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从朦朦胧胧之中，走来了一位姑娘，她身旁伴行着一只羊。
吉普戛然停在一小块场地。小司机探出车，向那姑娘问什么。
却并非我的幻觉。我指那姑娘和那只羊。姑娘是姑娘。羊是羊。姑娘很瘦，很憔悴。一张不是清秀而是精瘦的脸上。眼睛就显得特别大。她那种空洞的目光中似乎无所含有。似乎连点儿好奇也没有。她双手抻着一片塑料布，就是平原上农民搭保温棚用的那一种塑料布，遮在头顶上罩雨。那只羊却还算壮，是一只母羊。奶荷挺鼓。可以挤出奶的样子。它也以空洞的似乎无所含有的目光瞧着人。
当我明白那姑娘和那只羊并非我的幻觉的时候，我比幻觉呈现于眼前还更惊愕。我无法准确判断出那姑娘的年龄。看身体十三四岁。但是脸上全无点儿少女的精灵。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她已经十七八岁了吧?
她使我想到与“表弟”的活着有某种联系的蛙妹子。那只羊更使我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它肯定是另外一只羊……
原来又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
那姑娘薄薄的双唇紧抿着，仿佛被缝上了。对小司机的问话，一概摇头。
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哪!”
小司机嘭地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
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
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
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们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
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
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惟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
车掉过头我才看出一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
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
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
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唱得人直想落泪。
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
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这雨呵……
还有那一首《故乡》呵……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想将自己分析清楚。我啊，我一向总在分析自己，我对自己这一套早烦了……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后，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合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会瘫软在地上。
我说找我“表弟”。
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踩了……这儿……”
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
我摇摇了头。
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
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
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
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
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大山里湿漉漉的忧郁，带着大山里的瘴雨蛮烟，顿时笼罩了我的心。我感到我的内心里开始往外逼着一股瘟潮之气。我冷冷地瞪着他，冷冷地说：“你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
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
我没进宿舍。
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诉他，以后再不要找我!”
我说完便走。
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
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无所顾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的耳光!”
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出去!”
她垂下了头。
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的，我也看不惯……”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样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是他自己，不能和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什么良心吗?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
她仍注视着我。
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壁。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
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
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都理解……”
索瑶她泪潸潸然。
“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
我有些无法相信。
“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
我低了头。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
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
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
“那……怎么办?……”
“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省回来吗?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
我说：“我会的。”
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把我和表弟拴得更紧更紧，使我企图挣断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
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
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
四
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
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
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
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
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
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
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
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
他说：“那倒没有。”
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
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
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
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
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
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
我呆住了。
他说，大多数同学最终还是陆续都有了接收单位。后来只剩下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仍无去处。他说系里找他们谈过话，安慰过他们，并答应将他们的在校期延长两个月。他说“表弟”和索瑶吵了一架。吵过后又独自喝醉了。喝醉了就说了许多不该当着别人说的话，后悔自己放弃了为自己努力的责任，过分依赖索瑶的能力，反而使自己更加沦落到“等外品”的地步。爱传话的学生，将这些话传给了索瑶。索瑶找到宿舍来，当众打了他一耳光……
我言语机械地又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我想起索瑶因我当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到我家里对我进行的谴责……
他也不理我说什么，只接着说。他说两天后公安局给学校打来电话——他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倒卖车票被拘留。学校派人去把他保回来了。学校倒并不想借此事把他怎么了。不过就批评了他一通。甚至保证不向一切可能接收他的单位提起。更不会记入档案。同学们也没因这件事而瞧不起他。有的同学还跟他开玩笑，要拜他为师，希望他传授经验，以后日子混得太惨了，也想那么干一两次……
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内……
我呆呆地听着。觉得自己仿佛全身化为顽石。一时间动弹不得。
他说我要见他也不难。他可以带我去到停放他尸体的地方。他说校方已给他的家人拍了电报。他的家人回电，因凑不足一笔路费，来不了人。他说校方已决定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去。他说“表弟”死了，同学们才觉得，他能熬过这几年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才感到平时对他关照得太不够。忆起某些往事，认为从本质上讲，他比另外一些同学对人强多了。除了性格古怪，他从无害人之心。他说有几个同学，自愿陪校方的人送他回家乡。他说他决定了也去……
说完他又开始收拾皮箱，先是将些似乎很有价值的书放在上面，几件根本算不上什么细软之物的也许是名牌的衬衣和几条领带放下面。不知为什么，放得好好的却又改变了主意腾空皮箱重新开始。而将书放下边将衬衣和领带放上面。
我呆呆地瞧着他，发现一本书竟是我自己写的《从复旦到北影》。是索瑶向我要，我签了名送给她的。或者是“表弟”想要，而由索瑶出面……已是不可知的事了。
我没问他那一本书怎么竟归了他了。
当然不是由于书本身的价值。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希望由它，而永远记住他的一位叫肖冰的同学，兼或也记住大学里另一位叫索瑶的姑娘……
我望望“表弟”的铺，空落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和枕头也不知去向。也许“表弟”在另一个地方仍用着?
那只是一张旧的单人木床而已。床板上，夏天仅铺有一张凉席，其上有人的汗湿出的一个身形。
那便是我此次又见到的“表弟”。卷着身躯，呈“S”形，仿佛睡觉时也不曾放纵过自己……
那人形仿佛在无言地也对我说：你来晚了……
我想隔月后，新学期伊始，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莘莘学子将占据了那一张床呢?……
会介意床板上的古怪身形吗?……会用刷子沾了洗衣粉什么的企图刷掉“他”吗?……
而收拾箱子的人，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索瑶在哪儿?”
他没反应。
不是他没听见。是我根本没问出声。那话，仅只是我心里想问的话。
我处在一种近乎屏息敛气的状态中。仿佛我的心害怕什么。仿佛它不愿发出任何声息惊动什么。
“索瑶在哪儿?”——这次，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开口说话了。
“你在学校可见不着她了。”
“为什么?请求你一定带我去见她……”
“她那种女孩儿，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事的刺激。她精神失常了。大概她认为，他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爸爸妈妈来学校把她接走了……”
我觉得空气刹那间凝固了。仿佛四面有四块看不见的夹板，将我紧紧地紧紧地夹住在原地了。
“其实，像索瑶那么善良的女孩儿，现在太少了。大学里更少。她的思想方法未免太古典了。她那种善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她是，对他也是……”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
热风扑面。我如酷暑之际中寒。一路全身发冷。从内心里往外，一阵阵冷得透彻。冷得无奈。
走了一段路，我竟觉得累，蹲在一处树阴下吸烟。路人从我眼前过来过去。骑车的，步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全为着各自的什么目标。远处，华丽的高楼大厦的马赛克或进口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耀着辉煌。
我不由得想起索瑶对我说过的，也是“表弟”对她说过的，关于那个因照片被放大曝光而死了的女大学生的话——谋杀。我觉得“表弟”的死整个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在他死前，便与许多种综合的错误——他自己的，索瑶的，别人的，心灵的，现实的错误搅在一起了。也包括我的……
也包括我的错误吗?
我又想起母亲对我说的，关于“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以及“贵人”和“小人”的话……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一个弄明白了的错误肯定比一个糊涂的错误更是错误。
而我自认为的，或被强加于的错误，已背负得太多了。
是的。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被错误所谋杀?……
“这是什么?放到行李架上去!要不就摆在铺位底下!”
女列车员说着，就动手搬那个小木盒。
“你别碰他!”
年轻人严厉地警告道。拨开了列车员的手。
“列车有列车上的规定，一切东西……”
“不是东西!”
年轻人的脸，因恼怒而涨红了。
“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我们都买了卧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陪送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家乡……”一位姑娘说着，指了指那个小木盒：“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坐一次卧铺。以前他没坐过卧铺……当然，如果有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卧铺的妇女，我们几个的铺位都可以让出来，惟独他的铺位我们不能让。因为他实际上正睡在上面，并且，您还得允许我们在他周围陪着他……”
她说得庄严。说得虔诚。
几位乘客的目光投向了她。
女列车员怔怔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再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伫立在车厢门口，不知自己该不该走过去，和他们一起陪送“表弟”。
尽管我是为此而专执一念踏上列车的。
这之前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老人家，“表弟”的分配问题已彻底落实了，一切顺利。比预想的顺利得多……
然而直至那一时刻，我似乎才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算是“表弟”他“命”里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将他看得多么重要过。他对我没用。母亲很情愿是，却更不是。索瑶曾想不再是，但仿佛注定了的，终究还是。可能最是。她有过什么心灵感应吗?对于他，和她自己?……
我仍立在车门口犹豫不决。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车厢里飘荡着《故乡》。是乘客向列车广播室点播的。
山里的花儿开……
大鸟
大鸟不是鸟，大鸟是个人，还是个男人。
现在大鸟什么都不是了。死了。
大鸟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因为他是被枪毙的。这一种死法，要算一切非正常死亡中最“非正常”的了。
大鸟是我的朋友。不，这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我被大鸟认为是他朋友。总之我觉得二者之间是有点儿区别的。
大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自从我被他认为是他朋友之后，我也就只能充作他朋友了。
大鸟的惟一的朋友，当然也就是我，是不能不对大鸟的死心生一缕悲哀的。这怕是被某人认为是朋友的人，对某人的一种义务罢?
大鸟是我的大学同窗，或者反过来说，我是大鸟的大学同窗。这一历史事实是由当年的历史安排的。后来我成了他的朋友，却没历史什么干系……
大鸟姓曲，叫曲海江。他的父亲当年是某军区政委。军职辖政，在“四人帮”时期曾显赫一时。按古比今，他属“正黄旗”弟子。当年我们一些“红后代”都很嫉妒他，嫉妒他还又巴结他。
他生性追求享乐。经常邀四五学友，到离大学不远的饭店“撮一顿”。出手阔绰，少则七八元，多则二十几元。当年人民币很对得起人民，二十几元能点一桌子菜。对大学生来说，岂止算是阔绰，简直等于奢侈了。他还好色。有几分姿色或自以为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性，包括校园内的，十之八九也都常常是乐意青睐于他的。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桃花运稠。分不大清究竟是他“猎”她们，还是她们“猎”他……
我们虽同在中文系，但并不在一个专业。我属创作专业，他属评论专业。同窗乃广义而言。他高我一届。在欢迎我们那一届新生的联欢晚会上，他的英俊和他的节目，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下面，是大鸟精彩的‘口奏’表演……”
未等主持晚会的人将要说的话全说完，掌声便响成一片，经久不息。显然许多人早已期待着了。
热烈的掌声中他从容亮相，一米八左右的个头儿，穿一身将校呢军装，脸膛方正，浓眉大眼，仿佛光往众人面前一站就是一种风采。用今天时髦的话形容——特性感，帅气十足。好像他很明白这一点，神气骄矜。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热乎乎的了，我周围坐的尽是女生，空气无疑是被她们的情绪搞的。
所谓“口奏”，是以类乎口技那一种技巧，靠他的神奇的舌头“演奏”的交响乐。
他先“演奏”的是革命交响诗《黄河大合唱》片断。
他嗓音洪亮而高亢，感情很充沛，很投入，抑扬顿挫，似受名家训练，颇得朗诵要旨。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你听过黄河之咆哮吗?
你听过船夫们与惊涛骇浪搏斗时，
呼喊出的号子吗?
如果你没有，
那么请听吧!……”
朗诵之后，他倏舒长臂向观众中一指，当时我觉得他所指正是我。我想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大概和我一样，都觉得指的是自己。
他说：“钢琴起……”
于是我和众人听到了那种令人回肠荡气的劲指击键之声……
于是他开始“弹”一架任谁都看不见的钢琴，它仿佛确实存在着。激越的旋律仿佛并非是从他口中发出的，而确实是由一架钢琴发出的，由一架与大师级演奏家相匹配的钢琴发出的……
于是他仿佛变成了殷承宗……
他双腿站得极稳，生了根似的，上身却前俯后仰。那是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需要相当过硬的基本功。他两臂左起右落，时展时收。十指弹抹点按，惟妙惟肖。他那张口忽开忽闭，闭口时腮部微微嚅动，做殷承宗式的咀嚼状，而旋律便从鼻孔发出。开口时两眼也同时睁大，仿佛真能看到了黄河也看到了出生入死着的船夫们……他的表情他的动作瞬息万变，逼真而夸张。他整个人进入一种出神入化走火入魔的境界……
“小提琴介入!”
于是钢琴渐弱……
于是小提琴声顿起……
非是一把，而是至少五十把小提琴的整齐和弦……
于是他又成了李德伦，成了盛中国。交替扮演着指挥家和小提琴家的角色，两种角色相得益彰，相映成辉，相映成趣。两种潇洒两种风度直看得人们目瞪口呆，直听得人们神智恍惚。我当时觉得那情形近乎猛烈的催眠术——他一个人对三百多人的大家进行的，还有一半人是外系的学生。他们当不是为中文系的新生而来的，纯粹是冲着他一个人的吸引力而来的。当然你也可以想像那情形近乎跳大神儿。但是跳大神儿的无法带领着一支庞大的隐形的交响乐队，也达不到他那么高的模仿音乐艺术家的水平……
“大提琴!”
“圆号!”
“主旋律突出!渐强!更强!最高潮!”
忙里偷闲的，他还能胜任解说……
“划哟划哟划哟!”
最后他又成了一名舞蹈者……
一边继续“口奏”一边“划哟”……
于是众人跟他一齐喊——“划哟划哟划哟!……”
跟他一齐体验战胜惊涛骇浪之后的喜悦，并和他一齐发出胜利的欢呼……
今天想来，当年大家之所以那么喜欢他和他那一种特殊的表演，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一种观赏相当刺激。以当年而言，其刺激性肯定大于劲歌劲舞。当年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人为地创造出许多的刺激，但毕竟是风险性很大的刺激，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毕竟首先是人人自卫惟恐不慎惟恐不及。所以也就不能怎么真的喜闻乐见。大鸟则不同了。显然的，当年人们特欢迎他带给人们的格外的那一份儿刺激。何况他和大家，都可以打着弘扬革命文艺的招牌，肆无忌惮地追求一场又一场高潮。在这一点上，我深信他和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的。
你可以想像他是当年的、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火药味儿日愈浓烈的大学校园中的、即使不被鼓励也不至于被禁止的、帅赳赳虎彪彪一个男性的——麦当娜。
按照晚会主持者的节目安排，其实只给了他表演《黄河大合唱》片断的时间。
可是观众哪能相依呢?
大家拍桌子，顿足，一片声地喊：
“大鸟，再来一个!”
“大鸟，再来两个!”
“大鸟，‘打虎上山’!”
“大鸟，‘捉鸡’!”
他气喘吁吁。他出了满头汗。看得出来，他很累。那样子跟刚刚独自一人卸完了一卡车货物差不多。当然的，他同时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他企图夺门而出，想逃离教室。但有几名同学早防备着了，他们预先堵在门口，使他逃不成。
他笑了，笑得有几分无奈更有几分愉悦，因而也就笑得腼腆笑得可爱。
他很帅地甩了一下头，汗珠四溅，落在最前一排人的脸上身上。
他们体恤地说：“大鸟累了，让他歇几分钟吧!”
“下一个节目……”
主持人不失时机地想要取而代之，继续下去，可是遭到了一片嘘声。
人们又拍桌子顿足表示反对。乱吵吵乱嚷嚷——“不许扭转大方向!”
大鸟倒同情起主持人来了!
他庄重地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再露一手!”
于是大家鼓掌。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齐声地为他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于是他又“口奏”“打虎上山”和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中“捉鸡”一场——仿佛将一只任谁都看不见的“鸡”捉得满教室飞蹿……
晚会结束后，我们的辅导员老师陪着我们几个男生往宿舍楼走。
我们问他那位“大鸟”同学叫鸟什么?
他忍俊不禁，说百家姓中哪有姓鸟的啊!说他姓曲，叫曲海江。
我们自然要追问那为什么都叫他“大鸟”?
辅导员老师笑而不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独自在宿舍里看书，有人敲门。敲得很神秘，三下一组，一轻二重，仿佛联络暗号。
我以为是同宿舍的人百无聊赖，未予理睬。
“梁晓声同学在吗?”
一个女性的甜甜的声音在外面问，音质美得悦耳，宛如莺啼。
我便不能够再独自寂寞得住，立刻起身去开了门。门外站的竟是大鸟。除了他，连个女性的虚影儿也不见。门上，图钉按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我们这一宿舍六名同学的姓名。我的姓名荣占鳌头，这一点是新生宿舍的传统。我立刻明白中了他的计，不禁有几分羞恼。
他问：“梁晓声是你?”
我说：“是我。”
他见我并没有打算将他请入的意思，也不在乎，又问：“咱们这幢楼怎么静悄悄的?鸟人们都到哪去了?”
我说：“无可奉告。”
他的身材比我高得太多。他研究地俯视着我，指指门上的卡片：“这个鸟梁晓声真是你?”
我说：“滚你妈的!”将门砰地一关，插上了。
我以为他会大怒，会踢门，会在走廊里反骂……
他却没有。他的脚步声在门外徘徊片刻，若有所失地离去了。我想他这么一位受众宠惯了的人物，肯定不曾被当面骂过。我想肯定是我把他骂蒙了。这想法使我快感。
“你看什么鸟书哪?”——我们宿舍在一楼，声音发自窗前。我当时正坐窗前，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吓了一大跳，猛抬头，又是他，隔窗笑嘻嘻地瞅我。
我骂了他，他不但没生气，反而对我表示亲和，使我感到很尴尬，很自责，甚至开始有那么点儿受宠若惊了。
我说看的是《拿破仑传》。
“有意思吗?”
我说挺有意思的。
“你为什么骂我?”
我说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低级的玩笑。
“你把我当成一个爱开低级玩笑的人?”
他一纵身，坐到了窗台上。
我说那倒不是。我请他原谅。我告诉他礼堂放映电影，人们全都看电影去了。
他问我怎么不去?
我说是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我早看过不知多少遍了。反问他何以不知道礼堂放电影?
他说他到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家住了几天，刚返校。
我想他可真自由，想到哪儿住几天，就可以去住几天，似乎根本不受什么约束。并且对他能享有的这一种特权，内心里产生了几分妒意，和几分愤愤不平……
他又问我，如果是一部“内参片”，比如一部美国片《冷酷的心》，我愿不愿看?
我说那还用问嘛!
他就从我手中夺过书，抛在我床上。随即将上身探入室内，两手插我腋下，像提一件东西似的，隔窗就把我提到了外面。
我瞧着他目瞪口呆。
他替我掩上窗，搂着我肩说：“走，陪我去看《冷酷的心》。我有两张票，正愁找不到伴儿。”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内参片”。一种幸运感油然而生。
他说以后这种幸运的机会全归我了。他不打算再转移给别人了。他说有些人太不可爱，明明沾了他的光，背地里却还要散布些关于他的飞短流长。
他问我听到些什么关于他的谣言没有?
我说我刚入校门，哪儿会这么快就传入我耳中呢?
他希望我听到了也别相信，说他并不在乎，只不过有时候觉得讨嫌。
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令他讨嫌。
于是他大孩子般的高兴起来，非要请我吃夜宵，点了六七样菜，两盘五香鸡头和几大杯啤酒。
他喝啤酒像喝凉开水，一口气儿一杯。他那么爱啃五香鸡头，啃得很技术，很斯文，很儒雅，和某些爱吃和善于吃蟹的人一样在行。两盘二十个鸡头，我只啃了三个，还是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之下解决的，其余的全让他自己解决了……
在我心目中，他该是个极不寻常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正宗“高干子弟”，是我所实际接触过的最“高”的一个。起初我看他，觉得他有光环，和他在一起，那光环逼射我。渐渐的我开始觉得他其实很寻常，尤其是当他喝了许多酒之后更寻常了。因为他醉意醺醺的时候和最寻常的人一样，话多而且话题琐碎。这使我的心理获得极大安慰。
我学他的口吻，指着他的鼻子不恭地说：“你他妈的这个鸟人呀，其实没啥了不起!甭以为我会把你当成个人物……把你……当成个狗屁人物!……”
尽管我没喝多少酒，但是也醉了。借着那股七分真三分假的醉劲儿，我索性放肆一把。他醉了的时候变得寻常了，我醉了的时候和他恰恰相反，变得不寻常了。自我感觉不寻常了的我，便能说出些自认为不寻常的话了……
他在我肩上重重地一拍，接着将整条手臂搭在我肩上，亲密地搂着我说：“对，对。我他妈……是个狗屁!……来，为我是个狗屁……干杯!……我父亲……至今……认识的字超不过五六百个……小学一二年级文化程度……你说，可……怎么办?”
我说：“没……办法……谁让你……摊上了呢……”
我心里清楚我没他那么醉。我因我自己说出的话感到困惑——他摊上那么一位父亲，再夸大其词地说也不能认为是不幸，而他居然觉得委屈觉得可悲似的，而我还装模作样对他表示同情!
他说他在部队当过兵，会开车，会开炮。说给他架飞机他也会开，敢开……
他说他在军区文工团也混过几年，会弹钢琴，会拉大提琴，会拉小提琴，他几乎一切乐器都摆弄过。在各大军区汇演中，还充当过乐团指挥……
他说他父母总希望他爱上一行，专上一行，要么成名成家，要么当官。他说当官这条路，他觉得太熬人，不是适合他走的人生路。若让他从连长当起他才不干，给他个团长当当他也觉得太小，又不太可能谁舌头一撞牙，起始就给他个司令员什么的当……
他说他本是可以在音乐方面专出点儿名堂的，就是因为对什么都不满意，偏什么都不专。
我问他究竟对什么不满意?
他说对他父母不满意。不满意他们对他总抱有那么多的那么急迫的希望，不满意他一次次使他们失望，而他们却一种希望落空了，成为泡影了，不久又对他抱有新的更急迫的希望。他说他也对自己不满意，不满意自己的不争气，不满意自己明明有条件有能力争气也不争的生活态度……
他说着说着哭了，哭着向我坦白自己那一天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伤害他的正是他父亲的老战友的女儿。她非常漂亮，他非常爱她，而她非常瞧不起他。那一天她指着他的鼻子说他：“甭以为我会把你当成个人物!把你当成个狗屁人物!……”
和我指着他鼻子说的一样……
我特感动。我认为一个人在和你刚刚结识没多久时，便主动使你了解到他的某些隐秘的生活情绪和内心痛苦，那么这个人起码是值得你认真对待的。
从此我们似乎要好起来……
从此他经常邀我看“内参片”，吃夜宵……
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个鸟人，我告诉了你那么多关于我个人的事，我已经没法儿不把你当成朋友了!”
我默默思忖他的话，觉得不无道理。
对他的某些隐秘的生活情绪和内心痛苦，我守口如瓶。
因为他太习惯了把别人戏称为“鸟人”，别人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赠了他一个绰号“大陆鸟人”。后来这绰号进化为“大鸟”……
新闻系的宣传栏，某日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对“大鸟”进行批判，说他那一种所谓的“口奏”，完全是对革命样板文艺的亵渎。这张大字报倒未引起什么政治性质的风波，也并未对大鸟造成什么实际的精神压迫和威胁。大鸟去看了，看后只嘟哝了一句：“这鸟人，吃饱了撑的嘛!”
他不在乎，似乎没有什么事儿真能使他在乎起来。
但是中文系的许多同学在乎，包括几位老师也特别在乎。大家认为矛头不只是冲着大鸟的，也分明是冲着中文系的。认为有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歹毒用心埋伏在字里行间。这么认为并不算太敏感太过分，符合那张大字报的本质。
尽管那张大字报第二天便被另外的大字报覆盖了，但中文系的大部分同学连日来耿耿于怀。有人终于调查清楚，炮制者是新闻系的“小春桥”，一名左得不能再左因而备受工宣队器重的男生，并且是全校马拉松冠军保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