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和指导员也说，小家伙，没想到你偷偷地把章彬彬的功夫都学到手了！
从此，整个兵团都知道文宣队有两个“小铁梅”，一对“小姐妹”—那就是我和梁佩芬！
我们俩在兵团文宣队呆了两年，命运又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先是我被选拔到清水潭劳改农场当看守，每月开始能拿到二十八块半工资。那时的清水潭劳改农场，其实就是清水潭监狱，既关男犯又关女犯，女犯单独组成一个大队，也叫五大队，我们现在的五大队有时也叫做老五队，就是这个缘故。那时我就在五大队管女犯。再过一阵子，梁佩芬保送上了大学。她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她又是个女的，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老爸，总之，当官的云梯一级一级都为她搭好了，从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干事、秘书、科长、副县长、县长，一直到当上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和她在感情上是愈来愈淡了，她官升一级，我和她就疏远一分。
在世俗的社会，职务的差距同时也悄悄地拉开了人们心灵和友谊的差距，这已经是既十分无奈又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和梁佩芬在青春年少时结下那段真诚珍贵的情谊，那是很难从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命运真爱跟人们开玩笑啊。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和梁佩芬各自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年见不上几次面；现在可好，得天天见面，只是她在铁窗之内，我在铁窗之外，她成了我的阶下囚，我成了她的管教员。
任思嘉——
亲自送梁佩芬来服刑的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当天就离开清水潭。梁佩芬和陪同她一块来女监的丈夫杨罗亭，在女监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赵监狱长亲自领着他们来第五大队报到。
洪月娥进城订生产合同去了，王莹、董雪都带领女犯下车间，章彬彬和我在大队部“恭候”。
女监每个大队那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成天紧锁的栅栏大铁门，而且有一名“宽管”的女犯值勤。章彬彬“哐当”一声打开铁门的时候，把梁佩芬让了进来。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与梁佩芬素不相识。但她跟站在门外的一位中年男子打了招呼：
“老杨，你好！”
叫老杨的那个男人满脸讨好地笑着：“章副大队长，请你多多关照！”
这个老杨叫杨罗亭，是梁佩芬的丈夫，戴一副金边眼镜，西装革履，大背头油光可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章彬彬和梁佩芬是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熟悉了。
再说，他也是西源市哪个部委的头头，很有身份的人物，所以跟女监干部打交道，可不像一般女犯的家属那样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杨罗亭一边说着，一边就想跨进铁门。章彬彬很快抬起一只右手，把他挡在门外。她说：“老杨，对不起，请就此止步吧！”
笑容从杨罗亭脸上消失了，换上恼又恼不得、哭又哭不出的尴尬。他绝没有想到章彬彬会如此公事公办吧，转身瞅着赵监狱长，显然希望她能帮腔说话。
赵监狱长笑而不语。
杨罗亭就脸孔通红：“我、我就进去几分钟，看看佩芬住得怎么样，真的，只要让我瞅一眼，我就放心，我马上就出来。”
章彬彬扶在门框上的胳膊不肯放下来：“对不起，我们女监还没有由亲属陪送犯人进号房的先例。让女犯们看到一个犯人享有这种特权，我们这个大队就不好管理了！”
赵监狱长请求谅解地笑了笑：“杨主任，对不起！请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此止步吧！”
杨罗亭万分无奈，只好与梁佩芬匆匆对视一眼，有点生气地转身走了。
“哐当”一声，铁栅门重又关严而且落下大铁锁。这种钢铁与钢铁碰撞的声音铿锵而激越，象征着监狱囚禁罪犯制裁罪犯的绝对权威。我看见梁佩芬的身子轻轻战栗一下，脸孔立时惨白如纸。
“ＯＫ！”我在心里欢叫一声。我想，好一个章彬彬，你这头一招干得真漂亮，现在要看下面怎么面对你的老战友了？
章彬彬迳直在前头引路，通、通、通，看来走得镇定而沉稳。进了大队部办公室，章彬彬把门虚掩上，给梁佩芬倒了一杯水，拉过一张椅子让过坐，嘴唇颤抖了好一阵，终于开口了：
“佩芬，你、你、你咳，我真的没有想到”
“彬彬姐！”梁佩芬像见到亲人一样，又伤心又委屈，眼里早已噙满的泪水，哗哗淌下来。“我、我我工作中是有错误，可我当了十几年的县、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我不该落到这个地步，我、我要申诉”
我看见章彬彬眼里湿润润的有了泪意。她耐心地劝说梁佩芬：“申诉是每个犯人的权利。但是，佩芬，我昨晚花了一个通宵研究你的档案材料，我劝你别白费神了！”
“为什么？”
“你这个案子，认罪事实清楚，罪证取证确凿，量刑标准适度，无论怎么挑剔，在法律上都站得住脚的，你怎么申诉也没有用。”
“彬彬姐！你、你也这么说”梁佩芬欲言又止。
我想到她们老友重逢，而且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重逢，该有许多话要说吧，就准备开门走出办公室。可是章彬彬叫住了我：“别走，任思嘉，新犯人的入监手续还没有办完呢！”
我听出章彬彬说这话的口气很冷，脸上是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表情，只得留下来执行任务。
“彬彬姐！”梁佩芬苦泪汪汪地望着章彬彬，还想说些什么。
“佩芬，梁佩芬！”章彬彬提高声音截住梁佩芬的话，“你站起来，咦，站起来呀！”
梁佩芬慢吞吞地站起来，一脸的无奈。
章彬彬绷紧了脸，与刚才判若两人：“梁佩芬，你认真听着，你现在不是市长，而是罪犯；我不是你的彬彬姐，是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章彬彬。监狱中一举一动都是有规矩的。等会儿，你的中队长，呶，就是这位女警官任思嘉，会发一本‘５８条’给你学习。记住，你对干部，要称大队长、中队长、管教员，对犯人，要称‘同改’，或者叫名字。”
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像锋利的刀子从章彬彬嘴里蹦出来，仿佛要把她与梁佩芬二十多年的友谊一刀两断。刚才委屈得想哭的梁佩芬，眼里收起泪光，换上一种无言的冷漠。
“你住在９号号房，走！”章彬彬掉头往外走去，“现在，我们就去给你安排一下。”
章彬彬和我把梁佩芬带进９号号房，安排在靠窗的下层铺位。这个号房只住八个女犯，靠南窗的铺位既通风又光线充足。
我心想这算是章彬彬对梁佩芬的照顾了。
随后章彬彬抱来两套号服，说：“梁佩芬，这是你的号服、号标。”
梁佩芬惊愕地愣着，不愿伸手去接。
章彬彬说：“这是监狱的规定。全世界的监狱都这样，除了内衣内裤，犯人的外衣外裤都是由监狱统一发放的，一律不准穿自己带来的服装。任思嘉，执行你的任务。”
我走到梁佩芬跟前，示意她举起手来。她知道是要搜身检查了，不悦地嘟哝着：“这、这，有这个必要吗？”
“梁佩芬！”章彬彬厉声喝道，“我说过了，监狱有监狱的规定！”
我也严厉地喊了一声：“梁佩芬，请举起双手！”
梁佩芬把手徐徐举起，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恼怒。我摘下她的手表，从她兜里掏出指甲刀和钥匙串。
“这些都是我的日用品，你们也要没收？”
我说：“女监早起晚睡、上班下班，都以铃声为号，犯人不需要手表；至于指甲刀、钥匙串，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准私人保管。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一一登记，有的交给你家属，有的放在中队办公室保管。”
我又从梁佩芬兜里搜出一大沓人民币，也在清单上一一登记了。
梁佩芬又不满地嘟哝：“连钱也要没收？”
我解释说：“不是没收。女监规定犯人不准保管现金。今后你家属给你的钱也必须有个限量，而且也得交干部保管。我们会帮你换成代用券，你可以用代用券到监狱服务部买生活日用品。”梁佩芬对金钱几乎有一种特殊感情，看着一大沓人民币被搜走，她气得快疯了：“这、这，你们是根据什么王法？”
章彬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监狱就是监狱，不是高级宾馆，不能让犯人过太好的生活，这样有利于犯人的改造。”
梁佩芬连连摇头：“不可理解，不可理解！我要买点小用品怎么办？”
我当即给梁佩芬兑换了五十元代用券。那是一种用牛皮纸印制的相当于五分币大小的小纸片，上面加盖女监印章，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等等不同的面值。仅仅从这件小事，我看到如今监狱对囚犯的管理是何其周到细致。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严禁囚犯身上带钱，剥夺他们购买必需用品的权利，这当然是极不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允许囚犯收受亲属寄来或带来一定数量的现金，随之又产生了某些弊端：如不守法纪的罪犯用现金收买管教干部，用现金役使其他罪犯代替劳动，用现金购买太多的生活用品过奢侈的生活，还有，万一囚犯越狱逃亡，有了现金他们也在行动上更为方便。有鉴于此，把现金改为代用券并且限制囚犯使用的数量后，以上弊端就基本杜绝。
梁佩芬盯着一大叠代用券发愣的时候，我已经打开她的一只衣箱。箱里除了衣服裤袜之类，竟有一个精致的化妆盒，里头有小镜子、小梳子、画眉笔、唇膏等等，我心里非常想笑，但是忍住了。对梁佩芬说：“除了镜子和梳子，其它化妆品你都用不上了。”
梁佩芬睁大眼睛：“为什么？”
章彬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梁佩芬呀梁佩芬，你怎么还不知道这里是监狱？你如今是犯人！”
梁佩芬不再吭气了，以下的检查就比较顺利。最后，我在她的衣箱里发现好些食品盒，有火腿肠、牛肉干、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等，我指着这些东西跟章彬彬交换一个眼色，章彬彬对我摇了摇头，我便装作没有看见匆匆关上箱子。
整个检查过程，章彬彬就算这件小事给以通融，手下留情。
我心想，章彬彬还是很念旧的。
接着，我要领梁佩芬去卫生间换号服。梁佩芬非常抵触，在章彬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还是乖乖地去了。她脱下质地极好的西服和套裙，再换上灰不溜秋的既无线条也无性别的号服，原西源市常务副市长的风度一扫而光，离标准的女囚，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而章彬彬已经手上拿着一套理发工具在那里恭候。
“梁佩芬，你坐下！”章彬彬命令道。
“你，你！”梁佩芬抱着脑袋轻声惊叫，“你想干什么？
天呀，我的头发也犯了罪？”
“梁佩芬，你自觉一点好不好？”我给梁佩芬端过一张凳子说，“我们章大队长可是十分照顾你了！要是叫你到楼下理发部去剪头发，你是个名人，肯定围上一大圈人看热闹，你看，是不是跟我下去亮亮相？”
梁佩芬终于老实坐下了。一把白晃晃的利剪，在章彬彬手上“咯啦咯啦”惨叫着。我不能判断章彬彬是作必要的预备动作呢，还是一时不忍心下手。我看见梁佩芬一头黑发稠密而漂亮，心想该花多少乌发宝蓄发精润发油才能呵护成这番模样。发型也别出心裁，绾成个香螺髻子搭在脑后，白皙的脖子便充分显示它的浑圆和修长，出席什么高层会议或者在大会上作报告，那可是仪态大方，风度高雅的。章彬彬倏地拔下一枚银簪，梁佩芬的发髻哗啦一下松开，长发飘飘，风鬟雾鬓，萧萧飒飒，乌云托月，把一张圆脸衬托得更加端庄清丽。我就想到这种发型原来是变化无穷的，像这个样子出现在与外商的谈判桌上，或是步入舞池歌厅与别的娱乐场所，可又别有一番风韵而更加令人瞩目。用我的眼光来看，梁佩芬算不上漂亮，眼睛不大，却拉了双眼皮。但是，这满头黑发却无与伦比，简直是美发大师的艺术杰作！可惜，可惜，梁佩芬啊梁佩芬，为了你的贪婪和愚蠢，你这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可得为你无辜地牺牲惨烈地殉葬了。
梁佩芬抹一抹眼角的泪珠，双眼紧闭，像引颈受戮的死囚。
章彬彬咬咬牙，利剪张开了血盆大口。我看见，随着发丝纷纷飘落，章彬彬脸上也弹落几滴泪珠。但她很快忍住了，一边剪发，一边轻声问起梁佩芬孩子的情况、老母亲现今的病情，等等。我发现，章彬彬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的，轻声细语的，她深怕触痛了梁佩芬哪一根神经，常常欲言又止。即使如此，我看见她们没扯上几句，都泪眼汪汪的了。我想如果没有我在场，这些与章彬彬身上的警服警帽极不相称的贴心话，也许还会没完没了说下去。但是，章彬彬很快从感情的漩涡里挣扎出来，改换成标准的管教员的口气说：
“梁佩芬呀梁佩芬，家里的事都不要去想了，关键是要好好表现，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熬上八九个年头，你就有可能减刑提前出狱”
我听见章彬彬手上那把利剪“咔嚓咔嚓”地惨叫着，一下一下都剪在我的心尖上。我连忙掉头望着窗外。清源山区，几乎一个秋天没下过一滴雨，清水潭显然消瘦了许多。但潭水依然明净清澈，平静如镜。湖畔的浅滩上有几只丹顶鹤在那里觅食，天上有几只水鸟自由飞翔。我忽然想到梁建成老厅长当年选择这山明水秀的去处建起一座女子监狱，真是独具慧眼。可惜，他老人家哪里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这座他亲手创建的监狱！
梁佩芬——
章彬彬给我剪了个“马桶盖”短发，我的入监手续就全部办完了。章彬彬交待说：“梁佩芬，你自己整理整理东西，先住下来吧！”
她说得多轻松呀，就像这里是宾馆，是我的家。我用哀求的目光瞅着她：“彬彬姐，不，不，大队长！你、你、你再待一会儿好吗？”
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心里清楚，章彬彬是我在这陌生环境中惟一的亲人了。她一走，我将陷入那些罪恶累累的女犯之中，那是多么恐怖！
中队长说：“大队长忙着呢，哪能在这里一直陪着你？”
“中队部办公室就在东头，有事，你向中队长报告。”章彬彬说着，指了指叫任思嘉的中队长。这个有个挺洋气名字的小姑娘，最多二十五六岁吧，长相很嫩，一脸稚气，在我们市政府里一抓一大把，都是干事、科员、秘书什么的，没有我点头，连我偌大的办公室也不敢轻易进的，现在可好，我得服从这个黄毛丫头管教！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走了，号房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像地狱一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感到脑袋瓜的分量轻了许多，就急着想照照镜子。可是，号房里没有穿衣镜，不像家里卧室、客厅、卫生间到处挂着大镜子。还好，中队长给我留下一面小圆镜，成为我日后顾影自怜的伙伴。我对着小圆镜只瞅一眼，眼泪便哗哗直流。我的天，我保养了十多年的披肩长发，我满头郁郁葱葱的柳丝条儿，我后脑勺上水雾飘洒的黑瀑布，眨眼间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再瞅一眼镜子里的我，这是什么发型？对男人来说太长，对女人来说太短，长不长短不短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半个西瓜皮扣在我的脑瓜上，要多丑有多丑，我还是不是个女人呀？
我强忍泪水，仔细打量这间号房：号房挺大，至少有三十来平方，挨墙排着四张架子床，上下层有八个铺位。床上的被子薄薄的，叠得有棱有角，没有褥子，床单相当洁净。四张床之间有四张拼在一起的长条桌，看来是供女犯们学习用的。倚墙挂着一排毛巾，架子上搁着脸盆、牙杯和八个热水瓶，都排列整齐有序，像用墨线拉过似的。墙壁白得耀眼，地板虽是那种沙砾毛糙的水泥地，但洗刷得极干净。我双眼一闭，想起今年“三八节”
来女监慰问，曾在章彬彬陪同下参观过这些号房。当时我还说过一句夸奖的话：“想不到现在的号房，整洁得跟军营一样。”现在，我自己成了一名女犯，再也不会把号房跟军营联在一起。这是一个与地狱尺咫毗邻而与崇高、荣誉绝缘的去处！叫我特别敏感又触目惊心的，还有墙上的两条标语：“同罪行决裂！向昨天告别！”日后我慢慢明白这两句话像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当罪犯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干部把这咒语一念，没有不头痛欲裂俯首听命的。号房朝南，玻璃窗外安装着横一条竖一条的铁栅栏。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窗，一个失去自由的世界的象征。一阵激烈的寒颤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瘫软了，萎缩了，缩小成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小鸟。再看看窗外，为群山支撑着的一片蓝天格外明丽，又恰有两只小鸟从窗前欢叫着飞过。我的天呀，我何时能飞出这个非把我囚死闷死的铁笼子？
我躺倒床上，哇地一声哭起来，被子枕巾很快就浸泡在我的泪水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电铃“叮铃铃”响起，心想该是女犯们下班收工了吧。我很快要跟许多女犯见面，心里的恐惧又加重十分。果然，一会儿，走廊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我连忙侧身向里，又随手扯过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
一会儿工夫，我听见有人走进９号号房，通、通、通的脚步声停在我床前。有个尖尖的嗓音大大咧咧地在我的头顶爆炸：
“喂，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依然躺着，不愿吱声，也不敢吱声。
“咦，问你呢，怎么不答话？”
我依然又顽强又心虚地沉默着。
“哗啦”一声，我脸上的报纸被人掀开了。一个二十几岁长得又好看又有些儿放荡的女犯站在我床前。她撇一撇嘴：“哟，好大的架子！还不起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有生以来，还没谁敢跟我这样讲话。气得我霍地一下坐起来：“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和那女犯怒目对视了两三秒钟，她突然大声惊叫起来：
“呵哈，你不是梁市长吗？”
她认识我？我脸上的表情肯定比对方惊惶万倍。因为我一直害怕在这里遇上熟人，却偏偏就碰上熟人。我在脑子里飞快搜寻着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犯。
“呵哈哈，市长大人！”那女犯放肆而无赖地笑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想想，今年‘三八节’，你来女监慰问我们，在女监的大礼堂，你给我们作报告看看，我们能不认识您这位市长大人？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吕金妹，就睡在你上铺。”
这时同号房的女犯们都回来了，在我身前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聒噪着：
“哟，还真是梁市长！”
“今年‘三八节’，你给我们送来许多书！”
“梁市长，你穿上号服，又剪短了头发，嘿，让我们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梁市长，你给我们作报告那会儿多威风？瞧，把手这么一叉，站在讲台上，对着麦克风喊：姐妹们，好好儿改造，整个社会都会关心你们的嘿！现今，也得让整个社会来关心关心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我讲话的那个女犯叫关飞鸾，非常年轻，那个腔调，那个作派，把我作报告的样子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女犯们轰然大笑。我把头埋在胸前，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吕金妹说：“喂，喂，同改们，你们再不要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的叫好不好！进了号子，大家站着一般高，坐下一般齐，都是罪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改’的关系，都得叫名字。喂，你，尊姓大名？”
我知道她在问我，可我不答话。吕金妹就凑到我胸前看我的号标。随即叫道：“号标上写着呢，她叫梁佩芬，对，梁佩芬！”
吕金妹又问我犯了什么事，要关多少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都是些啥玩艺儿呀，说不定盗窃、卖淫、贩毒、杀人的，什么货色都有，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粪缸里的蛆！
吕金妹就撒起野来，在我肩膀上操了一下：“梁佩芬，摆什么臭架子呀，看你胸前的号标，又是红牌，又是‘严管’，少说是十年出头的，说不定比我们的罪还重！你还摆啥臭架子？”
关飞鸾也在一旁起哄：“如今当官的犯罪，八成是贪污受贿，嘻嘻！你榨了百姓多少油，喝了人民多少血？”
这时到了开饭时间，要不，她们这样一直闹下去，我不被气得背过气去，她们决不会罢休。
女犯们在走廊上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打回饭菜，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狼吞虎咽。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饭，独自坐在床上发愣。走廊上有人叫我：“梁佩芬，梁佩芬！来打饭啦！”
我没吱声，也不动弹。
一会儿，就有个身材瘦弱脸庞白皙的女犯，给我打来了饭菜，轻声说：“吃吧，梁佩芬，日子长着呢，不吃饭可是熬不下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犯叫谢芳，原来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因为犯了侵占罪，判了七年徒刑。她大概表现特好，不断减刑，号服上的号标是白的颜色，那是“宽管”的标志。我慢慢地就看出她肯定是改造积极分子之类的人物，管教一天要叫几十次“谢芳，谢芳”，支使她干这干那的。
她也真是个热心人，一得空儿就帮助同改们学文化，也很乐意为我做些小事。
谢芳看我还不动弹，又催我说：“多少吃一点吧，要不然你晚上会肚子饿的。”
我看谢芳说得这么恳切，就端起饭碗。饭，倒是极好的白米饭，也许是当地山区刚收割的新晚稻，香喷喷的，盛满一海碗还小山似的冒尖儿；菜却不堪入目，尽是些黄不叽叽清汤寡水的白菜帮子。更要命的，是放在房门口的那两只盛饭装菜的铅皮桶儿，这里一溜黄，那儿一道黑，已经脏得看不清本来的颜色，我看过第一眼就把它们和喂猪的泔水桶联在一起了，还有啥胃口进餐！勉强扒了两口饭，我便放下筷子。这种牢饭别说吃，叫我多瞅上几眼，也足够我饱十天半个月啊。
我把剩下的饭菜往桌上一撂，吕金妹和关飞鸾几个很快把它瓜分个精光，还臭骂我一顿。
第二天清晨，谢芳又给我打来一大碗稀饭，一碟腌得黑乎乎的萝卜干。我虽然有些饿了，可瞧一眼那样的饭菜，胃酸直冒，仍没有动筷子。不要说当上常务副市长了，从十多年前当副县长、县长开始，我一年到头就难得在家吃上一餐饭，都在会议上宴会上过日子，按流行的说法，叫做“吃阿公的”，弄得我常常服用减肥茶和降脂片。现在，三餐都是罪犯的伙食，我能开口下咽么？
好在入监时，杨罗亭给我买了许多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中队长检查时又手下留情，我就把这些零食藏在我的衣箱里。罪犯家里带来的衣箱一律不准使用了，女监统一制作的规范化的衣箱，每个女犯都有一个，挨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的衣箱里藏着许多零食杂碎，吕金妹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改造人的嘴巴开始的。这话真是对极了！以往在家里，什么饼干、蛋糕、火腿肠，我连瞅也不愿瞅的；现今我深更半夜偷偷从“百宝箱”掏出来，一打开包装纸，就闻到一股奇妙无比的香味。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绝不能狼吞虎咽。我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饼干、牛肉干，然后抿一口茶水，把食物送进空落落的胃肠，平息了肠胃的蠕动，就像老吸毒者过足了烟瘾那么通体舒泰。过去我们这些当官的，在烦不胜烦的筵会上，什么龙虾、鲍鱼、海参、燕窝，常常是放在舌尖舔一舔，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吐了，扔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孽。而现在，我对每一粒饼干屑儿也珍惜如命！因为每一件食品，都是杨罗亭探监时送来，而且要通过管教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通融，才能到了我的手上，我能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悭吝和节俭吗？每晚吃过“宵夜”，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把垫在被单上的报纸抖了抖，什么饼干屑儿、牛肉干渣渣、芝麻花生碎粒儿，全都拢到一块儿来，然后，我用食指蘸着口水，一点一点沾上来，送进嘴里，非消灭个干净彻底决不罢休。这样磨磨蹭蹭，一般来说，每夜吃一顿“宵夜”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我人监快一个月了，一直用这种秘密的手段来解决我的肚子问题。可是，我的地下“粮仓”终于被吕金妹、关飞鸾发现，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章彬彬—
接收我的老战友、前西源市常务副市长梁佩芬入监的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我咬了咬牙，离开９号号房。我真担心，要是在那里再多待一分钟，我也许会失去控制而跟梁佩芬抱头痛哭起来。
我当了二十年监狱警察，对付过多少囚犯？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年的好友，会成为我管教下的一名罪犯！当赵监狱长向我宣布这个命令时，我曾经请求过回避。但赵监狱长反问道：回避，怎么回避？全省就清水潭一座女监；全女监又只有你们大队是关押经济犯的。根据对罪犯实行分押分管的原则，梁佩芬不放在你们大队，能放在哪个大队？我申辩道，监狱长，你不是不知道，老厅长是我的老上级，梁佩芬是我的兵团老战友监狱长说，那又怎么样？要是老厅长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同意把梁佩芬放在你们大队的。他了解你的为人，只有把女儿交给你，他老人家才放心。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不能对抗命运，更不能违抗命令。
回到家里，我心乱如麻，连晚饭也不想吃。小黛就说：“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下一绺阳春面。”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小黛才九岁呢，就知道疼妈了。一股暖流从我心头流过，泪水差点儿掉下来。我就交待小黛快快吃饭做作业，我只是有点累，在房里静一静，躺一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心哪里静得下来？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起梁佩芬，一会儿想起梁伯。二十多年前在兵团文宣队那些愉快的日子，像潮水一样不断涌来：我和佩芬，在树林里一起看书，在小河边一起背台词，在广场上一起演出，在田野里一起采草莓。星期天，一起回到梁师长家里，像梁伯的两个亲闺女，绕膝而坐，一边吃着糖果一边听梁伯讲故事。每一件事，都是向我滚滚涌来的美丽的浪花。
接着，我又想起与梁伯的最后一别。那是在梁伯的追悼会上。
梁伯劳累一生，古稀之年患上心脏病。得知女儿被检察院收审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肌梗死，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猝然与世长辞。
梁伯的追悼会开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老人家安详地躺在一副红漆棺木中，身上穿着他视为荣誉象征的草绿色的细呢军官服，瘦瘦的脸显然精心化妆过，竟有些红润。梁伯母原是与梁伯同时被女儿收审的消息击倒的，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老命，那会儿泪眼婆娑地坐在一张轮椅上。每一个悼念者向梁伯致礼告别时，那最后的目光都写满了含义殊深的悲哀；与伯母握手吊唁时，说不出一句话。这种冰冷似铁的沉默，并非出于谨遵追悼会的规矩，而是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抚慰屈死者的灵魂和未亡人的心灵。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看今日有许多职业革命家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背叛自己革命的初衷，旷古未有的悲哀再大也大不过被不肖的子孙活活气死！
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曾久久地凝视披着黑纱镶在黑框里的梁伯的遗像。现在，那帧庄重的深怀莫大悲哀的遗像，不住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忽然，我觉得梁伯慈祥而苦涩地笑了一下，迈着艰难的步子从镜框中缓缓走出来。在黑夜一样沉重的哀乐声中，梁伯拨开站满了灵堂的黑鸦鸦的悼念者，一步一步迳直走到我跟前。梁伯说，彬彬，我把佩芬托付给你了！我没能把她教育成一个正直的人，到了阴间见到马克思、毛主席也无地自容啊！
我就紧紧拉着梁伯的手，痛哭失声：梁伯，梁伯！您把佩芬领回去吧！我怎么管得了她？
梁伯说：彬彬，你怕什么呀！我一不要你徇私枉法，二不要你特殊照顾。只要求你照章办事，从严要求，做得到这两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跌倒的小芬重新扶起来。
我说：不行，不行！梁伯，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正和梁伯争吵不下，低回凄惋的哀乐以更高的分贝在灵堂上激荡起来，有几个牛头马面一样的大汉，蜂拥而上，有的卡梁伯的脖子，有的拽梁伯的胳膊，说是来催梁伯上路。我蓦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很久，百思不解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莫不是梁伯在天之灵真的给我如此重托吗？可能，很可能，Ａ省人都知道梁建成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他如果活着，除了给我这样的嘱托，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为他女儿开方便之门。
“照章办事，从严要求。”这就是梁伯给我的尚方宝剑吧。看来我只能铁了心儿咬紧牙关来面对梁佩芬了。
第二天，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新犯人监后，有十天人监教育。与梁佩芬同时入监的女犯共有十五名，组成一个小分队，狱政科指定我担任指导员。集训的主要项目是：学习有关法律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以及队列操练等等。清晨为操练时间，起床铃响过十五分钟后，每个学员必须赶到大操场集合。但是，第一次出操，铃声响过十五分钟，十四名新犯都跑步到齐，惟独梁佩芬姗姗来迟。她老人家不慌不忙，保持着直直的腰身，晃动着幅度不大不小的胳膊，仍像她过去当市长那种派头，扭达扭达地悠悠走来。
我心里好火，大声吼道：“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逛公园啊！慢慢吞吞的。”
梁佩芬说：“没办法，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上厕所，就得这么多时间。”
我说：“人家都来得及，就你来不及？快，入队！”
我下令要梁佩芬站在排头，一是她个子高，二是她在兵团当过兵，队列操练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有她带个头，这些乌合之众也好调教一点。可是非常奇怪，她听口令的能力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女犯更差劲，我叫向左转，她偏偏向右转，我叫立正她偏稍息。我火了，叫梁佩芬单独出列，要她拔慢步，以示惩罚。
“一、二、一！一、二、一！”我威严的口令声在操场上空响起来。
梁佩芬开步走。迈左腿时同时甩左手，迈右腿时同时甩右手，走得像木偶一样滑稽。其他女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
我无奈地摇头说：“梁佩芬啊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连正步走都不会！”
“我笨，我就是不会。”梁佩芬说话时不看我，而是翻起眼睛朝天上看。
“亏你还在生产兵团当过兵，不会队列操练？”
“有这事吗？大队长，你知道我在生产兵团当过兵？我自己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梁佩芬说完，又翻起眼睛朝天看。她这是有意向我挑战，暗示我说：你既然忘记咱们儿时的情谊，我自然也记不得你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满肚子委屈。可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梁佩芬，是梁伯的女儿，是我年轻时的兵团战友呀！
学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时候，梁佩芬也跟我捣蛋。女监规定，这“５８条”行为准则，在集训期间都必须条条牢记，条条照办。可是梁佩芬压根不理这一套。多数新犯都会全文背诵了，梁佩芬却一条也记不住。她跟干部说话从来不立正站好，也不喊“报告”。更可恶的，你跟她说话，她连瞅也不想瞅你，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瞧窗外。我知道，由于我的“照章办事”，她在心里恨死了我。
到了集训快结束的前两天，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这天后勤科要女犯去些人帮忙清理伙房的猪圈，洪月娥是历来主张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的，正好，清理猪圈是桩又脏又累的重活，便派给新犯集训队。
我有点事儿在大队部忙乎着，任思嘉带着十五名新犯先走了。等我向伙房旁的猪圈走去时，看见十多名女犯已经脱了鞋袜，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下到臭烘烘脏兮兮的猪圈里，有的在耙猪粪，有的在装粪筐，有的已经挑起猪粪往外走，只有梁佩芬远远地站着，看也不朝猪圈那边看。任思嘉大声和她争吵着，要她快快去干活。
我一边向猪圈走去，一边想，糟了糟了，如果罪犯干活时不服从干部命令，那可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梁佩芬又哪里干得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忽然计上心来，就把梁佩芬撇在一边，只对任思嘉说：“小任，新犯集训队快结束了，要出一期墙报，明天总部领导要下来检查的，你快派个人去抄墙报。”任思嘉问我派谁去。我说：“就让梁佩芬去干吧，我看她的字还写得不错的。”
任思嘉是个精灵鬼，她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期墙报，放在下午来出，只要多派上一两个人，是绝对来得及的。但她不露声色地给了我面子，转身吩咐梁佩芬：“梁佩芬，那你就按大队长的吩咐，快快去号房抄墙报吧。听着，这个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
“好吧，我去！”
梁佩芬像得赦一样赶快走了。我觉得，她似乎感激地瞟了我一眼。
这是梁佩芬入监后第一次友善地看我。因为在她非下猪圈不可的时候，我扔给她一根救命的稻草。
下午，我去９号号房看看梁佩芬的墙报抄得怎么样。嘿，那几年大学她到底没有白念，一手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文章的标题都是漂亮的美术字，空白处还配上尾花和插图。毫无疑问，这是女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期墙报。
我走进号房时脚步轻轻的，正在聚精会神画插图的梁佩芬并没有发现我。我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梁佩芬，你还真有一手呀！”
梁佩芬定定地把我瞅了好一会儿，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哇地一声哭起来：“彬彬姐，我、我、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５８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她早就手痒痒的想给梁佩芬一点厉害。《水浒传》里牢头狱卒对不肯“孝敬”点酒钱的囚犯，动不动就打三百“杀威棒”。我们大队长不会向罪犯伸手要酒钱，可也有她的“杀威棒”，那就是叫罪犯下果园挑大粪。
这天，她要我们三中队挑十名女犯下果园，特意指明不能少了梁佩芬。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章彬彬。章彬彬立时眉毛打结，说梁佩芬刚来，怕干不了这份重活吧？我说，那我就去和大队长说说，换个人。章彬彬想了想又说，算了，既然大队长定了，让梁佩芬吃点苦头，杀一杀她的傲气也好，要不，她老放不下市长架子。
我发现，章彬彬对她年轻时的老战友，像把个小雏儿抓在手上，攥紧些吧，怕掐死了；放松些吧，又怕飞走了。
这天一早，大队长和我带着吕金妹、关飞鸾、梁佩芬等十名女犯出了“半月楼”，从大操场那儿往南一拐，就到了果园。这里有一大片柑橘林，是十多年前干警们带领女犯栽种的，目下到了结果的盛年，一年能产几十万斤果子，大大改善了女犯们的生活。仲秋过后，柑橘压满枝头，女犯们忙乎了一周，才采摘完毕。现在，该给果树除草下肥了，每个大队包干好几百株的活儿。
刚收获过的橘园还飘散着柑橘的芳香，林子里的空气清新得有些甜蜜。我觉得天地一下子宽阔起来，鸟啼虫嘶，花红草绿，心情比老呆在监室里豁朗舒畅多了。再朝围墙外面望去，果园南面是水波荡漾的清水潭，这会儿，为林木掩映着的水汊一角，有几十只羽毛雪白的丹顶鹤在浅滩上寻食，长喙儿一啄一啄的，细脖子一抻一缩的，有趣极了，一下子让女犯们看呆了。
丹顶鹤主要产于我国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大雁、鸳鸯一样，秋风起时，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北方迁往南方越冬。但是，它们不像禾雀、麦鸡、水雉和斑鸠们那样随遇而安，到处为家，它们的栖息地一定是有山有水幽深僻静的去处。一群从遥远北方播土重迁的丹顶鹤，竟像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那样独具慧眼，看上了这群山环抱、风景独好的清水潭。老警官们说，白露一过，正当“白露白茫茫，夜夜秋风凉”的时节，丹顶鹤们就成群结队飞到清水潭安家落户。平常，女犯们囚禁于“半月楼”监室，从铁窗眺望湖面上的鹤群，只是些模模糊糊的白点。现在，女犯们来到湖畔，把鹤们看得真真切切。丹顶鹤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大的水禽，比家养的鹅还要大得多。除尾部有一束灰褐色的羽毛，全身穿洁白的长袍，头戴一顶朱红色桂冠，那模样比鹅更颟顸可爱，那神态比鹅更优雅高贵。
“咦，走呀！你们，是掉了魂儿怎么的？”洪月娥在前头大声吼了一嗓子。
丹顶鹤们受了惊吓，举目四顾，愣了一两秒钟，扑喇喇飞起，天空立时飘过一片壮观的白云。
我发现女犯们脸上都有些许遗憾，但洪月娥在前头紧催，她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女犯，大多宁愿进果园下大田干农活，却不愿整天关在工场里干工艺活，大自然对女犯们多有诱惑力啊。女犯们轻甩膀子轻迈脚步在松软的草地上走着，放眼这儿瞧瞧，那儿瞅瞅，一个个脸色少有的生动而开朗。走在稍后的关飞鸾，一路蹦蹦跳跳的，忍不住弯腰掐了一枝嫣红的金樱子花，插在耳后的发夹子上，她那青春洋溢的脸蛋儿也像花儿一样明媚好看起来。但是，当走在前头的洪月娥回头一瞥时，她又连忙装作撩一撩头发的样子，把这枝可爱的小花扔到路边的水渠里。那朵小花就极其委屈地在水流中打了个旋转，眨眼间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