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为了求偶去跟那些陌生男人见面吗? 应该的。陈清风已经出国，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我这间屋子，我跟他之间有了结果，已经比艾早幸福许多，我不可以再用自己的坚守拖累他，给他压力。
一个炎热的晚上，我拿着程玲给我的电影票，坐车到胜利电影院，去跟红十字医院的赵平安医生见面。程玲说，赵平安也有一张电影票，座位跟我紧挨着，如果我们互相看上了，司以不等电影散场就出去，遛公园，去酒店咖啡厅喝点冷饮，怎么都可以。“千万别带他回家啊，不能这么着急。”她用过来人的口气贴心贴肺地指导我。
她把我当成了那种不谙世事的傻瓜，简·奥古斯汀时代的老小姐，见到男人就犯晕的结婚狂。我笑笑，什么都没说。让别人感觉良好不是件坏事，我这么想。
电影院里有冷气，刚进去时汗毛乍起，朋肉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生理反应是防御性的。我用双手抱住肩膀，强迫自己镇静，慢慢地往咀面走。我看见了我的那个座位．两边都空着，说明赵平安医生是个矜持的人。不过也可能他被病人耽搁了，或者坐公交车不顺。一两次约会迟到不能说明什么。我甚至庆幸我比他先到，这样的话，他从过道里寻寻觅觅走过来时，我会早早地看见他，提前有一个预审。
结果，我看见的是我和艾早少年时代的熟人——青阳医院的实习医生。他曾经让艾早怀孕，又用土法上马替艾早打胎，造成了她的终身不孕。这个人的面孔我记得非常清楚：圆脸，圆眼睛，肥嘟嘟的鼻子，俗称的“娃娃脸”。艾早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惊叹他的眼皮不是双层，是三层，重重叠叠如迷宫，把艾早的魂儿收进去了。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实习医生老了很多，婴儿般光洁的皮肤堆出很多细碎的皱纹，圆圆的眼睛和鼻子跟他沧桑的神情很不相称，彼此形成错位，好像他身体的一部分在大踏步前进，另一部分却死赖着不肯挪脚。这样的对峙呈现在一个男人脸上，很不协凋，甚至显得怪异和恐怖。
趁他还没有找到座位号码，没有发现我，我迅速站起身，猫腰从另一边的过道逃出电影厅。
走到外面炎热的空气中，热浪像一个巨火的气球瞬间包住了我，满身汗水“哗”地一下．子流出来。我独自站了一会儿，感觉不那么头昏眼花了，才慢慢地走向公交车站。
我在想，要不要把这次的奇遇讲给艾早听? 如果告诉了她，她的表情会是什么样?1991 年初秋，陈清风离开旧金山，向北穿过俄勒冈州，越过哥伦比亚河．从西雅图起飞，跨越茫茫无边的加拿大国土，来到美国最北部的阿拉斯加。
陈清风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难道是那里广袤的原始松林给了他一种启示，他要去实现给我和艾早的许诺：寻找两块一模一样的琥珀? 应该不是。陈清风没有那么傻。男人们对于诺言从来就没有女人看得重。他飞到那个人迹罕至的地球边缘，只因为他想要从头到脚地看遍世界。
“阿拉斯加”是阿留申语，意思是“白色的陆地”。当年阿留申人来到阿拉斯加半岛，看到了这片白雪覆盖的无边大地时，嘴巴里喊出一个惊叹词：“Aldska! ”这个词便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州的州名。
在19世纪上半叶，阿拉斯加还是俄国的领土。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一直想知道北美大陆是不是跟亚洲大陆连在一起，又想找到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就派出维图斯·白令率领船队极地探险。他们穿越白令海峡之后，发现了阿拉斯加。1867年，美国国务卿花720 万美元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当时俄国人自以为花钱甩掉了一个麻烦的包袱，一百年之后，阿拉斯加盛产的黄金和石油使老毛子懊恼得要打自己耳光，因为他们丢弃的其实是一个装满了金币的钱袋。
初秋的这一天，陈清风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双肩背的旅行包，走出繁忙的安卡雷奇国际机场。他嗅到了夹杂着冰雪和松针清香的氧浓度极高的空气，那种独特的使鼻腔刺痒的清冽气息令他浑身一震，他的心脏因为激动而紧缩起来，他的思维却在湛蓝的天空下发散开去，探触到一种混沌初开的自由和快乐。
他沿用着自古到今无数背包客用过的方法：边打零工，边一步步地深入阿拉斯加山脉和伯罗克斯山脉之间的辽阔谷地。一路上他在餐馆端过盘子，帮人做过油漆工，替养老院劈过木柴，为农妇修过栅栏，还在奶牛场挤过牛奶。，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陈清风学会了许多当地人取暖的办法，还购买了毛皮的帽子，手套，靴子和坎肩。他还买了雪天用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当他极目远眺皑皑雪山时，他可以长时间地睁大眼睛，把他从未见过的北极风光尽览在心。
初冬，他进入了全美最高山峰德纳利山。
古老的冰川如传说中的睡美人，披着银光闪闪的长袍，千年万年保持着同一种矜持的睡姿。
走在积雪齐膝的森林中，四周安静得能听到美人的呼吸和心跳。从树枝上扑簌簌掉落的雪团惊起机灵的松鼠，它们高竖着毛茸茸的尾巴，哧溜一下子从雪地上蹿过去，留下几行浅浅的爪印。一头驯鹿从大树后面转出来，脑袋上的鹿茸像纵横交叉的发报机天线，阳光下闪出一种银灰色的柔滑漂亮的光泽。他站住不动，欣喜地盯视这头会拉圣诞雪橇的温顺的动物，想象它的祖先是不是真的跟圣诞老人有过交往。
他跟它招呼：“嘿，伙计! ”驯鹿歪着头看他，乌黑的眼睛里是孩子般的好奇，因为在它有限的生命里还没有见过一个黑发黄肤的中国人，也没有听到过“伙计”这种奇怪的语言。
他掰下一根折断的树枝当棍子，借助它的支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积雪下面全都是倒塌的树木和绊脚的荆棘，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入一个小小的陷坑，鹿皮靴子卡在雪下的树权中，转前转后好不容易才能拔出来，皮帽子里已经热腾腾蓄满了汗。体力消耗太大了，如果不是经常想到鲍勃家院子里的那两块石锚，他没有勇气穿过这片原始状态的森林。
然而他还是不幸地陷入了绝境：当他举目眺望一头在雪地奔跑的银色的北极狐时，他的一条腿忽然踏空，陷进一个大树倾倒后留下的雪洞。他的整个身体跟着倒过去，不由自主地下陷，温柔而舒适地坠落。他越是挣扎，坠落的速度越快，像是雪洞里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抓住他不由分说地往下扯，一定要把他拉进洞中同归于尽。他感觉积雪没过了他的腰际，又迅速没过他的双肩。他趁着还能呼吸，张开嘴，嘶声高喊：“救命! 救命! ”他的声音惊动了四面树上的积雪，雪团争先恐后地啪啪坠落，打得他张不开眼睛。松鼠们不知所措地四处逃窜，雪粉飞扬起来，周围的世界暗无天日。
当陈清风在绝望地坠落、沉没、陷入灭顶之灾时，他脑子里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谁呢? 几年后，当他在布法罗大学我租住的宿舍里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时，我很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他。可我的话几次涌到嘴边，最终又咽回肚里。
他想起谁，那是他的权利，我不应该逼他回答。
回答的话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谁，他最后拥在怀中的那个人是我，这就够了。肌肤相亲是爱的终极状态，跟精神的渴求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万一不是，我也该满足。
陈清风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呼叫声引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旅行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经验异常丰富，他奔过来喝令陈清风别动，然后把一根树棍伸过去，让陈清风双手抓紧，拼出全力把这个脸憋成紫色的中国人拉出雪坑。
亚当斯把瘫软无力的陈清风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个私人农场，灌下一茶缸热腾腾的牛奶，又让他睡足一觉，确信无事后，才留下一张名片，重新进入森林。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起，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
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1992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么什么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代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 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愤愤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么呢? ”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 ”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么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地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唬弄张根本的吧? ”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么样? 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 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么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 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代吧，给谁买的? ”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 ”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 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 ”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筒。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
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 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 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
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了优势。
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省。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精神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唯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预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
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荣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么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到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季节已经进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顿遍地的积雪刚刚融化，草从地皮下冒出一个瑟瑟发抖的尖尖，试探着能不能把全部身躯从泥土中钻出，享受一个短暂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气，眼前立刻飘起一团白蒙蒙的雾。立法大厦的楼顶依次排开着三面旗帜：英国国旗、阿尔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顿的城市立法旗，它们在寒风和阳光中猎猎飘舞，抬眼看上去，蓝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变得鲜活和年轻。陈清风曾经在一张画片上看到过这个城市大片的郁金香，那些整齐划一像士兵列队的艳丽花朵，如同用色块拼成的抽象油画，那样的蓬勃和热烈。叮是当地人告诉他，郁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放，那时候加拿大各个城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也是全体加拿大人的迎春节。
陈清风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进入盛夏，满街阳光会让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顿人盼望着春天和夏天一样，南京人进入夏天后就盼着秋风送爽，冬季来临。两个多么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俩办到加拿大要花钱。找律师要钱，办移民手续要钱，来回地打电话寄资料要钱，将来的飞机票安家费还是要钱。陈清风学的是中文，也不再年轻，无法进入那些专业性的领域找到工作，更没有本钱开餐馆和洗衣房，只能打工。那段时间埃德蒙顿的购物中心正在分期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餐馆、商店、电影院、主题游乐园已经建成开业，另一部分还在加紧赶工完成。这个占地48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购物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暖棚，建成之后将提供全城人在漫长的冬季里消磨时间的所有吃喝玩乐的设施，这里面有太多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手。
陈清风凌晨六点钟起身，搭公交赶往购物中心。先在咖啡店跑堂，给同样是赶工的顾客们端上咖啡，烤得焦香的面包，火腿煎蛋，将悬挂在头顶的电视机调到“早间新闻”频道，为他们在“POS ”机上刷卡结账。九点之后，这一拨客流高峰过去，陈清风有一个短暂的喘息，可以跟店里的员工们一块儿坐下，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吃两片夹熏肉的面包，随便开几句玩笑。
然而陈清风不敢久坐，因为他就着咖啡吞下一份面包后，还要赶往室内游乐园，做几小时保洁工作。他会拎着一个很大的橘红色的提桶，桶里放着各种型号的刷子拖把和清洁剂，穿皮制的防水工装裤，下到冲浪池或者儿童嬉水园里，清理水面和水底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污物，把不锈钢的把手擦得铮亮，把各种造型的游泳圈充满了气，摆放整齐，等待着下午三点过后那些像小企鹅一样摇摇摆摆扑下水中的孩子。当那些孩子的妈妈衣着闲适，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论育儿经和某一种甜品的做法时，她们会招手唤来清洁工陈清风，指着脚前的一块水迹请他擦干，免得滑着了身边更小的孩子。
傍晚过后，吃过一份简单的热狗，陈清风走向灯光璀璨的华纳电影院，围上一条浅黄色的围裙，开始操作爆米花机。当巨大的玻璃器皿中盛满白花花香气诱人的膨化食品后，晚场电影渐次开场。这是埃德蒙顿的年轻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娱乐场所。他们穿牛仔裤和短袖套衫，头发用摩丝打出鸡冠的形状，露出刺青的胳膊，晃荡着银闪闪的鼻环，买大桶的爆米花和大杯的可乐，把自己埋在电影院舒适的软椅中，一边看银幕上的明星决斗或调情，一边吃着喝着，不时地跟情侣接吻，抚摸，弄出比电影台词更加刺激的声音。
陈清风爆出了足够当晚出售的玉米花，就可以下班走人。但是他还不想回去。回去不过是在租住的地下室里倒头睡觉，这对于他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抓紧这段时间，再挣一份工资吧。于是他在九点之后赶到购物中心里灯光最是幽暗的“CASIN0”，做低等级的侍者——当赌客们进门后，双手接过他们脱下的厚重外衣，挂好，等待对方尽兴出门时再微笑着递上。
逢到老年妇女，还要拎着衣领等待她们把胳膊伸进衣袖，帮她们围好围巾，戴上帽子。他没有固定工资，酬劳全靠小费。他希望这些赌客赢钱，赢了钱他们的出手才会大方。有一次曾经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一百加币，因为那天她把老虎机玩“爆”了，一个25分的硬币诱使机器吐出4 ，000 块加币，她尖叫着在大厅里亲吻每一个人，给所有的侍者都付了一百加币的小费。
只不过，这样的幸运实在不多，大部分人走出赌场时，脸上带着的是悻然和失落，他们肯付给陈清风的小费也就少得可怜。
巨大的购物中心是城市的吞噬者，无数建筑群以通道相连，人在其中不见天日，不知道世间冷暖饥寒。陈清风每日穿行在咖啡味、香水味、炸鸡味、爆米花味和“CASINO”的钱币气味中，他觉得自己的肺腑就是一块吸收各种气味的海绵，也像一个气体搅拌机，过滤了这些活色生香，留下的只是空虚茫然。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栖居的地方，他总是倒头就睡，中间没有一分钟的时空转换和过渡。
那些艰辛寂寞到能够让人发疯的日子里，陈清风想到过青阳广播站院子里宽大的回廊吗? 想到过紫金山上的林海吗? 想到过南京工业大学那套公寓里的四天四夜的缠绵吗J?他不可能不去想。如果不想，他就不是陈清风。
他也不会想得太多。人在极度困顿和疲劳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会萎缩到最小，在身体中不成比例。
如果他的全部精神如一颗核桃，我会是桃仁中的几分之几?1993 年，国庆节刚过，我在实验楼里碰到了系主任葛一虹。
“艾晚，”她叫住我，“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
我忐忑不安地朝她走，手里抱着一摞学生交上来的实验报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她，我都感觉不自在，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的仪容、姿态，怕她挑剔。她这个人气场太大，总是把周围的人压得无法呼吸。
“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不会吧? ”我瞪大眼睛，本能地表示了惊诧。
“我已经六十岁。系主任不会干了。”
可是我觉得她实在不像个六十岁的人。她穿着一条年轻人才会穿的牛仔裤，一件浅米色的薄型羊绒衫，胸部鼓鼓的，臀部也非常丰满，浑身上下蓄满精力的样子。她这样的人怎么会退休? “我离开之前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她说。
“哦! ”我摆手，“用不着，真的。”
“系里分到一个进修名额，时间一年，去美国的布法罗大学。我想让你去。”
我张着嘴，再也说不出推辞的话来。在那个年代，出国是我们所有年轻老师梦寐以求的事情，系里许多人为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
我想不出来葛一虹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我，可我也知道，如果这时候说一个“不”字，我一定是智商出了问题。
“葛教授……”我嗫嚅，不知道如何感谢。
她挥一挥手：“行了，要是你没有意见，抓紧时间办护照签证。过了春节就走，那边是三月初开学。”
她转身，半高跟鞋走出笃笃的声音，臀部的扭动把牛仔裤撑得很满。我看着她胖胖的背影想，或许还是西服套裙更适合她。
我用最快的速度从学校开出证明，然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去卜海办签证。一切都很顺利。，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甚至还跟我开了玩笑，祝我在美国“有好运”什么的。
同事们起哄要我请客。他们看似艳羡的目光中明显有妒意，或许还有猜测：为何我如此走运? 联想到我年过三十尚未婚嫁，他们的疑虑会有更多：我是居心叵测等待这一天的吗? 我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吗? 我不打算一一解释，太累。说句真话，我对自己的前景也没有太多把握，不知道我将来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古人总说三十而立，那是因为从前的生命短暂，从前的世界简单，现在我三十多岁，心中还是一片茫然，像是一条向上生长的牵牛花的藤，左右摇晃，找不着可供攀援的篱笆，就那么凭空悬着，细细的一条，岌岌可危的模样。
元旦我回到青阳，算是跟父母告别。春节我去了深圳，是替父母探望艾早。我迟迟不肯谈婚论嫁，我妈妈李素清唠叨不止，可她对我放心，认定我不会做出令她蒙羞的事情。相反，艾早的归属才是她心里的症结所在，因为艾早嫁的是张根本，是我妈眼中最最不齿最最危险的人。
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歇脚的时候，艾早看见了一个穿米黄色风衣走向酒店前台的男人，她突然问了我一句：“陈清风，他不也是去美国了吗? ”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这回去美国，可以见到陈清风，起码有这个可能性。她不知道陈清风已经去了加拿大，并且已经把老婆和女儿办了过去，已经在多伦多定居下来，试着做起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
艾早微微地红着脸，嘱咐我说：“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
那一瞬间，我端起咖啡杯，遮住自己的脸，差一点躲在杯子后面落泪。我感觉我很可耻，罪不可恕。我不仅仅是背叛了她，还一直在小心地欺瞒她，阻隔了她和陈清风之间的联系。
我害怕什么呢? 陈清风对于我，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跟艾早一同长大的漫漫岁月，敌不过跟陈清风相守交合的四天四夜? 一切都是漫漶不清，无法对自己交代，所以我也不能对艾早坦白。我坐在艾早的对面，在她期盼的眼神面前，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咖啡，不敢开口，不能开口。
1994年，春节…过，我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芝加哥转机，到达美国东北部的小城布法罗。
出来之前我仔细地看过一张世界地图，从布法罗到陈清风定居的多伦多，中间只隔一湾安大略湖，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五十公里。他在湖的北岸，我在湖的南岸。设想有一架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架在岸边，我们的视线能够越过滔滔湖水，看到彼此的眉眼和笑容。
美国这么大，有无数的高校和研究所，可我的进修地点偏偏在布法罗。上二天为何如此眷顾我，让我能够在异国他乡见到最爱的人? 时令还是寒冬，布法罗冰天雪地，校园在茫茫一片白色中露出绿色的树冠和红色的屋顶，美好得像一个童话。我的导师在暖气开得过高的办公室里跟我见面。他穿着条纹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袖子挽到肘部，身上散发出怪怪的氨水味。我猜测他是刚从化学实验室出来，这样的气味我再熟悉不过。这几乎是一个秘密，一种同类人的标志，一瞬间我们彼此亲近起来，知道了有东西可以分享。
导师叫保罗，七十年代从东欧移民美国，两年前曾经被提名竞争诺贝尔化学奖。他个子不高，一头浓密的灰褐色鬈发，黑眼睛，皮肤是浅棕色，很健康，也许是刚从南方海滨度假回来的缘故。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一条一条向下弯曲，显得温和，毫无城府，还有一点孩子般的羞怯。每跟我说完一句话，他都会把眉梢扬起来，发出“嗯”地一声发问，确信我是否真的听明白了。而每听我说完一句话，他又会在鼻子里“唔”一声，表示惊奇，表示对这句话的重视程度，喜悦程度。
他问了我在中国的研究方向，我做过哪些课题，我给学生上些什么课，又问我这次来进修的打算，有没有什么非达到不可的计划? 压力是否过大? 我出国之前突击过两个月的英语口语，自以为日常交谈问题不大，可是跟保罗在办公室呆了半个小时，已经感觉单词远不够用，句子也组织得乱七八糟，语法更是错误连篇。
“对不起……”我满头大汗地道歉，“我的英语太糟。”
他温和地看着我：“你用不着紧张，新换一种语言环境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刚到美国时，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
“可我真是糟透了。我很抱歉。”
他想了想：“这样吧．两周以后你再来找我。那时候你应该适应得差不多了。”
我慌忙道谢，退出。我觉得保罗是个善解人意的教授，他不忍心看着我把这场拙劣的英语表演进行到底。
布法罗大学有中国同学会，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租到学校里的一间单身公寓。他们还带我去旧货市场，买了一一些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之类。我去银行开了户，拿到一张全美通用的现金卡。去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在学校互联网上申请了我的个人邮箱。本来我还想买一台二手电脑，但是价格太贵，没有成交。反正系里的电脑任凭我们使用，这事用不着太急。
还剩下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呢? 夜里我穿着短袖睡裙，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子，躺在公寓陈旧的床垫上，电视打开着，半懂不懂地听零点新闻，听主持人的“脱口秀”，看美国人喜欢的言词幽默火辣的肥皂剧，一边在心里想着这个答案明确的问题。
初春，校园里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一块一块草叶青青的土地。最初露出的地面很少，从学校楼顶看去，像是雪地上一只只刚刚睁开的毛茸茸的眼睛，有点惺忪，透着一种惊奇。太阳一出，积雪继续消退，草色就慢慢连成了片，怯生生地漫坡而下，在依旧寒冷的空气中瑟缩抖颤。路边有一种黄色的小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绽放，它的根部甚至还依偎着一撮脏兮兮的残雪。发黑的、内部成马蜂窝状的残雪和小黄花，一种物质从另一种物质中诞生，此消彼长，掠夺和依存，这样的意象让人心里惊叹。
我是先看见一辆挂加拿大牌照的破旧丰田车迟迟疑疑开进校园，顺着车道一路寻找着驶往我租住的公寓楼，然后才看见了从车中走出来的陈清风。我飞奔过去，张开嘴巴，傻傻地笑望着他。他也一样，看见我的瞬间，只知道高兴，一句惯常的问候都说不出来。我们两个人隔着一股很窄的车道，彼此凝望，觉得世界在那一刻特别安静，除了积雪，小草，破旧的丰田车，就只有我们，我们脸上的笑意穿透阳光，直达对方心底。
我丝毫也没有发现陈清风脸上增多的皱纹。实际上，因为这些年的奔波和辛苦，他比出国之前老了很多。可我们见面的瞬间，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我眼里见到的只是一个整体，一个很多年来活在我意识深处的形象，带着我的情感、被我人为地修饰之后，而永远存留的静物油画。我记得的是他的从前，而他现在风尘仆仆的模样，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感官系统，被我完全地忽略不计了。我心里除了喜悦，就只有感激，我很想对大地对万物都说一声“谢谢”，我的快乐，我们彼此的快乐，在大地万物之外没有人能够分享。
我走过车道，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我很想哭，因为他脖子里有我熟悉的热烘烘的气味。
我们挤在狭窄的单人床垫上，合盖着薄薄的被子。他把一个枕头竖起来，折叠着塞在肩膀下，以便他侧过脸，居高临下地俯看我。他还忍不住地要用手抚摸我，虽然他自己知道手上的皮肤粗糙，从我身体上抚过时会发出咝啦啦的声音。他的膝盖顶在我的腿侧，很硬，像一块硌人的木拐，这说明他很瘦，肌肉结实。他笑着说，在埃德蒙顿购物中心里拼命打工的那一年，每天至少要站立十五个小时，现在他腿劲很大，可以不费劲地一脚把我的门锁踹开。说着话，他用脚把我的一条腿拨拉过去，膝盖轻轻夹住。
他的两条腿都用了悬劲，舍不得把我夹疼。
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他的女儿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读预科，只要语言过了关，升入本科没有问题。他妻子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只负责一样活儿：洗锅。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锅，她一个一个擦洗铮亮，士兵列队一样地排上架子，等待厨师使用之后，再一次刷洗擦净。到餐馆打烊后，她可以分得当日多出来的菜肴原料，带回去做家人第二天的午饭。至于他自己，他在时间上有很多自由，一个月只要做成一笔房产买卖，中介费就马马虎虎能过日子。如果幸运，做成两笔甚至更多，他便可以小小地存上一笔钱。他说，目前他还处在摸索和入行的阶段，慢慢熟了，客源攒多了，生意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