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戳到痛处了。我想着，就乘胜追击，说：“吕金妹，我抽屉里有好几张揭发你的材料呢，就看你老实不老实了？”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我也是前些天才从老警官那儿学来的。
吕金妹大喊冤枉，她说肯定有谁在背后捅刀子，落井下石，同时又一个劲赌咒起誓。我看不出有多少欺诈，虚张声势的“攻势”又减弱下来，冷冷地瞅着眼前这名女犯：她有一副姣好的身材，皮肤虽然偏黑，却富有光泽。眼眶细长、眼角上翘，是那种很会卖弄风情的丹凤眼，再配上乌黑的眉毛，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双唇，公正的说，她如果不是穿着一身灰不溜秋松松垮垮的号服，而是换上一套新潮时装，你就不能不惊叹她的靓丽妩媚了。
即使是两年多的牢狱之苦，也没有把她身上的风尘痕迹打磨干净，特别是那双勾人的眼睛，在不大安分顾盼神飞的时候，会令人想起俗艳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招蜂引蝶。
为了打好这个“攻坚战”，我作过充分准备。我把吕金妹和关飞鸾的分量掂了掂，吕金妹年纪大些，又是有两年“狱”龄的老囚犯，比关飞鸾老练狡猾得多。“擒贼先擒王”，拿下了吕金妹，关飞鸾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我第一个就传讯吕金妹。事先，我认真阅读过吕的犯罪档案。她二十二岁，是Ａ省西部山区一户农家的孩子，父母生了三女一男，吃饭人多，干活人少，日子相当紧巴。吕金妹才锄头把那么高就开始分担父母的重担。
可是，山沟沟里除了在田土里刨食，再怎么能干也挣不到钱，为了让哥哥娶亲，让妹妹上学，她十七岁那年出外打工。在一个叫做“小香港”的新兴城市待了一年，开始出卖皮肉，后来又拉别的姑娘下水，被定了个教唆介绍卖淫罪，判了十二年。材料不多，一份判决书，盖上法院的大印。我觉得那大印的印泥像鲜血一样漫漶开来，吕金妹淹没于一片血红的大海中。还有一份认罪书，是吕金妹亲笔写的，字还清爽，但错字连篇，就那么几张纸，我读出了多少罪孽和无耻，品出了多少屈辱和辛酸！
这会儿我想起吕金妹犯下的罪孽，打心里鄙视这个出卖皮肉又出卖灵魂的女人。可是，她并非天生的无赖坯子呀！她的堕落有没有社会的责任？这么想着，我审问的口气也就没有开头那么严厉了。我前面说过，我的恻隐之心注定我不能当一名好警官。
更加要命的，是这时我看见吕金妹连打了好几个哈欠，眼眶里噙着晶亮的泪水，我的恻隐之心又悄悄作怪。我瞟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指针快走到九点半。我想起昨晚吕金妹和关飞鸾被铐了个通宵，白天又不敢违抗洪月娥的命令，得乖乖下工场去干活，就是个铁人也撑不住呀！再这么穷磨下去，也查不出个究竟，暂且让她回号房睡觉去吧！
当熄灯的铃声像一只鸽子带着鸽哨在女监大楼盘旋的时候，我对吕金妹无奈地摆了摆手。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草草收兵。
吕金妹——
熄灯的铃声响过后，同改们都上床挺尸了。号房里很快鼾声四起。一会儿，我还听到有人说梦话，有人在梦里唉声叹气。一天活儿干下来，一个个累得骨头散架，老犯们都是脑壳一挨枕头就睡死的。可是我的下铺，那个女市长、贪污犯梁佩芬的床上又开始响起窸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只小老鼠在墙旮旯里啃苞谷。接着，有一股香喷喷的气味穿过床板和草席，飘到我的床上来。我的鼻腔像有只小虫子爬着似的发痒，我嘴里含满的口水快要淌下来，我的胃肠像伸出五只手，拽得我火烧火燎翻江倒海。他妈的，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哪！都是一样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一张嘴巴一个鼻子两只眼，她梁佩芬过去当官我做“鸡”；就是进了号子，她的日子也比我滋润千百倍。听说她不仅当过大官，还是我们章副大队长的老战友好姐妹呢！难怪，她入监后就没干过重活脏活，又吃不惯牢里的饭食，我早就发现她的衣箱（我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里藏着吃不完的高级蛋糕、曲奇饼干、牛肉干、火腿肠、巧克力那是她绝密的小仓库。一到半夜三更，这臭娘们先是一阵一阵叹气，接着就蹑手蹑脚下床，像贼似的打开她的“百宝箱”，悄悄地拿了许多好吃的零碎，躲在自己的床上尽量不敢出声地细嚼慢咽，有滋有味地吃宵夜。
这臭娘们这一顿宵夜一般要吃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才能安安静静睡着。可我的肚子却叫得愈来愈响了，我真恨不得下床去打开她的“百宝箱”。但是，我不敢。新来的任中队长刚刚找我训过话，要是再栽个筋斗，我还活不活呀！
“你要好好交待，你和关飞鸾在背后搞了些啥名堂？”
任中队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这黄毛丫头没啥好怕的，她要想跟我斗，到老君炉里再炼上三年也不到火候。我想她对我盘根刨底查问，准是洪大队长的主意。那个活阎王母老虎有多狠心哪！要真给定上个啥罪名，我准要罪上加罪。再加判个三年五载，我这一辈子可就玩完了！
我不能坐着等死，我得赶紧找关飞鸾想想办法。
号子里非常静，我支起耳朵听了听，同改们都睡死了，梁佩芬也睡死了，还不断磨牙，准是半夜吃东西不刷牙，虫子这会儿来“吃”她了。我轻轻坐了起来，猴着腰去摸关飞鸾的脸蛋儿这小妞也睡上铺，脑袋瓜紧挨我的脚丫子。我伸出一个手指，在关飞鸾脸上挠着痒痒。这小妞的皮肉真嫩，脸蛋儿像水豆腐。我刮她左脸，她侧身向右；我刮她右脸，她再侧身向左。折腾好一会儿才把她弄醒。她哼哼唧唧说，干吗呀干吗？我拖着她的手说，快，到我铺上来！她磨蹭着，我硬拽她，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她说，她才不大情愿地爬到我床上来。
关飞鸾钻进我的被窝里，我禁不住把她紧紧搂着。这小妞儿浑身没骨头似的，像鱼儿一样滑溜溜的，搂在怀里真舒服。我亲了亲她的脸蛋儿，心里就火烧火燎。她进号子那会儿，我跟她结过“对子”，还偷偷亲过嘴，后来干部看得紧，我们都死了那个心，不敢往一块儿黏黏糊糊。关飞鸾在我怀里忸怩着，还以为我要跟她亲昵呢！我说，你臭美啥呀你？就要大祸临头了，我还有那个心思！关飞鸾说你别唬我，到底出了啥子事？我说中队长今晚找我谈过话了，问我们俩背后有没有搞名堂，这不是要查我们有没有搞地下团伙吗？要是真定下这个罪名，我们就得罪上加罪，死在这牢里啦！关飞鸾在我怀里一个劲颤抖起来，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把关飞鸾搂紧了些，说，别怕！小妹，我们只要死不承认，她们也不能定个屁罪。
在号子里，“５８条”明文规定，犯人之间只能叫名字，不能叫绰号，更不准称兄道弟呼姐叫妹的。可我和关飞鸾关系特好，在背地总是姐妹相称。因为这样一叫，真会想起我的亲妹子，想起我的亲人们，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儿。我蹲大牢她们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真想死她们了。
关飞鸾也亲亲地叫了我一声姐，说还有梁佩芬呢，她要是把我们揍她的事情全抖出来，我们俩也吃不消。我想了想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关飞鸾已经被洪月娥那只母老虎吓破了胆，连连说，姐，你千万别再揍她，她一叫唤，倒霉的又是我们俩。我对着她的耳根说，放心！小妹，我不会再动她一指头，但是，我有治她的办法！关飞鸾问我有啥子办法，我说暂时保密，你走着瞧好了。
临了，我又抱着关飞鸾亲了个够。嘿，那妞儿的细脖子像笋尖尖样白嫩，有种香香的气味，真好闻！
第二天深夜，在同改们都睡死的时候，我听到梁佩芬那臭娘们又开始吃她的宵夜，嘴馋加上饥饿，呼地一下把我心头的怒火点燃起来了。我掏出一小包细沙，这是我白天下地干活早准备好的。我把床单草席掀开一点儿，找准了床板的缝隙，撒下了一小撮沙子。心里骂道：臭娘们，我给你来点胡椒面！我听见梁佩芬摊在被子上的一张报纸，响起了沙沙声，她以为是我翻身撒下的灰尘，也没太在意，把报纸拿到床外抖了一抖，又继续吃她的“宵夜”。
我看这招不灵，又掏出一只装着毛毛虫的小药瓶。这也是白天下地干活悄悄准备好的。女监果园和菜地里毛毛虫多的是，有白的、灰的、黑的、菜青色的，捏在手上像蚕一样，软绵绵的叫人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毛毛虫大都有毒，在你胳膊上一爬，就会肿起一条紫疙瘩，一溜红疙瘩，那种钻心的奇痒会持续好些天，弄得你站不安宁睡不安心。我用这种办法整过不少敢于跟我过不去的同改，每回都吓得她们丢魂失魄，还没有谁敢不服我。
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用发夹子把一条肥嘟嘟的毛毛虫拨拉出来。
它像知道即将去担负什么重任，居然把粗壮的脊背拱了几下，像是对我表示忠诚。我又掀开床单和草席，对准床板的缝隙，瞄准一个最佳位置，把毛毛虫拨拉下去。随即，我听见梁佩芬轻轻惊叫了一声，一家伙就蹦下了床。毫无疑问，那条毛毛虫已经准确无误地掉在她的脖颈里。
我连忙下了床，假惺惺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自从前天晚上跟梁佩芬干了一仗，我们已经白眼相对，两天多没说过一句话。我主动下床关心她，她好像很感动，连声说：
“谢谢，谢谢！好像有一条虫子掉在我的脖子上。”
我说：“让我帮你看看。”
这晚月光很亮，从铁窗照进来，我很快就找到那只毛毛虫。
我拈起那条该死的虫子让梁佩芬瞧了瞧，一下扔到窗外去。
我说：“你得赶快去抹点肥皂，要不，会把你痛死痒死的！”
梁佩芬趿着鞋子去厕所，我立即跟了去，主动效劳，用香胰子沾上点清水给她红肿的脖子抹了一遍又一遍。梁佩芬受宠若惊，对我千恩万谢。我说你也不要谢我了，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梁佩芬陡地又紧张起来，瞪大眼睛说，有话明天说好不好，现在深更半夜的。我说，这话就是深更半夜才好说，这会厕所里只有我们俩，最好说话。
梁佩芬两眼怯怯地盯着我：“说吧，说吧，我听着。’我说：“梁佩芬，你不要生气！前会儿的沙子和毛毛虫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梁佩芬一下子脸都吓白了，话也说得结结巴巴：“你、你、你为啥恶作剧？我、我、我要去报告”
“你别嚷嚷，也别去报告。你要敢去报告，最后都会像毛主席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你想想，我们经常进果园下菜地干活，谁的号服里带回一点沙子一条毛毛虫，那可是常有的事，干部就能相信我是有意要整你？”
梁佩芬一下就泄了气，可怜巴巴说：“嗨，吕金妹，我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为什么老要跟我过不去？”“是你跟我过不去。”
“我哪里得罪了你？”
“你天天深更半夜在我下铺吃东西，你说你说，我能受得了？”
梁佩芬在黑暗中沉默着，愣了半天才叹了口气：“嗐，你想吃啥，只要说一声，我分一点给你吃，我不会小气的。”
我说：“我不是贪吃的猫。”
“你要怎么样？”梁佩芬急得快哭起来，“快快说吧，被干部发现，我们都要倒霉！”
“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出卖我。”
“啥叫出卖你？”
“不管干部问你什么话，你都不能把我端出去。”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比如，我们前天打架的事，你不能出卖我。”
“嗯，还有呢？”
“我和关飞鸾的事，你也不能多嘴！”
梁佩芬这臭娘们到底是当过大官的，低着头，一张臭脸拉得老长，像思量着什么大事，默神了许久，也不肯给我干脆的答复。
我不得不给她加点儿温。我说梁佩芬，你也不要端你那臭官架子了。你判十五年，我才判十二年，两人是半斤对八两。可我才二十二岁，你已经四十出了头，你要跟我过不去，我就奉陪到底，要上铐，两人一块上；要关禁闭，两人一块关；要加刑，两人一块加。就看谁耗得过谁吧！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大把日子好过的。你呢，多熬几年也就熬成个老太婆！
梁佩芬还是不吱声。我不得不再给她一点厉害的。我说好吧，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会奉陪到底的。你呢，在我下铺，我今天给你床上撒一把胡椒面，明天给你床上放一条小虫子，我就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梁佩芬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今后我再不会惹你了。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还不行？我会要求调换一个铺位，甚至调换一个号房。”
我轻轻冷笑一声说：“哼，不管你逃到哪里，你的‘百宝箱’是保不住了。”
这是对梁佩芬最致命的一击，她一下子就老老实实投降：
“别，别，请你千万别把这事报告干部！”
我说：“这么说，我说的条件你都同意了？”
“好吧，好吧！”梁佩芬回答得很勉强，几乎快哭出声。
我主动伸出手，说：“来，我们握握手。”
梁佩芬很不甘愿地把手伸给了我。嘿，这臭娘们的手细皮嫩肉，到底是当大官的手。
任思嘉——
下一个站在中队部办公室墙旮旯里的女犯，是关飞鸾。
我还没有开口问话，先把关飞鸾上上下下瞅了一眼：她清亮的黑眸子里稚气尚存，胸脯发育得不够丰满，嘴唇微微上翘，唇角隐约可见细细的茸毛，整个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这个女犯真是太年轻了！
随即，关飞鸾犯罪档案里一些主要文字，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她只有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徒刑，入狱才一年多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某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母亲是一家夜总会的女老板。关飞鸾刚出娘胎那会儿，家境并不阔绰，她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小得像鸽子笼。到了她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突然暴发，她就过起像小公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有最新的玩具，最好的文具，最漂亮的时装，还有左右不离的小保姆。上了中学，父母又给她买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钢琴，还走马灯似的给她换了无数家庭教师。总之，她要啥有啥，父母无不有求必应。但是，只有一件东西极其悭吝，那就是时间！父母太忙，只顾挣钱，对女儿的学习、成长，从来无暇过问。关飞鸾上重点小学，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一关一关都是花了大钱“买”来的。
十八岁高考，她考砸了，无须等待发榜，她断定自己肯定名落孙山。心情有些郁闷的时候，她常去逛逛歌舞厅。她偶尔认识了几个哥们姐们，又偶尔吸上了白粉。当父母源源不断给她的几千元，上万元，都在眨眼间随着缕缕青烟而化为灰烬的时候，她开始为哥们姐们带“货”。这是吸毒者的必然之路。无钱吸毒的时候，都得“以贩养吸”。她把“白粉”藏在高跟鞋底，扎在双重皮带，埋在礼品盒的生日蛋糕里跟着旅游团来Ａ省的“小香港”旅游，头一回和第二回，她都顺利得手，像电影里带密电码的地下工作者，她做得非常秘密而机智，不仅挣够了吸毒的票子，还从冒险中获得有趣的刺激。但是，第三回她再来“小香港”，打了一辆的士去住一家豪华宾馆，刚从车上钻出来，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进局子里，警察搜遍她的全身，一无所获。最后，两名女刑警“请”她上一次洗手间，而且要看着她解一次小便。她拖拖拉拉褪下长裙、短裤，女警察又命令她解下安尔乐卫生巾。至此，用塑料纸包扎好的五十克白粉才暴露无遗。
我眼前晃动着从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的清末民初“鸦片鬼”们形销骨立的骷髅，又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那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惊天壮举，对关飞鸾陡地增添了几分憎恶。我提高了嗓门问道：
“关飞鸾我昨天叫你想的事情，想好没有？”
关飞鸾回道：“报告中队长，想好了。”
被洪月娥铐了一个通宵，关飞鸾也老实多了，低着头只顾看自己那双穿着解放鞋的脏脚。
我绷着脸命令：“你把你们打架的过程说一说。”
关飞鸾说：“报告中队长，前天晚上，我就说过了，就是那么回事么。”
她一只腿屈起来，水蛇腰快折成三段。这家伙从来都是站没站相，我想，她入狱前大概常在舞厅鬼混，跳舞跳成这个熊样。
“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一遍！”
“报告中队长，就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啦，下床小便的时候踩了梁佩芬的手，梁佩芬就动手打人，给了吕金妹一拳，我去拉架，梁佩芬把我也打了啦”
我一听就火了：“这些我都听腻了，不要再说了！我来问你，你和吕金妹在背后还搞过些什么鬼名堂？”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懊悔，这样的问话也太直截了当了，一点也不知道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等等常用的审讯战术。果然，关飞鸾和吕金妹一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了，她说她啥子名堂也没搞过，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那一套和吕金妹说的如出一辙。
“闭嘴！闭嘴！”我突然提高声音打断关飞鸾。
我从来不骂女犯。从上幼儿园起，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教育我不能说脏话，更不准骂人。犯人也是人，我当然也不会骂犯人。
“闭嘴”算是我嘴里最严厉的词汇了。关飞鸾看我真的动怒，立即闭嘴。
我说：“关飞鸾，你和吕金妹是订了攻守同盟怎么的？两人说的一字不差。”
关飞鸾低眉顺眼回答：“我们哪敢订攻守同盟呀！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章大队长常常教导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从来不敢说假话。”
听关飞鸾提到章彬彬，我也想起章彬彬常常说：“跟犯人谈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老是压服，压服是压而不服的。”
我就开始耐心地对关飞鸾摆道理。“关飞鸾呀关飞鸾，你看你多年轻，才十九岁，就犯了那么大的罪，一次贩毒就贩了五十克，还有好几次没给你算总账呢！按说，把你拉去毙了也不冤你呀！
你的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是毙了吗？政府可是念你年纪轻轻的，又有立功表现，才给你留下一条小命呀！可是二十年徒刑也真够呛，你要是表现不好，你就是拿着青春做赌注了。你算一算吧，你今年十九，才坐了一年牢，还有十九个年头，那时出了狱，你也快满四十了，连找对象的年龄也耽误了；要是表现好，能加分，能减刑，判二十年徒刑的，提前八九年出狱的多的是，你那时才三十来岁，也还有个奔头呀！”
关飞鸾听着听着，眼圈儿就有些潮红起来，小鼻子也轻轻抽搐了几下。
我觉得有点门儿了，颇有信心地追问道：“关飞鸾，你再想想看，你有什么要说的，快快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倒出来！”
关飞鸾嘴巴一撇一撇的，半晌不开口。
我揣摸关飞鸾心里怕是有啥顾虑，就给她讲了半天政策，说天大的事情，只要她主动说出来，保证不上铐，不关禁闭，更不会扣分加刑。
关飞鸾仍不说话。她像一只羽毛脱落的高脚鹭鸶那么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儿。我忽然又走了神，心想，这双女孩子小巧白嫩的脚丫子，如果套上肉色的丝袜，再穿上钢蓝色的高跟皮鞋，扭达扭达走在大街上，会有多少回头率？
如果更幸运一些，她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说不定还能当上个红舞星，能倾倒多少观众？可惜呀可惜，现在她脚上没穿袜子，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肚子上有许多泥斑没有洗净，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是蚊子小咬亲吻过的痕迹；鞋呢，是女监统一下发的解放鞋，半年一双，关飞鸾这双已经提前穿破，鞋头上有个大窟窿，脏兮兮的大趾头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我的天！这样一副鬼样子，让她的“大款”父母瞧见，该会怎样的心疼？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我意识到不能让任何怜悯泛滥开来，连忙镇定自己，用冰冷的声音继续审问。
“关飞鸾，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就生我一个。”
“你爸你妈有多大年纪了？”
“有五十来岁吧。”
“有没有来看过你？”
“来过。”
“几次？”
“一次。去年来的。”
“为什么不常来？”
“他们在四川老家，路远，不能常来。”
“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爸你妈？”
“想，非常想，做梦也想！”
“关飞鸾，就是为你爸你妈着想，也该把你做的事全说出来呀！你想想，你再这样表现不好，要服满二十年徒刑，你出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你爸你妈，也很难说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无意中改成一种跟朋友谈心的语气，轻轻的，缓缓的，却意外地把关飞鸾说得伤心啜泣起来。
我想乘胜追击，要关飞鸾把她和吕金妹在暗地的不轨行为痛痛快快说出来。可一问起这事，关飞鸾立即不哭了，同时也再没有别的话。
转眼间，熄灯的铃声又响了。叮铃铃的，骤然打破监室的死静，真像一只带着鸽哨的鸽子在空中盘旋。
第二个回合，我依然没有什么“战果”。
清水潭女子监狱又陷入深夜静谧的重围。我打开那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记下与关飞鸾谈话的大体情况。最后写道：
“女囚徒们一个个都会装得像绵羊一样温顺老实，心灵却都上了一把锈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打开呢”
任思嘉——
此后几天，我连续找了９号号房其他几名女犯谈话。我想她们与吕金妹、关飞鸾朝夕相处，也许能了解一些蛛丝马迹。可她们也只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除了说明吕金妹与关飞鸾特别要好，有钱买点零食的时候，常常不分彼此吃来吃去；有时她们在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就偷偷躲在号房里抽。除此，一点也说不到“地下团伙”的点子上。
最后，我准备传讯梁佩芬。我把这着棋放在最后走，一是梁佩芬是个入狱不久的新犯，她知道的情况想必不会很多；第二，也说不出是啥原因，我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犯，既有几分同情，又有几分发怵。是不是“虎倒威在”？我在精神上威风上还不足以压倒这位前女副市长？
梁佩芬是我到任一周后人监的。毕竟是当过副市长的女犯，她入监的那个来头就非同凡响。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洪月娥和王莹等带着女犯们到果园采柑橘去了，五大队只留下章彬彬、董雪和我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女犯们的作业和周记。清水潭女子监狱有一项明文规定：凡四十周岁以下而一字不识的女犯，必须上完扫盲班而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凡三十周岁以下而未达到初中文化的女犯，一律要进女监附设的“曙光中学”，争取达到中学水平。
此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女犯，则鼓励她们报考函授大专班。
同时还规定所有初通文字的女犯，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要女犯写周记的目的，一是练习文笔，二是汇报思想。女犯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写的周记和作业五花八门，有的文句流畅，有的狗屁不通，有的像鬼画符，比天书还难懂。我们得在上面批注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还要一一订正错别字。这样，我们管教干部的许多时间，就花在女犯们那些精彩无比的“杰作”上。有人把我们比做“特殊的园丁”，既要为女犯们重塑灵魂，又要教给她们文化知识，我看我们享受这份殊荣，可是当之无愧。
我们正伏案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坐在靠窗位子上的董雪站起来朝楼下的大操场瞧了瞧，说：“嗬，好家伙，今天来了些什么大头头？大车小车好几辆呢！”
章彬彬和我也走到窗前去看热闹。女监大楼前的大操场上，停着三辆车顶装有红色警灯的小面包和一辆很气派的大奔驰。一会儿，车门打开，先走下五六个身穿警服的中年人，接着，再走下几个穿便衣的男女。赵监狱长等几位头儿，早在车前迎候，一阵热情的握手后，就把来人领到会客室去。章彬彬和董雪认出这些来客中，有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罪犯关押中心主任等等。
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们以为是省里的领导下来视察，没有特别的惊奇，依旧回到桌前伏案批阅作业。
一会儿，女监办公室主任给章彬彬来了电话，说头儿们有急事找她，要她立即赶到会议室。章彬彬走了，董雪和我继续伏案工作。上头来了人，叫大队长去汇报汇报，也是常有的事。可是，半个多小时后，章彬彬回来了，我发现她脸色灰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天不说话，眼神也有点不大对劲儿。我问，出了啥事？她说，没事。就那么不露声色地坐着，直到洪月娥和王莹等人从果园收工回来，大家动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下班了，章彬彬才突然站了起来，对洪月娥说：
“洪队，刚才监狱长找我谈了话，要我们收押一名大名鼎鼎的女犯。”
章彬彬说这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便刹住脚，不急着下班，都支棱起耳朵听着。章彬彬却又半天不吭声，只顾咕咚咕咚喝水。
洪月娥急了，催问道：“怎么的？要给我们送来个溥仪皇帝那样的大人物不成？”
章彬彬说：“对我们女监来说，接收这个犯人，也许比侍候溥仪皇帝更头疼！”她脸上神色严肃得不可思议。
洪月娥拍起了桌子：“我的妈呀，你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结了，干吗吞吞吐吐的？”
章彬彬这才一板一眼宣布：总部要我们五大队接收的这名女犯，就是西源市原来的常务副市长梁佩芬！是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刚才亲自把她送来的。
女警官们的眼睛都睁圆了：“哦，是她啊！”
我是第一次听到梁佩芬的大名，但从女警官们面面相觑的样子，已经掂出这个女犯的分量。但天真的我相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训，一个副市长犯了罪来蹲大狱，也值得她们如此惊慌？张子善、刘青山贪污不照样枪毙示众？陈希同贪污腐败不照样判刑蹲号子？
王莹好容易从惊讶中挣脱出来，说：“天呀，天呀，梁副市长今年‘三八节’还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女监慰问呢，才半年工夫，就成了我们的罪犯！”
董雪问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章彬彬说：“贪污、受贿，听说从她家搜出金条、金砖就有十多块，美元一大捆，最后坐实总共３３．６万元。”
王莹问道：“判了多少年？”
章彬彬说：“十五年。”
几位女警官又同时惊叹：“哎哟！我的妈呀，坐满十五年，她梁市长也成了个老太婆了！”
章彬彬说：“真作孽！自己犯罪，还把老爸活活气死。”
我就轻声问王莹，梁佩芬她老爸是谁？
王莹说：“就是我们的老司法厅长梁建成呀！清水潭女监就是在他老人家手上建起来的。”
“哦！是他啊！”这回大吃一惊的轮到了我。
因为我这才想起来，我到女监第一天，章彬彬带着我在女监转了一圈，一再听到她怀着无限敬意说起过这个威名赫赫的名字。走到了女监大门口，我看到女监的八层大楼是如此气派，真是惊诧不已。章彬彬就说，你再仔细看看，那大楼屋顶上的造型像个啥玩艺儿？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不是古建筑上的翘脊屋顶？
章彬彬笑笑说，不对！你看，那两头弯弯的造型，像不像半个月亮？我再凝神看了看，说像，像，太像了！章彬彬说，因为楼顶上的造型是半月形的，我们又把女监大楼叫做“半月楼”。为什么是半月而不是满月？半月就是残月，女犯都是些残破的“月亮”残破的灵魂么！
呵呵，我张着嘴半天合不拢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我问这是谁的创意呀？章彬彬说，“是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
章彬彬又提醒道：“小任，你再看看，这幢大楼的外壳，贴上这些白瓷砖，漂亮不漂亮？”我看了一会儿说，“漂亮，漂亮，贴上这些洁白的瓷砖，万绿丛中一片白，这幢大楼就更加抢眼了！”章彬彬又问道：“你看清没有？瓷砖上有什么花纹？”我细看了一会儿问道，“哟，每块白瓷砖的四角都有三个小黑点，这又有什么含义？”
章彬彬说：“这也是女犯的象征，女犯们不都是些心灵上有污点的女人么？”
我问道：“这又是你们老厅长的主意？”
章彬彬得意一笑：“当然！”她就给我介绍这个梁建成战争年代是个威风凛凛的英雄团团长，建国后，他在这一带剿匪，抓了许多蒋介石的残渣余孽，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清水潭监狱关押这些罪犯。后来他当了省司法厅厅长，清水潭女子监狱从选址、设计到施工，都是他亲自过问的。
还未见过那位老厅长的尊颜，但梁建成这个名字从此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听到监狱长、大队长等等领导也常常把“梁建成”的名字挂在嘴边，可以说，在Ａ省司法界如果有人不知道梁建成，几乎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但是，一个省司法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到头来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女子监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正在回忆中为这位老厅长扼腕叹息的时候，洪月娥一串可怕的冷笑把我吓醒了。“哈，哈！”她说，“活该，活该！这么大的罪，要换成别人，早拉去毙了！”
洪月娥真是出了名的“铁拳头”，对女犯们总嫉恶如仇。前副市长梁佩芬分配来五大队服刑，她可不像别人那样一惊一诧。
随后，她又粗门大嗓说：“行呀行呀，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赵监狱长不是给我们女监的工作目标定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嘛：‘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堂堂的警官、管教还能怕罪犯！喂，时候不早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欢迎这位大人物吧！”
看洪月娥这气壮如牛的气魄，我想她是非亲自接收梁佩芬不可了。但是，她很快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她明天要进城去跟兴隆鞋业公司订生产合同，时间是早约定好了的，不能更改。
，她轻而易举地把这桩挠头的事儿推给了章彬彬。
洪月娥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队就任思嘉是远从北京来的，和梁佩芬毫无牵连，这个女犯自然分配在第三中队。”
这是组织决定，我不能反对，心里却咚咚地敲鼓。我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从来没有跟官员们打过交道。好了，现在，我天天要管教一个当过市长的女犯，心里能不发怵？
那天吃过晚饭，我去章彬彬家串门。我想向她了解一下，这个梁佩芬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女监干警宿舍楼，和“半月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和一口大池塘，为一大片松、杉混交林掩映着。又因为宿舍楼住的都是女干警，大家就戏称为“女儿国”。工余时间，我除了读书看电视，常常“周游列国”，不过拜访的都是些“女皇”。章彬彬与我住在上下楼，她不仅是我的头儿，还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去她家串门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走进章彬彬家时，她和小女儿章黛正在吃晚饭。
章彬彬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厅的小单元。客厅的摆设简单、大方又挺有情调。几件家具都是白木制品，但小圆桌上铺上一方印有花饰的软塑餐桌布，小茶几上铺上一片洁白钩花纱巾，而且搁上一瓶万年青，电视机上兀然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锦鸡标本，这屋里就显得相当优雅。我看见章彬彬的伙食很简单。小饭桌上只有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一盘葱花蛋。我心想这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挺清苦。女警官们往人前一站，全身上下一套橄榄绿，像春风中的一株翠柳一样招人眼目；大盖帽上的国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多么令人羡慕！其实，她们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丈夫又都在外地工作，许多票子要换成火车票汽车票扔在铁路公路上，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章彬彬见我来串门，就对女儿说：“小黛，你吃了饭，帮妈妈洗碗好不好？妈跟阿姨聊聊天。”
章黛才念小学三年级，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就去房间做作业。
我由衷地夸了一句：“章姐，小黛真乖！”我在章彬彬家里都叫她“章姐”，这样更显亲昵。
章彬彬说：“有什么办法，她爸爸长年在省城工作，顾不了家，我的小黛很小就会帮我做点事。”
我们在小客厅的木头沙发上坐下来。我直奔主题说：“章姐，清水潭女监上千名女犯中，当过处长、当过厅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今天来了个梁佩芬，怎么就把你们弄得六神无主？”
章彬彬连连摇头：“这个事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我说：“梁佩芬今后就归我们三中队管呢，关于她的情况，你要给我交个底，日后我也好掌握个分寸。”
“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吧。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你讲讲我和梁佩芬的故事。”
章彬彬秀气的眼睛细眯起来，那神情像竭力追忆一个年代久远的梦。至于这个梦，是像童话一样美丽呢，还是像灾难一样不堪回首，我一时还难以揣测。
章彬彬——
我认识梁佩芬，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我从小胆小，对造反派冲冲杀杀那一套不感兴趣，整天躲在家里看小说。忽然，有一天，最新的最高指示传下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铺天盖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搞起来。这一关我怎么也躲不过，就打起背包到了西部山区西源县。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比别人稍稍幸运一点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医生，过去的老首长梁建成，当时是Ａ省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师长。有了这棵大树，我没去农村插队，直接当上一名兵团战士。一套散发着棉布和染料混合气息的绿军装，穿在我发育不全的身上，显然太过宽大，邋里邋遢的。但是，我总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参军是当时最大的光荣，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的兵没有列入正式的军籍，军帽上也没有那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但是心里那个高兴呀，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有父亲老首长的关照，我在兵团的境遇又比别的战士优越。才扛了两个月锄头，修了两个月地球，又被选拔进了兵团文艺宣传队。梁师长的小女儿也在兵团文宣队当兵。他把我们俩拉到身边介绍说：“小芬，来认识一下，这是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叫章彬彬，你们今后就天天在一块了，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他又对我说，“彬彬，你比小芬大两岁，算是姐姐了，又是上过省城高中的，墨水也比小芬多喝几瓶么，有空儿，多教小芬学文化。”
小芬就是梁佩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从此，我们俩好得像亲姐妹。一起出操，一起排练节目，一起演出，一起下乡下连队。我们枕一个枕头睡一个铺，连内衣内裤也不分彼此轮换着穿。佩芬老爸是部队的大首长，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他每月有一斤油、两斤肉、半斤糖等特殊供应。隔一周两周的，梁师长总要用吉普车把佩芬和我接到家里，吃一餐饺子，打一顿牙祭。临走，佩芬的妈妈少不了往我俩书包里塞满水果和水果糖。当然，我也没忘记梁伯伯的嘱托，一有空儿，就辅导佩芬补习功课。梁佩芬那时有幸读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我从城里带去的。
那年梁佩芬只有十五岁，站着只有我的耳边高，在文宣队里也上不了大节目，就跟着大伙唱唱歌，跳跳舞，跑跑龙套。我可不同，从小有点艺术细胞，只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开始挑大梁。
样板戏里的小常宝、李铁梅、吴琼花都是我的保留节目。不是自吹自擂，年轻那会儿，我比现在漂亮多了，身段苗条，脸蛋儿也上妆，扮相好看，唱腔又学得十分地道，每到一地，观众就盼着看我的戏。那两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可是，有一回，我差点儿就为演出的事栽了大筋斗！
那是西源地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请我们兵团文宣队去演出。在许多节目中，有个《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不消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化好了妆，穿上铁梅肩上打着补丁的衣服，突然肚子大痛起来。我捂着肚子直不起腰，额头上汗珠滚滚，一趟一趟上厕所，这是百分之百的急性肠胃炎，学名叫肠绞痧。开台锣鼓敲响了，身边没有卫生队，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一个懂点医道的老同志掐我的人中，抓我的手腕，给我做急救按摩，种种招术都无济于事。“李奶奶”已经站在边幕准备上场了，台下上千名观众都伸长脖子等着。可我还是肚痛不止，满地打滚，后台乱成了一锅粥。队长给我端来一杯开水，指导员用湿毛巾帮我擦汗。同时不断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是庆祝革委会成立呀！瞧，瞧！台下坐着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还有许多造反派头头我心里明白，上不了场，辜负了观众还是小事，如果哪位领导发下话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我和整个文宣队都得遭殃。我站起来，又蹲下了；再站起来，一阵抽筋拔脉的疼痛，再次倒下了。队长、指导员急得满台转。就在这个时候，梁佩芬站了出来，说，彬彬姐，我上！我望着她：你行？佩芬说，我行！队长、指导员也齐声问她，你行？佩芬说，我保证行！佩芬举起了小拳头，坚决严肃得就像戏中的“小铁梅”。队长、指导员交换个眼色，就说，快快准备吧！台上一阵手忙脚乱，给梁佩芬勾脸，化妆，穿上戏服，她就匆匆上场了。
已经嘘声四起的观众席上顿时安静下来。谁也没有发现演铁梅的换了演员，完全被梁佩芬精彩的表演吸引住。我也忘了肚子痛了，爬到边幕紧张地朝外瞧。绝了！梁佩芬的唱腔念白，一招一式，把刘长瑜学到家了，不，是把我学到家了。连一些表演上的细枝末节，她也毫不含糊。比如，念到“奶奶，您听我说！”
一口白牙倏地一亮，稚态可掬，娇媚万千。唱到“高举红灯闪闪亮，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她胸脯一挺，脑瓜子一昂，目光炯炯，斗志昂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把梁佩芬送回后台，又再刮到前台，她谢幕三次，台下的掌声才渐渐静下来。
这时队长、指导员才想起该送我去医院。可是，真怪，我的肚子竟不觉得痛了。我抱着佩芬说，你演得太棒了！真的，简直棒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