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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小传》
小说：
《一天的工作》
《邢兰》
《芦苇》
《女人们（三篇）》
《懒马的故事》
《走出以后》
《丈夫》
《老胡的事》
《黄敏儿》
《杀楼》
《村落战》
《荷花淀》
《芦花荡》
《碑》
《钟》
《嘱咐》
《“藏”》
《纪念》
《光荣》
《种谷的人》
《浇园》
《采蒲台》
《蒿儿梁》
《石猴》
《吴召儿》
《山地回忆》
《村歌》
《识字班》
《投宿》
《战士》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山里的春天》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织席记》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新安游记》
《一别十年同口镇》
《王香菊》
《香菊的母亲》
《孙犁小传》
孙犁，中国现代着名作家，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生于河北安平。原名孙树勋。
早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期间开始在校刊 《育德月刊》上发表文学习作。
１９３３ 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到北平流浪，为了谋生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职员。１９３６ 年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几十年来“白洋淀题材”一直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
１９３７ 年冬参加抗日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及《冀中导报》副刊发表论文。１９３９ 年调晋察冀通讯社，编辑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文艺通讯》，并编写出版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担任编辑和教员。１９４１年在冀中区编辑《冀中一日》时曾写过一本辅导文学青年的基础文艺理论小册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在辅导青年写作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１９４４ 年到延安，在鲁艺工作和学习。这时发表了反映冀中白洋淀军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荷花淀》，受到广泛好评。
１９４９ 年后在《天津日报》社任编辑，不久被选为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写出了着名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这些作品仍以冀中平原为背景，但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具体的社会风情描述上都更为细致深入和丰满，文学批评观点也趋于成熟，出版了有鲜明见解的《文学短论》。１９５６ 年开始患病，以后创作减少。１９５８ 年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出版，在读者中流传较广、影响颇大。
１９７６ 年以后，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名誉主席，常有散文和诗作发表，还写了一系列“芸斋小说”。此时的作品结集为《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等等。孙犁的作品从许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形象，形成了他朴实深沉、优美淡雅的文风。他的创作风格及一些学习和模仿孙犁风格的中青年作家群常常被人称为“荷花淀派”。
《一天的工作》
一
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有一个交通站，叫口头村。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就是山西省了。在这条路上，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山口上，还有一个碉堡。
口头村交通站门口，摆着几十根铁条，就是火车轨，这些铁轨，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
交通站长，红眼老八，正站在铁轨旁呼喊着，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而那系烟袋的东西，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显得太不配合了。
有一群人聚拢来了，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运送铁轨的。这一群人，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也有戴着白粗布迭成的孝帽的。
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
红眼老八呼喊着：“三个人抬一条，——两个人抬，一个人预备替换，气力大小配搭一下。”
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大家你喊我，我喊你，组成了十来组。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近的三五里，远的有二十多里的。
十组人组成了，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就跑到他跟前说：“老哥，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回头有一个小包裹，你送走吧！”
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爬上山道……这时，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
真是三个小孩子，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他们跑过来，还都喘着气，头上冒着汗气，肩上背着粗麻绳子，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
领头的那个银顺子，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他着急的向红眼老八问：“谁是交通站长？”
“我是！”
“我们也抬一根。”
“你们是哪村的？”
“潘家沟呵！”
银顺子接着说下去，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昨天接到这里去的“公事”要三个人，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就叫他们三个来了。他们三个，两个是青抗先，一个是儿童团，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可是走错了路，直到现在才到了……“还不晚吧？站长？”银顺子末了，笑着问一句。
“晚是不晚！”红眼老八说，“不过你们能顶事吗？”
“能呢，站长！”银顺子说，“我能背二斗小米呢！他们两个也不弱，在村里摔跟头，他们也称霸呢！”
红眼老八想了想说：“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叫他和你们一道抬罢，四个人换着。”
“别的，几个人抬一条？”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真像狼。
“别的是三个人。”红眼老八说。
“那我们也三个。”小黑狼斩钉截铁的。
二
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和那用不着的麻绳。
这是小黑狼的主意，小黑狼说，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应该先抬，三福还是儿童团，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
在路上，为了这件事，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许多洗衣服的娘儿们都说：“瞧！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这两个，没有三福，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嘿！
人家抬，你跟着，给人家提夜壶！”三福不能忍耐了，低着头喊：“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
三福就提出了意见，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
小黑狼正在喘气，身上流着汗，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儿童团只能站岗哨，抬东西可差点劲！”接着是“嘘！”
“我不过比你小一岁！”
“小一岁，你就是儿童团！”
“我娘还说，我生月大，按打春说，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
“大一个月，也是青抗先！”
三福简直恼了，他问银顺子：“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
“你问那干么？”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他脚上的疮又破了，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被石子刺破了，成了疮，他想现在冷了，到哪里弄双鞋子呢？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呀！
银顺子三岁上就死去了娘，起先给人家放牛，十三岁那一年到了大同府，在一家鞋店里学徒，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
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那是他娘留下来的。
这时，他听见三福问他，他就走慢些。
“一过阳历年，我就是青抗先了！”三福害羞的说。
小黑狼笑了，“哈哈！”笑得不好听，“你不等阳历年么？不要脸！”
他们走下山坡，有几组大人，正在把铁条放下来，抽烟休息，见他们三个来了，就说：“你们也歇歇吧！这两个孩子！”
“不歇了，我们在前面等你们！”他们三个回答着。
三
走过去，小黑狼想起个问题，想难一下三福。他说：“三福呵，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三福想了想，总是想不出来，就接着说：“你说是什么玩意？”
“我说你是儿童团，不行，你还不服气呢，连这个玩意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说呵！”
“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我们这里是用木板，日本人就用铁的了！”接着又说：“银顺子到过大同府，你一定知道，你说对不对？”
银顺子在心里笑了！
“对不对呢？”三福也问。
“这是火车上的铁条。”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怎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前头有火车头拉着，呜呜地叫，会冒黑烟，火车站上怎样热闹。
“对呀！”三福说：“整天价听人说，我们的队伍扒敌人的火车道，就是扒这个东西呀！小黑狼说是炕沿，炕沿，哈哈！”
小黑狼辩白说，那原是他听潘楞子说的，潘楞子从保定府回来，说日本人最喜爱铁，他就想，他们的炕沿，一定也是铁的了。
“潘楞子？你不要听他的话，那家伙有些汉奸样。日本人喜爱铁，是拿去做枪炮来打我们哪！”银顺子警告小黑狼。
小黑狼不言语了。
四
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们到了大高石，找到了交通站长，他们把铁条交代好。
天气已经晚了，但他们准备还赶回口头村站上去，打算就睡在那里过一夜，他们想，明天也许还有东西抬。
到一个小河旁，他们坐下来，吃了带着的那玉黍棒饼子，喝了些水，大家跳着走了。
三福也忘记了不高兴，银顺子还对他说，他抬东西也行，等到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
三福就更高兴了。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于灵丘下石矶
（原载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
《邢兰》
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叫邢兰的。
他在鲜姜台居住，家里就只三口人：他，老婆，一个女孩子。这个人，确实是三十二岁，三月里生日，属小龙（蛇）。可是，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藁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像有多年的痨症。眼睛也没有神，干涩的。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唱歌……
去年冬天，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我的工作是刻蜡纸，油印东西。
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这房子房基很高，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看西面，一带山峰，一湾河滩，白杨，枣林。下午，太阳慢慢地垂下去……
其实，刚住下来，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那几天正冷得怪。雪，还没有融化，整天阴霾着的天，刮西北风。我躲在屋里，把门紧紧闭住，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从门上面的空隙，从窗子的漏洞，从椽子的缝口。我堵一堵这里，糊一糊那里，简直手忙脚乱。
结果，这是没办法的。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脚更是受不了。正对我后脑勺，一个鼠洞，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起初，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吹着冷气；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山鼠出入的小洞洞。我走出转进，缩着头没办法。这时，邢兰推门进来了。
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来这里转转。我就请他坐坐，不过，我紧接着说：
“冷得怪呢，这房子！”
“是，同志，这房子在坡上，门又冲着西，风从山上滚下来，是很硬的。
这房子，在过去没住过人，只是盛些家具。”这个人说话很慢，没平常老乡那些啰嗦，但有些气喘，脸上表情很淡，简直看不出来。
“唔，这是你的房子？”我觉得主人到了，就更应该招呼得亲热一些。
“是咱家的，不过没住过人，现在也是坚壁着东西。”他说着就走到南墙边，用脚轻轻地在地下点着，地下便发出空洞的嗵嗵的声响。
“呵，埋着东西在下面？”我有这个经验，过去我当过那样的兵，在财主家的地上，用枪托顿着，一嗵嗵的响，我便高兴起来，便要找铁铲了。——这当然，上面我也提过，是过去的勾当。现在，我听见这个人随便就对人讲他家藏着东西，并没有一丝猜疑、欺诈，便顺口问了上面那句话。他却回答说：
“对，藏着一缸枣子，一小缸谷，一包袱单夹衣服。”
他不把这对话拖延下去。他紧接着向我说，他知道我很冷，他想拿给我些柴禾，他是来问问我想烧炕呢，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他问我怕烟不怕烟，因为柴禾湿。
我以为，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照例应酬，我便说：
“不要吧，老乡。现在柴很贵，过两天，我们也许生炭火。”
他好像没注意我这些话，只是问我是烧炕，还是烤手脚。当我说怎样都行的时候，他便开门出去了。
不多会，他便抱了五六块劈柴和一捆茅草进来，好像这些东西早已在那里准备好。他把劈柴放在屋子中央，茅草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拿一把茅草做引子，蹲下生起火来。
我也蹲下去。
当劈柴燃烧起来，一股烟腾上去，被屋顶遮下来，布展开去。火光映在这个人的脸上，两只眯缝的眼，一个低平的鼻子，而鼻尖像一个花瓣翘上来，嘴唇薄薄的，又没有血色，老是紧闭着……他向我说：
“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
从此，我们便熟识起来。我每天做着工作，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类到房子里来替我生着，然后退出去。晚上，有时来帮我烧好炕，一同坐下来，谈谈闲话。
我觉得过意不去。我向他说：
“不要这样吧，老邢，柴禾很贵，长此以往，……”
他说：
“不要紧，烧吧。反正我还有，等到一点也没有，不用你说，我便也不送来了。”
有时，他拿些黄菜、干粮给我。但有时我让他吃我们一些米饭时，他总是赶紧离开。
起初我想，也许邢兰还过的去，景况不错吧。终于有一天，我坐到了他家中，见着他的老婆和女儿。女儿还小，母亲抱在怀里，用袄襟裹着那双小腿，但不久，我偷眼看见，尿从那女人的衣襟下淋下来。接着那邢兰嚷：
“尿了！”
女人赶紧把衣襟拿开，我才看见女孩子没有裤子穿……
邢兰还是没表情地说：
“穷的，孩子冬天也没有裤子穿。过去有个孩子，三岁了，没等到穿过裤子，便死掉了！”
从这一天，我才知道了邢兰的详细。从小就放牛，佃地种，干长工，直到现在，还只有西沟二亩坡地，满是砂块。小时放牛，吃不饱饭，而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唤。……直到现在，个子没长高，气喘咳嗽……现在是春天，而鲜姜台一半以上的人吃着枣核和糠皮。
但是，我从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他愁眉不展或是唉声叹气过，这个人积极地参加着抗日工作，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邢兰对于抗日工作的热心，我按照这两个字的最高度的意义来形容它。
邢兰发动组织了村合作社，又在区合作社里摊了一股。发动组织了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代耕团是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的，互助团全是村里的人，无论在种籽上、农具上，牲口、人力上，大家互相帮助，完成今年的春耕。
而邢兰是两个团的团长。
看样子，你会觉得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但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出人意外的英勇地做了，这，不是表现了英勇，而是英勇地做了这件事。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还是去年冬天，敌人“扫荡”这一带的时候。邢兰在一天夜里，赤着脚穿着单衫，爬过三条高山，探到平阳街口去。敌人就住在那里。等他回来，鲜姜台的机关人民都退出去。他又帮我捆行李，找驴子，带路……
邢兰参与抗日工作是无条件的，而且在一些坏家伙看起来，简直是有瘾。
近几天，鲜姜台附近有汉奸活动，夜间，电线常常被割断。邢兰自动地担任作侦察的工作。每天傍晚在地里做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我便看见他斜披了一件破棉袍，嘴里哼着歌子，走下坡去。我问他一句：
“哪里去？”
他就眯眯眼：
“还是那件事……”
夜里，他顺着电线走着，有时伏在沙滩上，他好咳嗽，他便用手掩住嘴……天快明，才回家来，但又是该下地的时候了。
更清楚的说，邢兰是这样一个人，当有什么事或是有什么工作派到这村里来，他并不是事先说话，或是表现自己，只是在别人不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表示了意见，在别人不高兴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件工作担负起来。
按照他这样一个人，矮小、气弱、营养不良，有些工作实在他是勉强做去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从坡下面一步一步挨上来，肩上扛着一条大树干，明显的他是那样吃力，但当我说要帮助他一下的时候，他却更挺直腰板，扛上去了。当他放下，转过身来，脸已经白得怕人。他告诉我，他要锯开来，给农具合作社做几架木犁。
还有一天，我瞧见他，赤着背，在山坡下打坯，用那石杵，用力敲打着泥土。而那天只是二月初八。
如果能拿《水浒传》上一个名字来呼唤他，我愿意叫他“拼命三郎”。
从我认识了这个人，我便老是注意他。一个小个子，腰里像士兵一样系了一条皮带，嘴上有时候也含着一个文明样式的烟斗。
而竟在一天，我发现了这个家伙是个“怪物”了。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树修理枝丫，停下来，竟从怀里掏出一只耀眼的口琴吹奏了。他吹的调子不是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中国流行的曲调，而是他吹熟了的自成的曲调，紧张而轻快，像夏天森林里的群鸟喧叫……
在晚上，我拿过他的口琴来看，是一个蝴蝶牌的，他说已经买了二年，但外面还很新，他爱好这东西，他小心地藏在怀里，他说：
“花的钱不少呢，一块七毛。”
我粗略地记下这一些。关于这个人，我想永远不会忘记他吧。
他曾对我说：“我知道冷是难受……”这句话在我心里存在着，它只是一句平常话，但当它是从这样一个人嘴里吐出来，它就在我心里引起了这种感觉：
只有寒冷的人，才贪馋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馋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记到这里，我才觉得用不着我再写下去。而他自己，那个矮小的个子，那藏在胸膛里的一颗煮滚一样的心，会续写下去的。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夜记于阜平
（原载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１ 日晋察冀《五十年代》创刊号）
《芦苇》
敌人从只有十五里远的仓库往返运输着炸弹，低飞轰炸，不久，就炸到这树林里来，把梨树炸翻。我跑出来，可是不见了我的伙伴。我匍匐在小麦地里往西爬，又立起来飞跑过一块没有遮掩的闲地，往西跑了一二里路，才看见一块坟地，里面的芦草很高，我就跑了进去。
“呀！”
有人惊叫一声。我才看见里面原来还藏着两个妇女，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不是因为我跳进来吃惊，倒是为我还没来的及换的白布西式衬衣吓了一跳。我离开她们一些坐下去，半天，那妇女才镇静下来说：
“同志，你说这里藏的住吗？”
我说等等看。我蹲在草里，把枪压在膝盖上，那妇人又说：
“你和他们打吗？你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有多少。”
我说，不能叫他们平白捉去。我两手交叉起来垫着头，靠在一个坟头上休息。妇人歪过头去望着那个姑娘，姑娘的脸还是那样惨白，可是很平静，就像我身边这片芦草一样，四面八方是枪声，草叶子还是能安定自己。我问：
“你们是一家吗？”
“是，她是我的小姑。”妇人说着，然后又望一望她的小姑：“景，我们再去找一个别的地方吧，我看这里靠不住。”
“上哪里去呢？”姑娘有些气恼，“你去找地方吧！”
可是那妇人也没动，我想她是有些怕我连累了她们，就说：
“你们嫌我在这里吗？我歇一歇就走。”
“不是！”那姑娘赶紧抬起头来望着我说，“你在这里，给我们仗仗胆有什么不好的？”
“咳！”妇人叹一口气，“你还要人家仗胆，你不是不怕死吗？”她就唠叨起来，我听出来她这个小姑很任性，逃难来还带着一把小刀子。“真是孩子气，”她说，“一把小刀子顶什么事哩？”
姑娘没有说话，只是惨惨地笑了笑。我的心骤然跳了几下，很想看看她那把小刀子的模样。她坐在那里，用手拔着身边的草，什么表示也没有。
忽然，近处的麦子地里有人走动。那个妇人就向草深的地方爬，我把那姑娘推到坟的后面，自己卧倒在坟的前面。有几个敌人走到坟地边来了，哇啦了几句，就冲着草里放枪，我立刻向他们还击，直等到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才停下来。
不久天也快黑了，她们商量着回到村里去。姑娘问我怎么办，我说还要走远些，去打听打听白天在梨树园里遇到的那些伙伴的下落。她看看我的衣服：
“你这件衣服不好。”再低头看看她那件深蓝色的褂子，“我可以换给你。先给我你那件。”
我脱下我的来递给她，她走到草深的地方去。一会，她穿着我那件显得非常长大的白衬衫出来，把褂子扔给我：
“有大襟，可是比你这件强多了，有机会，你还可以换。”说完，就去追赶她的嫂子去了。
１９４１ 年于平山
（选自《芦花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女人们（三篇）》
一 红棉袄
风把山坡上的荒草，吹的俯到地面上、砂石上。云并不厚，可沉重得怕人，树叶子为昨夜初霜的侵凌焦枯了，正一片片的坠落。
我同小鬼顾林从滚龙沟的大山顶上爬出来。在强登那峭峻的山顶时，身上发了暖，但一到山顶，被逆风一吹，就觉得难以支持了。顾林在我眼前，连打了三个寒噤。
我拉他赶紧走下来，在那容易迷失的牧羊人的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在乱石中开拔着脚步。顾林害了两个月的疟疾，现在刚休养得有了些力气，我送他回原部队。我们还都穿着单军服，谁知一两天天气便变得这样剧烈。
虽说有病，这孩子是很矜持的。十五岁的一个人，已经有从吉林到边区这一段长的、而大半是一个人流浪的旅程。在故乡的草原里拉走了两匹敌人放牧的马，偷偷卖掉了，跑到天津，做了一家制皮工厂的学徒。事变了，他投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身子一弱就到了这样！”
像是怨恨自己。但我从那发白的而又有些颤抖的薄嘴唇，便觉得他这久病的身子是不能支持了。我希望到一个村庄，在那里休息一下，暖暖身子。
风还是吹着，云，凌人的往下垂，我想要下雨了，下的一定是雪片吧？
天突然暗了。
远远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现一片白色的墙壁，我尽可能的加快了脚步，顾林也勉强着。这时，远处山坡上，已经有牧羊人的吆喝声，我知道天气该不早了，应是拦羊下山入圈的时分。
爬上那个小山庄的高坡，白墙壁上的一个小方窗，就透出了灯火。我叫顾林坐在门前一块方石上休息，自己上前打门。门很快的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我对她说明来意，问她这里有没村长，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话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小庄子，共总三家人家，过往的军队有事都是找她家的，因为她的哥哥是自卫队的一个班长。随着她就踌躇了。今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妈妈去外婆家了，哥哥还没回来。
她转眼望一望顾林，对我说：
“他病的很重吗？”
我说：“是。”
她把我们让到她家里，一盏高座的油灯放在窗台上，浮在黑色油脂里的灯芯，挑着一个不停跳动的灯花，有时并碎细的爆炸着。
姑娘有十六岁，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的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没有那灯光和灶下的柴禾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间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我一时觉得我们休息在这里，有些不适当。但顾林躺在那只铺一张破席子的炕上了，显然他已是筋疲力尽。我摸摸他的额，又热到灼手的程度。
“你的病不会又犯了吧？”
顾林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牙齿的“得得”声，他又发起冷来。我有些 发慌，我们没有一件盖的东西。炕的一角好像是有一条棉被，我问那正在低头烧火的姑娘，是不是可以拿来盖一下，姑娘抬着头没听完我的话，便跳起来，爬到炕上，把它拉过来替顾林盖上去。一边嘴里说，她家里是有两条被的，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把被紧紧的盖住了顾林的蜷伏的身体，她才跳下来，临离开，把手按按顾林的头，对我蹙着眉说：
“一定是打摆子！”
她回去吹那因为潮湿而熄灭的木柴了，我坐在顾林的身边，从门口向外望着那昏暗的天。我听到风还在刮，隔壁有一只驴子在叫。我想起明天顾林是不是能走，有些愁闷起来。
姑娘对我慢慢的讲起话来。灶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像蔓延着火焰一样。
她对我讲，今年打摆子的人很多。她问我顾林的病用什么法子治过。她说有一个好方法，用白纸剪一个打秋千的小人形，晚上睡觉，放在身下，第二天用黄裱纸卷起来，向东南走出三十六步，用火焚化，便好了。她小时便害过这样的病，是用这个方法治好的。说完便笑起来：“这是不是迷信呢？”
夜晚静的很，顾林有时发出呻吟声，身体越缩拢越小起来。我知道他冷。
我摸摸那张棉被，不只破烂，简直像纸一样单薄。我已经恢复了温暖，就脱下我的军服的上身，只留下里面一件衬衫，把军服盖在顾林的头上。
这时，锅里的饭已经煮好。姑娘盛了一碗米汤放在炕沿上，她看见我把军服盖上去，就沉吟着说：
“那不抵事。”她又机灵地盯视着我。我只是对她干笑了一下，表示，这不抵事，怎样办呢？我看见她右手触着自己棉袄的偏在左边的纽扣，最下的一个，已经应手而开了。她后退了一步，对我说：
“盖上我这件棉袄好不好？”
没等我答话，她便转过身去断然的脱了下来。我看见她的脸飞红了一下，但马上平复了。她把棉袄递给我，自己退到角落里把内衣整理了一下，便又坐到灶前去了，末了还笑着讲：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
她身上只留下一件皱折的花条布的小衫。对这个举动，我来不及惊异，我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的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
我凝视着那暗红的棉袄。姑娘凝视着那灶膛里一熄一燃的余烬。一时，她又讲话了。她问我从哪里来，尽走过哪些地方，哪里的妇女自卫队好。又问我，什么时候妇女自卫队再来一次检阅。一会我才知道，在去年，平山县妇女自卫队检阅的时候，打靶，她是第三名！
二 瓜的故事
马金霞又坐在那看瓜园的窠棚里了。已经吃过了晌午饭，肚子饱饱的，从家里跑来的满身汗，一到这里就干了，凉快的很呐。窠棚用四根杨树支起来，上面搭上席子，中间铺上木扳，一头像梯子一样横上木棍，踏着上去，像坐在篷子车里。
好凉快呀。马金霞把两只胳膊左右伸开一下，风便吹到了袖子里、怀里。
窠棚前后是二亩地的甜瓜和西瓜，爹租来种的。甜瓜一律是“蛤蟆酥”和“谢 花甜”种，一阵阵的香味送过来。西瓜像大肚子女人，一天比一天笨的休养在长满嫩章的地上。那边是一个用来从河里打水浇地的架子，“斗子”悬空着。
一带沙滩，是通南北的大道，河从中间转弯流过。
村边上，那个斜眼的铁匠的老婆，又爬上她那蔓延在一棵大柳树上的葡萄架了。从马金霞这里也会看见那已经发紫的累累的葡萄。马金霞给这个铁匠老婆起了一个外号，一看见她便叫起来：“馋懒斜！”是因为这个老婆顶馋（不住嘴的偷吃东西），顶懒（连丈夫打铁的风箱也不高兴去拉），顶斜的（眼也斜，脾气性情儿也斜）。
那女人从葡萄架上转过身子来，用手护着嘴像传声筒喊：“金霞又卖俏哩吗？看过路的哪个脸子白，招来做驸马吧！”“放屁，放屁，放屁！”马金霞回骂着。
“你看你不是坐在八人抬的大轿里了吗？要做新媳妇了呢！”斜眼女人扭着嗓子怪叫。
马金霞便不理采她了。理她干吗呢，狗嘴里掉不出象牙来，满嘴喷粪。
水冲着石子，哗啦啦地响着。
马金霞把鞋脱掉了，放在一边。把右腿的裤脚挽到了膝盖上面，拿过一团麻，理了一理，在右腿上搓起麻绳来，随口唱一支新鲜小曲儿：
小亲亲，我不要你的金，小亲亲，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那）抗日积极的一片心！
一架担架过来了，四个人抬着急走，后面跟着两个人挥着汗。马金霞停止了唱。
“住下，住下。”后面一个人望了一望瓜园嚷着。
“什么事，这里晒的很哩！”抬的人问着，脚也没停，头也没回。
“王同志不是说要吃瓜吗，这里又有甜爪又有西瓜，住下，住下……”
担架住下了。在一床白布罩子下面，露出了一个脸。黄黄的，好大的眼睛啊。头歪到了瓜园这边，像找寻着什么，微笑了。一个民兵跑上来喊：
“下来，小姑娘，买瓜。”
马金霞赤着脚下来了，快的像一只猴子。两步并作一步，跑到伤兵的面前，望了望那大眼睛，又看见那白布罩角上的一片血迹，就咳呀了一声。
她带那个人去挑选瓜了，告诉他还是给同志一个西瓜吃罢。受了伤吃甜瓜不好，肚子痛还不要吃甜瓜呢。那个人以为这女孩子要做“大宗买卖”，也便没说话。马金霞在瓜园里践踏着，用手指一个个的去弹打着瓜皮，细听着声响。然后她问：
“是百团大战受的伤吗？”
“是，真是英雄呢。”那个人赞叹着，“可是你会挑选瓜吗？”
“你瞧着吧。”
马金霞想起在西北角上那个血瓤的西瓜了，那是她前天就看准的，她把它摘下来，亲手抱过去。
抬担架的小伙子们还不相信，就地把那瓜用一把小刀剖开来。
瓜瓤是血红的，美丽的，使人想起那白布罩上的美丽的、战士的血迹了。
几个小孩子夸奖着，问价钱。
“送给同志们吃的，不是卖的。”
虽然那战士也用微弱的声音诉说着这不好，但马金霞跑上窠棚了。她对那远远的葡萄架上的女人喊：
“馋懒斜，把你的葡萄送些来，有位受伤的同志呢。”
可是斜眼女人问了：
“买几毛钱的呀？”
有什么意味呀！马金霞气恼了。总是“几毛钱”。她常见斜眼女人烦絮的和来买葡萄的同志们要着大价钱，赚了钱来往自己坏嘴里填，吃饱了和不三不四的坏男人嚼舌头，有什么意味呀！
三 子弟兵之家
从前，村里的人称呼她“三太家的”，现在，妇女自卫队分队长找上她的门子是喊：
“李小翠同志！”
丈夫是子弟兵。临入伍那天，大会上小翠去送他；临走，三太用眼招呼她。小翠把手一扬：
“去你的吧！”
两个人都笑了。李小翠便一边耍逗着怀里的孩子，一边想着心思，回家了。
在边区，时光过的快。打了一个百团大胜仗，选举了区代表、县议员、参议员，打走鬼子的捣乱……就要过年了。
天明便是大年初一了。
天还没亮，鸡只叫了两遍，“申星”还很高呢。
孩子闹起来，小手抓着小翠的胸脯，小脚蹬着肚子。
“他妈的！”小翠一边骂着，一边点起灯来。
窗纸上糊着用彩色纸剪成的小人们，闪耀着……
小纸人是西头叫小兰的那女孩子剪的。那孩子昨天早晨捧着这些小人们跑来，红着脸对小翠说：
“小翠婶婶，我剪了两个戏剧，一个捉汉奸，一个打鬼子，送给你贴在窗子上。”
“呀，你费了半天工夫，拿去叫你娘贴吧！”小翠客气着。
“为的是，”小兰睁大眼睛，“我家三太叔上前线了。”
小兰还怕她贴错，帮她贴好才走了。
小翠给孩子穿衣裳，打开一个小匣子，拿出一顶用红布和黄布做成的小孩帽，是个老虎头的样子，用黑布贴成眼，用白布剪成虎牙。
孩子一戴上新帽子，觉着舒服，便在小翠的腿上跳起来。小翠骂：
“小家子气！”
小翠又想起心思来了。前年死了一个孩子，没戴过新帽子。这个孩子三岁了，这还是头一顶。虽说裤子还破着，可是今年过年没有别的花销，村里优待了一小笸箩白面，五斤猪肉，三棵白菜，便也乐开了。她把孩子举起来，叫孩子望着她的放光的大眼，她唱着自己编的哄孩子的曲儿：
孩子长大 要像爹一样上战场孩子便“马，马”叫起来。小翠叫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接着：
骑大马背洋枪唱到这里，小翠又想起心思来了：“谁知道他骑上马没有呢？”三太那大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她笑了。她喃喃地好像对孩子说又好像对三太说：
“你呀！多打好仗呀！就骑大马呀！”
风吹窗纸动起来，小人们动起来了。她愿意风把这话吹送到三太的耳鼓里去……
１９４１ 年于平山
（初载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 日晋察冀《五十年代》１ 卷 ２ 期）
《懒马的故事》
一
懒老婆每日里是披头散发，手脸不洗，头也不刮。整天坐在门前晒暖，好像她一辈子是在冰窖里长大起来。
年纪还不到四十，好吃懒做，老头子也不敢管她。
有一回丈夫骂她一句：“你这个老王八，只会晒暖。”
夜里，她就拿着腰带系到窗棂上去上吊了。
二
一天，妇救会分配给她一双鞋做，她就大张旗鼓地东街走到西街，逢人便说：“都说我懒，你看我不是做抗日鞋了吗？”
看看她的针线笸箩吧：
三条烂麻线，一个没头的锥子；一块她的破裤里，是她用锅底烟子染了黑，来做“鞋表布”的；还有一堆草纸。
三
懒老婆做这双鞋，什么也不干，做了十天，后来同着全区的五百双鞋一块送到军队上，四百九十九双都有同志们心爱的拿走了，就剩下了懒老婆这双。放在管理科没人去看它，鞋底向上，歪歪趔趔写着懒老婆的名字“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