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学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嘛！锻炼锻炼有好处，这是对你的考验。”
刚入厂，他不敢不乖。不敢不收起尾巴做人。
那台从日本买的半新不旧的带锯，几乎每一天都将他累趴下了。
当年他恨透了那台带锯。也恨日本。
他的大学梦的残余碎片旱已在头脑中荡然无存，渐渐地嬗变成另一种野心。那就是──哪一天自己取代了那老锯台工，让别人来干甩料工。
以后那老锯台工就常出现半大不小的责任事故。
而他也就常去拢领导，很负责任地说：“这样下去不行哇头儿们，师傅眼也花了，耳也背了，反应也迟钝了，这可都是流血大事故的隐患呀！轻则掉胳膊掉腿，重则丢命，那厂里就往外掏抚恤金吧！
……
半年后那老锯台工被提前劝退了。于是他当上锯台工的野心实现了。自然，他不但往圆木里敲进去过大钉子，还往各领导们家里送过礼的……
一年后他在厂里上上下下都混得很有人缘了。他想，他是应该考虑着摆脱体力劳动，往办公室转移转移了。厂虽小，也有办公室，也有脱产人员网。傻瓜才认为脱产和不脱产是一样的哪！再说，变了脱产人员，和领导们接触的机会也多些，遇什么好事儿也能被领导心里边真真假假地想着点儿……
从甩料工到锯台工的过程，教会了一个穷老百姓的儿子韩德宝实现自己野心的谋略和手段。在那个一百多人的小木材加工厂里，他的每一种新的野心都受到客观现实的局限，不可能膨胀得无边无际。也就是说他从来也不曾梦想过自己当厂长。他谨慎地将自己的野心固定在足可实现的范围以内。而所谓谋略和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效忠送礼那一套。简单到家也祖国到家。却往往立竿见影，相当起作用。在那么一个小厂，实现他那些小野心，本不需要什么太精明的谋略和太狡猾的手段……
一年后他就真被调到了办公室，充当一名类似秘书的角色。那么一个小厂，又是集体性质的，非是个体性质的，厂长也就不怎么敢公然地有一位秘书。所以他也就是类似秘书的角色……
后来木材就成了短缺物资。
于是和这个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友好往来的单位日渐地多起来。
于是他这个类似秘书的角色之社会关系也就日渐地多起来丰富起来了。
有几次，他竟能和本市一些他从前绝对仰视，甚至连仰视的机会都太缺少的人物在同一宴桌上相互敬酒……
社会关系日渐多起来丰富起来之后的韩德宝，给厂里增加了不少收入，给头头们带来了不少实惠，也给他自己挣了不少“回扣”。
于是厂里上上下下也就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了。他成了厂里很特殊的一个人物。特殊到竟能被批准三个月之久的“病假”，给什么电视剧组去当副制片。不但无须交劳务，而且工资和奖金照发。条件是他使厂长的女儿在电视剧中演一个群众角色，保证在屏幕上总共显示三分钟左右的镜头。
他调动了一切他可以调动起来的或勉强可以调动起来的或虽力有不逮但又非调动起来不可的社会关系，使出浑身解数，为剧组四处奔波，效尽鞍前马后之劳。停机后，全剧组都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导演本人也由衷地对他感激着。
导演问：“小韩啊，你为咱们这个剧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告诉我实话，究竟图的什么？想混进影视圈儿？”
他回答：“我哪儿敢产生那种念头呢？我是什么东西，配往影视圈里混么？”
导演说：“你也不必把自己看得那么卑下，把影视圈看得那么神圣。我知道，影视圈里不是东西的人，只比中国别的地方多，不比中国别的地方少。你还没告诉我实话呢──究竟图的什么？”他说：“图交上您这样的朋友。我明白，我韩德宝混到今天，不过还是这世上的一棵狗尾巴草。谁看我不顾眼，一脚就能把我踩扁，谁觉得我这人还有可交之处，呵护我一下，可能就易如反掌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必须为自己交一些像您这样的高档次的朋友，不定哪一天我有需要您关照一下呵护一下的时候……”
他当时说的是一番实话。也是一番心里话。
那导演大大地被感动了。导演的艺术档次并不高，成就也就不大。在影视圈里，基本上还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却不失为一个好人。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大好人，好人有时也格外需要别人的奉承，听了奉承话也高兴。尤其一个又是好人又是导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导演者，那有时候就不仅需要别人的奉承，更需要别人的崇敬了。
韩德宝的话，他当时那一种虔诚之至的表情，使导演丝毫也不怀疑──自己在对方的心目中，是被摆在受崇敬的地位的。
受到崇敬的导演一拍他的肩，热血衷肠地说：“小韩，冲你的话，我交你这朋友！我的一位亲戚，正在策划与日本人合资办一个厂，你若觉得是你的一次机会，我就将你推荐给他。有我这一层关系，合资厂办起来后，像受不着委屈的……”
韩德宝喜出望外。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呀！做梦想到了以前也只有在梦里想想罢了根本实现不了的啊！他当时受宠若惊几乎要给导演跪下磕头……
木材加工厂的头头们，听说他要调走，皆作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些依依不舍的话．其实他主动要求调走，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已隐隐地感到，他在厂里的人缘越好，交情越普遍，办事的能力越比他们显得高强，越是一个不可久留的家伙。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他的存在，他们中的一个权力动摇。所以他们内心里是乐于他调走的。何况，他们抬举过他，厚爱过他，将来他在一个中日合资的单位混得出人头地，凭着他们曾多次抬举过他厚爱过他的资本，也许还能沾他点儿什么光呐……
于是专门为他开了欢送会。会后厂长们一干人等十几位，还在一家半大不小的饭店为欢送他而设宴。至于对他的鉴定，那更是写得花团锦簇，好得没比……
松井石根先生，是日本的一个小资本家。说他是一个小资本家，在全世界资本的递增数值飞速膨胀的今天，在资本家比雨后的蘑菇还多的世界资本格局中，似乎太把他摆放在过于正儿八经的资本座标上了。按中国以前的成份定位法，更确切地说，他大概应属于小业主一类。靠着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拥有了一亿日元左右的资产。也就是九百来万人民币。也就是一百来万美元。一爿小厂，雇着三十几名工人，维持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若在中国，可以算他是个小小的“乡镇个体企业家”吧。也许还是比大了点儿。
他那爿小厂，原先是专门生产厨房抹布的。也附带生产拖地的拖布。日本人赚钱的原则是大钱赚，小钱也赚，凡是钱就赚。所以日本才成为如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同时日本的男人们当然也就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男人都活得累。你若站在东京某一幢大厦的某一层凭窗俯视，准可见日本男人们的一片片秃顶或半秃顶，仿佛海面上泅来泅去的一批又一批鳖群──秃顶是日本男人们为赚钱付出的共同代价之一种。这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秃顶男人比日本还多。
七十四岁的松井石根先生不消说也是位“绝顶”聪明的日本男人。但是由于日本“绝顶”聪明的男人实在太多，商场竞争激烈有时甚而惨烈，他也就枉自从四十多岁便开始“绝顶”，似乎聪明反被聪明误，至今依然的仍是小业主而已。他却并不气馁，也不灰心，反而更加老当益壮，野心勃勃，发誓要在有生之年由小业主而变成为大资本家，给子孙后代创下半壁江山。他曾幻想有一天全世界一切的家庭全用上日本的抹布，和拖布，当然抹布上应有他的机绣的头像，拖布把上应刻下他的姓名。既然日本的家用电器和日本的汽车几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上霸居主流地位，日本的，也就是他那爿小厂里生产的抹布和拖布为什么不能？他还曾幻想过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有朝一日全都出现这样的画面──各种不同肤色年龄各异的家庭主妇，操着各种语言说这样的广告词──“抹布还是日本的好。拖布也是日本的好！当用日本的抹布和拖布的时候，请记住松井石根这个名字奥！”
你不能不承认石根先生的野心是美妙的野心。你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幻想同样是美妙的幻想。如果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一切人家真的极其统一地只用一种抹布和一种拖布，世界大同不是就多一分指望了么？
然而一切美妙的东西都是人可企望而不易求的东西。比如美妙的花儿在别人家里开放得很美妙，连花盆搬到自己家里就侍弄不活了。美妙的鱼也是。美妙的女人更是。美妙的野心和美妙的幻想尤其是。它们的实现过程，要比将一盆美妙的花儿搬到自己家里，将几尾美妙的鱼养在自己的鱼缸里，将一个美妙的女人的芳心征服，使她成为自己的老婆或情人难上何止十倍百倍呢？对于普遍的全世界的男人，如今这世界上只剩下两件顶难顶难的事儿了。那就是征服女人的芳心和积累个人资本。海湾战争一个月内就解决问题了，曾是台湾影视界“白马王子”的男演员追求是他同行的一位情爱偶像，却追求了十几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一位资本家则至少需要三代的嬗变。石根先生要实现他的野心和幻想，似乎还缺整整一代的过程。倘这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是日本，那么不管石根先生是一个多么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不移的人，他的野心和幻想，恐怕都是很难实现的了。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竞争，也就是在绝顶聪明的一部份人类和绝顶聪明的另一部份人类之间的竞争中，石根先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他的经验往往被更年轻一代的野心、魄力和锐气无情挫败。由一个小业主而资本家大资本家，毕竟不像反过来变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曾很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激流勇退，将自己的野心和幻想移交给儿子去实现？
幸亏这地球上不只日本一个国家。和它同在亚洲还有一个庞然大国叫作中国。又幸亏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乃是中国为它自己也为全世界作的最巨大的贡献。世界上因而多了一个有十二亿之众消费人口的超级国际市场。世界性的广泛的经济疲软仿佛被及时地注射了一针吗啡。日本这头极善于和剩余价值交配的经济动物，在较为谨慎却又为时很短的试探之后，勃起了它那强大的经济之根，率先亢奋地从太平洋上朝中国游来。在它眼里，中国无疑是，甚至只不过就是一具雌体，情欲绵绵而又温柔庞大。
石根先生却并非是第一批急促匆匆赶来中国进行投资考察的日本商人之一。也不是第二批第三批之一。他对中国一向取不信任态度。认为若带着他父辈人苦心经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本去到中国，乃是十分冒险的。在这一点上他很理性，承认自己缺少足够的资本实力冒这份儿险。他隔洋观望，暗暗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巴望看到别的日本人大上其当，蚀光资本，沮丧而归。但他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中国不但对他的那些日本同胞取一种最由衷最热情的欢迎态度，而且给予了他们最优惠的投资政策。使连他这么谨慎的日本人，都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非常愚蠢的日本人在中国才赚不到大笔大笔的金钱。
于是石根先生忙不迭地也到中国来了。同时带来了他的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二十五万美元。虽然他是一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小业主，但百万的一半是不动产，是想带到中国也没法带来的。而一半的一半是要留给后人作遗产的，他不愿动用后人的生存保障进行投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尽数带来呢？
但是石根先生来得有些晚了。在一批又一批他的同胞对中国进行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万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在中国的许多特区和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由日方单独投资或由中日合资兴建的商厦、厂房之后，在大小中日合资企业与日俱增的形势之后，在中国人渐渐开始学会对寸利是图寸利必得的聪明之至的日本人谈判合资条件之后，他这个瘦小的，其貌不扬的，仅仅带了二十五万美元来到中国的小老头，确实根本不曾引起过中国官方人士的接待兴趣和注意力。也根本不曾引起中国公私两类商企界人士的兴趣和注意力。对于中国商企界，他的量级真是太小太小了。好比一个巨人张开怀抱，是没法儿拥抱住一个侏儒的。只能将他像抱一个孩子一样抱起来。而中国需要的是经济人，不是小孩子。他终于明白，自己最好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那些小业主或企图从平民百姓上升为小业主的人们身上。也终于悟到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中国话对他意味着些什么。他知道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多得触目皆是。他站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的喧闹街头，睹望着每一个从他眼前闪过的中国人的身影，心想只要他叫住他们中的某一个，告诉他们他带着二十五万美金的支票，选定了对方作为他在中国的投资合伙人，或投资代理人，那个对方不论是男的中国人或女的中国人，不论是和他一样年纪的中国人还是年轻得可以做他的儿子或女儿的中国人，都一样会感恩戴德喜出望外的吧？但是尽管他们多如蝼蚁，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啊！何况，他并不打算当某一个中国人的上帝，将他可以赋予的良机随便赐予。他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感到了极大的失落。也感到了被漠视被忽视是多么有失尊严的事情。甚至使他感到被轻蔑了。他很想欺骗某些最能成全他的愿望的中国人，撒谎说自己带来中国的并不是二十五万美金，而是两千五百万。至少想撒谎说自己带来二百五十万。他清楚，以他一位日本人的身份，以他七十四岁的年纪，以他那张轻易不笑的亲和不足严肃有余的脸，欺骗个把中国人是很容易成功的。那么他所处的被漠视被忽视的情形，必将发生戏剧性的大转变。那一种转变无疑将把他推到这一座中国城市的至尊贵宾的地位上去。可他虽然生性狡黠，虽然唯利是图，虽然专执一念为利而来却毕竟自幼就受过良好的诚实教育，认为撒谎骗人是比女人卖淫不算还成心将性病传染给男人更可耻的。
正当他感到中国之行窝窝囊囊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有位在这一座中国城市投资开了一家中档饭馆的叫小野的日本人，巧巧然地碰见了他。小野几天后将他介绍给了这一座中国城市的区委办公室主任。是副的，不是正的。那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接受了他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殷情相赠的日本照像机。全自动的，也就是被中国人叫作“傻瓜”的那一种。价值一千来元人民币。于是几天后对方又将一位生产玻璃器皿的小厂的厂长介绍给了他。双方洽谈了三天之后，决定合资办一家水果蔬菜双功能榨汁机。对方说中国人的饮食开始讲究起营养学来了，开始乐于接受时髦的东西了。那一种家庭小机械，只要广告作得妙，销售前景看好无疑。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双方签定了合同，他投资二十五万美金，中方投资七十万人民币。由他担任董事长，他的儿子担任经理，中方委派一名全权代表者担任副经理。而那一位中方副经理，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导演的妻子的表兄。
于是，在这家中日合资，更准确地说，是日本合资的生产榨汁机的小厂的初创阶段，韩德宝被引荐到了董事长松井石根面前。
“这里有两个厂名──‘红达榨汁机厂’或‘昭和饮料机械厂’，你认为我们更应该确定哪一个？”
石根先生那双目光一向冷峻的眼睛，咄咄地盯住韩德宝的脸，用生硬的中国话慢条斯理地发问。
韩德宝明白，这就等于他是在接受面试了。他思付片刻，自信地回答：“当然是后一个。”
“为什么？”
石根先生不动声色。一般人是难以从这日本小老头当时的脸上捕捉到什么的。因为那张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但韩德宝非是一般人。这从生活最底层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地向上攀爬的中国青年，靠的就是善于察颜观色的高超本领。这种本领其实社会向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传授过。它并不需要太高的天份。只不过需要格外的细心。然而在这浮浮躁躁的大时代，许多中国青年不经意间便彻底丧失掉了的便是审时度势的那份儿细心。韩德宝却是社会这一位导师的高材生。他注意到，在他回答了之后，石根先生的目光，向桌上的烟盒瞥了一下。吸烟之人，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当他们内心里感到满意的时候，吸上一支烟是他们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自己答对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回答，和对方心里早已确定为正确的答案是相一致的了。尽管对方的手并未伸向烟盒。他暗自庆幸，得意地笑了。笑在心里。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得意也仅仅在心里。丝毫没呈现到他脸上。连老奸巨滑的石根先生，都是窥见不清他当时的内心活动的。
他说：“第一，‘红达’两个字，太中国意味儿了。而‘昭和’两个字就不同了。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昭和’曾是日本的年号。这就向世人确定了这一点──我们这家厂，主体上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厂……”
石根先生的手终于伸向了烟盒。
“第二，普遍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现在都有一种‘日货消费情结’。利用这一种情结，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推销……”
韩德宝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按着了，恭恭敬敬地一手擎着，一手护着火苗，举至石根先生面前。
石根眼中不禁掠过一诧。这日本小老头虽然老奸巨滑唯利是图，但同时却是个倔老头儿。他不大喜欢对上司过份殷勤的人过份殷勤的举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如果一个雇员对上司太善解人意了，那则证明那个雇员太善于揣度和研究分析上司了。经常处于被揣度被研究分析之境的上司，是有被下属经常利用的隐患的。他更喜欢那类对上司并未公开宣布的意图始终处于懵懂状态，既不费心思揣度更不暗自进行研究分析的下属和雇员。也就是那类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从不庸人自扰地去想为什么的人。
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同时研究地分析地注视着韩德宝。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留下他还是打发走他。韩德宝身上有石根先生较为赏识的一面，也有石根先生较为警惕的东西。
“年轻人，说下去。”
韩德宝来见石根先生之前，对于这家合资小厂的前景，是预先做了种种思考的。他有洋洋万言的十一条之多的合理化建议。起码自认为是合理化建议。字迹工整地写了十几页，就揣在他衣兜里。然而他却不打算掏出来了。凭着一种本能，他感觉到石根先生未必会真的赏识一个见解周详侃侃而谈的中国小子。何况，他自己知道，他那洋洋万言之中，含水量太大，十一条建议，一半左右是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的。是打算借助自己的伶牙俐齿，当面炫耀能力，以博得对方大的好感的。
“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已简短地回答完毕。”
他想他还是少说为妙。
“怎么？再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么？”
“您不具体问的，我不具体去想。我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这是一个好雇员的标志之一。”
“那么，雇员又怎么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呢？”
“任何一个企业，只需要极少数聪明的头脑去思考就够了。绝大多数雇员的作用并非是像上司一样去想，而是去干。去努力实现上司的想法。”
“噢？那么好，我再具体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更言简意明地回答──我们这个厂的至高精神应该是什么？”
“敬业精神。一切雇员的敬业精神。”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正在聆听着。”
“我们这个厂的至高原则应该是什么？”
“统一的权威，和统一的意志。”
“它又是什么？”
“董事长的绝对权威，董事长的绝对意志。”
“也就是我的罗？”
“是的。”
“但我并不能常驻中国。”
“您不在的时候，便是总经理的绝对权威。总经理的绝对意志。”
“请吸烟吧。”
“不。”
“你有打火机，证明你是一个吸烟的人。”
“一个雇员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上司的提拔和奖金，但是永远不要心安理得地吸上司的烟。”
“噢？为什么？”
“因为那他就难免有时会向上司敬烟。上司一旦接受了他的烟，就等于同时接受了他强加给上司的某种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有时会模糊了雇佣关系，也就可能削弱了雇员对上司的责任感。”
“你回答得很坦率。很有道理。”
“雇员回答上司的问题，可以很愚蠢，但是不可以不坦率。”
“这么说，你要永远做一个不吸上司的烟的人罗。”
“前提是我的上司如果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于是，石根先生就按灭烟，缓缓站起来，绕过桌子，踱到韩德宝跟前，注视着韩德宝……
韩德宝以一种从容的镇定的目光迎住着石根先生的目光。韩德宝用目光在说──您错过了我，就等于错过了一名将会对您最最忠心的雇员……
石根先生读懂了他那种默默期待的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石根先生将一只手放在韩德宝肩上，按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留下，好好干。”
韩德宝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后，石根先生从抽屉中翻出他的简历，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在没见到韩德宝之前，根据简历，他只不过想留下韩德宝将来当一名普通工人，现在跑跑腿儿打打杂儿。但和韩德宝谈过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开始认为韩德宝是他最需要的那类雇员之一了。起码在初创阶段，在中国，他格外需要韩德宝这样的年轻的中国雇员。他想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中国小子的能力。他相信对方身上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甚至还有某种急待开发的潜能。也相信对方将会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但他同时又打定了主意，永远不会重用这个中国小子，这个中国小子在与他交谈时那一种精明，那一种机灵，回答问题时那一种城府。都是他所不喜欢的。甚至是他所反感的。他暗自惊异，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最低层的老百姓所生所养的中国小子，内心里何以竟会那么善于奉迎？明明是在奉迎人时表面上又何以竟会那么不动声色那么虔诚似的？韩德宝关于“一种权威，一种意志”的话，简直是一矢中的说到他心坎上了。即使像他这么老奸巨滑的日本人，当对方的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时，竟也会不禁的一阵飘飘欲仙。他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中国人怎么竟会为了谋得一次被雇用的机会，准备像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样，完全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用比他自己的儿子还鲜明的情感色彩去替日本人思考问题？……
松井石根先生并不知道，在来见他之前，韩德宝几乎逛遍了本市的书店和书摊，几乎将一切有关《谋职指南》之类的中外书籍都买了。一本一本认认真真读了几天。几本从日文译过来的书。不但读得格外认真，还做了笔记。莫说石根先生所问那几个问题，就是日本“丰田”公司或“日立”公司或其它什么全世界闻名的大公司派最有经验的人来对他发问，他自信也能回答得八九不离十。实际上，他对面试并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自己。而是不满意对方。因为在那短短的二十来分钟里，对方提的那几个算不上面试内容的问题，使他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回答了，尽管回答得分明使对方很满意，但自己却觉得回答得太不过瘾。好比一个准备充分的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参赛时却不得不去抓举最轻量级的，甚而简直就是少年量级的杠铃……离开松井石根之后，他竟多少有种英雄失去了一次用武之地的遗憾……
当然，除了失落感，他内心里还有一种羞耻感。不很严重。多多少少有着。和松井石根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一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在那个日本小老头面前，简直就有些像汉奸在“皇军”面前一样。那一时刻，他的确是完全站在一个日本人的利益立场上，用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他不动声色地回答的每一句话，说出口之前都反复掂量了份量，专冲着对方心坎儿那地方说去的。一旦摆放在对方心坎那儿，就自信肯定会使对方心坎那儿感到舒服。但是羞耻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十分需要十分渴望在这个刚刚初创的合资小厂里谋到职位。与这个目的相比，其它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7
于是他满心愉悦，脚步轻快起来……
公平而论，在“昭和饮料机械厂”创立之初，韩德宝的确立下过汗马功劳。从四处奔波办齐一应合资手续，到选定厂址，与建筑队讨价还价，最终签定合同督建起厂房，再到第一批产品出厂后的广告、宣传、推销，没有韩德宝，每一项策划实现的过程，必定要长得多。但这与其说韩德宝神通广大，莫如说中方那位姚副经理平庸无能更恰当。没有专车，也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石根先生精打细算，既舍不得一次次地请客吃饭，也舍不得一次次地花钱送礼。凭的是韩德宝的一双腿，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张嘴，一副厚脸皮。当很不起眼的一座厂房终于在市郊很不起眼的一条小街的街口落成之后，韩德宝的体重减轻了十四斤半，被送入医院打过三次“点滴”……
石根先生对韩德宝的犒赏，是安排他和副经理到日本去免费旅游了十天。其实那也算不上是旅游，因为十天中有五天，是住在北海道。住在石根先生的老家，一个僻静的小村里。那儿有石根先生祖辈留下的一幢旧屋。而且不是乘飞机去的，也不是坐小汽车去的，是乘列车去的。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就去了。石根先生的女婿陪去的。不但陪住了五天，还给他们当了五天厨师。石根先生的女婿在台湾留过学。中文口语水平相当不错。所以他们语言交流上并无障碍。那幢旧屋中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有冰箱。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将从集贸市场买回的蔬菜、水果、鱼肉之类，存入东家的冰箱里一点儿，存入西家的冰箱里一点儿。晚上通常是陪着他们饮酒、唱歌儿排遣寂寞。石根先生的女婿有一天看出他们的确是寂寞得不行，而自己又再没什么日本歌儿唱给他们听了，就不得不陪他们到小镇上去看了一场电影。还带回了两个日本妓女，不知为什么，她们对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不是来自台湾香港或东京唐人街的中国男人，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纠缠住他们，一再地通过石根先生的女婿向他们言明──可以在价格方面予以大大的优待。石根先生的女婿，非常得体非常文明又非常机智地翻译成中国话是──友情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他们起初难免的扭扭捏捏，一再表白他们都是很严肃很正经的中国男人。她们听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翻译，就一齐嫣然又灿然地笑将起来，笑个不停。分明的，反而似乎对他们更有兴趣更有好感了。最后干脆言明不要钱了。免费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算了。人家已经免费了，他们自然也就没什么话说。于是那一天晚上，在那一幢日本乡间的旧屋里，两个中国男人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日本妓女，一会儿聚坐饮酒，一会儿又唱又跳。村里的日本男女大人孩子们，闻到热闹之声，也三三两两来了不少，参与着一块儿唱一块儿跳。两个日本妓女能歌善舞，并且姿色可人，因而将气氛营造得非常活跃。直热闹到后半夜，村人们才陆续散去。于是两个日本妓女，分别拥了韩德宝和姚副经理，各入他们自己的房间，接着闹腾别的“节目”去了。那一夜累得个韩德宝精疲力竭，有些明白了妓女和一般的女人，尤其是日本妓女和中国女人，虽然同属亚洲人种，到底还是很有区别的。他拥着那日本妓女四肢瘫软将睡未睡之际，石根先生的女婿悄没声儿地溜入房间，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寂寞，独自一人无法成眠了。韩德宝当时只想睡觉，再也不想干别的，尤其不想也力不从心再和那日本妓女练一把，于是顺水推舟，乐得送个间接人情，便将她推到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怀里……
第二天将两个日本妓女送到村口，望着她们的身影袅袅娜娜地远去，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互相都有些不好意思。幸亏石根先生的女婿没陪着他们送，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好思意也就片刻而过了。
姚副经理说：“小韩啊，这事儿就当根本没发生过吧。”
韩德宝说：“那当然。”
姚副经理又说：“其实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谁大老远地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对资本主义多增加点儿感性认识呢？”
韩德宝说：“人家都根本不讲经济效益，只讲友情了，咱们还能唬着脸不给人家面子么？傻瓜才不！”
于是上司和下属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忽然地都觉得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越说越投机，关系也越加亲和起来。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人家资本主义好哇。只有资本主义才笑贫不笑娟。那些村人们，明明看出她们是妓女，不是丝毫也没歧视她们么？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哪里就能有如此升华了的精神文明的境界呢？……
但是石根先生的女婿见到他们时，却发觉他们，更确切地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这两位中国客人无精打彩愁眉紧锁，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忐忑不安黯然神伤的样子。仿佛在送走两个日本妓女回来的路上，丢了他们自己的心魂似的。经再三追问，他们才道出他们心底的恐惧──原来一夜的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倏忽地想到了三个可怕的字是──艾滋病。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安慰他们，说没那么巧的事。说比例是很小的。说他询问过她们，她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也就是说她们的“质量”是完全可信的。还说，为了对嫖客负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她们都是被要求定期体检，体检合格了，才会允许填表，重新登记，重新注册。没经体检没经注册是犯法的，好比无照营业是犯法的一样。两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都又觉得日本确实有许多让人乐不思蜀留连忘返之处了……
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石根先生非常地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石根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石根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的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以至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石根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告了家属们的。
在石根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石根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石根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的都首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石根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石根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么？是石根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石根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石根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石根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是地位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石根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级”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石根先生偷印的。其实石根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受封后的韩德宝，更频频地出入于那个小小的邮电所了，有时隔一天去一次，有时一天去两次。平均了，差不多每天一次。他对她发起攻势的战术很特别──他先从别的邮局往她所在的邮电所向她发出了一封求爱信。盘算着她无疑收到了，他再去当面捕捉反馈。她对他一如既往地客气。目光相迎之际，她满脸羞红，模样显得愈发地可爱了。于是他明白自己首战告捷。从他们熟悉起来到她答应嫁给他为止，他一共给她写过四十几封情书。每一封都是他当面交给她，经由她的手印上挂号邮戳，展转两日她才收到的。以至于她请她那位女同事吃喜辖时，对方“友邦惊诧”得不得了，奇怪于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爱情，自己竟毫无觉察……
他们结婚的日子是“昭和”成立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石根先生亲自宣布为十名中方雇员加薪，其中自然少不了韩德宝。而且他的名字被列在第二位。仅在姚副经理的名字之后。仅比姚副经理少十五元钱……
石根先生是将加薪这件事当成一种仪式来进行的。每名加薪者还从石根先生手中接过红艳艳的“加薪荣誉纪念证书”。
他将它当成新婚礼物，连同一条金项链庄重地送给自己的新娘。
那一天他觉得他幸福极了。她也是。
在以后的两年中，利润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汇往日本石根先生的私人帐户上。老石根满面春风满面朝气，仿佛年轻了十岁。见到中国雇员，也比过去客气多了。
住上了厂里分配给的一套两居室住宅，每月底带回一千二百元工资，韩德宝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了。如果这还不算是，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呢？现如今，全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上班族”每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元的工资啊？百分之二三都不到吧？
觉得自己真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了的韩德宝，变得举止斯文了。变得气质“贵族”了。变得谈吐矜持了。变得很像个人物了。不消说在厂里是那样，在路上，在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里，在地摊前或商场，更是那样。总之，时时处处，他脸上开始挂起“白领阶级”之一员的脸相了。有时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起码在许多平凡又平庸的中国人眼里，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中国人了。他常照着镜子暗自发问──难道我韩德宝长的不像一位日本人么？同是亚洲人种，日本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不就是衣着么？他也像许多日本“白领阶级”一样穿得体体面面的啊！再就是气质了，他的气质也并不俗。尽管他承认原先他的气质中的确是有些俗的成份的，但现如今的他，气质不是已经相当优雅相当绅士了么？他这一种不太满足于仅仅是当代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希望从种族上变为日本人，起码变成半个日本人，至少是被自己的同胞当成日本人看待的意愿；日渐地变得强烈无比起来。那时他已学会了二三百句简单的日本口语。和不认识他的中国人对话时，他常常存心说日语，或者存心将中国话说得很别扭，很生硬，仿佛一个纯粹的日本人说半流利不流利的中国话似的。不图别的，就图被自己的同胞误以为是日本人，过一把瘾。
他还常常幻想自己是石根先生的儿子。尽管明明知道石根先生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并且还是“昭和”的未到任的总经理。他也常常幻想“昭和”奇迹般地发展为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企业集团，在中国的三十一个省份里都拥有子公司。每一处子公司都有一幢办公大厦。当然的，在北京还要有常驻机构。那应该是一幢和“中信大厦”可相媲美的建筑。而他自己应该是全权代表。是它的第二主人。可以说，在“昭和”的五十几名雇员中，包括中方法人代表姚副经理在内，没谁比他对“昭和”更热爱的了。他这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那么地热爱过中国的任何事物。甚至对中国也比不上对“昭和”那么热爱。他觉得中国并没真正给予他什么，更准确地说，是从不曾给过他想要获得的一切。而“昭和”几乎统统给予他了。起码给予了他对一个中国人非常之重要的一切，比如房子，比如每月一千二百元的高薪，比如那份儿单靠自己培养是完全培养不起来的中国“白领阶级”的感觉。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而重要中之最重要的，美好中之最美好的，是“昭和”给予了他一个又漂亮又温柔体贴又贤淑又善于持家的妻子。如果他不是“昭和”仅次于中方法人姚副经理的人物，仍在那个小木材厂混职的话，她又怎么肯委屈了自己做他的妻子呢？即使做了他的妻子，难道会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无比幸福无比甜蜜么？何况“昭和”今后还会继续给予他许多重要的美好的东西呐！比如更宽敞的住房，比如更高的工资，比如更令别人刮目相看的职位，比如专车。它不是已给予姚副经理一辆专车了么？接下来难道还不该给予他了么？它的产品投入市场后大受青睐，销售前景好得不得了。可谓如日中天产销两旺。明年准备另购地皮重建厂房广招雇员。显示在电脑蓝图中的“昭和”，是一幢日中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五层楼……等等，等等，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不热爱“昭和”的呀！
当他将儿子的“百日照”恭而敬之地送给石根先生的时候，石根先生看了一眼，随口说：“很可爱，但愿今后我也有这么一个孙子。”
石根先生的话使他暗暗激动了好几天。和妻子一商量，就为他们的儿子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韩敏太郎……
儿子入学那一天，老师很奇怪地问他：“你们夫妻俩不都是中国人么？”
他说是的。
“那为什么给孩子起一个日本名字？”
“我的日本老板非常喜欢他。他将来肯定是要到日本去留学的，所以……
老师说：“明白了……”
随后看着他的儿子，那目光更像看着一个中国“龙种”了──也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