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知道，按理我不应该随便透露病人的病情，这属于隐私。西方社会绝对不允许。”他充分地强调了这份人情。
李东有把握地一笑：“这不是在中国吗? 何况你的病人已经去世，这位女士是亲属，她有权利知道一切。”
李东回头看了看我，我心领神会地表示配合，坚定地点一点头。
医生抬手扶着眼镜，做出无奈的样子：“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他翻开手边一本厚厚的医学词典。“重症肌无力，对这种病你们了解多少? ”
我和李东同时摇头，顺便做出虚心求教的表情。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神经和肌肉接头部位因乙酰胆硷受体减少而出现传递障碍的免疫性疾病。少数起病急骤并迅速恶化，多数有一个病症迁延的过程。”
“张根本属于哪种? ”我探着头，努力要看清那本书上的字。
“少数和多数之间。起病不算太急，但是过程发展很快。”
“快到什么情况? ”
医生微仰了头：“我想想——对不起，我手边没有他的病历，说不准他第一次就诊的时间。大概是在两年之前吧。他找我时的主诉是，四肢会在突然之间绵软无力，心慌，严重时曾经在办公室摔倒，躺下来休息一阵又能恢复。
如果劳累或者喝酒，这种情况会频频出现。”
“你是立刻诊断出病因的吗? ”
“不，这种病并不常见，开始我没有往这方面考虑。后来我发现他眼睑有些下垂，而且有斜视现象，才引起怀疑，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药物试验，电生理检查，胸腺CT检查，还有血清化验。我确诊他是患上了重症肌无力。”
我的手指蜷在掌心里，微微地发抖。我全身都在颤抖，过电一样。
李东靠近了我，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拍了一拍。我挺直身体，控制住自己。
“你给他做过积极治疗吗? ”
“很多。他不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人，这我知道。可是你们要明白，很多疾病是有着不可逆转性的，治疗不过是尽量延缓这个过程。事实上，因为他不肯放弃工作全日制地休息，他的病情发展比我预想的更快。”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
他掰着指头：“呼吸微弱，发绀，烦躁，吞咽咳痰困难，语言低微至不能出声，最后呼吸停止。此外，还有呕吐，腹痛，腹泻，瞳孔缩小，多汗，流涎，气管分泌物增多，心率变慢，肌肉震颤、痉挛和紧缩，焦虑，失眠，精神错乱，意识不清，抽搐，昏迷……”
我从指尖开始发冷。开始是手指，然后是脚趾。他说得越多，我的冷感发展得越快，从四肢冻缩到心脏，到耳朵和脑门。我成了一个冰冻的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的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告辞出门，又一步一步挪到李东的陆虎车上的。
“你行吗? 我是说，你一个人呆着……”李东不放心地看着我。
“我行。我想一个人呆着。”
“我送你吧。去哪儿? ”
我茫然地看着车前飞过去的一只蝴蝶。淡绿色，点缀了黑色和橘色的斑纹，飞得优雅而傲慢。“东湖公园。”我说。
李东没有多嘴，一言不发地开车送我过去。车里除了原先的剃须水和皮革味儿之外，又添上了我们两个从医院里带出来的酒精药水味，层次丰富起来。我看着李东穿黑色套衫的侧影，感谢他用沉默给我腾出了一个人思考的空间。
东湖公园比十年前更加漂亮了。明雅艳丽的小花黄蝉，热情洋溢的红色龙船花，粉色和白色的夹竹桃，大叶紫薇、鸡蛋花、扶桑花……
我去过的所有城市，都没有深圳这样花团锦簇，花事纷繁。我在花坛里还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花，伞形的花朵，花冠是浓郁的橙红，边缘镶一圈明艳的金黄，长长的花丝鲜红夺目，探垂在花冠之外，像火箭升天喷出来的一束火焰。我凑近标签看，知道它叫“金凤花”，从拉丁美洲巴西一带移植过来的。
深圳这样的气候，什么花草都能够成活。
深圳的人事环境也同样如此，追梦的人，淘金的人，流浪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失恋受伤的人，隐名埋姓的人，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块立脚之地，从街边发广告做起，某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换了人生。
我一遍一遍地回想医生的话：张根本在两年之前开始就医，他患上了实际上无法治愈的免疫性疾病……治疗不过是延缓过程……病情发展比医生预想的更快……
艾早知道张根本患病吗? 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张根本已经着手了结公司业务，律师纪宏林曾经告诉我，公司早就清盘了，张根本为他的妻子办好了投资移民，孩子同时带到了澳大利亚，张根本甚至给我留下一张银行卡，里面有足够买一套商品房的钱……既然如此，艾早为什么还要杀他? 她跟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居然等不及看到他的自然死亡? 艾早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傻事啊!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手捧着一小盆不知道从哪儿买到手的浅黄色的蝴蝶花，眼睛盯着盛开的花朵，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脚步重了会抖落了花瓣。他的妈妈微笑地跟在后面，一手拎着孩子脱下的外衣，一手抓着一袋打开的食物，薯片或是膨化玉米条。母子两人的身上洒满阳光，脸上洋溢着对花草植物的敬惜，神圣，还有爱怜。
我想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在东湖边上的小小插曲。那是除夕的下午，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我们三个人逛东湖公园里的花市，为他们明年的发迹寻吉利，讨彩头。
我和艾早东张西望地走在张根本前面。深圳的花市实在让我目不暇接，那么多的盆花，鲜切花，无土栽培的花，转基因的花，跨节气、跨地域、跨越东西和南北地球的花，琳琅满目，争奇斗艳，让我们两个人的嘴巴里不住声地发出惊叹。我们恨不能浑身上下长满眼睛，也恨不能浑身上下长满鼻子。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辨别什么样的香味来自什么样的花种。我们走进花市就看醉了也闻醉了。艾早手里已经捧了一大把淡粉色的百合，此刻又盯住了花摊上的最后一束紫灰色玫瑰。摊主操着难懂的广东普通话，热情万分地招揽生意：“小姐啊，这是名贵的罗马尼亚玫瑰啊，花市上没有第二个人有我这个颜色，你好买啊。”
我转身去看落在后面的张根本，他已经挑好了两盆半人多高的金橘，正在往盆沿上裹红纸，叫摊主帮他搬到车上。我问艾早，广东人为什么都喜欢买金橘过年?艾早说她也弄不太清楚，大吉大利的意思吧? 反正家家都要有一盆，就像我们小时候家家都要往桌上放一盘代表“步步高升”的云片糕一样。
艾早选了一大抱罗马尼亚玫瑰，付了钱，把百合转移到了我手上，自己抱着玫瑰，意犹未尽地招呼我打回转。玫瑰真的是漂亮，那样优雅又略带忧郁的紫灰色，干净得一尘不染，孤傲得与世隔离，盯住它看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屏息静气。我担心花市上人头攒动，会把过于娇嫩的花朵碰坏，一个劲地提醒艾早注意。艾早就把花束高高地举起来，那一抱美丽和芳香便飘浮在众人的头顶之上，梦一样地微笑和移动。
谁也没有料到，一个莽撞的小男孩在人群里寻找他妈妈时，像一发出膛炮弹，嘭地扎到了艾早身上。艾早猝不及防，连连后退几步，被人群一挤，又反弹到旁边摆放花桶的木头架子边。艾早手撑着木架没有跌倒，但是她手里的玫瑰在几个人的头上身上洒下了小小一阵花雨，花瓣掉落得干干净净。
艾早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手里剩下的光秃秃的玫瑰花枝。她回头寻找那个肇事的鲁莽男孩，孩子却已经鱼一样游到了别处。
“算了，”我说，“玫瑰就是这样的，花瓣一碰就掉。”
“今天是过年。”艾早强调。
“别相信深圳人的彩头。我们是外地人。”
“为什么偏偏是我? 你觉得会应在什么事情上? ”
我把手里的粉色百合塞到她怀里：“拿着! 百年好合，有这个还不够吗? ”
艾早皱着眉头，看看怀里的花，又看看我，有一点不知所措。
张根本挤过来找我们，听说了事情的原委，笑嘻嘻揽住艾早：“多大的事情啊!小晚还在旁边看着呢，高兴点儿!”
“张根本，我估计我们两个人过不长久。花瓣和花枝要分开。”艾早的神情异常严肃。
张根本同样严肃起来，一字一句：“艾早，你能不能不说这些? ”
然后我们三个人上车回家，一路上都保持沉默。直到晚饭后张根本拿出鞭炮，招呼我们到外面去放，大家才重新嘻嘻哈哈高兴起来。
两年之后，艾早在南京，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两居室教师住房里，情绪低落地告诉我，她跟张根本离婚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老流氓! ”我像个笨重的皮球一样蹦起来，愤怒异常。
艾早对我的反应哭笑不得，她说艾晚你不要这样。你不能激动也不能蹦来蹦去，你已经身怀六甲，很快就能当妈妈了。
艾早说到“妈妈”这个字眼的时候，吐气如兰，面露神往，眼睛里飘着一层柔软的飞絮。她无比羡慕我能有当母亲的幸福，哪怕我是未婚而孕，哪怕我无论如何不肯对她透露孩子父亲的情况。
不，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不是张根本主动抛弃艾早，是艾早坚持要跟张根本离婚。那一年，一九九六年，他们在深圳创立的公司进入良性循环，资本已经超过一千万，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利润更大的增值，张根本需要有个儿子来继承这笔庞大的资产。他嘴里没有说过，可是他的眼神，他的叹息，他的夜不能寐，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心里的愿望。
“艾晚你知道的，他年纪不小了，这个事情再不解决，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儿子了。我没必要这么自私，对不对? 我谈不上爱他，可我跟他没有冤仇，应该放他一条生路。”
艾早坐在我的对面，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她穿着从香港中环名品店买来的昂贵的西服，腰身的裁剪把她整个人勾勒得挺拔精干，又透出商界女强人的知性优雅。跟她相比，怀孕使得我身材臃肿，头发蓬乱，面生暗疮，一副邋邋遢遢不事修整的傻样。
我问了她一个非常唐突的问题，我说：“艾早，你后悔跟那个实习医生的事吗?”
她把头低着，很久都没有说话。再把头抬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睛是红的。“干吗再提从前呢? 人必须要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吗? 人在迈出关键一步的时候，不可能预测到很久之后的结果。人在那个时候是瞎子，聋子，器官全部遮蔽，只剩下心里开着的一扇窗口，那窗口只对着一个人，那个我想要的人。”
“这就对了。”我说，“你不能再生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我走过去，拉起她的一只手，放在我腹部。
我们一样，我心里的窗口同样只对着一个人，一个我爱着的人。摸摸他，摸摸这个踢腿蹬脚的孩子，感受他的存在。他也应该是你的，艾早，他有一半的生命要归属于你。无论晚年你的遭遇如何，他都会关心你，孝敬你，侍奉你。
“艾晚你怎么啦? ”她吃惊地伸手摸摸我的脸。她还没有明白一切，也许永远都不能明白。
我的秘密。关在我心里就行了，用不着说出来伤害别人。
那一次我们见面，是因为艾早要赶到南京跟我会合，然后带上我一起回青阳。
艾好死了。青阳的神童，天才，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我们最亲爱的弟弟，在精神病院吞咽下过量的手纸，胃胀而死。
之前的一段日子，医院护士发现艾好总是撕书往嘴巴里填。精神病院里有个很小的阅览室，有几份报纸，几份《读者文摘》、《家庭》、《电影画报》，还有一百来册图书。艾好经常趁人不注意时潜进阅览室，把杂志和书页撕下来，一片一片地塞进嘴巴，嚼食饼干一样，吃得怡然陶醉。护士汇报给管床的医生，医生下令不让艾好接近阅览室，杜绝他手边得到有字的纸片。结果艾好在一天夜里，所有人熟睡时，偷偷爬起来跑到卫生间，坐在抽水马桶上，把用剩的半筒“洁云”牌卫生纸吃了，把水箱上面备着的没有开封的一整筒卫生纸也吃了。凌晨他腹胀如鼓，一个人从床上滚到地上，牛一样地喘息，哀号，吐出白沫，而后又吐出血沫。精神病院的院长打“120 ”急救电话，把他送到青阳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开刀取物。来不及了，艾好的胃动脉破裂，出血而死。
已经是青阳运输公司老总的赵三虎亲自开了一辆桑塔纳轿车赶到南京，接我和艾早。
他小心翼翼看着我们的神色，劝慰说：“想开了，这个结局也不出意料。总不能指望一个精神病人活到七老八十无疾而终。最起码我李姨和艾叔是超脱了。”
“超脱个屁! ”艾早恶狠狠地骂他，“艾好是我爸妈的希望荣耀心肝宝贝你不知道啊? ”
“可是……”赵三虎很不服气：“这么多年不是你拿钱给他治病让他住院吗? ”
“我愿意! 我不想他死，我想要好吃好喝供养他一辈子! ”艾早几乎有一点歇斯底里。
赵三虎就小心开车，再不说话。他从小习惯了艾早对他蛮横无理撒娇发痴。如果他的母亲艾早的胡妈活着，老人家同样不会允许三虎对艾早有一点违抗。
车到青阳，先没有回家，直接就去了殡仪馆停尸房。艾好还睡在巨大的冰盒子里，等着跟我和艾早见最后一面。
艾早警告我：“小妈妈，我哭可以，你不许哭。你要哭我替你哭。”
我说：“好，我让你哭。”
可是棺盖揭开来，我一眼看见了艾好青白的、肿胀的、有着圆圆的鼻头和肥嘟嘟嘴唇的那张胖脸时，我忍不住地失声大哭。我好像又看见了艾好八岁时站在台上一边拎裤子一边表演“珠心算”的样子，看见他抱着一本书蜷在藤椅上的痴迷快乐，看见他面对生人时不停舔着嘴唇的叫人怜惜的憨态。我哭得腿脚都抽了筋，直到三虎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把我抱出停尸房。
“艾晚，你真的不能这样哭，会伤胎气。”三虎自己已经做了父亲，所以他可以稍稍地威胁我一下。
我抽咽，上气不接下气：“可是我的弟弟没有了! 我从此再没有弟弟了! ”
三虎眼圈一红，自己跟着抹起了泪花。
自从张根本以十万元的价钱把艾家酱园卖给了一个离城回乡的老干部，带着艾早远飞海南，以这笔款子为本，开始了他们艰难甚至是惊险的打拼生涯，我父母一气之下把小偏院也卖了，价钱却三文不值两文。老两口搬到了县中分配给我妈妈的一套单元房子里。我妈妈一辈子教书，临近退休，应该享受到国家的这点福利。
房子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朝南，但是前面的楼层挡住了阳光，所以基本上还是阴面。小的一间朝北，旁边是一间厨房。两米宽的过道里放张吃饭桌，人少时勉强可以对付。过道尽头的厕所，不到两平方米，浴缸自然是放不下，装了个喷淋龙头，接上热水器，冲澡就在地上站着，完了把积水刷进地漏。
这些都算是小事，关键是房子在六楼，我妈妈站了一辈子讲台，老来得了静脉曲张，两条腿鼓鼓胀胀像小蛇盘缠，上下楼就比较困难。一般情况下，买菜倒垃圾这些琐事必须由我爸爸承担。我爸爸是艾家酱园的少爷出身，从小在外读书，结婚后又请了胡妈，之后是艾早长大成了主要劳力，他没有做家务的经验和习惯，对集邮的痴迷倒是一日甚过一日，老两口在家里便常常为家事发生龃龉，生活变得日渐破碎和失意。
那个年代青阳还没有建设商品房，除了少量祖屋之外，住房一律属于单位分配，所以艾早即便有心拿出钱来为父母改善条件，也无房可买。
再说我妈妈李素清好歹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向来以清高面目示人，她不屑地对我哼着鼻子：“艾早能有什么钱? 她的钱还不是张根本的钱? 是张根本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 饿死不吃嗟来之食，这点儿骨气我有。”
这样一来，李素清就只能静脉曲张着猫在六楼上，艾忠义就只能笨拙地爬上爬下买菜倒垃圾提油背炭。李素清一点儿都没有觉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好，相反，她怀念五六十年代的纯朴和简单。
艾好的死对我妈妈打击很大，我和艾早从殡仪馆出来赶到家，发现她的头发已经是白多黑少。从前她常常是以满头青丝傲人的，总体说来她比她的同事们年轻：皮肤红润饱满，脸颊不见老人斑，眼角有皱纹，但是眼皮没有耷拉，嘴巴也没有皱缩成一只风干桃子，脖颈尤其光洁挺拔。而此刻打开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半老妇人，发丝蓬乱，眼泡肿胀，脸部肌肉的走向全部呈向下姿态，仿佛一夜之间被地球引力拉扯得不成样子，嘴巴也无可奈何地瘪缩进去，变得尖刻、庸常和琐碎。
我爸爸也同样如此，他的眼神浑浊，鼻尖发红，若有若无地挂着一滴清鼻涕，鼻毛也探出鼻孔，从未有过的邋遢和落魄。他抬手拿手帕擤鼻涕时，我发现他的手一直在微微哆嗦。
“艾早，艾晚，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有长命啊! ”我妈妈以这句话开场，坐在她的床上，放声长嚎。
我爸爸、艾早、我，我们三个人都陪着她痛哭。我们抱在一起，哭得涕泪横流，哭得窗台外的麻雀都不知就里地扑棱棱飞走，哭得厕所里的水管发出呜呜的尖叫和轰鸣。
最后还是我妈妈出来收场，她随手扯过床上的一块枕巾擦擦眼睛和鼻子，嗡声说：“好了，哭哭就拉倒了，艾好这样也是迟早的事，艾晚是孕妇，别动了胎气。”
我妈妈对艾家的第三代还是在意的。艾好死了，艾早不能生育，传宗接代的事情只能是我。后来她跟艾早挤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我听到她问艾早，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不肯名正言顺地结婚生育? 她伤感地说：“艾早，我知道你们姐妹从小就要好，她不肯把实话告诉我，总该对你说吧? 她总要有个人说一说吧? ”
我躺在北屋的床上，用毛巾蒙住脸，再一次咬住牙流了泪。反正眼睛是红的，我不怕她们看出什么不对来。
因为我们姐妹难得凑在一起回家，老两口虽然悲哀，还是提前准备了不少菜。有一锅汪着厚厚黄油的清炖老母鸡汤，一碗梅干菜烧肉，清蒸翘嘴白鱼，炒雪菜毛豆，青蒜芋艿，最后是一盘煎豆腐烧青菜。我妈妈不停地为我搛菜，劝我多吃。“你的肚子不显大，是不是胎儿发育不太好? 有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 胎动次数多吗? 胎心音正常不正常? ”
我一一地回答了她的问题：胎儿发育挺好，肚子不显大是因为羊水少；已经在省妇幼保健医院建立了围产期档案；胎动平均每小时五次；胎心音非常有力，医院说十有八九是男孩。
听说可能是男孩，我妈妈的眉毛立刻扬上去了。可能她想到了艾好和艾多，觉得总算又有个男孩子投胎到了艾家，聊补悲哀。
“这孩子，他会跟谁姓? 他父亲姓什么? ”我妈妈探过头，紧张又严肃地试探我。
“当然跟我姓。他会姓艾。名字我也想好了，叫艾飞。”
我爸爸哆哆嗦嗦地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除了艾晚，你们两个都喝一杯! ”
我妈妈二话不说，端起满满一杯白酒，仰脖灌了下去。她的眼角和脸颊立刻泛出微红，连眼睛都变得水汪汪的，春情荡漾的样子，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多看。
当然，不可避免地，他们最后问到了艾早离婚的事情。我妈妈咬牙切齿地说，艾早离婚离得对，张根本坏事做尽，到老了活该是孤家寡人。艾早不愿意我妈这么说张根本，纠正道。
她离婚的意图恰恰相反，是为了成全张根本，让他今生今世还能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她的这句话让我妈目瞪口呆，老人家的嘴巴顷刻间又皱缩成一只瘪桃。
“艾早，说来说去，你居然是向着这个人? 你还盼他有个儿子做继承人? ”
“为什么不呢? ”艾早用湿毛巾擦去沾在袖口的一点汤汁，神色平静。“属于他的东西，他应该拿走。离婚我没有损失，我们平分了公司股份，我还是董事总经理。”
我妈妈用劲地把身子往后仰，靠在椅背上，手撑着桌沿，和我爸爸面面相觑。他们担忧艾早是不是和艾好一样，精神上出了问题。
我必须见到艾早，向她问个明白。分手这么多年，她不可能杀了张根本。退一万步说。即便她心怀怨恨，也不会去杀一个垂死的人。
我从东湖公园出门，打车去了福田区公安分局。我记得律师纪宏林说过，艾早的事情是在福田分局立案的。
值班警察客气地拦住我：“证件。介绍信。”
我掏出身份证，教师证。我在大学任教，从南京来。我想去看守所见一个人。我没有介绍信。
“对不起，你只能去信访接待室。地点在……”他说了一串地名。
他很年轻。虽然穿着能够吓唬人的警服，可我看出来他脸上的稚气。他有多大了? 十九? 二十? 他家里有人因为莫名其妙的杀人罪而被关进看守所吗? 我不想去信访接待室。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地方。你有什么冤情? 你的家人有什么冤情? 好吧，写个材料，把你写的东西留下来，我们会酌情处理，有结果的时候会通知你。结果怎么样呢? 石沉大海。最多给你一封打印的信：此事正在审理中。不，我不要去那种糊弄人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公安机关，闲人不可以随便出入。”小警察看我的模样不像盲流，不肯让我进门，可是也没有恶声呵斥。如果我穿得破烂些，头发蓬乱些，面色焦黄愁苦些，眼神畏缩胆怯些，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态度对待我。
一辆蓝白两色的摩托风驰电掣开过来，进门甚至都没有减速。摩托在台阶下嘎地一声刹住，骑摩托的人跳下车，掀开头盔。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那个去南京找过我的发顶稀疏的男人。
“哎! ”我大声喊，“哎! ”
小警察制止我：“请不要这样，你会因为扰乱办公秩序被拘留的。”
“我认识那个人! ”我急切地说，“你帮我叫住他! 我认识他! ”
小警察看看我，又回头看看发顶稀疏的男人。那人夹着头盔，已经在上台阶。
“王队! 有人找你! ”小警察试探着喊了一声。
发顶稀疏的男人转过身，看见了站在门外的我。他的眼睛随即眯缝起来，被太阳光刺住了一样。
我把私人侦探调查出来的情况告诉了他，就在分局门口车来车往的大路边。他仍然穿着去南京那天穿的夹克，褐黄色，领口、袖口和下摆是针织的松紧边，前胸有一片近似圆形的油渍。右侧的口袋处磨损得较厉害，有几处已经掉线，不知道是否主人经常要从这个口袋里掏出手铐或者类似东西的缘故。左侧口袋看上去新一点，但是里面白色的口袋布翻了出来，狗舌头一样耷拉在外面，彰示着主人的不拘小节。
我记得从前张根本在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讲究衣着，开摩托总是戴雪白的手套，皮鞋也要经常打磨上光。他气宇轩昂进出艾家酱园大门时，一定会把大檐帽扶正，把不小心塞进鞋帮里的裤腿拎出来，抖得笔直。
“你是说，张根本已经病人膏肓? 他迟早会死? ”发顶稀疏的男人又抬起一只手，插进脑后的发丛中。他好像喜欢这个动作。
“也许一年，也许半年。说不定只剩几个月。”
“可是，那又怎么样? ”他把手停留在脑袋后面，嘴角浮着一抹讽刺的笑。“你姐姐艾早杀了他，这是事实，是她本人自首的供状。你不可能为她翻案。”
“我想见到她。见到她我就会弄清楚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从小就无话不谈，她会告诉我一切。”
“这不行，犯罪嫌疑人在宣判服刑之前，不可以跟家属见面。”
“求求你，这非常重要……”
“办不到。我没有这个权利。”他用劲地把手从发丛里拔出来，放下。
“你可以去看守所打个招呼。甚至你可以陪同在旁边……”
“不，绝无可能。”
他的神色冰冷。我忽然在他脸上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的细节：他虽然发顶稀疏，可是胡碴非常浓密。浓黑而粗硬，青森森一片，显得冷酷，粗暴，决绝。
纪宏林律师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到达饭店，他放下公文包，手机，车钥匙，拉开我对面的椅子，落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大厅对面墙上的时钟，几乎分秒不差。
“其实，我们有事可以在办公室谈……”他看着我翻开菜单点菜，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撕开一包湿纸巾，擦手。
“我想要请你一次。”我强调了句中的“想”字。
他没有再提异议，一声不响地看我点菜。
我决定要小小地挥霍一回，表达我的诚意。我对他有事相求。我点了一人一盅六百六十元的鱼翅羹，一条清蒸石斑鱼，一份现场烹制的日本进口小牛肉，还有小青龙，蚝油生菜，榴莲酥，一瓶法国葡萄酒。他坚决不让我要那瓶葡萄酒，说他要开车，下午还要出庭办案，我只好改成了鲜榨橙汁。
“艾晚，”他说，“请你先说明事由，否则这顿饭我很难消受。”
我盯住他的眼睛。他也同样地盯住我。我意识到我们彼此都是实在的人，我可以信赖他，对他说实话。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上次来深圳时他替张根本交给我的那张银行卡。
“纪律师，这张卡上的钱，我没有动用过，现在我想用它来救我的姐姐，艾早。”
他愣了一瞬间，张嘴要问我话。我抬手拦住他。
“不好意思，请你做这件事也许会亵渎了你，但是我除此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得救她出来。这张卡上的钱，你可以随便用，交际也好，交易也好，不必跟我报账。我知道你们律师总会有关系，总会有办法。中国有句老话，功到自然成。如果钱还不够，我已经准备好了出卖我在南京的住房。”
他仍然死盯住我看，脸上暂时没有表情。
但是我明白他心里在思想，在活动，或者说，在权衡一种利益的轻重。
我把我知道的张根本患病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然我没有透露私人侦探的事，我想他也许对这事会反感，会认为我对他缺少信任。
他终于轻叹一口气，用中指把银行卡推还到我面前：“你可能是真不懂法律，所以我不能责怪你。但是我得说，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了。艾早投毒杀人是事实，哪怕这个人气息奄奄明天就会死。人只要有心跳有呼吸，他就是生命，任何人无权以任何形式中止别人的生命。我没法做到你要求的，也不想这么做。”
我转过脸，不想让他看见我眼中的泪水。
他想了一下，撕开另一包纸巾，展开，递到我手上。“请你放心，我会尽一个律师的责任，在法庭上陈述一切，恳请他们做全面考虑。我可能不会做无罪辩诉，但是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判艾早死刑。这恐怕是唯一能做到的了。”
“死刑”这个词如此沉重，像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一样，让我凉透心肺。我憎恨他说这个词的时候脸上的平静，他轻轻收拢嘴唇，吐出这个词的拼音，就如同我们平常说“喝水”或者“睡觉”那样正常。
这些冷血的律师! 职业已经把他们铸成了坚固刻板的机器，恐怕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为生活中的眼泪和哀求动容。
侍者开始上菜了，昂贵的鱼翅羹在小如茶杯的酒精炉上噗噗翻泡，飘出海鲜食物特有的腥气。我忽然反胃，想吐。我吃进去的将会是艾早在狱中长长的岁月，这么多年她心中不为人知的悲苦。我无法容忍这种享受。
李东开着他的陆虎车，最后在福田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外找到了我。当时我就像个傻瓜，像个智障的女人，或者是求告无门的村妇，木然地、一脸蠢相地坐在一堆烂石头上。我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不会像戏台上拦轿告状的情节一样，有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喝退左右，弯腰扶起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冤屈? 不，那是戏文里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里我不相信会有这事，黑脸包公和清官海瑞身上有没有过，我都存疑。
李东用劲拉起我，把我带到车上。“艾晚，你别傻了，你在门外坐上一年都见不到艾早。
不可能的事情。”
“我知道不可能，可我坐在这儿，就觉得离艾早近一点儿。”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一把抓住李东的手：“你认不认识那种通灵者? ”
“什么? ”
“通灵的人。用碗、水、筷子，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让我跟亡者对话。”
他惊讶地望着我：“可是艾早并没有死! ”
“我们之间隔着遥不可测的距离，这跟生死相隔是一回事。”
李东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会有这种念头。”
我叹了一口气：“因为我对自己失望。我仅仅是想见一见艾早，就见她一面，结果还是不能办到。”
“人在很多事情面前无能为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所以我失望。”
他坐在车座上，眼睛看着前方看守所的大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出一句话：“艾晚，也许我有办法。”
“别开玩笑，我没有心情。”
“真的，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试试。”
“是什么? ”
“想办法弄一张假的律师证。跟某个事务所的女律师商量好，用她的名字，贴你的照片。
然后，你以艾晚的身份写一份委托书，写给假冒的你，委托办理案件，你就可以持律师证堂而皇之进到看守所，见艾早。注意，只能一次。”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可是，之前我已经委托了纪律师。”
“可以双重委托，这没有问题。多花点钱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只要你敢想，还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我呆呆地望着李东，心跳加速，马达轰鸣一样，整个脑袋都在嗡嗡地震响。
十 人类的尾巴
寒假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艾好从合肥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艾好事先曾写过一封信回家，说了他们放寒假的日期，还说学校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各自回家的车票。从合肥到青阳，一票到底，用不着转车，那边由学校送到车站，这边家里去个人接站，很简单的事，我们谁都没有认为会出问题。
是艾早去接站的。艾忠义要上班，李素清还在忙着改考卷，填学生的成绩报告单，闲下来的只有艾早。
从下午三点钟艾早就等在了出站口。那是一条从停车场伸出来的窄窄的人行通道，北风打着旋儿贴地尖啸，地上的纸片啦，花生壳啦，甘蔗渣啦，鸡毛鸭毛啦，全都像长了脚一样，在风中忽儿往东，忽儿往西，忙个不停。从栅栏里出来的旅客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男人戴着有毛耳朵的帽子，女人扎着色彩单调的腈纶围巾，婴儿们被紫花布的披风包成了粽子，很累赘地抱在母亲怀中，露一张傻傻的脸，没有表情地东张西望。很多人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土产，从冻得硬邦邦的猪头，到咕咕哀叫的鸡，凡过年餐桌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偶尔也见到几个打扮洋气的人，穿墨绿色或者紫红色的毛呢短大衣，烫了头发，拎着标有“上海”字样的硬纸礼盒，鹤立鸡群地从人堆里不耐烦地挤出去，满脸都是对周遭环境的嫌恶。
艾早戴了一顶米色的毛线帽，脖子缩在艾忠义的一件老棉布大衣里，不停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搓揉脸颊，免得那儿冻得狠了要生冻疮。去年冬天她曾经生过一次，蚕豆大小，硬硬的，晚上一躺到被窝里就痒，春天冻疮消退之后，暗红色的疤痕到盛夏才平复如初。李艳华告诉她说，冻疮这玩意儿，只要生过一次，以后就要年年复发。艾早差不多从进入冬天就担心这事，她对冻疮尤其是冻疮留下的疤痕有一种恐惧。
旅客们络绎不绝地出站。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快要过年了，游子回乡的，走亲访友的，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急迫，喜庆，还有长途奔波的劳累。
艾早一直到天黑透了也没有等到艾好。栅栏门已经关上了，她扑上去问那个负责查票的人，得知最后一班汽车已经进站下客。
艾早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窖里。她知道出大事了。艾好八岁被人带到南京时就失踪过一次，事隔多年旧戏重演。她飞奔回家，把凶讯告诉了正在炉子上煨鲫鱼汤等儿子的李素清。李素清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细瓷汤勺，猛一惊吓，汤勺掉在砖地上，碎成几段。她满脸煞白地望着地上的瓷片，很愚蠢地要蹲下身去捡。艾早一脚踢开那些瓷片，阻止了她。
接下来的事情，是艾忠义回到他的邮电局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给科技大学的校办公室打，给系办公室打，给合肥长途车站打。要一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艾忠义摇着电话机喊哑了声音。好不容易要通对方，可是已经到下班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艾忠义佝偻着腰背，话筒举在耳边，长时间地聆听里面的铃声，眼神空洞，表情茫然。
只有求张根本。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找张根本。谁让他是公安局的人? 谁让他是李素清的妹夫、艾好的姨夫? 张根本冷静分析情况，排除了艾好被人贩子拐走的可能。艾好是男孩，虚岁十五，又长得人高马大，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拐卖对象。劫杀之类事件更不会发生，谁会冒险去碰一个身上只带几毛钱坐车的人? 那么，剩下的可能性便是，长途客车中途停下来吃饭上厕所时，艾好找不到他的车了，或者上错车了。找不到车没有关系，他会滞留在车站。上错车有点麻烦，但是问题也不大，汽车不比火车，走不多远，终点站总归是在附近百里之内，艾好到站后发现不对，也会老老实实呆着不动，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独自解决返程问题。
张根本这么说了之后，全家人稍觉安慰。
但是想到漫漫长夜，寒风料峭，可怜的艾好饥寒交迫，心中恐惧，如何挨得过去? 李素清又呜呜地哭成一个泪人。
赵三虎已经学会开车，拿到了驾照，自告奋勇连夜出发寻找艾好。邮电局的头儿不错，关键时刻肯伸援手，允许艾忠义借用局里的邮车。加上张根本自己开一辆车，三辆车分东路南路北路出发，沿途不放过每个车站。我、艾早、李素清、艾忠义，加上胡妈和她的几个儿女，我们分别跟车行动，任务是搜寻每个车站附近的饭店、旅店、小吃店，兼及可以容身的屋檐、窝棚、货栈。张根本有信心地说，这样撒网式的搜寻，不会无果而终。
我和李素清两个人跟的是张根本的警用吉普。我们两个人都裹着大衣围巾，还随身带了一件张根本借我们的军用大衣，防备找到艾好时他冻坏了。张根本开车很冲，吉普车在县级公路上大幅度地摇晃蹦跳，雪亮的灯光刺破黑暗，把前面的砂石路面晃得模糊一团。行道树、界石、坑洼的小泥塘、白天人们遗落在路上的垃圾，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在快要撞上车身的一刹那，飞速地退后。我们坐在后面，不时地被弹到半空，脑壳磕在车顶帆布上，又咚地一声落回到座位。我妈妈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仿佛这样就能够让她好受些。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求张根本把车速减慢，事实上，即便这辆车开得像鸟儿一样腾空飞起来，我们照样会一声不吭地咽下恐惧。
一路上我们找过了海安车站，泰州车站，江都车站。李素清还想在更小的像曲塘啊姜堰啊这些车站停一停，张根本认为没有必要，会耽搁时间。他说，合肥来的长途车只停大站，小站根本不会擦边。我们在海安、泰州、江都这些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李素清顶着呼呼的北风，像个村妇一样双手握在嘴边，哀哀高喊艾好的名字。空寂无人的路上，路灯昏昏地照着我们三个人的身影，李素清的喊声除了引出一连串的狗吠，没有任何回音。
张根本皱着眉头说：“小晚，你能不能让她别这么喊? 深更半夜的，像什么话?”
可我不敢对李素清开口，怕说出这话之后她会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到达扬州车站时，天已经蒙蒙亮，城市在灰色曙光中将醒未醒，勤快的卖早点的摊贩刚刚在街边升起红红的炉火，把炉膛拍打得啪啪直响，把油锅烧得吱吱叫唤。张根本停了车，打开车门下去，准备买几副烧饼油条果腹。
一夜折腾，我们都饿了，又冷又饿，面色青灰，眼角结屎，口舌生疮。李素清更是已经无法发声，跟我们对话全靠手势比画。
张根本买了三副大饼夹油条，左手抓着两副带给我们，右手抓着一副迫不及待往嘴巴里送，一口咬出一个月牙儿。忽然他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不动了，接着他的脖颈也僵直起来，眼睛盯住一个地方，脸上现出一种怪异的惊惧。然后，他忽然甩掉左右两只手里的东西，耸身一跳，山羊一般地蹦下路边，三步两步扑到一个小河沟里。
河沟里搁浅了一只小木船，很小很小的船，夏天人们采菱捞虾用的那种东西。船舱里堆了一些冬天牛羊吃的干草，还有些废纸破棉絮之类的垃圾。艾好缩在那堆破烂里睡觉，远看就像只肥羊，养得胖乎乎的、毛皮脏成了浅棕色的羊。
可怜的艾好，他倒不是因为下车之后认不得自己的车了，是他运气不好，坐的那辆车在中途出了故障，司机勉强把车开进扬州车站，然后赶人下车，换坐另一辆车继续往青阳。在这个乱哄哄的交接过程当中，茫然无措的艾好在车站进进出出的车辆之间搞昏了头，不知道哪一辆是自己该上的车。从合肥到扬州之间漫长的旅程中，他居然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同车人的面孔，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跟着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