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他内心里十分得意。
他巴望着能有一个适当的机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幸运地将石根先生请到家里作客，哪怕就是一个小时的工夫呢！那么他要鼓励儿子当面叫石根先生一句“爷爷”……
对于脾气古怪又很倔的石根先生，这有点儿冒险。但是他认为值得冒这一次险。只要石根先生答应了一声，那么他在“昭和”的地位岂不就更加特殊了么？他的儿子今后不就会多少沾上一位日本“爷爷”的光了么？……
他是将他自己，他的家庭，他儿子今后的前途，很彻底地与“昭和”紧密联合在一起了。是的，他真是那么地热爱“昭和”，那么地感激“昭和”。更具体地说，是热爱石根先生，崇敬石根先生，感激石根先生。在他心目中，“昭和”早已不是什么日中合资企业，更不是什么中日合资企业，而完全是一家日本企业。他与姚副经理不过是石根先生的一个“催拨儿”。一种合资的象征罢了……
他比以前更加对自己的家庭具有责任感了。比以前更加爱自己的妻子了。比以前更加关心自己儿子的学习成绩了。他努力地想要做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亲，“昭和”的一位好职员。他比以前更加自觉地按照一位“白领”男士的风格和形象塑造自己了，他甚至比自己的妻子还注意修剪指甲了，他再也不进一般的小理发铺去理发了。他已经拥有了一打左右的领带了，他说话慢条斯理并且咬文嚼字了，他甚至打算戒烟了──因为石根先生已经戒烟了。
你不能不承认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种向善的，向文明和良好方面的变化。从客观而公正的角度想想吧──从前他不过是一个家里又穷个人遭际又落魄的中国青年，是一个连对街头巷尾的小痞子们都觉得没资格轻蔑的人，是一个靠了溜须拍马才能维护住自尊不时时受到伤害和袭击的人，是一个几乎命中注定了要在社会的最底层混一辈子的人……
然而对于一切人来说，自己认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他人所毁坏的。
一个多月前，总经理松井健茨传讯了韩德宝。是的，那意味着是一次传讯，而绝非一次寻常的召见。
松井健茨甚至没请他落座，铁青着脸劈头便问：“你为什么要制造谣言？”
他怔愣地站在那儿，一时懵里懵懂。
“说！……”
对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不明白……”
当时松井石根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回日本疗养和诊治去了。松井健茨匆匆赶来中国，接替他的父亲成为“昭和”的新主宰。
“难道不是你制造了谣言，而且四处散布，说我们石根家族的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的后代么？”
对方又拍了一下桌子。言语汹汹，声色俱厉。
“我没有……”
他真的没有制造而且散布这种谣言。他当然知道在当年的日军侵华史上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血案。但也就是知道而已。根本不清楚那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更不清楚元凶究竟是一个叫什么名字的日本人。恰恰相反，正因他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他在与石根先生接触时，一向是谨慎地避开历史上的中日关系的，唯恐一言偏差，伤了他的日本老板的民族感情。而与松井健茨，他还没机会像那一天一样单独接触过呢……
“你撒谎！有许多人证明是你！……”
对方霍地站了起来，几步跨到他跟前，虎视眈眈地瞪着他，又猝然转身，一掌推开了套间的门……
于是从套间里鱼贯踱出四十二三名本厂员工。其中半数以上平常和他的关系相当不错。
对方朝他们一指：“现在该由你们来集体揭穿他了！”
于是他们一个个开口，言之凿凿地证明──是他制造的谣言。是他散布的谣言，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有具体情节和具体细节……
他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境，有口难辩。
望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们想彻底搞坏他的命运。分明的，他们早就暗暗嫉妒着他了。早就合谋着寻找机会陷害他了。他们集体地将一种陷害编织得那么细致，那么天衣无缝，那么令人确信无疑。即使他是松井健茨，他也会确信无疑的……
“你！忘恩负义！你连造谣的水平都是很低的！告诉你，在我们大和民族，三代人之内是绝不会起同一个名字的！你对我们日本人了解的太少了！……”
接着，松井健茨便用他所学会的全部骂人的中国话，将韩德宝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那些“证人”们，瞧着他，默默听着，一个个显出很快感的样子。仿佛是他们自己在当面骂他……
韩德宝哪里知道，松井健茨的父亲松井石根，当年竟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士兵之一。是年龄最小的日本士兵之一。只有十七岁，尽管，对于南京血案，小士兵松井石根是顶替不了总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负什么罪责的（后一个松井石根早已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犯罪感一直像疾病一样在石根家族的人们之中代代传染。使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又打算亲和又本能地保持距离，又想大把大把地赚中国人的钱又本能地觉得良心不安。这便是老石根先生为什么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也是致使松井健茨怒不可遇的真正原因……
幸而姚副经理及时出现，才替韩德宝解了围。他将韩德宝扯走了。他请韩德宝去一个小酒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好言相劝。说是万事忍为上策。不如暂且先忍了，先认了，给松井健茨一个了解他的过程，以后再寻找机会澄清事实。到时侯他也会帮韩德宝澄清的。事实胜于雄辩嘛！
似乎也只有这样。
于是韩德宝向松井健茨星交了一份“道歉书”……
于是松井健茨原谅了他，看在他是有功之臣这一点上，并没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公关部主任之职，削减了他五百元工资。罚他到包装车间去“苦力的干活”……
于是韩德宝渐渐明白，自己是上了姚副经理的当了。一场合谋陷害的原始策划者和幕后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姚副经理。对方早就恼火于他在对方面前那一种似乎有资格来起平坐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就处心积虑寻找时机“修理”他了……
于是他决定反击。决定重新夺回失去的一切，以及将来肯定会属于他而现在被断送了的一切。他写了十几封信，向有关方面四处投寄，揭发检举姚副经理作为中方法人代表，如何如何在许多时候无原则地放弃中方权益，如何丧失中方法人对中方员工义不容辞的保护原则，反而站在日方立场对中方员工实行“管、卡、压”。当然，同时控告了姚副经理对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么？全厂的人拨拉来拨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一一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了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他妈的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它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人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呐！……
而他那些“铁哥们儿”，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作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要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
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石根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侯，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石根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石根先生诉过苦，石根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石根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么？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石根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当姚副经理的手是一只批钱更是一只买单的手以后，他由原先的一个庸常之辈变成一个似乎办事能力极强的人了。变成一个社会公关网中“路路通”式的人物了。有时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圆满地解决了。而且，从来也没像当初韩德宝办事一样，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受冷眼受慢待………
倒是韩德宝这个所谓“公关部主任”仿佛变成一个客串角色，甚至一个虚设的角色。近二三年内，他像当初的姚副经理了，像一个职业食客了。唯一常做的事，也无非就是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而他却耽于他那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从来也没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昭和”，他已很久没有什么新贡献和新功劳，不过在吃着往日的老本儿……
石根先生不允许一个雇员，尤其一个中方雇员，在他投资兴办并任董事长的企业里吃什么老本儿的。是所谓功臣也不行。他在回国之前对他的儿子交代──看来韩德宝是没有什么可以再重用或再利用为“昭和”效忠的价值了，石根先生认为，这个中国小子的全部的能力，在“昭和”初创阶段早已耗尽了。如今一个能靠跑断腿磨破嘴才办得成事的中国人，对于“昭和”已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而“昭和”不是慈善机构……
松井健茨对韩德宝暗暗考察了一段日子，完全同意他老爸的结论。如果没有发生以后那些令他恼怒的事，他会打发韩德宝到一个活儿相对轻些的车间去当工人的。然而那些令他恼怒的事毕竟发生了……
韩德宝被“昭和”解雇了。向他宣告的当然不是松井健茨本人，当然也不是姚副经理，而是由姚副经理从车间调到公关部的一个妖娆的一向喜欢穿紧身衣裤的女孩儿，桌上当时有一个信封，她用指甲染了丹红的细长的手指，将信封向他推过去。她说信封里是六百元钱。她还低声说，“昭和”限他最迟一个月内交出住房。她说时脸上似乎流露着几分对他的恻隐……
他发呆几分钟，一转身冲出去……
他没敲门就闯入了经理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他给松井健茨跪下了，双手搂抱住对方的一条腿，仰脸可怜兮兮地望着对方，哭泣着，哀求着……
松井健茨并非一个傻瓜。他已开始意识到，跪在他面前双手紧紧楼抱住他一条腿的这个中国人，哭泣着哀求着他的这个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受了他的同胞们合谋在一起的陷害了。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改变他的决定。相反，他甚至厌恶对方鄙视对方了。同时，一个一向在“昭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什么人物似的中国小子，竟跪在了他面前，使他心理上非常快感。他的一句话，就使这中国小子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切憧憬一切野心归于幻逝，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使他心理上不但非常快感，而且非常满足，非常得意，毁灭也是足以给造成毁灭的人带来自信的激情的。尤其当被毁灭的是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时候……
既然这个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国小子，和中方的法人代表之间营营苟苟到了不能在“昭和”和平共处的地步，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中方雇员而向中方法人施加压力。尽管他多少也有点儿可怜对方，但最终还是厌恶和鄙视占了上风……
他用力挣脱了自己被紧紧搂抱住的那条腿，缓缓举起手臂，朝门一指，冷冰冰地说出一个字是──“滚……”
韩德宝又冲入了姚副经理的办公室──姚副经理不在。姚副经理躲入厕所里去了……
于是，半个多月以来，他在这一座城市里，变成了一条没有人愿意收养的狗。这座城市教育他──像他这样文化水平不高，一无专长也无任何社会背景的人，要谋到另一份职竟是那么的难。当然，挣口饭吃的杂活还是有得干的。但是这一个曾自认为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的人，却早已丧失掉了干辛苦活的本能和特殊身心……
撇开文化不文化专长不专长的不谈，他四处寄信的事，尤其使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对他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坚……
他于绝境中想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那位导演。他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人家透过门上的“猫眼”看清楚是他，连门都设给他开。只冷冷地说从不记得认识过他这么个人。想想看吧，姚副经理毕竟是人家妻子的表兄啊！人家不臭骂他一通，就实在是够有涵养的了……
他向石根先生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求援。石根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他自己曾说过的话提醒他“昭和”的至高原则──董事长不在，总经理就是“绝对权威”。并引用一句中国话──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言外之意是“绝对权威”的权威，是需要“绝对”加以维护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的。即使那一种牺牲是无辜的、何况他并不完全无辜……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歇斯底里爆发地大骂：“老日本鬼子我操死你全家！……”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天天盼着有机会离开的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却不过是又多受了一次冷眼多听了一些奚落和讥讽，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后，并没常去和他当年的呵护者们进行感情交往。也根本忘了感激他们……
“天亮了，起来吧！”
他睁开了眼睛，见他漂亮的妻子坐在床边，含情脉脉地俯视着他。
“你今天不去上班！”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将她扯上了床。
“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
妻娇羞地半推半就……
“我还要……”
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
“这刀多少钱？”
“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
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
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取媚读者的报导。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
讹诈
老会计半年后退休。
他供职的公司，乃一家国有的药品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上市”前体制进行转变，将以股份公司的性质重新挂牌。
几天来公司经理忙碌又亢奋，一忽儿召集某部门开会，一忽儿找某几个人谈话。一种莫测高深的气氛笼罩在公司上下，有人欢喜有人忧。
然而老会计却觉得自己似乎是局外人。体制转变和“上市”，并不能带给他值得激动不已的利益。他在公司是那种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角色。像他这样一些员工，顺水搭船，获得微不足道的股份罢了。
他也不担心失去什么。
半年后退休了嘛。
但他确实期待着经理找他，对他做一番当面的指示。
因为公司有一笔“小金库”资金，东挪西攒的，近百万。此事除了经理和老会计心中有数，再无第三者知道。近百万中包括不少关系单位奉送给公司的回扣。
经理常对他说：“这种钱我是不会占为己有的。别人更无权支配。等积累多了，全公司来一次公平分配，每个员工都有份儿！”
经理的话常使老会计感动。多好的头儿啊。
如今这么廉洁的头儿可不多了。
所以，经理让他报销什么花费时，他从无耽延，一向当即照办。再好的头儿，也难免要进行“特殊消费”啊。如今的“公关”方式讲究这个呀。
不是谁洁身自好不洁身自好的问题啊。何况，支出在“小金库”的账上……
由于只有自己一人掌管着“小金库”，老会计常觉得自己是经理的心腹。起码是心腹之一。
经理陪客，都带上他。他其实厌酒，也不善言谈，不能替经理推杯换盏，也不能活跃席间气氛。他便想，经理竟还带上他，那么纯粹是抬举他了。这么一想，心里很满足。尤其是，当经理默默无言地，将一只手亲昵地拍在他肩上时，他简直就有点儿暗觉着得宠了……
经理终于找他。
经理是在电梯口碰见他的。
他说：“经理，这几天忙苦了吧？”
经理说：“是啊是啊，晕头转向。”
只他和经理两个人乘电梯。进入电梯，他想请经理对“小金库”做出指示，但见经理一副费心劳神的样子，未开其口。
经理却主动说：
“咱俩还有点事儿谈呢。今晚到我家谈吧！别忘带着账本。”
经理的一只手一如既往地在他肩上拍了拍。
于是老会计的心理又感到极大满足。
经理最烦别人到他家里去谈工作，这是公司上下都明白的。
例外的对待使老会计有点儿受宠若惊。
晚上。在经理家，经理开了一瓶高级的法国葡萄酒，与老会计隔桌相对而坐。各自持杯在手，浅饮低叙，都挑感情色彩浓的话尽着说。经理的夫人和孩子不在家，经理说他们看文艺演出去了……
聊着聊着，自然就切入了正题。
经理将预先备好的两万元钱取来，放在老会计面前，让老会计收好再谈。
老会计以为又是该入“小金库”的钱，没多想便放入了手提包里。
经理重新坐在他对面时说：“给你的钱。给你个人的钱。”
老会计一愣。
“半年后你就退休了，没功劳还有苦劳。所以那是你分内的钱。你心安理得地接受就是了。”
“……”
“由我给你，你怕什么的呢？我又不是在向你行贿。”
“……”
“别多虑。是从‘小金库’里出的钱……”
想起经理曾说过“每个员工都该有份儿”，老会计不再狐疑。他确乎心安理得起来。他笑了。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按照经理的指示，他一笔一笔地将“小金库”的钱从账上高明地转移了。他曾被抽借到别的单位协助纪检部门查账，颇精通将假账做得看去仿佛很清楚很规范似的……
他因为有些醉了，也因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两万元而高兴，一觉酣睡至天明。
醒来，目光落在被两万元撑鼓的手提包上，回忆昨晚迈入经理家和迈出经理家的全过程，渐渐地不那么心安理得了……
他明白——只有他和经理两个人知道的“小金库”的钱，已从账目上流失了。所剩不过是零头，好像原先就只有那么点儿钱。
他明白——经理是企图趁机转移而且独占。
他明白——他实际上参与了经济犯罪。
他明白——如果他不接受那两万元钱，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在法律面前替自己辩护。但他已经将两万元钱带回自己家了啊。那么他不是已经没有了替自己辩护的资格了么？
他明白——做得再高明的假账，只要认真仔细地查，最终总是会被查账人发现破绽的。正所谓“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他曾做过几次“猎手”，而现在是“狐狸”了。
他想到了儿子。儿子争气，在重点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是优秀学生会干部，将被公费送出国攻博……
他想到了女儿。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而女婿是该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互敬互爱的，一对感情和美的小夫妻。
他想到了他自己。当了一辈子会计，和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从未在钱字上动过歪念。过去的年代，多次获得“模范”……
他想到了他老伴。老伴死于癌症，死前对他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你的身体！最放心的是你会领着儿女们走正道……”
他想到了在大学里读硕士的儿子需要钱……
他想到了即将分娩的女儿需要钱……
两万元——多乎哉？不多也！
对于有些人，两万元是区区之数。
对于儿子和女儿，如果他忽然说给他们每人1万元钱——他想象得出，儿子和女儿将多么的被他这位父亲所感动……
但，倘代价是……
老会计不敢想下去了……
都道是“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可他在钱这条往往诱人自溺的“大河”边站了一辈子，又何曾潮过鞋底儿？
他越不敢往下想越不能不往下想，而越往下想则越害怕……
他害怕得都没有打开手提包看一看那两万元钱。
第二天，在预先探知经理办公室没别人的时间里，他拎着手提包去见经理。
实际上，我们讲述的这一件事，至此已接近尾声了。
然而却也刚刚开始。
是的，刚刚开始。
因为，导致老会计死于杀手刃下的真正的原因——那一种“黑色”的，越希望被正确理解便越被严重误解和曲解的夺命情节，才刚刚介入这一件事。
老会计径直走到经理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从手提包内取出两万元钱，轻轻放在桌上，以极低极低的声音说：“经理，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两万元钱……”
经理的第一个反应是霍地从老板椅上弹跳而起，神色慌张地去插上办公室的门。
经理走回到老会计身旁，斜眼瞧瞧桌上那两万元钱，随即瞪着老会计，以更低的声音说：“嫌少是不是？！”
从经理那方面，只有得出以上结论才符合他的经验向他揭示的某种逻辑。
“经理，我……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只不过……”
老会计口拙舌笨起来。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你，你嫌少也不可以这样啊！”
“经理，我发誓我不是嫌少……”
老会计不但口拙舌笨，而且面红耳赤了。
他越是极力想表白自己来到经理办公室不是嫌两万元钱太少，却越是给经理一种他嫌钱少的印象……
经理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扭开一个抽屉的暗锁，从中取出了一捆钱，连同老会计放在桌上的两万元，一齐替老会计收进了手提包。
经理的嘴附在老会计耳上悄语：“一会儿几位部门领导都要到我这里来开会，有什么想法儿你晚上到我家去谈好么？你我之间，难道还不可以开诚布公么？”
经理不容老会计再说什么，左手从背后按在老会计左肩上，右手从背后按在老会计右肩上，将老会计亲亲密密地“送”出了办公室……
当夜，老会计失眠了。他将手提包放在床头柜上，歪头瞧着它发呆。它因为多装了1万元而显得更鼓了，老会计也更加不安了，更加不敢拉开它的拉链了。
“苍天在上，我不是嫌少……”
他不由得嘟哝了一句……
几天后的中午，老会计离开公司，在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往经理办公室拨了一次电话。电话线很照顾他，一拨就通。
“经理吗？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经理正独自在办公室午休。
他立刻听出了老会计的声音。尽管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还是心虚地用另一只手捂上了话筒。
“方便。可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在外边。在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经理，您误解我了。我不是嫌少。无功受禄，我怎么会嫌少呢？请您耐心听我解释，我……我……”
“得啦得啦，别解释了！下班以后，我在办公室等你。有话当面说!”
经理那头啪地搁了电话。
老会计在马路旁的电话亭前手握着话筒发愣。
还跑到马路上去在公用电话亭给我打起电话来了！
经理绕着办公桌走了一圈，又走一圈，内心里倏忽间产生一种类似被讹诈的感觉……
当公司租用的那一层写字楼彻底安静下来以后，老会计幽灵似地出现了……
经理显出一副恭候良久的样子。
经理客气地说：“坐吧。现在只有你我二人，你究竟想要多少才满足，开门见山吧！”
那一种客气的态度，使老会计顿时感到，他已不再是心腹了，他们从前的亲密关系已改变了。
老会计不禁心生出大的无奈、沮丧和悲哀。
老会计以一种近乎冤屈的语调说：“经理，我怎么才能向您解释清楚呢？”
经理慢条斯理地说：“既然连自己都觉得解释不清楚，那就别解释了。现实中有些事本来就是完全不需要解释的。你不解释，我还清楚；你一解释，我倒糊涂了……”
经理说着，探手于西服内兜，二指夹出一个存折，伸在老会计眼前晃了几晃……
经理又说：“中午接到你从外边打来的电话，知道我下午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吗？我亲自去到银行里，将我家的一个存折，改成了你的名字。我一时也搞不到许多现金，只能以这种方式满足你了。如果你真的不嫌少，那你就收下。如果你收下了，那你就别再来向我解释。就算我求你，啊？”
经理说罢，将存折放在了桌角。
老会计的目光，从经理脸上，转移向了存折，却没伸手去碰它。
“满足不满足，你总得拿起来看看啊！”
经理的态度客气而又彬彬有礼，客气得使老会计周身发寒。
老会计太为难了。
如果他照直说自己怕受牵连，那么也就等于是在当着经理的面，说经理指示他做的那一件事是犯罪。
但是，若经理反问：“你凭什么认为我企图将那笔钱占为己有？”
他将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
如果经理没有那一种企图，又为什么对他如此慷慨？
“我再说一遍，请拿起来看一看。如果你真的不嫌少了，那你就收下。”
老会计拿起存折，翻开看了一眼，存着1万元。
这时电话响了……
经理接电话时，老会计揣起存折走了。
他已两次想亲自退回经理最初给他的两万元，结果却使两万元变成了4万元。如果他当时不离开，经理将认为他还不满足。如果他继续解释，情形一定很僵，他不愿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太僵。他只不过希望在被充分理解的前提之下，得以从一件使自己不安的事中摆脱。于是当时悄然离开成了一种明智，一种权宜之举……
回到家里，他戴上花镜再看那存折，却原来不是存着1万，而是存着10万！
他当即往经理办公室拨电话，经理已不在；
往经理家中拨电话，经理还没回家……
第二天老会计没上班。
第二天经理又接到了老会计一次电话。老会计在电话里又作解释，他说天地良心，已经有13万元属于他了，他怎么还会嫌少呢？女儿女婿至今住在一间老平房里，13万元快够他们买套两居室的商品楼房了呀！但事情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
老会计越急切地想解释清楚，却越加地语无伦次。
经理打断了他的话。
经理以冷冰冰的语调说：“你终于变得坦率了，这挺好。我十分感谢你照直谈到了你女儿女婿的房子问题。我向你保证，房子他们会有的！”
经理一说完就摔下了电话，同时恨恨地骂了一句：“老流氓！”此时的经理，不是似乎感到，而是确信自己被讹诈了。
他恼怒地扯断了电话线……
三天后，老会计收到了一份专递信件，内中只有一把缠着纸条的钥匙。纸条上，电脑打印着一处地址。
老会计按照纸条去看了那套房子。很宽敞的一套两居室楼房。如果对女儿和女婿说是他们的了，小两口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曾听人议论公司为经理多买了一套房子，想必这一套便是了……
又过了几天，全公司热热闹闹地召开庆贺体制转变成功的大会。在会上，经理被宣布为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总裁。
当人们纷纷围向经理碰杯祝酒时，秘书将经理请到一旁，低声说办公室里有电话在等他接。
“你不会说我不在么？！”
经理生气了。
“对方说有很重要的事与您谈。”
那个“对方”非是别人，正是老会计。
“经理，您也会收到一份专递信件。内中有属于你的房子的钥匙，还有那存折。您前两次给我的3万元钱，我存入存折了。容我最后一次解释，我并不嫌少。”
“喂，喂！”
轮到老会计将电话挂断了。
经理口中咬牙切齿挤出两个字是——“妈的！”
经理颓然坐在他的老板椅上，想到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一句成语，内心里感到一种将被牢牢地粘住并被步步紧逼地讹诈着的恐惧……
他全身不由得抖了一下……
老会计遇害不久，经理被推上了被告席。
罪名是“雇佣谋杀”。
在事实面前，他供认不讳。
他的律师替他请求减刑。理由是——他杀人的动机，毕竟也是由于受到了一次接一次的讹诈。
于是律师娓娓讲述讹诈过程，强调被一次接一次地讹诈时，内心生出的恐惧会对人造成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
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双手捂脸哭了。
他原本的企图是——将那笔只有他和老会计知道的“小金库”的钱占为己有，再以个人的名义买入公司的股份。也许，这种做法，10年后会使他成为千万富翁……
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自己一向认为言听计从的人所讹诈。
是的，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更加感到自己是被一次次讹诈过的了。
3万元加上一套商品房，在他还没成为千万富翁之前，他给予讹诈者的的确乎不能算少了！
听众席上也有人在哭。
是老会计的儿子、女儿和女婿……
他们想不通他们的父亲何以会变得那么贪，何以一次次地不能满足一次次地讹诈他人？
那一时刻法庭极静。
分明许多旁听者都对谋杀案主犯或多或少地心生着同情了。
分明那一时刻，似乎也是对另一个人的讹诈提出的指控了！
一个一次次退钱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别人给他的钱数少，而是一心要与非法所得划清界限——今天谁还相信这样的事？要证明这样的事是一个事实，比要辩护一名罪犯无罪困难十倍。
法庭没有减刑。
但不少旁听者离开法庭时相互说：“那老家伙也死得活该！”
人们的话像涂了毒的刀一样深深刺入老会计的儿子、女儿和女婿的心里。
他们是那么地觉得羞耻。
于是，连他们的内心里，也有些鄙视并恨老会计了……
蜻蜓发卡
是的，不是普通的发卡。
它是用上等的蓝玉雕磨成的。形状是一只蜻蜓。两对翅子薄得几乎透明了。然而那玉的品质毕竟好，不成心是损坏不了的。至于蜻蜓的双眼，则是用红钻石镶嵌的。总之这样的一枚发卡美观极了，甚至也称得上名贵了。
它是一位经商的英国丈夫从国外为他漂亮的中国妻子买的。花了三千美金。他花得很高兴。相信它值三千美金，也觉得用它来向妻子表示一份爱，妻子也会很高兴的。
他的妻子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它——在他回到他们在中国的家与她团圆的日子里。确切地说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
后来他独自去了某省，在省与省交界的一个小镇，在一条商品街，他不愿意地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摊床上都摆着那类美观的发卡，形状或是蜻蜓，或是蝴蝶，或是鱼儿或是花儿。标价才百多元人民币。当地内行的中国朋友告诉他，那根本不是用玉石雕磨成的，只不过是用一种经提炼处理的蓝色或绿色红色的有色石的石粉，兑入塑料成分，在家庭作坊里靠简单的车床冲压出来的。它们起初可一点儿都不美观。美观是一双双底层的中国男人和女人，包括一些少年和少女的双手最终完成的。
他怎么会愿意相信这一点呢？
于是他那中国商界朋友带他去一户“生产”那种发卡的人家现场参观。
面对事实，不由他不信了。他感叹中国人以假乱真的能力的同时，也不禁困惑那样的一些发卡中的一枚，怎么会摆在开罗的一家珠宝店里？而且敢公然标价三千美元！而且店主一副奇货可居，不言二价的面孔！究竟是中国人骗了埃及人呢？还是埃及人骗了他这英国人呢？
英国人最感到羞耻的事之一是自己上了个大当。
那一种羞耻强烈过他受骗的恼火。
当然他还心存着一线侥幸——世界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东西既有假的，那么必先有真的存在着吧？哪怕只有一件。否则那假相对于什么才是假呢？假画不是相对于名画而言么？他是位中文水平挺可以的英国人，读过《西游记》。他联想到了《西游记》中“假西天”和“真假美猴王”的情节。也许自己买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的那一枚蜻蜓发卡，便是先于眼前这些廉价的假而惟一存在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