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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犁 当前章节:14976 字 更新时间:2026-7-23 19:40

“这时从一个门洞里跳出一个游击组员,把手枪一扬,大喝一声:‘站住!’照着他虚瞄一枪,砰的一声。

“可怜这位司务长没命的往回跑,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回到炮楼上就得了一场大病,现在还没起床。”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在村庄南面那个炮楼下面走过,那里面已经没有敌人,老李说,这是叫我们打走了的。在这个炮楼里面,去年还出过闹鬼的事。

老李说:

“你看前面,那里原来是一条沟,到底叫我们给它平了。那时候敌人要掘开村沟,气焰可凶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昼夜不停的掘。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鬼子在沟里拉着一个年轻媳妇要强奸,把衣服全扯烂了,那年轻女人劈了那个鬼子一铁铲就往野地里跑,别的鬼子追她,把她逼得跳下一个大水车井。

“就在那天夜里,敌人上了炮楼,半夜,听见一种嗷嗷的声音,先是在炮楼下面叫,后来绕着炮楼叫,鬼子们看见在炮楼下面,有一个白色帐篷的东西,越长越高,眼看就长到炮楼顶一般高了,鬼子是非常迷信的,也是做贼心虚,以为鬼来索命了。

“不久,那个逼着人强奸的鬼子就疯了,他哭着叫着,不敢在炮楼上住。

他们的小队长在附近村庄请来一个捉妖的,在炮楼上摆香坛行法事,念咒捉妖,法师说:‘你们造孽太大,受冤的人气焰太高,我也没办法。’再加上游击组每天夜里去袭击,他们就全搬到村头上的大炮楼上去住了。”

二  抗日村长

在路上有些耽误,那天深夜我们才到了目的地。

进了村子,到一个深胡同口底叫开一家大门,开门的人说:

“啊!老李来了。今天消息不好,燕赵增加了三百个治安军。”

老李带我进了正房,屋里有很多人。老李就问情况。

情况是真的,还有清剿这个村子的风声,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别的一个村子去,写了一封信给那村的村长。

深夜,我到了那个村子,在公事台(村里支应敌人的地方,人们不愿叫维持会,现在流行叫公事台)的灯光下,见到了那个抗日村长,他正在同一些干部商量事情,见我到了,几个没关系的人就走了,村长看过了我的介绍信,打发送我的人回去说:

“告诉老李,我负一切责任,让他放心好了。”

村长是三十多岁的人,脸尖瘦,眼皮有些肿,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 鞋白腿带。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一些村里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叫抗日村长,是不是还有一个伪村长。他说没有了。关于村长这个工作,抗战以后,是我们新翻身上来的农民干部做的,可是当环境一变,敌伪成天来来往往,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所以有一个时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过的或是年老的办公的旧人来担任,那一个时期,有时是出过一些毛病的。渐渐的,才培养出这样的既能站稳立场,也能支应敌伪的新干部。但大家为了热诚的表示虽然和敌人周旋,也是为抗日,村民习惯的就叫他们“抗日村长”。

抗日村长说,因为有这两个字加在头上,自己也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责任了。

不久我就从他的言谈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他告诉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敌人在这里驻剿,杀死了他年老的父亲,他要把孝穿到抗日胜利。

从口袋里他掏出香烟叫我吸,说这是随时支应敌人的。在游击区,敌人勒索破坏,人们的负担已经很重,我们不忍再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但他们总是这样说:

“吃吧,同志,有他们吃的,还没有我们吃的!你们可吃了多少,给人家一口猪,你们连一个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长谈这种心理,他说这里面没有一丝虚伪,却有无限苦痛。

他说,你见到过因为遭横祸而倾家败产的人家吗!对他的亲爱的孩子的吃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心理。敌占区人民对敌伪的负担,想象不到的大,敌伪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里供给,并且伪军还有家眷,就住在炮楼下,这些女人孩子的花费,也是村里供给,连孩子们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内,我们就是他们的供给部。

抗日村长苦笑了,他说:“前天敌人叫报告员来要猪肉、白菜、萝卜,我们给他们准备了,可是一到炮楼下面,游击小组就打了伏击,报告员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炮楼上去报告,他们又不敢下来,我们送不到有什么办法?”

抗日村长高声的笑了起来,他说:“回去叫咱们的队伍来活动活动吧,那时候就够他们兔崽子们受,我们是连水也不给他们担了。有一回他们连炮楼上的泔水(洗锅水)都喝干了的。”

这时已快半夜,他说:“你去睡觉吧,老李有话,今天你得钻洞。”

三  洞

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平原上有过三次惊天动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为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动,是错误的。这里面有政治的精心积虑的设计、动员和创造。这创造由共产党的号召发动,由人民完成。人民兴奋的从事这样巨大精细的工程,日新月异,使工程能充分发挥作战的效能。

这工程是八路军领导人民共同来制造,因为八路军是以这地方为战争的 基地,以人民为战争的助手,生活和愿望是结为一体的,八路军不离开人民。

回忆在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过蜿蜒几百里的防御工事,人民不惜斩削已经发红的高粱来构筑作战的堡垒,但他们在打骂奴役人民之后,不放一枪退过黄河去了。气得人们只好在新的壕沟两旁撒撒晚熟的秋菜种子。一经比较,人民的觉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毁的城边,纵横的道沟里,地道的进口,就流了敌人的血,使它污秽的肝脑涂在为复仇的努力创造的土地上。

言归正传吧,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

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这是当我问到一个从家乡来的干部,他告诉我的话,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的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

我像一个病猪一样“吭吭”的想把头塞进洞口,也是枉然。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行的姿势入了横洞。

这时洞上面的人全笑起来,但他们安慰我说,这是不熟练,没练习的缘故,钻十几次身子软活了就好了。

钻进了横洞,就看见带路人托引着灯,焦急的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样一个横洞你就进不去,里面的几个翻口你更没希望了,就在这里打铺睡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横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势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进来。

当我试探了半天,才完成了任务的时候,他笑了,说:“同志,你看敌人要下来,我拿一支短枪在这里等他(他说着从腰里掏出手枪顶着我的头)有跑吗?”

我也滑稽的说:“那就像胖老鼠进了细腰蛇的洞一样,只有跑到蛇肚子里。”

这一夜,我就是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上面叫我们吃饭,出来一看,已经红日三竿了。

四  村外

  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境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和那个陪我下洞的游击组员也熟识了,那才是一个可亲爱的好青年,好农民,好同志。他叫三槐,才十九岁。

我就长期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寡母,父亲也是敌人前年“扫荡”时被杀了的,游击区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负担着这种仇恨生活度日。他弟兄 三个。大哥种地,有一个老婆;二哥干合作社,跑敌区做买卖,也有一个老婆;他看来已经是一个职业的游击组员,别的事干不了多少了,正在年青,战争的事占了他全部的心思,也不想成亲。

我们俩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他总是选择最甜的有锅巴的红山药叫我吃,他说:“别出门,也别叫生人和小孩子们进来。实在闷的时候我带你出去蹓跶去。”

有一天,我实在闷了,他说等天黑吧,天黑咱们玩去。等到天黑了,他叫我穿上他大哥的一件破棉袍,带我到村外去,那是大平原的村外,我们走在到菜园去的小道上,在水车旁边谈笑,他割了些韭菜,说带回去吃饺子。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我们唱个歌吧,不怕。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五  守翻口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面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

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的说:

“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翻口去把守。

爬到那里,三槐叫我闪进一个偏洞,把手榴弹和子弹放在手边,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枪伏在地下,他说:

“这时候,短枪和斧子最顶事。”

不久,不知道从什么方向传过来一种细细的嘤嘤的声音,他就说道:

“敌人已经过村东去了,游击组在后面开了枪,看样子不来了,可是你们不要出来。”

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地下发出来,还是从地上面发出来,像小说里描写的神仙的指引一样,好像是从云端上来的,又像是一种无线电广播,但我又看不见收音机。

三槐告诉我:“抽支烟吧,不要紧了,上回你没来,那可危险哩。

“那是半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份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和我们有仇,可凶狠哩。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哩,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人们正钻洞,他装着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 了三个洞口。

“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咳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他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亲爹亲娘来破坏,我也得把他打回去。

“他跑出去,就报告敌人说,里面有八路军,开枪了。不久,院子里就开来很多治安军,一个自称是连长的在洞口大声叫八路军同志答话。

“我就答话了:‘有话你说吧,听着哩。’

“治安军连长说:‘同志,请你们出来吧。’

“我说:‘你进来吧,炮楼是你们的,洞是我们的。’

“治安军连长说:‘我们已经发现洞口,等到像倒老鼠一样,把你们掘出来,那可不好看。’

“我说:‘谁要不怕死,谁就掘吧。我们的手榴弹全拉出弦来等着哩。’

“治安军连长说:‘喂,同志,你们是哪部分?’

“我说:‘十七团。’”

这时候三槐就要和我说关于十七团的威望的事,我说我全知道,那是我们冀中的子弟兵,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好兵团,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子弟。三槐就又接着说:

“当时治安军连长说:‘同志,我们是奉命令来的,没有结果也不好回去交代,这样好不好,你们交出几支枪来吧。’

“我说:‘八路军不交枪,你们交给我们几支吧,回去就说叫我们打回去了,你们的长官就不怪罪你们。’

“治安军连长说:‘交几支破枪也行,两个手榴弹也行。’

“我说:‘你胡说八道,死也不交枪,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我们不能破坏传统。’

“治安军连长说:‘你不要出口伤人,你是什么干部?’

“我说:‘我是指导员。’

“治安军连长说:‘看你的政治,不信。’

“我说:‘你爱他妈的信不信。’

“这一骂,那小子恼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几把铁铲掘起来,我退了一个翻口,在第一个翻口上留了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兔崽子们一下,他们才不敢往里掘了。那个连长又回来说:‘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

我们不走。’

“我说:‘咱们往南在行唐境里见,往北在定县境里见吧。’

“大概他们听了没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有我一个堂哥给我帮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功夫哩。敌人还这样引诱我,你们八路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你们不出来,我们就要杀老百姓烧老百姓的房子,你们忍心吗?

“我能上这一个洋当?我说:‘你们不是治安军吗,治安军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吗?你们忍心吗?’”

最后三槐说:“我们什么当也不能上,一上当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钻在洞里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个,听见敌人掘洞口,就全聚到这个地方来了,里面有我的母亲,婶子大娘们,有嫂子侄儿们,她们抖颤着对我讲: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进来,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侄儿们的命全交给你了。

“我听到这话,眼里出了泪,我说:‘你们回去坐着吧,他们进不来。’

那时候在我心里,只要有我在,他狗日的们就进不来,就是我死了,他狗日的们还是进不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抖,那天嘴也灵活好使了。”

六  人民的生活情绪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天已不早了,对间三槐的母亲已经嗡嗡的纺起线来。这时进来一个少妇在洞口喊:“彩绫,彩绫,出来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她嫂子说:“人家喊了这么半天,你聋了吗?”

她说:“人家睡着了么。”

嫂子说:“天早亮了,你在里面没听见晨鸡叫吗?”

她说:“你叫还听不见,晨鸡叫就听见了?”姑嫂两个说笑着走远了。

我想起这就是游击区人民生活的情绪,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象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的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象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

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所以胜利在他们眼里距离最近,而那果实也最鲜明最大。也因为离敌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敌人剥夺埋葬了,但六七年来共产党和人民又从敌人手中夺回来,努力创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爱这个新的生活,对它的长成也就寄托更大的希望。

对于共产党的每个号召,领导者的每张文告,也就坚信不移,鼓舞兴奋地去 工作着。

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村里有一个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办法,他用罗盘、水平器,和他的技术、天才和热情来帮助各村改造洞。一个盲目的从前是算卦的老人,编了许多“劝人方”,劝告大家坚持抗战,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说在游击区的作人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确象一篇住洞须知,真是家传户晓。

最后那一天,我要告别走了,村长和中队长领了全村的男女干部到三槐家里给我送行,游击区老百姓对于抗日干部的热情是无法描写的,他们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结为兄弟才满意。

仅仅一个星期,而我坦白的说,并没有能接触广大的实际,我有好几天住在洞里,很少出大门,谈话的也大半是干部。

但是我感触了上面记的那些,虽然很少,很简单,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我感觉到了这脉搏,因此,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事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

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象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

并且在前进的时候,周围有不少内奸特务,受敌人、汉奸、独裁者的指挥,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事业,乱放冷箭,使象给我们带路的村长感到所负责任的沉重和艰难了,这些事情更促进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有人愿意充实生活,到他们那里去吧。

七  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我们人多了,男男女女有十几个人,老李派大车送我们,女同志坐在车上,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没有从原路回去,路过九区。

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今天早晨被五个据点的敌人包围,还抓走了两个干部,村里是非常惊慌不定的。

带路的人领我们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他说这是村长的家,打门叫村长,要换一个带路的。

他低声柔和的叫唤着。原来里面有些动静,现在却变得鸦雀无声了,原来有灯光现在也熄灭了,我们叫女同志去叫:

“村长,开门来吧!我们是八路军,是自己的人,不要害怕。”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女人开门出来,她望了望我们说:“我们不是村长,我们去年是村长,我家里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了,不信你们进去看看。”

我猜想看也是白看,男的一定躲藏了,而且在这样深更半夜也没法对这些惊弓之鸟解释,但是我们的女同志还是向她说。她也很能说,那些话叫人听来是:这些人是八路军就能谅解她,是敌人伪装也无隙可击。

结果还是我们女同志拿出各种证明给她看,讲给她听,她才相信,而且热情的将我们的女同志拉到她家里去了。

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们的女同志出来,亲自给我们带路。在路上他给我 说,这两天村里出了这样一件事:

连着两天夜里,都有穿着八路军绿色新军装的人到年轻女人家去乱摸,他们脸上包着布,闹的全村不安,女人看见一个黑影也怪叫起来,大家都惊疑不定,说着对八路军不满的话。但是附近村庄又没有驻着八路军,也没有过路军队住在村里,这些不规矩的八路军是哪儿来的呢?

前天晚上就闹出这样的事来了。村妇救会缝洗组长的丈夫半夜回到家里,看见一个男人正压在他的女人身上,他呐喊一声,那个男人赤身逃走,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女人也哭叫起来:

“你个贼啊!你杀人的贼啊,你行的好事,你穿着那绿皮出去了,这村里就你一个人有这样装裹啊,我睡的迷迷糊糊,我认定是你回来了,这你能怨我呀,你能怨我呀,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稳的好人呀,天啊,这是你行的好事啊!……”

带路的人接着说:“这样四邻八家全听的清清楚楚,人们才明白了。前几天区里交来的几套军装,说是上级等着用,叫缝一下扣子,我就交给缝洗组长了。她的丈夫是个坏家伙,不知道和什么人勾结,尽想法破坏我们的工作,这次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名誉,谁知道竟学了三国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自己也不敢声张了。

“他不声张我可不放松。我照实报告了区里,我说他每天夜里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去摸女人,破坏我们子弟兵的威信,区里把他传去了。至于另外那一个,是他的同伙,倒了戈回来搞了朋友的女人,不过我不管他们的臭事,也把他送到区里了。

“同志你看村里的事多么复杂,多么难办?坏人心术多么毒?“他们和敌人也有勾结,我们头一天把他们送到区里,第二天五个据点的敌人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还捉去了两个干部。“同志,要不是你们到了,连门也不敢开啊,这要请你们原谅,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难……”

送过了封锁沟墙,这路我们已经熟悉,就请他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县里,屈指一算,这次去游击区连来带去,整整一个星期。

1944 年于延安

(连载于 1945 年 5 月 10 日、11 日、14 日、15 日重庆《新华日报》)

《山里的春天》

这天,从家乡来了一个人,谈了半天家里的事,我很快乐。我很惦记家里的生活问题,他说一切很好。我高兴的要请他吃饭,跑着各家去买鸡蛋,走到一个人家,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坐在炕沿上,哭丧着脸,在她怀里靠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我说:

“老乡,有鸡蛋啊,卖给咱几个?”

她立时很生气的喊叫起来:

“没有!还有什么鸡蛋?”

我说:

“我是问一问你,没有就算了么!”

她还是哭丧着脸不答理。我走出来,心里想这才没的事哩!忽然她把我叫回去说:

“桌子上那小罐里有两个鸡蛋,是留来给小妮煮着吃的,你拿去吧。”

我一看她忽然又变的这样,莫名其妙,又一想,我说:

“给孩子吃的,放着吧,我到别人家去买吧。”

我走了出来,吃过午饭,送走客人,村长来找我,说是叫我去给一家抗属翻沙,家具他也拿来了,就带我走。我两个走到村东,过了河滩,到了一块方方的堆着石沙的地里,村长说:

“就是这块地,男人到咱们队伍上去了,这块地去年叫水冲了,你给她把这沙子挑到四边去,好种玉茭子。辛苦你了,回头我叫她给你送水来。”

说完,村长笑一笑走了。我把军装上衣脱下,同皮带手枪挂在地边的一棵小枣树上。这时已是暮春三月,枣树快要长叶儿,河滩上的一排大杨树,叶子已经有铜钱大了,绿油油的。

我开始把沙子翻起来,然后铲到筐里,挑到地边,堆成土埝,叫夏天的水冲不到地里来。

今天工作很高兴,一大担沙土挑起来,也觉得轻松。我想山里的土质坏,还费这么大劲;我家里那三亩菜园,出产多么大啊,够他娘儿两个吃的了。

起晌的时候,我看见远远的走来一个妇女,左手拉着一个小孩,右手提着一把水壶,我想是主人家给我送水来了,走近一看,原来就是上午为买鸡蛋和我吵嘴的那女人。她一见是我,脸上有点下不来,后来才说:

“原来求的是你啊!”

我说:

“原来是你的地啊!”

她把水壶放下,对我说:

“同志,休息一下吧。我和你谈谈。”

我说:

“谈什么呀?”

她说:

“上午,你赶的不巧,我正生气。你看人家有人的,有的种地了,咱这地还没起沙子。前半天,我拉着孩子来一看这个地这样费劲,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怎么会种上,就生起气来,正在心里骂我们当家的,撇下大人孩子不管,你就来了,我那时一看见你们这当兵的就火了。”

我说:

“我们当兵的可没得罪你呀。”

她说:

“你没得罪我,我是恨我们那个当兵的。”

我问:

“他走的时候没告诉你?”

她狠狠地说:

“人家会告诉咱,头一天晚上,人家说去报个名,一去就没回家。第二天,我到区里去给人家送衣服鞋袜,人家还躲着不见哩。”

我一听她这样说,想起自己从军的事,笑了。那一年,我们全村的青年抗日先锋队说到村外开会,排上队就去参加了学兵营,家里人听见,急了,母亲们说:“你们再到家里睡一夜再走,没人拉你们啊!”可是我们谁也不听,头也不回跑了。第二天,媳妇们也凑了一队,仗着胆子,给我们送衣服,“只是见一下,谁拖你们的尾巴哩。”

我们藏起来,叫她们放下回去。她们说:

可是我们死也不见。

我喝了几口水,就又开始翻沙。在挑的时候,女人已经拿起铁铲,替我装筐。她看我能挑那么重的东西,就问:

“你在家里也种地?”

我说:

“种地,我有三亩菜园子。”

她又问:

“家里有大人孩子吗?”

我说:

“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孩子,今年六岁了。”

她惊异的看了看我,又叹了一口气说:

“都是这样的吗?你就不惦记你的大人孩子,她们在家里不骂你呀?”

我说:

“她不骂我,今天才从我们家乡来了个人,她还捎口信给我,说好好抗日,不要想家,你抗日有了成绩,我和孩子在家里也光荣,出门进门,人家都尊敬。”

我说到这里,那女人脸红了一下,她说:

“呀,你家里的进步!”

我说:

“我们那里有敌人,村边就是炮楼,她们痛苦极了,她恨敌人,就愿意我在外面好好抗日。”

女人说:

“有人给她种地吗?”

我说:

“家乡来的人说:一到春天,不用她说话,就有人给她种上了,一到该锄苗的时候,不用她说话,就有人给她锄去了;秋天,她的粮食比起别人,早打到屯里。我在家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种地,忙的不行,现在是有好多人给她耕种。我们八路军的弟兄,比亲弟兄还亲,他们在那里驻防,打敌人,知道我不在家,就会替我去种上地,照顾我的大人孩子,和我在家一样。”

这时候,这女人才真正眉开眼笑了,她说:

“刚才我还觉得辛苦你,自己不落意,这样一说,你和我们当家的是一 家人,他要住在你们村里,也准得给你家里去帮忙吧?”

我说:

“一定,我们八路军就是这样一个天南海北的大家庭。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用惦记他,他也就不再惦记你们了。”

这时候,女孩子跑到那小枣树下面,伸手去够那枪,又回过头来望望我,望望她母亲。我放下担子过去,哄着她穿上我那军装上衣,系上皮带,把枪放在她那小手里,那孩子就象一个小战士一样,紧紧的闭着小嘴。对面的母亲,响亮的笑了。

1944 年

(选自《荷花淀》,1947 年 4 月,香港海洋书屋出版)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

“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外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象大海上飘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就又拉起闲话来。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

“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象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象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片尖利的竹片卡在鱼鹰的嗓子里,使它吞不下四两以上的大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

老头儿是最心痛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

“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

“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扯到鸡上去,他说:

“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斗斗西斗斗,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见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那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场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这些芦苇在以前运到南方北方,全国 的凉棚上的,炕上的,包裹货物的席子,都是这里出产的。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的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

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的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

“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

“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开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象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的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

“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

“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

“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的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

“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鬼崽子们捉了活的去!”

1945 年

(原载 1945 年 6 月 2 日重庆《新华日报》)

《织席记》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纺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的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们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制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那些女孩子们,相貌端庄的坐在门前,从事劳作。

这里的房子这样低、挤、残破。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妇女、孩子们却生的那么俊,穿的也很干净。普遍的终日的劳作,是这里妇女可亲爱的特点。她们穿的那么讲究,在门前推送着沉重的石砘子。她们的花鞋残破,因为她们要经常在苇子上来回践踏,要在泥水里走路。

她们,本质上是贫苦的人。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着一件花布褂,但她们是这样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后代。

在一片烧毁了的典当铺的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劳动原来就是集体的,集体劳动才有乐趣,才有效率,女孩子们纺线愿意在一起,织席也愿意在一起。问到她们的生活,她们说现在是享福的日子。

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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