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悄悄说：“让你去买肉馅儿!”
我奇怪，问：“你不是昨天已经……”
母亲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原想换下口味儿，昨天买的是羊肉馅儿……”
“表弟”虽然向“表妹”认了错，那一顿饺子吃得仍不怎么愉快。吃完不久，“表弟”就告辞。
他问“表妹”走不走?
“表妹”悻悻地说：“你管我哪!”
母亲说：“你要有事，你就先走。索瑶比你来的次数少，我们娘俩儿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聊呢?”
他似乎领悟了什么，便走了。
母亲遂将我撵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劝“表妹”千万不要生“表弟”的气。她说她没生气。她说她受他的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说如果换了另外的谁，早和他绝交了。她说她就是不忍下这个决心罢了。她说她内心里有些委屈，是没法儿对人说的，都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
她越说她没生气，只不过是有些难过，母亲越劝她。而一位七十多岁的，难免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劝一位正难过着的女大学生，有时候显然是力不自胜的事。母亲越劝她，她似乎越难过，最后竟呜呜哭了。分明的，母亲认为，她和“表弟”之间的别扭，与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满面内疚地把我推入了房间，并将房门关上了。好像她已感到无能为力的事，由我接替是理所当然的。
我坐在“表妹”对面，默默期待她自己哭够。
终于她不哭了。当她掏出手绢擦泪痕的时候，我问：“哭够了?”
她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又说：“你看，你也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就帮助我完成了任务。”
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惹谁用那种话骂过我。英语也不行!就算我是自讨没趣儿，我妈又怎么他了?我当时不过没话找话儿，纯粹想跟他开几句玩笑，引逗他快乐点儿罢了!他经常那么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都快把我影响老了……”
我说：“他不是已经向你认错了嘛!他这人性格是有点儿怪，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我正打算起身去向母亲交差，不料她问：“梁老师，你就不想更了解他吗?”
我看了她一眼，见她请求地望着我。
在我家里，从她第一天出现在我家起，就半真半假地，戏谑地称我“表哥”。我已习惯了。而且内心里也将错就错地承认了。忽然她叫我“梁老师”，同时问那样的话，使我感到，“表弟”也许早就令她苦恼了。也许早就是她的某种负担了吧?否则她何以会那么望着我呢?我暗暗替“表弟”预测到某种危机，缓缓地又坐下。
她却犹豫起来。不开口了。
我说：“你讲吧。我当然想更了解他一些。尽管，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的。但也是通过你，才多多少少地了解他的。是不是?”
她点了点头表示承认，又思考再三地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千万要装作一无所知，更不能对他讲。他猜到了会恨我的，真的。那我又何苦呢?”
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
她说，他家的生活至今仍很穷苦。他家乡的生活至今也仍很穷苦。她说，在全校，有一些来自穷苦地方的学生。可是绝不会再有另一个学生，来自比他的家乡更穷苦的地方了。她说那一种穷苦的现实，是许多城市里的人难以想像，因而也根本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他从不对别人讲。她说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对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周围其实也是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她说同学之间情感的冷漠、互不关心，往往也是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不寒而栗的。何况那些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大多性格都有些与众不同，自尊心也都异常脆弱而且敏感。他们又大都以独往独来的方式软性自卫。即便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同学，发自内心想要在钱物方面对他们偶尔予以周济，也不敢轻举妄动。惟恐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甚至被误解为贵族式的施舍行径。而一旦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注定会引起他们内心里的逆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女同学之间，逆反也就是逆反而已，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男同学之间，有时就不仅仅是逆反不逆反的问题了。何况普遍的大学生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即使并不穷苦，也是谈不上多么富裕的。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尤其男生，哪一个家庭每年不寄给他们八九百元?只靠助学金，他们简直在大学里就会变得像些叫花子。六七百是最少的，就是每年一千多元，他们平时还是会觉得钱很紧。他们买书的时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一些十几元二十几元一本的工具书，再想买，往往也只能叹息一声作罢。谁都很难慷慨到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周济别人的地步啊!她说她认识“表弟”，就是因为有一次发现他偷书。而那时她已知道，他是学校文学社负责诗歌的编委，在喜欢诗歌的同学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她已经是他默默的崇拜者。当然，她所崇拜的仅仅是他的诗，不是他这个人。
“其实那也谈不上是崇拜。只不过是认为他写的诗有种真情罢了。他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情诗，总题是《不为爱活着》。什么——爱我的少女/我不爱她/我不爱她/她无奈，我亦无奈/在无奈的无奈中/我不为爱而活着/却也乐于/为爱而死去……当初我喜欢他的诗，喜欢得要命。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一心准备爱上一个人，或被一个人所爱。体验像韦唯唱的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高考前，我都快变成一台紧张的学习机了。考上了大学，人似乎也松弛下来。尽管事实上完全松弛了，但还是觉得松弛得不够。好比一个害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的人，不来一针强心剂，仿佛就不能从虚脱状态恢复。我并不是一个天资很聪明的女孩子。我竟会考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从小学三年起开始知道刻苦，其后整整九年啊!考上了重点中学接着考重点高中。九年间整个人上足了弦，一刻也不敢松弛，你就仔细想想吧，绝不比有工作的人轻闲自在!我讲这些你能理解吗?……”
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
“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
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
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吗?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
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
“他生气了吧?”
“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
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
“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
“从他偷书。”
“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吗?”
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
她倒是很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那一天同学替我取出家中寄来的钱。刚给我。是一张一百元的。因为穿着裙子，上下没个兜儿，就夹在笔记本里了。然后又直接到图书馆去看书。不知怎么搞的，钱又被夹在书里了。那是一本《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词典》。很厚。大概定价要三十几元。我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一想，准是夹到那本书里去了，立刻到书架间去找。恰巧看见一个人，正从敞开的窗子往外钻。同时发现那本书已不在书架上了。不跳窗，是不可能将那么厚一本书带出图书馆的。我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个偷书的贼。刚要喊，又一想，万一是镶玻璃的工人呢?万一那本书在另一个人手中正看着呢?图书馆在二楼，哪个偷书的贼，为了一本书便冒险从二楼往下跳呢?闹得虚惊一场，岂不是贻笑大方吗?我也从窗口探出身瞧，见那人正从阳台上冒险攀向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认出了他是谁。那一时刻，不知为什么，我决心不喊了。虽然我已知道那本书为什么不在书架上了。发现了他偷书，我自己倒显得慌张了。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管理员见我神色异样，起了疑心，一直用目光把我盯到门口。如果那一天我带了书包，说不定会遭到检查。我一走出图书馆，就蹬蹬蹬往三楼跑，一口气儿跑到三楼那教室门口，想在门口堵住他。可是教室里静悄悄的，熄着灯。几分钟后还不见他出来。我推开门一看，见他的影子正站在窗台上，由于窗子的推轴锈了，只能开到一小半的程度，他没法儿钻进来。我赶紧跑过去，从里边替他推开了另一扇窗，帮助他钻了进来。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早就被发现了。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谁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你。你把钱还给我吧，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问：‘什么钱?我不明白你的话。’我说：‘你借的这本书中，夹着我的一百元钱。’我把‘借’字，说得很强调。他一翻书，果然翻出了钱。他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相信。别解释了，快离开这儿吧!’我接过钱，转身便走。虽然我们说话时离得很近。但我却看不清他脸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事实上我始终垂着目光，并不敢正视他一眼。仿佛偷书的是我自己。回到宿舍，我的心还怦怦乱跳。我有些暗暗后悔自己的做法。觉得无形中，我也参与了他的盗窃行为似的。但我还是下决心，只要不被查问到头上，对什么人都不说这件事。好像也是在为自己保密似的。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远远地就绕道而行。躲不开，则点一下头，加快脚步与我匆匆擦肩而过。忽然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也写了一首诗，装在信封里，填上他的名字，寄给了文学社。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送去，但我思忖再三，还是采取了寄的方式。并且，在诗的下面，还注了一句话——‘你认识我。因为我帮助过你。’分析起来，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闪过一个可耻的念头，那就是何不利用他一次呢?你看，我什么都对你讲了，你不至于鄙视我吧?”
我说：“不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挺孩子气的。”
“孩子气?你这么认为?可不，就是太孩子气了嘛!”
“几天后，他把我邀到了文学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之下，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其事地谈我的诗。他问我：‘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如何?’我谦虚地说：‘写得不好。我刚开始对诗发生兴趣。’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明知写得不好的诗寄来呢?而且为什么偏偏寄给我，还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面对面地问我这样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让我替你回答吧，’他盯着我的眼睛，低声地，但却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想利用我，是不是?’我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了，霍地站起来，恼怒地说：‘你诬蔑我!我才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他说：‘你别冲动。如果你的确不是我想像的哪种人。这件事就好办多了。我现在正式把你的诗退给你。我们虽然办的是个小小的油印刊物，但也是有水平线的。’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我的诗，三下两下，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在门口，我气势汹汹地对他说：‘你完全是做贼心虚!’他冷冷一笑，说：‘这话可能也同样适合你。不错，我做过一次贼，可是此刻并不心虚。’我跑出去，又羞又恨，气得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哭了一通。我想我得把我的诗找回来。一片碎纸片儿也不能留在那儿。万一又被他收集起来，以后有机会就拿出去示众，既贬低了我，同时又证明他的原则性呢?我才不给他机会!这么一想，我又回去了。他果然已在粘我撕碎的那几页纸。我冷笑着说：‘我想到你这一手了!所以我又回来取我的诗。你白白效劳了不是?’他有些困惑地瞪着我。不待他说什么，我夺过自己的诗便走……”
母亲给她送了一杯茶进来，转了个身，却不马上离开，分明也很想坐下听听。
我说：“妈，厂里放电影。你闷了，就去看电影吧!”
母亲怏怏地说：“那好，我去看电影。索瑶，心里有多少委屈，都跟你表哥聊聊。他毕竟比你们大几岁，或许能帮你参谋参谋……”
母亲走后，她喝了一口茶，试探地问：“表哥，我不是在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说：“不是。”
我想，你讲，我便听。你不讲了，我也不多问。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在火车上、在旅馆之类的地方，许多人在诉说愿望的支配之下，向刚刚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地倾谈自己的一生，而且惟恐对方听烦了。诉说某些时候不但是人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快感。我觉得她已处在从愿望嬗变到快感的心理弧度上，我不好不奉陪。何况这是母亲给我的一项任务。由我完成，总比由母亲完成效果理想一些。
她又认真地说：“那，真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可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啦!”
我说：“难道你看出我听烦了?”
她笑了。
此时她情绪已经稳定多了。我暗自认为她开始时未免夸大其词。起码我听到此刻，还没有觉得她真的陷入了什么不幸的情感漩涡。她讲出的一切，在我听来，不过挺好玩的。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我一边走一边重看我那几首诗，自己也觉得真的不好。他为我改了十几处。经他一改，似乎有了点儿意味了。韵律工整了。但也强不到哪去。而且，他替我贴得相当细致。大概，他是想找个什么机会，再来当面退还我一次。我忽然惭愧起来。谴责自己把别人想像得太坏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原先的决心动摇。我对自己说，索瑶，索瑶，你已经替他的不光彩行径保守了很长时间秘密，你就保密到底吧!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了!以后，我们再碰见，情况反了过来。不是他躲避我，而是我躲避他了。你觉得这可笑吗?”
我摇摇头。
“你信缘分之说吗?”
“我很信。”
“我从前不信。可是自从和他有了这种……关系(她似乎极不情愿用‘关系’两个字)我开始信了。可是我想不明白，大学里男同学那么多，对我表示过好感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他之间，或者反过来讲，大学里女同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和我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人们所谓的缘分，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真有上帝吗?”
我早已习惯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放下尼采和萨特，转手就捧起琼瑶的女学生，提出比这类问题更天真更幼稚更没有意义的问题了。
我不加思考地说：“信其有便有，信其无便无。信其有，比信其无，看问题的方法也许更简单些。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却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仍保持这样的自信。”
“去他的上帝吧!本来，过了些日子，我就把他给忘了。我还从来没向你提到过我的姐姐吧?”
“没有。”
“我姐姐在另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亲姐姐。比我大五岁。暑假期间，我和姐姐到黄山去玩儿。全国各地方的大学生们，似乎在支持国家的旅游业方面，热情都高涨得没比。黄山附近的农民，就有了第二职业。你去过黄山吧?”
“去过。”
“几次?”
“一次。”
“我那次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跟同学一块儿去的。姐姐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姐妹从没一块儿去过。所以姐姐动员我，和她一块儿再去一次。你去的时候，见过农民怎么背旅游者上山的情形吗?”
“见过。背上负一把竹椅，请旅游者坐在竹椅上，把他们背上去。一次五元钱。”
“你坐过吗?”
“没有。”
“早已经不是五元了。我去那次，已经十五元了。现在可能更贵了。姐姐说，她前几次去，是登上山顶的。这一次，应该‘坐’上山顶才对。‘坐’上山顶比登上山顶，一定会有很不同的观感。两种不同的游览兴致都满足了，以后就不来了。再放假该到峨眉山去欣赏佛光了。和我在一起，姐姐一向是以决策人自居的。姐姐雇了两名背夫，她将我唤到她跟前时，两名背夫都蹲在地上，等待我们坐到竹椅上去。姐姐先坐了上去，催促我也快点坐上去。我见那另一名背夫身体瘦小，犹犹豫豫不敢坐上去。怕他半路力气不支，把我摔落山谷里。而那背夫却固执地蹲着不起来。他像奴仆一样低着头。他说：‘小姐，请放心大胆地坐吧!虽然我瘦，但是有瘦人的干巴劲儿。我每一步都走得谨慎，会绝对保证小姐的安全的。’他说话的口音，完全是山里人的口音。在姐姐的催促下，我终于坐了上去。两名背夫一前一后，始终保持几步远的距离。姐姐在前，我在后。姐姐不时回转身为我照相。姐姐每拍一次，就要求背夫们停一次。‘索瑶，笑一笑!’‘索瑶，看镜头!’‘索瑶，指远处!’我每一次都得按姐姐的话作各种状。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纠正她是背夫们登了一个多小时后。
她说：“随你怎么认为。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类事的。我既然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了，就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从包里取出易拉罐饮料喝。背姐姐那名背夫，坐得离我们很近。背我的那名背夫，坐得却离我们挺远。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姐姐笑指着他说：‘索瑶，我的，要比你的，看样子可靠多啦!你可要提防点噢。别在我光顾看山景的时候，让他把你给背回家去!’她的背夫听了嘿嘿笑。姐姐取出一听饮料，给了她的背夫，又指着我的背夫问：‘你们一个村的?’那背夫摇头说不是。说不知另一个背夫是哪地方来的。说他去年前年这时候都来过。还说，小伙子人挺厚道，和黄山的背夫们都混得挺熟。哪次来黄山干这行，都挣个六七百的。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缘好，当地的背夫们哪容他来撬行，早就把他臭揍一顿赶跑了!我又取出一听饮料，走过去送给他喝。他摇摇头，将身子一转，背朝着我，故意不看我。我见他赤裸的瘦背上，被竹椅压出了几道深深的紫红的沟。我想幸亏我才一百斤多一点儿。他这是瘦马硬驮啊!我绕到他对面，又将那听饮料递给他。他低垂着头说：‘小姐，谢谢。我若渴了，有自己带的水喝。’这次，他的话，不是用山里人的口语说的。我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人的话。我震惊极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请求道：‘老乡，抬起头吧!’他说：‘小姐，我不敢抬头。”我说：‘别叫我小姐，我是大学生。’他说：‘对于我们背夫，男的一律是先生，或者老先生。女的一律是小姐，或者夫人。大学生也不例外。’我急了，说：‘你为什么就不敢抬起头看我一眼呢?’他说：‘你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怕你太吃惊。’我这时已经完全能断定他是谁了……”
我也早就想到了。
可是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对这位“表妹”予以同情，还是该对“表弟”予以同情。
我恍如从天上看到深渊，于酷暑之际中寒。觉得某种现实在恶作剧之间，将人戏耍得真是够可以的。仿佛有一股冷，在我和她都不经意间，悄悄地充满了室内。
“我喊叫起来：‘肖冰，你抬起头!’他终于抬起了头。他漠然地望着我。好像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注视着我问：‘小姐，有何吩咐?’……那会儿……我……我……”
泪水顿时从她眼中泉涌而出……
她伏在沙发扶手上，呜呜哭了……
那一种哭是心灵的哀泣……
我仍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我瞧着她哭，一时竟无话可说。
母亲真是把这一位“表妹”和那一位“表弟”当成了什么至亲家的孩子。也许这母亲般的关心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们的本能的自我价值的证明吧?“表妹”的伤感情绪，竟搅得她没心思看电影，门一响，我知道她回来了。“表妹”的哭声，不但引得母亲脚步急促地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动了气。
“让你劝个人，你都不会!你光会听着别人哭吗?我走时，她都情绪好了。怎么这会儿工夫，反倒哭得泪人儿似的了?你出去吧!索瑶，索瑶，别哭了!赶明儿他再来，大娘替你数落他……”
母亲洗了条湿手巾，替她擦脸。
我说：“妈，还是你先出去吧。你也不了解情况，乱干预个什么劲啊!”
我不管母亲生气不生气，将母亲“请”了出去。
我重新坐下，说：“你接着讲。”
索瑶说：“我打了他一耳光……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他头顶上高高坐过。而是他在我头顶上高高坐过。总之，我感到从没被那么严重地侮辱过。恨不得纵身一跳，跳到山谷里摔死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会是他?如果我知道那是他，我会心安理得地高高坐在他头顶吗?可他分明知道他背的是谁。却还照背!这不可能只为了挣我的钱。我想，当我高高坐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快感的。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故意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用他存心制造的这一种现实，将我摆在丑陋倍出的位置上，使我自己审判自己。他站了起来，仍那么素不相识地望着我，仍用那么一种冷冷的语调说：‘小姐，如果我使你不满意，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无权打我。’我干瞪着他，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刷地淌下来了，却说不出话。姐的背夫跑了过来，对我吼：‘你凭什么打人?有理讲理，打人不行!你不道歉，老子也扇你!’样子变得特别凶。姐姐也跑过来了，也对我嚷：‘索瑶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你说话呀!’我对姐姐说：‘我恨你!’姐姐就扇了我一耳光。这时前前后后的游人，聚拢在我们周围了。另一个背夫，向人们哇啦哇啦地叫喊：‘我们是按劳取酬的人，不是奴才!自从这黄山开放以来，还没见过敢扇我们嘴巴子的呢!何况没做错任何事，没摔了她，更没对她耍流氓!……’一时公理都站在那背夫一边。我没法解释。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我能怎么对人们说呢?能说：‘他是我同学，所以他背我，我就该扇他’吗?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待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在上面写什么话的都有。新闻系的同学可来劲啦，据说还要组织召开辩论会呢!’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我看的书从我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忐忑不安地问：‘能认出那个女同学是谁吗?’她说：‘放成那么大的照片，能认不出来吗?’我全身都紧张起来了，追问：‘是谁?哪个系的?’她说：‘围了那么多人，我挤不上前，没看。’我猛地站起来冲出了宿舍。我一口气跑到新闻系的广告栏那儿，挤上前一看，悬在喉咙的心才算归了位。照片上的女生并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中文系的。紧张感一过，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天我到校外给姐姐打了一次电话，告诫她，千万千万不要将她在黄山给我照的照片往学校寄。我说一旦我没收到，被别人拆看了，我就完了。以前，在学校里，最活跃的是中文系的学生。这一次，却让新闻系的学生出尽了风头。几乎每个系都有学生参加。还有不少老师、教授们也参加了。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有同学认为，这件事是某些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准贵族心态的大暴露。实际上是八旗子弟纨袴而丑陋的遗风之现代标本。从根本上说与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精神素质格格不入。持这种观点的同学言词犀利，个个嫉恶如仇。有同学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根本不值得进行如此严肃的辩论。时代不同了，对任何事都应持更宽厚的态度。旅游就是寻求欢悦的方式。有人从中挣钱，有人为此花钱，各得其所，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辩论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哗众取宠，证明辩论的发起者们不甘寂寞而已。老师和教授们，只是听，没有参与辩论的。由这一件事引发开了另外的辩论：大学生究竟算不算是天之骄子。究竟什么是贵族心态，究竟什么又是准贵族心态?知识分子，在当代又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当代大学生究竟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有同学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不算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岂非比熊猫还少了吗?有同学说，别忘了我们还没毕业呢，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分母。只能希望从我们中会产生未来的知识分子。够不够得上是知识分子，主要不是由文凭来区别的，而是由是否具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区别的。分母越大，分数越小。有同学说，这是典型的思想分类法。也是简单化的政治分类法的翻版。凡有大学文凭的，都应被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又另有不同而已。有保守型的，有激进型的，有专业型的，有仕途型的。好比同是一种花，品种繁多。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最知识分子，而歧视别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同学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毛’型的知识分子。谁都是‘毛’，谁都不是自己的‘皮’，想成为一张‘皮’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张‘皮’。过去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现在工农这张‘皮’，社会地位贬值了，知识分子又转而去附国家这张‘皮’，附得牢靠的，就得意洋洋、心满意足，想像自己是国家多么多么重要的一部分。附得不牢靠的或自我感觉还附不上去的，就觉得失意，觉得怀才不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证明人在东篱，心向往南山。斜眼病。瞥南山，南山上又有什么呢?还不是瞥向仕途路上吗?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甚至屈原，都是这么样的一些‘毛’，何况我辈莘莘学子呢?有同学说，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毛’。只能是‘毛’。只能是‘毛’，又委屈于是‘毛’，不甘是‘毛’，却幻想当‘皮’，那不也是一种晦暗的心理吗?更有同学说，辩论这些干什么呀?我们不过是被缓期四年的待业青年。翻翻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备忘录，八五年以前，除了有社会背景，有门路，有人际关系的不讲，分的都是哪些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电台电视台等等。外地的，有几个不分在省市主要新闻部门的?现在呢?能分到少年报儿童报也不错了。想分得更好些，我问问你们削尖了脑袋能去得了吗?知识大贬值的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除了像一条条被抛弃了的狗的心态，还能是什么心态?这一个同学的发言，使会场肃静了好几分钟。每个人都似乎忽然意识到了，坐在这里听一通有演讲癖的人进行辩论，其实是很没意义的事。正在主持人觉得怪尴尬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了。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肖冰。他说：‘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举行的辩论，是由一张放大了的照片引起的。我对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切辩论不感兴趣。正如受着民生问题困扰的人，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头脑中首先不会产生那么奢侈的要求。’他的话立刻遭到一片嘘声。在普遍的大学生中，‘民主’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还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许多同学觉得他在亵渎他们的崇尚民主的思想。而他相当镇定。别人嘘他的时候，他就闭口不言。嘘声一过，他又说：‘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二个事实。那就是，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我们的女同学在笑，而背夫也在笑。上下都在笑，就笑得很和谐，很完美。我认为可以选送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最好这么命题——黄山的笑。也许，那个背夫，内心里还充满了对那位女同学的感激呢，因为她使他多挣了一笔钱……’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刻有许多人站起来反对他：‘请问，把钱给背夫，而不坐在他头顶上，岂不更符合大学生的做法吗?’‘你有什么根据认为那个背夫内心里怀着感激?’甚至有人骂他：‘滚!滚出去!你大概就坐过背夫的头顶上吧?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如果他以一种调侃的、风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说他那番话，也许不至于遭至那样的呵斥。而他说得太认真、太庄重。听来太具有结论意味儿了。这就使许多人感到，他不但否定了一切人说过的话，而且也当众挖苦了说过话的一切人。他依然相当镇定。于是有些女同学对那些围剿他的男同学抗议——‘让人家说下去!’‘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为什么打断人家?各抒己见嘛，凭什么让人家滚?’他那种镇定，显然大受那些女同学的青睐。也许还征服了她们的心。当时我明白了，一个人，即使他其貌不扬，即使他身材瘦小，在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之下，能保持住一种镇定，他没有魅力也似乎有魅力了。他不英俊也似乎英俊了。比起那些平时处处故意表现潇洒倜傥，张口则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而听到一声嘘，就面红耳赤，立刻坐下一声不吭的才子们，他的的确确是显示出了不寻常之处。对那些伪才子们，你们作家们怎么说?”
我说：“银样镴枪头。”
她说：“当时我也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进行驳斥。他说：‘你们在座的大多数，’说时，还伸手一指：‘你们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毫不迟疑地一出手就是十几元，买一个生日蛋糕。甚至，还可以一次就花掉几十元，去下馆子。可对那些向你们乞讨的男孩、女孩、老人和妇女，你们何曾表现过一点儿慷慨好施呢?你们买一个茶蛋，都和卖茶蛋的老妪讨价还价一番。你们一块儿买汽水喝的时候，难道没做过互相掩护，企图多喝一瓶的事吗?难道，我能相信你们，会白给一名背夫十几元钱，而放弃可以坐在一名背夫头顶上的机会吗?你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话，表明的是一种看法。如果真到了黄山，你们说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话，表明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看法。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也想花上十几元钱，坐在别人的头顶上，优哉游哉地登上黄山，甚至登上鲫鱼背?你们会说背夫要的钱太贵了，你们也会讨价还价，就像某些总希望买到最便宜东西的人，和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一样。你们心里会想，如果只花几元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竹椅上，便能游览遍黄山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甚至也许还会想，最好竹椅有遮阳的棚盖儿!这就是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像少爷和小姐一样花费着你们父母每个月寄给你们的钱的人，难道会对别人产生真的同情?你们知道背夫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们了解他们吗?就算你们把钱白给他们，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会白收。也肯定要请你们坐到他们头顶上。因为那样，他们才觉得，那钱是自己挣的。花着也仗义。就算他们白收了。他们心里反而会暗想：他妈的，这小子跑黄山来施舍来了。大概内心里窝藏着什么罪孽吧?你要赎，你就得大方点儿，起码一百元，那也算施舍!十几元就想赎罪?你做梦吧!……’
“教室里异常静。在我入校后，只有一次的情形能和那么静的情形相比。就是有一名历史系的四年级的学生，假期在家乡犯了流氓强奸罪。开学后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进行二次宣判，恰恰也是在那同一所大教室里。大家当时的神态，仿佛又是在聆听宣判似的。他所讲的事，在大学生中是发生过的。当时除了我，我想很多人内心里都会承认那一点。但是，承认是一回事，能否承受他那种公开的面对许多人进行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尖刻的、冷嘲热讽的抨击，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人们肯定都觉得，遭到了他的羞辱。那一时刻，他站在大家面前，显示了种毫不掩饰的目中无人的轻蔑。岂止是轻蔑，简直还包含有毫不掩饰的憎恶意味儿。仿佛人人都是伪君子。仿佛人人在他之前所说的，若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起码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我至今仍不能充分判定，当时在他自己的潜意识中，是否也有着自我表现的成分。终于有一个显然被他的话大大激怒了的学生猛地站了起来，像他每说到‘你们’两个字就指着大家一样，也指着他厉声喝问：‘你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背夫们的角度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对那些背夫们又了解多少?你以为自己是谁?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上帝吗?’他目光咄咄地逼视那个人，冷笑着说：‘我当然不是上帝。但三个暑假里我都当过背夫。我在黄山背上背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何止百人。我感谢他们使我有机会公平合理地挣他们的钱。有人的活法是不断地花钱。有人的活法需不断地挣钱。当他们寻找不到其他的正当的方式，就只有靠租贷自己的体力。我们都是大学生，而我是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的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尊重这一现实。’他解开衣扣，向大家转过身，脱下了上衣使大家看到他的脊背。同时他说：‘这深深的痕迹，像标志印在我身上。黄山的背夫们欢迎更多的大学生明年还去游览黄山，我将在黄山恭候诸位。’他说罢，从容不迫地穿好上衣，离开了教室。离开时，对谁都没看一眼……”
索瑶沉默了。
我也用沉默真心实意地奉陪着她。
她低声问：“你怎么看?”
我反问：“你指什么?”
她说：“辩论。”
我说：“一切人们进行辩论的事，本身都是没有惟一正确的定论的事。”
“那么对他呢?”
“看来大学对他和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对他是怎样的?”
“也许是另一种炼狱。”
她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她的声音更低了，“辩论会以后，我想，他的孤独将会结束了。许多原先不理解他的古怪性格的同学，肯定将对他增加理解了。经济条件优越的同学，说不定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关注到某些像他一样的，大学里的‘六等公民’了吧?在我们的大学里，一等公民是侨胞后代；二等公民是大公司和大企业家们的儿女；三等公民是高干们的儿女；四等公民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些自由职业者的儿女，比如有个体执照的律师、医生、演艺人员、拥有专利的人们的子女；五等公民是平民子女；六等公民，便是来自僻远而穷困的地方的农家子女。我想，也许会有人创立一种什么‘会社”的，以使人乐于接受的形式，关心一下‘六等公民’们吧?然而我想错了。他更是一个孤独的人了。普遍的男同学们，更疏远他了。有些男同学，在许多场合，一看见他就唱‘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它累弯了腰/女人为它锁愁了眉/过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辈又一辈/……’而且只唱这首歌的上段，并不唱下段。哪一所大学里，都有那么一伙雅皮士。他们玩贵族玩得很火。有的女生穿三百多元一条的裙子，这你相信吗?你别那么瞧着我。虽然我父亲当过市长，但离休了啊!何况那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没有一处新开辟的疗养地，十之七八的中国人原先想不到它的存在。你还那么瞧着我。我不能算是大学里的贵族学生。真的不是。比三等公民低，比四等公民高罢了。我认为我跟那些学生不一样。我不玩世不恭，也不纨袴。我觉得自己挺善良，挺富有同情心，挺愿意主动用心灵去理解别人的。我想，那些一看见他就唱歌刺激他的人，心理是很糟糕的。大概他们认为，他损害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形象吧?所以他们要从心理上对他实行报复?……”
我却想，亲爱的表妹，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穷困作为一种现实，对优越发表不敬的宣言的时候，结果得到的肯定不是关怀，而只能是敌对。这一种敌对，其实是互相的。“表弟”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他所妒羡的人精神上的进攻呢?理解、善良、同情、为自己满足优越感的施舍或为他人的奉献，是填不平这种心理沟壑的。反差越大，沟壑越深。惟一奏效的办法，是消灭贫穷。像消灭丑恶现象一样。使穷人不再是穷人。而且最好不是革命的方式。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丑恶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如同脸面上的疮痕。影响容貌但并不危害生命。而贫穷是另一种可怕得多的丑恶。贫穷是国家的癌迹象。如果这一种可怕得多的丑陋，和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丑陋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事……
然而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她说出我的想法……
她语调缓慢地说：“几天后，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的女生自杀了。她成为大学生还不到一年。她的死，仿佛就是那次辩论的句号。我认为她的死，与发起那次辩论的学生有直接的关系。认为把那张照片放得那么大，并贴出来的人，是罪魁祸首。认为那样一种行为，是一种谋杀行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也这么认为。然而，却没有谁觉得，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没有谁忏悔过。人们很快就把自杀者忘掉了，也把那次辩论忘掉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校园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每天傍晚，一对儿一对儿的，仍在树阴下、池塘边喁喁私语、卿卿我我，沉浸在浪漫和柔情蜜意之中。我也认为，他参与了谋杀。我对他又憎恨又感激。感激他在那次辩论会上，在内心里其实很冲动的情况之下，毕竟，没说出我的名字。如果，他当时指着我说：‘她，就曾高高坐在我头顶上!而且也照了相!’我想，我也肯定会自杀的。因为我的承受能力是很脆弱的。从小长这么大，我还没真正承受过什么。然而他却成了某些女学生心目中的‘拉赫美托夫’。她们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女学生。她们在背后称他‘小拉赫美托夫’。遗憾他身材未免瘦小了些。我经过请教式的询问才知道，拉赫美托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中的人物。我就找来那本书看。看到三分之二还多，那个拉赫美托夫才露面。他每天晚上睡钉板，为了预先锻炼一旦被沙皇的警察逮捕，能经受酷刑折磨的毅力。除了这一个情节，书中那个拉赫美托夫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感人至深的难忘的印象。但是倾心和仰慕，在女孩子中是互相传染的。好比伤风感冒的人打喷嚏互相传染一样。有些女生开始给他写情书。这使某些比他英俊得多，以才子自居的男生嫉妒得要命。这一种嫉妒，如同白马王子对流浪的乞儿的嫉妒。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校园里的人马王子’。把他比作罗马神话中人首马身的怪物。说他只不过想从马的肚子里钻出来，加入诸神的行列，其实怀有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林匹斯山的野心。他要与马的身躯分离开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的野心造成的。他们越是贬低他、诽谤他，那些女生越痴情地倾心于他。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也钻入到我的心灵里来了。这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我只能这么解释，我被那些女孩子们的莫名其妙的痴情传染了!你仔细想一想就不觉得奇怪了。全校英俊的男生很多。经济条件优越的男生很多。自以为是才子或自以为是贾宝玉的男生很多。善于以各种方式讨女同学们喜欢的男生也很多，但像他一样，其貌不扬，却又相当孤傲；来自很穷困很穷困的地方，却又蔑视一切经济条件优越的幸运儿，并且在黄山当过背夫的，就他那么一个啊!而他对每一个女同学都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地冷淡，可远观不可亲近的样子。女大学生和普通的女孩子们并没什么大的区别。男性越冷淡她们，越对她们显得仿佛永远不可亲近，她们往往偏会对人家产生好感。偏想去亲近人家。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