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的照片，比诸凄厉的怪叫声里饮食店里的一切玻璃器皿陡然显出的煞相和
狞光，比诸你一拔开就好像拉动了炸药的火线，而顿时把整所房子都压到你
头上来的一个寻常的浴盆塞子……这些算是从远方来的新玩意儿吧，因为我
们中国抗拒了更久的异国入侵战争、本国人“围剿”本国人战争，遭受到的
肉体与精神的恐怖，已属司空见惯，陈旧到不需多提了。要提近的，要讲新
的，那么我们在享受“四季如春”的这里，目前一留意也就俯拾即是。比起
来，那些有形的恐怖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比起了“那东西”更看不见
的，形之于让同胞正因为替大家打仗而挖空心思来饿空肚子的这些年轻人的
枯槁失神，形之于抛在地上的这么一个不幸者的最后一举手挥去，早已像他
的将军一样急不及待的乌鸦，形之于“出”所谓“葬”的路上一具代用品棺
材里叫出来的一声哀求，“放我出来吧，班长，我还活着呀！”
尽管显得离奇，西方人所恭维备至于我们的——对于自然的敏感，实在
正一脉相通，他们所大惊小怪于我们的——冷酷。此中并无不可解处。不顾
复杂的整体而局部培养与精练某种感官，实趋于颓废，而颓废若不曾及时匡
正，终于会丧尽全盘的感性。美食家把品味力提细到居然想出了叫活鹅在火
架上跳舞而集其烤脆的掌皮作成的那碟荒唐菜，就呈现了麻木不仁的确症。
换一句话说，他丧失了对于整体的感觉。此所以说“玩物丧志”。衣食不足
无从讲礼义，自然。可是到底又是什么造成的这种非人的极致，若不是先失
去整体的感觉。最多或者可以说这里的因果关系也就像鸡生蛋蛋生鸡而已。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靠得住的，一个人决得不到什么解救，如果即便在生存
竞争中，锉钝自己的感性。而感性正是我们必须首先重刷新起来的，否则我
们休想理解故事中那位青年女教师绝顶精微的尴尬以及她最后道德的胜利。
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倘若我们中国人不赏识裂成两半
的一般西方人的产品。艾德门德·威尔孙（Ｅｄｍｕｎｄ Ｗｉｌ－ｓｏｎ）确实随了另外
一些人断言《螺丝扭》里的那位女教师“是一个性抑制的精神病例，那两个
鬼根本不是真鬼而是女教师的幻觉。”许多细节里都给指出了弗路依德说法
的精确。性的意象的确似乎随处可见。那位二爷鬼穿了主人的衣服，而年轻
的女教师实在对年轻的老爷非常好。男鬼既然出现在塔上，女鬼，那个前任，
亦可以解释为情敌的女教师，又出现在水边。虽然艾德门德·威尔孙是有声
望的当代批评家，这种分析却也反而使人糊涂。正如去年病死在英国的希腊
青年诗人卡伯太纳基斯（Ｃａｐｅｔａｎａｋｉｓ）所说（据约翰·雷曼转述）“心理学
可以解释事物，却决不能揭示它们的意义。”譬如说，认为不但线条，连颜
色都有性的意义，推到极端，一幅名画也大可分析得毫无价值。所以还是斯
悌分·斯本德（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ｐｅｎｄｅｒ）所作的结论较为近情理。他认为这篇故事
可能是“一个不自觉的性幻想，或者亨利·詹姆士凭直觉加在了女教师的处
境上一种较他原属意者更深的意义。”一点精神病的朕兆确乎在这里不难找
到。而这种神经失常，对于人类今日所陷入的混乱，人类感性所遭受的大规
模戕害或轰炸，也可以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多少年来横扫了欧洲的一
种自杀狂，如果没有怎样感染到我们，这也不足为我们庆幸，因为我们多少
人久已处到了一种更坏的境地。病究竟比死还离生命近一步。“整个的人”
固然是中国过去大可以产出的东西。只可惜“行尸走肉”很容易成为把“整
个的人”挖苦了的戏拟，而这种戏拟正是我们今日 “大后方”的特产了。 “见
鬼”，听听这篇平凡中出奇的鬼故事，也许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发聩震聋的作
用。
这篇故事，毫无疑义，不像一本普通的“耸听小说”
（“ｔｈｒｉｌｌｅｒ”），用意并不在满足惊险感（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的追求——那
是另一个戕贼感性的法门。亨利·詹姆士在这里的目标要高得多。那位记载
的所有主，实在大有理由如他确实那样的大大方方的承认那些听故事人开玩
笑说的——这是言情的故事。正是一种博大的爱，才使得女教师如此魄力惊
人的搏斗了恶。这篇故事十足可以拿来当例子说明罗维尔德·麦孙（Ｒｏｎａｌｄ
Ｍａｓｏｎ）先生在晚近一期《企鹅版新写作》里所称的“创造性的接受梦魇”，
那是跟熬劲相辅了终足以“摧毁梦魇”。这点是否能应用到威廉·参索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ｓｏｍ）以及其他卡夫卡（Ｋａｆｋａ）的追效者所写的寓言式故事，
大可怀疑。问题在它们是否够“创造性”。且不论弄玄虚决不是解决迷惑的
办法，梦魇式描摩梦魇，离“创造性”的程度总还差一步。在亨利·詹姆士，
这一点是确凿的：他采用超自然的东西无非是把自然中的基要的地方表现出
来的更直接的办法。诚如他自己对于这篇小说所招供的，他志在“专一、明
白和圆融”。他所尝试而成功的，有几分像布莱克所说的“从一粒砂里见一
个世界”——如斯特朗（Ｌ． Ａ． Ｇ． Ｓｔｒｏｎｇ）在同期《新写作》所说的一个“超
越的大现实”的一种结晶作用。一场风波就如此，仿佛是，当真给抓在了一
只茶杯里了。
现在，我们从感性上对于书中道德的意义有所警醒了，自然就能欣赏作
为艺术品的这篇小说的动人处。 作者在读者心中所引起的恐怖， 正如卡尔·格
拉波（Ｋａｒｌ Ｇｒａｂｏ）教授所指出的，远比“任何显豁的有定限的‘恶’所能
唤起的启示”为大，实得之于他的暗示力。这样一来，他就驾轻就易，省了
老套，无须借助背景的怪诞不经、动作的狂暴、言辞的耸人听闻，安排下了
如此平静的一套价值的尺度，他只消经空气的最轻微的一颤动，就获致了一
个震骇的效果。
于是故事的节奏美也再不能逃过气压计式的心灵了。格拉波颇为卓越的
分析了其中动作的波浪起伏，一波稍平后，让感情喘一口气，再作另一波更
高的激荡。“这些间歇的调节”，他总括说，“这种细节的选配，在量上也
在质上，每一个高点藉以凌驾前一个高点，从不使读者失望而不仅仅超越他
的期望的——直可以拟诸一部交响乐的演奏，其中的错综变化，其中的此进
彼退，都协调和递换得拍合最后最高的效果。”而斯本德先生，正如一位诗
人自然会的，又发现它，跟《诗人的信件》一样的，有一种“难能可贵而纯
粹的诗情，令人想起格路克的音乐”。如果你有一副赏识舞蹈的眼睛，你也
可以从那些场景中发现许多对称变化的花样，这一边和那一边互相映发，一
层比一层更加强烈。这篇小说愈捉摸愈有所得，真仿佛永无止境。
然而你掩卷了，就像从一场演奏会里出来了，你不会感到，对于善的感
觉因对于美的感觉磨快了而相应的有所锉钝。恰好相反，你会越发愤慨周遭
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也正就是这一点效果才使得这一篇故事，如一般公认的，
超越了一般恐怖贩子的货色，即使就在惊险感制造的领域以内。它的恐怖宁
在于它的内涵。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原载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注：《螺丝扭》今日在亨利·詹姆士的小说当中已成最流行的一本。
但他自己也不会预料到，在几种文库以外，还会被收入美国最通俗的《口袋
书》（Ｐｏｃｋｅｔ Ｂｏｏｋｓ）的选集。文字决不是易读的，虽然还不如他晚年的那
一两本里的纠结扭曲。这种文体虽然过火了，跟这本小说里紧张得叫人咬牙
关而又入微的情调，倒也相称。
最近一期《时与潮文艺》转报导法国文坛的一文中有一点小疏忽。它说
法国青年已经嫌普如思忒太微妙，太俗气，他声誉没落正如亨利·詹姆士。
它所根据的报导我也见过，那里我记得说普如思忒已被这一代年轻人认为是
“俗气一点的亨利· 詹姆士” 而亨利·詹姆士正受他们的崇敬，跟瓦尔特·佩
德差不多。一时的风气自然不能太重视，可是事实也不妨说说。据去冬艾·威
尔孙的报告，美国文学青年都读詹姆士。作者到晚年，书出了无法销，今日
因美国的金属版被熔掉，伦敦的存货被炸掉，书又很难觅。美国去年，就我
所知，重印了他的一本长篇小说，编印了两本中篇小说集，哈佛大学的麦绥
森教授还出了一本讲詹姆士的专著。“今日，”威尔孙说，“詹姆士在读众
心目中活着，正如他身前倒也许从没有活过。”——作者注
桑敦·槐尔德的《断桥记》
——黄惟新译本序
这本小说里的大事件，从外表上说来，就是桥断。十八世纪初，秘鲁山
间的一条索桥有一天忽然断折，抛落到底下深沟里五个过路人，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作者在开章就这么轻轻的一句把事情交代了，以后也只用一句描
写了当时的情形，因为断桥事件本身在意义上并不重要。
亨尼泊教友可不这么想。正不下于那些一听说桥断就闹得满城风雨的利
马人，他以为这一定出于上帝的意旨。不过他跟那些庸人不一样，他决心对
他们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它。他敲遍了利马市民的家门，搜访那五个大人小孩
的事迹，花了六年的工夫，通过了一切困难，好容易编成了一部煌煌巨著。
可是在结论中他只是模棱两可的认为同一件桥断的事故一方面把恶人摧毁，
一方面把好人拔升天堂。这是谁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的搪塞，难怪叫
他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恶人蒙德迈侯爵夫人和比奥叔叔，他也知道大有可
能却正是好人。结果他又遭遇了原先暗里试过一番的小实验所给他的嘲弄。
他曾在一个疫疠侵袭的村子里调查出一张统计表，不但证明不出恶有恶报，
却反而证明了上帝偏叫好人遭了殃。那一次的发现，他偷偷的撕了扔在太平
洋里。这一次的落到了法官的眼底，就不能放过他，害得他挨了邪说惑众的
罪名，陪了它在大庭广众里一块儿焚化。他以身作则也正好证明了上帝的不
公正。他以身作则，却也出于嘲弄的，证明了另一点不可测：他满以为没有
人相信他的菩萨心肠了，而刑场的人众里竟有许多人相信他，因为他深受他
们的爱戴。他以身作则，尤其是，非他自己所知的，不曾白费，而恰好对照
出了全书的意义。
原来，那五个大人小孩，正如亨尼泊自己，都是好人。不但如此，尤其
是那三个年龄较大也就较主要的人物，蒙德迈侯爵夫人、比奥叔叔和哀思得
班，都是经过了由爱而来的最深的磨难而豁然贯通，不再执着，不再无意中
放不下自我，而扩大了爱，正在作出新生活的开端。就在这个开头，他们可
恰巧碰上了桥断。这怎么解释？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善恶报应在
佛家也登不上大乘的台盘。意义在大家走到了一条桥上，桥发生了意外，自
在所不计，何况成败也很难说。那五个大人小孩在一个共同点上崩沮了，可
是这也正好叫另外那三个与五个死者关系最密切的生者改变了——哀思得班
和配碧达的保护人、比奥叔叔一手造就了的名女优亦即亥米的母亲，以及蒙
德迈侯爵夫人的女儿。堂尼亚·克莱拉改变了厌恶母亲的态度，老远从西班
牙跑来找了马利亚嬷嬷；卡密拉不再自陷于绝望，而从田庄上跑来了帮助马
利亚嬷嬷：她们三个走到一起。这位慈祥的女修道院长不但顿悟了念念不忘
道统的得传，实属无谓，而且明白了就是错误在爱中也不会久长，尤其到最
后，她因而得以作了总结：“即在此刻，就几乎谁也不记得哀思得班和配碧
达，除了我自己。只有卡密拉还记得她的比奥叔叔和她的儿子；这个女人还
记得她的母亲。可是不久我们就要死了，那五个所留下来的记忆也就要离去
人间了，我们自己也将是被爱了一会儿随即忘却。可是爱就够了；所有爱的
那些冲动都回到引起它们的爱。对于爱即使记忆也并非必要。世界上有一块
生者的国土，也有一块死者的国土，桥即是爱，那是唯一的存留者，唯一的
意义。”
如此撇下了那条具体的桥，作者就带了我们走上这条抽象的桥。这个联
系不但贯通死者与生者，而且融合了一切宗教精神，实不仅统一了基督教精
神而已。布赖克牟（Ｒ． Ｐ． Ｂｌａｃｋｍｕｒ）在去年的《偏向评论》（Ｐａｒｔｉｚ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夏季号上批评托·斯·艾略特，说应该把他的“宗教是共同的秩序
与信仰”倒过来改为“共同的秩序与信仰即宗教”。这用到此处正好合适。
艾略特若干年来似乎认为救世唯有靠复兴早已过时的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
里的一个保守的宗派。他的深思只使他站在形式上，反不如桑敦·槐尔德抓
住了基要的精神。爱·摩·福思忒（Ｅ． Ｍ． Ｆｏｒｓｔｅｒ）也似乎不是艾略特那样
的深思者却凭直觉也能 （虽然原来并不是针对艾略特的）给他一语道破： “秩序是一件从内演化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件从外强加上来的东西。”而宗教精
神固无往而不通的。艾德门德·威尔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中说
过，“真正有道德的深知灼见的天才发动得了任何引擎的马达。”他提到了
（法国的班雅曼·克雷缪似乎比他先提到）普如思忒在他的小说里讲过的道
德义务：我们仿佛在前世里结下了宿债，以致在地上本无必要而自己一定要
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例如在一位艺术家， “二十次重开始写一段文章，
也许终被人赞叹起来，惟有在他的尸体被虫蛆吞噬以后了。”这一点，威尔
孙就说，实可以引用到“看不起现世的便宜的每一种道德的、美学的、或智
力的热情。”他接着讲槐尔德的《天国是我的目的地》中的宗教倾向，用在
基督徒乔治·布拉希（Ｂｒｕｓｈ）身上固然可以，也未见得不可以用到社会主义
者辛克莱的场合。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槐尔德就在这本《断桥记》里也已经像
普如思忒一样的触及了这一点。请看，在卡密拉兴高采烈的下场了回到化装
室，遭受了她的保护人亦即老教师的挑剔而痛哭了一场，两个人随即又彻夜
钻研，捻逗戏里的情节与对白以后：“这两位想讨好谁呢？决不是利马的观
众。他们是早就满意了。我们来自一个叫我见识过种种难以置信的优美标准
的世界，我们依稀还记得不再受我们所抓住的种种美点，而我们就回到那个
世界去。比奥叔叔和卡密拉·波理晓尔所以自苦，是努力想在秘鲁建立起卡
尔代隆先他们前往的某种天国里的一些戏剧标准。”这也就是宗教精神。
可是作者的理解也犯了基督教兴起以来西洋观念里的一贯的错误。他也
见外所谓“欲情的爱”。“这种爱”，他说，“虽然能扩张大度与周到，虽
能产生憧憬与伟大的诗境，仍然属于自私的最敏锐的表现。”其实到最高的
境界，欲情的爱并不妨害更大的爱，而只有助进更大的爱；它如有什么毛病，
那就该在停滞，也就是执着。基督教硬把人分成灵和肉，去肉就灵，而教人
只“给”不“取”。劳伦斯作了反驳，不主张光是“给”，而是正因为斤斤
较量于“取”，结果实在又不见得能做到他理想的契合。里尔克似乎并不歧
视欲情的爱，只是偏重在爱而不在被爱。这已经高出了一等，在爱的态度上
原属如此。自然，基督教也明言想“得”的只有“失”，可是“得”也应不
致认为非。给了无所得，固然自强不息者也应不致认为失，可是给了且得了
只有更增加、扩大和提高“给”。至于自己不争气，经不起顺利，那是另外
一回事。不执着正应解释为进步。
所以作者从这个故事里抽出来的中心，那条抽象的桥，该题上“仁”字，
该题上“智”字，实不如让“见”者自定。尤其在文学的立场上说来，这条
桥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的真实性，轻松的文笔下撼到灵魂深处
的悲剧式的紧张，荒诞的表面下透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正如亥米的母亲临别
送给他以备他在夜里睡不着觉起来好看看的那块会在黑暗里发亮的小宝石。
而讲到这些地方，只有让书自己给自己来介绍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原载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世界文艺季刊》一卷二期）
附注：桑敦·尼文·槐尔德（Ｔｈｏｒｔｏｎ Ｎｉｖｅｎ Ｗｉｌｄｅｒ）生于 １８９７ 年，
曾从
１９０６ 年起在香港住了三年，又在上海住了五年，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先后
任两地的美国总领事。１９１４ 年回美国预备进大学， １９１８ 年被征入伍。
战后进耶鲁，１９２０ 年毕业，又于 １９２５ 年在普灵斯敦得硕士学位。《断桥记》１９２７ 年出版，出版后立即被公认为现代小说中的小杰作，风行一时，
１９２８ 年获普里泽小说奖，居该年度畅销书小说门第一位。近二十年来美国历
年小说畅销书第一位至今未被遗忘而仍被批评家一致推崇的，在 １９３９ 年的
《愤怒的葡萄》以外，几乎可以说仅此一本而已。槐尔德还写过一些小说和
一些戏剧。他前后有两部戏剧都得普里泽戏剧奖。——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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