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些了，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们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
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如远闻海潮。
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没有对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