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
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
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
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们，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躇满志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绝不推委。”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地退出了客厅。
我竟又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没把握判断自己跟来是否明智了。万一这老太太因为什么打算问罪于我呢？可细想想，我对这一家我并不很熟悉的人，尤其对冉的父亲，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准备一旦在受到非难时表示抗议。
“你先请喝茶。”
老太太对我一笑。笑得极短，转瞬肃穆有加，继而演变为庄严。与其说她确实是笑了，莫如说我确实觉得她笑了。
我呷一口茶，见她对我还算友好，暗嘲自己多疑，泰然了许多。
我试探地说：“阿姨，尽管我和乔老师交往欠深，但我对他是很敬仰的。如今乔老师不在了，我要继续在和你们母女的关系中，弥补我在乔老师生前和他交往未深的遗憾。承蒙您这么信任我，若有什么需我尽些义务的事，您就只管开口吩咐吧！”
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笑得分明了些。
“听说，你认识的人很多？”
显然，她对我的话感到满意，感到安慰，并对我的虔诚感到欣赏。
我也自以为我是很虔诚的。人有时对自己是否虔诚，不太能梳理清楚。有一分虔诚，往往自我想象成十分。人是很乐于进行这一种自我想象的。
我说：“其实我认识的人挺有限，不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多些。但是都不常来往。”
“听说，你那些战友，分布在各行各业？”
“这……也算符合事实吧。”
“那，有没有当律师的？有没有在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呢？”
我故作苦思状。片刻，摇了摇头。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冉！……”
冉应声而至。
“给你叔叔杯里续水。我忘了他是吸烟的了，找烟来。”我忙说：“我自己有烟，我自己有烟。”
就掏出烟吸。
冉见我杯中的水并没明显少，将热水瓶象征性地拎起一下，又放在茶几旁。她似乎纯粹是想表现对母亲的遵从才那么做的。接着她便踱到鱼缸旁去喂鱼。
老太太说：“冉，你何必喂它们，已经喂过了。”冉便不喂了，但未转身。观鱼。
老太太又说：“让你给客人杯里续水，你怎么没续？”冉说：“满着呢。不用续。”
她这才转身，惆怅地望着她的母亲。
我发现老太太的眉头皱了一下。
“肯定是凉了。倒掉，续上热水。”
老太太语调不高，话说得极平静，却使人听出一种不容违抗的命令的意味儿。
我忙说：“不凉不凉。”
然而冉已经将杯子拿走了……冉再次进客厅时，端着托盘。托盘上不仅有那只茶杯，还有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壶。显然她图个一劳永逸。她放下托盘，想坐在她母亲旁边的沙发上。
老太太不欢迎她加入谈话，说：“冉，你到三单元李伯伯家去，替我表示谢意。”
冉有些困惑地望着她的母亲。
“今天接送咱们的车，是你李伯伯单位的。快去吧！”
显然，老太太的真实目的，也在于图个一劳永逸。不但将女儿支离开客厅，而且一举支到别人家去了。
冉一声未吭就走了。我不知冉一向在家里，对她母亲的话是不是如此遵从。果而是，那她的性格可真是太温顺了。我暗想，那么这一点证明她父亲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占的比例太大了。也许她的性格并非如此？仅仅因为当着我的面，和今天刚刚办完她父亲的丧事的缘故，才甘愿表现得对母亲那么遵从？我觉得，她的遵从，似乎确实包含着对她的母亲的体恤的成分。
老太太注视着我问：“想起来了吗？”
我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又歉意地摇了摇头。我真的没想起来我的知青战友中，有她说的那几种人。
老太太就无声地叹了口气。并且，潸然泪下。
我忙说：“阿姨，您别失望。我家里有一本《北大荒人名录》，那上面注册了两万多人呢。我回去翻翻，也许，不，肯定有当律师的，和在检察院在法院工作的。”
她掏出手绢，拭了拭眼睛，又无声地叹了口气，以对我更加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语调缓缓地说：“那就好。那阿姨的事，就完全拜托与你了。”
我问：“阿姨，究竟什么事？”
她说：“法院才判了那个女人七年。”
“就是那个女人。冉肯定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用伞捅死冉她父亲的那个女人……”
我说：“啊，是的是的。冉告诉过我了。这件事真是……”
我不知应该怎么说。
“法院认为那个女人是误伤人命，所以才判了她七年。那怎么能认为是误伤人命呢？那明明是行凶嘛！又不是不经意造成的事，那柄伞就是凶器嘛！如果对方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也必定是个泼妇！要不一柄伞能捅进人身体里去，能将人捅死？七年……才判七年，我咽不下这一口气。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一口气。老头子死得好可悲啊……何况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在他死的第二天，国外又来了聘书，聘他到国外去讲学。从前人家外国人，哪儿承认咱们有什么心理学和这方面的学者！一位著名学者的命，七年刑期就能抵得了的吗？可怜的老头子，有一本书刚写了一半……”
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摆着乔老先生的遗像，装饰着黑纱和白花。他表情澹泊宁静地望着我。
老太太侧转身嘤嘤哭了。显然即使在极其伤感之时，也还是顾及到了自己的仪态，不愿让我看到哭的样子。
她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判断思维。我一想也是的——用一柄伞居然捅进人的身体里去，居然将人捅死了，那该是多大的力气呢？若是屠夫凶汉者流所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却是一个女人呀！一个女人，将屠夫凶汉者流才可能有的力气，集中到一柄伞上去捅人，诚如老太太的话——“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必定是个泼妇”。认为是“误伤人命”，也确有些说不通，也确难以令人心服。我不禁地正义冲动起来。
“如果我咽了这一口气。我觉得我太对不起冉她父亲了。七年，太便宜那个女人了！我们好好儿一个三口之家，让那女人给破坏了！我心里好恨！不判她十年二十年，我绝不罢休！可这事，若跟冉说，冉肯定反对。也不能求他那些学生。学生总归不过是学生。他们会怀念老头子，却绝不会为替老头子打官司的事投入精力。
所以……所以阿姨才舍下脸面求助于你……“
她哭得几近于一个身心受了极大伤害的小姑娘。
她说“我心里很恨”时，虽然并未咬牙切齿，但是我看得出，听得出，她心里确确实实地“好恨”。
我又吸着一支烟。思想很矛盾。我当然明白这一类事，一旦有什么承诺，就等于卷入进去了。而一旦卷入进去了，必将牵扯不少精力，甚至办不妥会落个怨言常系的结果。
但是，只吸烟，只沉默，在当时的情况下，于我是很尴尬很不自在的。
我终于下了决心，郑重地说：“阿姨，您别伤感，您别生气，您要节哀。这一件事，就算您委托给我了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老太太立刻止泣。外面传来登楼的足音，她倾听了一下，站起身说：“是冉，我得去擦把脸……”
果然是冉。
冉奇怪地问：“我妈呢？”
我说：“她擦脸呢。”
冉十分敏感，又小声问：“我妈哭了？”
我说：“没哭。她只是想擦把脸而已。”
我刚说完，老太太踱入了客厅。冉向她母亲投去心有所疑的一瞥。分明的，却没看出她母亲哭过。我竟也没看出，因为老太太戴上了一副浅茶色眼镜。
冉以建议的口吻说：“妈，别多耽误人家时间了。事儿如果谈完了，就让人家走吧。人家时间挺宝贵的。”老太太说：“其实我们也没谈什么事儿，不过随便聊聊。他是你父亲生前的忘年交，又不常到咱家来，就是替你父亲陪他叙叙话儿。”
我被抬举到忘年交的地位，又不免有几分受宠若惊。但是还没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于是我明智地站起来告辞。
老太太在门口和我握了握手，是男人们之间那种较用力的握法。我完全领悟了它的内容，彼此心照不宣。冉一直把我送过紫薇桥。
途中，她问我她母亲和我谈了些什么？我觉得自己没理由对她隐瞒什么，就照实说了。
冉问：“你答应了？”
我感到她问得奇怪。仿佛事情和她并不相干似的，仿佛包含有暗示我何必多管闲事的意思似的。
我点点头。
“人死不能复生。判对方十年二十年又怎么样？我相信在这件事上法院的结论是公正的。那几天我有预感，总觉得我父亲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和什么人吵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父亲希望我请几天假，陪他到南方去散散心，我却没有。那个星？
旅费自付，有什么不行的呢，可是我说不行。我怕带上他，一路就得照顾他，自己玩不痛快。我……我太自私了。父亲当时显得那么沮丧，那么失望。父亲一向夸我是他的好女儿。从这件事看，我算个什么好女儿呢？我是个坏女儿。我太对不起父亲了……“
冉驻足不前了。站立在河畔，面对着小月河，倾述地自说自话。是的，她那是自说自话。分明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说给我听。更是她内心里希图一吐为快。我相信即使我不在她身旁，她也会面对着小月河怆然地说上那么多话的。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籁籁地，一颗接一颗地顺着她瘦削的脸颊往下淌……
我说：“冉，别太自责了。我们每个人永远无法预知的，便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死去。许多事也许是许多人命定的事，自责没用，想开点。至于你母亲求我的事，当时明确回绝也不好，只有先答应下来。或许她今天专执一念，过几天就忘了，自己不再提了……”冉没回答我的话。
我还想对她说些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挺多余，便转身往家走。
我回头看了一次，见冉仍站在那儿，面对着小月河。我不知她是否还在自说自话。她的背影那么的孤单……我估计错了。只隔一天，冉的母亲便打来电话，问我事情进展得如何？而我那时正庆幸老太太可能真的忘了……我谎说在进展之中，还算比较顺利。
老太太说：“我谢谢你。你听清楚了吗？我谢谢你。也代表老头子谢谢你……”
那一种至诚相托和衔恩必报的口吻，使我明白，若期待她忘了，纯粹是我的痴心妄想……放下电话我就找《北大荒人名录》。找到了就翻。感谢它，还真叫我查到了。那上面竟有当律师的人，也有当检查官和法官的人，不过都不是我认识的人。不认识，也只有冒昧地去认识去求求看了。
应了那句话——现用现交。
接下来的三天，我将一切事情都搁置一边，每天专跑着别人打官司的事。各方面的知青战友都挺给我面子的，都说事情如果确如我讲的那样，官司还是值得一打的，打这场官司之目的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并都表示愿意尽力而为。就像我对冉的母亲表示愿意尽力而为一样——三分诚意七分不好意思当面明确回绝……第三天，晚上我才回到家里。三天来把自己搞得舌长腿短，一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躺下了就不愿动，但我还是说服自己往冉家挂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是冉。
我说：“冉，你母亲并没忘了那件事儿。”
她说：“妈妈就坐在我身边。”
我说：“那，就叫她接电话吧！”
我本是有些感想欲对冉说说的。当然也包含有向她述述辛苦表表功劳的意图。
但她说她母亲就坐在她身边，我便索然了。而且我听出，她的话有那么一层声明似的意味儿——我和她的母亲之间一求一诺的事，还是我直接对她母亲说为好。即使对她说了也白说，说什么都白说，起码那会儿是那样。因为她不可能也不愿对我的热心有所表示，因为她不可能也不愿参与什么意见，因为她的母亲就坐在她身边…
…我向老太太作了“汇报”之后，听到老太太那端说：“冉，去烧壶开水。”电话静了片刻，才又听到她说：“该花钱之处，你就替我做主，比如请律师。我百分之百信得过你。老头子生前毕竟出过几本书，钱是还存下了一点儿的。如今用在老头子身上，他若泉下有灵，也就清楚我对他究竟是怎样的了……”
我听出她是在用手捂着话筒说……放下电话，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又可以照常进入写作状态了。于是身心一时松弛，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录像带，是周润发主演的《赌神》。我和妻子和儿子都是周润发的忠实观众。
如今一事了却，身心松弛，妻子和儿女跟着沾光，陪我看。三天来，妻子和儿子也极关心我办的事儿，也极希望我尽快将事情办完，办成。或者，起码尽快办到有了一个可以交待得过去的结果。因为他们知道，祈祝我办得顺利些，比劝我别瞎浪费精力更明智。他们明白，我是不得不为之而为之。我如果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他们的身心也是松弛不了的。尤其儿子，当知道那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曾诅咒过的乔爷爷被一个女人用一柄伞捅死了，显得内心异常不安，甚至不无罪过感，害怕遭到某种神秘报复。他惴惴地问过我人死了是否真的有灵魂。我说过去信仰科学的世人认为人死了是没有什么灵魂的。死了就是死了，烟消云散，一个生命体化为乌有。
但现代科学也承认，人死了可能有“灵魂”，也就是某种生命的残余信息，但所谓“灵魂”存在的时间必不会很长，而且除了短期的存在，是不会做得了任何事情的。儿子又问我会不会附体？我说当然也不会。儿子似乎放心了许多，接着问我，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我说这个问题不但我不知道，还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谁如果自称确实知道，谁就是骗子，或者自欺欺人。他却相当执拗，说既然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灵魂重七克半，肯定也是已经知道了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的。
驳我不要自己不知道，就认为一切人都不知道。我反问他从哪儿知道灵魂重七克半这一点的。他说他的同学告诉他的。而他的同学是从一本叫做《世界珍闻》的书上看到的。我好生惊愕，些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些个乳牙还没换全的孩子，竟知道灵魂重七克半，难怪世人创造了一种说法——“知识大爆炸”！儿子还请求我去向比我知识面广泛的别人们替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打听打听，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最后他承认，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咒那位乔爷爷不得好死过。他替自己也替小伙伴们信誓旦旦地辩护——他们所咒的死法虽然千奇百怪，富于想象，但是他们中绝对的没有一个咒过乔爷爷被女人用伞捅死。并且承认，他之所以很关心灵魂究竟会存在多少时间的问题，是因为他希望，那位乔爷爷的灵魂，已然超过了它可能存在的最长的时间限。也就是说，虽存在过，而又不复存在了。当然这也是他的小伙伴们的一致希望。他告诉他们乔爷爷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内心里产生了曾咒过乔爷爷的某种罪过感，和害怕遭到报复的恐惧感。儿子是希望从我口中得到确切的证实——不但乔爷爷死了，连他的灵魂也“死”掉了……我听罢儿子的话哭笑不得。我对他说——乔爷爷其实是一位很好很好的老爷爷，只不过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才一度因为花花的死以为他很坏（我又了解他多少呢）？乔爷爷非常善良，非常有涵养。他那份儿涵养，非是一般人们所能达到的……
“有涵养还和妇女吵架？你们大人不是常说，好男不和女斗吗？他要不是和人家吵得太凶，人家也不至于用伞捅他，他也不会死！”
儿子持怀疑态度。
我不禁地一怔。
我又说：“你呀，还有你那些小朋友，千万不要再因花花的死记恨他了。其实他和你们一样喜欢那只小狗，甚至比你们更喜欢它。对花花的死，乔爷爷是一点儿责任也没有的。是那些人太可恶，当他面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又捉弄了他。他还让我向你们请罪，希望通过我的解释，获得你们的宽恕和原谅呢……”
“那你为什么没向我解释？”
儿子不干了，耍起小孩子脾气来，说如果我向他们解释了，他们是会宽恕和原谅的，也就不至于还用千奇百怪的死法咒他死了……
所以，在儿子，祈祝我把事情办成也体现着某种寄托——大概同时便能减轻他幼小心灵里的罪过感，和害怕遭到报复的恐惧感……
所以，见我身心松弛的样子，他比他妈妈尤为显得喜悦……
我们一家三口正看到《赌神》富于刺激的打斗片断，忽听有人敲门。
“谁呀？”妻应了一声，嘟哝，“这些人，都九点多了，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还往别人家里窜！”
她去开了门，请进四个人。更严格地说，是三个半人：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三个大人都是男的，她一个也不认识。孩子是个女孩儿，三四岁的样子，被一个大人背着。当然连那女孩儿妻也是不认识的。三个大人中我只认识一个，是我当年同连队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已经几年没见过面了。我一边从床上坐起，一边暗想：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呢？……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他说：“事先没联系联系，唐突地就登门了，真不好意思。”我说：“没什么没什么，战友嘛。”
他笑笑，问：“你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吗？”
我不十分有把握地回答：“你是王松江吧？”
他又笑笑，说：“不是王松江，是王松山。”
我将他们请往另一房间。待他们都有地方坐了，询问地望着王松山。
他向我介绍另两人。说一个是他朋友，叫齐明和，就是带女孩儿那个。女孩很乖，也很怯生，模样灵灵秀秀的，挺招人爱。偎在她爸爸怀里，瞪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眈眈地望着我。王松山说五十多岁的那个，是齐明和的妻子的单位的领导，一家区属医院的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姓韩。那位韩院长就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今后看病开药什么的，可以找他。
我更加困惑，不知他领着这么两位关系特别的客人，这么晚了到我家来究竟有什么事儿。但我对他们表示欢迎，请他们吸烟，并给那女孩儿削了个苹果。她不敢接，她爸爸说接着吧，她也不接。王松山说接着吧，她仍不接。王松山替她接了，塞在她手里，她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觉得那小女孩的一双眼睛似乎在研究我，似乎企图看到我心里去。她企图从我心里发现什么呢？这个小女孩儿！
王松山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我说一篇小说刚写了一半儿，不得不放下，三天来为一件和创作根本无关的事四处奔波。
另两位客人听我这么说，彼此对视了一眼。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交换了一次眼色。
王松山问我那是件什么事儿？说也许他能帮上点儿忙。
我说倒不必，说已经办得有些眉目了。于是向他们讲起冉的父亲是怎样怎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心理学家，以及他被一个女人用伞捅死了的荒谬的不幸，以及他的“心里好恨”的老伴儿对我的“全权拜托”。我讲时，自然是带有感情立场之倾向的，自然说了那个女人肯定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或者是个惯于争强斗胜的泼妇之类的话……三位客人一直不插言，一直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连那女孩儿也不吃苹果了，也瞪着双大眼睛凝视着我听我讲，仿佛听我讲鬼故事的样子。
我讲完，除了王松山和那小女孩儿仍在望着我，另两位客人都低下了头，都一口接一口吸烟。
王松山坦率地说：“我们也是为这件事来打扰你的。”我不禁“噢”了一声。
他又说：“小齐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这女孩儿的妈妈是韩院长他们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没抬头。
女孩儿眼中顿时涌出了泪，淌在她小脸蛋儿上，吧嗒吧嗒往地下掉。
我怔愣住了。
我从未像那一天那一时刻那么彻底地怔愣过。
我十分后悔针对那女人说出的那番带有感情立场之倾向的，主观评论性的话。
我心想王松山你好混蛋！你干吗不一进门就向我介绍清楚哇？
“我带他们来，是想求你，替小齐，替这孩子，向死者的家属疏通疏通，尽力争取让死者的家属向法院表个态，少判孩子妈妈几年。七年啊！不体恤大人体恤一下孩子，妈妈将在监狱里关七年，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啊！不仅是小齐和这孩子求你，韩院长也求你，我也求你……”
妻子过来了，依着门，一会儿看王松山，一会儿看韩院长，一会儿看那女孩儿和女孩儿的爸，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仿佛我真能拯救谁。
“我……你怎么知道我……这事儿也没登过报哇！……”我前言不搭后语。
“我一位邻居听他们单位的人说的。他们单位的人，听死者女儿公司的人说的。我一开始不信，来时走在路上，我们还都想，没那么巧的事儿。刚才你自己一讲，证实了。北京虽然很大，但人传人的，上午东城汽车压死个人，不到下午，西城就会有许多人知道了。北京人传事儿的爱好是天生的，何况一个女人用伞捅死了一个老头儿，老头儿又是学者又是名人的，这类事儿许多人准认为太值得一传了。不过我也挺感激那些传来传去的人，没他们传，传不到我耳朵里，那么即使我很同情小齐和这孩子，也不知道该从哪条线上办这样的事儿。现在看来我带他们找你是找对了，这叫天可怜见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条线，我是扯住就不撒手了！…
…“
王松山非常之自信地说。那种自信中，充满了对我的依赖。说时，目光始终盯住我。
儿子也不看《赌神》了。儿子也过这边儿来了，靠妻子歪站着，不望别人，单只望向那女孩儿。
韩副院长终于抬起了头，耿直地说：“我们小姚不是你认为那种女人。她不是……她是我们医院的护士标兵……”那小齐离开座位，双膝一曲跪在我面前。却仍未抬头，并且扯了女儿一下，说：“英英，咱们给叔叔跪下，求求叔叔……”
那女孩儿也便双膝一曲跪在我面前。仰视着我，眼里流着泪。
我一时不知所措，目瞪口呆。
妻哪里能看得下去这个，她冲进屋，抱起了那女孩儿，怜悯地对女孩儿说：“乖孩子，跟阿姨到那间屋玩去。阿姨和小哥哥陪你看一盘录像带，动画的……”
女孩儿终于哇地哭出了声。哭着喃喃地说：“我不要看动画片儿，我要给叔叔跪，我要和爸爸一块儿给叔叔跪。我妈妈不是泼妇，别人都说我妈妈是好人……”
毕竟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一心要和爸爸一块儿跪，但被抱走时却没有拼命挣扎着不依，温顺得很，只不过扭头泪眼汪汪地继续睇视我……我想那女孩儿忍到那时才哭出声来真是不容易。她分明是不愿在我家哭出声来的，她分明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哭出声来的，她分明是忍得太久了。她强忍着不哭出声时，心也是在哀哀地哭吧？
我看见妻眼中噙着泪。
我觉得北京真他妈的小。
女孩儿的爸爸也哭了，像大多数男人一样，他的哭声是极度自抑的。
男人的哭其实不是哭，那是一种理性的挣扎，故对看着一个男人哭的别的男人的情感倾向最具有动摇性。
王松山见我怔愣住了，赶紧扶他起来，却扶不动他。那小齐的两条腿仿佛和地板焊在一起了。我省过神儿来，也赶紧扶他。我们两个人，才将他硬扶起来，硬按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我说：“你别这样。你跪我没用，我又不是死者的家属，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如果我的话一句顶别人一万句，冲你今天带着孩子来到我家里这一份诚意，事情打我这儿就一了百了啦……”
王松山说：“你别推委。我刚才已经有话在先了，不仅是小齐替他老婆求你，不仅是他女儿替妈妈求你，不仅是韩副院长替小姚求你，也是我在替朋友求你。你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那对方全权委托你？那你三天来替对方四处奔波，非要把我们小姚判个十年二十年的？对方给了你多少钱？你吐个数，我们翻番儿给你，只求你从中疏通疏通……”他说得我脸红了。
我嘟哝：“你扯哪去了？什么钱不钱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韩副院长见我面露愠色，见王松山心直口快地仍大有“逼宫”的架势，瞪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支烟，叫他不要说了。
我看出王松山也面有愠色，当年的他就是个急性子。我替自己辩护：“受人至诚相托，我那也是没办法。我怎么能知道事情会搞成现在这样？”
韩院长也递给我一支烟。替我燃着火儿后，他善于斡旋地说：“其实现在这样并不更糟糕，现在这样倒是挺有利，起码对我们这方面挺有利，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对方全权委托的不是你，而是别人，我们今晚有勇气唐突地登门吗？人家若把脸一板，我们能不立刻就走吗？是不是？我看我还是先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小姚的情况吧。我是她领导，我对我的话负责任，我也不是以个人身份向你介绍，而是以单位的名义。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们小姚确实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女人。
小齐，把小姚的照片给梁同志看看。快呀！别哭了。光会哭，哭有什么用？……“
于是那小齐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抖出些照片给我看。彩色的，黑白的，大大小小十几张。看得出都是从像册上揭下来的。我暗想他们考虑得可真周密……
照片上是个气质文文静静的年轻女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我感到很窘，因为即使是从照片上，也不难判断她绝非泼妇之类女人。她眉目温存而且善良，分明属于贤妻良母型。若说这样的一位年轻妻子和母亲心狠手辣，那就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指着一张侧面的彩照问：“这是在做什么报告吧？”
韩院长点点头：“是的，这是最近的一张照片了。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在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上她演讲时拍下来的。你看她像你认为的那种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她怎么会跟冉的父亲那么性情涵养极高的老知识分子当着广众吵于街头，而且用伞把他捅死了？看她照片上的样子，柔柔弱弱，毫无悍勇之相，哪儿来的那么大一股劲儿呢？
“不要说小齐他发懵，我们全院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奇怪。在我们医院，她是个脾气好得没比的人，胸襟比气度大的男人还宽。谁都说她‘宰相肚里能撑船’。事情发生那一天，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先是以为哪个认识她的无聊的小子恶作剧，后来又以为公安局的人搞错了。她可是我们医院连续六年的模范护士啊！连续六年，对如今的年轻人，容易嘛！不久前我们单位刚把她作为区人大代表报上去，区里也基本上是通过了。结果出了这事儿！细想想，我觉得，怨我们当领导的对她关心得太不够。更怨她自己。我的意思是，恰恰怨她自己脾气太好了，太能忍了，性格简直就柔得像水。出这件事前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天盼着她跟谁吵一架，哪怕是跟我们领导吵一架呢！她却就是不吵，一切委屈的事都忍了。她照看过的一个病人死了，家属说她昧下了死者的一只金戒指。死者活着的时候，戒指确实是戴在指上的，别的护士也证明这一点。倒并非是和死者的家属一样怀疑她，是实事求是。病人死在她当班的时候，戒指没在那时候，她说不是她昧下了，那么戒指哪去了呢？死者生前，她对人家好得没比。她对那些注定活不长的病人，都好得没比。她可怜那样一些病人，她心软得要命。她常说，当护士的，如果对快死了的病人都不尽心尽职地服务，态度都不好，就太没人味了。那位病人对她也非常感激。是位老太太。曾拉着她的手对她说：”你比我女儿比儿媳妇对我都强，大娘今生是报答不了你啦，只有来世再报答你了！‘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儿和儿媳妇倒没哭，她却躲到一边去难过得哭了一鼻子。可是那只戒指，就让她解释不清了。她也不作太多的解释，只说不是她昧下了。病人的家属就告到了法院，还搬来了报社的记者，当侦查人员和报社记者的面，她仍是那么一句话，不是她昧下了。老太太倒是几次想给过她，她没要。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流短蜚长。人缘再好的一个人，遇到这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事，也难免遭人议论哇。那记者还把这件事弄到报上去了。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敢断定必是她昧下了，但是那种种故弄玄虚闪烁其词的文句，显然是意在引导读者朝那方面去想。区里也打来电话询问，这样的事关系到她有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哇。我了解她，她从来不把什么代表呀模范呀标兵呀当成回事儿。她只是一心要做一名尽职的护士而已。但是那几天，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吃午饭时，我还跟她半开玩笑地说：“小姚哇，有委屈别闷在心里，再听到谁不负责任地瞎议论你，你就跟谁吵一架。不图别的，图个发泄发泄嘛！有我替你做主，你别怕跟人吵架！’你们猜她怎么回答？她说：”我不是怕。我是天生的不会吵架。怎么个吵法儿，你有空儿教教我呗！‘说得可认真了，还笑。又说：“你就是教会了我，我也不。吵架顶没劲啦！’因为病人死因不明，在家属的同意下，医院就做了解剖。结果呢，从胃里取出了那只戒指。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回事儿——病人出于对她的感激，几次想把戒指送给她，她几次谢绝，病人也就不强给她了。病人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对病人不怎么孝顺，病人不愿把戒指留给他们中的哪一个戴。大约预感到自己活不长了的时候，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真相一旦大白，死者的家属向她赔礼道歉。医院里的人们可就替她大为不平了，包括那些不负责任地背后瞎议论过她的人，都说应该骂病人的家属们一顿。
她却说：“那是干什么呀？谁没有犯过疑心的时候？若是咱们自己，不是也会产生疑心的吗？‘人们又说老太太真可恶，吞戒指的时候，怎么就不为她想想！她白对那老太太好了。她说：”咱们别对死了的人说三道四的了。老人家没文化，头脑简单。谁不恋生啊？明知自己活不了一两天了，哪还能想得那么多那么细？’接着又有一件事，又把她委屈得要命。又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工会改选时，她被选成了工会主席，票数是百分之九十八还多。前任工会主席比她大二十来岁，是男的，被选下来，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就要搞小动作了，就要搞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写匿名信，四处投寄。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毁坏她的名誉，贬低她的人格。当着她面，还表现得对她无比友好，尽说些保证支持她开展工作的话。
你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男人，存心坏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级机关呢，见风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组来进行考察。对她考察了一个星期，又搞得沸沸扬扬了一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还对她说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事就是怪。处处庇护怀着阴暗心理假借广大群众名义写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护他们，将来群众连真实情况也不敢反映了。当然，纸里包不住火，后来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连她自己也清楚是谁搞的鬼了。别人问她：“小姚你生不生气呢？‘她说：”怎么不生气泥？他比我年纪大那么多，我那么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装成对我最友好的一个人似的。’她还落泪了。别人怂恿她：“你得教训教训那家伙，给他点儿颜色看呀！你干吧，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儿！‘她说：”我不。我想找他谈谈心，我得告诉他：我并不想当；如果他还很想当，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众对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让给他当。’别人那个气呀，别人说你这不是等于廉价出卖我们群众对你的信任吗！我们如果还能信任他，会选你吗？她却真去找对方谈心。对方呢，反正勾当已经暴露了，目的也没有达到，再没法儿伪装什么了，就干脆不伪装了，干脆处处明面地和她作起对来。有这么一个存心作对的人，她的工作挺难开展。这一切我们当领导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却没谁出面为她主持过公道和正义。一方是前任工会主席，仍保留着干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尽管品质不佳，但毕竟没做太出格的事儿，无非调拨离间，搬弄是非之类的小勾当。领导都撕不开情面认真对待，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态度。而另一方是她这么个最能忍辱负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个吧。她年轻，也算是种磨练吧。有时事情确属欺人太甚，有群众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领导这儿来。我们当领导的，也是采取有理无理都三扁担的处理办法。其他的领导是这样，连我这位比较关心她的领导也是这样。有几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愿当下去了。她从不在领导面前告别人的状，只强调自己能力不够。当然不是什么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她能力挺强，又善于团结群众，当工会主席再合适不过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为家里的单位的事烦躁不安。儿子去年没考上大学，已经在家闲呆了快一年了，声明我这当父亲的再不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儿闹离婚，怀着四个月的孕还闹离婚。你说哪有怀着孕闹离婚的呀！她说不吃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CP确定是男孩儿，女婿和女婿全家盼着男孩儿出生呢，好传宗接代啊！女儿要给女婿和女婿全家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孩子怀在她肚子里，看法院判给谁，就不信法院会把怀在女方肚子里的孩子判给男方。挺着个肚子，住在我家里，我和她妈还得好生地侍候她。单位里呢，因为自行车棚盖在了不该盖的地方，被罚了一笔款不算，还限期拆除。卫生大检查，被评了劣等。亮黄牌警告，还说要上电视。都是我抓的工作范围。搞得我在领导者们中间脸上无光，灰不溜丢的。小姚找我那几次，我没耐心和她好好相谈，不是三言两语把她打发走，就是兜头一通批评。说她女人事儿多；说她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说她缺乏涵养；说群众选的，上级机关审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错误，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免她的职，否则，本院领导是没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级机关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着，这就叫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是怀着很内疚的心情的。我觉得太对不起小姚。单位的群众也说，以小姚那种人，那一种天生的能忍辱负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于在单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这些都不谈了。今天直话直说吧：为了能使小姚少判几年，我们单位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我们去找过法院，法院答复关键在死者家属方面。只要死者家属方面肯于宽谅，法院是乐于从中进行调解的。单位的群众说，如果几万元能减少小姚几年刑，单位拿出几万元，群众绝没意见。老梁，我们来你家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无论如何，你成全我们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