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房子破碎了，梦还在
大房子坍塌了，梦还在
从苦难中寻梦，从屈辱里寻梦
像蚕吐丝一样，梦织成了
但不是狭小的茧，是广厦
住着我和女儿和众多的亲友
拥有精神上的广厦胜过拥有一幢别墅
一、我的小春歌
__上帝赐给我小棉袄
湖南有句俗话：“好吃的是心肺汤，暖心的是满姑娘(小女儿)。”
1974年2月21日傍晚，在北京友谊医院的产房里，我的女儿春歌在我受着酷刑般的痛苦中懵懵懂懂地来到了这个多彩的人间。接生医生倒提着红彤彤的小婴儿的双脚，拍着她的小屁股，她哇哇地哭叫起来，护士为她搽洗、过磅、包裹，她在承受人生的第一个洗礼。医生问我：“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女孩。”医生说：“你如意了。”
1961年在白家疃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时，有时也到队里幼儿园去看管孩子。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总亲昵地喊我阿姨，要我给她们讲故事、唱歌，她们一个个像春天的花朵，只要和她们在一起，我就忘记了忧愁。当时我就想我要有个女孩多好。1973年与曲艺家赵其昌婚后不久怀孕，就想是个女孩吧，名字早就起好了，就叫春歌。果然来了，我春天的歌啊！
三天后，就把春歌抱回天坛东里我们的家。她外婆贺澹江这些日子住在我家，早为春歌用细软的旧绸布做好了棉袄棉裤。小小的绿绸袄是中式开襟的，俗称和尚服，没有一个硌肉的钮扣，全是用小稠带系扎。棉袄虽小，但套在她身上，还盖住了她的屁股。我托着她的头，她的小脑袋和我的手掌一般大小，她就像个尺半长的洋娃娃。小棉袄的下半截经常被尿湿，久而久之下半截由绿变黄了。如今我还为她保留着，作为纪念。希望她不忘记外婆对她的关爱，别忘记妈妈为她作出的一切牺牲。
她两岁时，我还是摘帽右派，不断被下放劳动。1976年春末，我被派到清河制呢厂劳动两个月，由于每天吸入过多的毛灰，突然引起急性喉炎，发高烧39度，医院给注射了一针磺胺，立即过敏，温度陡升至40度，马上改服中药，一个月逐渐好转，可全身脱了一层黑皮，双手仿佛脱下两只黑手套。当时我怕这病有传染性，就把小春歌送到邻居王老太太家寄养，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逐步体弱多病。
从此我常抱着她跑医院，努力调养她的身体，慢慢地她健康起来。
春歌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师从齐白石的四子齐良迟习画，她敢于挥毫，下笔颇有神韵，深得齐师喜爱。在她的一张画上，齐良迟提字道：“春歌贤侄女画牵牛花，良迟补蜂并题字丙辰十四日”。现在她绘的虾已有相当水平。小学毕业就让她考入工艺美术中学，随后又上北京服装学院设计系。
我每次出门开会或去外地拍摄电视剧，每天都要打电话给她，只要听到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我就非常快乐，仿佛春日温暖的小河流入我的心田。
小春歌也非常爱我。有次我的老病——坐骨神经痛犯了，请了个大夫到家按摩，春歌看见大夫握拳死劲捶打我的背部、腰板，她急得哇哇大哭，还去拽大夫，想制止对我的锤打。我对她说：“乖乖别怕，这是给妈妈治病呢。”她也非常爱她爸爸。虽然每次她爸发脾气时，不顾她在一旁地乱砸杯碗，可她仍希望自己有个完整的家庭，所以每当我提出要和她脾气怪异的父亲离婚时，她总求我等她小学毕业后再说；小学毕业后，又要求等她中学毕业后再说；中学毕业了又提出等她大学毕业再说。我理解她，怜惜她，就这样我为她默默忍受了20余年终日吵架的家庭生活。
1995年11月1日，春歌21岁大学毕业了，我才和春歌的父亲离婚，女儿也懂事了。她不仅同意，还说，你们早就不是夫妻，解除了好，她劝了她父亲。我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我和她父亲离婚后依然保持了邻居的关系。曾经发现她在一篇习文中写道：“妈妈虽然和爸爸离开了，但为了我照顾父母双方方便，妈妈购新房时，协助我在同一社区另买了一套，让爸爸居住。妈妈多善良，应理解妈妈的苦衷，应给妈妈一个自由的空间。”每当她周六晚上去陪她父亲时，她就请邻居梁阿姨来陪我。
小春歌单纯、幼稚，缺乏社会经验，在工作中，逐步磨练得相当干练了。在我主办的《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经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编辑部的行政、编务、美术编排，跑印刷厂、一遍一遍地校对她都包了，经常连夜加班。工作起来也属于不要命的，干活麻利、责任心强。每次出门开会，她尽量帮助岁数大的评委，一手拉个大箱子，一手提个大行李包，背上还驮个背包。
2000年底杂志因经费困难停刊，她失业了。原来学习的专业一直没有实践过。1995年她从服装学院毕业后，就在杂志社工作，在我羽翼下生活，一晃就是六年，使她没有得到独闯社会的锻炼。看来，留她在我办的杂志内工作是失策了，只好鼓励她重新去闯社会，李白不早说过吗？“天生我才必有用”，才有大小，有多种，不能做栋梁，总可以做窗棂。其实她是有用的人才，在闯社会的同时，又学了平面设计、英语、物业管理、会计。现在在中央农工民主党派主办的《医药养生保健报》工作，在办公室工作兼美术编辑，工作踏实、麻利，总能受到好评。这期间她又考下了会计证。
春歌心地善良。她建一哥发病后，开始一直是她和我为建一东奔西跑，建一在天坛医院住院时，离家近，她一天要跑两三次来回爬四楼去看护或送食物。建一不能开汽车了，要送给她，她说：“卖了，给哥治病吧！”建一转院到海淀区玉泉路部队医院后，她几乎隔一天就去看望护理，主动为建一刮胡子，协助护理扶建一出恭等。建一哥感动了，但他说话功能已不行了，以手势从护理他的阿姨手中要了一百元，当护理人员不在病房时，塞给春歌，春歌不要，她哥哥硬要给她，她也就收下，领了他的心意。第二天护理人员替建一换衣服时，追问建一那一百元哪里去了？建一笑而不答，春歌怕两个护理互相猜忌，说是哥哥给了她。建一病危期的最后几天，她没有离开他哥。
小春歌长成大人了，可在我眼中还是我的小宝贝。圆圆的脸，小翘鼻子，浓黑的两道弯眉，一双清澈诚挚的不大不小的眼睛，27岁了，还像个中学生，可能是那张娃娃脸闹的，1996年她21岁时随其父去东南亚旅游，澳门赌场的门卫说她不够年龄，不许她进去参观，看了护照上的出世年月才放她进去。
女儿只顾照料父母，不积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一拖就是29岁了，做妈妈的怎能不焦急呢？可她总说：“没合适的，一辈子陪着妈妈。”但妈妈是陪不了你一辈子的啊！妈妈愿在辞世前看到你有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是我心中大厦最有力的支柱，她的幸福能弥补我的不幸。
书还未写完，女儿的缘分突然来到，二人一见倾心，性格相投，真是天作之合。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快乐之一。我祝福他们天长地久；希望他们平时互相多沟通，彼此促进步，建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二、他们都是参与大厦的建设者
“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西赛罗
“友谊应当是不朽的”蒂特。——李维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厦不能没有他们————我的众多亲友。
从那个时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贵：1957年10月初，在等待处理时，先随单位的一个工作组去昌平下念头村参加“大辩论”。组长张道一是我们部里的时事宣传处长，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温和，对我毫无歧视，他也没有向组里外单位的同志介绍我是等待处理的“右派”，大家对我都很好。有天我着凉得了急性肠胃炎，房东大妈急得流泪，直说要出了事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给我揪背，说揪出绿毛就好了。组内一位同事，南口铁路工厂材料科科长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连夜将我送回北京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返回机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组，离开了下念头村：
别了，那紫色的山峦，那如水墨画的山影，
别了，那袅娜的白杨，婆娑的柳叶青青。
别了，那弯曲的小溪，那无际的原野，
那刚冒头的冬小麦，那等待收获的棉花。
别了，亲爱的朋友，那热情的话语，
那勤劳的接待，那留连的目光。
别了，亲爱的土地，亲爱的人民。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像怀念家乡一样的回到咱们的小村。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1958年夏来到了朝阳门外豆各庄劳动，一位大嫂要和我结拜干姐妹，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驱散了我一时的孤寂。在夜战的高粱地里，一位乡亲让我别傻干了，并递过来一个香瓜，夜不那么寒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在西山一担石沟，厨房的李师傅总是把米汤留给我喂猪，先舀一大碗让我喝，好浓好香。一位年轻的山民张师傅，每天晚上必来厨房听我教文化课，有一天他知道我将离开一担石沟，课后捧给我一大把核桃，他说：“这是我家留种的最好的核桃。是从我爷爷种的那株树上摘的”20多年后，我曾写诗追忆：
我捧着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着温暖的手炉，
我留下了这枚核桃，
它坚实的褶皱，
将冬暖的回忆深深镌雕。
有次我从城里返回一担石沟，进了山区，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民走过来问我：“有病啦？”我说：“没有。”于是他问我到深山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在山里劳动改造，他叹息道：“唉！多好的闺女，可怜啊！”同情的话语差点催出了我的热泪。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类中时，那些偷偷送来的和善的眼神。剧团的同事美工傅学斌、写字幕的王德枢不畏人言，和我结成一个战斗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侮辱我的大字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王恩荣，金铮到医学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应。
柳晓明后来是律师，在我办杂志遇到法律问题时，他总是无私地协助。
陈瑞美惦记着邀我一同去参加杨述、韦君宜合葬的仪式。在这仪式会上，我听见了当年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对杨述的悼词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传部右派的事。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传部任何一个人，但他的悼词使我感动。他是能自省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人之一，在1982年我创作了歌颂地下党的现代京剧《雪映古城》演出时，他就在《北京日报》上发了肯定此剧的文章，并对我说：“其实你那时的一些言论只是在党内会上的发言。”我理解他话的内涵就是当时划我为右派是不对的。
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在首师大工作的老同学薛文，是个热心人，在前几年和我共同帮助生活遭遇困难的同学张世龄，对我的写作也很关心，经常电话互相鼓励，他身体欠佳，老说：“能活到2008年看到奥运会的在北京举行，就不错了。”我鼓励他向百岁进军。
老同学杨育才，五十年后重逢，犹如当年，他热诚，脾气好，对我关怀做到了无微不至。对我的作品字斟句酌地推敲，他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要求我既要真实地写出历史背景又要掌握分寸，他找来大量的史料供我参考。还鼓励我运动，促我骑车。于是清晨，我常在车辆较少的马路上来回骑自行车，感觉极好，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一高兴，涌出几句顺口溜：
迎朝阳，车飞奔，
风拂发际耳边吟。
飒爽英姿重又现，
挺胸快蹬似腾云。
市领导人黎光、张建民、王大明、张百发等在我拍摄《曹雪芹》时，都给予我大力的支持。
已经成为名人的王蒙、邵燕祥、从维熙依然是平易近人地帮助我、鼓励我，为我的诗集、散文集写序言；鼓励我再接再厉地记录下曲折的人生、历史的一部分。
从小和我共同成长的表兄弟妹，无论是同住北京的表弟姚监复和表妹姚一平、姚山平，还是工作在杭州的四表妹姚南平和定居美国的五表妹姚蜀平，每次见面时，他们仍按旧时称呼，叫我一声“小姐姐！”，亲切的称呼唤醒儿时的记忆，白发苍苍的我们又都回到了快乐的童年。今年九月五表妹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们相聚在三表妹家中，五表妹弹钢琴，我们合唱童年的歌曲，情浓意深。
童年在西安，教我开吉普车的表兄贺克美，在北京解放那年我母亲让他由长沙转来北京工作，来时他是共青团员，我曾陪他到北京市团市委转关系。荏苒春秋，他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湖南口音和湖南特色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给我一点家乡特产：经盐糖淹制过的红红的老姜，甜辣甜辣的，又尝到家乡醇厚的风味了！
我早年的朋友、儿时的兄弟姐妹啊！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我们相聚时，最热烈的话题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心。
晨日相逢风雨骤，
夕阳聚庆桂花酒。
酸甜苦辣埋心底，
热血依旧比酒稠。
重新创业中，在拍《曹雪芹》时，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已逝）和她的丈夫李光晨，还有何家济、苏伟以及许多演员都帮助了我。办《中国戏曲电视》时，曾是中央电视台导演的果青，新影的王永宏、文艺报的主编钟艺兵等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深圳出版诗歌集《百花吟》，又相识了海天出版社的热心的薛亮编辑，至今仍有来往。
住在永定门东街时，管片的片警王林是个不同凡响的警察，作风文雅、朴实，热心帮助他管辖的每个居民，尤其对孤寡老人照顾，我二儿子去世时，他不仅来安慰我，并及时帮我处理一些后事。他有20余年的警龄，甘愿长期留在基层为老百姓勤勤恳恳服务，做个普通的警察。但他并不普通，他爱好文学艺术，遍读古典小说，又习画、习字。我搬家后，还在百忙中来看我，问我如有什么困难，他会尽力帮忙，真够朋友。
三0一医院心脏病专科大夫凌瑞琴，是母辈的朋友，也一直关心我和女儿的健康，她研究的促生“褪黑素”的“睡眠康宁”助我缓解失眠痛苦，她是一个对所有病人都温和、耐心、认真的医生。
当我的《百花吟》诗集在深圳发行后，收到三十几个图书馆给予的收藏奖状，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读者和朋友的来信。曾与我在宣传部共事的王建来信说：“你一生是苦难的，也是光荣的。”深圳一位读者来电话说：“钟老师，我将您的诗集寄给了我的母亲，母亲也受过许多苦，希望她像您一样坚强、乐观。以书会友，乐在其中。
我的大厦里，还有我父亲的大家庭。
我继母朱霞真，苏州人，离休于中国铁道学院，文化大革命后，每年春节都去父亲家，每次都能尝到她亲手做的特别可口的江南菜，尤其是八宝饭，最为我们喜爱。继母长期照料父亲生活，能同甘共苦。她脾气好，为人和蔼，我很尊重她，和兄弟妹妹们一样，也喊她“姆妈”，我融入了这个和谐的大家庭。
父亲从不为子女谋职，但他的十个孩子在他身传言教的影响下，都成就为社会有用之才。
我大姐钟步超，大连轻工业学院物理系离休副教授，2006年七十八岁，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我行二。大弟钟呐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二弟钟战天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室主任。三弟钟戈天北方交大老师。四弟钟漫天中国纺织工业部服装研究科技中心处长、著名的中国古今民俗鞋帽饰品专家。五弟钟波天原工大附中心理学教员，现在是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六弟张得宁上海华星物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妹钟霞天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小妹钟渤海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我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二儿子建一病危时，他们都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和分担值班的劳累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我得到了亲情的温暖。
父亲还有三十余位孙辈，个个成才。102岁的父亲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2005年8月8日午夜，在恬静的睡眠中，102岁的老父，带着满堂儿孙的爱戴，带着他对祖母永远的遗憾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曾任职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为他成立了《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会，宣读了庄严的悼词。肯定了他对革命“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
现附上北方交大的悼词
钟皿浪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黄埔军校三期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原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钟皿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8日逝世，享年102岁。
钟皿浪同志，1903年生于湖南岳阳市张家村。1920年参加湘兵学兵营；1922年进广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广东第二军学校及湘军讲武堂连副；1925年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同年参加北伐任广东东征军政治部宣传委员、广东中央政治讲习班队长；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同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营长，领导江西安源煤矿矿工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被捕；1928年保释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考入南京禁烟委员会；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任铁路警务段长等职。钟皿浪同志为了拉出一支队伍重回党的怀抱，于1939年打入汪伪组织，先任伪独立第14旅旅长，后任伪南京警卫三师师长。经过多年精心酝酿准备，在白色恐怖下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策划起义。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警卫第三师3000官兵武装起义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致电钟皿浪同志，高度赞扬此举。1945年8月经华东局批准，由刘贯一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3年10月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在此期间钟皿浪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为党的教育事业、为铁路建设培育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下，钟皿浪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心身摧残，被打成“叛徒”和“特务”，遭到了批斗和诬陷。在逆境中，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
钟皿浪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1995年离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继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钟皿浪同志为人正直、严谨、宽厚、俭朴、自律、自强，不但从不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而且主动放弃组织安排的扩大住房。离休后仍坚持天天看报，坚持锻炼身体，堪称楷模。
钟皿浪同志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廉洁的一生和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和好干部。我们沉痛悼念钟皿浪同志，化悲痛为力量，
为把我校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钟皿浪同志安息吧！
北方交大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5年8月13日]
父亲不在了，但他的人格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后辈。
忘不了和我结下工作因缘的北京京剧院，从1962年至现在已经44年了。文革结束后，剧院领导就派我和演员侯连明、陆翱、团长李少楼去郑州采访文革斗争，很快我们就为剧团提供了上演剧目：《站上风云》。如今还难忘我们体验生活时，乘着运货小车飞驰在郑州的铁轨上，惊险、豪气，壮志凌云。1966年春节我随剧团赴北大荒慰问，坐在大轿车上脚冻得发痛；车也冻得熄火了。我们全体演职员下来推车，推呀！推呀！热得我们将棉大衣扔在雪地。众志成城，很快车就发动了，在我们欢笑中它又奔驰在皑皑雪原上。最难忘我在开创北京市少儿京剧昆曲剧团初期，许多演员的参与和支持。逝水不返，华年渐衰，院领导王玉珍等的经常关怀，老同事见面彼此的几声祝福，又似春风阵阵飞进了心窝。
忘不了啊！忘不了，所有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包括我文中提的到或还没有提到的亲友。是你们颗颗善良的心给“死不了”洒来阳光和雨水，使她从枯萎中缓过来，逐渐灿烂。使我终于建成的大厦里笑声回荡。
《风雨半支莲》读后
陈牧
看了钟鸿的自传性著作《风雨风雨半支莲》，心情非常激动，也很沉痛，这不仅我们是老同学，还因为我和她同命运，感触较深。
194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历史系二年级，她在读中文系一年级，我们都是《新诗社》的社员。记得有一次《新诗社》在师大图书馆开会，她和《新诗社》另一个社员毛承志先到，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那时我只知道她是师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的女儿，圆圆的脸，白里透红，双眼清亮，看上去顶多只有十六、七岁，非常美丽。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以后北京解放，我随军南下，在武汉《长江日报》当记者，1957年因提倡办晚报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被调到武汉汉剧院当编剧，和钟鸿同行。1981年，也是应师大老同学、当时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于民之邀，写反映解放前北京学生运动的话剧《小草青青》，住在师大宿舍里。有一天，师大老同学徐康向我引见一位女同志，问我：“你看她是谁？”我看起来面熟，正在想：她是谁？徐康说：“她是钟鸿啊！”这时我才看到，婷婷玉立地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钟鸿，其实她那时差不多有50岁了，这是隔了30年后我和钟鸿的又一次见面。
1986年我在武汉市文化局任艺术处处长兼《文化报》主编，她从湖南来到武汉吊唁她的先祖黄兴昔日辛亥革命的战地时，我用报社的小卡车陪她到武汉的东湖游览了一圈，1987年，我到北京《中国老年报》任副总编辑，她在中国广播电视戏曲学会任会长，见面的次数多了一些，但是，尽管后来我还帮她办了两期《中国电视戏曲》杂志，但对她的经历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出身名门，她的童年应该是很幸福的。及至这次看了她的《风雨风雨半支莲》才知道她进师大中文系以前——只有十五、六岁的她，已经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坎坷：初尝黄连的孤儿；流亡四川，逃出银川，西安、兰州的三进三出，及至重返北京。在师大读书时期，因为我是当时地下党的支部委员，我知道她对中国共产党是忠诚的，在《新诗社》也很积极，所以不久地下党组织就发展她为“民联”以后又发展为党员，但是这样一位对党无限忠诚，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作风儒雅的女同志，1957年竟因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冬小麦之歌》而被打成右派，在历次运动中又遭遇一连串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折磨。这些苦难，她在书中已有许多叙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她写的《风雨半支莲》这本书的价值。
我认为《风雨半支莲》这本书，如其说是钟鸿的自传，不如说是对极左路线所所造成的恶果的一个典型描述。“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一次大浩劫。在那次大浩劫中，被打成右派的竟达55万人之多。右派改正后，有许多人写“反右”的书，但像钟鸿这样，把极左路线对她的迫害从头到尾贯穿下来并写出后来的健康心态的不多。这种写法更可以看出极左对一个人所造成的苦难恶果之深。钟鸿书中说：“右派帽子是铁帽子”，这我有深切体验，这是《风雨半支莲》最鲜明的特点，这是其一。
其二，《风雨半支莲》的文笔比较流畅，文风也比较朴实。说它流畅，是钟鸿把主线贯穿在每一章每一事件，贯穿得是如此贴切，如此自然，这是她有切肤之痛所致。说它朴实，是因为全篇既没有虚字又不夸张，而是实事求是地娓娓道来，使人看了既亲切又引发深思。钟鸿是诗人，其中引用了许多她自己写的以及她的亲人和别人写的诗，都用在感情深处。比如第三章“山河破碎童心碎”，她写1939年和妈妈到当时的北平时，在继父黎锦熙主持的大词典编纂处办公室门前有两盆无花果小树，上面结了许多绿色的紫色的小圆果，有次一位叔叔摘了一颗给她吃，并告诉她：“这叫无花果”。她这样写道：“我咬破果子，真是难忘的滋味，白色的乳汁，有着水果的清香，牛奶的甜美…吮吸着果汁，仿佛在品尝我当时的幸福生活……”接着笔锋一转写道：“五十年后我将这经常涌出的记忆，结合坎坷的遭遇，写了这么首诗《无花果》：
虽然上帝夺去了你开花的权利
但你用绿叶也要培育果子
紫色的果子包含清香的乳汁
比所有的花果更加珍奇”
像这样把几十年以前的幸福经历，与几十年后的坎坷遭遇一气呵成，用诗来渲染情感、传递痛苦，在书中比比皆是，可谓诗情画意，此为该书的又一特色。
其三，在《风雨半支莲》中，钟鸿不仅写自己的童年，初恋，大学生活，学运，反右前后的坎坷遭遇等等，而且扩展开去，写她的父母、继父、兄弟姐妹、丈夫、子女、朋友、上级，以及与她有关的一些人；不仅写他们反右前后的态度，而且写他们的学识、品德；不仅写她和这些人的交往，而且写她和这些人所处的城市、农村、环境等。她在写这些人和事时，都是夹叙夹议，引经据典写得有声有色。比如在《重返北平》一节中，她这样写道：“美丽的北平啊！文化悠长的故都！1153年起，金朝开始在这里建都，距今已有850余年，现在在北京广安门河沿公园，树起了富有特色的高高的纪念碑，仰望着它，引发无限遐想……随之在这块宝地建都的是元朝、明朝15帝、清朝又连续10代于此，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朝朝、代代，积蓄了多么丰厚的文化底蕴啊！”“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就是在北平建立的……”
她写继父黎锦熙时，提到黎写中南海的诗和钱玄同主张大词典编纂处设在这个北京最美的地方，黎诗曰：“中海荷香临水际，望中琼岛是蓬壶……”，黎记录了他和钱玄同的交谈：“民十七，战地政务委员会来北京，北京改为北平，大总统府所在之中海，辟为文化学术机关区，钱先生主张（大词典编纂处）定要在那里头找房子。”又叙述了她继父为天才女画家孙竹青立传，表达了继父对扼杀天才的不公世道的抨击和对善良无靠的女才子夭折的深深惋惜，影响时年九岁的钟鸿开始洞悉人间的真善美与假丑恶。
在《难忘兰州》一节里，她写道：“我和妈妈、妹妹爬过贺兰山，来到黄河边，妈妈雇了个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把十二张掏空的吹足气的羊皮筒，绑在用竹竿扎成的方形架子上。这没有船帮的一叶轻舟，载着我们一家人和简单的行李在惊涛逐浪的黄河上漂行。羊皮筏子随波涛起伏，水接蓝天，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我们仿佛也随波涛到了天边。这壮观的情景，使我忘记了恐惧，为后来在人生的狂涛中，积蓄了勇气与沉着。”
这种把上下古今联系起来叙人叙事，使人搁卷之余，尤有余韵可以品尝。品尝之余，感到书中有一种深邃的意蕴，让你去捉摸、去体验、去思考，这是《风雨风雨半支莲》的另一特色。
综观《风雨半支莲》以上三个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既是钟鸿的自传，又是解读、批判“反右”的力作。它既叙述了钟鸿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又显示了钟鸿才华横溢的文采，文采中有理念。是一本有文学价值和理念价值的好书。我和钟鸿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我在前面讲：“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激动，又非常沉痛”，她写出了我的心情，也真实地反映了我辈人的经历，所以我为她的《风雨风雨半支莲》祝贺，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它。
向一个生命的强者致敬
——《风雨半枝莲》读后
□文/郭爱民
我喜欢看传记。通过读传记来读历史、读人生，历史会变得形象而丰满，人生会变得具体而深沉。读钟鸿老师的《风雨半枝莲》，就让我看到许多生动的历史画面，让我领悟到人生无穷的苦与乐。
认识钟鸿老师已有10个年头。
如果说，10年前对钟老师的了解是平面的话，那么10年后，一个立体和多维的钟老师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时间和空间沉淀的结果，更是与她近距离生活之后的感触。
10年前，她于我，仅仅只是一个杂志社的领导和戏曲领域的专家；10年后，她的角色，更象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的母亲、良师益友、与时俱进的榜样。
此刻，往事全都涌上心头。我想，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一定带有她生命航程里的印记，或多或少承载些什么，但没有读她的回忆录前，还都是一些片断的印象，一些感性的认识。
1997年，我一个从外地进京求发展的女孩，蒙她不弃，进入她一手创办的《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做事，虽然她不常来杂志社，但只要一来，总是忙着开会。在会上，她的发言总是带有长者的睿智和宽厚。在会下，她也对我这个只身在外的女孩子给予了应有的关切。有一次，她找到我，叫我把每月月票单据撕下来拿到社里报销，虽然只是区区的25元钱，但足足让我温暖了好久。
5年半前，听了她的劝告，来到深圳求发展，她住在她儿子留下的房子里接待了我和我爱人，在我们同住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更近距离地熟悉了她。
她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2001年的大年初一，一早，她叫上我们一块去游仙湖植物园。坐了两个多钟头的车，到了才发现园内人车爆满，园内道路都被进园入寺烧香拜佛的轿车堵住了，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尾气。我们只好败兴而归。回到家后，她即给政府的相关部门写信，反映园区出入口的设置问题，以及从环保和大众利益出发，建议禁止私家车入园。不久，这封信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表示接受意见并考虑改善方案。
她常在冬季来深圳，总说：“深圳太美了，我要把这里的百花写成诗篇，献给这座花园城市。”她说到并做到了。在深圳的公园、社区的花坛、街边的花圃，卖花姑娘的身旁，经常会出现她的身影，她边走边看，边摄边记，边赏边问。终于，她的《百花吟》诗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在《海天》组织的新书签售会上，很多年轻的读者围着她签字，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在一旁看着她，心里也由衷地高兴。
她还欣然受人所托，帮所居住的物业管理处抒写欢庆节日的朗诵诗歌。
大凡爱写作的人，都富有感情。有一次，我打算搬家，事前和她说好了，她也答应了。一大早，我背着包准备出门时，和她打招呼，“钟老师，我走了。”见她坐在床沿上，半张着嘴，没说话，我还以为她在笑着，但走近一看，她低着头在默默地哭，我眼里也一酸，我想她是心疼我们，在一块住久了，临别有些恋恋不舍。我用双手抱着她，像抱着怕游子离去的妈妈，边抱着她边哭着跟她说，“我不搬了不搬了”……
现在我爱人还一直在念叨钟老师对我们的关爱。我星期天早上爱睡懒觉，钟老师会在晨炼后，帮我买来螺旋藻面包和豆浆。她还会心血来潮地给我们做上一顿中式西餐，同品红酒。我刚来深圳时，由于定位不准，找工作不顺，我一度想打退堂鼓回老家。是她，劝我重新定位，并且不时把报上的新招聘信息告诉我。后来，她回北京了，听说我过得较为窘困，还从北京专门寄钱给我。收到汇款的一霎那，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还有比这更贴心的“老师”么，自己的父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说什么，我也得在深圳扎下根来，不辜负她的期望。
读了她的新作《风雨半枝莲》后，又从理性上认识了她的爱，她的情，她的真，她的纯，她的美，既折射着父辈的教诲和荣光，又彰显着她善良的禀赋和对人类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
她的一生浓缩在了她的回忆录里。我一边读，一边与她一同喜，一同悲，一同乐，一同苦，一同亢奋，一同伤怀……
在她的回忆录里，讲述了父辈和自己在近一个世纪里的悲欢离合。透过她对历史的纵横的描述，我读到了发生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身上的各种创伤，更读到了勇者和强者身上坚定的意志和追求。
作者看似在“讲古论今”，实际上是在揭开她尘封许久的心灵历程，诉说生命的沉重和生者的尊严。
《风雨半枝莲》有如电影一般，有极富感染力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映衬下，人物冲突和高潮迭起……“剧”中正派、反派、主角、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得过瘾看得心酸看得落泪，一幕幕世相百态剧。我作为一名青年人，从中看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历史大动荡的侧影。
钟老师的文字，朴实中不乏灵动，轻松中带着凝重，有强烈的画面感，单独阅读哪个章节，都让人饶有兴趣。我就是这样看着看着，心随着年幼的她一同坐在吱吱嘎嘎的独轮车上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破洋娃娃，我的心同她一样猛地抽紧，心底掠过一丝恐惧和愤恨；我追随她共忆那段在铜梁乡下难得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感受她在兰州上中学时，那份情窦初开的少女纯真；我敬佩她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的积极上进；我钦佩她走上革命岗位，带着一颗真诚火热的心投身农村工作；我同情她在反右期间的单纯、幼稚和所受到的委屈。
俗话说早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是人生的大不幸。而她集幼年流离失所、中年离异、晚年丧子于一身，这样多重的打击多重的苦难，她都顽强地挺过来了，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死不了”花。读了她的回忆录我也才了解她在深圳日以继夜地写《百花吟》时，是在将自己努力从人生最大的痛苦中拔出来，用美好快乐的事情医治心灵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