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姐姐南京之行
1983年我问过姐姐她1942年去南京后的情况，-
她说：“1942年我14岁，跑单帮的梁伯伯带我去南京找父亲。
“我曾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看过一个话剧《大义灭亲》，我听说父亲在南京伪政府做事，我想他如果真是汉奸，我要大义灭亲，我胆子大，我是想把父亲的部队拉去抗战。抱着这个爱国的天真的想法去的。父亲和梁伯伯约好，在进入敌区交界处浦镇来接我。守浦镇的伪军军官姓魏。梁伯伯带我找到魏军长。我跨进敌占区看见汪精卫的旗（国民党旗加一黄条，上面有‘和平救国’四字）我一方面觉得耻辱，一方面觉得大义灭亲的理想将要实现了。我穿着蓝布旗袍、短发。我走过伪军跟前，心里喊骂‘汉奸！’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馆里，魏把我接到司令部，请吃饭后，给了通行证。
过长江后坐大车去南京水西门外。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店等着，他去打电话，他还没回来，父亲就来了。父亲找我，我们互不认识，他穿西装。梁伯伯回来给我们介绍。父亲说：‘啊呀！长得那么高了。’他接我到南京最大的饭店，找了一间最好的房子，还有洗澡间。他派人去通知继母朱霞真和大弟呐天来看我，给我举行洗尘宴会。
有天父亲一人来看我，我问他：‘你怎么不去抗日？为什么不把军队拉到大后方？’父亲说：‘你还来做我的工作，共产党的工作很厉害，国民党有什么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国民党的深刻批判。’我一听，父亲讲得也有道理，国统区确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首先想到在成都有次看电影《云霓仙子》，在成都市闹区看了一下商店，高筒丝袜……满是阔太太、阔小姐的用品。可喇叭里还放着“八百壮士”的歌曲。真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面是醉生梦死，一面是浴血奋战。
去敌占区时，经过黄河到洛阳，一路上见到老百姓很苦，大佛爷脚下可见‘冻死骨’。晚上不敢走，有吃人的。国民党战士骨瘦如柴。
父亲的一些言谈动摇了我对国民党的信念，有点茫然了。
我想学日文，刺探情报，实际上还是想为国民党效劳。
听了父亲的话，我想他也不一定是汉奸，也许还是地下工作者，是哪一方，不知究竟。
接我回家，与大弟睡一张床。我们住的是小洋房、竹篱笆，种扁豆。恻院种了花，小后院有平房厨房、下房。继母的表妹、奶妈住这里。
父亲对家里炊事员很平等，有次《五一》，他给厨师放假，领我去做饭，他说：‘劳动神圣’‘平等待人’。每逢星期天上午，必须让我做点家务劳动，才能出去。在院中种扁豆，他带着我做。他也没有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
父亲对任何人都是很平等的，从无不尊重人的语气。他的态度不像我想象中的汉奸军官，这个父亲，怪啦！
我有次到营房去找他，营房很简朴。我在父亲营房翻到过解放区的报纸，讲到解放区政权，讲到农民减租减息，我有些奇怪，是研究敌情吧？我很茫然。
他不在时，警卫对我说：“你父亲很好，对弟兄们不克扣。”这也引起我的疑问，他也从来不教育我滑头，总是正面的好的教育。
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漂亮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啊呀！你还坐轿子来！’
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全国解放后，1953年父亲调来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彼此都忙，很少见面，我被打成右派后，就更没时间，没心情，没条件和父亲接触了。直到我被改正，母亲去世后。九十年代了，他要我帮他跑中央组织部申请恢复大革命时期党龄，这时我才从他的口述、自写材料和他当年的部下写的历史资料中，明白父亲原来对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中国；对引导他革命的中共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秋收起义中损失了队伍，失散了组织后，一直想返回党的怀抱，终于在几年后拉了一支队伍以起义的方式回到了党里。
他的人生道路是曲折而漫长啊！
（一）、逃出满门抄斩的娃儿
父亲现名钟皿浪，曾用名有钟健魂、钟岳张、钟泡影、钟血浪。1903年12月出生在湖南岳阳县张家村。其父张宝根又名张汉臣，哥老会小头目，参加黄兴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父亲四、三、四岁时，满清官兵进村对反清者及其亲属施行满门抄斩。危急中，祖母带父亲逃离老家，到岳阳找到曾和祖父一起当兵的好友钟继昌，请他照料。钟继昌在平江开了个小杂货铺，收留了他们并叫父亲改姓钟隐蔽下来。钟继昌送他上私塾读书。父亲九岁左右，钟继昌也被满清政府抓走处死。他们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上山砍柴、放牛，还到汨罗江吴公市红茶厂当过两年童工。祖母替人洗衣、绣花。
父亲十五岁时，随钟继昌的弟弟到长沙，进入长郡中学上学，取名钟岳张，晚上就在他钟叔叔开的旅馆记帐。
（二）、步入革命
1920年父亲十七岁，参加了当时长沙省长兼湘军司令、老同盟会会员谭延闿组织的湘军（同盟会是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组织的，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拟北伐护法，谭延闿率领湘军星夜赶到广州支援，父亲随军坐船到衡阳，然后步行至广州，日夜行军赶到广州平息了反叛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暴乱。
1922年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谭延闿保送他到滇军讲武堂（军官学校）学习。
1923年冬毕业，仍回湖南湘军，参加创办湘军讲武堂的工作。父亲说：“当时在湘军讲武堂我由排长升至副连长。讲武堂很正规，穿戴也讲究，呢子大衣，红缎里，长马靴，马鞭，学骑马和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神气得很。”他眼中充满青年得志的回忆。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月至9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四）、秋收起义的胜败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年8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月初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五）、陷入死牢
父亲说：“我怀着满腔悲愤，夜行晓宿，跑地到了长沙，跑到樊西巷纸烟店去找组织，哪知物是人非，没见到代表组织的老板，我买了包香烟赶快离开那里。怕被蹲坑的跟踪，直到天黑才回自己的家。第二天，忽然有三个人闯进家门，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蛮横地把我带走。
“开始关在长沙小武门陆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我，是否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我都不承认，只说是做小买卖的。但当时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十一天后，将我带上沉重的脚镣，步行两个小时转至警备司令部，推我进死牢，喀嚓一声铁门关了。
牢房里，到处是屎尿，晚上靠墙坐在地上，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都是枪声、炮声、嘶杀声、血浪滚滚：沙基事件、东征、北伐、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好伤心，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不相信谁吧。
（六）、流浪、找党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裁职。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闿介绍我到湖北农矿厅当科员，不久又被裁减。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长黄柏樵，黄派我到车务段当事务员。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路局派我作防空员。后来，我不愿在日本占领的铁路车务段工作，主动辞职又失业。”
（七）、战斗在日伪心脏
父亲说：“我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想参加抗日战争，可找不到党，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的抗日？但我和国民党曾经经过生死搏斗，能容我吗？1938年夏，见到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罗教植，罗劝我留在敌伪内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罗介绍我到伪军校当中队长。秋，又介绍我到汪精卫典礼参军处当参军。参军长唐莽又向汪精卫介绍我在北伐时在第四军七十七团担任过营长的资历，因此汪派我建立新兵14旅。通过前一段到处找党组织，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个想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我想机会来了，掌握了军权，就可以带队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党的怀抱，所以就答应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大部分部队在星期日黎明，即到达解放区边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借用一个农村大院，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我培训的各排排长，将会议围成一圈，凡是进来开会的先没收其武器。徐楚光主持会议，并代表新四军欢迎三师全体官兵起义。然后我宣布现在队伍准备开往新四军驻地，并讲形势，讲文天祥的爱国故事，讲今天是《八一三》凇沪抗日纪念日，讲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希望各位军官能同心同德起义，走光明的出路。如不愿去者发路费回家，如有反抗者，就地枪毙。这些军官大部分是毕业于蒋军校或日军校的青年，在我严密的控制下，又听了一番慷慨陈词，无一反对者，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向皖北开进，前有接应。
“1945年8月13日到达解放区六合县竹镇。毛泽东、刘少奇来电表示欢迎，并在报上宣传，号召其他国民党部队起义。命名我师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委任我为军长。恢复中共党籍，从1945年算起，这段情况粟裕将军最了解。
“我终于完成了拉一支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宿愿，每忆及此，无限欣慰。不久，我部队合编至华中七纵队，我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刘培善、政委陈丕显）我部参加解放六合等的七战七捷各战役。”
八、起义成功，老母丧命
父亲说：“我星期六将部队带走，星期天日本人就发现了问题，可警卫三师已达到起义目的地。日本兵只得包围了我的家，除了老母外，已无他人。妻子儿女在起义前一个月送去苏州乡下，也曾让我老母同去苏州，但她不愿离开南京的家，又无法对她明说，虽然我安排了人，在我走的周六那天当晚哄她出来，但不知为何没有接出来，因此老母被日军抓走，受到拷打和折磨。抗战胜利，又被国民党抓去作为人质，周总理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接她出狱，但已奄奄一息，不久死去。这使我遗痛终身。
我走后，妻子也曾从苏州乡下来南京寻找我母亲，只见公馆铁门紧闭，日兵把门，哪敢接近，满街的告示：‘以千两黄金买钟健魂人头。’”
1945年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父亲不用钟健魂的名字了，改回在黄埔军校起的另一个名字——钟血浪，同志们帮他把“血”字的一撇去掉，于是他后来就叫“钟皿浪”了
1947年夏父亲调到华东军大任副教育长，1948年任济南防空司令，1949年上海防空处长，1949至1952年任杭州、上饶、上海铁路局副局长。1953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他长年在血浪中战斗，为祖国、为人民立下奇功，进入学校生活，逐步归于平静。他一生淡薄名利地位，到点退休，在他无任何装修的普通三间住房的窗下，种了一长片竹林。每天到他主持修建的校内青年湖旁运动。今年（2005年6月）已经101岁了，依然耳聪目明，神志清楚。
在他恬淡的晚年，人们怀念着他。许多跟随他革命的老部下，在他退休后常来看望和通信问候。尤其是他的警卫排长唐万清，后来在江西拖拉机厂任党支部书记，写了不少随父起义的文章，又成立了江西华东军政大学校友会，念念不忘父亲在华东军大教授高级军事人才的辛苦日夜。
《武汉讲习所》、《原敌工干部会议》《黄埔将校录》编辑部也找他记录史料。
南京市委和南京电视台1999年摄制的8集文献记录片《无名英雄》，中央电视台同年10月播出，赵忠祥讲解。其中就有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夫人朱建平介绍日伪三师在徐楚光和钟健魂领导起义的经过，也有老父亲自介绍的镜头。
《无名英雄》的主题歌中有怎么几句：
“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下正义在心里。我的心。我的爱，洒遍大地和山脉；我的情，我的爱，生死不变，至死不改，要把人间不平来改变。”
父亲的故事，广大的无名英雄，深深地使我感到上一代青年为理想奋斗的顽强精神。1994年8月在《炎黄春秋》刊物上我发表了《理想是顽固的》文章，介绍了父亲的传奇经历。他对理想的顽强追求精神，也传给了我：我历经人生厄运，没有沉沦丧气，始终在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