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做囚犯？那些连爱一朵小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人，就叫做囚犯。”
吕金妹和关飞鸾等女犯，在铁窗内已磨炼过好些日子，给柑橘除草培土，简直算不了重活。可梁佩芬没有抡几锄头，白嫩的手掌就起了血泡。她想歇又不敢歇，老拿眼睛瞟洪月娥。我看出来了，就仗着她是章彬彬的老战友，才敢跟章彬彬顶牛，把一肚子怨气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一碰上洪月娥，她和别的女犯一样，都变得像驯顺的羊羔。洪月娥手上总是拎着一根黑色的电警棍，就像牧羊人手上不离马鞭，一股肃杀之气随着一串电火花在罪犯头上身上爆炸，有谁吃了虎胆才不害怕？我到任后几天，政治处也给我发下一根电警棍，一把六四小手枪。手枪平日都锁在大队部的保险箱里，电警棍挂在各人办公室的墙壁上。我发现，章彬彬、林红、王莹和董雪她们一般都不随身携带电警棍，洪月娥几乎是惟一的例外，电警棍成了她四肢之外的第三只手，走到哪带到哪，给她增添了特别的威严。
梁佩芬好容易把自己包干的五棵柑橘树锄净了草，挖好了坑，下一步是挑粪施肥。这个活可把她难倒了。女犯们纷纷挑起了粪桶，她却坐在树下歇凉，连扁担也不想去摸。抡了半天锄头，她也确实累得不行。
洪月娥走了过来，直着脖子朝她喊：“梁佩芬，你还坐着干啥？快快去挑粪！”
梁佩芬坐着不动：“我、我、我挑不动！你看看我这手！”
她把双手伸出来，掌上至少打起了七、八门“炮”。不知是伤痛还是心痛，或者二者兼有，梁佩芬鼻翼一扇一扇的，快掉泪了。
我想如果这时有章彬彬在场，一定会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软话。洪月娥却瞧也不往梁佩芬手上瞧，恶声恶气说：“这算个啥？
哪个刚入监的女犯干农活都是这样。”
“可我、我实在干不动了！让我歇一歇再干好吗？”梁佩芬在洪月娥面前不敢对抗，她的话里只有哀求的份儿。
“干不动？你早知道受不了这份苦，你还有本事去贪污受贿？”洪月娥睃了梁佩芬一眼，话里充满了讥讽。
梁佩芬翻起白眼，也把洪月娥瞟了一下，又低头坐着，就是不肯动弹。
“好呀！你敢违抗命令？”洪月娥一下子来了火，倏地抡起电警棍往梁佩芬肩上一“电”，啪啦啦炸开一串电火花。梁佩芬身上一麻，惊叫一声，摔倒在地，大声抗议：“你、你迫害犯人！
你知法犯法！”
“站起来，站起来！‘５８条’上怎么讲的？干部跟你说话，你必须立正站好！”洪月娥的电警棍在梁佩芬鼻子尖下挥舞着，像节日的烟花爆炸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还带着噼里啪啦的脆响。梁佩芬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正在浇粪的其他女犯，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自己负责的那片橘子树下看热闹。吕金妹和关飞鸾不知何时，已经捡到几个“漏网”的熟透的橘子，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一边幸灾乐祸地轻声窃笑。我发现那些底层罪犯对因职务犯罪的贪官污吏们，往往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立正！站好！”洪月娥对梁佩芬歪歪扭扭的姿势很不满意，喝道：“你县长、市长都当过，站也没个站相！”
梁佩芬一副极其委屈的样子，可还是立正站好了。洪月娥这才放缓了语气说：“梁佩芬，你听着，现在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你是个犯罪分子，是来蹲监狱劳动改造的。这种劳改带强制性，对于不肯干活的罪犯，我有权强制你，听清楚没有！”
梁佩芬战战兢兢地点头。
这时我想起我正在饶有兴趣阅读的一本书—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其中有许多关于监狱细致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说。他说：“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
监狱的管理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而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能“造就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的肉体。”从而渐渐实现惩罚与改造的双重目的。那一霎间，我发现人在许多时候跟牲口也大体相似。再凶再犟的牛牯，在皮鞭的淫威之下，哪有不低头顺眼垂下一对牛犄角的？
洪月娥挥一挥电警棍，像驱赶一匹牲口：“快，挑粪去！今天你必须浇完这五棵橘子树！一棵树浇五担粪，一担也不能少！
听清没有？”
“报告大队长，听清了。”梁佩芬像蚊子那样哼了一声，拾起扁担，挑起粪桶，向池塘边的一间茅厕走去。
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女犯们笑得更厉害了。梁佩芬也确实可笑！她挑粪桶的姿势，像古装戏里“黛玉葬花”的林黛玉挑花篮，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扭扭捏捏。我就想，像梁佩芬这样的女市长，可能已经好久好久不干重活粗活了。她们在家里有保姆侍候，在机关有秘书、司机使唤，出门以车代步，下乡前呼后拥。
有时也戴顶草帽在田间走走，有时也戴顶安全帽到工地转悠，那都是为了电视记者拍摄新闻的需要。唉，现在可真难为她了！
恻隐之心又在我心头作怪。我快步追上梁佩芬，跟她一起到茅厕舀粪。梁佩芬没有看出我的好意，只冷漠地瞟了我一眼。这家伙真是不识好歹，在洪月娥面前是只羊，在章彬彬和我面前就变成一只狼。有时我就想，还是电警棍管用，对付罪犯也许不该是观音菩萨而必须是凶神恶煞。
我看见梁佩芬一走到粪窖前就皱起眉头，接着掏出手绢把嘴巴鼻子捂得紧紧的。已经被前头女犯搅动过的粪窖，散发着其臭无比的浊气，我也阵阵作呕，很想赶快逃走。但我还是站住了。
干部虽然不要干活，可也不能一见到脏活重活就逃得远远的，因为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尽量屏住呼吸对梁佩芬说：“你发愣干啥？快快舀粪呀！”
梁佩芬拿起粪勺子去舀粪。她真是手无缚鸡之力，一次只能舀小半勺。我想过去帮她，这时一名年轻女犯挑着粪桶走过来接过她手中的粪勺，说：“让我来吧！”
毕竟是老犯人，一勺一勺都舀得满满的。只打了小半桶，她就拄着粪勺子对梁佩芬说：“行了，行了，你刚来，挑不动的。”
梁佩芬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那一担盛不到半桶的大粪挑起来。我估摸那一担大粪最多不上三十斤，不能算重，可怕的是刺鼻的臭气，和那些肥嘟嘟的乳白色的粪蛆，像要挣脱苦海似的，都争先恐后沿着桶壁往上爬着拱着，肯定把养尊处优惯了的梁佩芬吓坏了，她龇牙咧嘴的五官都挪了位。她不敢看担子两头的粪桶，搁在肩上的扁担不在中心点上，一桶高一桶低，一肩高一肩低，整个身子失去平衡，像个女足球员带球前进似的，总是侧着身子走，一会儿往左冲，一会儿往右刺，她忽然打了个趔趄，一家伙栽倒在地，两个粪桶抛出老远，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沾上不少粪便尿水。过了半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躺在地上的梁佩芬才爆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啕，接着便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刹那间，果园里的女犯们全惊呆了，都停下手中的活，纷纷向栽了筋斗的梁佩芬奔来。
我和几名女犯连忙七手八脚把梁佩芬扶起。洪月娥看她如此狼狈，一迭连声骂道：“窝囊废！窝囊废！”梁佩芬就耍起泼来，一屁股又坐在草地上，愣哭愣哭，不肯起来。
“怎么的？你还有理！你想死在粪缸里，也只是死了条蛆，谁来同情你？”洪月娥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地骂。
我实在看不下去，把梁佩芬拽起来。我对洪月娥说：“洪队，我送梁佩芬回号房洗澡换衣服吧！”
洪月娥挥了挥手：“走吧，走吧，一匹害群之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梁佩芬一路走，一路哭。我想，你哭吧，哭吧！你伸手接受贿赂和掏国库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么狼狈的一天呀！但是，我没把这话说出来，人家已经倒霉伤心透了，我不愿往人家伤口上撒盐。
我把梁佩芬领到监室的洗澡间。洗澡间里有几十个莲蓬头，但每个号房只能摊到两个。要在收工之后，女犯们得排队限时冲澡。但此时是上工时间，梁佩芬可以尽情地洗个痛快。我想，这个澡，也许是梁佩芬有生以来洗得时间最长又最为认真的一次吧。因为怕她想不开出意外，我站在卫生间外面整整守候了一个多小时。我听见她边洗边哭，有时是水声压住轻轻的抽泣，有时是大声的嚎啕盖住哗哗的水声。开头是阵阵粪臭飘出来，接着粪臭为各种奇香所代替。我站得远远的老闻到芳香扑鼻。也不知梁佩芬用了多少香波、多少浴露和耗尽多少香肥皂。她一遍又一遍地洗，一遍又一遍地刷。我想，这时如果给她一把木匠的刨刀，她会忍痛在全身上上下下狠狠地刨下一层皮；如果给她一个酒精缸，她准会跳进去泡上几天几夜，来一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消毒。
梁佩芬洗澡的时候，章彬彬刚好打走廊上走过，我就和她说了说梁佩芬挑粪摔跤的情况。章彬彬脸色阴阴的，很是生气，嘀嘀咕咕自言自语：“嘿，这个洪月娥，这个洪月娥”
我问道：“洪队对罪犯怎么这样凶狠？”
章彬彬说：“她有点变态。”
我吃了一惊：“变态？洪队变态？”
章彬彬支吾说：“她啊，她是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老寡妇。”
“哦！”像所有女人对女人的隐私无不怀有好奇心一样，我对于洪月娥的“老寡妇”问题也不能不感到万分惊奇，就追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是随便说说的。”章彬彬显然觉得有些事是不能在一个新同志面前随便说的，她一时说走了嘴，已经有些后悔，就匆匆走开了。
吃晚饭的时候，章彬彬亲自把饭菜端到梁佩芬床前。梁佩芬断然拒绝进食，把一封很长的信交给章彬彬，要她代寄出去。章彬彬把信递给我：“任思嘉，你念一念。”
我接过信念道：“敬爱的欧阳叔叔！我来到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一个多月，我觉得目前的现实，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当县长和副市长十来年了，抓了多少工程，上了多少项目，做了多少好事，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可是，我犯了一点错误，就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这公平吗？欧阳叔叔，请您快来救救我！”
“欧阳”是Ａ省的省委副书记，也是梁老早年在部队当英雄团团长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显然，梁佩芬拉起虎皮作大旗，想向上头告状。
章彬彬把手一挥说：“别念了！别念了！这信不能寄出去。”
梁佩芬问：“我连通信的自由都没有？”
“在押罪犯可以通信，但是，必须经过干部检查。”章彬彬说，“你看看，你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一点认识，还把女监说得这样可怕。这样的信不能寄，寄出去对你不好，你会罪上加罪！”
梁佩芬歇斯底里叫起来：“我要上告！我要抗议！”
章彬彬也生气了，走出号房的时候扔下几句重话：“梁佩芬，我们等着你上告，但我要告诉你：不肯服罪的罪犯，是要受到处罚甚至重判加刑的。”
据我这些天的观察，章彬彬对梁佩芬的态度是愈来愈捉摸不定了。她在梁佩芬面前总是一副严厉的冷面，而背地里，只要能护着她，就尽量护着她。这个曾经是章彬彬少年好友的女犯，真叫她难为死了！
任思嘉——
我当了一个多月中队长，发现我的顶头上级大队长洪月娥和副大队长章彬彬，不仅脾性不同，工作上也常常磕磕绊绊。但是，如果以为她们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她们毕竟是在一起共事了二十来年的老姐妹、老战友，而且，她们还共同拥有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小女儿章黛一一章黛叫章彬彬亲妈，叫洪月娥干妈，即使出了点小矛盾，有章黛从中调剂，两面讨好，一切不愉快也就烟消云散。
据章彬彬说，章黛认洪月娥做干妈，是天生的缘分。在这“女儿国”中，女警官们的丈夫都在外地工作，身边有孩子的极少。章彬彬有了个聪明伶俐的小黛，就成了“女儿国”中公众的宝贝女儿。而洪月娥年轻守寡，打了二十来年单身，也许要弥补未能为人之母的人性缺憾，又特别喜欢孩子。小黛这孩子也非常乖巧，她还在吃奶的时候，别人一抱就哭，可一到了洪月娥怀里，就安静得像一只小羊羔；到了咿呀学话的时候，她叫章彬彬妈妈，叫洪月娥也跟着叫妈妈，把洪月娥美得什么似的，对章彬彬说，看，看，我可不是要抢你的女儿呀！小黛自己要叫我做妈妈，你说怎么办？章彬彬慷慨大度说，行，就让你当个现成的母亲，做小黛的干妈吧！就这样，章黛从小成了洪月娥的干女儿。
凭心而论，洪月娥有章黛这样个可爱的干女儿，可不是白捡的便宜。在我看来，她这个干妈当得非常称职，非常尽心。家里有啥好吃的，章黛上她的饭桌，总是理直气壮的；人家送给洪月娥一点好吃的水果糕点，不消说，洪月娥就是到了嘴边也要省下来留给干女儿。这天晚上，我在章彬彬家正在给章黛辅导作业的时候，洪月娥又拎着一篮子鲜葡萄进来。
“小黛，小黛，我的干女儿哩？”
洪月娥一只脚刚跨进房门，就扯开大嗓门喊章黛。不管什么时候，她总是这样把章黛叫得甜如流蜜。而章黛也像听到她亲妈呼喊一样，再不安心做作业了，像小兔子一样蹦到洪月娥跟前去。
“过来，我的干女儿！好女儿！”洪月娥一下子把小黛揽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揉地说，“小黛，这周考了哪些功课，快给你干妈汇报汇报！”
小黛汇报说：“考了语文、算术，一门９５，一门１００分。”
洪月娥笑嘻嘻的合不拢嘴：“好啊！我的小黛学习就是好！”
她像变魔术一样从怀里掏出一件新衣服。“看看，干妈给你啥奖品？”
章黛接过来，拆开包装纸一看，是一件水红色乔其纱连衣裙。
“穿上，穿上！”洪月娥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章黛穿上了连衣裙，两只小手拉着裙角儿，左一弯腰，右一鞠躬，像漂亮的小天使。
“啧，啧！多漂亮！彬彬，咱小黛把全校女生都盖了呀！”洪月娥脸上笑成一朵花。
章彬彬从厨房走出来：“月娥，又给小黛买啥？”她看见女儿打扮得像天仙似的，也异常高兴，可是她不忍心让洪月娥花钱：
“哎哟哟，这得多少钱呀！说，月娥，我这就把钱给你。”她急急的要进房间去掏钱。
洪月娥一把抓住章彬彬：“这能有几个钱呀！章彬彬，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老跟我斤斤计较，我跟你急！”章彬彬歉然笑着：“可也不能老花你的钱呀！”
“什么老花我的钱？我这个干妈能白当吗？再说，咱们女儿眼看抽条儿，长得快有我胸脯高了，咱能看着她老是穿得破破烂烂窝窝囊囊的吗？”
章彬彬在这些小事上总是争不过洪月娥，感激地笑笑，回厨房干活去了。
洪月娥把带来的鲜葡萄用清水洗净，叫我一块分享，又细心地剥去薄皮儿，再一粒一粒塞进小黛嘴里。那份亲昵和疼爱，叫我看了都打心眼里羡慕。
洪月娥和小黛说了会儿话，又大惊小怪对章彬彬说：“章彬彬，你快出来，我看小黛最近好像瘦多了！”
章彬彬撩起围裙擦着手，说：“哪会啊！我看小黛最近还胖了呢！”
“来，小黛，让干妈给你称一称！”
洪月娥平平地伸出两条粗壮的胳膊，就像打起一杆结实的称杆。小黛熟练地双脚悬空吊在洪月娥的拳头上。洪月娥真像过称那样掂了掂章黛的分量，又把章黛呼啦啦抡了个圆，爆发出开心至极的大笑：“哈哈哈！没重也没轻，还是老样子！”
章黛从洪月娥手上下来后，乐得在干妈怀里打滚儿。看来所谓称称重量，这是洪月娥与章黛常玩的游戏。洪月娥有的是力气，把章黛吊起来，像荡秋千似的在空中抡个一圈两圈，那是一种多么快意的刺激。
但是，洪月娥临走时还是向章彬彬发出警告：“章彬彬呀章彬彬，你如果不把小黛照顾好，叫孩子长得瘦不拉叽的，我就要把章黛接管过去。嘿，你这个亲妈不称职，罢免了算球，咱俩换个位置，你当干妈，我当亲妈，哈哈哈，好不好呀小黛！”
章黛一声脆响回答说：“好！”
说笑了一会儿，洪月娥怕影响章黛的学习，打发她回房里去做作业。
就在这种非常融洽亲切的气氛下，章彬彬向洪月娥提起梁佩芬的事，她说：“洪队，听说梁佩芬今天去挑大粪，摔了个大筋斗？”
洪月娥气恼地说：“可不是，那个窝囊废，除了吃干饭，啥也不会干！”
章彬彬说：“不过，一下子给梁佩芬派那么重的活，的确不太适合。”
洪月娥眼锋一飘，闪出不悦的火花：“就因为她当过副市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章彬彬是个软性子，你急她不急，就慢慢地解释说，“你不要以为我连起码的原则都不知道—不管犯人过去当过多大的官，进了监狱，他就是罪犯，与其他罪犯一视同仁，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但是，像梁佩芬这样的女犯，已经长期习惯于做官当老爷，一下子就让她挑大粪，她能不栽筋斗吗？”
洪月娥说：“干什么活，都有个第一次。你不让她挑大粪，她永远不会挑大粪。”
章彬彬说：“这话也对。但是过去许多经验证明，对新人监的女犯，还是先派些轻活好，什么事都应当循序渐进，让她们有个适应过程。”
我也在一旁说了些好话，章彬彬又挑选这样个时间地点来提意见，刚刚跟小黛开过玩笑的洪月娥心情舒畅，没再多说些啥，就同意了章彬彬的建议。她说：“我知道，梁佩芬是你的好朋友，你就爱专门为她操心。我看这样吧，梁佩芬今后干什么活，由你亲自去分派，怎么样？”
章彬彬也不推让。第二天，就派梁佩芬去制鞋车间干制鞋的工艺活。在女监，对一个新来的重刑犯来说，这就算是一种照顾了。因为在车间干活，不晒太阳不淋雨，又成天坐着，再累也比下大田耙田锄地好多了。
我和洪月娥一起从章彬彬家出来的时候，洪月娥问起吕金妹和关飞鸾的事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这些天把９号号房的女犯，一个一个都审讯过了，就是查不出吕金妹、关飞鸾背后搞些啥名堂。
“不对，不对！”洪月娥连连摇头。“两个女犯联手打一名新来的女犯，这女犯过去还是个副市长，你想想看，这后面能没有名堂？能没有一个地下小团伙？”
我心里有些纳闷：这个洪月娥真怪，她一直讨厌梁佩芬，可是，吕金妹和关飞鸾欺负了梁佩芬，她又不依不饶。
我说：“大队长，我的确做过许多明查暗访，女犯们都说，吕金妹和关飞鸾两人都很贪吃，买了零食，在一起吃来吃去倒是常有的，但是，谁也没发现她们有什么更出轨的行为”
洪月娥打断我的话：“你找过梁佩芬没有？”
我说：“正想找呢，梁佩芬摔了一跤，情绪太坏，还没找她。”
洪月娥说：“快找她谈谈，她是个挨打的受气包，有什么话会痛快倒出来。”
最后，洪月娥又交待说：“对梁佩芬可要注意方式方法。她那官架子总是放不下，一直和我们顶牛。”
我心想大队长也不是一味风风火火、粗粗拉拉的，章彬彬跟她提了点意见，她就变得心细多了。
梁佩芬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我应声从桌上抬起头。我首先注视梁佩芬拉过双眼皮的眼睛，发现那种桀骜不驯的火光已经熄灭。我想，洪月娥的二百“杀威棒”虽然没有打完，却足够叫梁佩芬心惊胆战了。当然，梁佩芬毕竟当了多年大官，多数时候都是下级向她报告，她在女监刚刚学会喊“报告！”，态度有些勉强，声音像是硬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凭心而论，我不喜欢看到关飞鸾那样无赖的罪犯，也不愿领受吕金妹那样邪淫的目光；梁佩芬身上虽有儿分傲气，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气质还是灼灼可见。这可能就是我往往对她多一份恻隐之心的缘故。
“你坐吧！”我指了指搁在墙根下的矮凳子。
我早不会跟女犯随便让坐了。特别例外地叫梁佩芬坐下，是想让这次谈话随便轻松些。
梁佩芬迟疑不决，我再指了指小凳，她才坐下。即使如此，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藤椅上，有居高临下之势，有法律赋予我的神圣威严。但我尽量使谈话随和一些：
“对这里的生活，习惯了？”
“有点习惯了。”
“饭菜还凑合？”
“还凑合。”
“人家反映说，你常常只吃小半碗饭，就把饭菜倒了，浪费粮食可不好！”
罪犯们通常都神经过敏，女犯更是如此，梁佩芬自然不能例外。她以为我又要批评她了，便为自己辩护：“报告中队长，我饭量很小，没有办法，就常常把饭菜剩下来。”
我脸上还是一团和气：“前天在果园里摔了一跤，没伤着哪里吧？”
梁佩芬脸上就有一副要哭的表情：“还好，还好，没有伤着哪里，就是，就是，中队长，我真的干不了浇园的活”
我说：“这事大队部研究过了，打算让你先去工场做鞋。”
“哦！谢谢中队长。”梁佩芬轻轻叹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像残烛爆出的火星，倏地就熄灭了。
还是章副大队长的主意呢。”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么一句，自己也莫名其妙。
梁佩芬又轻轻“哦”了一声。我想她显然能够想到，在关键时刻，章彬彬还是很念旧情的。
这么东拉西扯跟梁佩芬聊了一会儿，我突然问起前些天晚上，她怎么会和吕金妹、关飞鸾打起来？要她说一说事情的全过程。
我看见梁佩芬有些惊惶，但很快镇定下来。她说，那天半夜，的确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下床的时候，踩了她的胳膊，她给了吕金妹一巴掌，她们就打起来了。后来，关飞鸾来拉架，三个人就打成一团。
我盯着梁佩芬拉过双眼皮的眼睛：“事情真这么简单？”
梁佩芬的眼睛只顾盯着双膝之间那块地面：“真的就这么简单。”
我虎地一下把脸板了起来：“梁佩芬，吕金妹、关飞鸾这两个家伙在背后是搞了许多名堂的，你们同号房的人已经向我反映了许多材料，你是受她们欺负的人，倒为她们打掩护，这可不好啊！”
梁佩芬的眼神有些紧张了，佯装竭力回忆的样子，默了一会儿神儿，还是说：“报告中队长，我真的想不起来吕金妹和关飞鸾还有些啥越轨违规行为，她们俩呀，可能是年龄小一点，文化低一点，整天就爱吃个零嘴，嗑嗑瓜子，嚼嚼泡泡糖，有时还捡个香烟屁股偷偷的吸两口别的，中队长，我还真的没看出她们藏着掖着什么大事。”
我有些失望，吃个零嘴能吃出什么“地下小团伙”来吗？看样子从梁佩芬嘴里也是掏不出什么材料的。
一连审了好几个女犯，也没能查出女犯“斗殴”的内幕。没有办法，我只好如实向洪月娥汇报。
洪月娥还是不甘罢休，果决地摇头：“不，不！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两个女犯联手打一个女犯，其中能没有名堂？我的研究生，千万别冒傻气了，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洪月娥还给我讲了好几起她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故：早些年有几个女犯结成地下团伙，暗地里把同号房的同改都治得服服帖帖的，得把她们当老爷一样来侍候；更早十多年，这里还是男犯女犯同监的时候，有几个男犯结成地下团伙，下大田干活的时候，硬是把看守干警按在田里溺死，而后越狱逃亡。
洪月娥讲故事的本领不赖，把罪犯行凶报复的情节渲染得淋漓尽致，直说得我背脊上的汗毛悚然直竖。此后好些天，我常常心神不宁，进果园看管女犯干活的时候，也有意离吕金妹、关飞鸾远点儿，深怕她们会联手把我推下水渠活活地溺死。
梁佩芬——
万幸万幸，进果园下大田干重活的事终于把我免了，从今天起，中队长叫我下车间做鞋。
清水潭女监大楼的建筑设计很科学。每层大楼有三千来平方，东头两千多平方是号房、阅览室、娱乐室、盥洗室等等，是女犯的生活区；西头六七百平方，是每个大队女犯劳动的工场。
有纺织车间、刺绣车间、工艺品车间、缝衣车间、织袜车间等等。五大队有一间制鞋车间。女犯不要出“半月楼”大门，出了生活区铁门，跨进生产区铁门，就是劳动改造的场所。但女监并非独立办厂，每个大队都与社会上的企业联营合作。外头的企业供料包销，女监组织女犯们加工制作。
十来年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得意地说起创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情况。他说，省里拨了五百万元专款建这座女监大楼。在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足见省委省府对监管工作的重视了。但是，有一副菩萨心肠的父亲，总想尽量把女监大楼建得宽敞些，舒适些，那区区五百万不能不捉襟见肘。有将近一年时间，我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老是忙忙碌碌，不是跑计委、建委和建筑设计院，就是驱车几千上万里，跑遍全省的劳改农场，动员他的部下慷慨解囊，多多少少都要给女监掏出一笔捐助款。我妈说，为了建这幢女监大楼，我爸整整掉了十斤肉，他的高血压就是那一年加剧的，他的冠心病就是那一年发现的真是想不到呀，我却进了父亲亲手创建的这座女子监狱！父亲啊，您难道早在冥冥中就预见到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儿要来这里蹲号子吗？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看着女儿我在铁窗里受着熬煎，心里将是什么滋味？
吃过早饭，中队长领着我跨进制鞋车间。这里的景象，我也有些熟悉，今年“三八节”我来参观过。只见一百多名女犯，一排一排坐在小矮凳上，不出声儿地忙着手中的活。有的剪裁鞋面，有的黏贴鞋面，有的在鞋帮上钻眼儿，有的胶合鞋底一道道工序排成一条长长的流水线。除剪子、锥子和缝鞋机的嚓嚓声响，几乎听不到女犯说话。她们都埋头干活，脸色灰暗，谁对谁都好像素不相识，谁对谁都仿佛漠不关心。我一踏进车间，置身于女犯群体之中，从令人窒息的空气里，一下子就嗅到了一种羞辱的、负罪的气息。
中队长把我领到一张小矮凳跟前，说：“梁佩芬，呶，这就是你的生产岗位。”
我坐了下来，面前有一张只有小课桌一半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剪刀、胶水、刷子等等物件，是我的全套生产工具。我正要动手干活，洪大队长陪着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喂，全体服刑人员注意啦！大家停一停，余科长有事交待。”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大队跟西源市兴隆鞋业公司联营。他们供料包销，我们加工制作。那个余科长就是兴隆公司派驻我们女监的全权代表。这家伙个头特高，至少一米八几，穿一套低档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袖子一高一低挽着，腰间的皮带上，一边别着ＢＰ机，一边挂着大哥大，一副墨水不多油水很足的生意人派头。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条又深又长的伤疤，像在耳根旁爬着一条浅褐色的毛毛虫，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余科长站在一张高凳上对大家讲话，无非是兴隆公司出产的皮鞋、运动鞋、登山鞋、休闲鞋已经是西源市一大品牌，在省内外销路非常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要姐妹们手头更加勤快，同时又注意质量，讲究技术，节省材料，云云。我几乎把头埋在工作台上，没几句话听进耳朵。我怕余科长认出了我。这是我入监后极其敏感的一块心病，凡是外人来女监参观或联系工作，我都尽量躲着。我知道西源市几乎没有谁不认识我。这都怪那些宣传部门爱抬轿子的人干的好事，说是为了突出头头们的政绩，要做到“天天报上有名字，夜夜电视有形象，时时广播有声音”，我是被人当猴子在公众面前耍了多年的人物，以往还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成了罪人可是躲也没处躲了。
我心里正忐忑不安，那个余科长讲完了话，让洪大队长陪着，下到一道道流水线“视察”。他们一张一张工作台看过来，我把头埋得更低了，装着专心干活的样子，巴望他们快快从我背后走过去。可是，那个余科长却偏偏在我背后停下来。
一个底气很足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是新来的吧？”
我连忙点点头。
洪月娥在我身后厉声喝道：“梁佩芬，‘５８条’呢，忘光了？”
我连忙站起来。
余科长说：“哟，不是梁市长么？”
我不知如何作答，笔直站着，像一只被突然从笼子里拎出来示众的猴子，浑身一阵阵觳觫。
“你别紧张，我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像全国人民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中央领导一样，西源市市民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我们的父母官！当然，你们高高在上，不认识我，可我们还能不认识你？”余科长说得温和又诙谐，把女犯们逗得轻声笑起来。“真没想到呀，你会进了这样的地方。太为难你了！你没干过这活，就多问问老姐妹们吧，她们干了多年，都能当你的师傅。”
洪大队长指着我的邻座谢芳说：“梁佩芬，你就拜谢芳做师傅吧，开头宁可慢一点，要保证质量，糟踏了材料，我们可赔不起！”
我只管低头听着，没敢吭声。洪月娥就骂我哑巴，我才连连称是。这也是“５８条”铁的规定，犯人不仅在管教面前，而且在所有自由公民面前，都是低人一等，都得毕恭毕敬给他们回话。
余科长和大队长说完，又到别的女犯跟前指指点点。往后，我在车间里能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看来他们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总负责。
余科长走后，邻座谢芳就来教我干活。我们是同一号房的同改，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我想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章彬彬有意给我安排的吧。前些日子，我恨章彬彬真是毫无道理，她能关照我的不是都在暗地里关照我吗？
最初的活计，谢芳手把手教我。她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活非常简单。呶，把两张小羊皮鞋面重迭在一起，糊上强力胶，抚平，压实，觉得已经黏牢了，就行了。你试试看，一眨眼就能学会的。”
这活的确太简单了，我从流水线上一个工序，抱来一大捆已经剪裁好的猪腰形的鞣羊皮，刷上一层强力黏胶剂，再把两片小羊皮重迭胶合在一起，压压平，再送到下一工序去钻孔眼，这活就算完成了。
我开始独立操作。我打开一瓶强力黏胶剂，一股怪异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反胃得几乎呕吐。我想，要有一只口罩就好了！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视察过一些鞋厂，女工们向我反映过，说这类黏胶剂的化学气体，对人体极其有害，做过几年运动鞋的女工，连孩子都怀不上。我左顾右盼，见前前后后的同改们都没有戴口罩，便打消了这个奢望。我想决不是女犯们不知道这种化学气体有害，关键的关键，是戴上口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瓶盖一打开，那种化学气体自然要散发出来，自然要充满整个车间，你戴上口罩又有啥用呢？只能徒然挡住你的口腔鼻孔而让你呼吸不便罢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我掌握不了涂抹黏胶剂的技术。涂多了，浪费原料，一瓶黏胶剂要黏合五十来双鞋面，这是规定好的，浪费了原料，女犯就得挨剋；涂少了吧，又黏合不牢，质检员要叫你返工。更难的，是用刷子怎么也刷不均匀，我常常要用手指帮忙，事实上，许多同改干脆只用手指。我又左顾右盼，看见同改们那些正在忙碌的手，原来白嫩的纤细的女性的手，已经变得焦黄而粗糙，像老树根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又忽发奇想，问邻座的谢芳：“喂，我说，要是戴上一副塑胶手套，不就能保护大家的手了吗？”
谢芳凄然一笑：“早先大队都给女犯们发过塑胶手套的，但是同改们只戴一两天，都不愿戴了。”
“为什么？”
谢芳说：“戴上手套，手指对鞣皮鞋面的触觉就迟钝多了，干起活来不够利索。不信你试试看，强力胶涂多涂少，全凭十个手指的感觉。”
我还是大惑不解：“同改们难道还盼着多干活多挣钱？”
“干得好，当然能多拿奖金，但不多，一个季度也就是几十元吧！我们的剩余价值，”谢芳这个经济学硕士，为在这样的场所说出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仿佛是一种卖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停了片刻，她才接着说，“对，是剩余价值，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会更明白一点。对，是我们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归了公，大队只抽点零头儿给大家发奖金，每月能够买点零用品。所以，挣钱不是第一位；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记分，分数比钱更值钱。因为干活的分数积累起来，说明你改造得好，可以减刑。明白吗，减一年刑，就意味着早一年出狱，早一年获得自由，谁还敢掉以轻心！”
哦，我算明白了！下车间之前，中队长曾向我仔细讲解过《罪犯改造表现考核百分制》的奖惩规定，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百分制”可是一条比电警棍厉害得多的鞭子，它时时都抽打得女犯们像陀螺似的打转转。我抬头把车间扫了一眼，见同改们干活都非常认真，百多双女性的手，在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翻动。有人想上厕所，都小跑成一溜烟，来去匆匆，分秒必争。几乎没有一个女犯敢偷懒耍滑磨洋工。
“分数比钱更值钱”，这话真是太精辟了！我很快得出一个公式：
干活＋忏悔（认罪）＝分数＝减刑＝出狱＝自由。
看看，犯人能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吗？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比金钱宝贵千万倍。自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当你拥有自由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像人没有了空气，就比你生命的终止还要可怕！
这样想着，我像所有女犯一样，沾满了强力胶的十个手指，在工作台上神经质似的飞快动弹起来。
任思嘉——
大队长要我在我们中队查出一个“地下小团伙”，我却迟迟找不到一点线索。今天是星期天，女犯都在号房里歇着，我想去把关飞鸾再找来谈谈。
我跨进９号号房时，看见有几个女犯坐在桌前写家信，谢芳靠在床角落里背英语单词，吕金妹和另三个女犯在甩老Ｋ，各人下巴都贴着好几溜纸条。这些囚犯入狱前都是赌博成瘾的，在号房里允许打扑克，但是不准赌钱，她们只好用贴条子、钻桌子这种游戏寻找点刺激。正在打牌的女犯见我走进来，全都不好意思地起立。我说，“玩你们的吧，只是决不准赌钱啊！”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我们哪敢呀，也就是给输家添两撇胡子逗逗乐！”
吕金妹很可能是个老赌棍，我从来没见过她甩老Ｋ失利过，这会儿下巴仍是光光的，没有一张纸条，所以她很有几分得意。
关飞鸾也是个老“赌客”，号房里只要有牌局，哪回都少不了她。
今天却怪了，她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算冷的秋天，身上却焐着一条大被子。我走到她床前问道：
“关飞鸾，你怎么啦？”
关飞鸾有气无力地回道：“报告中队长，我快死啦！”
她说着就想坐起来，我制止了她：“别胡说八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带你到医疗所看看吧。”
“不、不！”关飞鸾惊恐万状地叫着：“我坚决不去，谁也看不好我的病。”
我把她的被子掀开一角，一股霉豆豉一样的气味冲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嗬，好家伙，她病得真不轻：脸色煞白煞白，上额、下巴和脖子上长出一串一串紫葡萄似的水痘，胳膊上还有黄豆似的浓疮。她呼吸好像有些困难，气也出不均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双唇一撇一撇的，像一头抛到岸上的鱼。
我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你得马上跟我去医务所！”
关飞鸾扯过被角把自己焐得更紧些：“不、不！我哪也不去，医务所治不好我的病。”
我无计可施，就准备去监狱医务所找医生。我走到走廊上，吕金妹悄悄跟了出来，在我后面叫住了我：
“报告中队长，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吕金妹非常生动地向我描述关飞鸾发病的情况。她说关飞鸾是吸毒的老毛病犯了。有句老话说，“一次吸毒，终生想毒”。关飞鸾入监后，吸毒虽然戒了，但是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想起吸毒的滋味就无精打采，哈欠连连，眼泪鼻涕沥沥拉拉挂下来。她不能看见人家吸烟，忌讳人家说到“白”字、“大”字、“冰”字、“五”字，因为“白”会使她想起白粉，“大”会使她想起大麻，“冰”会使她想起冰毒，“五”会使她想起“五”号—这是吸毒分子称呼毒品的一种暗语。就像阿Ｑ因为是瘌痢头，忌讳人家说“光”、说“亮”、说灯泡一样，关飞鸾忌讳人家说到一切会使她联想起毒品的字眼。任何时候触犯了她的忌讳，她漂亮的小嘴立即像中疯似的歪向一边，两道口涎流成小河，一泻千里。更为严重的时候，她又哭又闹，掐自己，拧自己，用缝衣针扎自己的指尖，用小刀在自己的大腿上放血。再也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就拿脑袋去猛撞墙壁，砰、砰、砰！吓得同号房的同改们心惊肉跳，六七个人去抱她也抱不住。一直要到洪大队长赶了来，挥着电警棍在她身上放电火花，电得她在地上打滚，她才会老实安静下来。因为她入监前已经有一年多吸毒历史，大麻、冰毒、白粉什么毒品都尝过，在五脏六腑和血管里骨髓里脑腔里不知积下多少毒。一到体力不济，比如碰上伤风感冒、女人例假的时候，埋在她体内的毒素就要迸发出来，她就浑身无力，唇焦舌烂，全身上下长满了水痘这一回她病得真可怕哟，身上的毒像火山爆发，一下子冒出来了，脸上身上长满了水痘，她怕人家看见，就焐着被子。时间一久，她身上的水痘焐破了，又溃疡又流脓，腥臭的气味弄得满号房。看看，中队长，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吕金妹的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关飞鸾犯了大病我深信不疑。
我说：“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医务所找医生。”
“找医生没用的。她这病大医院都治不好。”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
“过去我们中队也有同改犯这种病，送到大医院都治不好。
只有章大队长能治这种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