场问题。虽然这几个戏经过专家的精心修饰，但掩盖不了其缺乏人性的特点，每个“样板戏”的人物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关系，没有血脉牵连的人物关系。
七、可怜的儿子
（一）、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
成了狗崽子的儿子，13岁的小建一，得不到红宝书，他好羡慕别的孩子。他从小在外婆家和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时他就自编自唱：“小火车，快快跑，从新疆、到北京，运来葡萄送给毛主席。”他5、6岁就能背很长的天文数字，10岁左右他用纸壳、放大镜制作了高倍的望远镜，他崇拜毛主席、他喜爱天文，他是个很有理想的好孩子，然而如今他就因为母亲是右派，他就成了“狗崽子”连一本精装的小型毛主席语录，得不到‘红宝书’，他好不舒心、好不服气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二）为得“红宝书”踵骨粉碎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