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情况是，李素清对我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我跟她的孩子曾经分属于两个姓，现在虽然回归了，可是心里的缝隙仍然存在着。
我汇报了艾家酱园里的情况。李素清直起身想了想，咂了一下嘴：“这事我也奇怪呢。从前是馋嘴的猫，光想着吃腥，如今又戒了嘴，要立地成佛。”她压低声音：“我怀疑他那东西废了。”
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脸上一红。
“不结婚更好，等他将来两腿一蹬，艾家酱园还是我们家的。”
艾忠义在旁边咳嗽一声：“多远的事啊。”
“谁叫他当年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 你说这个人有多么不要脸，文革那种时候，我们两个人被造反派斗得半死不活，他竟然趁火打劫，提出来交换房子住。”
这个话题让李素清勾起许多的伤心，她开始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全都是张根本当年在精神上对艾家人如何摧残的一点一滴的细节。
“我这个人从不记仇，可我对张根本不能饶恕。”她面露怒色地说。“你们小姨就是他害死的，我始终这么认为。总有一天，等他这个公安局长被人拍了，我找他算账。”
“那你不也成趁火打劫了? ”艾早笑嘻嘻地在旁边插嘴。
李素清噎了一一下，把抱在手里的床单用劲往床板上一摔：“你们是什么意思?都跟我对着干?有本事找张根本较量去! ”
艾忠义和艾早对视一眼。艾早吐吐舌头，无声地做了个口型，我辨认出是三个字：更年期。我噗地笑出来。
艾好在旁边已经哈欠连天。他晚上八点钟必须上床，要睡到早晨八点钟才醒。中午吃过饭还得再睡两个小时。如果睡眠不足，他会抽筋，昏厥。李素清的解释是，他整天背那些公式定义太费脑子，耗氧，只有睡眠才能补充体力。
权且相信这是疗方，相信艾好有一天能够恢复正常，还是我们那个天才的可爱的弟弟。
艾好睡了之后，我们挤到父母房间里，看一场女子排球赛。艾忠义那时候迷上了电视节目里的体育比赛，足球排球乒乓球一场不拉。
他的宝贝集邮簿反而被冷落了，整个春节我都没见他拿出来翻弄过。李素清自然不喜欢体育，可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奇异的顺从，经常是端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头低垂着，眼神蒙咙着，用打瞌睡的形式陪伴丈夫。艾早很得意地说，老妈可厉害了，睡出呼噜声都没有从椅子上翻落过，可见平衡能力有多么好。
排球赛不是现场直播，是重播，我注意到是半年前的一场赛事。中国队自然是赢家。球赛结束时，李素清恰到好处地从准睡眠状态中醒过来，评点赛事说：“每回赢的都是我们。”艾忠义温和地反驳，中国队输球的时候也多，但是输球不重播，只有赢了球才反反复复地放出来给我们看。“这叫长民族志气，让中国人开心。”
艾忠义的说法很客观，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他这么清醒。
然后就散了，各自洗漱，睡觉。
到半夜里，所有人在酣睡中都听见外间“轰隆”地一声响，有什么东西沉重地砸在地上，好像地震把屋顶震塌了。然后听见艾好短促地一声嚎，跟着就是惊慌的抽泣，夹着连续的喘气，活像一只叫春的哀号不止的猫。
全家人穿着毛衣、棉毛裤，至多是披上一件棉袄，从两边房间里冲出去，拉亮电灯，审视艾好。原来是新搭的床板从中间折断，把艾好卡在地上动弹不得。大家慌忙上前，七手八脚拖开床板，把那个肥胖的家伙从地上拉起来。
艾好只穿了一身内衣短裤，光脚踩在地上，在寒冷的空气中冻得簌簌发抖，身上灰白色的赘肉一嘟噜一嘟噜地打战，嘴巴咧着，要哭又哭不顺畅，呜呜咽咽，可怜得叫人心疼。
艾早眼疾手快地抓起被子替他裹到身上，又把鞋子塞到他的脚下，转身要想扶起那块床板时，李素清淡淡地说了一句：“放着吧，都已经断了，扶起来也不能睡人。”
“那就让他睡我的床，我跟艾晚挤挤。，”
“不劳烦你们，要挤也是挤我们两个老的。”李素清说着，小心翼翼把艾好搀扶到她房间去。
回到房间里，我有点奇怪李素清的态度，问对面床上的艾早：“妈什么意思? ”
艾早的声音不无伤感：“嫌我不嫁人。我这个房间应该是腾出来给艾好的。”
“不会吧? ”
“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常为这事发火。”
我沉默了一下。“她是为你着急。”
“我知道。如果我是当妈的，看见二_ 卜大几的女儿天天在眼皮子下面晃，心里也会烦。人之常情啊。”
过了一会儿，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张根本的路子多，我明天就去找他，让他给我介绍对象。”
我以为艾早是赌气，没有接她的茬。
结果第二天她还真的去找了张根本。她去的时间很短，回来时脸上就有了一股狠气，在厨房里把锅碗刀板弄得乒乓乱响。我悄悄问她，张根本跟她说什么了? 是不是要把她介绍给瘸子瞎子? 艾早大叫：“他敢! ”
过了一会儿，她压低声音：“你猜他说了什么? ”
“什么? ”
“他说，还介绍什么? 艾家酱园空着，干脆你就来做女主人吧。他一边说，一边还笑! ”
我呆住了，心里怦怦狂跳。我猜到了张根本没说什么好话，可是没想到他居然跟艾早开这样的玩笑，这是明摆的调戏艾早。
昨天我还误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狗到天边都改不了吃屎。
我说：“艾早，下回他敢再说，你扇他! ”
“下回我不是扇他，我要杀了他! ”艾早把一盆污水用劲地泼在院子里。
艾早找来了赵三虎，对那张断开的床板进行加固，在背面钉上对角线交叉的两根木梁。
这样一来，床板看上去活像一一个人被宣布死刑后打上的标记。三虎看来看去觉得不吉利，在中间的断裂处又继续加钉了一些短的木条，破掉那个魔咒。三虎把床板架好，坐上去，用劲地颠几颠，说：“这回行了，睡头大象都没事。”
艾好继续睡在堂屋的饭桌和北墙之间。家里每个人起夜的时候，都要顺便过去看一眼．观察床板的承载能力是否足够。艾好侧着身体盘踞在小床上，裹了一床大花被子，脑袋蒙得只剩一个黑黑的发顶，看上去像个巨大的花包，既幼稚又愚蠢。他呼出的气息从被缝里钻出来，变成无数温暖的小虫，在窄窄的空闻里飞来飞去，砰砰地碰撞。
可是李素清依然没有放过对我和艾早的唠叨。二十九岁——在她的眼中我们已经老了，油灯枯尽，鲜花零落，好男人不会对我们有兴趣了。
“在等什么呢? ”她经常坐在角落里，费劲地研究我们的心思。“到底想等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钱的? 有貌的? 还是有才华的? ”
无论如何她不能理解，想要等的那个人是描述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用“钱、貌、才”这样笼统和直观性极强的词描述出来。他是遥遥地站在天边的一个幻影，你感觉到他的存在，又无法丈量出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他始终在空气中旋转，忽而朝南，忽而朝北，因此你无法确定他行走的方向，无法发力追赶。当他偶尔转身，直面对你，阳光又阻隔了他的视线，他依然还是没有看到你，感受你。
这样的宇宙中的遥望和摸索，能够对我妈妈说得清楚吗? 我干脆提前结束了探亲，回南京去。艾早送我到车站，她说：“你不够意思，丢下我一个人挨骂。”
“要不你也到南京吧，在那边也能开工厂。”我怂恿她。
“艾好呢? ”她仅仅问了这一句。
我只背一个小包，从前门上车。她站在车窗下，把网兜啦旅行袋啦举上来递给我。车上装的人太多了，不仅仅举步维艰，原地转身都有困难。热烘烘的汽油味在车厢里盘旋，让人对旅行这种事生出厌倦。终于车吭吭地开动，艾早退出几步，对我挥手。我发现夹在送行人群中的艾早还是很漂亮，鹤立鸡群的那种醒目。我妈妈的担忧实在没有道理。
到了南京，回到我的简单而庸常机械的生活。寒假没有结束，校园里冷冷清清不见什么人。节令还在四九，天寒地冻，万物萧瑟，泡桐树和银杏树掉光了叶子，墙角的腊梅开着疏疏几点浅黄色花朵，放假前贴在校园里的广告被风撕成了碎片，晾在窗外的被单冻成一块硬挺挺的薄板，你没法儿预测哪一天才能化冻干透。在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们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臃肿的冬装，大围巾把脖颈裹得严严实实，走路时呼出白气，鼻尖红成了萝卜。这样的节令中没有情趣可言。
我试着给陈清风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提前回校了。他让我过去一趟，他从家里带来一大袋自制的花生糖和炒米糖，要分我一半。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早知道你提前回南京，就约你在青阳车站碰面了，坐同一班长途车，有个伴。”
我马上想到送我去车站的艾早。要是在那儿偶遇陈清风，她会不会跳上车跟着我们到南京呢? 陈清风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胸前一排盘扣的那种，脖子上围着浅米色围巾，围巾的一端垂下来，另一端折进衣襟中，像电影上三十年代的人，有沧桑和历史感，很耐看。他的头发一一直是往前梳的，搭拉在前额，有点孩子气，不像他四十岁的年纪。寒冷让他的皮肤显得干燥，眼角皱纹多了，两边各有一条长长地延伸到鬓角，像是把他的面容从三分之一处割裂开来一样。男人有皱纹才好看，让人感觉凝重，端庄，舒适和安全。
“艾早又赚了不少钱吧? ”他倒了一杯热茶让我暖手，一边开着玩笑。“她那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可以到处走，到处看，我羡慕得很。”
“艾早自己不喜欢走动。她想开个工厂，安定下来。”
“真的? 那我对她的看法错了，我一直以为她是静不下来的。”
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表象常常跟本质错位。陈清风误读了艾早，我一点都不奇怪。
陈清风搬出一个大号的方形饼干盒，打开，抓出花生糖。“你尝尝。家里非让我带上不可。这哪儿是男人吃的东西? 你不嫌弃的话，统统归你。”
“家里”，指的是妻子。妻子做了这么多花生糖让男人带上，说明对男人是巴结的，心疼的，爱的。农村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到南京，费事巴拉地自制花生糖，是心意。
然而陈清风轻轻地一转手，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赠送的姿态是不领情，拒绝，至少也是没放在心里当个事。
陈清风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不提，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我还记得那年她坐在县广播站的院子里给陈清风洗衣服的样子：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头发下面是一个发红的鼻尖，一副粗糙发干的嘴唇。身上套着陈清风穿旧的汗衫，细薄的纤维透出里面一览无余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搓衣板，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显得既活泼又蠢笨。
陈清风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读高中，成绩不错，作文尤其好，听说在《少年文艺》上还发表过习作，题目叫《乡村的傍晚》。陈清风觉得女儿继承了他喜爱文学的基因，深为自豪，时不时地要挂在嘴上说一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两年后女儿能考北大，替他实现一一个梦想。他给我看过女儿的照片：长圆脸，溜肩膀，细腰宽臀，眉眼显得早熟，眼神里甚至透着一点撩人的风情。陈清风得意地说：“她就是太骄傲了，佼佼者易折。但愿她在考上大学之前别出意外。”他的儿子小两岁，上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缺少父亲教育的原因，是个调皮捣蛋的主，曾经留过一级，估计高中是不可能考上的。
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我尝了一块花生糖。好像糖稀熬制的时间不够，有点黏牙，远不如艾早的手艺。以前艾早在家里熬花生糖，要放进橘子皮、生姜米，还有一点点味精，香脆得怎么吃都不够。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么那么辽阔? 人类自身为什么这么渺小? 这是上帝故意埋卜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么说，你打算出国? ”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 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么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
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 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 对教研室工作有什么看法啊? 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代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小的事情，弄出这么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l 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位，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 ”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沦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形输入法”
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唯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形”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下手很用力，字键被她按出咔嗒嗒咔嗒嗒的声响，子弹扫射一样。
随着手腕的用力，她的两侧肩膀耸上去，衣服上厚厚的垫肩像两块盾牌张开，头颅缩进脖严里，下巴上的垂肉一颤一颤，显得很辛苦也很吃力。我们经常从门缝里偷看她专心打字的模样。大家都说，老太太脾气不好，心肠挺好，从来都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我们还杞人忧天地议论，照老太太的性格，到她老成了木乃伊模样的时候，她怎么照顾自己呢? 她尝试在那台PC机上打印她的中文讲稿。她用拼音法。但是她对拼音远不如对英文那么熟悉，常常是手举在空中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按哪个字键。这样的速度比一一年级小学生写字还慢。她歪着头，无奈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神情沮丧得可爱。
“葛教授，我来帮你吧。”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她抬头看看我，一开始并不特别相信，觉得我的水平不可能比她高出很多。但是她还是起身，把屏幕前的位置让给了我，好像是不忍心伤害我的热情。我调出“五笔字形”的软件，立刻开始了令她眼花的打字表演。我的两只手动得飞快，键盘发出令人愉悦的啪啪声，字体几乎是一片片地涌出来，然后又一行行地后退，流畅而且优美。我承认熟练劳动能给人带来愉快，那是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以及连贯的旋律所具有的美妙，如原始舞蹈一般精彩。
葛一虹吃惊地问我：“你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字? ”
“没算过。一百个字吧? ”
“天哪。”她说。她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然后她一直俯身看我打字。她微微地张着嘴，表情陶醉，如同一个孩子面对着令她惊喜的玩具。她身上有烟味，咖啡味，还有淡淡的男性香水味。种种复杂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使我倍加兴奋。我们两个人同时沉浸在速度的魔力中，流连忘返。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么多年，这是唯一求他帮的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仅仅是虚荣心? 我自已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艾。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 party has been planned since the newyear．”( 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 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 beenplanned ”，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 ”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么? ”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自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可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
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 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跹，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粘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千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
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于吗不去学校找我? ”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回青阳，送了他这个东西。他说你用最合适。”
我抿嘴笑：“是他受贿的吧? ”
艾早跟着笑：“你管他! ”
她把微波炉从纸箱里搬出来，自作主张地替我安顿到冰箱上。炉子很沉，我上去搭了一把手，才放置妥当。这么沉的东西，不知道她是怎么从车站弄过来，又一个人搬到楼上的。艾早这个人实在是能吃苦。
我看了一遍说明书，然后拿了两个面包放进微波炉，试试怎么用。
“加热要几分钟? ”我征求艾早的意见。
“两个馒头应该是两分钟，面包不知道。”
我把旋钮拧到两分钟。过不多会儿，丁地一声响，炉膛里灯光熄灭。开门取面包，烫得我差点儿扔出去。等热气散尽时，发现原本松软的面包已经僵缩成婴儿拳头大小的面团，里面干硬板结，用劲咬一口在嘴里嚼，像牛筋，无法下咽。
艾早惊讶不止：“天哪，真厉害，多开一分钟就成这样! ”
把面包扔进垃圾箱，我们下楼去街边的小吃店，一人要了一碗馄饨，一客锅贴。
已经是九点多钟，小吃店恒全都是下了夜自修出来吃夜宵的大学生，成双结队，嘻嘻哈哈，有的还胳膊套着胳膊，一分钟都不肯分开的模样。在校园里不敢公开的恋情，在小吃店里没有了顾忌，呈现出人类相处最自然的状态。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情侣们出校门都是一前一后，像地下党接头。时代的确大大不同了。
艾早这时候说：“我得告诉你实话，我来不是专为送微波炉，是有事跟你商量。”
“办服装厂的事吗? ”
“不，结婚的事。”
我刚好咬开一只锅贴，热乎乎的猪油顺着我的嘴角淌下去，险些滴在衣服上。
“我不能再耗着了，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得结婚，不然爸妈会疯掉。”
总有一个，那就是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担责任的那个总是她。我很难受。
“那个人是谁?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我太在乎艾早。
她轻轻叹口气：“赵三虎。”
我没有说话。有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旁边的一个小女生这时候尖声叫了一下，原来是男孩子用汤匙喂她馄饨，没喂到嘴里，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
“你是存心的! ”小女生嗲声嗲气说。，“对不起对不起……”男孩站起来为她擦拭，又弯了腰，撮起嘴巴，吹她腿上被烫红的地方。
艾早噗哧一笑，扭头对我：“小晚，在我们两个二十岁的时候，有人喂过我们馄饨吗? ”
我想了想：“我喂过别人。”
“谁呀? ”
“寒假回家，李艳华生病了，我喂过她蒸鸡蛋。”
艾早大笑，前仰后合，弄得小女生和她的男友都转头看她。我开始也笑，后来又觉得心酸，笑容僵住了，眼泪慢慢涌出来，把视线里的一切弄得漫漶不清。
没有人喂过我们馄饨。也许别人有过这个念头，可我们不给对方机会。那么，我们把二十岁的年华给了谁? 谁是那个可耻的窃春者? 我们从来没有打开心里的一扇门，走进一个春光旖旎的世界去。或者说，那扇门从来没有为我们打开过。根本没有人阻挡我们这么做，封闭心灵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就怪不得我们身边的那些人——艾忠义、李素清、李艳华、张根本、胡妈，还有陈清风，甚至还有那个实习医生。每个人都愿意给我们爱，让我们过得更好，可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
艾早探过身，隔着油腻腻的小桌子，握住了我的手。她的眼睛里似乎也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的手有一点粗糙，指骨硬硬的，不像我在实验课上接触到的那些女孩子的手，一个更比一个柔若无骨。她的面容也见老了，眼角细碎的皱纹开始明显，肤色发干，眼神不那么清亮。
我明白我自己同样如此。我们是双胞姐妹，她的面容就是我的影像。
时间真的是一口深潭，站到潭边，低下头去，穿过漆黑的潭水，我还能看见艾早小时候的样子：穿．一件深绿和淡绿交织的粗格布衣服，翻领，两个贴袋塞得鼓鼓囊囊，里面有橡皮筋、弹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还有路上捡到的玻璃糖纸。下身是一条草绿色的裤子，裤裆肥大，膝盖处两个鼓鼓的包，往两边撇着，如同长着一双古里古怪的罗圈腿。她嚼着一根甜芦秆，把渣子往桥下吐，嘴巴被芦秆戳得通红，像绿树上开出来的一小朵红花。
“艾晚，”她摇摇我的手，“我是特地赶过来跟你商量的。你要是觉得三虎不合适，我可以马上放弃。”
我说：“三虎人好，从小就对你好。你那一次剪碎了毛主席像，我吓得只会哭，是他奔去找张根本救下了你。”
她笑起来：“我记得。那时候张根本戴着大檐帽，白手套，腰背笔挺，就像个神，他一到学校，校长马上就放了我。我从此认为大人们都像张根本那样，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
“那就跟赵三虎结婚吧，起码他会把你当神。，”
我们在各自的床上辗转反侧，都没有睡着。我不习惯睡这张行李床，太软，人睡下去就窝折在中间，翻身要费很火的力气。可是艾早睡在我的大床上，同样寒塞窜窄不得安宁。她一定在想着结婚的这件事，在踟蹰，徘徊，矛盾和伤心。我不能主动挑起她的话头，这事一说开，她很可能黯然放弃，从此不肯再提。
我还隐约觉得，艾早到南京找我，实际上是想要通过我的口，把这个愚蠢的主意打消。
她会回家向我父母汇报：瞧，是艾晚说了不合适，艾晚是大学老师，应该信她。
什么样的人才是艾早合适的呢? 我闭着眼睛，把我认识的男人从脑子里过了过，结论是：好像还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她。艾早太优秀，起码在我心里至高无上，而男人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无法像一张宽大柔软的毛毯，裹住她，温暖她，融化她。
第二天早上，艾早终于跟我提起陈清风。
“我还是应该告诉他一声。”她说。
“你准备在什么时候办事? ”
“国庆节。你有假期，可以回家。”
“时间还早，你不必现在就说。”
她狐疑地看着我。
“是这样，他可能不久要出国了，他有个同学帮他办成了访问学者。如果他出了国，你根本就不必去说。”
她眼神有些迟钝，脸色白惨惨的，就那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艾早……”我轻声唤她。
她忽然哆嗦一下，打了个寒噤似的。“那我更应该看他一下。最后一次。”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像提了要求又害怕不被答应的孩子。
我能说什么呢? 艾早最不能去见的就是陈清风，她很有可能在看见他的一瞬问里改变主意，再一次把世界关闭。可是我想不出理由拒绝。
我出门买了豆浆和包子，回来在微波炉打热，当做早饭。这一回我使用机器有了经验，知道把时间放短，如果食物还不够热，可以再加个几十秒，总之不能一出手就到极限。
其实感情也是这样，如果出发点就是顶点，那么往下的路就没法再走，因为所有的道路都通往深渊。
“需要我陪你去吗? ”我问艾早。，“最好。”她咬着包子说，“我就是去打个招呼，不想再生出别的事来。”
刚好我上午没课。当老师的就是这一点好，时间自由。
我们走出门，坐公交车去南师院。艾早穿着一条墨绿色细条灯芯绒的连衣裙，铜盆领，袖肩上打了几个褶，脚上一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头发用一条浅色发带束在脑后，走起来微微晃荡，朴素但是时尚。我的衣着比她老气：棕色长裤，米白色系带衬衫，棕色平跟凉鞋。那时候老师都不大敢穿裙子，怕被批评为“自由化”。系主任葛一虹老太太敢穿一身套裙，那是她地位特别，别人有想法也说不出口。
一路上车下车，艾早默默地走在我前面，什么话都不说。有时候她走得快，我得小跑几步跟上。她对这条路线的熟悉程度，远胜过我。
这么多年，她独自坐上火车贩运服装时，她睡在青阳的老屋里彻夜无眠时，她无聊地守在小店里等着买主上门时，心里一定无数次地走过这条路，她用想象中的旅行支撑她的寂寞岁月。
走到宁海路上，眼看着前面右手一拐就是南师院大门，她忽然收脚，差点儿把跟在后面的我弄个踉跄。
“艾晚，回去。”她说，“我不想去了。”
“你怎么一会儿一个主意啊? ”我埋怨她。
“我不能见他。这是个蠢念头。”
“你想清楚了? ”
“我就是怕我想不清楚。不去了。你什么时候见到他，帮我说一声。”
“等他从国外回来时，你就是赵三虎的太太了。”我开了句玩笑，想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她点头：“是，那时候我是结过婚的女人，我这辈子已经有了结果。”
她也想说得轻松，可是她脸上的笑容很僵、就像一幅画得拙劣的肖像画，让人看了之后不知道给一句什么样的评价才好。
陈清风从北京签证回来，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走之前有些东西要寄存在我这儿。他这次访学不属公派，要办留职停薪的手续，还要上缴学校住房，所以他不带走的衣物书籍只能暂存在我的家里。
“如果你出去了不回来呢? ”我在电话里嘻嘻哈哈。
“那你就扔了它们。不，拿出去换麻糖吃。”
他也笑。
星期天，他借了一辆三轮车，自己把东西运了过来。我从窗户里看到他的身影，飞奔下楼，帮他搭一把手。装书的纸箱有好几个，都很沉，我们把旧床单撕开挽成结，一一人一边地拎着，慢慢往楼上挪。来回儿趟之后，陈清风汗如，雨下，上气不接下气，头发一绺绺地粘在额头上，样子很狼狈。他嘲笑自己，说他真是老了，体力明显不如从前。“十几年前我骑车带你们下乡，一路上轮子蹬得飞起来，玩儿一样，是不是? ”
我回答他，十几年前，坐在他车后的艾早恐怕还没有这一箱书沉。
“别安慰我，老了就是老了。”他用手里的旧床单擦汗。“所以我不想放弃这次的访学机会。我赶的是最后一趟车。来吧，还有两箱，坚持一下。”
东西全部搬上了楼。狭窄的门厅里横七竖八全是箱包，没有插脚之地。我们顾不上喝水擦汗，一鼓作气地归置东西，把纸箱一只摞一只地靠墙堆好，把衣服和被子塞进壁橱，容易受潮的物件里还放置了樟脑，用报纸隔开。
“我以前不知道你有这么能干。”陈清风说，“你和艾早在一起的时候，她遮挡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