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我和崔一峰除了看护小黛，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洪月娥。我们都是老政法干部，对刑法了如指掌。我们一桩桩罗列洪月娥的罪行：她与朱亦龙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她接受梁佩芬的贿赂，徇私枉法；她劫持儿童，持枪拒捕根据《刑法》第２３８条，第２３９条和第３８３条第２款，她洪月娥已经足够处以极刑而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西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我出庭作证的通知书。我和崔一峰都意识到，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我把小黛交给她爸看护的时候，崔一峰说：上了法庭，你该知道说些啥吧？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放心，我知道！
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们冲天的义愤。
我在心里暗想：洪月娥的案子大概已经审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今天的证词就是要她小命儿的一颗子弹。于是顿时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腰板挺得直溜溜地站在证人席上。
一会儿，审判长宣布开庭。他扼要地作了案情介绍。他说，通过半个多月的审理，被告对贪污盗窃罪、接受贿赂罪，已经供认不讳，并由谢芳、杨罗亭等作证坐实。现在，需要章彬彬出庭作证的，是被告的劫持儿童和持枪拒捕罪。审判长说，章彬彬是清水潭女监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既是擒获案犯的主要干警，又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她的证词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
刹那间，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我觉得整个法庭，不，是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都在凝神倾听我的叙述和证词。我从谢芳的丈夫高汉文如何向我报告，朱亦龙如何绑架我，我又如何逃脱他的魔爪，一直说到洪月娥劫持章黛仓皇出逃，说到她在半途被我们截住，说到她胁迫赵监狱长和女警官们放下武器，说到她一再叫嚷要向我们开枪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像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按照我这些日子的情绪，我完全会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但是，当我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代表法律权威的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也忘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洪月娥用枪口指着脑门的警官，正义的良知提醒我，应当把事件叙述得百分之百真实，连语气也变得非常冷静、客观、平和。
审判长质问洪月娥：“被告，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事实吗？”
洪月娥回答：“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
听众席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私语。毫无疑问，人们觉得根据这些罪行，原告已经足够被法律钉在死刑柱上。
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时站了起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一身紫罗兰色西装套裙，白皙光鲜的前额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高贵，而职业的严谨使她的圆脸冷若冰霜。获准审判长的同意后，她对我进行一连串追问：
“请问证人：被告劫持儿童仓皇出逃的时候，她携带什么武器？”
“六四式手枪一支。”
“她的子弹盒里有多少发子弹？”
“两排，共２０发子弹。”
“被告胁迫追捕的女警官们放下武器之后，她真的想向女警官们开枪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看她当时的确有向我们开枪的念头。”
“可是，她最后有没有开枪？”
“开了一枪。”
“好，现在我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原告这一枪，是朝赵监狱长开的，还是朝证人你开的？是朝天开的，还是朝自己开的？请证人不要轻易回答，先想三分钟，想好了，才给法庭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立时看出这位律师是个富有经验的高手。她深知洪月娥罪孽深重，法网难逃，不可能完全为她开脱；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为被告作从宽辩护，争取她免于一死。
辩护人虽然是向我发问，但这个问题肯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震动，整个法庭一下陷入肃穆的沉默之中。我立时意识到，辩护人与其说是空出时间让我思考，还不如说，是让我事先进行一番灵魂的自我叩问。在这关键时刻，我是站在法律的公正的立场，还是偏执于一己私仇；是理智地面对事实，还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对某个重要细节稍稍修正。我心灵的指针只要有那么一点偏差，也许就足以把一个大活人的生命一笔勾销。
刹那间，我想起洪月娥曾经给过小黛的许多母爱，想起她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成绩，想起她被我们截住之后，她挟持一个九岁儿童，胁迫监狱长、我和八名女警官都放下了手枪，而她的手枪里分明有２０颗子弹，要击中监狱长，击中我和我的女儿，击中其他所有的女警官，对于一个射击高手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她完全能够打死我们当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后与我们同归于尽。但是，洪月娥没有这样做。在最后时刻，她终于良心发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一事实，恰恰是在这些日子里，处于仇恨和痛苦熬煎之中的我所忽略的。此刻，面对庄严的法庭，在决定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的关键时刻，我哪能把一个愿意悬崖勒马的人再从悬崖上推搡下去？
这一股思想风暴从我胸中掠过，也许是两分钟，不，或者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复仇主意，郑重而坦然回答：“审判长，这个问题我根本无须思考就能回答。我记得很清楚，被告胁迫我们放下武器之后，原来一直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但是，她在决定开枪的刹那间，忽然改变了主意，她飞快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是我猛扑上去，擎住她握枪的手，她才把子弹射向天空。”
哗—像一阵大潮涌起，听众席上又掠过一阵喧哗。
“谢谢证人高贵的良知！”辩护律师不易觉察地轻笑一下，“我还想追问最后一个问题：被洪月娥劫持的儿童，也就是受害者和你的女儿章黛，经历这场惊吓之后，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后果极其严重！”怒火呼地一下又从我心头蹿起。“受到这场意外打击，我的女儿当即晕倒，患了脑腔隙梗阻，至今不会说话，不会叫妈妈，她、她、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哑巴，一个白痴，一个废人！”
说这些话时我又失去了冷静，每个字都是一粒子弹，我的控诉就成了机枪的连发。
我看见洪月娥脸色煞白，摇摇晃晃地站也站不住了。听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终于“哇”地大哭一声，身子一歪，摔倒在被告席上。
法庭上响起一片惊愕的喧哗，审判看来难以继续，审判长当即宣布休庭。
我走出法庭，任思嘉、林红、王莹、董雪等姐妹都围了上来，纷纷埋怨我：“章副，你怎么提供这样的证词？咳，你真是！”
我冷静回答：“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知道，我最后证实的两件事，对洪月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洪月娥的案子一时还不能判决，她的小命儿仍在法律的天平上晃晃悠悠地荡着秋千。
章彬彬——
真没想到，我在法庭上作证时提到小黛的病情，竟引起社会公众广泛的同情。一时间，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写信表示关怀，还捐赠了不少钱物和药品。这件事让医生们大受感动，对小黛的治疗护理更加尽心尽力。他们不仅给小黛打针服药，还给小黛挂了两个疗程吊瓶，又让她每天进高压氧仓供氧一小时，改善微血管循环。半个多月下来，小黛的病情奇迹般好转。
这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小黛从沉睡中醒来了，我发现，黑葡萄似的眼仁儿又回到她的眸子里，她的大眼睛一下子有了神彩。她眨巴眨巴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崔一峰，小嘴儿翕张好一会儿，终于叫了声：“妈妈！”又叫了声：“爸爸！”
我和崔一峰顿时心花怒放，泪如雨下。
小黛康复出院那天，女监的姐妹们像是庆祝节日一样高兴异常。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等拎着许多水果，捧着一束鲜花来看小黛。小任把小黛揽在怀里，激动地问：“小黛，毛病都好了？”小黛说：“好了！”小任问：“看看，来看你的这些阿姨都是谁？”小黛一个一个指着她们亲昵地叫：“小任阿姨，小王阿姨，小董阿姨，小林阿姨，你们好！”
小任仍不放心，继续考小黛：“唱一支童谣给阿姨听，好不好？”
小黛眨巴眨巴黑眼睛，想了一会儿，唱起那支《月光光》：月光光，
照四方，
四方圆，
卖铜钱，
铜钱豆，
卖乌豆
小任她们高兴得拍手叫好，都说：“章姐，章黛还是那么聪明，没有一点后遗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我说：“真是苍天有眼呀！洪月娥让我虚惊一场，但是，老天爷又还我个好端端的孩子！”
小黛大概把遭到洪月娥劫持的经历都回忆起来了，十分困惑地问道：“妈妈，我干妈干么要抓我？干么要开枪打你呀？”
我说：“洪月娥不是你干妈了，她是坏人，她犯了罪。”
小黛依然困惑不解，追问道：“我干妈怎么会是坏人？她是管罪犯的大队长嘛，自己怎么会犯罪？”
我无言以对，在座的女警官们只能陪着一阵干笑，像一个劣等生回答不了老师刁钻的考题，屋里的气氛甚是尴尬。一个九岁小女孩提出的问题，虽然有几分天真，但其尖锐性和深刻性，却是足够让我们这些活了一大把年纪的成年人冷静思考的。可我不愿刚刚出院的孩子接触如此严肃的问题，说：“傻孩子，你年纪太小，跟你说了，你现在也弄不明白。你今天刚出院，不能太累，快去睡觉吧！”
我安排小黛进房间睡下。再回到客厅，小任她们已经围绕着小黛刚才提出的问题，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谈话。
“真没有想到呀，这个洪月娥！”董雪说，“我在她手下工作了两三年，她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总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谁想到她会成为一个大贪污犯！过去，我、我，我一直崇拜她，我真幼稚，唉，章副”
董雪过去啥事儿都跟着洪月娥，现在她一想起来就很不好意思。
“快别这样说，小董！”我不让董雪往下说。“这次大追捕中，大家都表现很好嘛！再说，洪月娥也不是什么事都做错的，她到底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现在也不是弄得很明白。”
王莹感慨地说：“哎，不要说洪月娥我们看不透，很多大官我们也看不透。有些当官的，光从表面上看，他们正经八百，道貌岸然，好像真理的化身，正义的旗帜，可是，谁又知道他们背地里干起坏事来，贼胆比谁都大，心肝比谁都黑，像陈希同、王宝森、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
我觉得这样的探讨很有意思，姐妹们谈到的有些看法和事例，我也深有感触。但是，要我回答小黛提出的疑问，我一时还理不出清晰的头绪。
“章黛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今晚显得特别深沉的任思嘉，这时才缓缓地开了口。“‘铁拳头’洪月娥为什么会成为大罪犯？这事看起来很奇怪，很偶然，其实，细细想来，还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原先并非坏人。
但是，当她们‘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她们就成为‘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成为一名罪犯。我以为世上一切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会犯错误和犯罪的；多数人之所以还没有犯罪，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具备犯罪的条件。还有些人已经罪行累累，却还身居高位，那是因为他们的罪行尚未暴露，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罪人，只是法律尚未判定他们为罪人。总之，我以为，世上可没有天生的圣人，只要是人，身上普遍都有潜在的犯罪因素，这一点，我的看法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很有些相通的。”
“什么？什么？中队长，你还信基督教？”董雪虽然是个大专生，但知识面窄得可怜，就常常大惊小怪。
“我不信教，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任思嘉说，“我以为，基督教的原罪说不是全无道理的。
基督教认为人都会犯罪，除了耶稣（其实他已经是神不是人），世上根本不存在不会犯罪的圣人。中国官员的犯罪率为何居高不下，而且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呢？这里又用得上英国的历史学家艾克顿曾经作过的分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也曾下过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难免有许多空子可钻，那些掌握大权和实权的官员一旦滥用权力，从衙门到狱门仅仅是一步之遥。像梁佩芬、杨罗亭、洪月娥、朱亦龙这样一些贪官污吏，就像天气转暖之后粪缸里的粪蛆，那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特别活跃的。”
任思嘉毕竟是研究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大家都有茅塞顿开之感，期待着她有更深刻的阐述。但这时赵监狱长走了进来，笑嘻嘻打趣道：“你们开讨论会吗？小任讲得真好，再往下说呀，咦，怎么不说了？”
任思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班门弄斧了，班门弄斧了，有监狱长在这里，我哪敢乱说呀！”
“监狱长，您请坐！”我从木头沙发上站起来，给赵监狱长让了座。“这么晚了，您还下来转悠，又有啥任务了吧！”
“精灵鬼，真被你猜到了。”赵监狱长笑笑说，“听说你们大队和中队干部都在这里，我正好下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洪月娥的案子判下来了，就要分配来女监服刑。”
姐妹们都瞪大眼睛问道：“多少年？”
赵监狱长说：“十八年。”
任思嘉等七嘴八舌说：“大家都估计会判她个死刑呢！怎么才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说：“洪月娥能保住一条命，有好些个原因：一是她被捕之后，主动坦白交代了受贿罪，对及时破获杨罗亭案立了功；二是章彬彬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救了她的命；三是小黛的完全康复，将她的犯罪后果减轻了。这样，她就捡回一条小命儿。”
姐妹们纷纷慨叹：“真便宜了她！真便宜了她！”
赵监狱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我：“章彬彬，你看呢？”
我说：“这个判决结果，虽然在我意料之外，却在我盼望之中。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尽量少用极刑，洪月娥在最后刹那间，没有向别人开枪，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说明她身上人性没有丧尽，给她留一条活路，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判决，我当然能够理解并且衷心拥护。”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赵监狱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总部决定把洪月娥放在你们五大队，你这当头儿的有这般襟怀，也就省得我多做思想工作了。”
大家又问起洪月娥的老公“余科长”，也就是朱亦龙，怎么判？总该拉去再毙一次吧？
赵监狱长说：“倒真是便宜了那个大流氓，也是判十八年。”
我们都大惑不解，愤慨问道：他本来是个判了死刑的人，潜逃在外二十多年，现在又犯贪污盗窃罪，行凶拒捕罪，枪毙两次也够了，反倒只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解释说，朱亦龙要求重新审理二十年前的旧案，当年那些受害者，有的已不在人世，活着的又有儿有女的，不肯承认受过她的奸污，证据不足，反而把原案推翻了。结果是贪污和拒捕罪总加起来，判了十八年。
我们又连连感叹：“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
“法律可不管人们的好恶评价，最看重的是事实和证据。”赵监狱长最后说：“时候不早了，你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安置洪月娥吧！我可是有言在先呵，你们可不能带着情绪管教洪月娥，不能老是念她的旧恶，要把她和其他女犯一样看待。同时，还要做好女犯们的思想工作，对洪月娥不准另眼看待，不准打击报复。
政府既然把洪月娥交给我们管教，我们就有责任把她管教好，改造好。我国司法的正义，表现在量刑准确，不该判处极刑的，尽可能不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我们监狱的人道，是在监禁罪犯的同时，彻底改造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在刑满之后，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你们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姐妹们嘴上都这样回答，但是，是否人人心里都真的明白，那就难说了。我自己心里就有些疙瘩。我担心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咳，这个洪月娥呵，几乎成了我的影子，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她即使成了囚犯，我也得天天跟她见面，你说烦不烦！
谢芳——
我从小镜子里看见我，脸上有了淡淡的红润，“马桶盖”的短发也变长了。我对新生活的热望，便像春水一样涨满了胸怀。
昨天，女监召开宣判大会，宣布我经上级批准减刑三年，可立即刑满释放出狱。我忽然觉得天空一亮，告别了旧的谢芳，成为一个全新的谢芳。
坐了三年半牢，我见多少女子哭丧着脸进了女监，又见过多少女子欢天喜地跨出大墙。我发现女犯新生第一个象征，就是发型的变化。发型，对于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是为了让自己更时髦更漂亮而变幻无穷的艺术造型，对于囚犯来说，则是失去自由和恢复自由的标志。两个月前，“洪月娥事件”发生后，中队长就对我说，你立了大功，总部已经为你报请减刑。她用饱含祝福的笑眼看着我，说你也许很快可以出狱，你就做些准备吧！比如头发，不要再修短了，留着个“马桶盖儿”，你怎么见人？怎么找工作？
从那天起，我就盼着我的头发快快地长。在无数梦中，我梦见自己头上又长出两个小鬏鬏，又拖下一根大辫子，又美发如云，长发飘然，甚至，我乌发三千丈，从头顶拖到腰际，拖到地面，长成一大片密匝匝的黑森林，长成一大片绿茵茵的青草地。
为了我的一头秀发，我下半辈子可得活出个美好高尚的境界来！
毁掉一头美丽的长发，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成，那是眨眼的事儿，而要蓄成一头长发，要熬多少日子呀！一个人滑入罪恶的深渊，也是眨眼的事儿，要从那深渊挣扎上来，可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为了那一时的贪婪，我付出好几年青春时光，才洗刷了我的耻辱。我的头发延伸的脚步是多么缓慢呀！六十多个昼夜，它一微米一毫米地蠕动，爬过我的上耳轮，爬过我的中耳轮，终于遮住整个耳朵，把青青的发梢儿搭在我的双肩上。我深情地注视圆圆的小镜子，从中多多少少找回了多少年前原装原型的我。
“谢芳，你真漂亮！”
“是的，谢芳，有了这一头长发，你漂亮多了！”
我知道，吕金妹和关飞鸾一直在我身后羡慕地盯着我。她们是特意请了半天假来给我送行的。我慢慢回过头，看见她们徒然抚摸自己的“马桶盖”短发，眼里泪光闪闪。我的心就陡地动了一下。我十分理解，我与她们在头发上形成的反差，叫她们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同改们自从得知我可能提前出狱的消息后，她们既为我高兴，又常常叹息自己的刑期太长，她们的脸就像初春的天气，时阴时晴。昨天开过几名女犯减刑的宣判大会，我同房的同改们这种情绪达到高潮。一回到号房，她们围着我又笑又闹的，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个又都躺在自己的床上，埋着头悄悄流泪了。我真不知该怎样去宽慰这些还要走过漫漫长途的姐妹。就关飞鸾和吕金妹来说，我跟她们同住一个号房，不是没有磕磕碰碰的，甚至不是没有受过她们的欺负的，但是，她们这一年多确实大有进步，跟着我学文化，学英语，有了上进心，因此，我们慢慢地有了姐妹之情。
我所有的衣服用品和书籍都收进了一个行李包里，就剩一把牛角梳和一面小圆镜，也不往里装了。我把牛角梳给了关飞鸾，把小圆镜给了吕金妹。我说，“我就要走了，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吕金妹和关飞鸾同声说：“谢谢！研究生，祝你好运，但愿你不会忘了我们。”
我说：“不会的，我以后会给你们写信，会来看你们。”
吕金妹说：“真的！来拉钩！谁忘了谁就是小狗！”
关飞鸾和吕金妹都还脱不了孩子气，我们就认真地拉钩。关飞鸾和吕金妹傻乎乎地笑着，眼里笑出了一串串泪花。
同改的分手，与同学、同事、战友等等之间的分别，那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滋味。后者的分别，一般都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我现在能说“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吗？我如果这样说，就是一种彻底的虚伪。但是，不说这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说：“吕金妹、关飞鸾，你们头上的‘马桶盖’，也是暂时的，你们的头发留起来，肯定比我漂亮。”
“那还得熬多少年？”关飞鸾一脸沮丧。
“到那时候，我们都成了老太婆了。”吕金妹也很伤感。
我说：“怎么会呢？照你们现在的表现，是完全有希望连续减刑的，关飞鸾还有十来年，吕金妹还有七八年，出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呢！”
“真的！”吕金妹和关飞鸾脸上就有了笑容，“谢芳，我们都借你的金口玉言了呀！”
停了会儿，关飞鸾又说：“还要熬十年，真是太长了！我就盼着有洪月娥那样一个坏蛋让我去举报，也好立大功，一家伙就减刑三五年。”
我说：“我也是偶尔碰上的，哪有那么多坏人让你去举报呀！
况且，我检举揭发洪月娥，压根儿就没想到减刑，只不过觉得应该那么做。”
吕金妹说：“不管怎么说，你的运气就是好。”
我说：“听中队长说，洪月娥已经判了十八年徒刑，要送到我们三中队来服刑哩！”
吕金妹、关飞鸾幸灾乐祸地大叫起来：“真的？”
我说：“真的，是中队长亲口对我说的。”
吕金妹乐得咬牙切齿：“好啊，总说水桶掉在水井里，现在是水井掉在水桶里啰！洪月娥，我要叫你等着好瞧吧！”
关飞鸾也乐得眉开眼笑：“哈，这个老狱棍，这头母老虎，也叫她尝尝坐牢的滋味！”
我说：“别，别，你们千万不能有这种情绪！这半年多，你们俩已经表现很不错，千万别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把攒下的分数都扣光了，还巴望减什么刑？”
吕金妹说：“过去我们被她整得好苦呀，动不动就用电警棍，动不动就关禁闭！”
我又絮絮叨叨劝她们千万不能有报复情绪。愈是在这种时候，你们能正确对待洪月娥，就说明你们改造得不错，就愈有希望减刑。我还说，这是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特意要我跟你们说的。她们都是好人，你们听她们的话没错。
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对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有救命之恩。一提起这两位好人，她们才连连点头，情绪平静。
说了好一会儿话，就到了正午边了，我估计从省城赶来接我的高汉文也该快到了，不敢再唠叨。关飞鸾、吕金妹拿出小本子，要我给她们写点什么留作纪念。我用钢笔写上两句话：
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我说：“这是我蹲了三年多号子，流了多少悔恨的泪水，才悟出的两句话十个字，让我们共同勉励吧！”
这时走廊上传来值班员叫我的喊声，我跟关飞鸾、吕金妹握了手，拎起行李包大步走出五大队的大铁门。猛回首，我看见关飞鸾和吕金妹还无限惆怅地站在走廊上目送我，那一刹那，一行泪水从我眼里滴落。我相信若非那扇威严的铁栅栏大门隔开了两个无法逾越的世界，她们肯定会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出了“半月楼”，我就到了大操场。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描写女犯马斯洛娃刚被提出监狱受审的时候，她把眼睛微眯起来，不能适应外面明亮的光线。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住的号房始终是明亮的，而且又每天出操，又常常到田间果园干活，对阳光并不陌生。可今天是我新生的日子，我的感觉就特别敏锐，特别新奇。当下是仲春时节了吧，天空灰蒙蒙的，虽然不下雨，空中也是湿润润的充满雨意，清水潭畔绿柳千树，把一潭清水染得一片澄碧。远山的层层梯田上，新育的稻秧有一筷子高了，这里那里张挂起一片一片嫩绿色的大帘子。
蜂儿蝶儿和蜻蜓们也特别活跃，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大自然的春天来了，我的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我跨出大墙的第一个感觉。
我正陶醉于大自然的景色中，看见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站在女监大门口向我招手。原来高汉文早就到了，他已经替我办好释放出监和户口迁移手续，就等我签字和按个手印，我就可以跨出这壁垒森严的高墙和大铁门。
但是，我站在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跟前久久地犹豫着。在我生命旅程转折的岔路口上，这两位女警官对我的再造之恩，我永世也不会忘记。我想像许多山区来的女犯给她们下跪磕头，但我觉得这样不妥，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表达方式。
章大队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谢芳，你先生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小任中队长也意味深长地笑笑说：“谢芳，再见吧！但是我希望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不是在这样的地方。”
我眼里盈满了泪水，我真想扑过去拥抱她们。但是，我的理智管束着我的冲动。这时我才想起曾经在信中交待高汉文要带相机来的，我把食指和拇指勾成一个圈儿，对高汉文做了个手势。
高汉文说：“相机吗？带来了呀！”
我怯怯地问两位女警官：“大队长、中队长，能不能赏脸，让我跟你们俩合个影留念。”
这是我出监之前蓄谋已久的一个心愿。因为章大队长和我作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时，她捧出一大本相集让我看：相集里镶着二、三百张照片，都是五大队刑满出狱的女犯，在跨出高墙的最后一刻，在“半月楼”前的一棵高大的水杉下，与章大队长的合影。章大队长一一给我介绍，某某现在是那家饮食店的老板，某某现在在哪里当小学教师，某某如今已是光荣的军属，某某现在成了哪个县的劳动模范那些相集成了一种特殊的功劳簿，记录着一名“特殊园丁”大半辈子平凡而伟大的功勋。从那一天起，我就想拥有一张与我的管教和恩人们的合影。
两位女警官欣然同意：“当然可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当然应该留个纪念。”
章大队长拉着我的手，走向“半月楼”。她问道：“谢芳，你以后还会记得这‘半月楼’吗？”
我说：“我会永远记得。我入监的时候，赵监狱长说过，‘半月楼’代表残缺的月亮，因为女犯是残缺的女人。”
章大队长说：“月亮亏了还会圆的。祝你扎扎实实地起步吧，我们期待着你再度的辉煌！”
我非常荣幸地和大队长、中队长个挨个肩并肩地站在高高的水杉树下。水杉伟岸挺拔，针叶茂密，像一束一束孔雀长翎绽开美丽的彩屏，与大队长和中队长身上的警服交相辉映，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烁着翡翠色的亮光。高汉文把相机举起来了，大队长和中队长都对照镜头深情微笑。我相信，这灿烂的微笑和翡翠的光芒，将恒久照耀我下半辈子生活的脚步。
洪月娥——
命运是多么会作弄人呀！我是一个在监狱中管了二十多年囚犯的女警官，一个在清水潭女监当了十多年大队长的一级警督，现在却成了这所女监的一名女犯。
省罪犯看守所把我交给省罪犯关押中心，省罪犯关押中心把我交给清水潭女子监狱，女监狱政科把我交给五大队，五大队把我放到三中队。章彬彬和任思嘉再把我带到９号号房。我活到这把年纪，头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件物件，不，是一头牲口，只能俯首听命地被人家摆弄来摆弄去。头发剪成了“马桶盖”，警服换成了号服，金光闪闪的警徽、肩章换成了囚犯的号牌和号标。我一家伙从天堂摔到地狱，叫我怎么有脸活下去？
任思嘉指着靠窗的一个空铺说：“洪、洪月娥，你就睡这个铺。”她还不习惯叫我的名字，差点叫我“洪队”。
章彬彬说：“你知道，这个铺通风，夏天凉快；冬天有太阳，暖和。”
我没有吭气。我当然知道，前年梁佩芬来蹲号子，也是安排在这个铺。后来梁佩芬保外就医走了，这个铺照顾谢芳，现今谢芳刑满出狱，又轮到我。嘿，这就算你们对我的照顾了。
章彬彬说：“洪月娥，你先整理整理内务，洗洗刷刷，情绪安定以后，才跟大家一块干活吧！”
情绪安定？你怎么就知道我的情绪不安定？我冷笑了一声说：“咦，你们不搜身？不检查我的行李？不给我讲讲监规？不讲讲改造表现积分制？不讲讲‘５８条’？”
任思嘉说：“免了吧，这一切，你比我们更熟悉。”
是呵，我当然比你熟悉。你一个黄毛丫头，我穿警服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我冷笑不语，她们也不知说些啥好，脸上的表情很尴尬。
“你先歇着吧，”章彬彬又讪讪地说，“我们还得去上班。”
她们刚要跨出号房的时候，我在肚子里窝了很久的怨气终于憋不住，噌地一下冒上来：“章彬彬，你慢走，我还有话说。”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转过身来。任思嘉气得脸色铁青，说：
“洪月娥，你是罪犯，不要章彬彬章彬彬的叫，要叫她大队长！
总部已经任命她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哦，好呵！”我冷笑一下说，“大队长？大队长？我知道你章彬彬早就想谋这把交椅了，现在称心如意了吧？”
“哈！洪月娥，”任思嘉大吼一声，“你现在是啥身份，敢这样说话？”
我冷笑道：“哼，我就这样说话，你把我怎么的？”
任思嘉气得直跳脚：“你、你、你以为你还是大队长？”
章彬彬拦住任思嘉：“小任，你让她说！”她又转向我，“洪月娥，说吧，你说个痛快！”
我说：“好你个章彬彬，我白白跟你做了二十多年同事，白白做了二十多年姐妹，你看着我犯错误，也不给我提个醒。”
章彬彬说：“车间生产那一摊，你大权独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你提个醒？”
任思嘉说：“这事靠别人提醒能阻拦得了你吗？女监经常学习党员准则，报纸电视上经常报道反腐反贪的案例，这不都是对你的提醒和警告！可你听吗？你胆大包天，在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我无话可说。我虽然有些嫉恨章彬彬，一时又挑不出啥岔子，愣愣地站在床前翻白眼。
任思嘉说：“洪月娥，你不要不知好歹！要是没有章大队长在法庭上为你作证，救你一命，你会落个啥下场，你能不知道？”
章彬彬在法庭上为我作证的一幕，浮现眼前。那天章彬彬一走上法庭证人席，我一心准备她把我往死里整，没想到，在说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证词时，她却拉了我一把。她当然对我有大恩大德。可是，你们以为我理该感谢章彬彬，那就完全错了！
任思嘉又补充一句：“洪月娥，章黛被你害得那样惨，差点成了个废人，你还不低头认罪？你还有脸张牙舞爪？”
我颓然坐在床上，一下就傻了。好像跟人决斗，胳膊腿上挨了千刀万剑伤痕累累我都不在话下，惟有这一刀正中心窝要了我的命。我像疯了一样自言自语：“是呵是呵，我就是知道小黛被我害惨了，我才不想活。我要你章彬彬救我干啥？让我活着丢人现眼？让我活着心里难受？让我活着比死了更遭罪？我这一颗心呵，天天在火上烤，夜夜在油里煎，章彬彬哪，正是因为你救了我，我才怨你，我才恨你啊！”
章彬彬是个有经验的老管教，一下子把我的心病看得透透的。她说：“洪月娥，你如果真的以为害了章黛心里难受，这说明你有所悔改。我现在告诉你：小黛被你劫持，被你惊吓，开初二十多天是不能说话，不会认人，感谢上天保佑，感谢医生治疗，她慢慢的好转，现今完全好了，没落下一点后遗症，她还像以前那样聪明可爱。”
“天呀！真的？”这个可喜的消息，比特赦令还叫我高兴。几个月来，我一颗绷紧的心，遭罪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
“真的！如果你愿意，在你情绪稳定之后，我可以带小黛来见一见你。”章彬彬说，她一脸的诚恳。可她愈是如此，我愈是害怕。
“不！不！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我可能完全疯了，捶着自己的脑袋一个劲狂叫：“哎哟，我头痛！我头痛！你们出去，你们出去！让我一个人呆着好吗？”
我听见章彬彬说：“洪月娥，看来你的情绪一直安静不下来，跟你多说也没用。这样吧，让你休息三天，你把自己的罪行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你才能认罪，服罪，才能好好改造。”我听见章彬彬和任思嘉的皮鞋声响到门外去。她们都走了，号房里扔下我一个人。
一下子静下来。我在房里转来转去不知干啥好。铁窗、铁床、小桌子、小马扎和排列成行成线的毛巾、脸盆、牙杯、热水壶等等，这房里的一切我太熟悉了。可是，一想到我再不是大队长，而是一个囚徒，所有的物件都长出阴森森的鬼眼盯着我，奚落我，嘲笑我，我凄惶地躺倒在硬板床上，身子像筛糠一样打起寒颤来。
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这是第一场春雨，来势挺猛，雨点打在林子里像敲打洋铁皮一样，哗啦哗啦，很响很响。远处还有雷声爆炸，让我想起学大寨那年代开山造田放炮的声音。我向来是胆壮如虎气壮如牛的，想当年手枪别在腰间，电警棍拎在手上，我从监室走廊走过，呱哒呱哒的脚步地动山摇，无论哪个女犯一听到我的咳嗽都赶紧缩起乌龟头，本大队长洪月娥像阎罗王出巡，连小鬼都要躲得远远的。可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孤单，感到冷清，感到害怕，我、我怕我是活到头了！
一会儿，我就听见下班的铃声响了，关飞鸾、吕金妹等女犯走进号房来。我霍地一下从床上坐起，瞪大眼睛挨个儿打量她们。我知道，对待这些贱货就是要敢于斗狠，绝对不能是软蛋熊包胆小鬼。
有的女犯低下头，有的女犯开始筛糠，有的女犯哆哆嗦嗦叫我大队长。
吕金妹冷冷地说：“她不是大队长了，她跟我们一样，是个囚犯。”
我说：“是囚犯怎么样？我还怕你们？”
关飞鸾说：“不要你怕我们，可你不能再骑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了。”
“你！”我气得七孔生烟，恨不得扇那小妖精一记大耳光。
可是，吕金妹一家伙就站到关飞鸾跟前，把她护着说：“洪月娥，你不要再作威作福了。要不是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跟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是不敢跟你来蛮的，再惹恼我们，一人啐一口口水，能把你活活淹死；一人伸个指头，能把你撕成碎片。”
“你”我气得把铁拳头攥得咯巴咯巴响，又习惯地在身上一阵摸索，可是，我腰间空空的，没有扎皮带，更没有携带手铐和电警棍。
“洪月娥，你在这里凉快凉快吧！”吕金妹用轻蔑的目光把我钉在床前不能动弹，然后对同改们一挥手说，“走，我们都洗澡去吧，别跟她计较！”
女犯们端起脸盆，拿上衣服，一下子都走光了。
号房又空荡荡的静下来。我瘟鸡一样木在那里。我知道，吕金妹那些话可不是吓唬我的。有些虐待罪犯成癖的公安干警，一旦自己成为罪犯的时候，受到罪犯狠狠报复的故事，我听得多了。有一个派出所长，抓到小偷小摸甚至是无辜百姓，动不动就是吊他一个昼夜，饿他三天饭，是个有名的虐待狂；后来自己成了贪污犯，跟被他打骂过的罪犯关在一块儿，可被整惨了。有一回，罪犯们下大田插秧，四个罪犯站在四只秧桶里，把前派出所长拉了来，像抡夯槌一样，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把他直往烂泥潭里夯：“呼啦嘿呀，夯死你这癞皮狗哟！一二三哟，夯死你个大贪官哟！”提起，掼下，掼下，提起，岸上还有一大伙囚犯数着数，一口气夯了一百下。那位前派出所长被夯得七荤八素只剩一口气，罪犯们这才把他拖到田埂上晾着。
可我还是一点也不害怕。我一米七几的大个头，又活得腻透了，巴不得有人跟我吵一架，巴不得有人跟我过两招。但是，我不能如愿。三中队这些女犯，全被章彬彬和任思嘉调教得像很有教养的女学生，我骂她们，她们不还嘴；我想揍她们，她们躲开了；我不吃饭，她们把饭送到床前；我不想洗刷，她们把热水打好了。可是，我看出她们心里极不情愿，目光都是冷冰冰的。我洪月娥在这号房里，成了一件东西，成了一件不是东西的东西，成了一件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她们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受不了这种孤独，受不了这种轻蔑，这比打我骂我啐我更难受。这样活着不如死了干净利落。原先，我也想到死。可我想跟谁干上一仗才死，抓个垫背的，也够本钱。但是，章彬彬和任思嘉不肯成全我，我只能静悄悄去死。
雨，哗哗啦啦的愈下愈大了。铁窗外，不止是雨声一片，还能听到山水的声音，流得像天边打雷。选择这样的日子去死是最适合的，大家都睡得死沉沉的，谁会来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