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庄严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的。我不能够怀着一颗极不干净的灵魂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我要求加入……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我在心中说：“爸爸，原谅我!我不，现在还不……”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睡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
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我想对父亲解释几句什么，却一句适当的话也寻找不到。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心想：爸爸，你说得不对，不对，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啊!……
我觉得委屈极了，直想哭。
……
父亲对我教训了这一次之后，接连几天不理我，不跟我说一句话。
一天傍晚，有一个外地的陌生姑娘来到我家中。她自称是一位文学青年，读过我的几篇作品，希望能同我谈谈。
我带她来到了办公室。
她很漂亮。身材很美，又高，又窈窕。一张白净的鹅蛋形的脸，容貌端庄娴雅。眼睛挺大，闪耀着充满想像的光彩。剪得整齐的乌黑的短发，衬托着她那张动人的脸，像荷叶衬托着荷花。她穿一件五彩缤纷的花外衣，只有三颗扣子，好像是骨质的，月牙形，非常别致。半敞的衣襟露出里面深红色的毛衣，裤角带有古铜色镶边的牛仔裤，奶黄色的坡底高跟鞋。她端坐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臂微向前探，双手习惯地揽住两膝。她从头到脚焕发着浪漫气质，举止文静而有教养。
我沏了一杯茶端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欠身轻轻放在桌上，说：“我不喝绿茶。我从小就是喝花茶的。”
我说：“请便。”将椅子搬到她斜对面，瞧着她问：“你想和我谈些什么呢?”
她妩媚地一笑：“当然是谈文学啦……不过，也希望不仅仅限于文学。”
我说：“那么就请谈吧!不过，我也许会令你失望，我不是个理想的交谈者。”
儿子有些发高烧。走出家门时，妻正在给儿子灌药。而父亲在给我洗衣服。我尽量排除思路上的干扰，集中精力。我想她一定会首先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她没有。她用悦耳的音调向我讲述起她自己来。
她说她离开家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南到北，旅游了不少大城市，拜访了许多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接着，便依次向我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人是我认识的，有人是我没见过面的。还说她崇拜某某及其作品，难以忍受某某及其作品，欣赏某某的作品但不喜欢作者本人。她很坦率。
我愿意同坦率的人交谈。
我问：“你此行是出差吗?”
“噢不，”她摇摇头，又是那么博人好感地一笑，“就是为了玩，散散心。”
“你的单位竟会给你这么长一段假?”
“我现在不受任何单位管束，自由公民!”
“你是个待业青年?”
“我想有工作时便可以有种工作，腻烦了就当自由公民。”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
她揽住两膝的双手放开了，身体舒展地靠在沙发上，目光迅速地在我的办公室内环视一番，说：“你的办公室可以容得下五对人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舞。大概是可以的。”
这回轮到她迷惑不解了，怀疑地盯着我，要看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我惭愧地笑笑。
她的目光移开了，落在写字台上，又问：“自由市场上买的吧?”
我点点头：“是的。”
“样式太老。”
“不，是太俗气。但便宜。”
她的目光又盯在了我脸上，那模样仿佛我对她承认了我是一个下流坯子似的。
我说：“请接着谈下去吧，你刚才谈到自己的话还使我有些不明白。”
“是吗?”怀疑的神态，怀疑的口吻。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平平淡淡地说：“报考过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没考上。在外贸局工作了三个月，在旅游局工作了半年，这两个单位没能更长久些地吸引住我。在省图书馆混了一年，因为那儿有书，才拴住我一年。看书也看腻烦了，于是就辞职了……回去以后，也许会到省电视台，看我那时心情好不好，乐不乐意去……”
我终于明白，她是来自另一个天地的。
“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父母放心吗?”
“他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每座城市都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或者住他们家中，或者住宾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期待着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一定无法理解我……小时候，我和姐姐，觉得世上任何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我们就将糖和盐拌在一起，再浇点辣椒油……现在，我的心境就跟小时候似的，我觉得我丢了。我觉得我对什么都腻烦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好像我小时候对食物失去了味觉一样……”
我依旧望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心中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类似对一只将要溺死在蜜中的小昆虫的同情。
她见我在很认真地听，继续说下去：“本想离开家散散心，但结果心境反而愈来愈不好。每座城市都到处是人、人、人，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待业问题……”
我平静地问：“你无法忍受这样一些人们吗?”
“难道你能够忍受这样一些人吗?”她坐端了身子，目光又盯在我脸上，现出一种对我的麻木不仁开始感到失望的表情。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我又想起了我躲在木棱堆间痛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也想起了我和父亲为了妹妹早日分配工作给街道主任拉煤那个雨夜。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
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
“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生活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将要被窒息而死!……”那姑娘的悦耳的声音，使我的注意力不能从她身上过久地分散。
我要求说：“让我们谈谈文学吧!”
“文学?……”她嘴角浮现一丝嘲讽，大声说，“中国目前不可能有文学!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人口众多。如果减少三分之二，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她：“好主意!减少的当然应该是那些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和待业的问题的人NB034?”
我情绪的变化并没引起她的注意。她皱起眉头，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北影厂门口，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在围观一辆外国小汽车，我心里真是悲哀极了!我要写一篇心理小说，将我内心这种悲哀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感到羞耻!……”她那样子悲哀得快要哭了。或者说，她是企图要将我感动哭了。然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动。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易于动感情了。我在想，她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
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而抱在他怀中那傻乎乎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你……父亲?……”她的脸微微红了，显出动人的窘态，讷讷地说，“请原谅!我……还以为你是……”
“这不值得请求原谅!因而我也不想对你表示原谅!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声音很高。我内心很激动。我仿佛不是在对我面前的这一位姑娘说话，而是在对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的惭愧!
我还想对她说，至于她自己，不过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的一朵小花而已。美丽，娇弱，但没有芬芳。因为她不是树木，所以她那短细的根须是触及不到水层岩层的。她所蔑视的正是她所赖以存在的。她漠视甚至嘲讽他们的最现实的烦恼，但她那种没有什么值得忧郁的事才产生的忧郁，那种一颗空泛的心灵内的微渺而典雅的悲哀，与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悲哀相比，其实是不值论道的。
我还想对她说……
我什么也不想对她说了。
我又想到了发烧的儿子。我认为我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去了。
“非常抱歉，我不能再陪你交谈下去了!”我走到办公室门前，推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父亲，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像根木桩似的。一手拎着水壶，一手拿着一瓶墨水。
他是给我们送开水来的。
他分明是听到了我方才大声说的某些话。
那姑娘走下楼梯时，还回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这样对待她，肯定是她绝没想到的。
父亲一声不响，放下水壶，默默走向他睡的那张钢丝床。
一直到熄灯，我和父亲彼此没说一句话。我静静地躺着，无法入睡。我知道父亲也是静静地躺着，没睡。
我真想翻身下床，走到父亲身边，跪下去，将头伏在父亲胸上，对他说：“爸爸，原谅我那番话又无意中伤害了你，原谅我，爸爸……”
隔了一天，我从朋友家很晚才回来，一进家门，妻便告诉我，父亲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了?”
“回哈尔滨了!”
“你……你为什么不拦他?!”
“我拦不住。”
病刚好的儿子大声哭叫：“爷爷，我要爷爷!我要找爷爷嘛!……”
我问：“父亲临走说了什么没有?”
妻回答：“什么也没说。”
我一转身就从家中冲了出去。
我赶到火车站，匆匆买了一张站台票。
我跑到站台上时，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刚刚开动。我跟着列车奔跑，想大喊：“爸爸……”却没喊出来。
列车开出了站台。
送行者们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讯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
远处的铁路讯号灯，由红变绿了……
母亲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作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么？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12岁的孓孓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
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同样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话。
她的母亲是吉林人么？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籁籁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不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钮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宾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着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没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盹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
活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
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玫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
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茎母亲灰白的落发。
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么？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亦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下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的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母亲每日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五个孩子都要新衣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在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余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条件穿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
家像地窖，像窝，像上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上。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不往劳。
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
母亲拼将她那毫无剩余可谈的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象样不可。
“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
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
然而没有个谁来。
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党得扫兴和失望。
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个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
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从母亲黩黩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当年所根据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的是满腔满怀仁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啊，娘！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进、体恤您。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成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她常对我们说：“妈不会累得，这是你们的福分。”
我们不觉得福分，却相信母亲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过大马哈鱼。肉呈粉红色，肥厚，香。鸟苏里江或黑龙江的当地人，习惯用大马哈鱼肉包饺子视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又看到大马哈鱼：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惯使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腮，搅得水中一片红。却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
我瞬忽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我自己和我的母亲。
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她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我又联想到另一件事：小时候母亲曾买了十几个鸡蛋，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碰碎，说那是用来孵小鸡的。小鸡长大了，若有几只母鸡，就能经常吃到鸡蛋了。母亲满怀信心，双手一闲着，就拿起一个鸡蛋，握着，捂着，轻轻摩挲着。我不信那样鸡蛋里就会产生一个生命。有天母亲拿着一个鸡蛋，走到灯前，将鸡蛋贴近了灯对我说：“孩子，你看！鸡蛋里不是有东西在动么？”
我看到了，半透明的鸡蛋中，隐隐地确实有什么在动。
母亲那只手也变成了红色的。
那是血色呀！
血仿佛要从母亲的指缝滴滴下来！……
“妈妈，快扔掉！”
我扑向母亲，夺下了那个蛋，摔碎在地上--蛋液里，一个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在蠕动。我用脚去踩，踏。不是宣泄残忍，而是源自恐惧。我觉得那不成形的丑陋的一个生命，必是由于通过母亲的双手他吸了母亲的血才变出来的！我抬起头望母亲，母亲脸色那么苍白，我内心里充满了恐惧，愈加相信我想的是对的。我不要母亲的心血被吸干！不管是哪一个被我踩死了踏死了无形的丑陋的生命，还是万恶的贫困！因为我太知道了，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抑或寻常的日子。并且随身带来种种礼物……
“不，不！”我哭了。
我嚷：“我不吃鸡蛋了！不吃了！妈妈，我怕……”
母亲怒道：“你这孩子真罪孽！你害死了一条小性命！你怕什么？”
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
母亲低头瞧着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酉，觉得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处在同样艰难时间。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人造自”加工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中央广播电台在“为人民服务”节目中，热情宜传河沟里的一层什么绿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合有丰富的这个素那个素，营养价值极高……
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然而那就是她在厂里爬上一些高高的大榆钱树撸的。
“有‘洋拉子’么？”
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
我们每次都发现有。
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
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叮上的‘洋拉子”那类毛虫。
榆钱儿当年对我们是佳果。我们只想到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拉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拉子”，惊掉下来……
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拉子’……”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厂里不许小孩进。”
第二天，我还是执拗地跟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
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瞧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不回家，我想母亲就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我，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了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就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都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到处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妈。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可还要钻那个洞！”
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内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跟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地瞅着我咀嚼的嘴。
“给点儿！”
“给点儿吧！”
“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
我不吭声，快快地走。
“再不给就抢了啊！”
我跑。
“抢！”
“不抢白不论！”
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
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
我怔怔地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
我怀着愤恨走了。
回头看，一年老妪在那儿捡……
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过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
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的话，耐心而伶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还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么？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享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的训导。一向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好孩子。
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宇。
仅仅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
可能自幼已得太多了罢？后来于我的性格申，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如今39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疤累累，亦是擦伤遍体。每每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久，每每地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或反之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好呢还是不好？……
一场雨后，榆钱儿变成了榆树叶。
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
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杨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别了，喧腾腾的“小豆腐”……
别了，绿汪汪的“滑溜溜”……
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伺以狼大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可做“小豆腐”可做“滑溜溜”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
不过我当年既未仟梅，也未诅咒过。
母亲依然的有东西带口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
不能做“滑溜溜”喝。
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
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
母亲不带口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
不论何种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希奇的也罢，不希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落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受到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高贵的“代副食”啊！
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
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仿佛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
四分之一块啊！
我同学中有一个是区长的儿子，有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
“这包子是啥馅的？”
“豆饼！”
“豆饼？你们家从哪儿用的豆饼？”
“他爸是区长嘛！”
我们不吭声了。
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
就是豆饼……
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那老板子真是睡着了，就动手去抽那块豆饼。
老板子并未睡着。
40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
他说：“走开。”
我说：“走就走。”
偷不成，只有抢了！
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吓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
他又睁开了民，瞅着我发愣。
我也看着他发愣。
“你……”
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
“豆饼！我的豆饼！站住！……”
懵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开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
我跑得更快，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的家的复杂地形中跳窜，自以为甩掉了迫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人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慌忙，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
“谁追你？”
“一个……车老板……”
“为什么追你？”
“妇你就别问了！……”
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
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
“往哪儿跑？”
母亲喝住了我。
“躲那儿！”
我朝沙堆后一指。
“别躲！站这儿。”
“妇！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
“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
只见那持鞭的老板，汹汹地出现，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的豆饼，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个孩子往这边跑了么？抱着不小一块豆饼……”
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哝：“我挺大个老爷们，倒被这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
他悻悻地转身欲走。
“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
他瞪着我，复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是有几分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操……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到了么？还给人家！”
我快快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走到老板子跟前，双手捧着还他。
他将鞭杆往后腰带斜着一插，也用双手接过，瞧着，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
母亲羞愧他说：“我教子不严，让你见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该发一发。或打或骂，这孩子随你处置！……”
“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人，算了算了，这年头，好孩子也饿慌了！……”
他反而显得难为情起来。
“还不鞠个躬，认个错！”
在母亲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着脑袋似的，向那车老板鞠了个草草的躬。
我家的斧头，给一截劈柴夹着，就在门口。
车老板一言不发，拔下斧头，将豆饼垫在我家门槛上，嘿嘿几下，砍得豆饼碎屑纷落，砍为两半。
他一手拿起一半，双手同时地掂了掂，递给母亲一半，慷慨地说：“大姐，这一半儿你收下！”
“那怎么行，是你的于粮啊！”
母亲婉拒。老板子硬给，母亲婉拒不过，只好收了，进屋去，拿出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咸菜疙瘩给那车老板。又轮到那车老板拒而不收，最后呢？见母亲一片真心实意，终于收了。从头上抹下单帽，连豆饼一块儿兜着，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倒反过来占了你们个大便宜，怪不像话的！……”
他在围困着我们家的地基壕壑、沙堆、废墟和石料场之间择路而去，插在后腰带上的长杆儿鞭子，似“天牛”的一条触角。
“你呀，今天好好想想吧！”
直至吃晚饭前，母亲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理踩我。也不吩咐我干什么活儿。而这是比打我骂我，更使我悲伤的。
端起饭碗时，我低了头，嚅嗫地说：“妈，我错了……”
“抬头。”
我罪人一般抬起头，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看着妈。”
母亲脸上，庄严多于谴责。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再任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
母亲落泪了。
我们都哭了……
夏天和秋天扯着手过去了。冬天咄咄地来了。我爱过冬天，大雪使我家周围的一切肮脏都变得洁白一片了。我怕过冬天，寒冷使我家孤零零的低矮的小破屋变成了冰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