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妹跳着骂着，像疯狗一样一次一次要扑过来，同改们拦也拦不住。这时关飞鸾挺身而出，往我和吕金妹之间一站，指着吕金妹说：“吕金妹，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就冲我来！”
吕金妹说：“你臭×痒痒是不是？狗逮耗子！”
关飞鸾说：“我不能看着你横行霸道！”
吕金妹说：“来吧，我两拳头就能把你擂成一摊泥！”
吕金妹并非像某个超级大国那样，只拿着原子弹氢弹搞核讹诈。她比关飞鸾几乎高出一个头，又是农村出来的姑娘，下大田挑粪挑谷子，一百多斤一撂上肩就一路飞跑，对付三五个关飞鸾也不在话下。但是关飞鸾毫不畏惧，往前跨进一步，胸脯一挺说：“来吧，我才不怕你！我是二十年，你是十二年，再加几年也不要紧，就是拉出去毙了，你也得陪着，来吧，来啊！有种的，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吕金妹脸色发灰，步步退缩。谢芳等人一齐上前，拦的拦，拉的拉，才把吕金妹和关飞鸾拽开。
监狱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惭愧，惭愧，我自己也恰恰成了其中一团臭狗屎），罪犯们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女犯们大都心理畸形，心胸狭窄。干部表扬你，她会引起莫名的嫉妒，干部处罚你，她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我不小心碰掉你的牙刷，你不小心弄湿我的衣服，这一个说了脏话，另一个怀疑谁打她的小报告，如此等等，都有可能引起争端。贪污犯怕盗窃犯，盗窃犯怕抢劫犯，抢劫犯怕杀人犯，轻刑犯怕重刑犯，重刑犯怕死缓犯。据我观察，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正常人和正常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能讲道理的；恶人和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只有比她更恶，你才能生存。
天呀，我要和这些魔鬼在一间号房里同住十多年，我能不变成一个魔鬼吗？
同住在一个号房的罪犯有一个非常别致的称呼，叫做同改。
哈！“同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堪和尴尬的字眼！
说到同学，能引起多少温馨浪漫的回忆；说到战友，包含着多少珍贵的情谊；说到同事，也能引出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故事。
惟有“同改”，出狱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想起我的“同改”，我也许比吞下一只红头苍蝇还要恶心一万倍！
现在，号房里重新安静下来。谢芳回到床上盘腿而坐背《英汉大词典》，关飞鸾回到桌前记周记，吕金妹和几个同改又凑在一块儿打扑克。我回到我的床头看书。但是，我打开《罪与罚》，仍然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又合上书本，起身倚窗站着。我看见外头的天空一片瓦蓝，清水潭碧波盈盈，烟雾腾腾，水草凼里有几只丹顶鹤走来走去，田野上有一群一伙燕子像黑色的闪电一样穿梭。我痴痴地看着这一切，默默地舔着心头的伤痕。哦，我心里正痛得淌下一滴滴鲜血！
天上飞的小鸟，水里游的小鱼，我千百倍地羡慕你们！
忽然，我看见铁窗外一棵老松树横斜伸出一根枝桠，几乎就要搭在我们号房的窗台上。我眯着眼睛一个恍惚，觉得我只要攀着这棵老松树的枝杆，再哧溜哧溜下到地面，我就能赢得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再细细看一看纵一条竖一条的铁窗，它是那么威严、冷峻、结实，我就知道我即使插上双翅，也休想飞出这坚如铁桶的牢房。
惟一能够救我一命的只有章彬彬。她是我漂浮于苦海中的独木舟，是我身陷古井中徐徐降落的一根井绳，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抓住她。是的，这比什么都要紧！
我正想着心事，听见值班员在门口叫我：梁佩芬，章大队长叫你！
我思想的翅膀戛然折断，从床上一蹦而起。干部的传呼就是命令，何况这是章彬彬叫我。
梁佩芬——
从９号号房到大队办公室，要穿过长长的走廊，约十八米。
这么一点路，我走了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我磨磨蹭蹭的，因为我把这次盼望已久的谈话看得过于重要，能否绝处逢生就看这一着，我要把想说的话想得周到一些。
自从进了女监，我看得出章彬彬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她亲自给我剪了头发，她给我挑选了一个好铺位，她从不分配我干重活累活，她曾经通融让我家里送来许多吃的但是，这样一些照应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像小鸟渴望飞出鸟笼，我渴望走出大墙，可我总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是星期天，章彬彬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该不会有别的干部，我再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么想着，我到了大队办公室门口。我喊了一声：“报告！”
我听见这声音并不像是从我的喉咙发出，非常陌生，非常别扭。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说着这样的辞令来见我兵团的战友，少年的姐妹。
办公室里果然只有章彬彬。她很快站起来，把搁在墙角的小马扎拖近桌前，叫我坐下。我注意到，不管大队部还是中队部，到处都有两种椅凳：高些的藤椅，是干部坐的；矮些的小马扎，是囚犯坐的。任何时候，在监狱中人分两类：管教别人的和被别人管教的，绝对不能含混。章彬彬算是最疼我了，也只能让我坐小马扎。
“佩芬，我很早就想跟你谈一次心。”
章彬彬笑了一下，笑得虽然很凄然，但我还是看出了好兆头。
她继续说：“你知道，平常日子，办公室人多，我也不可能跟你多谈些啥。”
我忍不住有点抱怨：“星期天总轮不到你值班？”
“不是轮不到我值班，是人家照顾我。你还记得吧，我女儿章黛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她爸在省城，一到星期天，我就得给她辅导功课呀，做点吃的呀，同志们就不让我来值班。”
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我用感激的目光迎接她和善的目光：
“你今天特意来看我？”
章彬彬说：“也说不上特意。任思嘉，噢，就是你们的中队长，今天帮我辅导小黛，我就来值班。”
“你孩子有出息，已经上小学了！不像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一说到孩子，我心里就酸酸的，泪水噙满了眼眶。这是我心头的伤口，哪怕轻轻触摸，也会撕心裂肺一样疼痛。即使在同改之间，一谈起孩子我就想哭，但那种场合流泪是一种徒劳的浪费，我总是竭力忍住，适可而止。今天却不，我要让泪水流个没遮没拦，流个天昏地暗。因为，我要酝酿一种说话的气氛，我要制造一种把难以启齿的话题一家伙迸发出来的借口。
章彬彬显然为我的泪水打动了，声音变得柔和起来：“婷婷还在上幼儿园？”
“是的。”
“在家谁看她呢？”
“老杨要上班，我把她扔给小保姆。听说没夜没日地哭”
我的声音低低的，眼泪哗哗地流。
彬彬掏出一包纸巾扔给我。但我没有擦，别说一包纸巾，就是一箱纸巾，也擦不干我的眼泪。
“哦，我想起来了！”章彬彬的口气变得轻松起来，我看这是装的。“你这家伙事业心太重，干起工作来命都不顾，是很迟才要了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婷婷今年才五岁吧？”
我说：“是五岁半，如果不是我出事，我该安排她上小学了。”
“想婷婷吗？”
“嗯，想，做梦都想。”我轻声抽泣着。
“唉！”章彬彬叹了口气，“婷婷也一定很想你。叫老杨抱她来看看你吧！”
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不！我没有让婷婷知道我的情况。”
“是啊，婷婷还小”
“我让她爸跟她说我出差了，出国了，可是，一个月好骗，两个月也好骗，半年多下来，怎么能蒙得了她上个月省电视台的‘法制教育’专栏上，播放了我的案例，婷婷看到我在法庭上”
其实，这个情节完全是我临时编的。为了争取章彬彬的同情，我不得不撒这个谎。我再也说不下去，也无需再说下去，哗哗而下的泪水足够说明一切。
章彬彬的眼睛也湿润了，抽出一张纸巾在眼角印了印，说：
“你放心，我会给你安排一下，哦，这样吧，下周周五，我一定让你见到婷婷。”
我本能地感到面临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大声叫了起来：
“不！不！”
章彬彬只顾自己说下去：“佩芬，对不起，这事我早该想到的，都怪我太粗心，把这要紧事忘了！”
我坚决摇头：“不！不！我不想在这里见到婷婷！”
章彬彬眼里含泪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让孩子接受这个现实！”
我实在忍不住了，同时也看火候到了，哇地一声哭起来。我一边抽泣一边说：“彬彬姐，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没日没夜想孩子，我的精神快崩溃了！彬彬姐，彬彬姐，快快救救我！”
自从入狱第一天章彬彬向我宣布了不能再叫她“彬彬姐”，我也不敢这么叫。铁窗生活像铁一样无情，罪犯和管教之间的鸿沟是不容超越的。这会儿只有我们俩，我这样深情地呼喊，是少年情谊的复活，是内心激情的倾泻，毫无做作的成分。
“彬彬姐，请您看在我父亲的情面上，请您为我的婷婷想想，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唉，佩芬，佩芬！”章彬彬连连摇头叹息。“咳，我哪能救得了你！你、你，你要坚强！”
“我老妈半身不遂，至今躺在病床上，她想我快想死了！我们一起在兵团的时候，她是多疼你呀！你至少也得为她老人家想想呀！”
一说起我妈，章彬彬眼圈就红红的。她和我一起在兵团文宣队的时候，节假日常常去我家，我妈总是给我们包饺子，做好菜；章彬彬的衣服破了，也是我妈为她缝缝补补。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就不信你章彬彬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梁伯和伯母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章彬彬默神一会儿，脸色又严肃起来：“但是，是法律剥夺了他们的女儿，我哪有权力还他们一个女儿！这样吧，你放心，我会常常去看看老伯母，你呢，也要多多给你妈写信。”
“彬彬姐，你也是做了母亲的人。我妈想我，哪里是想看到我的信，她是想见到我这个人！”
“这里是监狱，不是客栈，哪能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我从小就患过肝炎，我现在身体很不好”
“女监有医务所，我带你去看看医生吧！”
章彬彬是个多么绝情的家伙，她根本不给我一点通融的余地，我只能把我盘算了许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了：“不，我这是老病复发，监狱里的医生看不好的，我要到外头去看，我申请保外就医。”
“梁佩芬，你不要太天真了！你以为保外就医的手续随便都能办成的。”章彬彬的脸色更加严肃了。“我们女监一向执法如山。这也是你父亲梁伯教导我们的。真的，办这种事监狱有严格规定，我帮不上忙，请你不要为难我！”
我看章彬彬说得如此决绝，急得一下低声哭起来：“彬彬姐，你该不会忘了，在兵团文宣队，我们俩是睡一铺床、枕一个枕头的姐妹呀！”
“别说了，别说了，梁佩芬！”
章彬彬一叫我梁佩芬，而不是叫佩芬，我心里就发凉，我就觉得她一掌把我推到千里之外。章彬彬哪，你可是说变就变！前一刻我看你还是有情有义的，怎么一瞬间又变成职业的女警官了？也许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半年多的铁窗生活已经把我的棱角、胆气打磨得一干二净，只要看见你们警帽上的国徽，只要听到你们说话用冰冷的口气，我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罪犯，我是罪犯，我是罪犯！我就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像一只被人打断了脊梁骨的大狼狗，想站也站不起来。章彬彬见我受了惊吓，口气又变得缓和了：“佩芬，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了，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
章彬彬一叫我“佩芬”，我心里又升起些许暖意和希望。我还想再说些什么，比如，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当然，她不提任何要求，我也会主动给她可观的回报。我的双膝开始簌簌颤抖，我准备给她下跪磕头。但是，这时走廊上响起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呱哒呱哒，呱哒呱哒，是那种警官穿着大皮鞋的脚步声，是那种夯墙砸地脚步声，我一听就知道是洪大队长，唬得我把没说完的话，没流完的泪，和没能实现的梦想，霎时间全都堵了回去。
片刻，洪大队长果然风风火火走了进来。她那双很毒很辣的眼睛，在我和章彬彬的脸上溜了两个来回，大概看出我们眼里都有泪痕，话就说得不冷不热：“哟，你们是叙谈旧情呢，还是说起什么伤心事，挺动感情的嘛！”
章彬彬说：“大队长，梁佩芬想孩子了，下星期给她安排一次家属会见吧！”
章彬彬真机灵，她一说我想孩子，就把刚才十分尴尬的局面一下子冲淡了。
“哦，我们研究研究吧！”洪大队长说得拖腔拖调的。她已经完全相信了章彬彬的说法。
洪月娥官儿不大，官架子倒不小，而且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研究研究”呀，居然学会大官们的口气。我当县长、市长的时候，遇到什么不好定夺的事，也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辞令来搪塞对方的。现在成了阶下囚，听当官的打官腔，就忒反感忒厌恶。但是，我只能顺着章彬彬的口气，再向大队长请求：
“报告大队长，真的，我非常非常想我的孩子！”任思嘉—
今天是我们三中队罪犯家属会见日，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探监。我来女监后，已经经历过许多家属会见日了，对于女犯们来说，那是些怎样刻骨铭心的日子呀！
昨晚，我在章彬彬家给章黛辅导完功课，章彬彬特意交待我：“你明天一定要特别留意梁佩芬。这是她第一次和小女儿见面，她非常疼孩子，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
我当然知道像梁佩芬这样有身份的女犯在监狱里见自己的小女儿，将意味着怎样的难堪。我说：“章姐，你最好亲自在场吧！”
“不！我和她女儿、老公都熟悉，在场也不知说什么好。她们要是提出什么要求，我不知怎么回答好。”
“那好吧，我会多加留意的。”
这“留意”二字，只有我们在第一线的管教员才能听明白。
在铁窗内的亲人会见，是一种人生绝境中的会见，是日日夜夜的思念浓缩在半小时内的会见，是许多悔恨终生的话语倾泻而出或欲说还休的会见。在那短暂的半小时内，女犯也好，亲属也好，都处在情绪紧张和激动的高峰，突然晕厥，大哭大闹，事后又寻死寻活的，真是屡见不鲜。我需要留意的，就包括这一切意外事故。
一上班，我吩咐女犯值班员把女犯们带进工场劳动，然后就去查一次号房。今天三中队安排十名女犯与亲人会见，她们上午可以免除劳动，都在号房里等候。
我走向９号号房时，里头正在吵吵嚷嚷的。原来王莹叫吕金妹下车间干活，吕金妹死活不肯去。也不知怎么搞的，一轮到三中队罪犯会见日，吕金妹就有点神神癫癫的，老赖在号房不肯去上班。我走进号房，见吕金妹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吕金妹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老娘和男朋友今天一定会来看她，她希望干部准她的假，她要在号房里等候。
“你真是说梦话了！”王莹的嘴角溢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讥笑。
“会见不是你想会见就能会见的，得有家属申请，大队批准，我们才能给你安排会见。可是，你的亲属和男朋友，连一封信也没来过，你跟谁会见去呀！”
“不！报告管教，”吕金妹认真而固执地坚持，“我昨晚真的做了个梦，梦见他们今天一定会来看我的。”
说心里话，因为吕金妹屡教不改，老是惹事生非，我很有几分讨厌她；但是，一看到她这副木呆呆的模样，我又打心里暗暗同情。我们三中队七十多名女犯，大部分都与家庭取得联系，常常有亲属来探望她们。惟有这个吕金妹，家里的亲人好像都把她彻底遗忘了，入监一年多了，连亲人们的片纸只字都看不到。因此，一到会见日，吕金妹就难免胡思乱想。我看硬扭也不是办法，就连哄带劝地对吕金妹说：“你先到车间干活去，等你的亲属和男朋友来了，我们马上去车间叫你，行吗？”
“行，中队长，你可别蒙我呀！”吕金妹慢吞吞站起来，下车间去了。
接着，我看见梁佩芬呆呆地坐在小马扎上。她今天穿一套干净的号服，头发也刚梳洗过，蓬蓬松松的，比平日清爽多了。但是，她再怎么刻意打扮，号服还是号服，“马桶盖”还是“马桶盖”，有些蜡黄浮肿的脸色也一清二楚地记录着她在狱中的处境，这是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我想象着她此刻一定非常渴望见到她的女儿。章彬彬告诉我，梁佩芬爱女儿胜过自己的生命。她也许站在铁窗前把眼睛都望穿了吧！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梁佩芬见到我却坚决要求要取消这次与女儿的会见。
我很是惊异，说：“梁佩芬，你说的是不是心里话？”
梁佩芬使劲点头。
我说：“梁佩芬，你可不要后悔呀！你是严管的重刑犯，又刚来不久，本来是没有条件见你的孩子的，还是章大队长为你说了许多好话，经过监狱长特批，才有这么一次机会呢！”
梁佩芬低着头说：“咳，我这个样子怎么见我的女儿！”
我说：“你女儿非常想念你，你也非常想念你女儿。你总不能坐上十多年牢，一直躲着不见你女儿吧！”
梁佩芬像梦呓一样嘀咕着：“我害怕，我害怕！我非常害怕！”
我说：“梁佩芬，你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女犯第一次见自己的家属，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万一错过这次机会，你一定后悔莫及。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同号房的谢芳也上前劝梁佩芬。她说她第一次见她的男朋友，心情也是如此。天天盼，夜夜盼，可是真临近会见那天，自己简直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会见过去了，以后心情就比较平静。多少外省籍的同改，天天盼着亲人来探监，一年盼到头还盼不到一两回呢！她又压低嗓门说：“你刚才也看到了，像吕金妹，入监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亲人来看她，她的情绪总是稳定不下来，人都有点神神癫癫了！”
谢芳说得在情在理，梁佩芬木呆呆地听着，眼睛里有了泪光。我想，渴望见到小女儿的火焰又在她心中升了起来吧。果然，梁佩芬在内心搏斗中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说：“好吧，中队长，我在这里等着。”
谢芳今天也轮到与亲人会见，打扮得格外清爽。她是那种特别细心的女人。其他女犯新旧号服都是轮换着穿的，谢芳可不，她平日常穿的只有两套旧号服，即使袖筒和膝盖上磨出大窟窿，她也打上补钉穿。她最满意的一套白洋布的、领子和袖口都滚着蓝边儿的新号服，总是留在会见日才肯穿。同改们都笑话她把这一套号服当成她的礼服，只有在会见日，她才穿上簇新的散发着棉布清香气息的号服去会见她的男朋友。
我看到谢芳今天又穿上崭新的号服，短发梳得一丝不乱，脸色苍白，清瘦，大大的眼睛清亮、忧郁，我走近她的时候，甚至还闻到一股檀香皂的香气，就笑着打趣道：“谢芳，你每到会见日就穿上这套新号服，是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呀？”
谢芳和我一样也是一名硕士，又是女监中学历最高的女犯。
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缘故吧，我跟她说话特别随和。
“不！”谢芳凄然一笑，“铁窗里的女人，哪有这份好心情？
我尽量穿得好一点，只不过想让我的男朋友看我在这里过得还可以，少为我操点心。”
我心里怦然而动。谢芳出事后，他的男朋友高汉文不改初衷，一直爱着她，每月都要从老远的省城赶来探监，在女监早已传为佳话。听他们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也心心相印，我真为当今社会还有梁祝、宝黛那样古典式的爱情而感到诧异。
我又走了几间号房，看看另几名等待会见的女犯的精神状态。还好，这几名女犯都是过来人了，一临到会见日，虽然也处于一种不安的期待中，但是，她们的心绪不像梁佩芬那么复杂和狂躁。据我观察，一般来说，来自山区的女犯比来自城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来自社会底层的女犯比来自社会高层的女犯更有承受力。这也难怪，官员罪犯与庶民罪犯，他（她）们入狱前后在境遇上的反差，是远远不可同日而语的。梁佩芬不要说在西源市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频频在电视上曝光，在会议上亮相，就是在家庭中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女儿的心目中，也一向是荣耀的化身，是幸福的源泉。听章彬彬说，婷婷上幼儿园，常常是妈妈的小汽车接送的。她像小公主一样被人宠着爱着疼着，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当大官的母亲吗？如今的社会风气如此，梁佩芬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现在好啦，梁佩芬将以一个囚徒的身份出现在孩子跟前，孩子能理解这天上地下的变更，能承受这五雷轰顶的打击吗？梁佩芬啊梁佩芬，你就是有这许许多多顾虑，才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女儿吧？
我到会见室走了一圈，检查一下这里的准备工作。会见室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长形大厅，一条小课桌一样宽度和高度的水泥横台，把大厅隔成两半。横台两侧都放着凳子，里侧坐女犯，外侧坐家属。我所见过男监的会见室与此大不相同：男监会见室都用钢化玻璃把罪犯和家属隔离开，可望而不可即，只能通过送话器对话。相比之下，女监会见室要更加文明和开放，也更方便会见者的感情交流。这种不同，其根据首先建立在女性罪犯性情比较驯顺这个基点上。会见者坐在横台两侧，可以轻声交谈，可以握手拥抱，可以相互擦拭眼泪，但是，绝不准说不该说的话，管教员们须臾不离地在身后走来走去监视着，那一溜半人高的横台就如同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我走进会见室时，好几个“宽管”的轻刑犯已经在这里整理打扫了。她们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把横台和椅凳抹得一尘不染，窗台上，墙根下，摆上一溜儿姹紫嫣红的盆花，硬是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望而生悲的环境里制造出一种春风扑面的气氛。
清水潭女监环境的优美、幽静和整洁，几乎像一种品牌商品一样在Ａ省广为人知，于此亦可见一斑。
几名在食堂干活的“宽管”女犯，已经推着满车的馒头、肉包、油炸饼等等食品候在门口，这是专供探监的家属买了慰问女犯的；大厅一角有一爿小卖部，也准时打开了，里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家属们常常会应女犯的要求，就近买些东西。女监医务所的一名女医生也准时到位，她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在会见室走来走去。她的职责，是随时抢救那些在会见时，因为过于激动、悲伤而突然昏厥的女犯或女犯亲属。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女监门口的值勤岗哨。我把今天预约探监的名单给了门卫，他们才能根据这个名单，对家属们携带的物品进行认真检查，然后才准予放行。
我穿过大操场向门卫走去，看见门口等候会见的家属已经排成几十米的长队。探监者有的穿得土里土气，手上提着竹篮、竹篓和编织袋什么的，那肯定来自山区农村；有的穿戴入时又拎着礼品盒、旅行袋的，自然来自大城市；还有些是自己开着小车来的，就显得更有身份了。我走进岗亭跟门卫说话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从一辆桑塔纳轿车走下来。他怀里抱着个孩子，大步向我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三中队的中队长？
此人正是梁佩芬的丈夫杨罗亭，梁佩芬入监那天我们见过面。我打量他抱在怀里的小女孩，才四、五岁吧，扎着两根小辫子，一身花衣花裤，像布娃娃似的，真是可爱极了！准是梁佩芬的宝贝女儿了。
杨罗亭就教孩子说：“婷婷，快叫阿姨！”
那孩子就奶声奶气地叫了两声：“阿姨好！阿姨好！”我心里舒服极了。
杨罗亭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见梁佩芬。我告诉他，梁佩芬今天情绪极不稳定，刚才是给她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她才答应见你们的。我说，当母亲的女犯第一次见自己的子女，都心情复杂，瞬息万变，她会不会又闹起别扭来，我还没多大把握。
我的话还没说完，婷婷哇地一声就哭起来，多懂事的孩子啊！她哭嚷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孩子这种哭声，是极容易把女性的心打动的。我当即说：
“行啊，行啊，一到九点钟，你们就可以进去了，我去做梁佩芬的工作，让她一定出来见你们。”
我再次走进９号号房，不再跟梁佩芬噜苏什么了，用中队长的身份下达命令：“梁佩芬，你的孩子已经在大门外等了许久了，你必须去见她！”
非常奇怪，梁佩芬这会儿也变得急不可耐了：“是的，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她急急匆匆往外走，一下子就抢在准予会见的女犯队伍最前头。
这天夜里，我在我的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上，记下了梁佩芬母女动人心魄的会见，最后写下一段话：
“母爱是人类的天性。即使罪孽深重的女犯，母爱在她们心头也不会泯灭，就像海水不会干涸。作为一名管教员，如果能充分注意女性罪犯的这一心理特点，让她们的母爱得到适当的渠道予以释放，将会大大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反之，女性罪犯的母爱长期受到压抑，则容易导致女犯悲观绝望和抗拒改造。”
梁佩芳——
月光像慵懒的蚕，一点一点蠕动，爬上铁窗，爬过窗台，爬上床头，最后落在我的脸颊上，凉冰冰的，软绵绵的，轻轻抚摸我疲惫不堪的灵魂。我这么直挺挺躺着起码有四五个小时了，听着同号房的女犯们鼾声此起彼伏，听着树林里时而掠过猫头鹰的惨叫，听着大院里换岗的哨兵的脚步声呱哒呱哒响过，我始终合不上眼。
现在我已经记不起白天与婷婷见面的全过程。但我记得，我见到婷婷的前一秒钟心里还充满矛盾。会见室大厅后面有一间候客室，专供女犯从号房出来时，在这里稍事等候。我怯怯地站在门边，像做贼似地从门缝向外张望，我希望悄悄地瞧婷婷一眼，对了，只要匆匆一瞥，我就满足，我就立即跑回号房，哪怕管教给我最严厉的处罚，我也不去见我的孩子。但是，我一看到杨罗亭抱着婷婷走进来，那张我亲过无数遍的小脸蛋上挂着泪痕，挂着惊惶，挂着恐惧，我的心立时就碎了。
“梁佩芬，你在１０号台。”
据事后同改谢芳告诉我，中队长叫我起码叫了三遍，我才忽然从梦中醒来。
昨天会见，我在１０号台，谢芳在１１号台。我第一次看见谢芳的男朋友。戴着镜片很厚的黑框眼镜，斯文得有几分呆气。别的亲属都是大包小包给亲人带吃的和用的，他却给谢芳带来许多书。
我一走近水泥横台的时候，婷婷一家伙就扑了过来，一边叫着妈妈！妈妈！一边泪流满面。我吻着孩子的眼睛，舔着孩子的泪水，好久好久，我和婷婷都说不出一句话。杨罗亭在横台前看急了，说：婷婷，来，爸爸抱，让爸爸跟妈妈说会儿话，好吗？
婷婷就愣吵，不好不好！我要妈妈跟我回家！我要妈妈跟我回家！
我觉得整个会见室霎时安静下来，站在我身后的中队长，坐在我的左边台位的同改谢芳和她的男朋友，还有杨罗亭，全都愣住了。我更是心如刀绞，作为母亲，对这样一个最易满足孩子的要求，我却绝对无力满足了。这可不是平常逛公园逛商店遛大街呀，孩子玩腻了，闹着要回家，我就能抱她回家。可是，我又怎么向孩子解释呢？懵懂无知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婷婷，对母亲说话一向就是军令，就是圣旨，她说要天上的星星大海的明珠，我也要上天下海去采一颗呀！可是今天，女儿要妈妈回家，妈妈怎么连家也不能回？
“妈妈，妈妈！”婷婷使劲拍着我的肩膀，“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我不能沉默了，我说妈妈犯了错误，妈妈不能回家。婷婷说：“老师说过，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孩子，怎么不能回家？
妈妈骗人！”是啊，我不能再骗孩子了，我说，妈妈不是犯错误，是犯罪。婷婷对犯罪的含义一点也不能理解，她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会儿，说：“妈妈是吃饭不好好吃，把馒头扔了，把米饭倒了吗？”
站在我身后的中队长笑了，坐在我旁边的谢芳和她的朋友也笑了。也许她们小时候不好好吃饭的时候，她们父母也给她们背过一条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婷婷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贪污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能非常直观地把浪费粮食和犯罪联在一起。唉，我的孩子有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可是，妈妈纵有千言万语，又怎能跟你说清妈妈的罪孽和悔恨！
忽然，中队长在身后提醒：“梁佩芬，时间快到了！”
我一下子把婷婷抱紧了，婷婷也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松手。我觉得婷婷不是听懂了中队长的话，而是本能地害怕失去妈妈，两只小手像铁箍一样把我箍牢了。
入监半年多了，我觉得时间每分每秒都过得像蜗牛爬墙那么缓慢；只有这半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呀时间，你对我竟是如此的冷酷无情！
时间一到，参加会见的女犯和亲属陆续起身走了。会见室一下子空旷起来，坐在我旁边的谢芳和她的男朋友也起身离开了。
站在一旁的中队长和几名女干警，真是世上最有耐心的好人，她们对罪犯严厉，对罪犯的孩子却是百般呵护。她们一次又一次看表，一遍又一遍哄着婷婷：“婷婷是个乖孩子，过几天再来看妈妈，好吗？”
婷婷把我抱得更紧了，我感到她一双小手从来未曾这样有力。她搂着我的脖子，把小脑袋埋在我的耳窝里，仿佛要誓死保卫自己的母亲。看见婷婷不肯松开小手，我只好示意杨罗亭采取必要的手段。杨罗亭一手抱起婷婷，一手掰着婷婷的小手。那一霎间，我真不忍心看到婷婷哭歪了的小脸蛋，就双目紧闭，可我听到婷婷拼命地哭喊：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婷婷从我怀里抢走了，从我的五脏六腑中撕裂开。杨罗亭抱着婷婷大步匆匆离开会见室时，婷婷挥舞小手大声呐喊的可怜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晃动着。
惨淡的月光朗照着９号号房。我看到到处是婷婷泪汪汪的眼睛，我听到耳畔总响着婷婷撕心裂肺的呐喊！
这种呐喊原来只是一种精神恍惚的幻觉，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惊叫：“啊！啊！”
我凝神一听，才听清是我对面床铺的谢芳，从噩梦中发出可怕的叫喊：
“啊！啊！”
喊声不高，却是从胸腔和喉咙挤压出来的呐喊，是遭遇死亡时的呼救，在女监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格外恐怖。我悄悄走到谢芳床前，叫道：“谢芳，谢芳！你怎么啦？”
谢芳挣扎着坐起来，借着惨白的月光，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恐怖，茫然看看铁窗，又茫然瞅了瞅我。她使劲地揉着额角的太阳穴，半天才惊魂甫定，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做了个可怕的梦！”
谢芳——
我被五花大绑，架在一辆敞篷大卡车的车头上，身前身后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前头有两辆警车开道，车顶上的警灯像两团炽烈的火焰，在寒风中不住滚动；警笛声“威呀威呀”
凄厉地呼啸，警车就在围观者的人海中犁开一条通道。我听到夹道的人群高声议论着：“你看这女犯多年轻！”“听说还是个研究生哩！”“听说她在监狱里还犯了大罪，真是该死！该死！”
天呀！我心甘情愿就死在这刑车上，你们快快给我一枪吧！可是，大兵哥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要到公墓靶场，才送你上路”我就全身瘫痪，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个大兵哥抓住我的胳膊架起了我。但是，我想我八成已经死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有寒风呼呼扑面吹来，扬起我一头短发，像一面黑色的招魂幡，呼啦啦飘扬，我默默地自己为自己招魂。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终于被拖到靶场上，大兵哥用脚一踹，我倒下了，只听惊天动地“砰”的一声脆响，我就魂飞魄散哦，窗外的月光多么亮啊，我怎么还没有死？我这是在哪里？我看见地板上的月光有横一条竖一条的格子，这是铁窗的影子；我看见床前坐着一个头发披散的女人，那是我号房的同改梁佩芬。哦，我没有被拉去一枪崩了，我还活着，而且还待在我已经待了三年多的９号号房。
“谢谢，谢谢！”我对梁佩芬说，“我没事！”
梁佩芬回到自己床上去，我钻进自己的被窝。我浑身冷汗淋漓，像掉在冰窖里。啊，我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噩梦！
自从入监服刑，我就常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有时被人抓去游街示众，有时在法庭上为自己大声辩护，有时被人从悬崖上推入万丈深渊，有时被豺狼虎豹撵得无路可逃但是，每回我都绝处逢生，死了一百次竟能一百次死而复活。不是天兵天将来救我，就是高汉文及时赶到，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然而，今天这个噩梦可是大大的不祥之兆。第一，我再怎么罪孽深重，还从未梦见被绑赴刑场一枪毙了；第二，这回直至枪响也不见高汉文前来搭救。难道彻底黑暗彻底绝望的结局就在前头等着我吗？
月光很白，很凉，像一块裹尸布凄凄惨惨地铺在地板上；铁窗外传来簌簌风声，林子里有枯枝败叶的飘落，有猫头鹰逮住田鼠发出的得意的窃笑。“半月楼”任何一点响声都加重了号房里的恐怖气氛，我拉上被子盖过头顶，蒙住眼睛，在黑暗中瑟缩。
自从三年前偶尔失足，我就不住反省，天天忏悔，怎么还不能救赎我的罪孽？我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我在狱中表现甚好，一再减刑，怎么会还做这样可怕的噩梦？
哦，我想起来了，这噩梦来自最近埋在我心中的恐惧，而那恐惧又源于洪大队长对我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个别谈话。
那天下午下了班，同改们都回号房去洗手准备吃饭，我收拾好统计表格也要走了，大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谢芳，你慢点儿走！”我看见一向威严的大队长脸上有一种少有的笑容。说实在的，我倒看惯了她总是杀气腾腾的脸，偶尔看到她和蔼可亲，我的心像失控的皮球一直狂乱地跳。
大队长又问：“最近身体可以吗？”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你男朋友还是每月都来看你吗？”
我大惑不解地点头。
“你干统计保管这个活还能适应吗？”
“能适应能适应。”
我心里暗想，我一个经济学硕士，在车间里干个小小的统计保管员，还能有啥不适应的？
大队长真是热情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她竟伸出肥实的大巴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谢呀，好好干，照你这样的表现，我会再给你减一次刑，也就是再熬两三年吧，就可以提前出狱了。”
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音，两三年虽说也是漫长的日子，可我好像在长长的隧洞中摸索了许久许久，现在就快到洞口，快看到自由的曙光。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要怎样感谢大队长好。
可是大队长陡地脸色严肃起来，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一下子就站直了，这不光是一个老囚犯的习惯动作，更多的是表现知遇感恩而又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说：“大队长，有啥活你尽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队长却又轻松地笑了，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事，你还是干你的统计保管工作，只是鞋子就完全不要做了，专门做我生产上的助手—看，就是我的一只有力的胳膊。”
大队长还形象地用右手拍拍自己的左胳膊。
我受宠若惊，说：“大队长，这点活，我一边做鞋一边捎带着也能做得了的。”
大队长非常明确非常坚决地吩咐：“不，做鞋的活全免了。我只要你一心做好统计保管员，把账做得清清楚楚，不给我出一丁点纰漏。”
我颇为自信地笑了一下：“大队长放心！这么点事，我哪能出得了纰漏？”
“嘿，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大队长说这事好像挺费劲，想了小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我是说，你这份工作以后会复杂一些，也要灵活一点，比如，有些次品就不要入账了。”
我莫名其妙：“要是不入账，我们仓库里堆不下呀！”
大队长就骂我傻瓜，说不入账又不是让它压仓库，鞋子照样让工厂拉走，就是两头都不入账。这样，我们可以有点蝇头小利，上交给食堂，也好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
我一下子就吓呆了，说：“这个，这个”我虽然不知道大队长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已经隐隐约约闻到那药的气味儿不对劲，也许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队长脸上一下子就有了寒气：“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如今上头发下来的伙食费非常有限，我们女监不自力更生，你们喝西北风呀！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有大队长我兜着。”
我连忙说：“是，是。”
“不过，这事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大队长又神秘兮兮叮嘱，“其他干部，就是中队长、副大队长、监狱长查问起来，你也别露一点风声。”
“这个，这个”我又觉得这事真够头疼，可是，一个囚犯在大队长面前，还敢说个“不”字吗？大队长的眼睛寒光闪闪地逼视着我，把我想说的话全堵回去了。
大队长也许觉得我已经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识为知己，说话也随和多了，竟自说自话跟我诉起苦来。她说，她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个家真难当呀！比如，一个月搞一两次活动，买纸张要不要钱？做服装要不要钱？拉出去参观，每个女犯吃瓶可乐要多少钱？啃个面包要多少钱？还有，外头有记者来采访，有跑业务的来谈生意，请人家上馆子，一顿要多少钱？她说她腰包里没揣几个私房钱，她寸步难行。
理解万岁！我对大队长的难处忽然就完全理解。刚才我还怀疑她想暗地里搞啥手脚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哪个单位的头头们，不想方设法搞个小金库，才能在种种公关活动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从此，我就成了大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车间里事事跟她配合得非常默契，既能多产少报，又不给外人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可是，慢慢地，我又发觉此事有些蹊跷。就算大队长的家难当，里里外外都得花销应付，可哪里用得着这许多钱？我悄悄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周打埋伏私下截流五十双鞋，一双鞋的批发价只算五十元，每星期的进项就是二千五百元，一月是一万元，一年是十二万，一个大队的开销哪里要用这么多钱？而且，自我帮助大队长做了手脚，女犯们的伙食一点也不见好起来，倒是车间里的活计愈来愈重了。大队长每周给女犯加了几百双鞋的任务，能不把人累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