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副院长说时，我反复看那些照片。越看，越听，我越同情起那个小姚来。我很替她庆幸。她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对她真是够不错的。简直太不错了，我甚至不无嫉妒。
那个小齐，却默默地将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里。它们对他仿佛变得非常珍贵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说说呀！为什么不说啊？”“韩副院长都说过了。我还说什么？我说了又能起什么作用？谁信呢？”
看来，对我，对他们造访之目的，他已开始感到灰心。“英英！英英过来……”
他叫他女儿。
于是她跑过来，重新偎在他怀里，仍以一种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们……走吧？……”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王松山。
“走？没个结果，走什么走？白来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韩副院长也说：“别走别走，总得听梁同志表个态……”我说：“我很抱歉。
我刚才……不该说那些先入为主的话。韩副院长，您讲那些，我都信，绝对地信。
对你们的心情，小齐尤其对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们别扯这些，我们来不是想听你讲这些话的！”王松山颇不耐烦地打断我，气呼呼地瞪着那小齐说：“好，你不愿说，找替你说！帮人帮到底，谁叫我是你们两口子当初的介绍人呢！……”
于是急切地向我陈述。他说那些日子，小姚在家里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头晕，恶心，还吐过好几次。一化验，一检查，怀孕了。只许生一个，不许生二胎呀！他说，可不是小姚的错哇，当然也不是小齐的错。小姚戴着环呐！戴着环怀孕了，他说这他妈的不纯粹是质量问题吗？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结果因此失血过多，休养了两个多星期身体才缓过来。小齐非但没好好照顾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该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了他的话，过几个月再查，怀孕也就怀孕了，说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们明知故犯。白捡一胎，干吗非“流”了呢？小齐他做梦都渴望再有个儿子，而“流”了的恰恰是个男胎。这就叫小齐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当然心疼的是那个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对妻子不满，也就谈不上对她照顾不照顾的了。尽管他们夫妻一向感情不错，可是在这件事上，小齐表现得太自私。接着是和邻居，也就是他们的房东关系恶化。原本关系不错的，有时他们夫妻俩下班晚了，房东还替他们到幼儿园接孩子。逢年过节，两家端来送往的。他们当初租住房子时，和房东签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个体户，愿出每个月五百元的高价租下房东那两间小西厢房。人家图的是离开铺面做买卖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点儿钱。而按当初的合同，小齐两口子每个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当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点儿，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个体户还表示了，如果小齐两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东补给他们一千两千的，买个三方乐和。房东就找他们两口子商议。他一听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马上到哪儿去租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好说话的人，他们就表示愿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而言，几乎等于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论，房东平时也是挺好说话的人，可在这件事上，房东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两口子没奈何，便四处托人找房子。找来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贵，超出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工资承受能力，就是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上下班成为困难。终于找到一处，虽不甚理想，但总比每天看房东的脸色强。准备搬时，才知道附近没幼儿园，孩子入托又成了难事儿。两口子的单位，目前都没有幼儿园。小齐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鞭长莫及，照顾不上他们的孩子。小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自己还需要照顾呢！两口子结婚后，还从没那么苦恼过，还从没那么犯愁过。有一天小姚实在心里憋屈得忍不住了，对小齐说：“你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一讲吧！”小齐呢，明知故问：“讲什么呀？”小姚说：“讲讲咱们的实际困难呗！”小齐说：“讲也没用。单位有单位的实际困难，目前解决不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小姚听了，一边做饭，一边唉声叹气。小齐又说：“你更应该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讲。”小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吗？
为什么我就更应该呢？“小齐发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们单位的大红人。是工会主席，是区人大代表，是先进，是模范，是标兵。怎么，到了你有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荣誉都一钱不值啦？难道你这些个人荣誉，就不是你们单位的荣誉了？凭这些荣誉，你也更应该！还要凭什么啊？“小姚不爱听，反驳道：”你们单位有你们单位的实际困难，我们单位就没有我们单位的实际困难啦？你这不等于是叫我用个人荣誉当资本，去向领导那儿讨特殊化吗？我们单位还有因为没房子结不了婚的呢，我这工会主席都不知怎么关心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小姚不说这些话犹可，一说这些话，小齐更火了，又拍桌子对她吼了一通。其实他们都不是没找过各自单位的领导。都找过，都白找，各自心里都憋屈着。
都想从对方那儿获得到一线希望或是一种安慰，却都没得到想得到的。小齐拍桌子对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过吧嗒吧嗒地落泪，一边落泪一边继续做饭。饭做好了，两个人都没心思吃。爸爸妈妈没心思吃，懂事的孩子也没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饿着肚子睡了觉。再说房东方面也生气。房东以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搬。房东一这么认为，进而就觉得他们简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只要两口子有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房东便在院子里没休没止地指桑骂槐，还故意将脏水往他们家门口泼，故意将垃圾往他们家门口扫。两口子寄人篱下，惹不起对方，只有忍的份儿。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齐家来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气写的。说当老母亲的非常思念儿子，也没见过孙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儿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没给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为难，更犯愁。她在单位抽空儿给婆婆回了封信，说丈夫单位就要分房子了，说不久就要搬家了，说等搬过新居去，欢迎婆婆来住，愿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实上是——小齐的母亲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疗。即使没救，最后在儿子身边住几天，有机会和儿子媳妇孙女多亲近亲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愿望。信上之所以没明写，是怕儿子着急上火。老人接到儿媳妇的信，没到北京来。
不久，去世了。
小齐获电，如晴天霹雳。当日赶回老家奔丧。听家人告诉，母亲生前，曾亲笔给他去过一封信。并将小姚的回信给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对小姚的气可就生大了。他衔悲怀憾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劈头便质问妻子。小姚心里也万分地不好受，万分地后悔，万分地内疚，红了脸低了头向丈夫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她说怕房东那一种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个什么正当的理由将他们赶出这院的样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她说她哪儿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尽管她说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还是没法儿消除。小齐在气头上，不但没原谅她，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时，特意绕道儿商场，给小齐买了一柄伞，就是那柄将冉的父亲捅死了的伞。那半个月北京连雨难晴，小齐却将伞丢了。一天下班回家，浇得落汤鸡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应该替丈夫买回一柄伞。诸事种种，那些日子使夫妻关系也不像以往那么亲昵了。小齐由于没能在老母亲去世之前与老母亲见上一面，对妻子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待搭不理的。小姚说伞是为他买的，他一瞅是黄色的，赌气说不用，说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撑一柄黄色的伞。而且说他在一切浅颜色中，最讨厌的是黄色，说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连自己的丈夫喜欢什么颜色这起码应该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小姚确实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夫妻俩谈到过谁喜欢什么颜色谁不喜欢什么颜色。她买伞时，黑色的已经卖完了，只剩几柄浅色的了。除了黄色的，还有粉色的，花的。她犹豫了半天，才决定给丈夫买下一柄黄色的。不就是遮雨吗！她没把伞的颜色看得多么重要。她原本希望，通过这柄伞，消除丈夫心里对她的一层隔阂，讨得丈夫对她的几分欢悦，没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满意。小姚当时一声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换伞……第二天下班，她又绕道儿商场，见有了几柄黑伞摆在那儿，心里挺高兴，暗自庆幸来得巧。她婉言婉语地向售货员解释，伞是替别人买的，别人不喜欢黄色的，希望能换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样的价，反正她不是退。售货员起初不给换，说用过了还能换吗？不换！态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语说了许多请求的话，并且声明自己绝对地没用过，连撑开都没撑开过。售货员被她磨烦了。终于肯给她换了。换之前人家总是要检查一下的，人家就撑开了。一撑开，才发现有两根伞骨是断的。人家指着冷冷问她，你不是发誓没用过吗？这怎么回事儿？没用过伞骨会断了两根吗？问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连撑开都没撑开过，伞骨怎么会断了两根呢？这是质量问题啊。按她的想法，她认为自己更有理由请求换了。可是售货员并不这么认为。人家将伞往柜台上一扔，干干脆脆地说出两个字是不换。结果她就和人家争论起来了，结果就围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人。售货员理执一端，指着她对一大群瞧热闹的人说，她把伞昨天买回去了，用过了，用坏了，隔了一整天又来要求换，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用过了，用坏了，花言巧语说是替别人买的，说是因为别人不喜欢黄色的要求换一柄黑色的。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说是质量问题，你当时若撑开看，发现伞骨断了，当然是质量问题。可你用过了，用坏了，再说是质量问题，再想用一柄坏的换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给你换。用坏了你还不说用坏了，这要是不检查检查，当成柄好伞再卖给别人，你这不是坑了别人吗？你这不等于是存心败坏本商店的信誉吗？目前已是质量评比月，你想干什么啊？小姚长这么大，从没在公共场合跟谁争长论短过，她也不会争长论短。在许多人围观的这一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是处在被那个售货员严词训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甚至，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还是没理了。她反而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没什么理了，真的有点儿胡搅蛮缠了。她面红耳赤起来，她无地自容起来。这就使她在围观者们看来，的确是个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了。在他们的谴责声中，在他们的厌恶的目光的围剿下，她从柜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换而没换成的断了两根伞骨的伞，狼狈之极地逃窜出了商场……
其结果是，她终于在存自行车的地方，和冉的父亲遭遇到一块了，并且吵了起来。并且就用那柄伞捅死了老社会心理学家……
听王松山像是说评书似的，绘声绘色地说完，我觉得自己如果仍无动于衷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问她的丈夫：“现在呢？”
他反问：“现在什么？”
我说：“现在你们搬走了吗？”
王松山说：“你别转移话题，不需要你帮忙租房子。”我说：“你也别总冲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齐说：“现在我们还住那儿。现在房东不打算把我们挤对走了，又对我们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们来了……”
我说：“我也是。”
王松山说：“你光用好话应付我们没意思的！”我说：“我怎么是光用好话应付你们呢？你们都听着，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第一，我要回绝了死者的老伴儿对我的委托，明天就回绝她。第二，我愿意做你们的委托人。愿意从中调解，愿意代替你们，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许有可能……”
他们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面谈的，我就不带小齐来了。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齐自己来行不？”我说：“行，行。”
那位韩副院长说：“我们医院虽是区属医院，但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有好几位中医专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气管炎什么的。想看中医时，欢迎你去我们医院找我，一定让专家给你看。”
我说：“会去的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小齐想对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对他的女儿说：“跟伯伯再见。”
于是那女孩儿机械地重复：“伯伯再见。”眼神儿依然像来时那么忧郁，模样也是。儿童的忧郁的眼睛，最能将大人们常说的“忧郁”这个词儿放大了再显示给大人们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别处。
“跟伯伯贴个脸儿。”
女孩儿从爸爸怀中将身探向我，我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她的小脸儿贴了贴。
我觉得那小脸蛋儿挺烫。
“孩子在发烧吧？”
“嗯。”
“那你还带着孩子来！”
我不免责备当爸爸的。
“不带不行她要来啊！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还上火着急。”
当爸爸的似有无穷苦衷。
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却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一情节或细节，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开门的是冉的母亲，面有愠色的老太太强作笑颜，没将我引进客厅，而引进了四间房中最里边的一间——冉的父亲的书房。经过客厅，我见鱼缸不在了，地上有没拖干的水迹。经过冉的卧室，我听到有人在里面抽泣。
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鱼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隐瞒我她们发生了争吵。我一落座她便说：“气死我了。”
我讪讪一笑，问怎么了？
老太太说冉反对她替冉的父亲准备进行到底的事。说冉认为，当女儿的起码也有一半的权力和资格，决定某件与死去的父亲有直接关系的事，以及决定怎样做才合乎父亲生前的一贯思想方法。
“你说她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吗？她还认为她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说，父亲死在别人手下，当女儿的，哪有站在什么客观立场的？如果老头子恶贯满盈，又当别论。可老头子一生善良得没比正直得没比呀！谁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
老太太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恼怒起来，两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同时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并不时擂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样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那一时刻我被她那一种气概震慑住了，预先想好该怎么说的话，全忘了，感到很是尴尬。仿佛内心里的企图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无遗看穿看透。我觉得即使要说的话又在头脑中重新排列组合好了，聪明点儿，识时务点儿，也还是不要说为妙，起码应该留待以后或许有了较适当的机会再说。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来告诉她进展情况的？
我说也是也不是。那件事么，进展是在进展之中的，但牵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说罢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翻出一条烟非要送给我。我推拒不过，只得笑纳了。我知道这将使我以后在她面前更加被动。但是她那么诚心诚意，使我唯恐却之不恭，没法不收。
复经过冉的卧室，老太太悄声对我说：“你劝劝冉吧，劝她别跟我争吵。这家，从此就剩我们母女俩了，不能争吵。一争吵，双方都伤心，都伤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么几分凄凉。
我犹豫一下，说：“好，我劝劝她。”
于是我进去劝冉。无非将她母亲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其实我进去之前，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烟，随后才抬头看我的脸。她那样子，似乎对我有些冷淡。她说：“对于我们家的事，你最好别过分热心，别太介入，行不行？”
我说：“行，行。”
她说：“行就好。”
我诺诺着退出。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的！……回到家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打来的。
我告诉他，我请求他进行的事，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了。他说他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冲着话筒嚷：“你这人怎么了？有病啊？告诉你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你却偏要继续进行下去！”
他说，他得听命于他的职业良心，而不是听命于我。我说：“见你妈的鬼！”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又说：“这件事值得当律师的人为之一辩，律师也需要出名的机会。不过我将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替被告辩护的法律立场。”
“什……么？……”我不禁吼起来：“你他妈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这时妻闻声走到跟前，一把夺过听筒，说：“这很好，你是对的，你就这么继续进行下去吧。他刚才没听懂你的话，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又从妻手中一把夺过听筒，可对方已将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瞪着妻，咄咄逼人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妻说：“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小姚的丈夫，要帮助人家的吗？现在有一位律师愿意为小姚进行辩护，你还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气急败坏地说：“可他是我为冉的母亲请的律师，我已经将他的名字告诉了那老太太。现在他反戈一击，老太太对我会作何想法？我吸这烟，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强送给我的。对她，我可是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啦？”
妻愣了。她没想这么多，更没想到我非但没拔脱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说：“活该！人家送给你，你就接？缺你烟过么？”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门去找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他却来找我了。
他说：“你先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苏人不是？”我说：“好像是。你问这干嘛？”
他说：“是江苏人就对了。两人争吵起来，是因为他先开口骂了人家，用江苏话骂人家‘癞皮脸’。这在长江以南，尤其江苏一带，对妇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骂人话。对方也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长大，对用家乡话骂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乡话回骂了一句，骂的是‘老疯癫’之类。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
我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样的老先生，怎么可能先开口骂一位妇女，还动手打人家？你对你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语地冲她嚷嚷。那存车处，在商场附近，是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就聚了好些围观者。其中不乏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对面卖烤羊肉串的，两位修鞋的摆服装摊的，前后经过全看在眼里，虽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种事不关己的白相者的态度，何况他们得照应他们的买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都觉得一位老夫子样的老知识分子，和一位有理讲不清的年轻妇女当街争吵，本已构成热闹，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一见没人劝解事儿没完没了，一边嚷嚷着‘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边迈出他那小木房。些个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却把他推进小木房里，堵在门口，不许他出来澄清事实。他们巴望着看更大的热闹，他们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们开心的情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乔老先生，放开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车后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并接着去扶别人的。但他在这么做之前，骂了对方一句‘癞皮脸’。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围观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闲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着指骂姓姚的女同志是‘癞皮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于是她回骂了一句‘老疯癫’，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于是那位乔老转身扇了她一耳光。于是她从车后座上抽下了伞。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就用伞捅他，她只不过是持着伞对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种本能举动，一种下意识。那位乔老呢，呆住了。我想一来是因为自己当众打了一位妇女，他大概从没做出过这种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识分子有失一位长者风范的行为；二来呢，他大概不知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回敬自己。他盯着伞端愣在那儿，处于一种半防卫不防卫的状态。对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当众挨过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识举动搞懵了，当时她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彻底地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那一种时刻，她还是较理智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将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却有几个痞子混混，更加来劲儿地起哄架秧子。说他们是痞子混混，其实是说轻了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些街头流氓。他们一边叫喊：”打呀，打呀！中国人口多，打死一个少一个！‘’闪开点儿，闪开点儿，别溅身上血！‘一边从后猛撞她。现在这个季节，人人穿得都十分单薄。那位乔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于有人撞，伞端就冲着他当胸捅过去了……过程就是这样。一见有人被捅倒了，围观的人更多了。那几个痞子混混，觉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调查得很详细。那些证言写得也都很详细。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是肯出庭作证的。因为但凡算个人，亲眼目睹了一场冤枉，总还是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总还是愿意讲句公道话的，当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类的人。何况我们当律师的。嗯？…
…“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
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且太……对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说……他……他蓄意激怒某个人，以求借别人的手……了断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父亲也不是个嫁祸于人的人。其实，别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责任了解自己的老父亲。于是我才发现，他头脑中充满了对立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时冲突得很剧烈。他内心里也充满了情感矛盾，他的心灵经常处于受情感折磨的状态。他像一个空心的金属球，内中装满了滚球，触动一下，内中就发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头头是道，对平衡自己的心理却无可奈何。我虽然了解了他，却帮助不了他。从理性上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改革的人，但是几乎一切改革的负面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似乎很甘于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欢到处演讲，有请必至。请他作报告的单位多了他烦，一个阶段内没人请他自己又烦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在这个单位他大声疾呼改革势不可挡，在另一个单位他声讨起‘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怒形于色激昂慷慨。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谈‘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讽‘玫瑰固然比菠菜美丽，可是用玫瑰熬汤无异于哗众取宠’。在有的场合，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每一个拥护改革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压力，而在另一种场合，他悲天怜人，又说中国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负，人和改革的关系，不是炒锅和豆子的关系。以至于，当他想把自己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认为，许多文章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若真的编在一个集子里，仿佛是两个人的文章合编成的什么‘争鸣集’或者‘辩论集’。他甚至对自己的文章产生怀疑，说这是我写的文章吗？我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来？浅薄呀浅薄，羞愧极了。有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你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还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就摇头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充其量是一个口头上拥护改革的人。我如果说他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气，说就因为你爸爸写过几篇批评改革负面现象的文章，你就这么认为你爸爸吗？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说爸你别整天思考这些严肃的事了，那是中央领导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没什么用的。他呢，又会反过来教训我，说拥护改革或者反对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参与也得参与的时代大戏。堂堂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岂能仅仅作壁上观吗？某些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听过他的几次演讲或报告的人，寄给他不少信。有的对他的某种观点进行批判，有的要和他进行公开商榷。而年轻人寄来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将他比作一个’二花脸‘。说中国的’二花脸‘已经太多了，奉劝他每次出门去演讲之前，首先应该对着镜子，将自己鼻梁上的标签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个’改‘，是’保‘就描清楚一个’保‘，别到时候现描。
那些信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却又希望教会别人怎样心理坚韧起来。我劝他不要把那些信当成一回事，连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烧了。他不听，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该怎么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亲回过几封信，对那种尖酸刻薄、文字放肆无礼的，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套谁不会。都是无师自通的。倒也没谁纠缠不休，打上门来。可是如果父亲回信，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我劝他，把没写完的著作抓时间写完才对，何必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听，说对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是一有人请他，他又去演讲又去做报告。拦不住他。他说那么多人都把我当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了，我还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吗？他似乎觉得，全中国，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们。你简直没法向他说明，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臆想。结果他就去了，结果自尊又带着创伤回来，又会对我像小孩子一样喃喃述说：“冉啊，女儿啊，爸爸心里很悲哀，没人理解我。‘……”
他有时明白，承认所谓社会心理学，不过就是一门学问。承认自己这一位学者，不过就是依赖于它而确立了功名的个人。有时又不那么明白，认为它是和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的，关系到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项目大问题。这是冉说的，冉说她的父亲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提议中央下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青妇联各界都要掀起学用社会心理学的热潮。说她父亲认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会心理学的普及运动，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他品尝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儿，好几天内戚戚然愤愤然，觉得自己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被严重轻蔑了……冉说她的父亲自从因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后，不快的事懊恼的事令他愤恨的事接踵而来。先是他正带着的两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钱的诱惑，视博士证书如粪土，下海经商了。一名利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给洋人刷盘子去了，发誓永不回国了。还将替他整理的一部社会心理学手稿暗中带出了国。原以为那等于是一大笔美金，却因为是中文的四处碰壁推销不遂。最后以三百五十美金的低价，当作“资料”，卖给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
人家花钱雇佣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突击翻译完毕，并以最快的在中国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当然署的是人家的名字。书一发行造成不小的轰动。人家名利双收，不但获得了几万美金的版税，而且隔夜之间成了研究当代中国人的专家。据说连美国总统都对那一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认真通读了一遍不算，还推荐给他的白宫幕僚们，还邀请那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一次总统私人晚宴。这件事反馈到国内，当导师的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几乎震怒得背过气去。其后的几天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内不见人。咕咕哝哝独自说的是：“我花了四年时间，改了五稿，他就只偷出去卖了三百多美金……”
冉那时刚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她当然没敢告诉父亲。她矢口不谈自己受到欺骗的心灵痛苦，娓娓地劝说父亲想开点儿。说父亲那么多弟子中，只出了一个行为卑鄙的不足为怪。而她的母亲却对她的父亲指责不休，声明自己从来没喜欢过老伴儿那个学生，斥他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实在是很活该的事。但这声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她比冉的父亲比冉自己，更殷切地期望着那个卑鄙小人早点儿成了她女婿。
一天，趁老伴儿不在家时，乔老先生将冉唤入书房，很是郑重地对冉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人生在世，总难免被坑害几次的，何况自己平生被坑的次数已经不少，应该明白人坑人之事，实在寻常得有如比肩接踵的便道上人撞了人一样。若以七十来岁的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想不通这么点儿别扭的话，岂不是越活越娇气了吗？冉自是软声细语，说父亲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说也有学生被导师所坑的事。说互为坑之，方显出大千世界的公允。乔老先生微笑颔首，频频称是。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连起码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具备，真真是太令人耻笑了。自嘲一番之后，更加郑重地对冉说，自己觉得太对不起女儿。因为在两名收山弟子中，他对坑了自己那一个，一向情有独钟。因为是在自己的促进下，女儿才以心相许。他嗫嗫嚅嚅地问女儿，是不是也以身相许了。经父亲这么一问，冉回答说是的。冉承认自己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了。不过冉说这没什么，冉说她不像有些姑娘，耿耿于怀，认为这种事是为男人做出的牺牲，因而有什么吃亏的想法，求索补偿，甚至产生报复。冉说她认为，这种事儿就好比日本人下河豚馆，吃的是那一口就不怕中一次毒。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等于增强了自己今后在爱情方面的免疫力。于是乔老先生也说女儿能想通了，就太对了。而当女儿的看出他是心中叫苦不迭嘴上却没法儿说。乔老先生还托人给自己那弟子捎了一封信，恳言之至，目的全在于打消对方的负疚之感。说世界有时似乎也很小，希望今后无论在哪儿无论在什么场合邂逅了，之间仍能以师生关系相待。没收到回信。乔老先生每每谈起，喟然长叹。由此一名弟子的孤鸿遥渺，竟勾引得他怀念起另一名到南方“淘金”的弟子来。他还千里迢迢地去寻找过一次，想亲眼看看另一名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混得好呢，他也就从此不惦记着了；如果混得不济呢，他想把人家带回来，继续收为弟子。心诚诚意切切地去了一次南方，归来之时却是哀怅怅伤戚戚。
另一名弟子玩股票玩砸了，已在当地自杀了……这些都是冉告诉我的。
社会心理学家毕竟是社会心理学家，就心理承受能力而言，怎么的也比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中国人强不少。心理创伤一愈，一种“野心”油然萌发。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人。常人都有的报复心理，乔老先生其实也是有的。不过报复的手段并不歹毒，报复的对象也不具体。他对女儿表示他想通了，其实是想通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并没怎么想通，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想不通，越想心眼儿反而越狭小。他承认中国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很没出息，行为很野蛮，形象恶劣。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中国人中的一个例外，不曾在知识方面侵犯过别国人的任何权益。倒是自己的论文论著，经常被国外发表转载出版，却从未收到过从国外寄来的美元英镑什么的。而堂堂一位美国教授，大大地侵犯了他一次，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为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形象很恶劣的中国做出牺牲，他认为等于是应该落在骡马身上的鞭子落在羊身上了，并且他觉得这一种牺牲起不了什么有益于中国的作用，不见得就能替中国的形象扳回一分。与其默默牺牲，倒不如一报还一报来得英雄。于是他动用存款，求助于形形色色的人，从美国寄来或买来大批书籍。不唯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畅销小说和人物传记之类。他召集全体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开了一次会，陈述己见，说那些书全部翻译了，筹办久矣的《社会心理学刊》就有一笔钱创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