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曾经问过我，活儿干得多干得好的女犯，能拿多少奖金？我回答她，牢里的奖金可不多，囚犯们的“剩余价值”大都归了公。现在看来，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
很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大队长的腰包，把这些狱中“硕鼠”养得肥嘟嘟的了。
我们三中队有个负责扎鞋眼的姐妹，连着加班加点，实在累坏了，那天开着机器扎着扎着，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在迷迷糊糊中，她把中指和鞣皮鞋面一块塞进钻孔机下面，咔嚓一下就轧断了手指，鲜血染红了工作台，人一下子昏死过去。全车间同改都吓坏了，大队长叫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监狱医务所。阿弥陀佛，命算保住了，那个中指就剩下一节短短的肉茬儿。她吃饭的时候，筷子老从手上掉下来，因为她的右手只剩四个手指，巴掌成了树杈儿，拳头也握不紧了，干啥活都不方便。一看见她那只残废的手，我就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其中有我的罪孽。
这起工伤事故引起章大队长的重视，下来找了好些个同改打听，问我们出这事故到底是啥原因？安全操作规程不明确？技术不到家？还是最近活计太重，女犯累得喘不过气？其他同改自然说不到点子上，就是累一点，谁敢吭气呢？而我对问题的症结是了如指掌的。章大队长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差点就要把洪大队长交待的那个“秘密”抖出来，可是，我一想起洪大队长一脸凶相，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的？纵有十颗脑袋也不敢去惹那只母老虎呀！
我想洪大队长已经尝到足够的甜头了，开头她每周少报五十双鞋，而后就增到六十双，七十双，八十双，现在，她每周几乎要从车间提走一百双鞋。女犯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了，看见同改们一个个累得像死猪，一回到号房，一离开大队长的监督，就在号房里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有好几回，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指着我的鼻子斥问：“谢芳，你这统计保管员是怎么当的？
我们的活已经做得非常小心了，难道每周能出那么多废品和次品？”我支支吾吾，答不上话。天哪，被同改们骂急的时候，我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谁谁的帮凶，我旧罪未赎，又添新罪，真是十恶不赦！姐妹们呀，你们啐我骂我打我宰了我吧！
可是，我又哪有这份胆量和勇气？最近有好几次，洪大队长给我布置任务，我都想跪下来向她求饶，就免了我这个统计兼保管。但只要看见大队长脸一黑，眼一瞪，我就心里发慌，浑身颤抖，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我不知不觉就坐在火山口上，想下不能下，想逃不能逃。只待火山一旦爆发，我就要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了。
就是这个心病呀，时时折磨着我，夜夜折磨着我。我能不做噩梦吗？
梁佩芬——
谢芳床上嘎吱嘎吱的响声停下了，号房里坠入像坟墓一样的死静。我仍然睡不着，婷婷挂着泪珠儿的小脸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可怜的孩子，你这会儿睡着了吗？在睡梦中，还叫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吗？
为了工作和事业，为了官场上超负荷的奔波，我至少推迟了十年才让我惟一的孩子来到人间。首先，我的十月怀胎比起年轻的育龄妇女要难受得多。头三个月的妊娠反应就来势汹汹，吃啥吐啥，喝开水也吐个七荤八素，几乎一百来天饮食难进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能吃能喝了，胎儿发育太好，我不堪重负。最后三个月，孩子，你的生命成形了，在妈肚子里特不安分，抡胳膊蹬腿，不止给妈带来许多痛苦，更令妈担心你会不会是个豁嘴塌鼻斜眼睛的怪物，妈整日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最后两个月，妈的双腿开始水肿，妈的心跳不断加剧，妈要把双脚垫得高过脑袋，倒悬而卧，一宿才能睡上三五个小时。
到了临盆时刻，医生一问妈的年龄，没有多说一句话，立即开膛破肚。婷婷啊，妈几乎是拿自己的老命换来你的小生命！
但是，孩子，你的出生，又给妈带来莫大的欢乐，能弥补妈几辈子的痛苦。才六个月呢，你能咯咯大笑；张大没牙的小嘴，笑得天真烂漫，笑得比鲜花还要美丽。才一周岁，你就能奶声奶气叫“妈妈！”只有当过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每次下班回家，只要听婷婷叫一声“妈妈”，妈满身的疲惫、满腔的烦恼，立即烟消云散。婷婷啊，妈的宝贝，你真是个超人的天才，两岁三个月零三天，你就会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三岁五个月零八天，你就会载歌载舞，表演《北京的金山上》。妈和你爸就是那天发现你的艺术天赋，给你买了电子琴，给你请了家庭音乐教师，才四岁八个月，你就以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钢琴练习曲流畅娴熟的演奏，荣获全省幼儿电子琴表演赛第二名。
婷婷，你不止是妈的宝贝，你是上帝赐给妈的小天使。我有时疑疑惑惑地想过，我的贪婪中是否掺杂着某些母爱的成分：我有时也会厌倦官场生活，觉得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碌碌无为虚度人生，我应该把她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的音乐家。那就需要钱，大把大把的钱可是，这种想法一露头，我立即把它掐灭了，就像掐灭一支冒着毒气的烟头。我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对我天真纯洁的女儿的亵渎。
白天见到婷婷悲悲戚戚的一幕，我的神经中枢总是异常活跃而敏锐。我摸摸脸颊，脸颊上似乎还留着女儿吻过的余温；我咂咂嘴唇，嘴里似乎还留着女儿眼泪的苦涩；我的脖子上有女儿的小手搂着，我的耳畔有女儿的声音哭喊但我伸手想抓住什么，四周却空空如也，只有惨白的月光，像凉冰冰的蚕在我脸上蠕动。
我已经在我的本子上划上三十五个“正”字，也就是说，我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一百七十五天。十五年刑期，还有五千多个日夜好熬呢，天呀，我熬得到刑满出狱吗？
不愿剪去的长发，我剪了；不肯穿上的号服，我穿了；不能下咽的牢饭，我习惯了；干不了的重活，我也咬着牙关干了：还有同改们不堪忍受的污言秽语、欺侮凌辱，我也忍气吞声地忍受了可是，可是，惟有对婷婷牵肠挂肚的思念，像一只挥之不去的小虫，没日没夜无时无刻不声不响地啃噬着我的心尖儿，啊，我快要疯了，快要疯了！
但是，在我将疯未疯的时候，我千百遍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快冲出这个铁的牢笼！
我松开手把婷婷交到杨罗亭怀里的时候，曾压低声音吩咐他：“去看看章彬彬”他轻轻地“嗯”了一声。也不知这家伙有没有听懂我的心里话，更担心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应付我。
哼，说不定我在牢里待得愈久他愈称心哩！这个新时代的陈世美，听说早早就在外头养了个“小蜜”，我的落难，不正好成全他们的苟合吗？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愈加忧心如焚，我怕他们虐待婷婷，我怕他们弄脏我的房子，我怕他们侵吞我的存款，我更怕那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小狐狸精鸠占鹊巢我愁肠百结，夜不能眠，想得漫无边际，像一艘破船在茫茫苦海上独自漂摇，不知所之，行无所终。
咳，我在床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眼看着铁窗外天色蒙蒙地亮了。但我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像一根不断拨响的琴弦，它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不住颤动之中。我担心，一旦超过受力的极限，我的心就会像琴弦一样铿然而断。
谢芳——
梁佩芬的床板不停地嘎吱嘎吱响着，我想她头一次在号子里见到小女儿，这一晚一定折腾得不能合眼了。于是我就强制自己停止翻身，我不忍再给同改心里添烦。但是，我的肢体静止了，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白天在会见室见到高汉文的一幕，又无比清晰地在我眼前现出来。
铁栅大门哐当一下打开，我看见门外排成长队站在最前头的，就是高高瘦瘦、戴副近视眼镜的高汉文。他每次都站在第一个，可见他想我真是想疯了！他一手提一篮子罐头和水果，一手拎着一网兜书。铁栅门一开，他几乎是赛跑似地扑到我跟前来。隔着一溜水泥横台，我们相对而坐，开初十多分钟，谁也说不出话，只有默默流泪。他轻轻地抚摸我的手，我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让彼此的问候、安慰，传遍各自全身的神经。每一回，我们都从这种无声的交谈慢慢地过度到有声的交谈。
已经三年整了，每月十五日，高汉文，你必定寒暑不分，风雨无阻，从省城坐一宿火车，再搭两小时汽车，然后，风尘仆仆赶到清水潭女监来看我。
记得前年冬天，这一带大雪封山，路上车稀人少，都以为你不会来了。可是，到了会见的日子，你竟披着一身白茫茫的雪花出现在我的跟前。
记得去年夏天，西部山区闹洪水，女监进城的公路上有一座桥梁冲垮了，这一回不仅是我，连干部和同改们都断定你是来不了了。可是，到了会见日，你又水一身泥一身地走进了会见室。
原来你整整绕道三十多华里，硬是翻山越岭到了清水潭。
高汉文啊！我知道你爱我疼我，而且对我怀有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证券公司担任电脑管理员。同时研究生毕业的你留在大学当讲师。我们都是来自山区的穷孩子，自幼好学上进，胸怀大志。小时候，我们一块儿上台表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小演唱；看见大叔大爷拉板车上坡，我们把书包往背上一撂，常常赶上去助人一臂之力。怎么读完了研究生倒让一颗纯洁的心变黑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深思反省的时候，我就直怪那年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托福和ＧＲＥ的难关，我们一一闯过了，美国三所名牌大学同时给我和你发来录取通知书，而且一年都可享受一万多美元的奖学金。可是，我们毫无积蓄，连买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何况每人至少得准备一两万元零用钱呢。我们到哪去筹这笔钱？正借贷无门的时候，我从我管理的电脑资料库中，发现有十多家股民的户头已有大半年纹丝不动，一般来说，这样的主儿不是长期出差在外，也是有个什么原因抽不开身来逛股市的。一连好几天，我盯着电脑上这些股民的股金，那些可爱的数字，竟会像芭蕾舞演员柔软的身姿，着了魔似地翩翩起舞；竟会像春天花园里的桃花李花，缤纷怒放。我的眼看花了，头看晕了，经过几天几夜的思想搏斗，我终于像一个小偷孤注一掷去敲开金库的铁门—我在电脑上按了几个只有我才知道的程序，调集了几个股民的二十来万闲置的股金去炒股。在中国证券开市之初，股市操作游戏规则尚未健全，证券公司的老总、副总和部门经理们也常常近水楼台先得月，想着法儿搞点小把戏，许多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爷。可是，大倒血霉的事儿偏偏就轮到我。我刚赚了五万元，牛市转为熊市，“大盘套牢”，“每况愈下”，这时那几个已经蛰伏许久的股民又忽然跃马横刀，杀向股市。我黔驴技穷，暴露无遗，被大盖帽们一铐子就铐进了公安局。
我听到女警官们踏踏的脚步声在我身边响过来，又响过去，看到邻座梁佩芬仿佛用诧异而羡慕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次手握得太久太久。我和高汉文都不好意思笑了笑，把手缩回水泥横台之下，无声的手语终于停止了，这才找回一时失落的语言。
“这些日子都好？”
“都好！”
“胃痛病没有犯？”
“没犯。”
“又背了多少单词？”
“除了巩固原来记下的，新单词还是每天十个，一个月下来，又背了三百个。”
“行呀，谢芳！一个女监大学读下来，比研究生还强哩！你看，我又给你带了些什么书？这是《商业英语大全》，这是《科技英语大全》，这是《牛津英语成语词典》。”
高汉文呀高汉文，你这家伙一向都把长知识看得比长身体更重要。我蹲了监狱，你更是抓住我的学习不放。对你我而言，这是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自从我栽了筋斗，我们对“金钱”都有一种潜在的恐惧症，下决心一辈子靠知识、靠本事过日子，愿贪婪、贪欲、贪心、贪图等等带“贪”字的欲念狂想一辈子都离我们远远的。
我说：“你又给我买这么多书，得花多少钱？”
我凝视你清癯苍白的脸，心里黯然欲泪。你一个小讲师，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片钱？一月一次，一年十二次，要把多少人民币扔在铁轨公路上，还要给我买多少吃的用的和这许多书。难怪你瘦得像一根长竹竿。
“怕啥？这是知识投资，你不要老是心疼那几片钱！”高汉文大大咧咧说，装得很牛气。
“哼，你以为你是李嘉诚呀！”
今天我心情忒坏。因为这些日子我老是想着大队长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人说纸包不住火，这事总有一天要暴露。自己加刑、坐牢、枪毙也就听天由命了，反正算命的说我是命如纸薄。但我不忍心再拖累高汉文！
我说：“你，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高汉文傻不愣登问：“为什么？”
“我不值得你爱。”
“为什么？”
“你会后悔的。”
“不！”高汉文使劲摇头。
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最初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死心塌地不肯见高汉文。可高汉文赖着不走。章大队长就来劝我：
铁窗和高墙阻挡不了真诚的爱情，历史上铁窗内外长相厮守的恋情还真不少哩。但是，现在有了新情况，我成了大队长的帮凶，我是个罪上加罪的十恶不赦的罪人，怎能再拖累高汉文？
我说：“你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坛上讲课的时候，让别人在下面嘀嘀咕咕戳你的脊梁骨。”
高汉文说：“你就不会想一想，也许有人在背后夸奖我！”
我说：“你都三十出头了，再等我几年，头发都熬白了！”
高汉文说：“这有啥关系？再打几年光棍，扎扎实实写两本专著，给我们的婚礼准备一份重重的礼物。”
身子单薄的高汉文，内心竟是如此的强大。他一直给我鼓劲儿，说，坐牢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写了伟大的《史记》，台湾的柏杨坐牢十年，写了一大摞杂文和小说。你谢芳蹲了七年牢，说不定能成为大翻译家！
我还想说些什么，高汉文就狂躁不安，举止失态，甚至歇斯底里叫起来：“谢芳，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我只好也进来跟你一块坐牢了！你以为你的失足跟我脱得了干系吗？你干的那个蠢事，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出国梦’呀，我没有及时劝阻你，从道义上说，我也是有罪的！”他激动得几乎哭起来，我只好使劲掐痛他的手。
“往后不准你再说这些了！”高汉文眼里泪光闪闪，像起誓一样宽慰我，“你在里头伏罪，我在外头忏悔。我会等你一辈子！
一辈子！知道吗？”
这个书呆子说得不停不歇，不让我插上一句话。我是多想把大队长交给我的那项“特殊任务”告诉他！我想听听他的意见，这事到底要怎么了结，怎么脱身？可是，我左顾右盼，看见中队长和管教们，总在我背后走来走去，一句“违规”的话我都不敢说，何况这是“绝密”的话更糟糕的是今天梁佩芬的小女儿来探监，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让我也陪着落了许多眼泪，后来竟把这事忘个干干净净。
一眨眼，会见半小时在喁喁私语中过去了。高汉文两只纤细的拿惯了粉笔的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一双被大牢活计磨得粗糙干瘦的手，然后，轻轻摩挲三个来回，然后，他缓缓地倒退着走向门外，然后，我看见他挥了挥手。然后，我们同时在心里说了声：“拜拜”！
这是我们多少回会见而养成的心照不宣的告别仪式，就像拥抱，就像吻别，每次都给我留下久久的温馨和无穷的回味。
但是，即使这样一点可怜的幸福，也将一去不复返了。一想起大队长叫我干的那件事，我就心慌，就害怕，像搁上盆火，烤得我浑身灼痛，烧得我灵魂冒烟，我能不常常做噩梦？
章彬彬——
刚做好晚饭，把饭菜端上饭桌，任思嘉就推门进来了。她在食堂就餐，三下两下填饱肚子，然后洗洗刷刷，就到我家来给章黛辅导功课，这已经成了一个规矩。一边吃饭，我一边问任思嘉：“怎么样？梁佩芬今天见到老公和女儿，情绪正常不正常？”
“够呛！”任思嘉说，“她对老公倒是淡淡的，一见到女儿就哭得死去活来。”
“是啊，”我说，“她们的情况我都看到了。”
任思嘉很是惊讶：“你怎么会看到的？”
我说：“我一直站在玻璃窗后看着。”
任思嘉说：“你这家伙，想回避矛盾，又放心不下，是吧？”
我跟她解释，也不完全为了梁佩芬。我说，往常轮到我们大队的会见日，我都爱在会见现场走来走去。不单单是监视，更主要的目的是观察。囚犯与亲属会见是人世间最叫人伤心断肠的场面：有父母看女儿的，有丈夫看妻子的，有孩子看母亲的，有情人看情人的，把多少悲剧、惨剧浓缩在这短短的半小时内重演一遍。作为管教干部，这时最能看出罪犯的真情流露，是服罪悔恨呢，还是不满抱怨；是平静地面对刑期呢，还是绝望悲观。作为一名好管教，要在这短暂的瞬间把罪犯们不加掩饰而流现出来的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才能因势利导，帮助她们忏悔和改造。
任思嘉一边夸我心细，一边又问道：“那么，你今天从梁佩芬的表现捕捉到什么信息？”
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她竟想考考我。我又把球踢回去。
我说：“你一直都在现场，应该观察得更细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自己来回答。”
任思嘉笑了，想了想说：“章姐，今天我在现场心里也酸酸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婷婷那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了！梁佩芬即使犯了大罪，母爱还是不会泯灭的。我认为就是抢劫犯、杀人犯，母爱在她们身上也往往不会泯灭。我们如果能因势利导，对她们的改造也许有好处。”
任思嘉真不愧是心理学硕士，她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提醒她，对女犯来说，母爱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双刃剑，引导得好，许多有子女的女犯会将母爱转化为改造的动力，为了子女的前途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还有些罪犯因为思念子女心切，受不了心灵的折磨，反而在狱中待不下去，千方百计想逃避改造。我看梁佩芬现在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向后一种情况倾斜。
任思嘉问我凭什么作出这种判断。
我笑笑说：“你等着瞧！”
像是印证我的猜测，我们正说到这里，门外响起敲门声。我听出是梁佩芬的丈夫杨罗亭。这一招在我意料之中，我就悄悄对任思嘉说，你带小黛到房里去做功课吧，杨罗亭可是来者不善，我招架不住的时候，就连连咳嗽，你赶紧出来救驾。
我打开房门，看见杨罗亭站在门外，还是吃了一惊。梁佩芬在我们五大队，他杨罗亭迟早要来找我，这是早料到的；可万万没想到，他竟抱了小女儿婷婷来，而且手上提了大包小包东西。
看来他们今天来探监以后，根本没回去。
我从杨罗亭手上接过婷婷，亲着她的小脸蛋问道：“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就娇声娇气地叫：“彬彬阿姨好，彬彬阿姨好！”
多聪明的孩子，我已经快一年没去她们家了。有些人爱走“上层路线”，我却怕跟官员们打交道。自从梁佩芬当上常务副市长，我们的联系就少了。记得前年冬天去过一次，纯粹是受人之托。我的一个表妹在山区小学当教师，夫妻长期分居，家里又上有老，下有小，要我请梁佩芬帮帮忙，让她跟教育局打个招呼。
那天佩芬在外头开会，只有杨罗亭接待我。杨罗亭看到我手上提着个礼品盒，就知道我有求于他们，那藏在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并不朝我瞅，只顾自说自话，说佩芬这个破市长当得真烦人呀，整天顾不了家不说，三天两日还有七大姑八大姨来找，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大事小事都来烦人。我一下就听出弦外之音，连梁佩芬也不等了，撂下东西就走。再一回，是今年“三八节”的前几天，我去她们家看佩芬，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说是来请她去我们女监慰问女犯的，她是个女市长，关心一下女犯义不容辞。就这么去了两次，婷婷竟能把我记住，准是大人教的，可见杨罗亭用心良苦。但我不去戳穿，一迭连声说：
“婷婷真乖，婷婷真聪明！”
接下来，杨罗亭就哭丧着脸诉苦，说自从梁佩芬进了监狱，他们那个家已经不像个家，婷婷外公梁老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人一走，茶就凉，很多受过老人恩惠的人，也忘恩负义，对梁佩芬的事一点也不肯帮忙。
我听出杨罗亭话中有刺，可我装傻装聋，不去接他的茬。
杨罗亭又说，可怜的婷婷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天天闹着要妈妈，幼儿园也不肯上，他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干保姆活，这日子也不知怎么过下去。
我相信杨罗亭说的大体都是实情，心里就酸酸的想掉眼泪。
女警官也是女人，女人有的弱点我们都有，何况梁佩芬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
杨罗亭把他们家的“苦难”渲染到淋漓尽致时，又万分感慨地说，他现在才知道没有母亲的孩子有多可怜，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个家。他非常自然地提起我那位在山区当小学教师的表妹，说他现在才理解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教师的难处，万分抱歉前年没有及时帮上忙，前些天他已经和教育局长说好了，连调动的申请表也带来了。他说着，就掏出一张用市教育局信封装着的表格，顺手放在茶几上。
杨罗亭是佩芬的大学同学，原来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因“妻荣夫贵”而当上市经委主任。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个温文尔雅、敦厚老实的一介书生。现在，他也会来这一套，我立时就把他看扁了。我心里说，你如果有同情心，早该帮这个忙呀，现在可好，想用这张调动申请表跟我做交易。
我放下脸来说：“老杨，这张申请表我已经用不上了。”
杨罗亭很是惊讶，说：“咦，怎么啦？你、你前年到我们家，还求梁佩芬帮这个忙。”
我说：“我表妹一时不想往市里调了。山区缺老师，孩子们离不开她。反正过几年她就退休了，干到退休自然就能回城的，还添这个麻烦干什么。”
其实，我表妹可没有如此热爱山区教育事业。我怕杨罗亭有求于我，我不得不让我表妹作出牺牲。果然，杨罗亭终于“图穷匕首现”。他哭丧着脸说：“彬彬，我今天白天在会见室见到梁佩芬，见她脸色蜡黄，才知道她的身体很不好，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她要我向你求个情，允许我带她去市立医院看一次病。
当然，当然，如果能帮忙办个保外就医手续，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打断了杨罗亭：“老杨，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该不是法盲，你说，这个忙我能帮得了吗？”
杨罗亭说：“梁佩芬过去患过慢性肝炎，她八成是旧病复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非死在狱中不可。”
我说：“这事监狱有严格的规定：保外就医，只有总部才有权批准，而且必须经医生严格的检查。”
“你放心！”杨罗亭悄声说，“监狱的头头们那里，我自然会去疏通的；医院和医生那些个关节，我也有把握攻下来。但是，第一关，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关，是大队领导要提出个意见。彬彬，这事我只能拜托你了！”
从杨罗亭这一番话，我立时想到许多职务犯罪的官员，惯用没病装病保外就医的手法，逃脱法律的惩罚，一时怒火中烧，脸上肯定没有好颜色了。这不是装的，是二十来年的警官生涯养成的职业习惯。我说：“杨罗亭，你知道我是佩芬的好朋友，是梁老的老部下，我对你们全家是非常非常同情的。（我听出我的声音有点喑哑）但是，这个忙我是绝对帮不上的。同时我还要提醒你，老杨！你作为一名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也千万不能有违法的念头。你这样做会害人害己！”
我把跟梁佩芬说的那些话，跟杨罗亭重复了一遍，而且比那次说得更义正词严，不给他一点点幻想的余地。
我觉得我已经把话说透说死。我不得不拧了一把热毛巾，不断地擦嘴巴。因为我已经说得口干舌燥，说得口吐白沫。可是，我刀枪不入的防身绝招，曾经吓退过多少女犯家属的肃杀冷面，在杨罗亭面前一点也不能奏效。他死皮赖脸、反反复复说着那些话，甚至话中带有隐隐的威胁：如果你章彬彬不肯帮这个忙，不仅是一个梁佩芬没有活路，他和他小女儿都活不下去。老泰山已经先走一步了，老岳母重病卧床，奄奄一息，眼看要家破人亡，作为梁佩芬的好朋友，你章彬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不断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我说，都快十点了，我去招待所给你们安排个住宿吧。杨罗亭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自己开了车来。我又说，把婷婷饿坏了吧，我来给婷婷弄点吃的？杨罗亭说，她不饿。她就是要妈妈！这孩子太懂事了，想妈妈想得不吃不喝！
我其实是一次一次下逐客令，杨罗亭就是赖着不肯走。突然，婷婷大声哭起来，大声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搬出许多柑橘、苹果、饼干，叫婷婷吃。婷婷瞅也不瞅，只一个劲哭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我有些怀疑，杨罗亭利用孩子玩“苦肉计”，可是，我总不能对一个可爱可怜的孩子发火呀！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把孩子害苦了！我心里酸酸的，喉头哽咽着，就大声干咳起来—不是预先和任思嘉约好的假咳，而是像患了咽喉炎的真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咳嗽声很有穿透力，在里间辅导小黛做功课的任思嘉立时就应声走了出来。
“哟，是杨主任呀！”任思嘉单刀直入地问道：“找我们大队长有何贵干？”
“噢，噢！中队长，你好！章彬彬和我们家是老朋友，我顺便来看看她！”杨罗亭肯定非常意外，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任思嘉板着脸下了逐客令：“杨主任，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回得去？要不要我们去招待所给你安排个房间？”
杨罗亭的脸也就黑下来，说：“不，不！我有车，我这就回市里去。”
杨罗亭当然明白，有任思嘉在场，他的戏没法唱下去。
杨罗亭走后，我如释重负：“小任呀，你真是我的大救星，那家伙死皮赖脸的不肯走，我干着急，没招了。”
任思嘉说：“杨罗亭这家伙是有些无赖，不过，梁佩芬这一大家子也真够呛！”
洪月娥——
我撕开“剑南春”精美的包装纸盒，拎出像小手榴弹一样大小的酒瓶，再揿亮打火机，在瓶盖上烧了一圈，使劲一拧，金黄色的金属瓶盖旋了下来。一仰脖子，咕噜咕噜，一股又香又辣火不像火水不像水的玩艺儿在我嘴里打个转儿，渗入喉管，流入食道，直奔肠胃，五脏六肺便扑扑腾腾地燃烧起来。嗬，喝酒，特别是喝美酒真棒，真痛快！
我原来不大会喝酒，都因为朱亦龙又回到我身边，我时时得为他准备一瓶“剑南春”，今天抿一口，明天咂一盅，几个月下来，也成了半个酒鬼。但是，最近买来的“剑南春”都是我独斟独酌。我和那个混蛋朱亦龙吵翻了！
那天夜里他跟我干完那事，冷不丁地问我：“你们五大队是不是有个女犯叫梁佩芬？”
我说：“你不是在车间见过了。就是那个新来的、长得很漂亮的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是原来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哩！你打听她干啥？”
“干啥干啥？我还能把她弄来睡觉？”朱亦龙一说到女人就油腔滑调。“她老公叫杨罗亭，是市经委主任。”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经委主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全市的企业都归他管，我们兴隆鞋业公司也归他管。”
我品出他话里的意思了，随即提高警惕。我说：“你归他管，我可不归他管。”
朱亦龙嘻皮笑脸：“哎哟，我的洪大队长，不要摆臭架子啦好不好，人家大主任有事求你哩！”
“求我，我能帮他什么忙？”
“杨罗亭昨晚请我吃饭，好话说了一大箩，反正是要跟我套近乎。最后，才恭喜贺喜我找到你这样一位女朋友，再后来就要我向你求个情，给他老婆梁佩芬弄一张保外就医的疾病证明书。”
我吃惊得差点从床上滚下来：“朱亦龙，你老给我揽这种臭活，你是怕我不会犯错误怎么的？”
“看看，你说得多邪乎！不就是带梁佩芬去看看病么，医院、医生等等关节，杨主任自己会去疏通的。”
“不行，不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朱亦龙漫不经心说：“可不要后悔呀，人家答应事成之后，在市里给咱们弄一套三室二厅的单元房。”
我不为所动：“给我一幢小别墅也不行。”
“那可是市郊最好的花园住宅区，环境安静，风景又美，没二三十万别想买到的。”
“别说了，别说了，他就是把整个西源市给了我，我也做不到。”
朱亦龙就开导我，说：“你多死心眼呀！文化没文化，学历没学历，大老粗一个，干到一级警督加正科级干部到顶了吧！过两年警服一脱，你还住在这山沟沟里，那日子怎么过？人家给你一套三室二厅单元房，你退休以后搬到市里跟我一块住，咱俩去打张结婚证，正儿八经的举行婚礼，还有几十年舒心日子好过的。”
朱亦龙往床头一靠，一边抽烟，一边唠叨，反正把我们的前程说得天花乱坠，我听着听着也不是没有动心。不！想到我后半辈子能做个城里人，能住上高级房子，也许还能抱个孩子，就乐得心里开花！我命苦，一辈子待在清水潭，北京没去过，上海没去过，我如果警服一脱就能做个城里人，那是多美的日子！
可是，一想起我看管的许多女犯，不就是因为贪赃枉法，一家伙栽到这铁窗里来吗？自己没尝过那滋味，看也看怕了。我就说：“朱亦龙，你别说了，你嘴巴说出血，我当你吃红糟。这种蠢事我是决不会干的！”
朱亦龙不慌不忙穿衣服，穿鞋子，系皮带，还站在床脚前腆着个肚子抖了几下，裤裆里一大坨没羞没臊的玩艺儿也随之蹦了几下。他说：“你是真不干，还是假不干？”
“真的，我已经说过几十遍了。”
“那好！我们拜拜了！”
我还以为这冤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哩，谁知他还跟老娘动真格的！从此，他在车间和我照面，总是不冷不热的，一副公事公办的臭脸。我悄悄邀了他几次，说“剑南春”给你准备着呢，他不理不睬。好啦，现在我又是孤家寡人了，夜里冷清清的，真难熬呀！我给朱亦龙打电话，家里没人，再打他的手机，电话里传来懒洋洋的声音：喂，谁呀？我说我是你老娘。他说，哟，是洪大队长，有何公干？我说你个兔崽子，有多少天没照面了？他说他忙。我说你忙个屁！你准是在哪里泡妞吧你这个老色鬼！他说，你真会异想天开，靠我这几个工资，想泡妞？嘿，你洪大队长借点钱给我怎么样？我口袋瘪瘪的，想抽包好烟喝瓶好酒，还得盘算老半天。我还想跟他聊点啥，他啪达一下把电话挂了。
气得我七窍生烟，再也不理朱亦龙。二十年活寡都熬过来了，我稀罕谁呀！离了你朱亦龙我洪月娥就不能活？笑话！
像一头推磨的骡子，我又回到二十年来清汤寡水没滋没味的日子。白天时光还好打发。不是去总部开会，就是下车间检查生产；不是找干部们研究工作，就是找女犯们训话。实在憋闷得慌，找个女犯来吼两声，挥着电警棍耍耍威风，看着电火花啪啦啦在女犯们头上炸响，心头有片刻的痛快，漫长的一天很快就浪荡光了。晚饭后，必定到章彬彬家串串门，跟我的干女儿小黛亲热一阵子。小黛真是让我心疼死了！一见到我，就“干妈！干妈！”叫得我心头淌蜜，骨头酥麻。可是，我又不敢在章彬彬家多待，多待了会影响小黛学习做作业。快活这么一会儿，我就懒懒地回家。可我这个家还算个家吗？我忽然感到才一室一厅的房子特别空阔，特别冷清，夜晚特别的长。看电视吧，荧屏上总是些谈情说爱的事，更让我看了伤心，啪啪地换了三个频道，都是这些玩艺儿，我气得把电视关了；读书看报吧，无论是“两伊战争”，克林顿丑闻，还是叶利钦心脏病发作，和我一个小警察没多大相干；拿起书报沉甸甸的，一点儿也引不起兴趣。不知怎么搞的，这时我的耳朵特灵，能听见野地里野猫叫春的狂嚎声，能听到树丛里公鸟踏母鸟的噼啪响；鼻子也特尖，时不时能闻到朱亦龙留在被褥上的汗臭味和烟草气，嗅到他从来不刷的大黄牙留下的口臭。随即，他在床上表演的种种无耻镜头就在我脑子里过着电影我的妈呀，在心里埋了二十年的野火，一旦被他撩拨起来，就是开来十台灭火机，怕也休想扑灭。
我三下两下，扯下了外衣扯内衣，扯下了长裤扯裤衩，就那么赤条条的走进卫生间，一拧水龙头，莲蓬头洒下千丝万缕冰凉刺骨的冷水，我又揉又搓使劲作践自己，直到全身发紫全身通红几乎蜕去一层皮。我连忙钻进被窝里，还是浑身发烫发烧像打摆子。天呀，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摸黑拉开抽屉，掏出一根小布棒槌。这玩艺儿是前几年从一个女犯的枕头下收缴来的。那个死女囚竟敢在号房里私藏淫具，这还了得！我罚她关了三天禁闭，那玩艺儿却留下自己受用。
但是，这回这布棒棒一点也不管用。它没有生命，没有热情，没有温度，又是个哑巴，三撩两拨，把我心里的火苗子愈拨愈旺，我就扔下那破玩艺儿，一把抓起床头的电话听筒。
“喂，谁呀？”
朱亦龙这个没教养的无赖，哪一次拿起听筒都不知道说：
“您好！”只会“喂、喂，谁呀？谁呀？”
我就对着话筒骂他是狗东西，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他就说，月娥呀，你给我仔细听着，我这也是为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你想想，你今年四十三，我今年四十五，到哪一天你一下岗，还待在那山沟沟里，你说我怎么能再去找你？我说，你不能来找我，我会去找你。反正一下岗，我有的是空儿。
“哈哈哈！”朱亦龙在那头一阵大笑。“你到那会儿就找不到我了。”
我说：“为什么找不到你？你还能躲到爪哇国去？”
朱亦龙说：“你想想，杨罗亭是市经委主任，是我们兴隆鞋业公司的顶头上司，他要我办件小事，我不能尽心尽力，我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这话一下把我噎住，心想这朱亦龙也有他的道理。如今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朱亦龙不替杨罗亭办事，他还能在他管辖的公司里混个小科长？
罢罢罢，我是被逼梁山了，对着话筒有气无力地说：“行呀行呀，你给那个姓杨的回话，咱们约个时间见见面，我听听那狗日的有啥要求再说。”
电话那头的声音就变得高兴起来：“好啊，好啊！你早说这句话，也省得我操心呀！”
我说：“你别高兴太早！你给我马上滚过来，这事难度太大，我们合计合计再说吧！”
那无赖就无赖透顶地笑起来：“嘻嘻，遵命，遵命！我就知道你想合计个啥，我会很好跟你合计合计的。”
洪月娥——
一走进龙宫酒店大堂，我就像孙猴子一样有了分身法，亮锃锃的大理石地面上有许多鲜亮的洪月娥，镀金的大圆柱上有许多拉长了的洪月娥，四周哈哈镜上还有许多胖得不成样子和瘦得不成样子的洪月娥。我真像进了龙王爷的水晶宫，看得眼花缭乱，脑袋晕晕糊满了糨糊。
“走呀！傻站着干啥？”朱亦龙扯一扯我的胳膊说。
我说：“我的妈呀，这酒店真漂亮！”
朱亦龙轻声说：“别傻看了，傻看会被人家笑话，走！”
朱亦龙领着我上了电梯，挺熟练地用手指头在墙壁上戳了两下，电梯自动关上，又自动上升，我们就哧溜哧溜上了十八层的旋转餐厅。朱亦龙问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小姐，经委杨主任订的包厢是哪一间？小姐说，噢，先生，您好，杨主任订的包厢在伦敦。请跟我来吧！
我心里纳闷：看你牛的，西源市一个小山城，哪里有什么“伦敦”？
领班小姐前头走着，像风摆杨柳，紧包在旗袍里头的小屁股蛋一扭一扭，一双白晃晃的大腿一会儿亮出，一会儿又掩上。我睇了一眼朱亦龙，见那色鬼的眼神早就直直的。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就看见一路经过一些小房间的门头上，悬挂着什么“东京”、“纽约”、“巴黎”、“柏林”、“莫斯科”，七弯八绕的，最后才到了“伦敦”。
小姐说：“请进！就在这里。请先用茶，杨主任一会儿就到的。”
我一边啜着香茶，一边打量小包厢里装修得真高级，还有电视、音响等等设备，不由十分惊讶：“我的天，这样的地方，吃一餐饭要花多少钱？”
朱亦龙说：“看你怎么吃？光吃饭，一人也就一两百块吧。
如果要来一次‘一条龙’服务，那可得大几千。”“什么叫‘一条龙’？”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傻？”
“你不信？”我真有些委屈，说：“你想想，我一个长年蹲在山沟沟里的监狱警察，一个月才几百块钱，没人请我，我敢进这种酒店？”
“可怜可怜，你们这些看羊狗！”朱亦龙虽然也当过监狱看守，却极端蔑视监狱看守，总骂我们是“看羊狗”。他又仔细跟我解释：有大“一条龙”—这酒店里有住宿部、餐饮部、桑拿部、歌舞厅、保龄球馆，吃、住、玩、乐齐全，这是大“一条龙”。这么逛一次，至少一两千。小“一条龙”呢？是指每个娱乐项目的所有程序，比如歌舞厅，有陪歌陪舞陪酒甚至陪睡的，这是小“一条龙”；再比如洗桑拿，有脚按胸按全身按摩等等，这是按摩“一条龙”。这么玩一次，一个人也得大几百上千块。
我像城隍庙里的无常鬼，舌头吐得长长的缩不回去了。
朱亦龙说：“你不要大惊小怪，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叫人不认识了。谁叫你只会当个穷警察，可怜巴巴过一辈子。”
正说着话，杨主任杨罗亭就到了。朱亦龙马上站起来，把我介绍给他。他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今天市委张书记专门找我谈工作，一谈就是一下午，迟到一步，让二位久等了！”
听他那口气，他无疑是西源市一个有斤有两的角色。这一点我略知一二，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爱开口闭口扯上一两个大人物，好抬高自己的身价。
寒暄一会儿，杨罗亭递过菜谱请我点菜。我瞟了瞟那菜谱，都是百把两百块一盘，我哪敢点啊。朱亦龙接过去，什么龙虾、鲍鱼、石斑鱼、鳕鱼来了一大堆，还要了一瓶茅台。这家伙真是久经沙场，“宰”起人来一点不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