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印说：
“这都在账篇上哩，咱们一共是三百十二个包袱，单夹棉皮，一共是三千多件！”
小亮说：
“你说的是保管股的东西。我问你，既是平分，各人家里的东西算不算？”
大印说：
“你算人家家里的东西干什么？”
小亮说：
“不算家里的东西，那叫什么平分哩？那一辈子也分不平啊！比如拿咱两家来比：地亩不成问题，咱俩一样，牲口也一样。可是家具上，你比我多一个立柜，多两个箱。打着这都是摆在眼面前的东西，谁也瞒不了谁。衣裳布匹就难了，我不能到你家翻箱倒柜去一件一件数啊！就是数吧，件数一样，那好坏可就差的天上地下了！要不我说不好分哩！”
大印想了想说：
“可不是，这里面复杂着哩。要这么着，把一件件的东西都合成钱，一个人该分多少钱的东西就行了。”
小亮说：
“那也不好办，现摆着成物，怎么着分钱哩。我看准得归成那个理：把全村的东西，都搬出来，搀和了，再一个人一个人的分。”
大印说：
“那你三辈子也分不清——这倒叫人作难。算了吧，反正上级得有办法，怎么指示怎么做！”
小亮说：
“可不。咱们穷光蛋不怕，反正分不出去，多多少少得分他们点进来。”
坐在地上的老木匠全福，一直没有说话。他那光着的铁板一样的脊梁上浮着一层大汗珠，就像滴滴的黑油。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不断望望李三。
李三在那边用尺子排着一块木头，眉头皱的很紧。到了这时，全福才仰着头问小亮：
“亮兄弟，我们中农怎么办？”
小亮没来得及说话，大印说：
“这回是拉齐。省的一回一回分，又麻烦，又有意见。有人到山里卖布，人家那里已经开始分了。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也得登记上，是个针头线脑也得算上！”
小亮说：
“中农不准有事，来，我们干吧！”
说着就扶正了锯，望着全福。全福低着头，随后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站起来说：
“我不干了，还干着有什么劲？咱伙计四个，你三个都知道：我三辈子木匠，三辈子受苦，三辈子弄不上吃穿。我又拉了快一辈子大锯，我大伯下了十八年关东，死在关外，我承了他那一股，才扒上了个碗边，现在成了中农。分地主的，那理当，他们吃过喝过，糟过耍过，欺压过人。我哩？我算是个富户吗？人家地主的月炕里的孩子都使绸缎尿布，我哩？一辈子了，你们谁见过我穿一件囫囵衣裳？”
李三立时回过身来，说：
“全哥，不能动中农，你放心。别说没有人要动你的东西，就是有那个说法，我头一个就反对！”说着他望着大印：“报上有这个指示吗，什么东西也平分？”
大印低着头说：
“报上准是光说分地，什么也平分，不过是我的个估计儿！”
李三说：
“闹不清楚，不要瞎说。上级绝不会叫那么乱分一气。分是分地主的东西，我们——连上全福哥，满共可有多少东西，也要拿出去分？我们别听闲杂，还是好好生产要紧。我觉得咱们这个小木货厂，望头很大。今年冬天，把地主的地分了。人们添了地，过日子有心花，谁也得添置点农具，这就是咱们的买卖。咱村一共是三千四百多口人，地是一人合三亩挂零。满打着把地主的牲口农具全分下去，还是差很多。四家合一个牲口，五家一辆车，这车和牲口要挡着七十亩地。三家合不到一张犁，五家合不到一张耙，二十家才有一架种式，八十家才有一架扇车。这是那些大家式，那些小家具：三五个人也不准合到一张镰，一张小板镐！再算一下，几家一张木铲？几家一柄铁耙？我们分到了地，就要种啊，就要耕耩锄耪，就要收割打场。那农具哩？
我们买下的这些材料，就做这些东西。你们看着：明年一开春，到咱们这里来买农具的，要挤破了这梢门哩！”
每天晚上，李三就睡在保管股院里一张石条桌上。他从家里拿来一条破褥子，枕着一截小木头。
他先到武委会去转了转，分派了岗哨，才回来睡。天上有一块黑云，慢慢渡过天河去；他想江猪拱河了，正在种麦子，下场透雨也好。又起去，把院里怕淋的东西拾掇起来。
衣服保管双进睡在西屋门口，挂了一个花蚊帐。双进说：
“三哥，今晚上冷，我到屋里给你拿条被子吧。丝棉绸缎，有 的是被子，放着也是放着！”
李三说：
“不用。”
正说着，外边通通敲门。双进起来去开，李三说：
“问清楚了，再开！”
进来的是老王、老郝两个荣军，四条拐杖在地上响着，来势不善。李三赶紧坐起来：
“两个同志，一定有事？”
“有点事，事情也不大！”老郝把拐在两边一放，坐在条桌上，“咱们村里照顾荣军有点不够！”
“什么地方不够？”李三笑着问。
“你自己想想呀！”老王喊，“有人到肃宁去来，人家那里照顾的好！”
“我们在保管股要了些家具，怎么还给我们落账？干么？还想拿回？”
老郝接着。
“那都是没有分的东西，记记账也好。”李三说。
“要记就记！”老郝举起拐来在地上一拍，“我们再要一个骡子，一辆车！他妈的！老子都是折胳膊断腿的人，走动不便，要辆车坐坐！”
李三说：
“要是同志们生产，就借给你们一个骡子一辆车。同志，你们替我们效过力，流血受伤，又离家在外，我可是从心里想多照顾你们。从你们来了，住房吃饭，使用家具，都是尽量给你们想法。群众有时说闲话，我给他们解释。现在咱村里的事，你们不了解。地主富农到处破坏我们，恨不得把我打死，不敢明出明入，他们就进行挑拨，想叫穷人打穷人，我们乱了营，他们才快意。同志们在前方，经过多少年锻炼，比我们知道得多，这个情况，该比我看得明白。咱们是一家人，你们的血是给穷人流了的。比方说：今天，你们打了我，谁快活哩？是穷人哩，还是那些地主富农？”
一番话说的两个荣军全低下了头。老郝说：
“主席，我们态度不好，你批评的对！可是，主席，你也不要怕那些地主富农捣乱，蒋介石的大兵都叫我们消灭了，这小小的张岗镇上，几个地主还捣的了什么蛋！”
李三笑着说：
“希望同志们帮助村里的工作！”
老郝说：
“主席，前天我托你的事情办妥了没有？”
“什么事？”李三问。
“给我找个做饭的！”
“说媳妇的事呀？”李三笑着，“我已经叫妇女部给介绍了，这事不能着急，找好了对象，得先和人家谈谈。”
“这一个困难，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解决！”老郝说，把那受伤的胳膊动了动，“咱们自己做不了饭，长期叫老百姓帮忙，也不落意呀！”
说着走了。双进送出去把门上好，回来说：
“顶属荣军难办，说话就想打人。那天来要蚊帐，三句话没交代完，就冲着我的脑袋双拐齐下！”
李三说：
“他们都是受了伤的，你看那伤有多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拚过命的，有时发发脾气，难怪他们。你记着，再催催香菊，给老郝对付个人！”
“老郝有三十老几了吧？不好办。”双进说。
“是个老红军，”李三说，“经过长征的。十七岁上参加了红军，一离家，一家大小都叫蒋介石给杀了。打日本的时候，受了重伤才退伍。这样一个同志，我们要给他安个家，叫他在张岗街上住下来，村子也有光彩。”
刚刚倒下，外边又敲门，这回是轻轻的，进来的是东头一家烈属，老婆子进门就说：
“三兄弟，我知道你早了没空，这么晚了才来。我有个困难，你得给我解决。”
李三让她坐下，说：
“地，我叫优属队给你耕去了。”
“不是地的事，是房的事。”老婆子说，“我那一间房老朽的不行了，下雨老是个漏，我一个老婆子家，自己又不能修。”
“等两天，闲空了，我去给你拾掇拾掇，保险不能再漏！”李三说。
老婆子笑了笑，说：
“我今年春天，不是纺了点钱，赚了点钱，叫你给买了些坯？我是想再把它支架一下，里面的木料全不行了。咱们贫农组，有的是木料，我是说，把那细小的，哪怕先借给我几根哩。我和你商量商量，看行不行。要有你侄子，我就不叫你操这个心了。”老婆子说着流下泪来，用衣襟擦了擦。
李三想了一会，说：
“嫂子！咱这东西还都没有分，怎么个分法，也还没个准章程。我想反正得多照顾烈属。侄子在前方牺牲了，是有功的人，咱家里又实在贫寒，就是多照顾你一些，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反映。开会的时候，我和代表们讨论讨论，就先借给你几根木头，把屋子支架上。以后，老婆子坐在炕上纺个线，打个盹的，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三兄弟费心吧！”老婆子很高兴，站起来走了。李三去关门，门洞里有个黑影一闪，李三一抓腰里的枪问：
“谁？”
“是我！”那个黑影往前走了两步，是个青年妇女的声音。李三听不出是谁来，老婆子说：
“你下认识她，她们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怎么见得着？她是俺们那头七班的大少奶奶。”说过，笑了笑走了。
“你偷偷摸摸地来干什么？”李三问。
“主席，我来求求你。”那个女人小声说。
“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你家的男人们哩？”李三问。
“是我自己的事，”女人说，“就在这儿说吗？主席。”
“就在这说吧”，李三站在门口，“院里很黑，这里明快些！”
“你们斗争了俺婆家，我没意见。我从过门来，就受俺婆婆的气，小姑的气，没好过一天。我又年轻，也不记得剥削过人。这回，就是拿的我的东西多。主席，冤有头，债有主，谁作的谁受么！我也和他们反对，我的东西，你们不该拿走啊！”
李三说：
“你是七班的大房，我想起来，你娘家是疾刘庄四班。两头都是地主，你的东西不会是自己劳动来的。你们，从小老妈子抱着，‘厂环搀扶着。你们娶聘，骑马坐轿，绞罗绸缎，跟房跟班，你们享过福。怎么说是你的东西？
穷人的东西，血汗换来，才是自己的，你们都是吃闲饭的人！你想想：给你们种地的是谁？给你们赶车的又是谁？小时，抱你们的是谁？大了，扶你们的是谁？谁把饭做好，又给你们送到手里？谁把衣裳做好，又给你们披在身上？都是穷人！你们的福享的过分了。你还说没享过福！你受气不受气，提说不着，我们是按成份办事！”
女人啼哭起来。李三说：
“今天，你啼哭了，以前在你家地头地边，在你家墙角门口，有多少人啼哭过，你知道吗？你们心疼过这些人吗？有多少人叫地主逼的寻死上吊，跳井投河，卖儿卖女？你顶好想想这些事，想想你们家的东西是怎样来的。
你们还年轻，也给你们留着吃的穿的、种地的家具，回去好好生产吧，不要净想歪的了！”
女人走了，李三把门上好，回来睡觉。刚一合眼，鸡就叫了。
大顺义一早就来叫门，一开门，两个人就吵起来。
大顺义说：
“你这个老家伙，家你算是不要了，你算是卖给这里面了！”
车 ７ 悦。
“你这么早跑来干什么？”
大顺义说：
“你说我跑来干什么？我来请你吃饭去！”
“今儿个饭这么早？”李三笑了笑。
“吃过饭，你给我耕地去！”大顺义说，“人家的麦子都快出齐了，你那么二亩半地高粱茬还没有刨！小高粱都快秀穗了，你成心叫地荒了吗？”
“我得有了空呀！”李三说。
“你是无事忙，天生的自找罪受！”大顺义说，“这么多大骡于大马，这么多代耕队，你替群众服务，群众就不该给你解决困难？你支一支嘴，一顿饭的工夫用不了，就给咱耕了！你懒的说话！”
“瞎！”李三说，“叫你这么一说，我成了大总统了！”
“你不是大总统，人家可叫你土皇上！你工作工作，弄得猪八戒照镜子了，里外不够人，穷的富的都不说你好，人叫你得罪完了，你还工作！”
大顺义一屁股坐在双进的床头起，双进还在睡觉，一下叫她坐醒了，赶 紧起来劝架。
大顺义在院里转转悠悠，李三跟在后面。大顺义扭回头来说：
“你没见过我？这么紧跟着干什么！”
李三不说话。大顺义转到西夹道，那里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破字画，枕头，小匣子，不成对的磁器铜器……大顺义在一个破箱子里翻了翻，看见有一串大铜钱，拿起来，望着双进说：
“我要了这串大钱，去给我那干儿配个锁！”
“一个线头，你也不能从这院里拿出去！”
“你赶快放下！”李三吆喝着，“你把我当贼提防，”大顺义扔下铜钱走出来，“你别小看人，这么点道理我不明白？能叫你跟着我背黑锅！逗逗你，就当真的了！”
大顺义回家去。李三一时觉得又累又烦。他忽然想起毛主席。他想，他领导革命，指挥千军万马，教育着这么些个党员群众，他是怎么着工作哩？
他会不会累？会不会烦？李三在心里笑了，他自己有点羞惭，勇气和力量也在这时振作了。他到木货厂里去。
大官亭的野战医院里，新来了一批伤兵。是在大清河北作战受伤的，里面有几个饶阳县今年春天参军的战士。战士们给家里写了信，母亲和妻子们都去看望了。张岗贫农组也买了一筐鸭梨，募了一篮鸡蛋，送去慰劳，李三同双眉是代表。
在伤兵里，双眉看见了兴儿，挂着一只胳膊。兴儿和李三说是参加机枪班冲锋受了伤。双眉一句话也说不出，红着脸笑了。兴儿用那只好手轻轻拍着受伤的胳膊，好像是叫双眉看。双眉明白，这意思是说：你看我怎么样，我受伤了。
第二天，区里送来一封信说：野战医院的伤兵同志们要求张岗剧团给他们演演戏，叫李三加紧准备。
李三拿着信找了双眉去，笑着说：
“你的工作来了！”
双眉接过信来看了看，抬头问：
“伤兵同志们为什么单到咱村？”
李三说：
“周围几十里，谁不知道张岗剧团？在冀中区，除了‘火线’，恐怕就属咱们了，人家军队上能没有听说过？”
双眉说：
“那可演什么节目哩？咱不演俗戏，新编又一下排不出来。全怨三哥，那两天还批评我哩！”说完把嘴一噘。
李三说：
“这怨三哥没远见。双眉，这事全交给你，你用什么东西，使唤那些人，告诉我，我给跑腿！反正，人家既然指名请咱们，咱们就得露一手，不能丢人！”
双眉想了想说：
“我看还是演《比武从军》。这个戏别的剧团演不了，咱们又是熟戏， 稍微拉拉场，吊吊嗓就行。三哥，你看怎么样？”
李三说：
“对，就演这出。给军队演，又符题。我就喜欢这出戏，末了那一大段唱，别的剧团，就是没法演，两个人接着也唱不下来。你唱起来，可是从从容容，越到后来越有劲。不过那个武委会主任叫谁演哩？兴儿不在家。”
双眉说：
“就叫小三成替他，排的时候，小三成一块学会了。”
“好。”李三说，“带着咱们那汽灯、好帐子、好幕去。演的时候，还得叫我干那个！”
“什么那个？”双眉问。
“拿着大喇叭站台！”李三比划一下，笑着走了。
演戏的那天是十月革命节。会场就在大官亭街当中那大场院里。吃过晚饭，周围几十里，道路上满是人，紧走紧说：
“今晚上是张岗的《比武从军》！”
“喂！那个女角叫什么？”
“你这人！双眉呗！”
“对。真好嗓门，好长相，好走相，真，真比不了！”
“有一年不唱了。听说为唱戏受过批评哩！”
“咳！不批评别的，单批评唱戏！”
汽灯还没挂起来，会场里就挤满了人，卖糖的，烙馅饼的，老豆腐挑子也赶来了。
伤兵同志们坐在场子当中，汽灯点着了，张岗剧团的人马在台上忙着。
打鼓的老头子郭老珍，架着腿，把雪白的手中搭在膝盖上，嘴里叼着一支只有在这个当口才肯抽的好烟卷。
兴儿挂着胳膊，走到后台来和人们说话。在一个大油灯下边，双眉坐着她那小红凳，正对着镜子化装。见兴儿来了，就问：
“你在哪看？”
兴儿说：
“在台下边呗！”
“有坐物没有？”
“没有。”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双眉说着站起来，往后一推那小红凳。
“咱们这剧团，越来越阔了，还置了家具？”兴儿说。
“这是我分的果实。”“你参加斗争了啊？”兴儿笑着。
“你参加战争，我参加斗争！”双眉低声说，在镜子里轻轻一笑。
“入党了没有？”兴儿庄重地问。
“快批准了。”双眉的脸一红，“你哩？”
“我今天满了候补期。”
“我来演戏给你道喜！”双眉笑着说。
“先唱的时候，嗓子不要太高，这个地方是街心，容易收音。”兴儿关照了双眉几句，就下去了。
同志们看见兴儿提着个小凳下来，有两个人跑过来说：“王小兴，哪来的小凳？”
兴儿说：
“借的剧团的。”
“还是你们本地人好啊！”
“来！咱们三个挤着坐。”兴儿说，“快开戏了，听着吧！”今晚上没有月亮，是个好晴天。星星像有喜事的人们的眼睛。一声锣响，开幕了。
台下的人挤着跟前去，说：
“《比武从军》！”
“不要挤，不要碰着伤员同志们！”李三拿着个大喇叭，在台上猫着腰喊叫。
“双眉！”台下看见双眉一上场，挤的更欢。前边的人用死力顶着，象钉木桩，不让挤过去。
双眉一出来，是在梨树底下，里面有这么几段：
风吹枝儿树猫腰今年梨儿挂的好上好的梨儿谁先尝哪我提着篮儿上前方呀送梨的人儿回去吧前方的战斗正紧张啊双眉唱着，眼睛望着台下面。台下的人，不挤也不动，整个大广场叫她的眼睛照亮了。
她用全部的精神唱。她觉得：台上台下都归她，天上地下都是她的东西。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初版）
《识字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邦邦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定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大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于阜平鲜姜台
（原载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
《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者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对联，“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学习了，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家来一次，接了她出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的骄傲的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
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的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橱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缨络的蓝花布巾。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二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的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摩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变化着呢？
１９４１ 年
（选自《农村速写》，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天津读者书店出版）
《战士》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的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疾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疾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小壶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
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
“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拚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
“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
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
“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
“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付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经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抬了一筐肉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
“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人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和小孩尿，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
这不是一个十分妥当的女人。临完，她和我搅缠着一角钱，说我多吃了一角钱的肉。我没办法，照数给了她，但正色说：
“我不在乎这一角钱，可是我和你丈夫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回来，你不要说，你和我因为一角钱搅缠了半天吧！”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
“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
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疾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
“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１９４１ 年于平山
（选自《芦花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一 平原景色
一九四四年三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在这以前，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的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
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经一事，长一智，这真是不会错的。
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他告诉我到那里去，不要这样说：“啊，老乡，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因为“麦子”在那里是骂人的话。
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白净脸皮，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很热情，思想很周密，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和我谈话。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我们这几年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老李就说：“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
好风景。
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四周围是没有边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
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四处是鞭哨。
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老李说：“看看炮楼吧！”
我心里一跳。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土黄色，圆圆的，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阴的村庄边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
老李又随手指给我，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老李笑着说：
“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你仔细看看吧。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叫他捞到一些砖瓦。假如是现在，他只能自己打甓来盖。”
面前这一个炮楼，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但那个怪样子，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虽然有这一块疮疤，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
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离那炮楼越来越近，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望着我们。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的走着，当离开远了的时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说：
“他不敢打我们，他也不敢下来，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一个司务长就说：他敢去，并且约下，要到‘维持会’拿一件东西回来作证明。这个司务长就下来了，别的伪军在炮楼上望着他。司务长仗着酒胆，走到村边。这村的维持会以前为了怕他们下来捣乱，还是迁就了他们一下，设在这个街头的。他进了维持会，办公的人们看见他就说：‘司务长，少见，少见，里面坐吧。’司务长一句话也不说，迈步走到屋里，在桌子上拿起一支毛笔就往外走。办公的人们在后面说：‘坐一坐吧，忙什么哩？’司务长加快脚步就来到街上，办公的人们嬉笑着嚷道：‘哪里跑，哪里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