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顾明泉
半夜里顾明泉做了个同学聚会的梦，男男女女一大群的围着一张圆桌，像海啸一样发出一阵阵喧哗，人头攒动，面目时而模糊时而清晰，这时有个人跳上了桌子中间，他认出了这个人居然是郑栋才，便大声对他喊道，喂，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但是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房子外面下着大雨，雨滴像漫无边际的黄土似的把房子包围了，一点一点地埋葬，而房子里热气腾腾，人声鼎沸，郑栋才在桌子上扭着身子，像扭秧歌一样扭得有模有样，他的脸也扭得变形了，闪烁着一种五彩斑斓的颜色。顾明泉发现没有人认识他，可是他都认识他们呀，大家都是马铺一中85届文科班的同学，他还看到班主任刘锦标戴着面具出场了，像大人物一样挥着手说，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在持续不断的喧哗和骚动中，只有顾明泉亮开嗓子应了一声，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他被人从桌子前挤到了后面，一种巨大的惯性使他踉踉跄跄往后退;他看到许多屁股在晃动，那都是同学们的屁股，他似乎都能一一叫出屁股的名字，可是这些该死的屁股们却是一本正经，威仪如王，对他理也不理。他终于退到了墙角，身子像一团泥巴叭地糊在墙壁上……
这时候，顾明泉猛地醒了过来。
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梦。他经常做这样的梦。本来嘛，梦就是混乱的、毫无逻辑的、不可理喻的，他一般也不放在心上，大多转眼就忘掉了，但是这个梦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有些隐秘曲折的含义。顾明泉坐在床头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一股烟从唇齿之间、从鼻子里徐徐飘出，但是胸口上好像硌着一个什么东西，让他感觉很不顺畅。
墙上的石英钟显示时间是3点15分，房子外面的马铺小城还沉浸在无边无际的睡梦中。
顾明泉赤脚走到了卫生间，回来时看到床头的方几上，手机的信号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昨天睡觉前忘记把手机关了。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未读短信，他索性滴滴答答按出了一条短消息，分别发送给谭志南和申红蕾。
短消息是这样写的：上午10点到我家商量同学聚会一事。
今年春节期间，几个老同学在一起喝酒，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同学聚会的事。他们是1985年从马铺一中毕业的，现在是2005年，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这个时间概念令人感慨万千，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时间居然一下子就过去了二十年，后面还能再剩几个二十年啊。于是，每个人脸上全都挂满了感慨。十年前也就是1995年办过一次同学聚会，但是普遍认为那次同学聚会办得很不成功，基本上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一是去的人不多，五十几个同学才去了十多个，老师一个也没去；二是只在金马酒店吃了一顿晚餐就散了，事前筹备策划得不够，事中组织不起丰富的节目，仅仅吃了一餐饭照了几张相，事后又遗漏了许多事，居然连同学通讯录也没有印发。这像是同学聚会吗？很多同学都不把那次聚会看作同学聚会，一般会议都需要出席人数达一半以上才算符合某种法定人数，五十六个同学只有不到二十人参加，肯定是“非法”的，最多只能当作一次小范围聚会。顾明泉想起来了，那次同学小聚会是郑栋才一手操办的，那时他是马铺糖厂的一把手，风光无限，笔能出水，只需签上大名，所有费用就全由“阿公”出了。当时顾明泉没有参加，他那时在厦门给人打工，他甚至没有接到通知，大约半年后才听说有这回事，那天他就给郑栋才打电话，想骂他一通，但是他已经找不到郑栋才了，因为郑栋才在几天前因经济问题被抓进了监狱。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好像是一个眨眼，从1995年到2005年，又是一个眨眼。顾明泉记得那天是在家里喝酒，开头只有彭彬、王永泽、廖强生三个老同学，后来，谭志南来了，申红蕾和安佳佳也来了，还接连七八个电话把原班主任刘锦标也召来了。电磁炉上的一大锅羊肉大杂烩吃得差不多了，三瓶金门高粱喝完了，最后开了一瓶人头马。顾明泉满脸闪烁着酒精的光芒，眼光直直地盯着刘锦标说，这次二十年的同学聚会一定要办好。大家端着酒杯，或碰杯，或磕一下玻璃桌面，竟然像表决心一样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办好。顾明泉心里热乎乎的，呼出的酒气也是烫的，他当场宣布，这次同学聚会所有的费用他全包了。大家当然都叫好，刘锦标总结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办好同学聚会。
过了正月，同学间的相互走动就少了一些，但马铺这么一点大的小城，相遇和碰面还是很经常的——偶然间就能在某个场合见面，闲聊几句，原来大家赴的还是同一宴席。借用闽南方言来说，就是“马铺地理轻”，如普通话的“说曹操，曹操到”。顾明泉在这种情形下遇见过十多个同学，自然每次都要提起同学聚会的事，于是，同学之间大多知道有人在张罗着召开同学聚会了。当然有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热情，有的则比较冷淡。今年五一黄金周，正是顾明泉的紫荆湖度假村生意最好的时节，他特别留了一个包厢，把刘锦标、丁新昌、谭志南、申红蕾、王永泽等人请了过来，大家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讨论同学聚会事项，大快朵颐，畅所欲言。当然最后还是民主集中制，地点没有争议地定在紫荆湖度假村，时间嘛，顾明泉提议由刘锦标和丁新昌来定——刘锦标是原来的班主任，丁新昌是现在同学里职务最高的，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刘锦标说他是老师，8月份放暑假是比较空闲的。丁新昌说，那就定在8月份吧，具体日期你们几个定就行了。丁新昌一副领导只把握大方向的态度，也显得特别民主。顾明泉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就定在8月5日，我们是85年毕业的，这个日子有纪念意义啊。1985年高中毕业，2005年8月5日开同学聚会，连日期都赋予纪念意义，这多好啊。于是，当场通过。
顾明泉重新躺到床上，再也没有了睡意，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球在床上滚了几下。这张柔软的席梦思对他一个人来说显得过于宽大了。实际上，这上面从来没有躺过两个人。1998年的深秋季节，他一个人从厦门回到了马铺，带着一只密码箱，还有一脸的倦容。顾明泉年迈的母亲第一眼看到他时，忍不住伸长脖子往他身后看了又看，好像他身后藏着一个人似的，可是最后确定没有人，这个前小学音乐教师颓然地叹了一声。顾明泉离婚的消息已经提前告诉她了，眼下她看到的是儿子孤单地归来，满脸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1987年，顾明泉从福州一所大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马铺县商业局，刚刚干了一年多，机会来了，他父亲生前一个好友从香港来厦门投资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旗下有来料加工厂、进出口公司，还有一间二星级酒店，这个姓赖的香港佬很念旧情，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把顾明泉叫到厦门，对他说你就在我这边干吧，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若干年前，赖老板还在马铺县最偏僻的土楼乡村下放劳动，是一个人人看不起的“无赖”，那时顾明泉还没有出生呢，他父亲贵为公社社长，却对这个看起来永无出头之日的“无赖”颇为仁义，能关照的事总是尽力关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顾明泉记得那年他读初三，父亲是马铺县公安局长，根据有关政策，赖老板全家申请到香港继承父母亲的遗产并定居，父亲很爽快就给批准了。顾明泉记得赖老板那天晚上提了一大包好烟好酒到家里来，哽咽着对父亲直道谢，他临走时还塞给了顾明泉两只当时很流行的电子表。要不要跟着赖老板干，顾明泉开头是有些犹豫的，后来经不起外面世界的诱惑，权衡再三，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离开马铺到了厦门。赖老板让顾明泉做了半年的酒店总经理助理，就炒了总经理，把顾明泉扶上这一宝座。从此顾明泉就差不多变成厦门人了，在这里谈恋爱、结婚生子，一方面有家有室了，另一方面，酒店也经营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如果没有意外，他的生活道路就将是可以预测的那种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意外，先是赖老板在印尼某旅游胜地溺水身亡，他的儿子继任董事长，对酒店经营采取了新的政策，让顾明泉一时难以适应。不过这一个意外对顾明泉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痛苦。第二个意外来自家庭内部，便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妻子和她的一个大学男同学长期以来保持暧昧的关系，并且多次在本地酒店开房过夜。激烈的吵架开始了，冲突日渐升级，他们越吵越厉害，像是失控的山林大火，都快把天空烧透了。许多次他们就当着儿子的面，比赛似的摔着东西，遥控器、玻璃杯、陶瓷圆盘……满地碎片，儿子吓得号啕大哭。离婚随之摆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在孩子和财产的处置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婚就一直离不成，直到第三个意外的猛然打击，将他们之间的纽带彻底撕断，他们方才心如槁灰身无牵挂地离了婚。这个意外就是六岁的儿子的死亡。那天他们又在无休止的吵架中，谁也没有在意儿子溜出门去，儿子上大班了，在小区里找些小伙伴玩，也是很经常的事。但是这一天，他出了小区，想到对面的小店买一根冰激凌，在他横穿马路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把他撞飞了起来……儿子的意外死亡令顾明泉万箭穿心，痛苦之余只能感叹命运的无常与残酷。离婚后，他把他名下的房子卖了，把总经理的职务也辞了，就带着一只密码箱回到了家乡马铺。
那天，中巴车驶上了兰陵大桥，马铺县城像一幅画卷展开在他的面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慨，鼻子发酸，眼眶也潮湿了。在厦门的这些年，顾明泉时常会回家来看看老母亲，或办些什么事，但是这一次的回来全然不同。顾明泉想，我独身一人从马铺到厦门，现在又独身一人从厦门回到马铺来了，而这中间，十年的时间像一阵风掠过，抓也抓不住。那时，顾明泉紧紧抓着座位上的扶手，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顾明泉在母亲的老厝住了半年多之后，到马铺新开发的奔驰花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样就方便了，高兴在哪住就在哪住。他又回原单位上班了，常常是上半天歇两天，轻松而又自由。他的单身状态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顾明泉在厦门的婚史和婚变，只有若干至亲好友了解，一般人就只能凭借想象力来进行猜测了。不过像他这样的男人，三十四五岁，正是男人“一枝花”的年纪，气度不凡，衣冠楚楚，有工作有房子又有钱，即使离过婚，也是非常热门的人选。短短一个月内，街坊邻居、同事亲戚热情高涨，波涛汹涌一波接着一波地给他介绍对象，今天是小学教师，明天是医院护士，后天是机关干部，最大的三十一岁，最小的二十二岁，全都未婚，五官清秀作风正派，且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人们的热脸无一例外地遇上了他的冷屁股，他一一谢绝了见面。那一天，他母亲急得直喘粗气，对他说，阿泉，你该找一个了，你总不能天天在老妈这里吃饭。顾明泉笑笑说，你这里没饭吃，我可以到饭店里吃，反正不会饿着。母亲生气了，下命令似的说，你一定要给我成个家。顾明泉说，都快新世纪了，你就别管我好不好？
母亲到底是管不了顾明泉的。在跨入新世纪的那一年，顾明泉把距离马铺县城五公里的紫荆湖饭店买了过来，在四周围购地一百余亩，推倒三层楼的旧饭店，重新规划重新设计，从银行贷了五百八十万元兴建紫荆湖度假村。半年后，度假村已初具规模，一边营业一边完善各种配套设施建设。顾明泉再度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迈步走向创业的道路。
这是一条看起来很风光的路，但是谁知道前方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顾明泉不愿多想，只管往前走去。这几年走下来，虽说也有些磕磕碰碰，但基本上还算是一路顺利的。贷款还得差不多了，公司队伍越来越壮大，只是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
天快亮时，顾明泉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这一觉无比漫长，他在睡梦里不断地向前飞，而空旷苍白的天空总是不断地向前延伸向前扩展。
突然，床头方几上的手机唱起了彩铃，唱的是童安格的老歌《让生命去等候》，他在睡梦里听到了这浑厚伤感的歌声：“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他惊乍地醒了过来，从飞翔的睡梦中坠落在柔软的席梦思上，像一根羽毛似的无声无息。
顾明泉从床上爬了起来，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屏幕，是一个电话簿上的名字，但他脑子迷糊，眼睛上糊了一团眼屎，看不清是谁的名字，就摁下了接听键，听到一个女声说：“开门。”他愣了一下，不解其意地问：“干什么？你是谁？”那声音说：“我在你家门口呀，快开门。”他突然明白过来了，连忙套上一件宽大的T恤衫，穿上半长裤，趿着拖鞋啪哒啪哒地跑出卧室。
他打开了房间的木门，隔着铁门上端的栅栏看到申红蕾站在门外，提着一只咖啡色手包，镜片后面的眼睛似乎定定地直望着他。
2·申红蕾
“你这门铃怎么了？按也按不响。”申红蕾说。
“哦，坏了，老早就坏了。”顾明泉说。
“大老板的，坏门铃也舍不得换掉。”申红蕾话里带着善意的嘲讽。
顾明泉很憨厚地笑着，打开门让申红蕾走了进来，说：“不好意思，我还在睡觉。”看到申红蕾站在门后准备换鞋子，连忙又说：“不用换了，我家不怕脏，有钟点工。”
申红蕾还是把她的红色高跟鞋换成一双平底拖鞋，说：“你不是叫我10点过来吗？我早上8点半起来，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你的短信，居然是半夜里发的啊。”
“那时刚好醒来，做了个同学聚会的梦，醒来了睡不着，就给你和志南发了短信。”顾明泉请申红蕾在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倒了半壶水在电磁炉上面烧着，对她说，“你先坐一下，我去刷刷牙。”
申红蕾说：“现在都10点半了。你去吧。”她挥了挥手，顾明泉就去了卫生间，把门关上了。这里她来过三四次，都是几个同学一起来的，现在她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客厅里，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厅比她家的至少大一倍，装修很简洁，除了必备的家具和电器外没有多余的物件。她站起身在客厅走了几步，走到三个房间门前，探头往里面看了看，一间是卧室，另一间也是卧室，只有一张床而空无一物，第三间是书房，一只书橱靠墙立着，里面看起来没有几本书，书橱前有一台电脑。她想，这个没有女人的家，能收拾得这样一清二楚，实在不多见。
顾明泉在厦门的十年，申红蕾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有一次她在马铺街头遇到了回家的顾明泉，他掏给她一张名片，让她到厦门一定要和他联系，但是她先后多次到过厦门，都没有给他打过电话，虽然他那张名片就一直夹在她的通讯簿里。她总觉得，同学嘛，就是同学，不冷不热，若即若离，是最好的境界。自从顾明泉回到马铺之后，特别是他创建紫荆湖度假村以来，他们才渐渐有了联系，同学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高三那年，申红蕾是团支书，顾明泉是副班长，但是没有多少来往，平常也很少说话，有关班团工作也是“各自为政”。唯一有过一次冲突是在那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学校按照惯例举办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每个同学都要上台，但一般说来毕业班可以不参加，这也是惯例了。参加歌咏比赛很费事，光是排练就要花许多时间，而这时离高考不到七十天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紧迫的气氛，即使成绩不好、无望考上的同学也比平时刻苦了，大家都知道，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分水岭。那些贪玩不好学的同学，这时也开始懊悔了，拿起课本和参考书，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好歹认真一点，即使考不上也不能考得太臭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申红蕾代表班级向学校团委报名参加歌咏比赛，她回到班级才把这事告诉班长李跃鹏、副班长顾明泉等几个主要班干。李跃鹏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书时几乎是把眼镜贴在书本上，他以好脾气而闻名，从不对任何事发表任何反对意见。他从书本上抬起头对申红蕾说，好吧，参加就参加。但是顾明泉反对，他大声嚷嚷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唱歌？申红蕾发现他神情激动，脖子都涨粗了，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反对就反对，也没必要把表情弄得这么夸张吧？在这个问题上，班干随即形成对立的两派，最后还是班主任刘锦标发话了，他就像垂帘听政的老佛爷一样一锤定音，时间虽然紧张，但参加歌咏比赛有益于调节情绪，劳逸结合，一定要好好排练好好参加，争取拿名次，鼓舞士气做最后的拼搏，焕发激情迎接高考的到来。申红蕾报的歌曲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李跃鹏依旧说，好吧，相会就相会。顾明泉一听就掩着嘴憋住笑，说这么土的歌啊，你不会选《我的中国心》或者《爱拼才会赢》，就是《小城故事》、《上海滩》也要好听多了。那时申红蕾气得真想打他一拳，眼睛直瞪着他，瞪得像牛眼一样。申红蕾通过私人关系找了一个音乐老师来给大家排练，时间只能选在下午第三节课下课之后，那天申红蕾带着音乐老师走进教室，让大家鼓掌表示欢迎，顾明泉喊了一声，肚子饿了，就从教室后门走了出去。申红蕾记得顾明泉那天哼着调子，很逍遥地走出教室，走到车棚推起自行车，跨上车就往前跑去。申红蕾那天是气得不得了，可是请来的音乐老师不在意，她也不便当场发作，只能在心里臭骂着他。
想起来这居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首歌是怎么唱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申红蕾似乎在耳边听到了这意气风发的歌声，脚下也轻轻打起了拍子，她记得那次班级虽然没有拿到好名次，只得了一个鼓励奖，但是大家还是唱得很投入的，声音洪亮，气势也不错。顾明泉虽然第一次排练公然缺席，后面几次还是来了，比赛那天就站在申红蕾身后，唱得也很卖力。
顾明泉从卫生间走了出来，申红蕾突然怔了一下，那魂儿猛地从二十年前回到现在，心想，二十年了，“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这就二十年了。
“怎么了？”顾明泉看了她一眼。
“哦，没什么，我想起我们毕业那年参加歌咏比赛……”申红蕾说。
顾明泉笑了笑，没说什么，拿了一只幼儿园常见的塑料凳子，坐下来便开始泡茶。申红蕾心想，他是不是不好意思提起这件往事了？其实这也没什么，都过了二十年了，也许他早忘记了。她坐在高背的沙发上，有些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矮凳上的顾明泉，他专注地泡着茶，没有注意到一双犀利的眼光在他身上逗留。看起来，他显得比二十年前好看了，那时年轻是年轻，但脸色是青的，皮肤粗糙，细腰细腿的只是一个骨架子，没有肉，气血也不足，而现在，脸色润滑，略显臃肿的身材透出一种富贵和威严。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造物主也真是有些偏心。
“来，喝茶。”顾明泉端了一杯茶过来，她连忙收起眼光，接过这杯热气腾腾的茶，轻轻啜了一口，感觉有一股醇香在口腔里流动。
“你这铁观音不错，一斤多少钱？”申红蕾说。
“这泡茶是天生茶庄特意留给我的，才半斤，五百八。”顾明泉说。
“现在喝好茶的不是大官，就是大款，你要是到我家，最好的茶也就一百二。”
“一百二已经足够好了，茶这东西，也难说，我觉得几年前喝的十几块钱的茶就很好了。”
“现在的价格都被茶商炒上来了，好一点的茶都要二三百。”
顾明泉抬起头看了申红蕾一眼，说：“你家不用买茶吧？”
申红蕾明白他的意思，说：“不用买茶，你给我送啊？”
“你在财政局，你老公在地税局，都是好局，别人送的都喝不完了吧？”顾明泉笑笑说。
“没有当官，谁给你送啊？有送也是比较普通的茶，下回等你这个大老板来送好茶。”申红蕾严肃认真地说，但是嘴角边的笑意又表明了她戏谑的心态。
“这五百八的还有几小包，等下你拿回去吧。”顾明泉说，“我还叫了谭志南一起来，这家伙怎么还没来？”
申红蕾哦了一声，说：“打电话再催一下，这些在县委办的大人物，办事都拖拉惯了。”
顾明泉掏出手机拨通谭志南的号码，在耳朵边听了一下，说：“关机。”又拨他家的电话，占线。
“我知道了，这家伙肯定是摸麻将摸了一个通宵，估计现在回家睡觉，连家里电话线也拔掉了。”申红蕾突然想起什么，拉开手包的拉链，找出一本通讯录，“你要拨另一个号码，他家有两部电话，这个号码是他前几天才告诉我的。”
“你们还有热线联系啊？”顾明泉说。
“没有啊，”申红蕾连忙辩解说，“我也是有一次，有事找他，手机关机，电话占线，后来跑到他家去，才知道他摸了一通宵麻将——你不知道啊，他爱摸麻将，周末要是单位没加班，都会摸上一个通宵的，他就告诉了我另外一个号码，说这个号码是专门方便领导找他的，一般人不知道。”
“看来你不是一般人啊。”顾明泉带着调侃的口气说，根据申红蕾说的号码，果然一拨就通了。
“同学嘛，当然不是一般人。”申红蕾说。
3·谭志南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的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这部粉红色电话的彩铃，谭志南非常敏感，即使睡得再沉，只要它一声响起，就像警报一样，立即把他惊醒，他的精神也随之振作起来。因为打这部电话找他的，只有少数几个领导。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刀郎又唱了两句。这首莫名其妙就在全国各地流行的歌，谭志南第一次听到就很喜欢，尽管他至今还搞不清楚二路汽车怎么会停靠在“八楼”。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并且迅速调整出一个端正的姿势，但是那只胳膊好像不听使唤，向电话机伸去的动作显得很迟钝。也许不能怪它，它和另一只胳膊刚刚连续劳动了十四个小时，在麻将桌上兢兢业业地为主人摸牌、翻牌，这时快有些抬不动了，但它还是使劲地把话筒抓在手里，谭志南用上班时常用的普通话说道：“你好。”
“我很好，你好吗？谭大主任。”
谭志南愣了一下，领导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他脑子里飞速地转了一圈，听出这是顾明泉的声音，可是他记得不曾把这个号码告诉过他啊。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号码？”
“是啊，这个号码很保密，只能告诉女同学，不能告诉我，重色轻友啊。”
谭志南知道是谁把号码告诉顾明泉了，因为知道这个号码的女同学只有一个，他笑笑说：“告诉你，你这个大老板也没时间来关心我。”
其实在同学里，谭志南和顾明泉的联系是最频繁的了，特别是这二三年，每天至少一个电话，不然也有一条短信。在中学的时候，他们还有郑栋才、王永泽像一个小帮派似的，号称“四大金刚”，曾经在年级里有过不小的名气。
“废话少说，现在到我家来。”顾明泉在电话里说。
谭志南说：“什么急事？我刚刚睡下……”电话里啪哒一声，对方把话筒搁下了，他也只能搁下话筒，接着把身体放在床上，像翻开册簿一样摊开四肢。他累得有些要散架了，身上的力气好像都被抽空了。
昨天下午还在上班时，环保局的老胡就打来电话通知，晚上8点在卫生局的小江家开战，还有一个是科技局的吴科长。每逢周末，好好打一次麻将，这是他多年来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老胡、小江都是他比较固定的牌友，一仔两块五，一个通宵下来，输赢也就在四五百块之间，这是大家都能够承受的。其实赌只不过是手段，关键是在这一过程中改善一下工作上憋屈的心情、释放一些郁闷的能量，从中获得一点刺激和乐趣。
谭志南的老婆王秀云是马铺一中的政治老师，今年教高三毕业班，高考成绩出来后，上重点院校的人数和上一本的人数都超过了学校定的任务，学校奖励所有的任课老师到新马泰十日游，她高高兴兴地去了，而他把孩子送到丈母娘家，反正放假了，孩子想回来他再去接，他无牵无挂地像是回到了单身时代。一上牌桌，有人提议把手机关了，他第一个响应，一打就打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大概赢了二百来块钱，算是睡眠补偿费。
谭志南知道顾明泉找他，肯定是说同学聚会的事，最近他们不论是见面还是通电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同学聚会。十年前郑栋才筹备第一次同学聚会时，打过几次电话给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可那时他还在马铺最穷的土楼乡里当差，连个股级也没混上，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感，表面上答应郑栋才，最后还是缺席了。十年时间，人生重新洗了牌，郑栋才因为十多万块钱锒铛入狱，而他通过考试考到了县委办，从科员一步一步爬到了副主任的位置。现在，在同学们的面前，他可以扬眉吐气了，尽管他一直保持着低调不张扬的态度，但心里还是很有一些优越感和成就感，毕竟在这小小的马铺，他也算是个人物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十年前想也想不到的。对这次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他是非常热心的，一开始就热烈响应，接着又提了许多建议。那天顾明泉说干脆封你当同学聚会会长好了，他谦虚地直摆手推让，赶紧给自己挂了个秘书长的头衔，说最多就当个秘书长，跑腿的事我来干吧，为同学们服务，乐此不疲。
既然有事，就无法睡觉了。谭志南坐起身，打开手机，一下来了几条短信。一看顾明泉那条短信居然是半夜里发的，心想这人做生意也没这么投入啊。
谭志南走到楼下的停车场，打开摩托车的几道锁，却推也推不动，一看是后面的轮胎没气了。他干脆把车放在原处，决定搭个三轮车过去。这些年马铺城里的三轮车泛滥成灾，像蝗虫一样到处都是，只要一两块钱，基本上就能到你想到的地方。他刚走到小区的大门口，对面就有一辆三轮车跑了过来。
“志南。”踩三轮车的很亲切地叫了一声。
谭志南抬头一看，原来是老同学阎顺利，前不久也坐过一次他的车。“是你啊，生意好吗？把我送到明泉家。”他登上三轮车，坐了下来。记得第一次在街上看到阎顺利踩着三轮车拉客，谭志南觉得很惊讶，虽然在学校里跟他没什么交往，但毕竟同学过三年，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第一年没考上，就直接招工进了马铺味精厂，开头几年厂子效益很好，他当了个车间主任，也很风光的，胸口上的衬衫口袋里一般都插着两包烟，不是红梅就是阿诗玛。有一次谭志南从乡下到城里办事，在县政府门口遇见他，他随即就掏出一包阿诗玛塞到志南的手里。后来，味精厂不行了，他的经济也是每况愈下，前几年厂子破产了，他就走上街头踩三轮车。
“你坐好。”阎顺利回头看了谭志南一眼，“到明泉家吗？”
谭志南嗯了一声，又问：“生意还好吗？”
阎顺利笑了一下，撩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能好到哪里去？度个三餐吧。”
谭志南想想也是，踩三轮的算什么生意，实在是挣口饭吃，不过他心里又有些好奇，接着问：“一天能有多少？”
“不一定，好的话一天二十几三十块，差的也就十来块。”阎顺利一边使劲蹬着车，一边淡淡地说。
“还是不好赚。”谭志南说。
“有总比没有好。”阎顺利说。
“要交税吗？”
“现在不要税，一个月要交八十元管理费。”
谭志南换了个话题说：“我们毕业二十年了，要开个同学聚会，我现在到明泉家就是商量这个事。”
阎顺利笑笑说：“同学聚会是你们这些当官人的事。”
“怎么能这样说？同学聚会就是所有同学的事。”谭志南带着批评的口气说，好像是在批评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同学之间没有什么地位身份的差别，这次同学聚会你一定要来参加。”
“看看了，有空就去。”阎顺利虚心地接受了批评，满面老实地说。
“二十年了，聚一聚也很好嘛。”
“是啊，很好……”
三轮车停了下来，顾明泉家的奔驰花园到了。谭志南走下车，想跟阎顺利再说一句，却见他调转车头，往回跑了。“哎，等下。”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塞到阎顺利的手里。
“不要了，不要了，同学还客气这个？”阎顺利说着，还是把塞上来的钱抓住了，但一看面值是五元的，连忙说，“哎，志南，不用这么多……”
谭志南逃跑似的大步向前走去，只是回头挥了一下手。
4·阎顺利
阎顺利把那五块钱收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叠从五角到五元的零票，被他的汗水浸湿了，但是它们隔着裤子贴着他的大腿，像是一台小小的发动机，给他制造了许多动力。
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街上，像刀子一样，水泥地上蒸腾起一股热气。每年七月，马铺都是热得不得了，人要是在阳光下呆久了，都会被晒得熔化。在烈日下拉着客人奔跑，汗如雨下，阎顺利只能在脖子上挂一条毛巾，不时拿起来擦一把汗。每当经过冷饮店和冷气开放的超市，他就很羡慕能够呆在里面的人，可是他没这个命，即使马铺热如蒸笼，他也只能在这个蒸笼里煎熬着讨生活。
阎顺利从民主街拉了个客人到车站，又从车站拉了一个人到水仙路。天气热，坐车的人比较多。客人在水仙路路口的从文书店下车了，这时阎顺利感觉到喉咙里像是火在燃烧，踩起车向前面的水仙茶叶店跑去，跑到门口往里面看了一下，只有卓萍一个人在壁扇下面坐着，便把车停靠在路边，走进了茶叶店。
卓萍是他的同学，更主要的，是他的表妹，他姑妈的小女儿。后面这层关系在同学间几乎没人知道，在高三那年参加歌咏比赛时，有人看到他们说话的表情、语气很不一般，传言他们在谈恋爱，阎顺利一听就用粗嗓门骂开了，她是我姑姑的女儿，怎么谈恋爱啊！卓萍那时长得小巧玲珑的，眼睛很明亮，让几个男同学暗地里很喜欢。她也没考上大学，复读一年又没考上，就招工到了马铺土特产公司，后来嫁了个军官，再后来军官转业到马铺工商局，她就离开土特产公司开了一间茶叶店。阎顺利路过店门口时，要是里面没有试茶的顾客，他就会停下车，到里面随便喝几杯茶，算是歇一口气。
阎顺利一边走进茶叶店，一边用毛巾擦着汗，对卓萍说：“这天气，热死人了。”
卓萍看了他一眼，也没什么热情的表示，只是说：“这泡茶刚泡过三四杯，你自己泡。”
阎顺利坐了下来，提起电磁炉上面的水壶就开始冲水泡茶，倒了三杯，一杯接一杯地灌进喉咙里。卓萍有时会说他，这样子根本就不是喝茶，而是牛饮水。其实他本来也是懂得喝茶的，知道怎么品茶，可是生活的压力让生活也变得粗糙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你知道吗？我们要办同学聚会了。”阎顺利又接连喝了三杯茶，抹了抹嘴说。
“什么同学聚会？”卓萍转过头来，她的一双眼睛黯淡无神，像两只小小的玻璃珠子镶嵌在面包似发酵的脸上。
“就是我们85届文科班同学聚会啊，我刚才把志南拉到明泉家，他们几个人在搞，说是二十年了。”阎顺利说。
“二十年了，”卓萍愣了一下，“真是二十年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眼睛都不见了。
阎顺利有些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他发现卓萍笑得胸脯一耸一耸的，那里原来是一座迷人的山峰，现在则像个松弛的热水袋。
卓萍止住了笑，手在眼睛上面揉擦着，好像是在擦拭眼泪。这让阎顺利很奇怪，不由多看了她几眼，说：“你怎么了？你要参加吧？”
“好多同学都认不得了，有的到店里买茶才认出来的。”卓萍说，“我不参加，想想也没什么意思。”
“同学嘛，好歹也是同学。”阎顺利突然想把谭志南批评他的话复述一遍，但是字词记不全了，只能用自己的词汇说，“同学一场，也是不容易。”
“什么时候办啊？”卓萍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兴趣。
“快了，8月份，到时会发一个通知的。”阎顺利消息很灵通地说。
“上次同学聚会我去了，这次我不去了。”卓萍说。
这时，阎顺利挂在裤腰带上的手机响了。这把像木棒一样粗笨的手机，还是卓萍的老公淘汰下来送给他的。阎顺利慌里慌张地摘下手机，动作显得很不熟练，对他来说，手机一天难得响起一次。他摁下接听键，听到里面一阵模糊的声音，像是喘息又像是哭泣，便大声地问：“什么事？什么事？”他走到了店铺门口，终于听到是老婆阿秋的声音，阿秋说煮饭时手被热汤烫伤了，让他等下回家买点红药水回家。他一听就生气了，说：“你真笨啊，煮个饭也会烫伤手，你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你都煮了几十年的饭了，还会把手烫伤？我不管你了，你把手放到冷水里泡一泡，谁叫你这么不小心！”
“怎么了？阿秋烫伤了？”卓萍关切地说。
阎顺利挂掉了电话，脸上还挂着生气的表情，说：“还有她那样笨的人吗？煮个饭也能把手烫伤。”
“你说人家笨，人家还给你生了对龙凤胎。”卓萍撇了撇嘴说，为她的表嫂打抱不平。
阎顺利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话。其实正是卓萍所说的龙凤胎让他感觉到透不过气来，你想想，一般人家也就一个孩子，而他家里多了一张嘴吃饭，多了一个人穿衣，多了一个人生病(龙凤胎似乎更容易生病)，今年上六年级了，明年就要上初中，到时又要多一份学费出来，而且大家都看到了，读书越来越贵了，他一年到头赚的钱还不够他们交学费。
阳光把三轮车晒得发烫，坐垫的人造皮革都蒸发出了一股刺鼻的味道。阎顺利跨上三轮车，立起身子踩着车，向麦子街跑去。
经过八仙药店，阎顺利下意识地刹住车，跳下车走进了药店，对老板说：“给我一瓶红药水。”那老板是阎顺利的老邻居了，从柜里拿出一瓶红药水，对他挥挥手，意思是说不用给钱了。一瓶红药水也就几角钱，但阎顺利还是很感激，说：“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啊。”
阎顺利家在圩尾街的伯公庙的斜对面，是一座破落的二进式老厝。阎顺利走过天井，看见阿秋坐在一张矮凳上发呆，她右手的手背上有一块发红的皮肉，像是红烧肉一样，那肯定就是烫伤的地方了。他懒得细看，也不想问，心里还在骂着这个笨手笨脚的客家婆，只是把红药水搁在饭桌上，看到桌上已经有一碗盛好的饭，便埋头吃了起来。
阎顺利吃饭总是很快的，三下五下就吃完了，他把饭碗丢进碗槽里，从锅里的竹刷上折了一小段，在嘴里剔着牙。这时，他心里头往往就会涌起一股烟瘾，老话不是说“饭后一根烟”吗？但他几个月前下狠心把烟戒了，饭后烟瘾上来，喉咙口有一丝痒痒的，令他很难受。他主要是算了一笔账才戒烟的，一天一包烟，金桥或沉香，三块五，算是很差的烟了，一个月三十包也要105元，那么一年下来也就是1260元，而现在把烟戒了，就等于赚了1260元。他剔着牙，在喉咙里发出几声怪响，把烟瘾强压了下去。
“大双和小双说到同学家去玩，还没回来吃饭。”客家人阿秋一边用红药水涂着伤口，一边说着不大纯正的闽南话。
阎顺利没有接她的话头，他知道小孩子饿了，自然而然就会回来找饭吃。他转身走进那间阴暗的厢房，母亲住在这里面，她生病好多年了，以前住过院，一直不见好，干脆就回家来吃中药。她每天病恹恹躺在床上，只是吃饭的时候，顺利或阿秋把饭端进来，她才会坐起身，很难受却又无可奈何地把那半碗饭吃下去。她知道，她还能吃半碗饭，这就证明她还活着，虽然自己每天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
母亲生病前是跟阎顺利的大哥阎顺德一起生活的，住在布市街的一套旧房子里，生病后才搬回圩尾街的老厝。那几天阿秋脸黑黑的，一点也不给她好脸色。阎顺利客子婆长客子婆短地把她臭骂了一顿，她才有所收敛。阎顺利觉得，一个人就是再穷，母亲还是要养的，这就是孝道，要是不养是会遭报应的。
阎顺利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又分明转动着眼珠子看他。“你要吃饭吗？我给你端进来。”他说，挥手在蚊帐里赶了几下，几只苍蝇跑了出来。
母亲发出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阎顺利便返身回到饭厅上，盛了半碗饭，夹了一筷子空心菜和两块红烧豆腐，端进了房间。他一手扶着母亲坐起来，一手把饭递到她手上，说：“你自己能吃吧？”
“能。”母亲说，把饭碗端到嘴唇下面，筷子一下一下地往里扒着饭。
阎顺利看着母亲吃饭，看了一阵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他退出了房间，突然想了起来，阎顺德每个月给母亲的五十元赡养费，连这个月已经两个月没送过来了。阎顺利到他家几次，他都不在家，而他老婆凶巴巴的，声称她没钱，一分钱也别想向她要。阎顺利想，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间，顺德应该会在家的。
大双和小双从外面回来了，扑向饭桌，弄出了一片声响。
阎顺利又走出了家门。太阳射出的光线，像火一样烤得头皮发烫。路上行人很少。阎顺利穿过打铁巷，来到了布市街。这里上午是一个自动形成的菜市场，一般到中午时，集市就散了，满地烂菜叶和垃圾也没人清理，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阎顺德家就住在一楼，他老婆有时也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些贩来的菜。阎顺德也跟他一样，早几年就从电镀厂下岗回家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来的，听说有时买点体彩六合彩，也中过一些小奖，有时到乡下去卖点老鼠药什么的。除了上门来拿母亲的赡养费，阎顺利很少到这里来。
阎顺德家的小客厅正对着街面，他赤裸着上半身，坐在小饭桌前喝着啤酒，桌上一堆嚼碎吐出的鸡爪骨，还有一小碟油炸花生。看着弟弟走进来，他面无表情，两根指头捏起一颗花生米往嘴里扔去。阎顺利觉得他这么逍遥喝着酒，却拖欠着母亲的赡养费，实在不是人。
“你真懂得享受啊。”阎顺利带着讥讽的口气说。
“不会享受，这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阎顺德瞟了弟弟一眼，反唇相讥地说。
“两个月的生活费，一百块钱。”阎顺利说。
“我没钱。”阎顺德说。
“你没钱？”阎顺利的声音猛地尖了起来，“你还喝啤酒配鸡爪？”
阎顺德一副懒得说话的样子，从凳子上抓起他的衬衫向阎顺利扔去，说：“有没有钱，你自己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