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内心焦虑，好像得了某种热病，血是狂热的，但表面冷冰冰。
年轻的时候，爷爷犯过疯病。
据说他可以单手夹起关帝庙的石碑走出很远，然后再把它搬回来，安放在基座上。
奶奶后来问他这件事，老头很生气，说那是放屁。
爷爷很忌讳提起他曾经精神失常，看来是确有其事。
我小时候曾经坐在那块石碑上玩过，石碑很大，因为是四旧，已经被掀翻在地，砸成了两截。驮碑的乌龟也被铲去了半个头，刷上了红漆。
这个关帝庙有个东西很特别，就是香炉。
初见之下，你无论如何看不出来它是个香炉，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块圆滚滚的石头上磨出一个平面，刨了一个长方形的坑，盛装灰烬。
后来，香炉里面满是积存下来的雨水，恶臭。
爷爷说，这个香炉你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
它是青色的，溜光水滑，像铁不是铁，像石不是石。
爷爷说，它是陨石，数百年前从天而降。
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就像任何一张纸都不可能对折九次一样，谎言不会这样长寿。
关帝面前摆这么个香炉，其实是象征着祖先的功德光滑如石坦荡如砥。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个香炉还被开发出一个妙用：磨刀。
用这个香炉磨出的刀非常之快，比一般的磨刀石都好用。即使是在上面把刀刃蹭几下，刀立刻就会变得寒光闪闪无比锋利。
有人说，用这个香炉上磨出的刀去杀生，不会留下罪过。
人们传说，用这个香炉磨过的刀，拿去杀猪宰羊，它们都是不叫的。
一看到这把刀上面泛出的寒气，它们就会绝望地闭上眼睛。聪明的猪还会立刻咬舌自尽，免除那一刀之痛，企图落个全尸，但它们总是失望。
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刀去，一个屠夫总是这么说。
据我观察，这些传说有夸张之嫌。
每到过年杀猪时，我从没见过它们中的任何一头保持镇定任人宰割，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一头比一头叫得难听。
它们真正安静下来只有是被割破喉咙之后。
屠夫将尖利的铁锥梃进猪的后腿，撕开一个小口，然后就用嘴贴在猪脚上，开始猛力地向猪的身体吹进气体。这种空气会存留在猪皮之下，为的是剥皮容易。
屠夫个个身强体壮，肺活量惊人。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之下，猪变得大腹便便，活像一个孕妇。
再往下面，就是开肠破肚，掏出猪的内脏。
这个过程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恶心。一般到这时，我们是不看的，会踢着用猪的膀胱吹成的气球一散而尽。再看到猪先生，它已经被剖成了两扇，冒着热气，搭在架子车上，被拉回家里去。猪下水被装在大盆里，上面还方方正正地摆着猪头，倍极哀荣。一路上，血水会从架子车上滴下来，很快就凝成冰。
11
在他老了之后，爷爷成了一个像梭罗一样的老头，离群索居。
他从家里搬出去，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住在一个破败的机房里。他自己开垦了一片地，种了一些作物。
他对我说，他从来不想让别人养活。
年轻时不用，老了更不用。
每天忙完农事之后，他会看一些书。《 三国志 》《 隋唐演义 》《 儿女英雄传 》《 今古传奇
》都是他爱看的。所有的书都卷起了毛边，并且破损不堪。
爷爷从来不会把这些书扔掉或是卖掉。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敬惜字纸。
爷爷是有文化的人，他能用很好的颜体字帮人写对联，也能用削好的木棍，给别人家新盖的房写"泰山石敢当"，他对这些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他的小农庄有电有水，在离屋子不远的地方，他种了一棚葡萄。
他甚至想用自己种出的葡萄来酿酒。
这其实是件很难的事，尤其对一个从来没酿过酒的中国老农来说。
但爷爷决定自己尝试一下。
我记得他让我看那只酒桶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神秘的表情。
酒桶在阳光下晒得很热，爷爷的头皮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反射着汗水的光。
爷爷是秃头，眼睛发黄，眼窝深陷，不似中原人士。
我一直怀疑我们是唐时"昭武九姓"的遗民，是粟特人后裔。
我的父辈们和我个个精壮，嗜食牛羊肉，颇有胡人之气。
如今，我越发确信这一点。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那个地方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酿酒。爷爷这么干，可能是一种本能。
他慢慢地掀开了盖子，像是不忍心唤醒那些正在发酵的小生命。
他的葡萄酒看起来不是很成功，液体上面有一层细小的白色泡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爷爷开始有点失望。
但他很快又笑了。
他说看来还是有反应，但是可能温度过高了，还是搬进屋里好一些。
他重新把桶封好，不让我帮忙，自己很轻松地把桶搬回到阴凉的屋里。他说不能晃动它们，否则这些酒是会变酸的。
他的葡萄美酒最终也没有酿成。
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少向我发脾气。
每次吃猪头肉，他都会请我吃猪眼睛，说是吃了之后可以明目。
他经常会向我借书看，不过好像从来没有还过。
他喜欢看电视，喜欢听京剧。我和他一起看《 城南旧事
》，他听到其中一首叫做"小麻雀"的歌，兴奋得几乎哭了。那是他小时候唱的歌，看来，这也是他哀伤的童年为数不多的幸福记忆之一。
在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他的脾气变得非常之坏--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死去了--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两个儿子的去世给了爷爷很大的打击，他的步子一下变得蹒跚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
他一定是认为这个家族受到了某种诅咒，这使他更加孤独更加烦躁，患上了心脏病。
奶奶过世之后一年，爷爷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
没有人知道他临终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想说什么或是说过什么。因为在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在他的身旁。
一个儿孙满堂的人竟然就这样孤苦地死去，在我的家乡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尤其是光着身子，在他的尸体僵硬之后才被换上衣服，是家乡最大的忌讳。这种不孝甚至会成为这个家族全体的耻辱。
12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爷爷搂着我痛哭。
但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的身边。
他去世之前，上厕所的时候，摔伤了腿。我那时正在外地，根本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回去探望。直到他去世，我没有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我曾经许诺送给他一把紫砂茶壶，让他看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啜一口，但永远是无法实现的了。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安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能起来。
爷爷留下的遗像是倔强的、愤怒的，在他照下这张像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这张照片将来的用途，想必他对这种别有用心的提议不是很愉快，所以，他连胡子都没有刮。
他的遗像让我内疚，并且这种负罪感注定会一生难以磨灭。
这种感觉常让你在半夜里醒来，点上一支烟，坐上很长时间。
我奶奶年轻时对我的母亲不好，很凶恶。但等她上了年纪之后，却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太婆。
奶奶略通医术，能给消化不良的幼儿诊病，拿很细的银针，在他们的柔软的小手上轻轻扎一下，挤出米粒大小的几滴乌黑的血。她把这种医术称为"割脾"，专治小儿消化不良。在我看来，这似乎并非医术，更像某种巫术。我虽然不能明确这是不是医术，但据说疗效还不错。当然，那些孩子总是哭得撕心裂肺，常常使年轻的妈妈也心痛得眼泪婆娑。
奶奶虽然懂医术，懂一些人体经络，但这不影响她烧香拜佛。她经常去逛庙会，和许多老太太一起去到"白条寺"烧香。我一直搞不清这个"白条寺"在什么地方，"白条寺"在佛经里是作何解释，但我想，"白条寺"一定是个很大的寺庙，因为奶奶她们去的时候，是乘着一辆大马车去的。都是善男信女，所以车费只是象征性地收一元。每次烧香回来，奶奶必定要称赞"白条寺"的"饸饹"不错。我也一直不知道"饸饹"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是一种荞麦面条，是在"饸饹床子"上挤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难得的食物。
奶奶总说做人要懂得"惜福"，要懂得知足，一点点的小幸福，就可以让他们快活。
爷爷的名字叫澄清，奶奶叫荷姐，一个沉静，一个窈娜，都和这条叫做"滹沱河"的老河有渊源。如果不是他们的孙子在这里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会随着这条河的断流而被彻底湮没，就像我从来不知道太爷爷的名字一样。
忘却总是比死亡更早来临。
在绿树像烟一样浓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在唱着挽歌。
13
正式成为小学生之前，我开过很多革命的会议。
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开会。
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对于出现的种种变化，上面认为有很多话需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群众"，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虽然他老人家那时已经作古，但影响依旧。我虽然只是赶上了大革命的一个尾巴，但这已经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人们迷恋上了开会。人们拿着自家的凳子，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边掏耳朵，一边听报告。开会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的，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老百姓的身上，晒得人直犯困。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后面，凑近喇叭，一本正经地使用当地土语，念着报纸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大家坐在那里，像旱地拔葱一样吃力地提高着自己的革命觉悟。我可以经常眯上一会儿，而别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有的人偷偷搓毛线，有的人偷偷聊天，还有人掏着耳朵。
一种灰色的情绪在人群中间传递，像是孙悟空撒下了一把瞌睡虫。人们似乎都没有为未来发愁，他们似乎认为那是领导应该关心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是革命允许的颓废，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你就会和别人过得差不多。
小小的一个村子，分成了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牲口棚，都有自己的小队部，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生产协作。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人们每天扛着工具，从"育红班"的大门口经过。
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热爱集体。那时候，大牲畜的死亡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可以分到肉吃。人们排着队去分煮好的马肉，虽然每家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儿，却也让他们笑逐颜开。其他小队没有分到肉的人偷偷议论着：三队的马死了，咱们队的牛也活不长。
作为孩子的我在那匹老马死了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相反为分到一碗煮好的马肉而欢呼跳跃。这匹马陪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会在那匹马的身边站上很长时间，看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巨大瘤子的老人如何给马换上马蹄铁。他要用锋利的刀，先从马的蹄子上割下一些估计是骈砥层的东西，然后再把新的马蹄铁钉上。这个过程通常可以让我呆上大概两个小时的时光。你可以把那些从马蹄上削下来的坚硬的东西拿回家泡成水然后浇花，虽然那水很臭，但是花却长得格外好。
14
村子里，沉厚的铅灰色大喇叭无处不在，可以随时发出各种声音。
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会和收音机接在一起，传出的铿锵有力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传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中曾根康弘、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名称，还会传出激昂的《
运动员进行曲 》。
大喇叭居心叵测地埋伏在各个地方，随时准备吓你一跳。
更绝的是看到许多大喇叭捆在一起绑在电线杆上，像是一种植物的花。
灰色的大喇叭像是一只独眼怪兽，或是一个硕大的嘴，栖息在树上，喋喋不休。不过它更像男女生殖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怪物，敞开的子宫口里，一个粗短茁壮的鸡巴。
我们有时候喜欢用弹弓裹上石子打那个铁家伙。听到击中的声音，实在是最好的奖赏。不过要学会避开大人。虽然那个东西用小弹弓根本打不烂，但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辞严。
老电影就是老是在演的电影。
除了看老电影之外，村子里几乎没什么娱乐。
那些老电影久演不衰历久弥新，作为一个神奇的文化现象，值得大书特书。
每次正式放电影之前都会放映名叫《 祖国新貌
》的加片：不是反映哪里又建了一座水电站女人在采棉花男人在垒猪圈；就是反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年炼了多少钢织了多少布养了多少猪；不是反映中国和西哈努克亲王和黑人兄弟的友好交往，就是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书院，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变了调的音乐。当然也有体育影片。我最喜欢看溜冰的影片，就是一个人在冰上，正滑、倒滑、腾空，很顺畅。她忽然站住，双手抱住头，开始在原地打转，飞快地旋转，像一个陀螺，无比疯狂。
直到今天我还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如果我在溜冰场看到真人这样做，我想我会拍巴掌的。
很多男人都喜欢看这样的镜头，看女人挺起的阴阜，猜想它的形状。
他们紧紧地看着她的大腿根部，充满不可言表的下流想法。
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是《 地雷战 》《 地道战 》和《 南征北战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 苦菜花 》。每次听到《 苦菜花
》的主题歌，听到那个高亢凄厉的声音，我都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正面人物总是相貌堂堂，反面人物总是面相猥琐，叛徒总是阴险狡诈。
所有的叛徒都会下场悲惨，他们总是睁大惊恐万状的双眼，伴着清脆的枪声，发出惨叫，血花四溅，让人连呼过瘾。
而同样的一枪打在英雄身上，他们必定是心有不甘。
英雄会啰啰唆唆说半天，不是交出最后的党费就是交出一份被鲜血浸透的入党申请书。
刚开始看到这种镜头，泪水会打湿人们的双眼。在主题音乐的强烈感召下，九州同悲天人共怒，他们捏紧拳头发誓血债要用血来偿。
后来，看的次数多了，大家都不相信，人在中枪之后还可以挺这么长时间浪费这样多的胶片。
八十年代以后，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武打片、枪战片、警匪片。
我们才发现，那些黑帮人物，一个比一个精神。比起正面人物来，他们似乎更像英雄。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可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些色情镜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日本电影，看得没头没尾，只记得一个男人向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的身上撒尿。
我记得那是在城里一个老姨奶奶家的电视机里看的。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图像非常清晰。那个女人赤身露体，皮肤非常细腻，我想那也是唤醒我的性意识的一个重要时刻。
那个老太太一边吃惊地说这是干什么，一边张大嘴巴看着我。
她也许是觉得我这个小孩儿看得太投入了。
我记得还露天看过一部外国电影，是讲一个间谍如何堕落的。
电影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跳了肚皮舞，并且跳得非常妖冶。她们在屏幕上扭来扭去，很像一条条的美女蛇。
还好，我挨打的次数还没有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但那也够让人荡气回肠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叫高玛丽的好像没挨过打，她是插班生，只在班里呆了几天。她的妈妈是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也是老米的学生，后来当了初中教师。高玛丽看到我们挨打的时候，把头伏在课桌上，根本不敢看。几天之后，就转学了，想来是受不了这种强烈刺激。直到今天我还对她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很干净，名字也够洋气。她的方格本是当做范本给我们传阅过的，那些汉字写得方正圆润，把方格都填满了，实在是漂亮。转学之后，她再没回来过。
初中时，居然发现高玛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高玛丽已经出落得非常漂亮，留着清纯而淫荡的"日本头"，总是穿着颇具有视觉杀伤力的牛仔裤和白色T恤衫，胸前已经鼓鼓囊囊。在那段时间，高玛丽是每个男生的意淫对象。但是，高玛丽是不和我们好的，她和一个高中生混在一起，那个高中生已经退学，每天来接她下课。我们看到她肥硕的屁股轻盈地一翘，跳上男生的车座，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风流快活。高玛丽成了小流氓的"婆子"，让我无比痛心。
唉，扯远了，接着说老米。
老米在当地没亲戚，很少有人来看望老米，除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每年都会回来，到老米这里坐一会儿。那个很远的地方应该是新疆，因为他每次来，都会给老米带来葡萄干，通常是两个小纸包。如果我们在他的宿舍练大字，老米就会分一些给我们。那时候，葡萄干是很珍贵的，只能吃到几粒，味道也很好，所以至今还记得。
老米是孤独的。每次上完晚自习，我去给他送作业，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在昏黄的电灯下，摊开一本书，戴着老花镜，静静地读着。印象中，老米好像没结过婚，也没有人照料他的生活。他只有一个女朋友，很老的一个女人，经常在放学之后来找他，在一起抽烟。那个女人已经寡居多年，非常的瘦，烟瘾很大。她夹着烟抽起来的时候，总让我想起一种蹲在树枝上的黑色的鸟。女人去世之后，老米还给她写过挽联，不过被她的儿子烧了。
秀才人情薄如纸半张，这话是不错的。
老米的毛笔字很好，经常被村里找去，写公告和选举章程。他的字我还留了一些当作字帖来用，那些字是写在一种很强韧的淡黄色的纸上的，本来是夹在《 辞海
》里的，不过后来都丢了。
老米没穿过中山装或是其他款式的衣服，总是中式的上装。那种衣服像老式的长衫，但只有上半身，圆领，纽扣是布做的，在侧面系。布料是棉的，青色或是深蓝色，很薄，但是很挺，每一件新旧程度都差不多。他还有两件褐色的棉袄，也是这种款式，但是绸面的。
老米总是自己做饭，自己炒菜。他还有个擀面杖，却是不用的，靠在门后面，当作顶门杠和武器使用。我见他用这个擀面杖打过一个别班的学生，那孩子偷了同学的铅笔盒。后来，这个孩子离家出走，要去少林寺学功夫，结果半路被父母追了回来。他暴躁的父亲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是被母亲背过来的。我们围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伏在母亲的背上，像一只垂头丧气的蛤蟆。
老米教我们的时候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他有一个绝技，就是可以弯下腰来抱住树，然后一发力，身体就会垂直于树干，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只有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来这么一下，所以并不常见。
老米教了我们两年，才换了另一个班主任--立群先生。立群先生也很严厉，但从来不体罚学生，更没有打过我们手板。
我上初中之前，破旧的学校拆了，老米也退休了。他当了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又当了民办教师，退休的时候也没转正。据说老米用一辆自行车就把他全部的家当拉回了他的家乡，颐养天年。我们再也没见过。我不知道老米晚年过得怎么样。有时候还是很想念他，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所以没喊李老师而喊他老米，还是觉得这样很亲。
18
我的小学时代，作业成为噩梦。
我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干，不是和小朋友一起弹玻璃球，就是抽陀螺滚铁环；不是去看小炉匠流着热汗崩出一锅又一锅惊天动地的爆米花，就是走家串户地看连环画。
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比写作业要有趣得多。
通常要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会想起来作业还没写。
我比较习惯在被窝里赶作业，尽管常常写得很绝望。
一般情况下，作业是写不完的。
收作业的时候，我还会编些谎话，比如忘带作业本什么的。后来，这些谎话统统失效，因为大家都用这一招。
我还是会被老师叫到讲台上，狠狠地羞辱一番。蒙羞之后，我还要把作业全部补齐，交给老师。这有点像西绪福斯神话，石头不停落下来，你要不停地把它推上去，实在是无可奈何。
虽然现在不用交作业了，但我经常还有这种惶恐的感觉，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
我曾经和一个搞心理咨询的朋友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我也许是性生活有问题。我认为，交作业和交配实在是两码事，除了都有一个交字，几乎谈不上任何关联。不过，他有一点说对了。我记得收我作业的总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生，她站在我身边，也不说话，只是冲我伸出手，希望我老老实实给点儿什么。她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公事公办，好像是我的老婆。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交待。我写作业很不认真，总是把"毛主席"写成"毛主度"，怎么也改不掉。老师总是说，如果要搁在文化大革命，我都够枪毙八回了。估计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会像我这么笨，因为他们已经很少写这三个字了。
19
人生识字忧患始，鲁迅先生说。
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书，尤其是科幻题材的。
在科幻小说、连环画、反特故事和反特电影的大肆渲染下，世界充满险恶，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像霉菌一样带着仇恨到处滋生。
美丽的女特务、浮肿的尸体、隐形书写的纸条、穿着黑色雨衣的人、神秘的房间、恐怖的变脸人、被撬开的保险柜、失窃的图纸、钢笔形状的无声手枪、带有毒刺的雨伞、能够拍照的微型相机、装有窃听装置和微型马达的苍蝇、不停抽烟陷入沉思的干警、脑海浮现出可疑人物的可疑表现、白色警服、冒着青烟散发出火药气息的枪口，这些画面你在任何一本科幻小说里都能发现。敌特用的全是高科技，像苍蝇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漆黑的雨夜，敌特从海里偷渡上岸，他们像黑色的鱼，穿着橡胶防水服，手持利刃，还杀害了几个勇敢的边防战士。他们换上列宁服，戴上眼镜，大摇大摆地混入革命队伍冒充知识分子，不是妄图盗窃重要军事情报破坏军事工程就是阴谋杀害英明领导人。
敌人的活动不止停留在虚构上，他们还往大陆放高空气球，经常有消息报道从台湾海峡飘过来的气球被击落，据说有反动传单、钞票和手枪，不过我一次都没见过。有时候我就冲着天空发呆，想发现一个敌特的气球，但总是失望。
我们那时候谨小慎微，因为危险总是无处不在。为了防止被人看作是坏人，我们不敢在夜里偷听敌台，连报纸都敬若神明。报纸不可以贴窗户、不可以折元宝、不可以随便踩、不可以随便撕，因为那上边可能有领袖像，原则问题搞错了是要倒霉的。
小学高年级之后，反特小说和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过去，我开始喜欢看《 丁丁历险记
》。我没有看过完整版的，只看到过一些连载。不过很奇怪，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丁丁，而是留着黑胡子的杜邦兄弟。和丁丁比起来，他们傻得可爱。
20
除了喜欢看书之外，我还喜欢金鱼。它们飘逸的尾巴如同曳地长袍，显得雍容华贵。
我一直希望有一条红色的金鱼，毕竟红色是人们公认的最尊贵最庄严最中国的颜色。
一个小朋友看我很可怜，就很大方地送了两条金鱼给我，只不过是黑色的。
我实在是喜欢，我觉得黑色比红色更耐看，更舒展。
我找来一个鱼缸，把它们放在里面。
同学告诉我，要少喂金鱼东西吃，不然会把它撑死的。
小孩儿养金鱼不单是为了观赏，也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后来，炫耀的代价就来了。
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对我说你怎么还敢养黑色的金鱼？黑色代表丧气，黑色代表土气，黑色代表傲气。
他还很神秘地对我说黑色代表反动。
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黑色的金鱼不好看了，连它们在水里游动的样子都显得处心积虑居心叵测。
我说金鱼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他们变成红色，那人说。
他说你可以在鱼缸外壁贴上红纸，这样透过的光线就会成红色。金鱼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东西，迫于环境的压力为了不引人注目，它们就会改变自己的颜色。这样经过不长的时间，你的黑金鱼就会变成红金鱼。
我说你这种办法可靠吗？他说是《 中国少年报 》上登的。
这好像增强了我的信心。《 中国少年报
》鼎鼎大名，是我们成长的好朋友和好伙伴，是我们每个小学生都必须要订的。如果你不读书不看报不提高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你在新长征的路上会长成个什么东西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对这张报纸和一切我能看到的写着字的东西我从来深信不疑。我雷厉风行地找来写春联的红纸如法炮制，在红纸的映衬下，我发现金鱼真的好像在逐渐地变红，先是头上有了红点，然后红的范围逐渐扩大，第三天，我觉得金鱼的身子好像也变红了。
但我还是有怀疑精神的，我把它们倒出来进行验证，结果发现：金鱼还是黑色，一点儿没变。
唯一的变化是：在我的折腾下，它们鼓起腮帮子喘着粗气，好像非常累。
不久，两条金鱼都死了，还是黑的。
那人告诉我：时间还不够长，金鱼还没有适应。按照报上的说法，怎么也得过上三五个月才会发生变化。
他说你是太殷勤，反而好心办坏事。
我无话可说。
把人关到一间只有红光的屋子里他会变成红色吗？
不会的，把一个人关在只有红光的房间里，十有八九他会疯了。
我很气愤，觉得自己被愚弄了却无计可施。
现在谁再让我去犯傻，估计我会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初步的思考能力，已经长大成人。
如果有人和我说这件事，我会说按照流行的说法一切皆有可能，鱼能变色也没什么新鲜的，可黑色的金鱼也是好的嘛，好好的你让它变什么色呀你这个傻逼。
我知道有些鱼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它就是红色。
但有一些鱼的确是后天变红的。
但不是被红纸映红的。
而是让它生活在红色的水里。
它喝进去的是红色，吐出来的是红色，尿出来的也是红色。
它整个被红色浸染，最后成为红色的鱼。
但你必须要确保：红色的染料是无毒的，鱼要变成红色的前提是不被毒死。
但是，如果你让这种鱼生活在黑色的水里，它会变成黑色。
鱼从来不会对人表示忠诚，只对环境。
什么样的水就会养出什么样的鱼。
面对阳光，
你闭上眼再睁开眼，
眼前就会出现一片红雾，
无以言表的温暖，
无法穿透的朦胧。
21
村子里有一个女疯子，经常会在街道上裸奔。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整个村子都会轰动。
人们都会变得很兴奋，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争相一睹为快，并不是谁都有这种好运气可以一饱眼福。
在那时，每个人都会忘了她是一个疯女人。
她还不满二十岁，但她的身体发育得惊人，乳房很大，阴毛很密，身体也很白。
她的家人在后面追赶她。
赶上之后，先是用衣服盖在她的身上，然后就用绳子捆住她。
然后把她抬回家去。
经常是衣服盖不住她的身体，就会有身体的一部分露出来。有时候是大腿，有时候干脆就是整个阴部。
我看到过那个女人奔跑时的身影，跌跌撞撞，谈不上任何美感。
我还见过她被包裹起来时疯狂的表情。
同她的身体比起来，她的面容惊人的老，好像生下来就已经是个老妇。
她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面。
后来，她的父亲不得不把她嫁出去。
她嫁给了山沟里一个叫做黑水的人。
黑水是个哑巴，总是像一潭黑水一样沉默。
黑水很知道疼自己的老婆，从来不让她干活。人们说，黑水干活的时候，她会在一个板凳上安静地坐着剥花生，好像是一个婴儿。
很奇怪，疯女人在他的调教下，居然慢慢变得正常，开始穿衣服。
人们都说这个女人得的是花痴，和男人睡觉，就好了。
她和黑水过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怀孕。
那个男人开始惩罚她。
后来，她用镰刀把黑水砍伤，在他睡觉的时候。
据说这件事情并没有报案，黑水家族的人只是把她在一个黑屋子里锁了很长的时间。
她居然逃了出来，逃回了她的家乡。人们觉得很奇怪，那个山村离这里很远，足有几十公里，不知道她是怎么记住的回家的路。让人们更奇怪的是，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产。
黑水家族的人得到消息之后，又把她拉了回去。
她的男人又出现了一次，他的眼角有一条很长的伤疤，是被女人砍的。
后来，这个女人在临产的时候死了。她被人匆匆埋葬，连坟头都没有。
这是一桩真实事件，是童年的一个噩梦。
小时候，我还总会碰见蒙古症患者。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却有着近乎相同的面目，近乎相同的表情。这经常把人弄得神经错乱，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22
我小时候的朋友都和我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这个村子几乎都是农民，在公家单位上班的人不太多。你可以轻易地把他们从一群人里面认出来。在过年的时候，一般的农民会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而他们则穿着厚重的黑色或是褐色的呢子大衣，带着鸭舌帽，口袋里装着只有过节时才会抽的好烟。有时候，这些烟的烟盒是白纸包的，他们就会说这是烟厂特供烟，只有有关系的人才搞得到。因为这种烟很珍贵，所以他们不会乱发，只给他们认为有用的人或是体面的人。这些上班的人差不多都会有辆自行车，这些车都很大很旧，但是经常擦拭，所以看起来很结实。车的后座上通常会捆着一条自行车的内胎，污损成黑红的颜色，是用来绑饭盒的。他们骑着这样的车去上班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骑着马的将军。他们和所有碰到的人打着招呼，优越感总是显而易见。
他们很少邀请真正的农民到家里去做客，他们只请和自己一样，有着一份稳定工作的体面人。他们的家里通常都收拾得很整齐，有的还有沙发，但都是自己或找人做的。家里都是洋灰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还会洒点儿水，看起来很清爽。屋里的一角摆着钢筋焊的脸盆架，涂着油漆，毛巾搭在用过的日光灯管上而不是随手一丢或是搭在铁丝上。他们大都是技术工人，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把家布置得更好。当然，他们的孩子似乎也比农民的孩子穿戴得讲究一些，很多人还有自己的房间，尤其是女孩儿，估计是怕她们听到父母做爱的声音。
一些朋友的家很整洁，而另一些朋友的家则完全不同。我有个朋友叫老偏儿，是他爹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才把他弄出来的，费了不少力气，因此很爱护。他之所以叫老偏儿，就因为他的头部有点不对称，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睡姿不好给闹的。老偏儿上面有两个姐姐，都在打零工。老偏儿一家住在低矮的房子里，窗户很小，糊着窗户纸，所以光线不好。屋里养着怕冷的小动物，有时候是几只鸡，有时候是一只羊，地上摆着它们吃的东西，所以气味复杂。地是土地，炕是土炕，说话的时候要坐在炕上。炕边上糊着彩色的画，大都是《杨八姐游春 》《 精忠报国 》或是《 水浒传 》什么的，挨着门的地方因为靠的人太多，所以是破的，露出墙面，主人总是提醒不要蹭脏了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