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决堤放了水,两年没收成,抓夫杀人,男人也求生不得。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强收,站在家里等着,织成就抢去,不管你死活。
一个女孩子说:“织成一个席,还不能点火做饭!”还要在冰凌里,用两只手去挖地梨。
她们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端村街上就没有人了!”那天,一个放鸭子的也对我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白洋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
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1 946 年
(原载 1947 年 3 月 10 日《冀中导报》)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象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的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的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的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的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6 年
(原载 1947 年 3 月 14 日《冀中导报》)
《安新看卖席记》
在安新集市上,席市是洋洋大观,从早晨各地席民就背着挑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席赶到集上来,平铺陈列,拥挤异常。安新席以走京、卫、府、关东为大宗,此外走伍仁桥,则供应冀中上地农民使用,为量较小。
现在正赶上河路的“产期”,凌未完全融化,而已经不能行驶拖床,在交通上是一年中顶困难的时期,各地行商不能到来,因此这几集的席,出售很成问题。
席民主要依靠席子生活,卖出席,才能买回苇和一集的食粮,对织好的席是急于出售,那种迫切的情形,在别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售出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过去我不了解,一个商店,怎样为人民服务,但自从看了今天的席市的情形,才知道他们任务的重大,和值得感动的干部的热情。
我在隆昌号的安新席庄宏利号,会见了负责同志,他对我要在席市上停留一天,非常满意。他说:你看看席民的情形吧,有人怪我们为什么把席价抬得这么高,以致亏本,可是你要看见席民的情形,就不能不这样做,我有点“恩赐”观点……
自然,十年战争,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但一个席店老板对席民发生这种息息相关的感情,在我却是异常新鲜的事。
我到席市上去了。席民们正在三三两两,议论着今天没有行市,大为发愁。他们不时到宏利的院里探听,今天席店是不是收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立时就会想到公家商店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宏利席店过去工作的成绩。
他们搬来搬去,总想把自己的席放在第一个能出售的地方,那些妇女们也是这样做。他们等候着席店收买人的出场,简直象观众等待着锣鼓开台,好角出场,自然,那迫切程度,更甚于此。
宏利席店的经理和店员们,则象决定一件政策一样开了简短的会议,虽然他们已经在收席上赔了很大一笔款子,但他们全能理解到这就是工作上的收获,这就是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因此,他们决定这一集,还是尽量收买,不低落价钱。在席民——贸易上的对象青黄不接时,热情负责地拉一把,这就是我们商店的特色。
当席店的买手一出场,席民们纷纷拥上包围,另外就有很多人背上自己的席,跟在买手后面,看他在哪地方开始。买手一手提着印号篮子,一手拿着一个活尺,被席民们蜂拥着走到场里来。
开始收买了,由席民们一张张往上举着席,买手过目,并有时用尺子排排尺寸。席民们围得风雨不透,看着那席子的成色,等候开市的价格。买手一边说着价格,就用那大戳子在席角标上了价码和印记,常常比争论着的价钱高出一百元,出售了的席民就赶紧卷起席子到席店去取款。
第一个价钱立时就在席民间传开了:“五千五!”
挨次收买,那些一时走不到的地方,席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那里等待真是焦急,有的干脆就躺在席子上闭起眼睛来。
买手对席是那样内行,一过眼就看出了席的成色,嘴里不断说着:“苇色不错。”“织的草。”“一样的苇还有不一样织手哩!”他一过目,就对席提出了确切的批评,因此席民都嘻嘻地笑着,叫他看着划价钱。
席市,在安新不知道出现若干年代了,在北门外就有一个碑亭,记载着织席的沿革。我不知怎么想起,在若干年代,席民到这里卖席,是有无限的辛酸与难言之痛的。
出售的是他的妻子或女儿的手艺,他们虽然急于求售,但对自己的席充满无限情感。我看见他们把席交了,还不断回头望看,才到会计科去支款;自然家里的妻子儿女,所盼望的是一集的食粮,但也不会一时就忘掉她们那席上的细密的花纹吧!
老于此行的同志,也曾向我说明,不要只看这一集,如果是京帮、卫帮的人下来了,“推小车的来了”,席民的情形,会大大不同。
但我总以为,在过去,因为席民没有一种固定的组合,赶集抛售,总是很艰难的。他们拥挤着买手去看他们的席,去年我们有一个年老的买手,因为叫他们拖来拖去,拖病了半个月,衣裳扯烂了,那是平常事。
现在我们的公营商店,尽量研究,打通外区和内地的销路,使席子畅销,并帮助他们提高质量,和其他沿海产的席子竞赛。
看到中午,我以为可以回去了,但宏利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等到太阳平西。到那时,卖不出席子的席民,会找上门来,一定要你收买,席店虽然款已用光,还得想法叫他们能买苇和粮食回去。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
1947 年 3 月
(原载 1947 年 3 月 18 日《冀中导报》)
《新安游记》
在端村,人们对新安的印象是:那里的人好吃懒做,闹排场,男人们坐茶馆,女人们梳装打扮。在端村的旧货摊上,我见过华贵的屋内陈设的木器和华丽的妇女们穿过的衣服,据说也是从新安清算出来的。既有一些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有一些人过着另外一样生活。
我到了新安。它四面被水包围,人们串亲也坐着拖床。街道很长,但已经看不见这里繁华的痕迹。街上没有什么茶馆,也看不见穿绸挂缎的妇女。新安的房舍,大部被敌人烧毁成为瓦砾。
我顺着拆毁的城墙走,城外水很深,这里有船只停泊,想是一个渡口。城墙里面一道深沟,过去是一处高大的宅院,这宅院选择的地势十分险要。河边,一个十五六的女孩子正在擦抹着她家的船只。经她指点,我才知道这就是大汉奸恶霸熊万东的住宅。那时候,新安的除奸团很厉害,可是除不了熊万东。他深宅大院,房后就是城墙,前院驻扎着日本宪兵队。
老汉奸以为是保了险的,整天不出大门一步。
八月十五晚上,老汉奸酒足饭饱,坐在客厅里赏月,一把盒子枪放在他手边的乌漆八仙桌上。后院里,他的儿媳妇正陪着日本宪兵队长打牌取乐,嘻嘻哈哈的声音,不时传过来。老汉奸以为他的江山,简直是万世的基业了。
忽然帘子一动,闪进一个人来。老汉奸一抓盒子问:
“谁!?”
“是我,大伯。”进来的人安静的低声说。
老汉奸并没放松,他把身子一闪,就要射击。但在月亮底下,他看的清清楚楚,他的侄儿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并且低着头,非常温顺。老汉奸又喝道:
“你来找死!?”
“愿意把我打死也可以。”他侄儿显得十分可怜的说,“全凭大伯。我在外面实在也混不了啦!”
“为什么混不了?你不是参加了除奸团,很红吗?”
“我怎么也斗不过大伯。日本人到处抓我,逼的我走头无路,我还是得回来求大伯你。”
“求我干吗?去求你的上级呀!”
“我决心不干了。新安这地方,我不能站脚,我想到天津去,求大伯给我一点盘费。”
“我一个大也没有!”老汉奸退回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大声喊,“你掏什么?”
侄儿从腰里抽出一把盒子,笑着说:“我带来了一支盒子,这是一支顶好的枪,送给大伯。大伯有钱,也难掏换这么一件家伙!”
他倒拿着枪,交给他的大伯。
“我求大伯看在这支枪面子上,借给我五十块钱。”
老汉奸把侄子的枪拿过来,走到钱柜那里去,他想把枪支藏起,给他几块钱,叫他滚蛋。
他一毛腰,侄儿就捆上了他的胳膊,塞住了他的嘴。侄儿把两支枪带好,就到了上房。
在上房,他一刀砍死日本宪兵队长,用枪逼着他的堂弟和堂弟妹又来到客厅,命令:
“搀着他!走!上房!你哭,我砍了你!”他对他堂弟妹说。
他带着三个汉奸男女上房,下房,过壕沟,上城墙。
城墙外边有一只小船等在那里,他们来到船上。
小船箭一样开走了。
这就是新安有名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
这位英雄不久牺牲在新安城下。他喝醉了酒,受了奸人的骗。有人喊:“要拿新安了!”他跳下炕来就奔着县城跑去。他爬上城墙。敌人打中了他,翻身跌了下来。
敌人打折了他的左腿。
关于他的两条腿,有很多传说。新安一带,都说他是飞毛腿。有人说,飞毛不飞毛不知道,反正他走路特别溜撒,孩童的时候,常见他沿着城墙垛口飞跑。
冰连地结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英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
1946 年
(原载 1947 年 3 月 27 日《冀中导报》)
《一别十年同口镇》
十年前,我曾在安新同口当了一年小学教员。就是那年,伟大的人民抗日战争开始了。同口是组织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抗日历史上永远不会湮没。
这次到白洋淀,一别十年的旧游之地,给我很多兴奋,很多感触。想到十年战争时间不算不长,可是一个村镇这样的兑蜕变化,却是千百年所不遇。
我清晨从高阳出发,越过一条堤,便觉到天地和风云都起了变化。堤东地势低下,是大洼的边沿,云雾很低,风声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个对照。
顺堤走到同口村边,已经是水乡本色,凌皮已经有些地方解冻,水色清彻的发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绕道行走。村边村里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苇垛,真是山堆海积。
水的边沿正有很多农民和儿童,掏掘残存的苇子和地边的硬埂,准备播种。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只,斧凿叮咚。
街里,还到处是苇皮、芦花、鸭子、泥泞,低矮紧挤的房屋,狭窄的夹道,和家家迎风摆动的各色各样的破门帘。
这些景象,在我的印象里淡淡冲过。一个强烈的声音,在我心里叩问:人民哩,他们的生活怎样了?
我利用过去的关系,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的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的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过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他们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绅土地主,负责了村里的工作。虽然因为复杂,工作上有很多难题,可是具备无限的勇气和热心;这也是贫苦的一生教育了他们。
那些过去的军阀、地主、豪绅,则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旧纵欲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他们那些深宅大院,则多半为敌人在时拆毁。敌人在有名的“二班”家的游息花园修筑了炮楼,利用了宅内可用的一切,甚至那里埋藏着的七副柏树棺木。村民没有动用他们的一砖一瓦,许多贫民还住在那低矮的小屋。
过去,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份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京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谁能知道一个村庄出产这样一个人物,在同村的男女中间引起什么心理上的影响?但知道,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土地改革后,没有房住的贫苦军属,进住了陈调元的住宅。我觉得这时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大门,那些穷人们都一家家的住在陈宅的厢房里,下房里,宽敞的五截正房都空着。我问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住正房,他们说住不惯那么大的房子,住起来太空也太冷。这些房子原来设备的电灯、木器、床帐,都被日本人毁坏了。穷人们把自家带来的破布门帘挂在那样华贵的门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里堆着苇子,在方砖和洋灰铺成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织席。他们按着他们多年的劳动生活的习惯,安置了他们的房间,利用了这个院子。
他们都分得了地种,从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几十顷苇田。我也到了几家过去的地主家里,他们接待我,显然还是习惯的冷漠,可他们也向我抱怨了村干部,哭了穷。但据我实际了解,他们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实的人,生活还好得多。这从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房舍内,他们的墙上还有那些鲜艳的美女画片,炕上的被褥还是红红绿绿,那些青年妇女,脸上还擦着脂粉,在人面前走过,不以为羞。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很少看见擦胭脂抹粉的人了。
这些脂粉,可以说是残余的东西,如同她们脚下那些缎“花鞋”。但证明,农民并没有清算得她们过分。土地改革了,但还改革得不彻底,因而在风雪的淀里咚咚打冰的,在泥泞的街上坐着织席的,还是那些原来就贫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而这些地主们的儿子,则还有好些长袍大褂,游游荡荡在大街之上,和那些声气相投的妇女勾勾搭搭。我觉得这和过去我所习见的地主子弟,并没有分别。我知道党正要根据人民的愿望,采取彻底复查土改的措施;我感到地主阶级的气焰必须彻底打垮下去。这些人有什么权利向人诉苦!这些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从劳动改造中重新作人!
(原载 1947 年 5 月 17 日《冀中导报》)
《王香菊》
那天晚上,小高同志带我去访问郭兰瑞。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组织起几十个贫民妇女,当选了贫民代表。郭兰瑞不在家,我和小高坐在院里床上说话,过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抱着孩子,坐在小高身边静静的听着。小高说:
“你问香菊,她和郭兰瑞是好姐妹,她知道的顶详细。”
香菊只是笑了笑,就轻轻扭过了头。小高又说:
“你看,还是不敢说话,怎么能到大会上去诉苦呢?”
香菊才说她和兰瑞从小就在一块,热天,两个人去拾麦子,分着吃一块糠饼子,用一个小铁罐喝水,躺在一棵树下面歇凉。等到大些了,就对着脸浇园,合伙拉耠子……种种的情形,说话的声音很动听。
第二天晚上,小高领导她们开小组会,我又去参加了。香菊浇了一天园,喝冷水吃剩饭病了,趴在床上直想吐,还是一直督促引导着她那一个小组开会,不肯休息,她笑着说:
“什么叫休息?有病是小事,趴一会就好了,翻身才是大事。”
我在这边说了几句话,她就喊:
“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
小高同志介绍我到香菊家吃饭,我才第一次在白天看见香菊,她壮实,对人天真的亲热,好脸红。这是一个贫民家庭,每天很早一家子就到地里浇园去了。香菊回来时,抱着一捆菜,头发和上衣总是晶湿。她蹲在桌子旁边,望着饭不吃,她说浇起园来就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顿饭过后,母亲催促,她又背起那又大又黑的铁水斗走了。
晚上,她蹲在黑影里吃了那白天剩下来怕放坏了的硬饼子,把新饭让给小弟妹们吃。
村里酝酿着斗争,田地里是那么酷旱,庄稼正待秀穗,老百姓说这叫“卡脖子旱”。黄昏,西边天一抹红,香菊还在那里浇园,这种劳动是那么吃力和没有止境,庄稼缺水永远不会满足。刚刚十七岁的女孩子运动全身的气力,才能从事这种劳作。可是从她劳动的精神上看,那充实的精力就像这永无止境的水泉,永无止境的热汗,永无止境的希望。她从十三岁上就浇园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架水车,把这女孩子代替?
知道要斗争了,地主的水车都放在家里,叫大井闲着,叫庄稼旱着。香菊她们想到水车,应该比我迫切。最盼望下雨,最焦急的等待那天边的风云雷闪的,自然是这些流着汗浇园的姑娘们。她们提出来:先斗水车!
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一吃过晚饭,她就抖着精神去集合她的小组。大街上,她走在组员的前面,好像一个军官。
小组诉苦的时候,她第一个诉说:她,夏天,被夺去了拾的麦穗,秋天,被夺去了拾的棉花。她不敢在地主的地头地边走过,她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害怕那些闺阁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碜。
这姑娘甚至没有诉说,在这十七年,她那年幼的身体,怎样被太阳曝晒,怎样被热汗蒸腾,被风雨吹打,被饥饿消耗,她没诉说劳动的苦处,她只是诉说一个女孩子心灵上受过的委屈。
翻心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她在全村妇女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她是一个实际的领袖。
斗争以后,香菊挺着胸脯,走回家来,她又走过了地主家的现在已经被民兵看守的大梢门。怀着胜利的心情,她第一次到那些闺阁小姐们的住处去看了看,到底和自己家的土坯小屋有哪些不同。小姐们正坐在门外啼哭,可是在今天以前,她们是命定上车要老妈子搀扶,生了孩子要奶妈子抱养的,她们没到过田野一步,就是在庭院里,太阳也晒不到她们脸上。她们耻笑过劳动的妇女们,现在劳动的妇女们要把她们驱逐到田野里去。
香菊说:明天早上,就用斗争出来的水车去浇地。香菊值得尊敬,斗争以后,她更加重视劳动了。分配果实,别的姑娘们喜爱那些花红柳绿的布匹,去充实自己的嫁奁,香菊特别喜爱的是那些能帮助她劳动的农具,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的希望。
(原载 1947 年 9 月 12 日《冀中导报》)
《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了,在贫民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的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的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民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的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的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民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有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民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的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黏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条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翻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无论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的坚持斗争,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的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道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和香菊的叔父,这个人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加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的母亲内心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的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光大。
(原载 1947 年 9 月 26 日《冀中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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