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大房子塌了
“人生初开的花多甜，它结出的果子太苦”（哈代）
一只温柔洁白的小绵羊，正在广阔的草原上蹦蹦跳跳，享受生命的欢乐。哪知一个暴雷猛然在它头顶炸开，将它打倒在地，它喘着气、它挣扎着。
1958年6月1日，26岁的我和32岁的丈夫查汝强、到东单街道办事处去办理离婚的手续。亲手拆散我付出极大代价精心营造的家——“我的大房子”。美梦变成了恶梦。
这天街旁的绒树树冠的朵朵红丝花，依旧秀丽，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们默默无言一前一后地走着。八年前，此时节俩人是情话绵绵，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进了东单办事处婚姻登记处，一位30多岁的女办事员接待我们。她留着短发，中高个，兰色的干部服，显得朴实、和善。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后，用探索的眼光说道：“我看你们很般配，又都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为什么要离婚？”空气凝固了几秒钟，查汝强开口了：“因为她是右派！”这简单的一句话像是批斗会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的声浪，向我冲击而来；又好象当头被打了一闷棍。我一阵晕眩，眼泪随即涌上眼眶，我忍住不让它掉下来，低下头，静了静心。女办事员用手轻轻地触动一下我的臂膀说：“你过来一下！”我站起身随她到办公室的另一端，她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为你协调。”我说：“谢谢您，不用了。”她说：“你再考虑一下，你们还有孩子。”我说：“既然他已绝情，没必要挽回了，至于孩子”我的喉头哽咽了。
孩子，我可怜的小强、小鸿，从此你们没有完整的家了，但这不是妈妈的过错，即使妈妈委曲求全，这个家也是难以维持。妈妈被打成右派，被社会抛弃，你们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前程，他已铁了心要拆散咱们的家了。思想至此，我抬起头正视着女办事员说：“我会给孩子们更多的爱，孩子是可怜的，但夫妻间强扭的瓜也是不甜的。”来办事处之前，支部书记老甄也曾经对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支部就不批准老查提出的离婚要求。”仍然出于以上的思考，我向支书表示我同意离婚，我不愿意成为人家的包袱。但我万万没想到老查会在办事处提出的离婚理由是：“因为她是右派！”。虽然这是真话，他完全可以说：“性格不合”吗？何必在我的伤口上又撒下一把盐。
女办事员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表情给我们签发了离婚证书。彼时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或暗示对右派配偶必须离婚，所以女办事员和支部书记才会徵求我的意见。其实查汝强他当时思想里认为我只是世界观的问题。在婚姻上他也是犹疑的，曾问过我：“离了婚，你和孩子怎么生活？”不愿示弱的我回答：“有什么不能过的？”他心里明白我并非真正的敌人，但他改变不了风向，改变不了“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的指示。改变不了遵循指示每个单位总得打几个右派的结果，他看我是被打定了的，他禁不住社会的压力，他要考虑他个人的前途，他不愿有个“右派”妻子；何况有新的港湾在向他召唤，所以他在婚姻登记处，出语尖利、不留余地。1958年5月28日支部白天通知我定案结果，当晚他向我提出离婚，6月1日去的街道办事处。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查汝强遭遇批判，不停的检讨和劳动也折磨了他许多年。
听宣传部老友余梓林说，他与查汝强1959年同在房山周口店南韩继村劳动时，组长王某派老查赶大车，这一下难坏了查汝强这位白面书生，他不知怎么吆喝拉车的驴骡，它们听不懂他的话，就是不走，急得他双眉拧起了疙瘩，，老余发现后，告诉他对骡马的语言：“‘走’是‘驾’，‘吁’是‘停’，再加以鞭子的方向性的动作。”
查汝强当时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兼马列主义讲师团团长。王组长是讲师团的成员，在这次运动中整人甚狠，可谓“二号借风者”因为王“革命觉悟高”，是一名飞扬跋扈的“借风者”，此刻他被派为领导下放干部的组长。他可以飞扬跋扈地呵斥和查汝强了。尽管老查每天赶车已累得筋疲力尽，到晚上班会上，王某依然要对老查找茬批判，要老查做思想检查。
文革后期老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自然辨证法研究室主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他的才智又得到发挥，写文著述；出国几次访问和讲学。可惜仅仅舒坦了十个春秋，1990年他就去世，年仅64岁。
九十年代初，宣传部老同志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开始年年聚会，我与老查也像老朋友一样见面、点头、问好。1988年聚会午餐时，他还特地坐在我身边，问我：“生活得好吗？”我当然如下回答：“很好！”此时我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同时为《曹雪芹》电视剧的拍摄筹集经费。他微笑地对我说：“能不能帮我拉点赞助？”“干什么？”“我还想出国讲学。”我说：“不好办。”为剧组拉赞助名义大，才能得到支持。当时我觉得他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世事？是书生气，还是太不了解我，我从来不为个人私利奋斗，不为自己，也不为别的个人。另外他不觉得我们的距离早已遥远了吗？难道在他心里没有这个距离？
从办事处出来，我只身回到我的办公室而没有回到和老查同住的东交民巷市委宿舍，那曾经是我营造的甜蜜的“家”；现在它只是一个空壳，这里再没有孩子们的笑声，再没有夜半的切切私语。坍塌了，坍塌了，我的大房子。
这天是星期日，办公室静悄悄，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我栽种的那盆五颜六色的“死不了”，阳光照得它生气盎然，蓬蓬勃勃，难怪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太阳花”。我抹去眼泪，凝视着心爱的小花，我应该学你，哪怕只有一点阳光，就可以呈现艳丽，虽然现在我头上笼罩着沉重的阴霾，心中却幻想着太阳早点出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不是一再让我早日认“罪”，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吗？年轻天真的我相信这就是党的政策，美梦又悄悄在心中升起：“‘死不了’啊！我一定要像你那样，努力去追寻阳光，蓬勃、灿烂地活着，成长着，献给人们一份愉悦。”
当我站在窗前，又做梦时，哪里会知道我后来虽然熬到了摘帽，但仍然被周围的人称为“摘帽右派”，“另类”对待。当年杨述部长是出于好心劝我不要再对抗，争取早日重回人民队伍；同时怕我继续对抗而被加重处分。他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后事会如何发展。
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耳机。一个娇嫩、清脆、甜美的声音跳入耳中：“妈妈！今天是红日历（星期日），你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哦！小鸿（建一小名）宝贝，妈妈今天要加班。”鸿儿说：“今天是儿童节，您加完班，和爸爸早点回来！外婆一早就到幼儿园接我和哥哥回家了。”我说：“好！乖孩子。”
中午，我想查汝强此刻不会在宿舍里，至少是吃午饭去了。于是我走到宿舍，开门拿走了我的衣服、日记本和抽屉里800元的一半。没想到的是：过了个把月，查汝强竟然打电话对我说：“抽屉里的钱，你怎么拿走了一半？”我反问道：“怎么？”他说：“我的收入比你多呀！你拿一半不合适吧！”我回答：“夫妻财产是共同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底气不足地说：“哦，哦，那就算了吧！”挂上了电话。我真觉得他太小气了。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我给大儿子小强买了新毛衣和一床新被，并直接和部里财务处的同志说好，从老查的工资中扣除这笔钱，老查对此当然不满。管他呢？反正以后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当天我回到西单成方街35号母亲家，（后来此地为新建的长话大楼征用）。母亲和孩子们热情地迎接我，母亲在饭桌上已摆上了栗子红烧肉、芥末白菜墩等各种诱人的菜肴。孩子追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我只好随便找个理由骗了他们。
入夜，看着两个宝宝甜甜地睡了，我写了简短的日记：“6月1日在这个日子里，我和汝强伤害了孩子，我们离婚了。小强由他抚育，小鸿（建一）归我抚养。可怜的小强，你要离开亲爱的妈妈和小鸿了。我可怜的孩子啊！你对妈妈是那样的依恋，惟恐失去妈妈的爱啊！”25年后，我重读此日记，在页后的空白处又补记了几句：“1983年9月5日，二十五年过去后，重看上面这段日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也让我心酸，这是永远不能愈合的的伤痕啊！”1999年，四十一年后，偶然看到强儿给他女儿的信，更感受到他心灵创伤的深刻。他信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慧儿：自我幼时父母离婚后，就感到哪儿都不是我的家，直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才有家的感觉。”
现在回想当年在孩子问题的处理上简单化了。我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都留在我身边呢？当时我被下放劳改，孩子也只能委托母亲和姨妈照料，为减轻老人的负担，我就把强儿交给了他爸爸。事实上过了不久，在我通过组织扣了查汝强一点工资为强儿买毛衣，查不高兴后，我曾托部里同事老查清华的同学储传亨与查商量：强儿仍由我抚养，他没有同意，从此每到我休息日，我像过去一样将强儿接回外婆家与我和他弟弟叙天伦之乐。寒暑假也接强儿来外婆家住。强儿初中三年级去内蒙插队后，我也尽力照顾他，让他弟弟去看他并带去收音机和他准备在当地购房之部分用款以及外婆亲手做的剁辣椒等，但这些仍抚平不了他心灵的伤痕。
家庭破裂，对子女的伤害，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要不是那场意外的反右风暴，何以至此。
二、初尝“黄连”的孤儿
我五岁，父母离异。两代孤儿苦，各有不幸。
1931年到1945年，中国大地上蔓延着抗日的战火，接着内战的硝烟又弥漫全国直到1949年。我是在这些战火硝烟中挣扎着、逃亡着、成长着；我的家也不断地迁徙和变化。
1936年的夏季，我五岁，妈妈在长沙教育厅工作时，请假带着我和姐姐去探望在上海铁路上做事的爸爸。上海街道两旁，高楼林立，绿树飘逸，夹竹桃与卖花姑娘手里的玫瑰争红斗艳。我沐浴着暖风，浏览着美丽的景色。叫卖水果的声音诱惑着使我放慢脚步。可妈妈牵着我的手一步不停地紧赶着走，我喊：“阿爸！”（母亲性格刚强，自认不亚于男人，不让我们喊她妈妈而是呼她为“阿爸”，因此我们喊父亲则为：“爷爷”——音yaya湖南人有如此叫法的），可妈妈仿佛没听见，没理我，我抬头看着妈妈，只见她双眼无神、脸皮蜡黄、嘴角下垂，我不敢再开口了，把视线从水果摊上移开，一面紧跟着妈妈的脚步，一面仰头看看街两旁的大树。树上传来了蝉鸣，真好听，像爸爸吹口哨。好象爸爸在叫我的小名：“小毛，来！咱们划拳，赢菱角。”不由得，我脚底下开始小跑起来。“跑什么？不是慢腾腾，就是疯跑。”妈妈一边呵斥，一边拽紧我的手。我辩解道：“我想快点见到爷爷。”妈妈没有吭声，反而放慢了脚步，一脸颓丧的表情。姐姐一言不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终于到了，这是上海一家小旅社，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家。踩着嘎吱嘎吱的木楼梯，我们上了三楼，楼道里有许多房门。妈妈推开一扇房门，只见爸爸坐在一张靠椅上，右手放在一张只有一把暖壶和几个杯子的小桌上，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我还以为爸爸一定会像以往一样跑过来抱我，可没有。爸爸的脸像妈妈一样，阴沉沉的。爸爸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拉着妈妈的手，或是用臂挽着妈妈的肩。只是指了指桌旁的一张旧铜床让妈妈坐下。我也不敢凑上前去，扯着妈妈的衣襟，半依在妈妈的身旁偷眼瞧着他们。这哪像我住过的家，我真想哭，但看着爸妈一言不发，我也不敢出声，沉默，火山爆发前的沉默。还是急性子妈妈忍不住了：“健魂，为什么约我们到旅馆来谈，我们的家呢？”爸爸说：“没有了。”妈妈说：“还没离婚，你就把家撤了，做得真厉害！你为什么提出离婚？”爸爸说：“贺衡，我们俩性格合不来。”妈妈嚷道：“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么多年我为你担惊受怕，救你出死牢，生养两个女儿，你就这么一句话打发了？”爸爸说：“恩是恩，生活是生活。”妈妈又说：“难道就不能挽回了。”爸爸说“我需要性格温柔，对我体贴的，从长远来说我和你一起生活不合适，我已经遇到合适的，三个人怎能并存？”只见妈妈嘴角往下撇，双泪流出，双肩抽动，妈妈哽咽地说：“健魂，你好无情！”。我不知他们说话的含义，只因为妈妈哭了，吓得我也哭起来。姐姐大概明白了，把头卡在铜床的栏杆里嚷嚷：“你们要离婚，我也不活啦！”爸爸忙把姐姐轻轻地抱出来说：“这是大人的事你不懂啊！”姐姐说：“那你不要我和小毛了。”爸爸说：“步超，你和小毛先跟着妈妈过，12岁时到我这里来读书。”妈妈说：“步超，妈妈能把你们带大，不要求他了。”妈妈擦干眼泪对爸爸说：“哼！三个人不能并存，你们两个正等着过甜蜜生活呢，我也不会为你去死，离就离吧！”爸爸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和一只钢笔放在桌上。妈妈提笔在这两张纸上签了字，爸爸也签了字。一人收起一张。爸爸走到妈妈身边轻轻地说：“贺衡，我对不起你了。”他扶着妈妈的双肩，眼睛红了，妈妈把头靠在爸爸胸前，他们俩人抱头痛哭了。
当时我看到那莫名其妙的离别场面，只晓得哇哇大哭。没想到妈妈倒不哭了，还往我背上打了一巴掌：“哭有什么用？”可我受此委屈，哭得更凶了。他们又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见妈妈对我说：“我们走吧！”临出门，爸爸终于抱起了我，亲了亲我的脸，还说：“长到十二岁，我接你们来上中学。”
妈妈带着我们姐妹离开了爸爸，直奔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再注意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听不见任何诱人的声音。不断萦绕在脑海中的只有和父亲短短的相见又匆匆别离的情景。其时虽然不明白大人的事，但已感到从此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温暖的家，也许从此开始了第一个梦——希望有个能得到父爱和母爱的完美家庭。
不久以后，我才听妈妈说爸爸和另一个阿姨结婚了，而且快生小孩了。
1951年，我参加北京支援上海的三五反运动时，父亲在杭州铁路局任局长，我抽空去看望他。当时我已经20岁了，竟然在与久别的父亲重逢时的第一句问话是：“为什么要和我妈离婚？”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
直到我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后，才体会到人之间，要达到理解、谅解、融合和宽容是很艰难的。爱情这首歌最甜美也最苦涩，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爱情亦如是，甜蜜欢快的乐曲往往变奏为凄凉悲情的旋律。
父亲虽然早与母亲离异。但他一直惦念着母亲，1954年他被调至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到京后，他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替他买点礼品送母亲。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花了25元买了一张富有艺术性的竹椅，为他们圆了逝而未泯的湘竹情梦。1983年初，父亲闻听母亲病危，专门跑到天坛南门母亲的家来看她。临离去时，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脸说：“好好休息，以后我再来看你。”母亲说：“要看，就现在多看几眼。”父亲没有再说一句话，站在一旁的我，早已为这生的永别，泪水扑簌。
1983年4月25日母亲去世，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看到一张画在信笺上的画：一支桃花含苞初放，纯真、羞怯而妩媚。无意中顺手翻过来，看到一首诗：-忆昔携手下金陵，不问前途吉与凶。几经沧桑几经秋，几多恩爱几多仇。今君挈女独归去，何日魂还共度秋。健题1936年]“健”这不是父亲钟健魂的‘健’吗？1936年正是我五岁，他们离婚的时候，而母亲的桃花是1929年画的，正是母亲与父亲初婚不久送给父亲的。啊！我才明白了当时他们为什么一边离婚，一边抱头痛哭。他们感情是深沉的，然而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吵嘴，使父亲痛苦，久而久之，移情别恋，无可奈何。人生啊！各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夫妻离异。
如今父亲已经一百零二岁了，他把他自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其中有个信封，上面写着“恩人的材料，保存好。”我抽出一看，一张是1927年救他出死牢的吴仲孚的叔叔在全国解放后写给父亲的回信，告知吴及其家中情况。一张则是母亲写的寻找吴仲孚营救父亲的经过。父亲并未忘记大革命时期，母亲帮他从死牢中救出的恩典，所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也才会在离别三十余年后还来看望垂死的妈妈。其实他也很爱我和姐姐，在我被划成右派后，他专诚来看我，鼓励我，当我生了小女儿，他写信祝贺，并抱起小外孙女亲吻她的小脸。直到现在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很关心地问及我和女儿的生活。因此我也早理解了父亲。
今天我自己重演了儿时亲眼看到的父母离异的悲剧，虽然没有让我的孩子目睹那难堪的场面，但也会让他们尝尽失去完整家庭的苦酒。今夜让他们好好地睡吧，不要打搅他们甜蜜的梦啊！
我却失眠了，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右派？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把党比作母亲，我不过是她怀里的一只小绵羊。为什么要遭到家破人散的命运？想不通啊！想不通！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渐白孤灯灭。”从此我长夜辗转反侧。
我到底是一个应被铲除的魔鬼，还是一头无辜的绵羊？
我是怎样走向革命的，我又是怎样被划成右派的？往事绵绵
三、温暖的池塘
离开上海的小旅馆，妈妈就又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长沙。
可她在长沙市教育厅的工作却丢了，于是妈妈带我们回到她的老家——长沙塴圹羊凤塘。
一踏上乡间小路，就由汽车换上了人推的独轮车。包着铁皮的木轮碾着凹凸不平的黄土小路，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随着这首古老的歌，摇摇摆摆地坐在行李上的我，放目田野的风光——笔直青翠的竹林，梗直、强硬而又永远充满自信地迎风挺立。这已是1936年夏末了，绿油油的橘子树挂满金色的橘子，诱人馋涎欲滴；比玫瑰大三四倍的粉色芙蓉花在一人多高的枝干上芳菲展放——真令人心旷神怡。啊！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我暂时忘记了离别父亲的悲情。
蹬上十几层石头台阶，走入一个无围墙的大院。院子的北边，是所大宅院，朝南的大黑门，门上油漆着金色的大字对联，无非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
进入宅门，转过屏风，就是头一进院落，后面还有两进。每栋房屋都有中堂、东西屋。三进院子后有猪圈、仓库等。母亲的哥哥、嫂嫂和两个外甥，本来就住这里。母亲的姐姐贺定华一家也回老家来了。
在这个大院落里住着母亲兄妹三家人，十来个孩子，好热闹啊！跳绳、踢毽子，捉迷藏。可妈妈没呆几天就进城找工作去了。
约半年时光，终于把妈妈盼回来了，好高兴啊！可是与妈妈一块回来的还有一个伯伯，妈妈和伯伯住一屋，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依偎在妈妈怀里睡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妈妈也不向我说明原因，表弟表妹们悄悄地跟我说：“那是你后爸爸。”于是想起母亲讲过的一些有关后爸爸、后妈妈虐待孩子的故事，我很害怕。
但我这位后爸爸是个最温和不过的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名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在长沙一师当过毛泽东老师。
妈妈让我呼继父为黎伯伯。虽然黎伯伯很温和，可我不敢跟他接近，觉得妈妈也变得离我远了，生疏了。哦！我多想自己的爸爸呀！爸爸的怀抱好宽敞啊！爸爸亲我时，胡子扎着我，我总是一边躲、一边笑；爸爸会和我们逗乐，猜谜语，做手影，划拳但这一切、一切再也没有了。想着想着我就哭了，连妈妈也讨厌了：“哭什么？又没死人。”
妈妈说话的口气从来是这样凶狠，妈妈从来不亲我也很少抱我，我只好常常把泪水含在眼里，到枕头上痛快地流吧。
妈妈和黎伯伯在羊凤塘住了几天，就去了北平。妈妈说过些日子来接我和姐姐，我笑了，我期待着那一天。
妈妈走后，我和表兄弟妹们同到乡间小学读书。大大小小的同学挤满一堂，不分班级，每天稀里糊涂地上学。
最快乐的是放学后和兄弟姐妹们跳到池塘里摸鱼。滑溜溜的小鱼，从腿之间躜来躜去，我就是不敢抓。表哥抓了一条扔给我，还把我吓哭了。但就是这样，每天还要去。不管怎么说，那温暖的水，那嬉笑声，那七扭八歪随意生长的塘边垂柳，那滑头的小鱼，那飞来飞去，不停叫唤的小鸟——都使我感到无拘无束，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不会看见表兄弟妹围着自己的父母撒娇的样子；也不会听见舅母姨妈喊自己小宝贝的亲昵的声音。因为每当看到听到这些时，也正是我感到冷落之时，我为什么就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呢？有一次来了个客人，带来一些糖果，让孩子们吃。姨妈说：“宝贝们快谢谢叔叔。”孩子们一起说了声：“谢谢！”就哗啦围了过去。我姐姐长得高大壮实，从来都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地，姨妈比较喜欢她，所以她也毫不在乎地涌过去。只有我远远地看着，我心眼细，认为自己不是“宝贝”，怎好贸然过去。客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家孩子，怎么没见过呀！长得怪疼人的。”客人拿了几块糖果给我，我轻声说：“谢谢！”客人问：“你爸爸在哪工作呀！”哪知听了这句普通的问话，我突然抽搐地哭起来。姨妈说：“小毛，你哭什么呀！好好回答叔叔的话。”没想到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最怕别人问我爸爸、妈妈，我没有爸爸，妈妈也随人走了。姨妈只好替我答道：“她是我妹妹的孩子，她妈北平做事去了，小毛，别哭了，真成了个林黛玉。”从此林黛玉成了我小时的外号。我怕别人的讥笑，只敢躲在被子里想爸爸想妈妈。但不论怎样，这里究竟是妈妈的老家，也就是我的老家，这里有我喜欢的的池塘，这里有小鸟悠闲轻快的歌唱，天天和表兄表弟表妹们一起玩，还是很高兴的。
1937年初，我曾随姨母和姨父全家迁往姨父的山庄——安徽宣城新河庄。这里有山有水，比长沙老家风景更秀丽。新地方新感觉，使我们这些孩子格外高兴，我也日益开朗。常和表弟妹们到家门前的小池塘里玩耍，抬个大脚盆放在池塘里当船划，从芦苇中穿梭，笑声撒满池塘。池塘里的鱼比长沙的个大，我们抓不住它们，姨父的亲友常捞几条大鱼送给我们改善伙食，现在犹记姨母做的酒糟鱼，其味实在鲜美无比。
在我后来出版的《梦未了》诗集中，就有描写这段生活的小诗。
《小木盆》
一只小木盆，
载着弟和我，
莲蓬间穿，
芦苇中过，
摘一把菱角，
撒一湖欢歌。
《生命之歌》
小三妹，两岁多，
走起路来像鸭婆，
忽闻母鸡咯咯叫，
一摇一摆奔鸡窝。
掏出热乎乎鸡蛋一个，
磕开皮，张开小嘴仰脖喝。
从孩提时代，我已学会从不幸中寻找欢乐，也许这是我后来能闯过大难生存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我的孩子为什么也重复了我的命运，他们是生长于新中国的孩子，他们应该只得到阳光，可他们居然也命运多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