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因此也不知
什么是恨），你没有同情，也没胡真理观念，然而你有一点鬼聪明，你的繁
殖力很大。所以让你的同类成千成万的裹在清一色的破棉袄里，排成番号，
吸完了他闪的血，让他们饿列死，病死……这是你的风格，你的仁义道德！
你拿什么和人家比！
没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紧。只要有产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远向上追
求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那铁的生命意志，有了这个，任凭你向宗教以外任
何方向发展都好，怕的是你这点意志，早被瘪死了，因此除了你那庸俗主义
的儒家哲学以外，不但宗教没有，旁的东西也没有。更可怕的是宗教到你手
里，也变成了庸俗，虚伪，和鼠窃铬偷的工具。怕的是你只存在，而没有生
活，因为你的生命的前提是败北主义，和你那典型的口号“没有办法！”于
是你只好嘲笑，说俏皮话。是啊，你有聪明，有繁殖力，所以你可以存在，
（耗子苍蝇不也存在吗？）但你没有生活，因为我看透了你，你打头就承认
了死是事实，那证明了你是怕死的。惟其怕死，所以你也怕生，你这没出息
的“四万万五千万”！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生活导报》第 ６５ 期）
《伟大的事实 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
正如日前天空中有一个人一生见不到一次的“白虹贯日”的异象显现，
我却在屋子里乱忙，没有看见，我们也常常让伟大的历史从我们身边过去，
当时漫不经心，却等事后再去追怀，向往，去悬旗，放假，在纪念会中慷慨
陈词，溢洋赞叹。假如我们能将那分热情，就在当时，亲手献给那些活生生
的历史英雄，说不定那对于他们更是一个实惠，他们带着那分慰藉与同情，
在艰辛困若的搏斗中，说不定会更有勇气，更有力量，能创造出更瑰伟的奇
迹来。这次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教导团第一团第一二三营诸君过昆飞印的
壮举，无疑是伟大历史中最伟大的一页。它应当是这几日报纸上最大的标题，
甚至号外的资料，它应该在举国若狂的欢呼与流泪中，接受更多的热，好叫
它自己的成就发出更大的光。然而我们这生活在八股传统里的民族，只会在
粉墙上写“好男儿，要当兵”一类的官样文章，等真正的“好男儿”露了面
反让他们悄悄的自来自去，连一个招呼也没有。试想这是一个什么国度！没
有同情，没有热，辊麻木不仁？还是忘恩负义？不过也许惟其如此，“好男
儿”们才更觉可敬，可佩。伟大的永远是孤寂的。让千百年后流着感激的泪，
腾起赞美的歌声，但在他们自己的岁月中，悄悄的自来自去，正是他们的风
度。
旧式的营伍训练，目的只在教士兵的心理上消除恐惧，鼓起勇气，增加
忿怒，盲目的服从长官。这些为旧式的战争，是足够的，但对于使用新式武
器的新式的战争，就不适合了。据说机械化的进步产生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
的需要，一个新式士兵必须知道如何同一小队士兵合作，如何作临机应变的
决定，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只是听人指挥，受人驱策，说打就打，说
死就死，像诗人邓尼孙在《六百壮士冲锋歌》里所说的一般，在九十年前行，
今天在坦克车上，在装配机关枪的摩托车上，士兵也会打，也会死，但也要
了解了何而打，为何而死。这种战争的变质，已够说明了为应付现阶段战争，
我们兵员的来源应该在那里。仅仅具有奋勇与耐劳等美德的从农民出身的战
士，可以担当前几期抗战的任务，那便是消极的使我们少败一点的任务。但
目前的工作，是与盟邦合作，运用真正近代的战术来积极的争取胜利，我们
知道能担当这样工作的战士，除了上述诸美德外，还需要知识与机警。所以
最有资格充当这种战士的，无非是青年知识分子。情势不许我们再弥留在少
败一点的局面中，我们得赶紧攫取胜利，时机已经来到，我们非拿出“最后
一张牌”不可，为了民族的永生，我们不能再吝惜我们最宝贵的血。果然知
识青年认清了时代的使命，站起来了，承受了他们的责任，谈胜利，这才是
我们最确切的胜利的保证。然而教导团的意义，还不止此。在建国的工作中。
如同在抗战的工作中一样，他们也享有不朽的光辉。因为我们知道战术的近
代化不只在器械，也包括了运用器械的人，而人究竟比器械更重要，所以他
们又实在代表了我们国防近代化的开端。以上关于教导团在抗战与建国工作
上双重的军事意义，是比较浅而易见的，现在我们还指出另外两种也许更深
远的意义。在二千年君主政治之下，国家的土地和与土地不能分离的生产奴
隶——人民，都是帝王们的私产。奴隶照例得平时劳力，战时卖命，反正他
们是工具，不是“人”。只有那由部分的没落的贵族，和部分的超升的奴隶
组成的士大夫阶级，因为潜帝王当管家，任官吏，而特蒙恩宠，他们才享受
“人”的权利，既不必十分劳力，也不需要卖命。只是愚到财产的安全民生
了问题，管家这才有时不能不在比较没有生命危险的“运筹帷幄”的方式之
下，尽其捍卫之责，那便是所谓儒将了。这种工作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职责，
他们只是以“票友”的资格来，参加的。至于那真正需要卖命的士卒的任务，
自然更不在他们分内。所谓“好人不当兵”，便等于说“管家不管卖命”。
本来管的是旁人的家，为旁人的事卖自己的命，“好人”当然不干，所以自
古只闻有儒将（数目也不太多），不闻有“儒兵”之称。这一切的症结只在
国家的主人是帝王，在管家的看来 ，谁做主人都不是一样？犯得上为新旧主
人间的厮杀，卖自己的命吗？但是如果谁自己想当主人，那情形就不同了，
那他就不妨把自己的家族变成子弟兵，而自身也得身先士卒，做个卖命的表
率。这一来。问题的真相便更明白了，要“好人”当兵，便非允许他做自家
的主人不可。在原则上，辛亥革命以后，每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已经取得
了主人的资格，但打了七年仗，为什么直到最近，才有真正的“儒兵”出现
呢？这可见我们的“好人”一身只以得到主人的名为满足，而不顾主人的实，
所以他们既不愿意尽主人的义务，也不大关心于主人的权利。今天成千的青
年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神圣的呼唤，站起来了，准备以他们那宝贵的“好人”
的血捍卫他们自己的“家”，这是二千年来“好人”阶级第一次决心放弃“管
家”的职业，亲身负起主人的责任。我们相信义务与权利之不可分离，有其
绝对的必然性，所以我们看出成千的尽义务的身手，也就是讨权利的身手，
正如那数目更为广大的在各级学校里尽义务的唇舌，也就是索权利的唇舌一
样。
不要忽略知识青年从军的政治意义，这是民主怒潮中最英通的急先锋。
先尽义务，不怕权利不来，人民进步了，政府也必然进步！
到于在君政治下，那不属于管家阶级的不会想，不会讲的人群，在主人
眼里原是附属于土地上的一种资产，既是资产，就可爱惜，也可供挥霍，全
凭主人的高兴，所以卖命几乎是这般人不容旁贷的责任。 “寓兵于农”，
便等于说：“劳了力的还要卖命，卖命的也要劳力。”
为什么没听说：“寓兵于士”呢？是否“好人”既不屑劳力，更说不上
卖命呢？好了，君主政治下是谈不到平等的，所以，我们要民主。但是中华
民族抗战了七年，也还一向是某一种出身的人单独担任着“成仁”的工作，
这是平等吗？姑无论在那种不平等的状态下，胜利未见真能到手，即令能够，
这样的胜利，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耳辱。因此我们又得感谢这群青年，
耻辱已经由他们开始洗清了，他们已正式加入了伟大的行列，分担着艰难的
责任。为了他们的行动，从今天起，中国人再无须有“好人”与“非好人”
的表现，又是知识青年从军所代表的重大的社会意义，这一点也是我们不应
忽略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刚在民轫的期间，它的规模还不够广大，但它的意义
是深远的，而且丰富的。如何爱护，并培养这个嫩芽，使它滋生，长大，开
出灿烂的花，结成肥硕的果，这是国家，社会，尤其是该团各位长官的责任！
但是可爱的孩子们！ 你们脚下是草鞋， 夜间只有一床军毯， 你们脸上是什么？
风尘，还是莱色？还有身上的，是疮疤，还是伤痕？然而我知道，你们还没
上过战场！长官们，好生看着你们的孩子吧！他们的父母会心疼的，何况这
些又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命脉呢！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４ 日昆明《正义报》）
《可怕的冷静》
一个从灾荒里长成的民族，挨着一切的苦难，总像挨着天灾一样，以麻
木的坚忍承受打击，没有招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呻吟，像冬眠的蛰虫一
般，只在半死状态中静候着第二个春天的来临，——这样便是今天的中国，
快挨过了第七个年头的国难，它还准备再挨下去，直到那一天，大概一觉醒
来，自然会发现胜利就在眼前。客观上，战争与饥饿本也久已打成一片了，
因此，愈是实质的战斗员，愈有挨饿的责任，不像人家最前线的人们吃得最
好昨饱，我们这里真正的饿莩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抗战与灾荒既已打成一
片，抗战期中的现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现象了。照例是灾情愈重，发财的愈
多，结果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照例是灾情严重了，呼呈的声
音海外比国内更响，于是救济的主要责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国内人士，相形
之下，便愈能显出他们那“不动心”的沉着而雍容的风度了。现在一切荒年
的社会现象在抗战中又重演一次，不过规模更大，严重性更深刻些罢了。但
是说来奇怪，分明是痼疾愈深，危机愈大，社会表层偏要装出一副太平影象
的面孔。配合着冠冕堂皇的要人谈话和报纸社评的，是一般社会情绪——今
天一个画展，明天一个堂会，“顾左右而言地”的副刊和小报一天天充斥起
来，内容一天比一天软性化。从抗战开始以来，没有见过今天这样“众人熙
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景象，这不知道是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呢，
还是将死前的回光返照！
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生似的沉默着，另一部
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的粉饰着太平，这现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
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心与正义感的话。然而不知道是为了谁的体面，你还不
能声张。最可虑的是不通世故而血气方刚的青年，面对这种事实，又将作何
感想？对了怕支摇抗战，但饥饿能抗战吗？粉饰饥饿就是抗战吗？如果抗战
是天经地义，不要忘记当年的青年，便是撑持这天经地义最有力的支柱，可
见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时他不免盲目，在非常时期他却永远是不盲目
的。原来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勇气，而在这上面，青年是比
任何人都强的。正如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
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这不是浮动，而是活力的脉搏。
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可
以暂时搁置的枝节。火烧上了眉毛，就得抢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从抗战开始到今天，我们遭遇过两个关键，当初要不要抗战，是第一个
关键，今天要不要胜利，是第二个关键，而第一个关键本来早已决定了第二
个，因为既打算抗战，当然要胜利。但事实上目前的一切分明是朝着胜利相
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可怪的，是一部分人虽然看出方向的错误，却还要力持
冷静，或从一些烦琐的立场，认为不便声张，不必声张。眼看青年完成抗战，
争取胜利的意志必须贯彻，然而没有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调节与指导，
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费。万一还有人固执起来，利用他们的地位与力量，阴止
了青年意志的贯彻，那结果便更不堪设想了。时机太危急了，这不是冷静的
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大众
的坚忍的沉默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是灾荒中生长的，而灾荒养成了他们的
麻木，有有着粉饰太平的职责的人们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也有理由麻木。
可是负有领导青年责任的人们，如果过度的冷静，也是可怕的，不这不宜冷
静的时候！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云南日报》）
《愈战愈强》
回忆抗战初期，大家似科不大讲到“胜利”，那时的心理与其说是胜败
置之度外，还不如说是一心想着虽败犹荣。敌 ２ 是以“必定胜”的把握向我
们侵略，我们是以“不怕败”的决心给他们抵抗。你无非是要我败，我偏偏
不怕败，我不怕败，你便没有胜。那时人民的口号是“豁出去了！”“跟你
拚了！”政府的策略是“破釜沉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人民和政府
都不怕败，自然大家也不讳败，结果是我们愈败愈奋勇，而敌人是真把我们
没办法。
武汉撤退以后，渐渐听到“争取胜利”的呼声，然而也就透露了怕败的
顾虑了。
开罗会议以后，胜利俨然已经到了手似的，而一般现象，则正好表示着
一些人的工作，是在“争取失败”。事实昭彰，凡是有眼睛的都看到了，有
良心的都指出了，这里无需我再说，我也不忍再说，于是愈是趋向失败，愈
是讳言失败，自己讳言失败，同时也禁止旁人言失败。是否表面上“失败”
绝迹了，暗地里便愈好制造失败呢？抗战到了这地步，大概也是一种“置之
死地而后生”的办法罢？好了，那我以老面性的资格，也就“豁出去了！”
“跟你拚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算帐！
算帐是一件麻烦事，但不要紧，大的做的算，小的做小的算，反正从今
以后，我不打算有清闲日子了！
比如眼前在我们昆明，就有一笔不大不小的帐值得算一算。
昨天早起出门找报看，条一家报纸给了我一个喜讯，它老老实实地告诉
我，衡阳的仗咱们打好一点，我当然很高兴。但是看到第二家报纸，却把我
气昏了，就因为那标题中“我军愈战愈强”六个大字。
编辑先生！我是有名有性的，我虽不知道你姓名，但你也必然有名有姓，
你若是好汉，就请出来跟我算清这笔帐！你所谓“愈战愈强”者，如果就是
今天另一家报纸标题所谓“愈战愈奋”的意思，那我就原谅你，我可怜你中
国人不大会处理中国文字。如果你那“强”字是甚么“四强之一”那类“强”
的意思，那我就要控告你两大罪状：一、你侮辱了我们老百姓的人格。二、
你出卖了你的祖国。
难道你就忘记了，芦沟桥的烽火一起，我们挺身应战，是为了我们有十
二万分胜算的把握吗？才告诉你，除了存心利用抗战来趁火打劫的败类之
外，我们老百姓果真是怕败的话，就早已都投汪精卫去了。我相信在自由中
国，每一个良善的中国人，当初既是抱了拚命的决心，胜也要打，败也要打，
今天还是抱定了决心，胜也要打，败也要打，何况国际的客观环境已经好转，
谁又是那样的傻子，情愿让它“功亏一篑”呢？所以你如果多多给我们报导
些自身的缺点，那只会增加我们的戒惧心，刺激我们的努力。你以为我们真
是那样“闻败则馁”的草包吗？你若那样想 ，便把我们盾同汪精卫之流了，
你晓得那是侮辱别人的人格吗？
闻败则馁的必也闻胜则骄，你既把我们当闻败则馁的人， 那你泄露了（杜
撰撰？）许多乐观的消息，难道又不怕我们骄起来了吗？明知骄是抗战的鸩
毒，而偏要用“愈战愈强”来灌溉我们的骄，那你又是何居心？依据你自己
的逻辑，你这就是汉奸行为，因此你是出卖了你的祖国，你又晓得吗？
我们倒不怕承认自身的“弱”，愈知道自身弱在那里，愈好在各人自己
的岗位上来尽力加强它。你说我们“愈强”，我倒要请你拿出事实来，好教
我们更放心点。谁不愿意自己强呢！但信口开河是不负责任，存心欺骗更是
无耻。六个字的标题，看来事小，它的意义却很重大。
用这字面的，本不只你一人，但是，先生，恕我这回拶住你了！你气得
我一顿饭没吃好啊！然而如果在原则上你是受了谁的指示，那个指示你的人
不也该是有名有姓的吗？如果他高兴，就请他出来说明也好。抗战是大家的
抗战，国家是大家的国家，谁有权利来禁止我发问！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生活导报》）
《关于儒·道·土匪》
医生临症，常常有个观望期间，不到病势相当沉重，病象充分发作时，
正式与有效的诊断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
要讳疾忌医，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势沉重，病象发作，使他讳无可讳，忌无可
忌时，他也不肯接受诊断。
事到如今，我想即便是最冥顽的讳疾忌医派，如钱穆教授之流，也不能
不承认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
记录。惟其如此，为医生们下诊断，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时机。
向来是“旁观者清”，无怪乎这回最卓越的断案来自一位英国人。这是
韦尔斯先生观察所得：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人类的命运》）
为了他的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不但钦佩这位将近八十高龄的医生，而且
感激他，感激他给我们查出了病源，也给我们至少保证了半个得救的希望，
因为有了正确的诊断，才谈得到适当的治疗。
但我们对韦尔斯先生的拥护，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我认为假如将“儒
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
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使那
些比韦尔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
受点。
先讲偷儿和土匪，这两种人作风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后者是豪夺
罢了。“巧取豪夺”这成语，不正好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
禁”来说明吗？而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至于以“骗子”代表道
家，起初我颇怀疑那徽号的适当性，但终于还是用了它。“无为而无不为”
也就等于说：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看去又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这
不是骗子是什么？偷儿，骗子，土匪是代表三种不同行为的人物，儒家，道
家，墨家是代表三种不同的行为理论的人物，尽管行为产生了理论，理论又
产生了行为，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但你既不能说鸡就是蛋，你也就不
能将理论与行为混为一谈。所以韦尔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
究竟是犯了混淆范畴的逻辑错误。这一点表过以后，韦尔斯先生的观察，在
基本意义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历史发展的次序说，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为中国文
化的病，我们得从三派思想如何产生讲起。
由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成熟到某种阶段的结果，而它自身又确乎
能维持相当安定的秩序，我们的文化便靠那种安定而得到迅速的进步，而思
想也便开如产生了。但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
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了也只是
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
比没有秩序的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
绝对的可宝，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所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
据。然而父权下的强制性的秩序，毕竟有几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虚伪，
虚伪的秩序终久必会露出破绽来，墨家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
神来维持秩序，无奈秩序已经动摇后，严父若不能维持，慈母更不能维持。
儿子大了，父亲管不了，母亲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归于的败，是势所必然
的。
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
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
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一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夫妇结婚不久以后，有了数目不太多的子女，
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间。这时父亲如果能干保持着相当在裕的收入，家
中当然充满一片天伦之乐，即令不然，儿女人数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
还可以过来相当快，万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儿女还小，也不至闹出大乱子
来。但事实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儿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冲突，加
之分配本来就不平均，父亲年老力衰，甚至已经死了，家务由不很持平的大
哥主持，其结果不会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劝大哥一面用父亲在天之灵的
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黄金时的回忆来策励各人的良心，说是
那样，当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伦之乐，自然会恢复。他不晓得当年的秩序，
本就是一个暂时的假秩序，当时的相安无事，是沾了当时那特殊情形的光，
于今情形变了，自然会露出马脚来。墨家的母性慈爱精神不足以解决问题，
原因也只在儿女大了，实际的利害冲突，不能专凭感情来解决，这一层前面
已经提到。在这一点上，墨家犯的错误，和儒家一样，不过墨家确乎感觉到
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结，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走向自由行动的路的
心理基础。墨家本意是要实现这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
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
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
这里我们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儒家这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
本否认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
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因为道家消极的帮了儒家的忙，所
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
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和他对于墨道两家态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层阶级
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
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
捣乱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与道，他们本来不是绝对不相
空的，现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简单。这里恕我曲解一句古书，《易
经》说“肥遁，无不利”我们不妨读肥为本字，而把“肥遁”解这肥了之后
再遁，那便说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
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 变成了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当然是对
己最有利的办法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
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 “大隐隐朝市”者，
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
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
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偷儿和骗子，能算
冤曲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寂”，“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这些古语中所谓
王候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候，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国的文化
精神。事实上成语中没有骂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讲起穷凶极恶
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
韦尔斯先生列举三者时，不称墨而称土匪，也许因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喜欢
在穷乡僻壤跑，吃土匪的亏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对他们特别深恶痛绝。在中
国人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
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
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但我
知道这不是韦尔斯先生的本意，因为我知道在他们本国，韦尔斯先生的同情
一向是属于那一种人的。
话说回来，土匪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病，正如偷儿骗子也是中国文化的病。
我们甚至应当感谢韦尔斯先生在下诊断时，没有忘记土匪以外的那两种病源
——儒家和道家。韦尔斯先生用《春秋》的书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
他的许多伟大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昆明《中央日报》第二版“周中专论”栏）
《一个白日梦》
林荫路旁侍立着一排像是没有尽头的漂亮的黄墙，墙上自然不缺少我们
这“文字国”最典型的方块字的装饰，只因马车跑得太快，来不及念它，心
想反正不是机关，便是学校，要不就是营房。忽然两座约莫二丈来，影壁不
像影壁，华表不像华表，极尽丑恶之能事的木质构造构闯入了视野，像黑夜
里冷不防跳出一声充满杀气的“口令！”那东西可把人吓一跳！那威凛凛的
稻草人式的构造物，和它上面更威风的蓝地白书的八个擘窠大字：
顶天立地
继往开来
也不知道是出自谁人的手笔，或那部“经典”，对子倒对顶稳的。可是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那些，我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不是吓唬的，（稻草人可
吓得倒人？）我的头昏眼花恰恰是像被某种气味薰得作呕时的那一种。我问
我自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怎么那样冲人？
我想起了十字牌的政治商标，我明白了。不错，八个字的目的如果在推
销一个个人的成功秘诀，那除了希特勒型的神经病患者，谁当得起？如果是
标榜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除了纳粹德国一类的世界里，又那儿去找这样的
梦？想不出我们黄炎子孙也变得这样伟大！果然如此，区区个人当然“与有
荣焉”，——我的耳根发热了。
个人主义和由它放大的本位主义的肥皂水，居然吹起了这样大而美丽的
泡，它不但囊括了全部的空间（顶天立地），还垄断了整个的时间（继往开
来）！怕只怕一得意，吹得太使劲儿，泡炸了，到那时原形毕露，也不过那
么小小一滴而已，我真为它——也为我自己——捏一把汗。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身体的细胞，要一个人身体健全，不用说必需每个细
胞都健全。但如果某个细胞太喜欢发达，以至超过它本分的限度而形成瘿瘤
之类，那便是病了。健全的个人是必需的，个人发达到排他性的个人主义却
万万要不得。如今个人主义还不只是瘿瘤，它简直是因毒菌败坏了一部分细
胞而引起的一种恶性发炎的痈疽，浮肿的肌肉开着碗口大的花，那何尝不也
是花花绿绿的绚烂的色彩，其实只是一堆臭脓烂肉。唉！气味便是从那里发
出的吧！
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到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我是英雄，
当然我的族类全是英雄。炎性是会得蔓延的，这不必细说。
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必然也是个唯心主义者。心灵是个人行为的发号施令
者，夸大了个人，便夸大了心灵。也许我只是历史上又一个环境的幸运儿，
但我总以为我的成功，完全由于自己的意志或精神力量，只因为除了我个人，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知道向自己身上去发现成功的因素，追得愈深，想得
愈玄，于是便不能有堕入唯心论的迷魂阵中。
一切环境因素，一切有利的物质条件，一切收入的帐都被转到支出项下
了，我惊讶于自身无尽的财富，而又找不出它的来源，我的结论只好是“天
生德于予”了。于是我不但是英雄，而且是圣人了！
由不曾失败的英雄，一变而为不曾错误的圣人，我便与“真理”同体化
了，因而“我”与“人”就变成“是”与“非”的同义语了。从此一切暴行
只要是出于我的，便是美德，因为“我”就是“是”。到这时，可怜的个人
主义便交了恶运，环境渐渐于我不利，我于是猜忌，疯狂，甚至迷信，我的
个人主义终于到了恶性发炎的阶段，我的结局……天知道是什么！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１２１０《自由论坛》第 １１ 期）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无论在任何国家，”伊里奇在他的《国家论》里说，“数千年间会人
类社会的发展，把这发展的一般的合法则性，规则性，继起性，这样的指示
给我们了：即是，最初是无数阶级社会——贵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长制的，
原始的社会；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奴隶
占有者和奴隶是最初的阶级分裂。前一集体团不仅占有生产手段——土地，
工具（虽然工具在那时是幼稚的），而且还占有了人类。这一集团称为奴隶
占有者，而提供劳动于他人的那些劳苦的人们便称为奴隶。”中国社会自文
明初发出曙光，即约当商盘庚时起，便进入了奴隶制度的阶段，这个制度渐
次发展，在西周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到春秋中叶便成强弯之末了，所以我们
可以概括的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但就在孔子面
前，历史已经剧烈的变革着，转向到另一个时代，孔子一派人大声急呼，企
图阻止这一变革，然而无效。历史仍旧进行着，直到秦汉统一，变革的过程
完毕了，这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趁着这个当儿，孔子的后学们，以董仲舒
以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在长时期变革过程的
疲惫后，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
了两千年，直到孙中山先生才醒转一次。孔忆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
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
仲舒在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
董仲舒的安眠药何以有这大的魔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
起。相传殷周的兴亡是暴之差的结果，这所谓仁与暴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
奴隶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对于奴隶榨取过渡，以至奴隶们“离心离德”而造
成“前途倒戈”的后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较温和，所以能一方面赢得自
己奴隶的“同心同德”，一方面又能给太公以施行“阴谋”的机会，教对方
的奴隶叛变他们自己的主人。仁与暴是漂亮的名词，实际只是管理奴隶的方
法有的高明点，有的笨点罢了。周人还有个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让胜国的贵
族管理胜国的奴隶。《左传》定四年说“周公相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
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使之职事于鲁，……分之土
田陪敦（附庸，即仆庸），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这些殷民族六族与七族便是胜国投降的贵族，那些“备物
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后来所谓“儒士”——寄食于贵族的
智识分子。让贵族和智识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隶（附庸），这
对奴隶们和奴隶有者（周人）双方都有利的，因为以居间的方式他们可以缓
和主奴间的矛盾，他们实在做了当时社会机构中的一种缓冲阶层。后来胜国
贵族们渐趋没落，而儒士们因有特殊智识的技能，日渐发展成一种宗教文化
的行帮企业，兼理着下级行政干部的事务，于是缓冲阶层便为儒士们所独占
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没落的胜国贵族，改业为儒，加入行帮的。）
明白了这种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为儒家是一
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所以他们最忌矛盾的统一，矛
盾统一了，没有主奴之分，便没有缓冲阶层存在的余地。他们也不能偏袒某
一方面，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强，有压倒对方的能力，缓冲者也无事可做。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和平相处，而切
忌“同”于某一方面，以致动摇均势，因为动摇了均势，便动摇自己的地位
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间的一种人。中庸之道，
对上说，爱惜奴隶，便是爱惜自己的生产工具，也便是爱惜自己，所以是有
利的；对下说，反正奴隶是做定了，苦了是吃定了，只要能吃少点苦就是幸
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
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宪章文武，
尤其梦想周公，无非是初期统治阶级的奴隶管理政策，符合了缓中阶层的利
益，所谓道统治者，还是有其社会经济意义的。
可是切莫误会，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出发的，而中庸只是
在利害上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势必牵涉
到奴隶制度的本身，如果这制度本身发生了问题，那里还有什么缓冲阶层呢？
显然的，是非问题是儒家的社会地位根本相抵触的。他只能一面主张“成事
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面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