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像万花筒，
永远不会重复，永远变化无穷。
我从小就喜欢眯着一只眼睛看万花筒，小小纸筒底部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碎玻璃片，在六条隔片中、随着手的转动，变化着永远不同的图案花样，我非常惊异和佩服创造这玩具的聪明人。生活的河流，如万花筒一样，每一个浪花、每一条波纹也都是瞬息万千。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阴云一直覆盖着我，那些逝去的浪花和波纹不论它是什么花样，都是低沉呜咽地流过。在我已经绝望的时刻，忽然太阳出来了，生活的河流上又飘起粼光闪烁着波纹和浪花。
一、拨乱反正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一不小心，害人者会弄得满身肮脏”（英国作家笛福）
‘四人帮’的倒台正是这样的下场。
党中央大举拨乱反正。首先给所谓的“走资派”平反，把他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许多干部的职务。1978年春夏之间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右派问题得以重新审订，认为绝大部分右派属于错划，应予以改正。从此我也翻了身，回归人民中来。
1977年传出了右派改正的消息。1979年春节前，剧团人事科科长戴泊到我家，恰好我出门了，他留张纸条给我：“钟鸿：好消息！上午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同志来电话，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并说尽可能节前告诉你，让你全家高兴。还说让你节后到市委去办手续。戴1979，1，27”
母亲在老戴的纸条上加了句：“恭喜恭喜祝贺工作胜利和一切都好！母”父亲得信息，也立即回信：“亲爱的江静女儿：接阅来信，喜得老泪横流，20年的冤气冤案解决了，人生的遭遇多可怕啊！今天又是多么可喜啊！全家都为你狂喜，顺此祝你母和你愉快健康。以后一些情况盼继续告我。父29晚”
而我自己更激动得填了几首词。
十六字令
归，手扶党旗泪水飞，青丝雪，重举幸福杯。
归，闻讯全家展笑眉，白发父，狂喜泪双垂。
归，难耐胸中响迅雷，心如火，四化战鼓催。
人月圆
手持萧管拂尘土，一曲怨全抛，今年此夜，愁眉尽
展，红蜡高烧。
冰河解冻，风和夜暖，月色妖娆，华灯争艳，千门笑
语，万户吹箫。
春节后，我去市委，大门外人行道边的丝绒花树是当年我们在等待处理时栽种的。那时，我一边拔除树旁的杂草，一边开玩笑地说：“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如今树大叶茂，看来我们这些当年被当作毒草的人，确实起了肥料作用。市委宣传部人员已更换数班，此时的支部负责人让我写个思想总结。当然还不能写打成右派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写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成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原单位给了改正书，原文如下：“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钟鸿，女，四十八岁，家庭出身：职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行政十八级，现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原市委宣传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定钟鸿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做了复查，钟鸿同志定为右派的六条，构不成右派言论。经研究，予以改正，恢复党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问发通知书的人：“那档案销毁吗？”答曰：“存档市委！”。
欣喜之中一串问号钻进脑海，不理解的问题产生了：“走资派“的档案销毁，还补发工资，为什么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就不一样呢？我虽然当时被划为第六类，未降级，工资未减少，但其他被降级或完全剥夺工资的为什么一个不补？给我的结论标题是：“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还将“右派分子”四字作为我名子的属性？应该是“关于改正钟鸿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把通知拿回家后，我自己按我的提法重新写了一条纸，覆盖在原来的标题上，保留下来作为记念。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父亲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了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生梦一场，世事万千变。（摘句《元曲》）
“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得到平反。我为之辩护的鲁藜一诗《泥土》也重新呈现芳香，可惜胡风被折磨得疾病缠身，他的有些朋友没有等到平反已受戕害而逝。
1955年5月18日经人大常委批准，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胡风自觉无罪，苦待赦令，1957年曾赋诗表达他的幻想：
《拟出狱志感》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斜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但他幻想中的赦令不但迟迟未到。按刑期，他当在1969年秋季服刑期满；可文革开始后四人帮在1970年将他加判为无期徒刑。
胡风身体和精神又受到重大打击，陷入绝望：“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鬓斑班”，欲绝人寰，偏又自杀未成，精神错乱，严重贫血，曾晕倒在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底胡风被释放出狱。可在1977年春，他又被捕他入狱。直到1979年1月13日，中央电话指示要四川公安厅立即释放胡风，胡风这才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出来了。这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曾经满怀热情歌颂过毛主席的大作家，终于从冤狱里出来了。解放30年他竟有24年被扔进监狱。入狱时他正置壮年，出狱时他已经76岁白发苍苍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心祖国文艺界的发展。但他和他的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这是经历多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他那刚好转的心情又因此受刺激而精神病复发。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央决定，正式平反。”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同年11月15日，他为《文汇月刊》写文《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在文中他依然对党怀着信念，他说：“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对1954年他上书30万言之事，从没有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问题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1981年胡风病情逐渐好转。作协恢复他的会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委。被补为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1983年冬到1984年夏季，他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旺盛阶段。长达5万余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以平均一天两千字速度完成。1984年6月18日他参加了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他第一次为自己又有了“人民”身份而激动，为此，他写诗一首：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
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北京晚报》“五色土”发表，更是使他激动不已。
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胡风由他女儿胡晓风搀扶着他那劫后余生、摇摇欲倒的82岁高龄的身躯走进了礼堂，目光中时隐时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当年胡风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鲁藜、路翎、贾植方、绿原、牛汉、冀汸、耿庸、徐放、曾卓、杜谷等也都来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胡风集团”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聚会，1949年前，他们从没有这么聚会过，也没有意识到要这样聚会。有的人如耿庸、牛汉过去从未见过，也无通讯联系，平反后在北京才认识，他们只是一些文艺思想大致相同的文友，却曾全部被生拉硬扯地拉进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胡风重新猛烈地燃起生命之火，写诗、写文，参加社会活动。
但究竟是夕阳西下，长期被摧残的身体，支持不了火焰的燃烧，他彻底地病倒了，再没有起来。1985年，他带着无限哀伤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
胡风，这一位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解放后六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六年升入了天堂。噫嘻！平反、昭雪，怎能挽回文艺事业巨大的损失呢？！如今文艺事业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松了“紧箍咒”,可惜胡风再也看不见了。
三、劫后余生、寸阴寸金
年高的胡风尚且要“鼓起余勇，继续前进”，正处中年的我更应如此。
我抓紧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给我剩下来的机遇，再努力为理想的事业再奋斗。
我被改正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问我想回原机关工作吗？我觉得在剧团从事写作更适合自己。后来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同学李筠也曾征求我的意见，愿去徐悲鸿纪念馆或赵燕侠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否？还有一位老友孙祥凝与当时的外交部某部长同乡，想推荐我去当部长秘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觉得不如写作更合我意，皆婉言谢绝，仍留剧团当编剧。
1983年我用一首诗表达了我追求理想的执着心情。
爬
我好像刚刚来到人世，
什么都没开始。
以前，理想只是不可捉摸的梦，
而今，美景不远。
可我已步履蹒跚，唉
不！
爬，也要爬到它的面前。
二十二年的桎梏解除了，1979年以后，我在京剧团连续自己或与别人合作共写有10个剧本，其中有5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它们是《站上风云》（批判文化大革命），《雪映古城》（歌颂北平地下斗争），《玉碎名园》（写爱国英雄冯婉贞保卫圆明园的故事），《黛玉葬花》（依梅兰芳演出本和原小说改编），《铁杵磨针》（依据李白小时的故事）。从京剧院离休后，又与人合作写了京剧十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并且推上了电视荧屏，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获得全国十二届飞天奖的。
四、欣逢改革开放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从此,邓小平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的讲话.首先是1977年5月24日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人崇拜。全部讲话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并亲自开拓深圳为改革开发的特区。
1977年12月15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直到1986年辞职。“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冤受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9、4、22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
“改革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虽然是迟到的，但终于打破了封冻大地的坚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迅速地与国际接轨，经济腾飞了，文化上也再不是“样板戏”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知识分子、企业家与工农兵同是国家的主人。
我在知天命之年也迸发了惊人的创业热情。除了为剧团写剧本，还于1984年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创办了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又日以继夜地改写歌颂巨人曹雪芹的剧本。四处筹集资金，大胆地闯进电视界，组织摄制演出班子。随之创办了大型公开刊物《中国电视戏曲》和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和戏曲发展的事业中，让事业染银青丝，将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可以说我没有虚度人生。
2000年底，我将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不写剧本了；大型刊物《中国电视戏曲》也不办了，上交领导。我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征程——向文学进军，毫无老之将至之感，我觉得生命的第二个青春刚开始，蓬勃朝气催动我的脚步。也许是我练就了苦中寻美、寻乐、寻情的开朗性格，也许我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父亲1903年出生，今年（2004年）已101岁，面容红润，精神矍烁、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言语顺畅，看上去七十余。我也希望上天假我以华年，助我得以继续新长征。
我出版了诗集《梦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寻美、寻乐、寻情》。
自1979年改正，重新入世，也有新的困难在等待我。总有人戴着各色眼镜看你：残余的极左思潮，世俗的狂傲，无名的嫉妒等等。我虽然奋力向前，有时也难免暗自伤神，常自发牢骚，自我排解：
《当神灵儿》
当神灵儿把你牵上活佛的宝座，
你身上的一滴臭汗也变成世人的圣水。
当你没交上好运，
永远只会在尘世埋头苦干，
虽然你献出的是朵朵香莲，
世人也只是用眼角轻轻一瞥。
五、从《雪映古城》谈起
由于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比较熟悉北京地下共产党斗争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100余名北平地下工作者，整理了几万字的采访记，题曰：《燕山春晓》。友人金紫光看了觉得很有价值，推荐给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可偏偏遇上曾是地下电台的一个女发报员，此时她正是《文史资料》的一个编辑，她说我写的不是亲身经历，不能用。我歌颂北京地下党的苦心、苦行算是白费了。这位同志，何其狭隘，莫非极左残余堵塞了你的血管？难道历史学家写历史都要亲身经历历史？何其荒谬？一气之下，我只摘取其中一位出身官僚家庭却无私无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了一切的余谷似老太太作为模型写了现代京剧《雪映古城》。《雪映古城》由我们京剧院李慧芳、赵世谱等名演员演出，在北京市得了奖，北京日报也发了张大中同志（我在宣传部时的副部长）的介绍文章。我随后又写了《玉碎名园》，以爱国女英雄冯婉贞抗击八国联军保护圆明园的故事为题材，也由北京京剧院演出。
六、开拓中磨练
遇过歧视，也遇到伯乐。1984年老同学李筠已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想组织个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将票友团结起来，问我愿意干吗？我说如果从娃娃抓起倒很有必要。因我亲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在音乐方面所学，均脱胎于西洋，没有学过中国的工尺谱，没学过中国的戏曲，所以身在京剧界，却对京剧爱得不深。如果从娃娃抓起，我想是振兴戏曲的根本道路。李筠支持我的观点，他挂帅，我开锣，干起来了。没想到干民间社团竟然充分锻炼和培养了我的勇气和能力。
至1984年，“心有余悸”有所缓解，主要是政治环境不断宽松，双百方针逐步体现，再加上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干的又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似乎变了个人。
编剧职业不用天天上班，因此我有余力干社会工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早上八点以前，我就到副市长王纯家门口堵他的汽车，请他批准我们拟成立协会的报告。为什么非要堵门呢，一则他到了班上，层层门槛难迈，再则进了他办公室，也会遇见拦路虎。有一次好不容易进到他办公室，刚讲了几句成立协会的意图，就被旁边一位与他熟悉的来客贬了几句：“你们不就是想通过组织社会团体赚钱吗？”王纯市长也就顺水推舟地说他当天太忙，打发我走了。出来后，那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饶舌者，气坏我了，但我没有泄气，想干一件有意义事业的火焰在胸膛熊熊燃烧。王纯市长有感于我的执拗和热忱，不但在清晨拦他汽车的当天批示了我们可成立协会的报告，而且为我们的成立大会无偿地借了北京饭店的大厅。
有王纯副市长的支持，有市委宣传部李筠和左麟书两位副部长和市政协秘书长李天绶的直接领导，我从剧团内外请了几位干将（马鹭、刘泽民等）张罗起来。请来了文化艺术界二百多人，在大厅里绘画、献唱，还摆了20来桌酒席，真像是点燃了民族艺术振兴的篝火。初步凸现价值的我，一扫羞怯、畏缩，和左部长挨桌敬酒，结交各界朋友，为开展工作准备了良好的基础，那天我至少饮了一瓶葡萄酒。
从此我组织演员小组到中学、小学演出，用《三岔口》《长坂坡》这些动作性强的折子戏开锣，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观众。随着信心的增加，我们和少年宫联合组织了北京市少儿京昆剧团。面向全市招生。我们到许多区和大工厂去发动分会的成立，我经常在面对众多听众的舞台上做报告，态度十分从容。被扭转的性格扭转回来了，如同回到14岁在天水舞台演《武则天》中上官婉儿一样的洒脱自如，无拘无束了，从压抑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而且有了发展，不仅开朗大胆，而且沉着老练。
在京昆协会还组织了抢救老艺人艺术的摄制录象活动。为著名老生演员李万春录了一场精彩的折子戏；还摄录了跷工、喷火等京剧舞台上的特技。
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创办大型公开刊物《中国电视戏曲》都进一步锤炼了我的性格，再不是小时那个可怜的林黛玉了，也不是在一担石沟被讥为“顾影自怜”的鸡倌了。我曾被压抑的个性和潜藏的才能终于释放了。吐诗抒怀：
魂灵儿
魂灵儿轻轻飘拂，
一声冷语使它冻僵，
一句问候唤它苏醒。
在寒风中，它受伤忍辱，
在阳光下，它生龙活虎。
在夹缝中，它拼命上升，
像灵芝，像岩上松。
不要桎梏它，解放它吧！
它不是地狱的女巫，
它是阎罗的叛徒。
瀑布
冲破两峰的挤压，倾泻而下，
一路上嶙峋怪石悬挂陡崖。
被撞得粉身碎骨，
飞溅出满天晶莹的水花。
无时回顾、叹息更无暇，
冲呀！胜过一群奔腾的骏马。
亘古岁月甩身后，
嶙峋怪石磨光滑。
哗！哗！背依峭壁，撑开双峰，敞怀大笑，
震撼了千山万壑，
喷放出天地的精华。
自筹拍电视剧《曹雪芹》开始，我就办了个内部刊物《电视戏曲》，1994年初老同学，也是老报人陈牧鼓动我申请正式刊号。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刘习良副部长和广电部总编室王凤玲等同志大力支持，不久得到新闻出版署的批准，上了一周的主编培训班后，就组织人马上阵。谈何容易，文责自负，政治上不能出问题，还要自筹经费。筹办时，有位老友好心地对我说：“何必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裳？”而我当时刚拍完《曹雪芹》，对“电视戏曲”这种新型的艺术很感兴趣，而且从全国来说，正缺这种艺术的探讨园地，得到领导和国家的支持，怎能不办呢？老同学陈牧与我通力合作，他是有经验的，不怕办不好！
但是不久，陈牧与他夫人胡芝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成立了中国戏曲表演学会，接着他们就自己办起了《中国演员报》，我只好单枪匹马来经营《中国电视戏曲》。
在丰富多彩现代化文艺的冲击下，爱看戏曲的青年观众不多，而电视戏曲正是想让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联姻，产生一种具有民族化的新艺术，也是想以此吸引青年观众接近民族艺术。意图是美妙的，但困难如跨雪山、穿戈壁。喜旧者不爱它，爱新者嫌它旧，“电视戏曲”被称为“非驴非马”，因此这个刊物很难拉到广告，发行量也很少。经济十分拮据。办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经验和胆量此时帮助了我。
我请善良而有威望的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当社长，拿上他的介绍信去拜访无锡电视基地和浙江、江苏、河南、湖南等实力雄厚的电视台。每年与一家电视台合作举办全国性的电视戏曲片的评奖工作，刊物围绕着评奖活动进行，由合作的电视拍摄基地或电视台出一定的费用，如此，刊物的经费基本解决了。
可惜好景不长。办到第三年，刊物遇到最困难的日子。新的合作电视台没找到，我又忙于为二子建一治疗癌病，连小赞助也没空去奔走，只得暂停刊物出版。这时我刊挂靠单位的一位实权者对我说：他可以弄到经费，但条件是刊物改名并更换主编，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答应了。可新闻出版署迟迟未批改名，那位实权者怕停刊过久失去刊号，立即弄了六万元让我接着办两期，但不让写上原来我请的顾问。我曾经郑重敦请的顾问万国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秘书看到新出版的刊物上取消了万老顾问的名子，追问我为什么？我只得实情相告。万老秘书又向新闻出版总署询问，并说：“全国只有这么一个电视戏曲刊物，何必改呢？”新闻出版署也就不改了。我向那位负责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生了气，来了个釜底抽薪，不让我的刊物再挂靠在他们的单位。刊物面临生死之际，广电部总编室同意我直接用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来主办这个独一无二的刊物。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在1999年初成立了全国电视戏曲理事会，与有条件的省市电视台合作，继续组织电视戏曲的评比观摩，每年为电视戏曲做一件大好事。许多电视台愿意出资支持刊物，有22个省市电视台参加理事会，于是我们共同将电视戏曲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我主办的刊物，1996年第一次组织的电视戏曲展播活动，参加展播的单位27个，19个剧种，节目42个，获奖节目39个。到2000年第五次展播时，参加单位增至69个，参展剧种26个，节目118个，其中70个节目评为优秀。
任何新事物在前进道路是都有曲折，过了两年，随着各电视台的改组、人事变动等等，刊物经费筹措又发生困难。一些善随市场变化办刊物赚钱的人，弄不到刊号，纷纷来找我，条件就是改名、改内容，拟用那些黄色的、粉红色的趣味来吸引青年读者，这些都由他们来操办，而我只需坐地收款即可。我岂能出卖我的事业，我理想的一部分？领导我们刊物的广电部总编室知道了我的困难后，劝我交了吧？看来此刊气数已尽，只好将刊号给交还总编室。
1994年至2000年底六年半的办刊，总算为电视戏曲这个新的艺术品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停刊后，许多电视台的电视戏曲工作者来电话都表示了无限遗憾。但我已在最后一期发刊词《告别，迎新！》中向执着于电视戏曲艺术的全国同人告别，并祝他们在未来的电视戏曲事业上硕果累累。一个已经出土二十年的新剧种，根子扎在深厚的戏曲泥土里，怎能不随春风一年比一年更繁荣呢？何在乎一个刊物，一个小园地的枯萎？电视戏曲必定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枝枝红杏出墙来。
办刊中遇到的苦涩，还逊于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呢。
七、建一儿的奋起
1978年改革开放时，建一儿25岁了，由于受我的牵累，他没有考大学，极左路线时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是不会被录取的。但他通过自学完成了高等学业。
（一） 自学成才
文革初期建一十三、四岁，正上初中，却遭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以至踵骨粉碎。等他的脚基本恢复健康时，已经到了1973年，他也有20岁了，该工作了，街道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冲床工人。在工厂里由于他爱学习，成为工厂里业余理论教员。1976年《四五》前后，他参加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被当成“反革命”逮捕，失踪近一个月。打倒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给建一平反了，颁发给他一朵大红花，终于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
四人帮倒台后，他在长安戏院当服务员时，在剧场门口总是一边收票，一边背英文单词或古文，剧场领导认为他这样影响工作，又将他调去烧锅炉，他倒蛮喜欢，这样他可以一个人利用空隙时间学习。我去锅炉房看他时，见他一手拿火筷子捅火，一手还拿着《古文观止》。就这样他自学完业余大学中文系。就凭着这个学历和刻苦学来的知识，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迅速崛起，自办民校。
回想起建一在炉火照耀下孜孜苦读的神情，更深地理解了他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他懂得“知识就是力量”，他的志气、追求和顽强的自学精神和他幼年生活在大知识分子家庭有关系。
（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
1984年建一写了一篇记念黎锦熙的文章，发表在同年《湖南文史资料》第五期上。他用充满崇敬的心情，亲切、细致、准确而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著名学者黎锦熙的治学精神、风度品德和日常生活等。
《我的爷爷》
——记黎锦熙教授
我的爷爷黎锦熙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他曾是晚清秀才，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是高擎着白话文的旗帜，从封建故纸堆里冲杀出来的猛士。他奠定了白话文语法的基础。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语言文字——白话文，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其实，黎锦熙是我的外公，但我从小就叫他“爷爷”，我们几个外孙都叫他爷爷。我出生后三天就来到爷爷家，我就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后来，虽经“文革”之变，搬迁分住。但我的住处一直和爷爷家离得很近，来往很多，表面上虽然分两处，实际上仍是一个家庭。后来爷爷搬到朝阳门内北小街四十六号，我也于一九七六年住到那里，直到一九七八年爷爷与世长辞，可以说在我们第三辈人里，我是受他老人家教益最多的一个。
从我出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十四年中我和爷爷是朝夕相处的。那时我们住在西城区成方街35号一个大四合院内，我住南屋，北屋正中是作为客厅兼饭厅两用的大堂屋；和堂屋相通的西厢房是外婆的卧房，东边的厢房是爷爷的卧室。每天爷爷总是早晨6点就起来工作，吃过早饭接着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小睡一会儿，又接着工作，下午有人来就会客，否则继续工作。晚饭后，有时也要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之后，那时全家都已经入睡了，只有爷爷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爷爷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工作的节奏就像一个时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从不停下来。那时我总是想：爷爷怎么有那么多的工作做不完呢？爷爷的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的确是我少年时期的楷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道路。
爷爷有很高的修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他是有名的学者，但他不论在外、在家都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在家总是穿着一件很旧的上衣和浅黑色条条的布裤子，虽然外婆给他做了新衣服，但他老人家似乎觉得穿旧衣服更随便些，一般待客时也穿这一身。爷爷说话很和缓，很有风趣，从不强词夺理，总是以理服人，真正体现了一位长者和学者的风度。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到爷爷办公室里去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随问随答。我总是先静静地站在他办公桌的一旁，一直要等到他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才回过头来，微笑着，和蔼地让我提问。那种慈祥亲切的态度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六七岁时，智力正处于启蒙阶段，碰到什么都爱问个为什么，往往一天到爷爷屋里去五六趟。记得我曾请他回答：“电是一种油吗？”“灯为什么会亮？”“灯丝是不是黄金做的？”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太简单、太幼稚了。可是爷爷总是从容不迫、耐心细致地给我解答，及时地解决了我幼小心灵中的一个个疑问。
一九七零年时，爷爷住在永安西里，我就住在东里。正好我初中毕业，在家待业，很想学习，就找出一本《聊斋志异》，知道里面有许多鬼故事，很想看，但不认识的古字太多了，我又懒得查字典，于是就拿着书去爷爷那里。爷爷毕生搞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的主任，编辑了许多部字典辞书，“文革”之前家里常接到陌生人给爷爷打来电话问字。爷爷向来就有“活字典”之称。我拿着《聊斋》，坐在他老人家桌旁，一边看，一边请教，爷爷总是有问必答，从不放过一个细节。但他毕竟是81岁的老人了，有时也会碰到冷僻不常用的字，爷爷虽记得其意义，但记不准发音了，这时他就要拿过大词典来细细地查找。看到他老人家体重不到一百斤的身躯，精瘦的胳膊上暴起一条条青色的血管，膝盖上放着笨重的大词典，我深受感动。望着他那清亮的眸子，里面充满了睿智，那样一字一音查找时专心致志的态度，我感到惭愧极了。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亲自教诲之下，我读完了上、中、下三册《聊斋志异》。
后来，我又找爷爷学英语。爷爷英语很好，我曾见过一本书上有他用英语写的序言，扉页上还有赵元任先生的签名。只因几十年来爷爷专心致力于文字改革的研究，对英语比较生疏了。他为了教好我，就自己先温习，每天安排几小时看和读。当时我给了他一本英文的小书《小黑马的故事》，他仅用了两天，不但将书看完，还给全书做了一遍注解。事后他又叫我买英语课本，而且每册要两本，我当时并不明其意。两个星期后，他叫我看他已经编好了的一套为英国人学习中文之用的中英课本。原来就是用我买来的英语课本上的插图剪贴、编辑而成的。我说：“现在又不会给你出版，有什么用处？”他说：“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就会有用的，到那时这不就是现成的吗？”他老人家当时已是八十余岁高龄，身体衰弱，还能如此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人民做有意义的事，并且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未来、充满乐观，这是多么令人钦敬的啊！
记得爷爷教我国际音标。那时每天晚饭后我去学习两三个小时。由于爷爷要求得极其严格，往往一天我只能学一个音标，四十八个音标我学了足有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学-e]这个音时，我总读不准，爷爷就一遍一遍地做示范音，可我还是听不出区别来，偶尔他说我发的音有点像了，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像。弄来弄去我真有点烦恼起来，爷爷还是那么耐心；一会儿，他忽然对我说：“假如你突然看见一只土鳖从墙缝里爬出来，在惊怪之余所发出的-e……]这个音，恰巧就是这个音素”。他老人家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学者风度和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冶学精神，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学习。现在当我有机会同外宾交谈时，他们都说我的发音标准清楚，不像是自学出来的。每当这时候，爷爷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眼前。
1962年我8岁的时候正上小学二年级，一天，我走进爷爷的房门，爷爷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却双手反背靠着门，有点紧张。因为这次不是我提问题来的，而是来给爷爷背诗词的。接着我就一口气把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背完。爷爷高兴得很，对我说，今天恰巧他也填了一阕词，词牌正好也是沁园春。并告诉我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台湾解放了，他乘宇宙飞船绕地球一周，醒后忙将梦中意境填成词。过了几个星期，爷爷又借为齐白石的画题字的机会，另给我书写下他那首表现梦境的词，这就成了我拥有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物了。全词如下：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坐滔滔。远掠层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戌弭兵，徒劳唇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堡垒，谁在张弓射大雕，试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春节前夕记梦词，和毛主席《沁园春.（雪）》原韵，写给建一。
（此处放黎墨宝照片）
爷爷说过：“幼时读李商隐《碧城》游仙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坐看’喜其写得真高，迄今看来算不了什么了。”
在词中，爷爷浮想翩翩，超脱九天之上，气势不凡。他老人家想象丰富，其思想纵横数千年中国历史，遨游数万里太空。他满含着诗人的情感，乘着宇宙飞船“远掠太空，近探圆月”到银河中去翱翔，又绕地球一周鸟瞰大地。“万种妖娆”“当窗历历”，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全词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堡垒”，东风正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呵斥“谁在张弓射大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
今天重读一遍爷爷在二十多年前写下的这首词，备感亲切。现在人类已经能够离开飞船在太空中别的星球上行走，我国成功地发射了同步地球卫星，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河源雨过”“当窗历历”已经成为事实。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已经成为当今不可阻挡的潮流，我相信爷爷的夙愿定会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北京）
建一在黎老的长期教诲下，终于成材。改革开放，使他有机会发挥才干。1983年他辞去了长安戏院锅炉房的工作，向崇文区教育局申请民办夜校，起名《新知》。批准后，他和妻子王菲就日夜操劳。开始他们没有钱，就先找小学借教室，协商好只要收来报名费和学费，立即支付租借教室的费用，他们又一个一个大学去张贴请老师的小告示。一条街，一条街的去张贴招生广告。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奔忙，《新知综合教育学校》终于成立开课了，建一儿也进入三十而立之年了。
（三）著名主持人许戈辉《新知》学英语
当时人们学习热情很高，他们请来的老师也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学老师，教学质量高，后来著名的电视台主持人许戈辉也到他们学校来学英语，学校越办越红火，报社来采访了。1987年三月初，北京日报这样报道了他们：“位于崇文门船板胡同的北京市新知综合教育学校，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创立反馈教学法，开设自学英语和哲学辅导班，取得明显效果。该校参加自学英语考试的学生，及格率获得全市第一。”并在报上登载了建一与王菲和同事研究教务工作的照片。区教育局也将建一评为民校模范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