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咬紧牙关和靡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了画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而忽略了一首诗的
外形的完善，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
质，他的好诗，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
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
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象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
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
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
《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
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
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往往有追问它的动
机的习惯，（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
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
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为的是有《烙印》和《生
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作“新乐府”的白居
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
（ｓｕｒｐｌｕｓｅｎｅｒｇｙ）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
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
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
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
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
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
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
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
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
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
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
们的。是“空螯”也好，是“哲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
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
姿，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
早晚诗也会
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象孟郊似的，没有成群
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
自己的责任。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闻一多谨识
（曾收入臧克家《烙印》，１９３４ 年 ３ 月，开明书店）
《西南采风录》序
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
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
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现在
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
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在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
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工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
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
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
现实。这实在对不起刘君。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的感想，
在当前这时期，却不想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
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腰驼。（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讨人厌，
庄稼粗汉爱死人，
郎是庄稼老粗汉，
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
吃菜要吃白菜头，
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
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
那一个都市人，有这样气魄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
不怕亲夫在眼前，
见官犹如见父母，
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
火烧东山大松林，
姑爷告上丈人门，
叫你姑娘快长大，
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
马摆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钳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关起四门放火烧。
你说为上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
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
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学落里蜇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
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
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
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
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
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响”为乐的“庄稼老粗
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
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
胜利，那是多少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快刀”
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
脸斯文人”！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五日闻一多序
（曾收入《西南采风录》，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鼓——这种韵律的乐器，是一切乐器的祖宗，也是一切乐器中之王。音
乐不能离韵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离鼓的作用而存在。鼓象征了音乐的生命。
提起鼓，我们便想到了一串形容词：整肃，庄严，雄壮，刚毅，和粗暴，
争躁，阴郁，深沉……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它蕴藏着整个原始男性的
神秘。它是阳原始的乐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调的喘息。
如其鼓的声律是音乐的生命，鼓的情绪便是生命的音乐。音乐不能鼓的
声律而存在，生命也不能离鼓的情绪而存在。
诗与乐一向是平行发展着的。正如从敲击乐器到管弦乐器是韵律的音乐
发展到旋律的音乐，从三四言到五七言也是韵律的诗发展到旋律的诗。音乐
也好，诗也好，就声律说，这是进步。可痛惜的是，声律进步的代价是情绪
的萎顿。在诗里，一如在音乐里，从此以后以管弦的情绪代替了鼓的情绪，
结果都是“靡靡不音”。这感觉的愈趋细致，乃是感情愈趋脆弱的表征，而
脆弱的感情不也就是生命疲困，甚或衰竭的朕兆吗？二千来年古旧的历史，
说来太冗长。单说新诗的历史，打头不是没有一阵朴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
情绪，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在舶来品商标的伪装之下，支配了
不少的年月。疲困与衰竭的半音，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变本加厉了的风
行着。那是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吗？也许。但谁又叫新生与震奋的
时代来得那样突然！箫声，琴声（甚至是无弦琴）自然配合不上流血与流汗
的工作。于是忙乱中，新派，旧派，人人都设法拖出一面鼓来，你可以想象
一片潮湿而发霉的声响，在那壮烈的场面中，显得如何的滑稽！它给你的印
象仍然是疲困与衰竭。它不是激励，而是揶揄，侮蔑这战争。
于是，忽然碰到这样的声响，你便不免吃一惊：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的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东西
当做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田间：《多一些》
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
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
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
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间”……
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
你看，——
他们的
仇恨的
力，
他们的
仇恨的
血，
他们的
仇恨的
歌，
握在
手里。
握在
手里，
要洒出来……
几十个，
很响地
——在一块；
几十个
达达地，
——在一块；
回旋……
狂蹈……
耸起的
筋骨
凸出的
皮肉，
挑负着
——种族的
疯狂
种族的
咆哮！……
——田间：《人民的舞》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
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弥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
挝”，甚至是，如诗人 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ｎｄｓｅｙ 在《刚果》中，剧作家 ＥｕｇｅｎｅＯ’Ｎｅｉｌ
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的鼓，疯狂，野蛮，爆炸着
生命的热与力。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据一位懂诗的朋友说，作者还有较成功的诗，
可惜我没见过。）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
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
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的音乐。它只是一
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
着，在这大地上。
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
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
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
（原载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地点——联大文艺晚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地上）
时间——三十三年五月八日晚
“今天晚上在场发言的，建设新文艺的人物有八位教授，（记者按：八
教授为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杨振声。）
而我和罗先生（常培）是干破坏的，破坏旧的东西，……月亮出来了（闻先
生指着初从云中钻出来的满月说），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
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
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
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文学遗产在五
四以前是叫做国粹，五四时代叫做死文学，现在是借了文学遗产的幌子来复
古，来反对新文艺，现在我就是要来审判它：中国在君主政治的下，‘君’
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实际治人的是手下的许多人，治人就
是吃人！……中国的政治由封建而帝制，再由帝制而民治……中国的封建社
会里面有四种家臣：第一种是绝对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种次之，是法
家，第三种更次之，是墨家，而庄子是第四种，是拒小惠而要彻底拆台的，
但是因为有前三种人的支持，所以没有效果，后来，由反抗现实而逃到象牙
塔中，辛亥以后，治人吃人的观念并没有打倒。管家人吃人，借了君子的名
字。在五四，第四种人出塔了，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管家的无立足余地了，
但是他们仍旧可以存在的，不过不再是替君子管而是替人民管了。可惜第四
种人在塔处住不惯，又回到塔里面去了！那么前三种人又活跃了！但他们觉
得新主子不如旧主子好，所以才有‘献九鼎’啊！新主子一出来首先要打击
五四运动，要打击提倡民治精神的祸因。后来他们发现民主是从外国来的，
于是义和团精神又出现了，跟外国人绝交。现在谈第四种人，他们拼命搬旧
塔的砖瓦来造新塔，就如有人在提倡晚明小品，表面上是新文艺，其实是旧
的。新文学同时是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政治运动，新文学之所以新
就是因为它是与思想，政治不分的，假使脱节了就不是新的。文学的新旧不
是甚么文言白话之分，因为古文所代表的君主旧意识要不得，所以要提倡新
的。第四种人中的道家则劣处较少。新文学是要和政治打通的。至于文学遗
产，就是国粹，就是桐城妖孽，就是骸骨，就是山林文学。中国文学当然是
中国生的，但不必嚷嚷遗产遗产的，那就是走回头路，回去了！现在感到破
坏的工作不能停止，讲到破坏，第一当然仍旧要打倒孔家店，第二要摧毁山
林文学。从五四到现在，因为小说是最合乎民主的，所以小说的成绩最好，
而成绩最坏的还是诗。这是因为旧文学中最好的是诗，而现在做诗的人渐渐
地有意无意地复古了。现在卞先生（之琳）已经不做诗了，这是他的高见，
做新诗的人往往被旧诗蒙蔽了渐渐走向象牙塔。”
（曾收入《闻一多全集》，１９４８ 年，开明书店）
《诗与批评》
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呢？我们谁敢大胆地决定什
么是诗呢？不能！有多少人是曾对于诗发表过意见，但那意见不一定合理的，
不一定是真理；那是一种个人的偏见，因为是偏见，所以不一定是对的。但
是，我们怎样决定诗是什么呢？我以为，来测度诗的不是偏见，应该是批评。
对于“什么是诗”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主张：
有一种人以为：“诗是不负责的宣传。”
另一种人以为：“诗是美的语言。”
我们念了一篇诗，一定不会是白念的，只要是好诗，我们过之后就受了
他的影响：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
们，我们就是接受了他的宣传。诗人用了文字的魔力来征服他的读者，先用
了这种文字的魅力使读者自然地沉醉，自然地受了催眠，然后便自自然然地
接受了诗人的意见，接受了他的宣传。这个宣传是有如何的效果呢？诗人不
问这个，因为他的宣传是不负责的宣传。诗人在作品里所表示的意见是可靠
的吗？这是不一定的，诗人有他自己的偏见，偏见是不一定对的。好些人把
诗人比做疯子，疯子的意见怎么能是真理呢？实在，好些诗人写下了他们的
诗篇，他并不想到有什么效果，他并不为了效果而写诗，他并不为了宣传而
写诗，他是为写诗而写诗的；因之，他的诗就是一种不负责的东西了，不负
责的东西是好的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第一种主张就侧重在这
种宣传的效果方面，我想，这是一种对于诗的价值论者。
好些人念一篇诗时是不理会它的价值的，他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
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这种人往往以为他的态度仅止于
欣赏，仅止于享受而已，他是为念诗而念诗。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文字
与技巧的魅力上，你并不只享受于那份艺术的功力，你会被征服于不知不觉
中，你会不知不觉的为诗人所影响，所迷惑。对于这种不顾价值，而只求感
受舒适的人，我想他们是对于诗的效率论者。
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对的。因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效率论都不是真理。我
以为，从批评诗的正确的态度上说，是应该二者兼顾的。
伯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赶走了诗人，因为他不满意诗人。他是一个
极端的价值论者，他不满意于诗人的不负责的宣传。一篇诗作是以如何残忍
的方式去征服一个读者。诗篇先以美的颜面去迷惑了一个读者，叫他沉迷于
字面，音韵，旋律，叫他为了这些而奉献了自己，然而又以诗人的偏见生生
烙印在读者的灵魂与感情上。然而这是一个如何残酷的烙印。——不负责的
宣传已是诗的顶大的罪名了， （诗
我们很难有法子让诗人对于他的宣传负责，
人是否能负责又是一个问题）。这样一来，为了防范这种不负责的宣传，我
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诗了呢？不行，我们觉得诗是非要不可，诗非存在不可的。
既然这样，所以我们要求诗是“负责的宣传”。我们要求诗人对他的作品负
责，但这也许是不容易的事，因之，我们想得用一点外力，我们以社会使诗
人负责。
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
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利益于社会的。我们想，若是要知道这
宣传是否负责而用新闻检查的方式，实在是可笑的，我们不能用检查去了解，
我们要用批评去了解；目前的诗著是可用检查的方法限制的，但这限制至少
对于古人是无用的；而且事实上有谁会想出这种类似焚书坑儒的事来折磨我
们的诗人呢？我想应该不会。在苏联和也许别的些个什么国家用一种方法叫
诗人负责，方法很简单，就是，拉着诗人的鼻子走，如同牵牛一样，政府派
诗人做负责的诗，一个纪念，叫诗人做诗，一个建筑落成，叫诗人做诗，这
样，好些“诗”是给写出来的，但结果，在这种方式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只
是宣传品而不诗了，既不是诗，宣传的力量也就小了或甚至没有了，最后，
这些东西既不是诗又不是宣传品，则什么都不是了，我们知道马也可夫斯基
写过诗，也写过宣传品，后来他自杀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呢？所以我想，
拉着诗人的鼻子走的方式并不是好的方式。
政府可以指导思想的。但叫诗人负责，这是政府做得到的；上边我说，
我们需要一点外力，这外力不是发自政府，而是发自社会。我觉得去测度诗
的是否为负责的宣传的任务不是检查所的先生们完成得了的，这个任务，应
该交给批评家。
每个诗人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作风，意见与态度，这些东西会表现在作
品里。一个读者要只单选上一位诗人的东西读。也许不是有益而且有害的，
因为，我们无法担保这个诗人是完全对的，我们一定要受他影响，若他的东
西有了毒，是则我们就中毒了。鸡蛋是一种良好的食品，既滋补而又可口，
但据说多吃了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不能天天只吃鸡蛋，我们要吃些别的东西。
做诗也一样，我觉得无防多读，从庞乱中，可以提取养料来补自己，我们可
以读李白、杜甫、陶潜、李商隐、莎士比亚、但丁、雪莱，甚至其他的一切
诗人的东西，好些作品混在一起，有毒的部分抵消了，留下滋养的成分；不
负责的部分没有了，留下负责的成分。因为，我们知道凡是能够永远流传下
去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是好的，时间和读者会无情地淘汰坏的作品。我以为
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让批评家精密地为各种不同的人选出适于他们
的选本，这位批评家是应该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什么
是价值的这样一个人。
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我们设
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未，里边可以有李白，有杜甫，有陶渊
明，有苏东坡，有歌德，有济慈，有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惧李白是一味大
黄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的配合起来，这个
药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地
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可以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
解时代赋与诗的意义，了解我们批评诗的态度。封建的时代我们看得出只有
社会，没有个人，《诗经》给他们一个证明。《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个人
从社会里边站出来，于是我们发觉《古诗十九首》实在比镶诗经》可爱，仅
楚辞》实在比攘诗经》可爱。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是个人主义社会里的一员，
我们所以喜爱那种个人的表现。我们因之觉得《古诗十九首》比《诗经 Ｎｊ
我们亲切。《诗经》的时代过去之后，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且实实在在就果然进到了个人主义社会，这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个
人是耽沉千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以增加自己愉悦的
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
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
而玩弄文字，——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
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这是个人主义
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溃，灭亡。杜甫出来了，
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
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杜甫之后有了白居易，白居易不单是把笔儒染
着社会，而且他为当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张与见解。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
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有个人，再进而只有个
人没有社会，进到这时候，已经是成为了个人社会 （ｌ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了。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
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ｏｒＳｏｃｉｅｔｙ
（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同其呼息的，所以，我们
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
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
诗是要对社会负责了，所以我们需要批评。《诗经》时代何以没有批评
呢？因为，那些作品都是负责的，那些作品没有“效率”，但有“价值”，
而且全是“教育的价值”，所以不用批评了。（自然，一篇实在没有价值的
东西也可以“说”得出价值来的，对这事我们可以不必论及了。）个人主义
时代也不要批评，因为诗就只是给自己享受享受而已，反正大家标准一样，
批评是多余的；那时候不论价值，因为效率就是价值。（诗话一类的书就只
在谈效率，全不能算是批评）。但今天，我们需要批评，而且需要正确而健
康的批评。
春秋时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那时候政治上保持一种均势。孔子删
诗，孔子对于诗作过最好的，最合理的批评。在《左传》上关于诗的批评我
认为是对的：孔子注重诗的社会价值。自然，正确的批评是应该兼顾到效率
与价值的。
从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只讲求效率了，而忽视了价值，所以我要大声
疾呼请大家留心价值。有人以为着重价值就会忽略了效率，就会抹煞了效率，
我以为不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不要以为效率会被抹煞，只要看看普
遍的情形，我们不是还叫读诗叫欣赏诗吗？我们不是还很重视于字句声律这
些东西吗？社会价值是重要的，我们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就非得着重
价值不可，因为价值实在是被“忽视”了。
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人掘
发出了这原料，让批评家把它做成工具，交给社会广大的人群去消化。所以
原料是不怕多的，我们什么诗人都要，什么样诗都要，只要制造工具的人技
术高，技术精。
我以为诗人有等级的，我们假设说如同别的东西一样分做一等二等三
等，那么杜甫应该是一等的，因为他的诗博、大。有人说黄山谷，韩昌黎，
李义山等都是从杜甫来的，那么，杜甫是包罗了这么多“资源”，而这些资
源大部是优良的美好的，你只念杜甫，你不会中毒；你只念李义山就糟了，
你会中毒的，所以李义山只是二等诗人了。陶渊明的诗是美的，我以为他诗
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
所以，我们需要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什么是价值
的批评家为我们制造工具，编制选本。但是，谁是批评家呢？我不知道。
（原载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 日《火之源文艺丛刊》第 ２、３ 辑合刊）
《三盘鼓》序
诚之最近生过一次相当严重的病，在危险关头，他几乎失掉挣扎的勇气，
事后据他说，是医生的药，也是我在他榻前一番鞭策性的谈话，帮他挽回了
生机。经过这番折磨，这番锻炼，他的身体是照例的比病前更加健康了。就
在这当儿，他准备已久的诗集快出版了，要我说几句话，我想起他生病的经
过，便觉得这诗集的问世特别有意义。
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
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今天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
掌”，这声音“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ｒｉｅｄｍａｎｙ”的诗集（参看本书后记）的问世，是负
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
鞭策。
诗的女神良善得太久了，她的身世和“小花生米”或那
……靠着三盘鼓
到处摸索她们的生命线
的三个，没有两样，她又像那
怀私生子的孕妇，
孕育着
爱与恨的结晶，
交织着
爱恋和羞耻的心情，
她受尽了侮辱与欺骗，而自己却天天还在抱着“温柔敦厚”的教条，
做贤妻良母的梦。这都是为了心肠太软的缘故。多数从事文艺的人们都是良
善的，而做诗的朋友们心肠尤其软。这是他们的好处。但如果被利用了，做
了某种人“软”化另一种人，以便加紧施行剥削的工具，那他们的好处便变
成了罪恶。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
诚之的诗有诗的好处，没有它的罪恶，因为我说过，这里有的是药石和鞭策，
不过我希望他还要加强他的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
三十三年十一月
闻一多于昆明
（曾收入薛诚之《三盘鼓》，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昆明，百合出版社）
《艾青和田间》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去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讲演之
前，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
《给战斗者》，听众们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些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
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
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
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
艾青当然比这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
崇拜的东西与装饰，去理想化。如《向太阳》这首诗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
给现实镀上金，但对赤裸裸的现实，他还爱得不够。我们以为好的东西的里
面，往往也有坏的东西。
如在太阳底下死，是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①的，是感伤的，我们以为是诗的东
西都是那个味儿。（笑。）
我们的毛病在于眼泪啦，死啦。同心是好的，要把现实装扮出来，
引诱我们认识它，爱它，却也因此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一些，田
间就少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大能欣赏。
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
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
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
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但田间的知识分子气，胡风说抛弃了，我看也
没有完全抛弃。如“自由向我们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说
“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笑，鼓掌）。
艾青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我说他是农民的少爷，田间是少爷变农民。
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
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在旧社会
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有人漫骂田间，只是他
们无知。
关于艾青、田间的话很多，时间短，讲到这儿为止。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海《联合晚报》
副刊《诗歌与音乐》第 ２ 号）
《战后文艺的道路》
“道路”不一定是具体计划，只是一种看法；战后不是善后，善后是暂
时的，战后是相当长时期的将来。根据已然推测必然，是科学的客观预见，
历史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的，所以要讲到战后文艺的道路，必须根据文学史
及社会发展作一番讨论。
关于文学史，应根据新的世界观来分析：我们承认最根本决定社会
之发展的是阶级，有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中国过去的文学史却抹煞了
人民的立场，只讲统治阶级的文学，不讲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今天以人民的
立场来讲文学，对统治阶级的文学亦不抹煞。
观察中国的社会，有下面几个阶段：
一、奴隶社会阶段，
二、自由人阶段，
三、主人阶段。
奴隶社会的组织是奴隶和奴隶主，自由人是解放了的奴隶，战国和西汉
的奴隶气质在文学上很明显，魏晋以后嵇康阮籍解放了，但由建安到今天都
无大变。
建安前是奴隶文艺，建安后是自由人的文艺。奴隶的反面不是自由人，
奴隶的反面是主人。西方民主国家还要争自由，何况中国！奴隶是有主人的
奴隶，自由人是脱离主人的奴隶。今后的主人，则是没有奴隶的主人；有奴
隶的主人是法西斯。
现在再看每个阶段的特质。
（一）奴隶阶段：——
今天所谓奴隶与历史上的奴隶不同，真性奴隶是无身体自由的，使
其身体亏损如剿，刚，墨，，宫等是奴隶的象征，再一种是手铐脚镣的束缚，
这可呼为真性的奴隶。和这相反的要身体有自由发育，自由活动的才是主人。
在真性奴隶社会中作业是分工的，主人也做事，大致为君，为政，战争，行
刑是主人干的，他做事是自由的。奴隶的事，一是物质生产的技术，如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