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篇报道，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说：“好呵，我们洪队也知道包装自己了。”
王莹用酸酸的口气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人说，三分货七分装。吃的要包装，穿的要包装，连卫生巾也要包装，有的假药包装得比真药更讲究！”
王莹和我一样，这一年多在女监待下来，对洪队许多作风是愈来愈看不惯了。她是个直性子的姑娘，有时发起牢骚来比我还厉害。
董雪却一声不吭。明哲保身、安分守己就是她的信条。她对大队长不敢说个“不”字。
我故意问董雪：“喂，小董，你看呢？这篇报道怎么样？”
董雪支支吾吾的：“你说的是写洪队那篇报道吗，我还没认真看呢，不过，写写洪队也没啥不可以，她是我们大队长，又是老模范！”
王莹说：“吹一吹也没啥关系，但是也吹得太离谱了，许多事根本不是她做的么！像关飞鸾和吕金妹的转变，章副和小任付出多少心血呀，跟洪队一点不沾边。”
我说：“也不止是写谁宣传谁的事，更重要的是，宣传洪队那套过时的东西，跟现在的监狱管理改革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王莹说：“对对对！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再按洪队那一套来做，我们女监只能倒退，甭想进步。”
我们说话的时候，董雪不时抬头朝办公室门外张望。我知道，她深怕这时洪月娥闯进来，或是别的干部走进来。小小的年纪，复杂的社会已经教会她怎样保护自己，就像大自然许多弱小的生物借用保护色来保护自己一样。董雪看在这里待着有些尴尬，索性下车间去了。
办公室只有我和王莹，又坐在前后桌，谈话就更方便而且无所顾忌了。
王莹说：“怪了，洪队是个粗人，她竟变得很有心计，懂得怎样包装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看这都是那个余科长策划的。你没看到那个余科长陪着记者忙来忙去的？”
话题接着就转到那个余科长。王莹耸一耸鼻子说：“洪队在工作上是那么马列，那么死板，嘻，可在私生活上，却是挺开放的，你看她跟那个余科长，朋友不像朋友，情人不像情人，让人看着腻透了！”
我说：“这在北京、上海倒是很流行的，两个男女住在一起，旁人都视而不见。用现代话语来说，叫自愿同居，叫性伙伴，想合就合，想散就散，挺方便的。”
王莹压低嗓门说：“哎，小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梁佩芬突然患了肝病，而且能顺利办妥保外就医手续，你说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我说：“这事我也一直很纳闷。可梁佩芬去医院检查，是我和洪队陪着去的，看样子梁佩芬还真是有病，医生说得很可怕，从我经手的全过程，看不出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王莹说：“我看这事，很可能和洪队有牵连。”
我吃了一惊，憋着嗓门问：“哦，你有什么根据？”
王莹神秘兮兮说：“你没有注意到吧，最近洪队可是变了个人：她那块戴了十几年的上海表淘汰了，换上一块浪琴金表，少说要上千块钱；她从来不穿金戴银的，咳，最近左手的无名指上，突然又多了一颗大钻戒，没有大几千绝对下不来；再说穿着吧，过去的洪队，除了警服还是警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时装的，嘿，现在你看吧，节假日，她和余科长挽着胳膊逛大街，穿戴的那个摩登呀，都快赶上大歌星了！还有，昨天我又看见有人往她家抬进一台大彩电，至少也得两三千小任，你算算看，光大家看得见的这几笔大用项，就得上万块呀！洪队如果没有第二渠道、第三渠道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她能这么阔绰，砍了我的脑袋也不信！”
听王莹这么一分析，我心里也亮堂多了。可我还是叮嘱王莹不要信口开河，说不定这些都是她的老情人余科长进贡的定情礼物呢。
接着，我又把话题扯到那篇报道上去。我说：“那篇报道不仅仅是虚假，更重要的是思路太旧，观念老化。都什么年代了，还是‘铁拳头’、‘铁拳头’的，这就关系到监狱管理工作的方针，到底是立足于教育、改造、挽救呢，还是单纯的惩罚、打击和专政？我说王莹，你琢磨琢磨，我这话对不对？”
王莹是个思想敏锐的姑娘，我的很多想法总是跟她一拍即合。她说：“小任，你说的太对了，章副的心思，是重在教育，重在挽救；洪队的心思，只是停留在把犯人管死治服。”
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我们的思路已经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了。王莹说：“我们的洪队呀，老是‘铁拳头’、‘铁拳头’的，真是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对女犯们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没有一点儿感觉了。”
“对了！你这话让我想起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接触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
王莹就笑起来：“哈哈，你说得太有意思了！我们洪队，就是一个在后院屠宰场里待久了却看不见血的农民。”
我又说：“是的，严格地说，我们洪队只配当一名牧羊犬，她的任务只是看牲口。而章副却是一名好管教，她总是一心一意想着把那些罪孽深重的女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们正聊到这里，看见章彬彬走了进来，连忙把话打住。
我和王莹都高兴地叫起来：“章副回来啦！逛了一趟省城，有啥好听的，快给我们说说。”
章彬彬说：“在省城七天，开了六天会，哪儿也没去，能给你们胡诌些啥呀！小零食倒是捎了些来，让你们解解馋吧！”
章彬彬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包包加应子、蜜饯、烤扁橄榄，让我们吃得满口生津，满嘴留香。
章彬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正议论些啥呀，两个人都神秘兮兮的。”
我把那张《西源晚报》推到章彬彬跟前，说：“章副，就是谈论这篇奇文，你看看吧！”
章彬彬把那篇《“铁拳头”重显神威》过了过目，笑而不语。
我问她有何高见。章彬彬笑笑说：“有啥意见？表扬我们大队呗，总是好事。”
王莹说：“章副，你真有涵养，这哪是表扬我们大队，是给洪队一人脸上贴金，你还说好事！”
我也禁不住要表达我的义愤。我说：“章副呀，你难道看不出这文章的观点有问题？”
章彬彬想了想说：“事情总是那么些事情，就在你怎么看。
可能是记者站的角度不同，就弄出这样的报道。”
我说：“章副，你修养高，总能委曲求全；我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找洪队理论理论。”
“别，别，别！”章彬彬急了，深怕闹出什么乱子。“这怎么行？上回关飞鸾写了那篇文章，洪队把我狠狠批了一通；现在，记者写了这篇报道，你们又去把洪队批一通，人家不要说我打击报复吗？再说，这么搞来搞去，我们还要不要工作？”
嗐，我不想继续争辩了。章彬彬这人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的，对同事间的矛盾却总是一再忍让，息事宁人。这也许是中国许多“好干部”的一种风格。你去学雷锋吧，不计名利吧，自有人敢争敢闹，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而且他们屡屡得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谦谦君子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是，辩证法又恰恰证明，矛盾暂时的妥协往往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种酝酿。过了些时候，章彬彬和洪月娥终于发生一次互不相让的冲突，甚至一步一步走向动刀动枪的生死相搏。
任思嘉——
洪章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是从讨论女监改革方案开始的。
前些日子，赵监狱长进京参加全国监狱管理工作会议，回来后召开干警大会传达。这次监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号召全国监管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全国监狱建设成现代文明的监狱。
赵监狱长那个报告作得很有鼓动性，她说，监狱的高墙铁窗是囚禁罪犯的，可是，这狭小的天地也的确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少跟外界联系，很少跟外界接触，我们脑子里肯定有许多条条框框。我们女监的管教工作，从硬件到软件都有许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地方，大家应当解放思想，提出种种方案，通过试点，凡是实践证明是科学而有效的经验，都要逐步加以推广。
女监总部要求各个大队都要拿出一个改革方案。大队长洪月娥因为文化太低，既不爱动脑，又不能动笔头。她对章彬彬说：
“章副，这事还是你去捣鼓吧，你看车间生产太忙，我是腾不出手的。”
洪月娥是那种很有权力欲的女人。她抓住五大队的大权不放，但一有挠头事儿，又总说“车间生产太忙”。“生产”成了她最好的盾牌。
章彬彬也乐得洪月娥不来搅和，就说：“我一个人哪有那能耐？这样吧，叫任思嘉帮我参谋参谋，她是警官大学的研究生，见多识广，我们一起弄个初稿，然后交给你拍板，你说行吗？”
洪月娥点了头。
章彬彬和我动手起草五大队的改革方案。章姐接受这个任务时情绪甚是兴奋。她说：“小任，我在监狱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像骡子推磨似的，只知道沿着现成的老磨道打转转。你知道，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干警的一举一动，都得按老规矩办；谁敢越雷池一步，都会被指责为立场问题，都会被说成离经叛道。现在好了，中央发话了，要我们大胆改革。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的管教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你呢，在警官大学学了七年，观念新，见识广，咱们来个优化组合，一定能把这个方案搞好的。”
我们关起门来扯了一整天，把方案的主要条款拉出来。至于文字起草，章姐全权交给了我。我上中学时就在少年报上发表过散文，上大学时发表过小说，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更是宏篇大论，长达十来万字。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我不算难事儿。但是，起草这份大队管理改革方案，我感到肩上的责任特别沉重。关严了房门，我沉思默想了许久，直至夜深人静，我才沐浴更衣，怀着敬神礼佛一样的虔诚，开始起草这份神圣的文字。
我提笔凝思，进入一种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极佳状态。我是否想起我国远古时代“画地为牢”的典故？是否想起历代诏狱的种种酷刑？是否想起我当过“右派”的父亲在出狱多少年后，还常常梦见狱中的生活而大叫大喊从噩梦中惊醒？是否想起洪月娥常常挥舞电警棍炸裂开的电火花？是否想起女犯亲属前来探监时投向管教们的祈求的眼神？这些，我也许都想过，也许什么也没想。但是我清楚记得，我想起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给研究生授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监狱，不仅仅是专政的机关，还是文明的窗口，人权的窗口。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学者对我国的监狱感兴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看到我国文明和人权的总体状况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监狱警察的工作如果仅仅停留在看管和惩罚罪犯，只要一般的武警战士就能胜任，因为我们手中有铁窗、高墙、电网、手铐、电警棍和手枪等等和极其完备的强制机制，纵然囚禁着一群豺狼虎豹，也是不易逃脱的。然而，如果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那就得挑选一些既懂法律又懂教育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材，他们应当是‘特殊的园丁’，能够让许多受过污染的心灵得到拯救，日后回归社会能够成为有用之材。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打击罪犯时是一个勇敢、强悍、大无畏的民族，而且在对待俘虏和改造罪犯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出仁慈、宽容、博爱和生命关怀的伟大民族。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才是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莫大的光荣！”
我是何等幸运呀，跨出校门不久，我就有机会参与推动清水潭女监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怀着创作的激情写下这份方案的三千余言。就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作曲家倾泻喷泉一样的华彩音符谱写一部交响乐，这份表面上看来非常枯燥的改革方案的背后，也有一条流淌着我的生命激情的河流。
熬了个通宵，方案草拟好了，章彬彬看了非常满意。可洪月娥一看就拉长了脸。她想了半天说：“嗯，这个方案的确有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真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听了心里窃喜，想我们的头儿也终于变开明了。但洪队话锋一转，又提出个问题：
“可是，可是，如果都按这个方案去改，会不会乱了套？”
章彬彬诚恳请教：“洪队，请说得具体一点，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再斟酌斟酌。”
洪月娥就一、二、三、四提出一大堆意见。
章彬彬这回可不肯轻易让步了，也拉下脸来说：“洪队，这个方案是我和小任花了好几天才搞出来的，总不能由你一句话就给毙了吧！行，还是不行，总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建议开个大会来议一议。整个不行，就推倒重来；基础还行，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章彬彬说得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洪月娥自然不好反对。
这天上午，五大队二十多名干警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和章彬彬作了充分准备，把稿子打印了二十多份，人手一册，分发给大家认真阅读。依我看，这个方案在于部中引起的震动，如果比不上七级地震，至少也是刮了一次十级台风。比如，严禁干部打骂囚犯、严禁干部接受罪犯家属请吃送礼、罪犯有了错误应耐心教育、反对单纯体罚，等等，这些关于干警的素质要求，过去许多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不算新鲜，有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却也不至于公然反对。关于罪犯管理部分，却大大地扩大了罪犯在狱中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建议在每个大队设一部亲情电话，只要罪犯在当月没有犯重大错误，允许罪犯在管教干部监视下给直系亲属通话十五分钟（话费由亲属支付）；又比如，建议对于轻刑犯和刑期已经过半的重刑犯，凡有未成年子女和配偶者，在其表现良好又确实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提出申请，经大队和监狱总部审批，一个季度内，可酌情安排在监狱招待所内团聚一昼夜（住宿费由罪犯家属支付）；再比如，罪犯一律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学习制，严禁为单纯追求生产指标而增加罪犯的劳动强度；星期天和节假日，保证罪犯休息，严禁给罪犯追加生产任务；再比如，建议应鼓励年轻女犯在工余时间学文化、学科学，能考上大专以上函授学校的，在学习时间上给以照顾；对学有专长的女犯，鼓励她们在女监曙光学校兼课，鼓励她们在狱中开设知识讲座，对于她们在监狱中传播知识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折算为改造积分而予以表彰和减刑的参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清水潭女子监狱有史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大超越人们的想象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惊讶、疑虑、不安和反对。
洪月娥手上拿着那份改革方案打印稿，轻轻地敲着桌子说：
“章副和任思嘉花了好多精力，把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搞出来了。
嗯，这个这个优点还是很多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有些新招儿也太离谱了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哩，是不是从外星人那儿学来的新经验？看，罪犯也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跟劳动人民一个样了，我们订的生产合同怎么完成？还有，女犯还能在招待所跟老公睡觉，这哪是监狱？是宾馆，是招待所么！要真是这么搞，这女监会不会乱了套？大家议论议论吧！”
这一年多，洪月娥真是学得老练多了。她反对一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但是，她转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堆，基本上否定这个方案那是明白无误的。我担心这个方案被掐死在襁褓之中，按捺不住想发言反驳。章彬彬一直拿眼神制止我，我只好沉住气听大家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又是董雪。我前头说过了，董雪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惟上和跟风几乎成为她的思维定势。洪月娥说什么她就说什么，她自己是没有思想的木偶。董雪说：“我看这个方案对犯人也宽大无边了，又能对外打电话，又能跟亲人团聚，还规定一周干活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这犯人也太舒服了，干部怎么管得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内容跟董雪说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对犯人太宽，会引起混乱。到了这个火候，我不能不拍案而起了。
我清了清嗓子就说：“各位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你们看这些改革条款很新鲜，事实上，不仅许多外国监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内的许多监狱也已经这样做了”
我和章彬彬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是调动起全身兴奋的细胞投入这项工作的。我在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七年狱政管理和罪犯心理学专业，可现实生活和我学的书本知识相去甚远。听过监狱长的报告我兴奋不已，就找了美、英、法、日等许多外国监狱管理的著作和资料，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对西方古代司法野蛮酷刑的揭露，对西方现代监狱制造习惯犯罪种种弊端的犀利剖析，给我深刻的启迪，我才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写下这份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亲情电话”和准许女犯与子女、配偶团聚的那些设想，开初，连章彬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跟她详细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一般常识，又联系实际举出前些日子发生的９号号房“集体裸舞”事件，联系到吕金妹是怎么犯了桃花癫，后来与男朋友重归于好，重病不治而愈。我说，你看看，女犯也是女人，而且是处于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的女人，其性心理所受的压抑比普通女人要严重千万倍，如果我们能够予以适当的引导、疏通，对稳定罪犯情绪，帮助罪犯改造，肯定是大有好处的。章彬彬终于被我说服了，方案中才写上了这些条文。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把我曾对章彬彬说过的那些话，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会上说了一遍，许多管教员，如王莹等等，很快也就想通了，纷纷表示支持。洪月娥则气得吹胡子（我假设她有胡子）瞪眼，抨击得更加厉害了。
洪月娥说：“好啊！你们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也搬进来，这不是搞复辟、搞倒退吗？改革改革，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互不服输，会上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洪月娥继续向章彬彬施压，说：“章副，你自己也听见了，群众意见一大堆，这个方案怎能拿出来？”
章彬彬针锋相对：“洪队，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听到支持这个方案的意见，好像还占多数！”
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把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女监总部，请总部拍板。
任思嘉—
我们五大队的管理改革方案在总部压了一周。听说头头们都一一过目了，但是许多人仍举棋不定，不好表态。赵监狱长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来讨论。监狱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狱政科长等都到场，我们大队去了洪队、章副和我。这个会本来扩大不到中队长这一级，章彬彬坚持推荐我。说方案中许多新东西是我这个研究生的创意，经赵监狱长特批，要我列席参加，并且作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肃的一次会议。我跟着章彬彬走进会场的时候，看见围着一张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满了女警官，眼前尽是一片橄榄绿。有几位肩上扛着四条杠一颗星，大多数肩上扛着三条杠三颗星或两颗星，也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是些将校级的老警官，是从总部到大队一级的头头脑脑。她们都已从警二三十年，管教罪犯经验之丰富，洞察世事目光之敏锐，那都是没说的。我看见许多人手上拿着我们草拟的那个方案打印稿，上面用红笔蓝笔做了许多记号，我想她们已经在脑子里贮存足够的疑惑的子弹，时机一到，就会朝章彬彬和我万炮齐发。
果然，赵监狱长说完开场白，洪月娥就抢先开炮，把在大队讨论时说过的老话再说一遍，言词更加激烈了，让监狱“复辟”
就是让“坏人当道”，就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大帽子都扣过来了。接着，其他几位大队长跟着发言，对方案提出种种质疑。
章彬彬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不断拿眼睛瞟我。但我不急于申辩，我想后发制人。我知道，章彬彬是个很棒的管教员，理论却稍稍逊色。我在大学学了多年的专业知识，这里正是用武之地。
赵监狱长频频用目光示意我作解释答辩，我都说不急不急，让大家把话说完。当然，也有许多同志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赏和肯定，但那肯定都是在很有限度之内的肯定，或者说，是虚的肯定实的否定。我知道，退路是没有的，妥协也办不到。我原以为参加拟定改革方案，就跟我在读研究生时参加一个科研课题讨论一样，绝无风险可言。谁知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只要稍稍不慎，就容易陷入恼人的人事纠纷和政治漩涡之中。我像一名被不由自主地推上擂台的斗士，陡地精神亢奋起来。我准备作一次总答辩，立论必须鲜明坚实，观点要毫不含糊又有说服力。
老警官们像扣击连发机枪朝我开火的时候，我一边听着，一边已经在脑子里整理回击的思路。当大家说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从容不迫站了起来。我并不急于从方案的文字条款作具体解释，而是从人道精神、科学方法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来说明监狱管理工作有待改进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说：“毫无疑问，监狱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我们制订改革方案当然不能背离这个基本原则。我想先简单考察一下监狱的来源。各位前辈肯定比我更加熟悉。我国古代最早的监狱叫‘丛棘’，也就是用灌木扎起来的猪圈、马厩和牛栏、羊栏吧，那是用来关牲口的。古人所创造的许多与罪犯有关的字，如‘犯’字、‘牢’字、‘狱’字，都带有反犬的偏旁，可见也是把犯人当牲口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监狱与旧社会的监狱当然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监管人员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这种旧观念的影响了呢？我们的许多老前辈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但是，也有不少老干警老是改不了打骂罪犯的习惯。这种作风，从表面上看，是对罪犯嫉恶如仇，是爱憎分明，是立场坚定，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在骨子里有没有把罪犯看成牲口呢？有没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呢？因此，我觉得监管工作改革的出发点，是必须肯定罪犯是人，不是牲口。
“毫无疑问，判了徒刑的罪犯，是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因此他（她）们又是有限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罪犯是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享有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格受到尊重，亲情和爱受到尊重，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获得关怀，等等。我这里想说说我掌握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女犯监管工作的情况。美国目前有十一万三千多正在服刑的女犯，其中有四分之三拥有１８岁以下的子女。有些女子监狱就考虑到，如果完全割断这些女犯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联系，除了她们自己心灵上将经受长期的熬煎，以后还将成为孩子们眼中的陌生人，既不利于本人的改过自新，又不利于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这些女监就千方百计探讨罪犯亲情渠道的疏通。比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明文规定：准许女犯与不足一岁的婴儿同住一间特殊的号房，准许女犯每月有五个夜晚与一岁以上的孩子一起度过；准许女犯每周与家庭通一次电话，准许女犯每月同与案情无关、又不至于有不安全因素的丈夫团聚一次，等等。目前美国的女囚至少还有一半不能经常与子女见面，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是做得最好的。
“我不是说我们要照搬美国女子监狱的这些做法。这里除了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监舍的条件受到限制。但是，外国一切有益的事物，我们拿来作为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建设文明监狱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见老警官们听得很专注，会场上没有人随便走动，爱喝茶的放下手中的杯子，女人常有的爱交头接耳的小动作都停止了。我从她们一眨不眨的目光中看出对我发言的兴趣。当然，从一些老同志下意识皱起的眉头，我也猜到有些人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些新事物。这无关大局，我相信我继续的论述大体能化解她们心中的疑团。
我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有些老同志可能会担心，按照这个改革方案去做，我们的监管工作太心慈手软，难免要出大乱子。我以为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作为一名人民的管教员，我们是不是心慈手软，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觉得不是看我们对罪犯凶狠不凶狠。而是要看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其检验的标准不仅仅是罪犯当前的俯首听命，遵守监规，更重要的，是长远的社会效果如何。我们创造各种条件疏通女犯们与她们的父母、丈夫、子女的联系，让她们打打电话，让她们有一定的见面团聚的时间，它的好处起码有以下几点：一、女犯一般意志脆弱，入监后想轻生自杀的占２６％左右，这大都是断绝亲情联系后陷于绝望境地而造成的，如果看到亲人不会唾弃她们而且经常保持联系，肯定能够稳定她们的情绪；二、罪犯的亲人参加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是扩大社会帮教力量的重要途径，许多罪犯的思想死结我们怎么也解不开，她们的亲人一来就解开了；三，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女犯的子女成为有亲情缺陷的子女后，比正常家庭的子女犯罪率要高出６０％，从杜绝社会犯罪根源的观点来看，从有利于我们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四、女犯们濒临破碎的边缘的家庭，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改革措施的得当，可以得到挽救和维持，女犯刑满出狱，不会无家可归，不会无亲可靠，她们重新犯罪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减少。
看看，这项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难道不是验证我们才是真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吗？”
我再次端起杯子喝水。论辩的热情燃烧得我口干舌燥。我看见许多老警官频频点头，看到有些人脸上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相信多数人已经认同我的观点。有凯旋之星的照耀，我智慧的火花璨然迸射。许多当代外国女监的资料涌到我脑子里列队，机智的语言有如不竭之泉源源喷涌。说到一些具体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我接着说：“改革方案提到把女犯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周四十八小时，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的仁慈和人道，更重要的也是对社会负责。当今时代是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女犯们刑满出狱后，如果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生存，她们将成为社会的包袱，有的难免还会犯罪。从我们清水潭女监来看，大多数大队女犯的生产劳动，往往是加班加点超负荷的。这不仅不利于女犯的身心健康，还挤掉她们的学习时间。说到女犯的学习，有人会说，我们哪儿去找老师呀？其实女犯中人材济济，如今罪犯也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光我们大队的经济犯中，就有市长、处长、工程师、会计师，各种专业人才都有，把她们组织起来当老师，低文化的女犯能学到知识，高文化的女犯不至于业务荒疏，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法国弗雷里?梅奇女子监狱的例子吧：
那里有一个年已七十的杀人犯叫伊丽莎白老太婆，她很有学问，监狱请她作了许多场学术专题报告，她讲过《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危机》，讲过《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还讲过《五世纪雅典的民主》，让管教员和罪犯们都大长见识。这些工作不花一分钱，我们也是不难做到的。总之，现代的、人道的、文明的监狱，应当办成一所改造和教育罪犯的特殊学校。”
我当然还有许多话说。从事一年多的监管工作让我有太多切身的体会。但是，我的发言戛然而止，就像我的导师讲课总是推向高潮时突然谢幕。大家显然兴犹未尽，会场上至少静穆了两三分钟。
赵监狱长作了简短的总结。她说：“小任的发言很精彩，她四年大学、三年研究生可没有白念。其实，她们这份改革方案我和政委、副监狱长看了就很满意了。今天开会讨论，是想听听更多意见，同时也好统一思想。现在，这个改革方案就算正式通过了，交第五大队先试行半年，然后总结经验，全面铺开。”
这事可把章彬彬乐坏了，事后她咬着我的耳朵说：“小任，你这张嘴呀，真厉害！”
我说：“章姐，其实，思路大都是你的，你不过借用了我这张嘴。”
章彬彬又说：“还记得吗？你刚来的时候，第一次站在女犯队前讲话，女犯们叽叽喳喳交头接耳，你还说什么：‘喂，同志们，请注意啦！”，
我就哈哈大笑。我说：“我今天这个发言也是被逼出来的。
看看洪队她们几个，气势汹汹的，大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
“小任，你在上面说，我在下面听，心里比你更紧张呀！可你，一张小嘴有多溜，愈说愈来劲，像作报告似的。”
“章姐，我今天也是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在发言之前想了些啥？”
“想些啥？”
“我想，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只有背水一战！有啥了不起的？苏格拉底、伽利略、布鲁诺，为了真理上断头台都不眨一眨眼，我怕啥？最多是打起铺盖卷儿走人我怕啥！”
“小任，你真行！”章彬彬异常亲热地拥抱我。
洪月娥——
总部干部扩大会结束的时候，有许多人走过去跟章彬彬、任思嘉握手，陪笑，说话。她们到底说了些啥，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是，看得出来，通过这场大辩论，干警们可是一下子就高看了章彬彬和任思嘉。
这一仗输得这样惨，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呀！我洪月娥是何等人物？是“铁拳头”，是模范警察。十多年来，在第五大队我洪月娥说话，啥时候不是一呼百应，一锤定音。可是，自从来了个任思嘉，跟章彬彬串通一气，事事跟我过不去，我要向西，她们向东；我要向北，她们向南。第五大队从此就乱了套。
出了会场，章彬彬招呼我跟她们一块儿回“女儿国”宿舍。
我装作没听见，头一撇，扯开大步抢前走了。身后传来任思嘉和章彬彬咯咯的笑声。多得意多张狂啊，瞧她们那德性！
开门进了屋，看见朱亦龙已经挺尸一样挺在我床上。他有我的房门钥匙，我家早就成了他家。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洪大队长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饭也顾不上吃啦！”朱亦龙懒洋洋地坐起来。
我说：“开会。”
“开啥会？”
“开改革的会。”
“新鲜，改革？大牢有啥好改革？”
“你这人烦不烦？我开老半天会，饭没吃，水没喝，不怕我累死不成？”
朱亦龙这才变戏法一样从礼品盒里变出烧鸡、烤鸭、卤菜、啤酒什么的，七荤八素摆满了小饭桌。
“来来来，”朱亦龙说，“咱们今天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说：“又有啥屁事好庆祝的？”
朱亦龙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红本本，说：“这是房产证，这是土地证。杨罗亭送的那套单元房，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归你洪月娥所有。这还不值得好好庆祝一番！”
我接过那两本红本本看了看，那上面的产权所有者，果然一清二楚写着“洪月娥”。我这才舒心地笑了一下：“杨罗亭这家伙倒还讲信用，可是住这样的房子，我心里不踏实。”
朱亦龙说：“梁佩芬、杨罗亭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你还不踏实个啥？”
“出国？出啥国？”
“去瑙鲁。”
“瑙鲁在哪里？”
“那是个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还没有西源市大哩，全国才一万多人口。近几年来，中国人去了很多，花几千美元就能买一张护照。”
我的心马上就提了起来，问道：“你知道得这么清楚，听谁说的？”
“杨罗亭亲口对我说的。自从咱帮他把梁佩芬弄出去，他就忒感谢我，跟我忒铁。”
“坏了，坏了！梁佩芬和杨罗亭一走，万一追查起来，我的责任就大了！”
朱亦龙却嘿嘿地笑。“你真是个二百五，他们这一走，死无对证，谁还会找你负责呀？”
我这才回过神来，也轻轻地笑了：“梁佩芬的案子不是判了很重的罚款吗？他们还有钱出国？”
“如今的大官们贪污受贿，心狠着哪，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国内有存款，国外兴许还有存款。抄家呀，罚款呀，根本动不了他们身上几根毫毛，只要一出了号子，他们就溜到外国去过神仙日子。要不，人家会那么大方，一出手就送你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
朱亦龙知道的事情就是比我多。他不仅是我的老公、情人，更是我的生活教员。我有过不去的沟坎，他会使劲拉扯一把；我工作上碰到麻烦，他三言两语也能解开我心头的疙瘩。吃过饭后，他龇牙咧嘴地剔着牙齿的时候，我把下午会上的争论一五一十地跟他学说了一遍。我想听听他有啥高招。
朱亦龙听着听着，突然把牙签掐成两截，使劲捺在烟灰缸里，说：“嚯，还有这等新鲜事？你把她们搞的那个鸟方案给我看看。”
朱亦龙看完五大队管教改革方案，叫苦不迭。他说：“坏了，坏了！照这么搞法，咱们的财路不是给断了？”“你是说限制了女犯劳动时间，咱就不能叫女犯加班加点了，是吗？”
“是呀！还有，你看，一天的活计只限干八个小时，星期天和节假日，还要保证女犯的休息，这样七除八扣，还能从女犯身上榨出多少油水？”
“这事我自然也想到的，所以一开头，我就拼命反对这个狗屁改革方案。”
“咋样？这个方案还是通过了？”
“总部的头头们都很欣赏呢，能不通过吗？”我马上又安慰说，“不过，咱们也别太贪心了，把你们公司给的生产指标往下压一压，把次品率往上抬一抬，我们该挣的钱，也不会少多少的。”
朱亦龙皱着眉头说：“我更担心你这大队长当不久了。你这个破官儿一撸，车间不归你管，咱们攒屁钱！”
“你别唬我吧！我不信！”
“你不信！”朱亦龙开导我。“现在是讲文明管教，什么耐心说服呀，以情感人呀，你呀，跟不上趟了，老是一副‘铁拳头’、‘铁拳头’，这个大队长还有你的份？”
这一点我可不能信服朱亦龙，当然，更不会信服章彬彬和任思嘉。如果没有“铁拳头”，还能治住那些“畜牲”？这个世界上还需要监狱？哼，笑话！
任思嘉——
我看得出，五大队改革方案获得女监总部的批准，对大队长洪月娥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不久，她还让余科长请来个记者给她写《“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她那一套任意摧残女犯的粗暴作风，要改一时也很难，更休想让她赞同方案中许多文明管理的措施了。
总部会议第二天，洪月娥就撂挑子。她对章彬彬说：“章副，方案已经由总部批准了，你一向是分管管教的，这一摊子还是你负责吧，我是死脑筋跟不上趟啦，能把生产管好就不错。”
章彬彬还是一心一意尊重洪月娥。她说：“洪队，这样好吗？
你是一队之长，一向都是全面抓的。管教的事我多操点心，有事就请示你。”
洪月娥酸不叽叽说：“什么请示不请示的？监狱长既然给你令箭，你就大胆干吧！”
洪月娥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和章彬彬都把她肚里的想法看透了：她无非是想看我们的笑话，出了乱子才来找我们算账。
“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我气愤不过，给章彬彬鼓劲说：“章副，我才不信她那个邪，洪队让你干，你就干！”
章彬彬也信心十足，说：“行，我们偏偏干出个样子给她看。”
这天我们召开全大队女犯大会，宣布了新方案将在五大队首先试行。女犯们高兴得简直要蹦跳起来山呼万岁了，但是，她们没有如此表达感情的权利，依然沉静地坐在矮凳上，只是一向阴沉的脸色忽地开朗，像雨过天晴，监舍里一下子亮堂起来。
女犯们首先欢呼的是劳动负荷的减轻。这半年多来，洪月娥也不知怎么搞的，揽来的制鞋任务愈来愈重，周六和星期天得不到休息不说了，许多手头慢点的女犯，午休和晚上也得加班加点。有些女犯写家信、洗澡、洗衣服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一上床浑身骨头散架，累得像死猪一样。我国刚颁布的《监狱法》明文写着“罪犯每周休息一天”的条文，也不知洪月娥怎么搞的，就是不执行。现在好了，经过女监总部批准的新方案，再次重申：
绝对保证女犯每周休息一天！这几乎是女犯们的福音。此外，还规定不得加班加点，下班铃声响过后，女犯们还有好些空闲时间，可以写家信，可以读函授，可以做功课，技多不压身呀，将来刑满出狱总能找到一口饭吃。
女犯们更感兴趣的，是“亲情热线”和“寒宫鹊桥”这两项措施。“亲情热线”是指我们大队安装一部专用电话，供女犯们跟亲人们打长途，这个名儿一般人也会想得到的。起个“寒宫鹊桥”的名目，可就让我动了好一会脑子。开头董雪建议叫“夫妻房”，我觉得太土；后来王莹建议叫“鸳鸯楼”，我又觉得不贴切。我左思右想，就建议叫“寒宫鹊桥”。大家听不明白，都大眼瞪小眼地问：“什么？你说的是个什么玩艺儿？”
我慢慢地解释说：“这女监呀，总有一种冷冷清清的气氛，像月亮上的广寒宫，我们就称它做‘寒宫’；在押女犯跟丈夫团聚，那是很久很久才能轮到一次的美事，就像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这两个意思加在一起，就是‘寒宫鹊桥’。”
林红、王莹、董雪等都鼓掌表示赞同。
章彬彬笑笑说：“不愧是研究生，不愧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任说的这个叫法，挺艺术，有诗意！”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总部批准。后勤科在女监招待所划出三个标准客房供“寒宫鹊桥”专用。客房里有卫生间，有沙发、电话和电视。三个房间合用一间小厨房和小饭厅，家属来了，可以自己做饭自己吃，过上一两天小日子。在清水潭女监，那种温馨与浪漫是前所未有的，或许，牛郎织女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吧！
我们搞硬件建设的时候，碰到经费的困难。布置三间房子，里头原来设备齐全，倒不用花大钱的，但装一部电话，一家伙要三千多元初装费。总部拨款一半，另一半只好向大队长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