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在胡妈的调教和影响下，她的六个儿女个个对艾早好。就连比艾早大半岁的小儿子三虎，也知道时时处处让着这个“妹妹”，有吃的先尽着艾早吃，有好玩的留给艾早先玩。他那双毛茸茸的眼睛，在艾早面前总是眯缝着的，那是顺从，也是厚道。
青阳城的习俗，过生日要吃面。我和艾早到了胡妈家的时候，大丫已经从轧面店里把面条轧回来了，怕黏成坨，一把一把抖散，摊了满满一笸箩。桌上摆好了一大碗红烧肉，一条脑袋胖乎乎的红烧鲢子鱼，一盆花生米豆腐丁熬辣酱。胡妈还在灶上忙活着，做一个艾早喜欢的油爆虾。胡妈是真的把艾早当贵客待，否则她不可能做这个菜。带子的青虾倒不算贵，两三角钱就能买一斤，关键要费油，豆油或者花生油都要凭计划供应。
胡妈的大儿子大虎是最后到家的，他是胡妈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初中毕业，经我爸爸介绍，进邮局学徒，做投递员。他有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崭新的自行车，车架上挂着一个同样墨绿色的邮包。我和艾早曾经看见他骑在车上送信的样子：他弓下腰，用劲地蹬车，车子左摇右晃蛇形地往前穿梭，他的脑袋和肩膀也跟着左摇右晃，绿色制服的后背在后面鼓起来，像背了一把小小的绿伞。他的那副快乐和自豪的模样，连追在后面奔跑的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胡妈总是跟我爸爸说，大虎进邮局进对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送信的”饭的人。
小时候大虎见到艾早，必定要趴下来，四肢着地，给艾早当“马儿”骑个痛快。后来我们上了小学，不骑马了，改成“踩高跷”，就是由大虎蹲下，让艾早踩上他的肩膀，再抓住她的手，慢慢地站起来，威风凛凛地走。胡妈怕艾早摔下来出事，每见到一次就要骂大虎一次。可是没用，艾早喜欢这个游戏。艾早天生喜欢一切带刺激性的东西。
可是这回大虎看见艾早时，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神色，蹑手蹑脚地绕过她，跑到胡妈身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艾早爸爸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啐他一口：“光天白日，就没有好话说啦? ”
大虎坚持：“妈，我不骗你啊，现在外面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艾早爸爸家是开酱园的，算资本家，真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动作很大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虾，嘴巴里愤愤地说：“开个酱园算什么资本家? 资本家要住洋楼，娶姨太太，吃山珍海味。艾家老太爷在世时，天天跟伙计一块儿干活，晒黄豆，翻酱缸，早晚饭都是萝卜头就粥，我们小时候都是见过的。”
大虎认真地掰指头算：“你看我们邮局啊，局长是走资派，打倒了；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三青团，也打倒了；再一个副局长，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现在靠边站；张秘书是小爬虫；王科长有海外关系；李主任被抓过现行……就剩艾科长，文革总共开始两年，他就当了两年逍遥派，谁都没怎么动过他，所以啊，这回的运动必得要轮到他吃苦。”
胡妈一跺脚：“你个没眼色的! 艾早在这儿呢，你还说! ”
“我不就是……”
胡妈腾不出手，就抬起一只脚，用劲地碾在大虎的脚背上。大虎疼得哎呀地一声叫，终于醒过神，不再说下去了，乖巧地拿起水桶，出门担水去。
我和艾早、二丫、细丫四个人玩着丢沙包，四个人的眼睛同时盯在那只个头最大的沙包上。我没有在意大虎的话。我想艾早也没有在意。我们毕竟才上一年级。
可是那天吃过了生日面，从胡妈家里出来时，艾早走着走着忽然问我：“艾晚你说，要是爸爸真挨批斗了，妈妈怎么办? 那个孩子怎么办? ”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嘴巴张成一个圆洞。那是在1968年，我们年纪虽然小，可是对于“批斗”这个名词一点不陌生，因为大人们嘴巴里时时会说到，学校里老师天天会提到，街上的大标语上面也每每会写到。在青阳的大街小巷里，我们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小爬虫”被游街批斗的样子，他们总是脸色死白，发须蓬乱，目光躲闪，有人被绳子勒得踉踉跄跄，有人被戴上滑稽的纸帽，有人被墨汁涂黑双手，还有人胸前胸后都被画上大大的红叉，像是即刻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每次我们站在门外专心致志等待游街批斗的队伍过来时，胡妈会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们拽回家中，关紧大门，嘴里嘟哝着：“作孽噢，作孽噢”，而后又忍不住地把眼睛贴紧门缝去看。
如果我们的爸爸真的被革命小将批斗了，如果他真的被人押到了大街上，被人扭着手臂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狗一样地走，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即将来临的恐惧使我深陷痛苦。有好几天里，我装着跟艾早在一起玩，偷偷打量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我从前面看她，从后面看她，还从侧面端详她，想象着她会不会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和激动，像很多绝望寻死的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号啕大哭，蹬脚打滚，从而使绷得紧紧的肚皮气球一样地炸开，肚子里的小娃娃炮弹一样“嘣”地弹出来，摔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我能看得出来家里气氛的紧张。首先胡妈进门出门不再把脚步踩得咚咚响了，相反她蹑手蹑脚，好像她自己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好像她脚步声一重，会吓着了别人。她也不允许艾好在院子里奔跑和笑闹，如果听到嬉笑声，她必定煞白了面孔冲出来，抄起艾好的屁股，把他抱进厨房，嘴里还不住声地抱怨：“小祖宗哎! 你行行好哎! ”可是怎么样才叫“行行好”
呢? 她又说不出来。
我妈妈从怀孕后一直比较虚弱，动不动大汗淋漓，现在就变得更容易惊吓，哪怕外面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她也会突然地站住，然后满脸汗水，眼珠慌乱地四下转动，表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候她会头晕，身体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纸，需要迅速扶住手边的什么东西——树干啦，晒衣架啦，廊柱啦，墙壁啦，才不至于倒下。很快艾早就掌握了我妈妈的这个规律，只要外面口号声一起，无论她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无论手边在于着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会一跃而起，蹿过去充当我妈妈的扶手。
早晨我爸爸出门，低着头，手里夹一个黄布书包。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书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他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
他还剃了一个很短的寸头，因为大家都看见过，被批斗的人常常会被批斗者揪扯头发，而头发被揪是很羞耻也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走到门口，他会下意识地站一站，回身看看身后这个家。他的眼神非常复杂：既有悲哀，又有不舍，还有一种对于大门外面不可知命运的茫然。他为什么不可以对造反派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从来没有剥削过酱园工人呢? 大人的怯懦，我们小孩子觉得不能理解。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 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 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
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 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 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我们会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或说是英雄，因为光我们家的财宝就能让整个青阳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 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 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 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 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 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张根本先是似听非听，脸上还挂了一点笑，好像这是一场孩子气的、趣味十足的游戏。李艳华的脸上则是冷笑，幸灾乐祸，因为她一直觉得我父母的日子过得太安逸，儿女双全，吃穿不愁，还雇着保姆，“资产阶级都没这么安逸的。”这是她每每堵在喉咙口的话。
我告诉他们：“造反派说了，如果不交出枪，就把推土机开过来，把房子推倒了搜。”我接着问他们：“推土机是什么样子? ”
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是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对视一眼后，双双都陷入沉思。张根本小口小口地喝粥，连酱菜都没有夹过一次。李艳华干脆不吃了，放下碗，两手交叠在桌上，时不时地抬眼偷瞥一下张根本的脸色。看见他们这副神情，我有点忐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我手中的馒头也开始难以下咽。
然后，几乎是同时，他们离开饭桌，一前一后走进房间，李艳华回手把房门关上。我听见他们在房间里嘀嘀咕咕说话。我没有偷听习惯，再说大人们议论的事情我并不能完全听懂。我在外间趁机吃完了一整个咸鸭蛋，咸得我奔进厨房猛喝了一肚子凉开水。
他们两个人打开房门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李艳华的颧骨上有一点点红晕，眼睛也有那么点发亮，走到桌边时，顺手拿过盘子里剩下的一个咸鸭蛋，塞到我的手中。她已经忘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一只。张根本一边穿着出门的衣服，把短袖衬衫的下摆塞进西装短裤中，一边有意无意地朝我看几眼，看完了还嘿嘿一笑。
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意思。
张根本很快出了门。李艳华告诉我：“我得看看你妈去。”跟着也出了门。
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蒙胧中我感觉屋里灯光亮了一下，感觉他们两个人又在兴奋地说话，声音轻快，还带着笑。我没有睁眼，翻个身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爸爸就被放回家中，还专门给了他一星期假，让他休息。可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唉声叹气。
院子里依旧还是狼藉，因为胡妈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原先的整洁格局。艾忠义四下乱走时，我妈妈挺着大肚子站在檐下，神色沉郁，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两家人同时开始搬家。我们家搬到张根本的小院子里，张根本和李艳华搬到艾家酱园里。搬家之前我妈妈特意把我和艾早叫过去，对我们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艾家只有住进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院子，才能说明家庭跟艾家酱园彻底划清了关系，彻底脱离了剥削阶层，进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而张根本出身好，当过兵，是文革运动中的掌权派，他如果住进艾家酱园，没有人胆敢再跨进大门一步。关键的关键，他是我的养父。“艾家酱园归他住，等于是归艾晚住，一回事，艾家不吃亏。”我妈这么安慰我们。
“那些子弹呢? 枪呢? ”我想到一个问题。
“没有枪。从来就没有枪。子弹是战争时代留在院子里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如果用推土机挖呢? ”
“不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脑勺。
艾早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望她。我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面感觉胆怯，羞惭，丑陋。天很热，可我却感觉到潮水漫上来的冰冷，就好像我在上学第一天掉进河里一样，铺天盖地的水流涌过来，呛住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
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而后在胡妈愤愤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 关孩子什么事呢? ”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纱帐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艾家酱园那个大而无当的院子，却因为张根本的搬入而得到了妥善精细的照应。不是张根本自己动手，更不是李艳华，他们两个人从来只习惯动口。张根本总能从这儿那儿领回来一些人，那些人一看就是做惯了园林活儿的，他们带着铁锹锄头，扛来成袋的腐熟肥土，有时候还抬进来成捆的小树，在院子里挖土，施肥，种草，砌花坛，一干一整天，完了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地走人。有一次院门外还停下一部三轮卡车，四个壮汉用粗粗的棍子抬进一块比人还高的石头。那块石头瘦瘦的，满身都是洞洞眼眼，活像被虫子吃剩的巨大糕点。汉子们把石头竖在院里的一棵海棠树边。透过石头的洞眼，能看到后面一棵刚开花的紫薇。张根本站在刚用青石板铺好的道上，眯眼看着这块石头，头歪来歪去地欣赏，告诉我说，这叫“太湖石”，是江边的一个采石场专门给他弄过来的。
我不明白张根本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连江边采石场都给他送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张根本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仰头嘿嘿笑着的时候多了。每当他这么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巴就会哆嗦地颤动，细眼睛眯缝着，有一种不屑，有一种旁若无人，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轻慢。“就这么回事嘛! ”他会说。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是：“算了算了，计较个什么? ”
我在旁边听得多了，慢慢就体会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耐有气度笑眯眯地说出这两句话。我爸爸就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也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不说，因为从前他就是个普通公安，既无钱也无势，住进了艾家的偏院，心理上低人一头。现在他常常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那是他有了说这种话的底气，文革已经使他成了青阳城里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
我妈妈半夜住进医院，生下了艾多。早晨我起床上学时，李艳华刚下夜班回来，带着满身的来苏水气味，浮肿着一双眼睛，告诉我说：“艾早又有了个弟弟。”
她不说我有了个弟弟，说艾早。这样说话的意思，当然是要把我和艾家的人区别开来。
她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离间的念头。
我马上想到艾早，她一心一意要看看女人如何生孩子，不知道妈妈去医院的时候把她喊上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她肯定伤心死了。
我急匆匆地喝了一碗粥，把李艳华给我买烧饼的五分钱揣到口袋里，黄书包斜背在身上，奔跑出门。铅笔、米尺、小刀、被我的指甲抠成麻饼的橡皮在文具盒里跳得咣啷啷响，紧贴书包的皮肤处能感觉到跳跃带来的麻酥。李艳华端着她的粥碗追出厨房喊：“跑这么快，找魂啊? ”
我没有回头，一直跑出大门，左手一拐，进了小偏院。
艾早果然正在跟胡妈生气。她缩着身子蹲在墙角，头发蓬乱着，瘦瘦的胳膊圈住膝盖，脸上留着两条眼泪水风干的印痕，发亮，有一点点紧绷。她一定要胡妈承认，大人们选择在夜半三更偷偷生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她知道，她们是故意地避开她。
胡妈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头发同样地蓬乱着，衣服皱得没有了形状，前襟和大腿处还有些发硬的斑痕，粘着几片鱼鳞什么的。
她在忙着炖鱼汤，炖猪肝汤，舀到一个粗陶的汤罐里，送到医院给我妈妈下奶。她脚边的一个木盆里还泡了半盆衣裤，我认出那是我妈妈的裤子。蓝色的卡其外裤，粉红色棉毛裤，紫色带白花的短裤。几条裤子全部浸在血水之中，血水表面浮着一层污脏的沫子，一股浓烈扑鼻的腥味熏得我差点作呕。我目瞪口呆地盯住那半盆血水，心里很慌，最先涌上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妈妈是不是要死了? 我看见过胡妈杀鱼，杀鸡，还在街上的饭店门外看见过人家杀羊，那种时候，血就是这样从颤动的身体中肆无忌惮地涌出来，把周遭的一切弄成腥秽不堪。血总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
一想到我妈妈可能已经死在了医院，我不由得放声大哭。艾早看见我哭，也跟着又一次地号啕。我哭是因为害怕，她哭却是因为委屈。
我们两个一唱一和地哭着，把胡妈弄得恼火至极。
“小亲妈哎，小祖宗哎! ”她一手一个拉住我们的胳膊，手上满是鱼腥味和油烟味。“家里已经忙翻天了，拜托你们两个不要再唱花脸戏了，好不好啊? ”
我抽抽咽咽地问她：“我妈妈会不会死? ”
她佯装生气：“打嘴! 怎么能乱说? 你妈妈给你们添了弟弟，笑还笑不过来呢。”她又从衣兜里翻出一角钱，塞到艾早手中：“乖乖，我没空给你弄早饭，路上买两个烧饼吃。”然后用劲推着我们两个人：“上学去上学去! 等中午回家有你妈妈喝剩的鱼汤，给你们一人也喝一碗。”
艾早走在路上时，仍然愤愤不平：“大人为什么这么坏? ”她说，“她们就喜欢骗人! ”她仿佛还觉得不够，跟着又说了两遍：“骗人! 骗人! ”
我不知道艾早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可能她之前求过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要带上她，结果却没有。艾早一向都把承诺看得非常重要，可是事到临头家里人把她晾在一边，她没法不伤心。
直到一星期之后，我们才看见了躺在妈妈身边的那个新生婴儿。
我，艾早，艾好，我们三个人是一块儿踮了脚尖进妈妈房间的，因为胡妈叮嘱我们，不要吵醒了弟弟。我们进去时，妈妈坐在床上，那个小东西被她安详地抱在怀里。我惊奇地发现婴儿原来是那么小，简直就像只被剥去了皮的猫。他的皮肤红得非常可疑，皮肤上浮着一层细细的茸毛，有点像刚摘下树的毛桃一样。眼睛紧闭着，眼皮鼓出来，鼻孔小成了两粒黄豆，嘴巴抿进去，几乎看不见嘴唇。他的头发倒是乌黑，厚厚的一簇，很可笑地竖在头顶，而且是宝塔尖的形状。几年之后我在课堂上学到“怒发冲冠”这个词，不由自主地就想起婴儿艾多的头发。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三个人进来时的脚步声惊动了他，反正艾多的身体忽然一哆嗦，打了个寒噤一样。然后他开始皱眉，咧嘴，眼睛似睁非睁，嗓子里有咯咯的声音发出来，给我的感觉是拼命啼哭的前奏。妈妈对我们歉意地一笑，把艾多从怀里挪开一点，飞快地解衣扣，拖出一个肥肥的奶子，准确地揣进艾多口中。
我简直不敢相信，婴儿抿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张小嘴，张开时居然能够裹住那么饱满的一个奶头。可能是奶汁流淌得过于沤涌，他一时来不及吞咽，嘴边一圈很快漫出雪白黏稠的奶汁，眼看着就要淹没他的鼻孔。妈妈抽出枕边早已准备好的毛巾，利索地把溢奶擦尽。我听到三岁的艾好在旁边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妈妈大概也听见了，笑眯眯地对艾好招了招手，好像是要他过去也吸上几口。艾好却不好意思，脸红起来，转身躲到了床后。
我们从弥漫了奶腥味和婴儿尿布烘烤气味的房间里出来后，艾早非常不屑地说了一声：“他长得真丑。”
我知道她说的是那个婴儿。我自己也觉得他丑。画报上的婴儿总是胖乎乎，白嫩嫩，笑嘻嘻的，很可爱的样子，原来那都是假的，实际上刚生下来的婴儿是剥皮猫，红通通皱巴巴，挺恶心。
大年三十的那天刚好是艾多一百天生日。
艾多虽然不是头生子，也不是独生子，但是满百天总是件大事，还是要过一下子的。加上这天又逢大年三十，更有庆祝一场的必要。
李艳华和张根本两口子不怎么会做饭，以前过年都是两家合一家，在艾家酱园里摆上一桌子，吃胡妈做的菜。胡妈在大年三十这天也总要忙到饭菜上桌，家中大大小小坐下来，敬上她一杯酒，她再象征性地吃上几口菜，然后拿了工钱，回去跟她自己的丈夫孩子团圆。
今年李艳华的表现很不错，刚进了腊月，她就跟我妈妈提出，过年的这顿饭可以摆到艾家酱园里，那儿毕竟地方大，厨房也宽敞，免得小偏院里又是尿布又是尿盆，大人孩子掇弄不开。
我妈妈不能不领她的这个情。如果不领，就是驳她的面子，显得很不通人事。
年三十的一大早，胡妈开始把一些半成品的年菜用提篮装着往艾家酱园送。有焯过开水、撇去了沫子的猪肚肺，有煎过的鱼，调好的肉馅，油炸过的排骨，泡好的粉丝木耳香菇，洗干净的青菜香菜芹菜菠菜，还搬去一个烧木炭的暖锅。胡妈每送一趟东西，都要伸出指头点一点我的额头：“看好! 别让狗吃了! ”
我不怎么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说话时很不乐意的神态也让我觉得奇怪。我很郑重地告诉她，家里的那条小黑狗还小呢，站直了也够不着桌子，不会偷吃的。
胡妈哼了一声鼻子：“狗不偷，人就不会偷? ”
我这下子才明白，胡妈是对晚上的这顿饭有意见，她不愿意回到不是艾家住的“艾家酱园”里做事。
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我和艾早、艾好三个人在宽敞得可以踢足球的院子里捉迷藏。艾好最蠢，他总是把一个胖乎乎的大脑袋塞在那块太湖石的洞洞里，留下肥肥的屁股在外面等着我们扑上去。而且他喜欢被我们捉住，每当他裤子上的背带被我们揪在手里时，他就兴奋得咯咯笑，呼扇着两只胳膊，肥母鸡一样。有时候我们故意不找他，把他一个人晾在石头边，他会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地逗我们：“来呀! 来找我啊! ”
艾早发现了院子角落里一株刚开的腊梅花。花树还很小，只齐到我们的肩膀那么高，花枝也稀疏，试试探探地总共开了十来朵蜜蜡似的花，凑近了才闻到一股沁人的暗香。艾早看到这株花树就移不开步了，谋划着要折下花枝，拿回家插到墨水瓶里。她要求我站过去帮她看着人。我听话地站到青石道上，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时，她在后面已经眼明手快地折下了花枝，反手藏在背后。
艾好眼睛尖，以为她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跑过来缠住她：“什么呀? 是什么呀? 给我看看好不好? ”．艾早像吆喝鸡一样地驱赶他：“去去去! 走开去! ”一边用眼睛暗示我，帮她把艾好引开。
我把艾好带过去看地上的一个小洞洞，我告诉他这个洞洞里住着一个肥肥的白虫子，到天气暖和时虫子就会长了翅膀飞到大树上。艾好有了兴趣，蹲在洞洞旁，一心一意要用草棍把那个白虫子挖出来。
艾早这时候飞快地奔向厨房。胡妈的厨房从来都是她的避风港，她只要进了厨房就会万事大吉。可是偏偏乐极生悲，厨房门口堆着胡妈刚刚洗干净准备盛菜用的一摞青花碗，艾好冲进厨房时衣角扫在碗边上，高高的一摞碗摇摇晃晃仿佛跳起了舞。胡妈正好一眼瞥见，扑上去扶那摞碗，饶是手脚快，最上面两只碗还是掉下地，砰地一声摔出一地的碎瓷花。
胡妈满脸煞白，一连声地念叨着：“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
她把我和艾早堵在厨房里，严肃地嘱咐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听见了吗? ”
我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过年的这几天是最忌讳打碎东西的，每到过年胡妈都会像看强盗一样地看着我们几个，不允许靠近瓷器半步，就怕闯下祸。可是艾早偏偏在大年三十这天打碎碗，还一碎就碎了两个。
“一定不能说出去啊! 不能让你们小姨知道啊。”胡妈嘱咐着。
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和艾早的心情都比较糟糕。艾好不断地过来拉我们跟他玩，可是我们借口要写寒假作业，坚决地把自己限制在房间里，一步也不出门。
年三十的下午，机关下班比较早，张根本和我爸爸都是四点多钟就回了家。张根本带回来一纸盒子的鞭炮。我爸爸用邮局布置橱窗余下的材料糊了三个小灯笼，给我们一人一个。
我和艾早拿到灯笼时笑得很心虚，可是我爸爸没发现，他被我妈妈叫过去，忙着给婴儿艾多换尿布了。
张根本用一张凳子垫脚，爬上去给艾家酱园的堂屋临时换了一只一百瓦的大灯泡。妈妈把艾多裹成一只粽子，竖起来抱在手中，和我爸爸两个人肩并肩地走进大院里。因为产后怕风，妈妈还戴了一顶老太太才戴的咖啡色毛线帽，勾了边的帽檐一直拉到眉梢上，两边并且遮住了耳朵，显得她格外虚弱，又老气横秋。
艾多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太亮的光线，所以他一进堂屋就眨巴着眼睛，嘴巴里还像鱼一样地吐着透明的小泡泡。我惊奇地发现艾多忽然变得漂亮了，他的皮肤退尽暗红，泛出柔嫩的粉白，眼睛睁开时眼白碧蓝，眼仁黑亮，双眼皮秀美异常，嘴唇鲜红湿润，偶尔一咧，露出嘴巴里粉红的舌头和牙床，叫人忍不住地要把指头伸过去触摸那种柔软。
艾好把他发现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弟弟会笑了。”
李艳华纠正他：“哪里是笑啊? 无意识动作。”
艾好眨巴着眼睛，被李艳华这个有点深奥的结论弄得茫然。
张根本还是第一次见到艾多。他用食指点着艾多的下巴，嘴里“哦，哦”地逗了他几声之后，转头问我爸爸：“为什么叫艾多? ”
我爸爸一笑，回答说：“本来没想要他。多了。”
张根本抬头看李艳华一眼，嘿嘿了两声。
过了一会儿，李艳华皱起鼻子，脑袋转来转去，狗一样嗅着，问大家：“好像有什么味儿? 你们闻到了吗? ”
我妈妈不好意思地“哎呀”一声，说：“是艾多拉7 o ”
她连忙走开去，解开襁褓，给艾多换尿布。
李艳华眼睛轮番地看着我们，似笑非笑：“今年过年热闹了，下午是艾早弄出个岁岁平安，现在艾多又来个黄金万两。接下来该谁呀? 张小晚，你有花样吗? ”
我站在一屋子人的目光中，满脸飞红。我不知道李艳华为什么突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我。
如果那时候堂屋里有一床被子，我肯定把自己裹进被子里了。
艾早一直就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当我在手工课上为剪不出一颗标准尺寸的五角星如坐针毡时，艾早可以灵活地操着小剪刀，用各色蜡光纸剪出黄的公鸡，红的青蛙，绿的房子。
她把公鸡的鸡冠剪得像一头凤冠，把青蛙的小爪子剪得只只分明，在房子上剪出翘起的飞檐，飞檐上甚至还挂一串铃铛。
我把她的剪纸作品小心翼翼托在手心，惊叹了半天之后，终于找出一个明显的讹错：“青蛙不应该是红的。”
她回答说：“可你没有看见过世界上所有的青蛙。”
我一下子无话可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世界很大，地球很大，地球上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张根本的办公室里有一份《参考消息》，有时候他回家，会跟李艳华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收音机里也总是播报这些国家的消息。所有这些国家我都没有去过。艾早说得对，也许在那儿有红色的青蛙。
艾早的那把剪刀，只有她的掌心那么大小，剪刀头被胡妈用磨刀石磨得针一样尖，这样方便刺进纸里剪出一些细微末节的东西，比如公鸡眼睛什么的。胡妈生怕尖尖的剪刀戳了艾早，还特意缝一个小布袋子，叮嘱艾早不用剪刀的时候要放进去。
过年的时候艾早剪了一些怪模怪样的窗花，送给了胡妈一部分，把小偏院里的所有玻璃窗贴了一个遍，还剩了几张，胡妈进艾家酱园做年夜饭时，艾早跟在厨房里玩，趁机把它们贴在油腻腻的窗户上。
有一天张根本忽然问我：“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是你剪的吗? ”
我告诉他，是艾早。张根本哈哈地笑起来，说。丫头有点灵气。
我再见到艾早时，满面喜色地说：“他说你有灵气。”
我在艾早面前提张根本，总是用“他”来代替。一说到“他”，我们俩都明白是谁。
艾早笑吟吟地扬了眼梢：“真的? ”她知道“灵气”是一个好词儿，张根本是在赞赏她。
结果这一来就坏了，艾早一点儿都经不起赞扬，她剪纸的积极性马上大增，家里的旧课本、作业本、报纸、几本旧的《电影画报》、妈妈的一张《中国历史挂图》、爸爸从邮局带回来的《邮票目录》，都在艾早手上遭到了浩劫，有的剪走了封面，有的尸骨全无。她见到什么就剪什么：大头娃娃般的小人，五个花瓣的花朵，巨大的蚂蚁，香烟壳上的天安门……有一次她在院子里抬头看见天空中飞过去的喷气机，立刻拿出剪刀剪了一个，飞机舷窗里探着四个小小的人头，她用铅笔逐一写上：艾早、艾晚、艾好、艾多。这张剪纸被艾好死乞白赖地要走了，他当宝贝一样压在枕头下面。艾好一直向往百货公司柜台里的那个飞机玩具，现在有一张飞机剪纸可以让他夜夜枕着入睡，好歹总是个安慰。
寒假过后开学，艾早剪纸的热度还在持续。这样她就闯下了大祸。她用一张旧报纸给班里同学剪花边图案时，没有想到报纸的背面是一张毛主席穿军装的像。她一剪刀把毛主席的脑袋剪下来一半，剩下来的那一半还用剪刀头挑出了方的、圆的、三角形的洞。这颗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脑袋，变得比吃剩的鱼骨头还要惨不忍睹。
艾早立刻被同学集体告发，然后由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看管起来。两个老师如临大敌地在门外轮流站岗，不让闲人走近。校长亲自摇电话向教育局、公安局逐级上报。整个校园里的空气都变得紧张严肃。
跟艾早同班的赵三虎当时就在教室里。一看见艾早被老师带走，马上奔过来找我。我还没有听他说完，已经吓得大哭。我们都知道损毁毛主席的画像是“反革命”罪，犯了这样的大罪一定要被五花大绑地拉去体育场枪毙。一想到艾早就要死了，脑袋要被子弹打得开花了，胸前的木牌上还要刻上“反革命”三个字，我就浑身哆嗦地哭成了一个泪人。
我只顾着哭，居然都没有想起来应该想办法见到艾早，安慰和陪伴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间。艾早一个小小的人儿，独自一个人被关在办公室里，门外还有看守她的老师，等待她的是严酷到极致的命运，她心里的惊恐和绝望可以想象。我后来想到，如果我和艾早互换位置，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怯懦和无能，她就是哭，也要站到操场上，对着全体老师和同学哭。
多亏了赵三虎，这个忠诚和义气的小男孩儿，他知道不能够指望我做什么，干脆自己做主溜出校门。他狂奔到邮局，找到我的爸爸，再跟着我爸爸狂奔到公安局，找到张根本。
找到张根本就对了。一个八岁小女孩无意识中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怎么说都行，事在人为。张根本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当事。他当时正在局里主持办案，青阳乡下公社里出了一个杀人狂魔，连杀四个女人，先奸后杀，那才是让他急得跳脚的大事。张根本对我爸爸摆摆手：“你先回去，等下我去处理。”
我爸爸紧张得语无伦次，一再地哀求他，一再地强调小孩子经不住吓。张根本答应他：“我知道。我就去。”
结果那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张根本牵着艾早的手，若无其事地从学校办公室出来。后面跟着一脸恭敬的校长，一边送客，一边还不住嘴地解释什么。张根本那天穿的是一身公安制服，领口有鲜红的领章，腰间的皮带扎得板板正正，手上戴一副白纱手套。他走路的步伐很大，还有点急，头照例是仰着的，丝毫没有在意身前身后那些惊异的目光。艾早同样很平静，一只小手塞在张根本手中，时不时小跑两步，好跟上他的步伐。她的两条扎了蝴蝶结的小辫儿在脑后一起一落，像两只弹簧做的鸟儿。她紧抿着嘴，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张根本的脸，然后很快地又把目光移开。我很想知道艾早哭过没有，可是从她的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我妈妈托了人，把艾早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妈妈觉得这事太大，如果不换一个环境及早遗忘的话，在艾早的生活中会留下阴影。
五 盯梢者
天很热，阳光是从头顶上直直地射下来的，地上的砖头被晒得发白发脆，仿佛滴一颗汗珠都能将它们击碎。我脚上穿的是一双稍稍有点紧的凉鞋，原来是白色，现在已经旧得成了奶黄，鞋底磨得很薄，在酷热的天气里，鞋帮软成了杂货店柜台上广口玻璃瓶中的橘子软糖。我穿着这样的一双鞋站在大街上，感觉跟没穿鞋子差不多，脚像是踩在炭火上一样，需要时不时地用脚后跟着地，而把脚掌拱起来，脚趾将鞋底顶开去，在脚底和鞋底之间撑出一个可供空气流动的隙缝。
我已经靠在梧桐树干上站了有一个小时了。把藤椅横着堵在店堂门口打瞌睡的烟杂店营业员，人称“黑麻子”的六指老头儿，几次睁开眼睛，歪过头，偷偷地观察和打量我。他不知道我在盛夏的正午傻瓜一样站在街边干什么。
其中一次他甚至还起身，递给我一茶缸子晾在他手边的薄荷凉茶，然后提醒我可以坐到他的店堂里等人，店堂总是比树下要阴凉一些。我不敢喝他的茶，虽然当时我渴得能饮下一整口井里的水，我想起他就是用手上跷起来的怪异的小指头往茶缸里抓茶叶，甚至还会用那根指头仔细抹去杯口的茶沫，心里就别扭得反胃。
我推说不渴，拒绝接他的茶缸，同时又用一个假笑表示了歉意。我现在已经长大几岁，懂得用虚假掩饰一些东西。再说，我不能偷懒坐进店堂里，因为坐进去了我就看不见街对过巷子里的那扇门。李艳华交代给我的任务是：盯紧那扇门，看看张根本进去了多长时间。
我感觉自己汗水流尽、皮肤滚烫、差不多成了一只晒熟的红虾的时候，我的肩头上突然被人拍了一掌。我惊惶地回身，才发现张根本戴了一顶像电影演员那样的直筒窄边的草帽，穿着白色罗纹汗背心和米色的确凉西装短裤，笑眯眯地站在我身后。他旁边还站了个女人，这女人我认识，城中新开张的百货公司营业员。因为她的漂亮，百货公司刚开业的那几天，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向她的布匹柜台一睹芳容。
我和艾早也去看过一次，我们共同的看法是。
有一点像演《刘三姐》的那个黄婉秋。她好像跟张根本约好了故意穿成一种招摇的“情侣装”：上身是一件白色的真丝双皱短袖衫，下身一条米色的确凉长裤，尤其是头上也戴了一顶草帽，宽边，软顶，帽侧钉着一个用蓝丝带打出来的蝴蝶结。我在青阳城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洋气的草帽，一时间竟有点呆愣。
张根本似笑非笑地说：“是她让你盯着的吧? ”
我张口结舌，本来就热得通红的脸，那时候一定红得发了烂。
“履女人! ”他低低地咒骂了一句。他嘴边的咬肌紧起来，纠成一个疙瘩，在脸颊处缓慢地滑动，看去让人无端地慌张，觉得接下去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个强悍男人的引而不发最让人恐怖。
我抬着头，着迷地看着那个女人，又心慌意乱地看着张根本。汗水从我的头发根里源源不断流出，蜿蜒地爬过额头，有的在眉毛处受阻，滴滴答答地落在下巴上或者地上，有的越过眉毛挂在眼帘，很狼狈，同时也把眼睛渍得生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