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半年，还是有一个母耗子要下小老鼠了，才把这双鞋拉进洞里去了。
我看她这名字可以改换一下，叫“懒马”倒不错哩。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１９５８ 年 ４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走出以后》
南郝村虽然说不上什么山光湖色，有出奇的风景可看，却是大平原田园本色。围村一条堤，堤外接连不断已经收割起庄稼的田亩，杨柳树也很多。
村西有一条大河绕过，隔河望去，又是一围村庄，一片田亩苇坑麻地。倘在夏秋两季，也一定有些风光景致。
正是冬天，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在这村子住下。房东老伴两个，待我很好。那男的，属于乡村的要看女人眼色行事的那一种，但对熟人也能谈论一番。女的干净利落，能说会道，顶多半个男人，据说事变前有些“潦倒气”，可也没有大不好，只是成成女人赌局，取乐抽头，现在连这个也免了。
房东只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从小娇惯，抗战以来，更当男孩子看待，说一不二。我们不久就熟起来。这姑娘，在多么生人面前也没红过脸，扭捏过。听说我又是一个乡亲同志，就更随便一些。
我的习惯，不喜欢女人那一种张狂，她却以张狂为能事，也是她的习惯。
说话哼哼唧唧，不撇嘴就跺脚。我最不爱看她那走路的样子，特别在大街之上，两只手垂直，手心向后，稍稍外张，两个脚尖向里靠，两只眼睛看着脚尖前行，两手就急急摆动。远远望去，使人想到鸭子浮水，我一见，就笑。
既然在空气里走动，为什么把两只手当做蹼来运动呢？难道以为人会在空气里沉底，害怕淹死吗？
她却交游很广，认识许多女孩子，不但本村，外村也有许多姐妹。同时，她的好处也很多。为人慷慨，大有母亲作风，对抗日工作热心，敢出头，所以也着实令人赞佩。
不久，她一定要去升学。我写了一封信，介绍她到抗属中学附设的卫生训练班去试试，却录取了。回来，和她母亲说了没三句话，搬起脚来叫我看看鞋底，说是磨破了；就跑到街上去，找她的伙伴们去了，气的她母亲埋怨半天。到夜晚回来，带来一个同她年岁差不多，比起她那细长个子，算个中等身材，比起她那尖长脸，算是圆脸，细眉大眼的女孩子来。说是她一个干妹妹，也要去升学，叫我写介绍信。
当时我不明底细，只随便谈了谈，房东姑娘却在一边笑。那个新来的叫王振中，自己说十七岁，家里愿意叫她出去。这个女孩子说话声音低，但听来很清楚响亮，老是微笑着，还有些害羞。说话和房东姑娘不同，很少流行的新名词，但是道理说的也很明白，叫人相信；只是在说话中间，有时神气一萎，那由勇气和热情激起的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来，透出一股阴暗；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眼睛对人有无限的信赖。她把要说的说完，就要走；我也随便答应，明天再说，可以写个信会考考。
女房东是没事，也要一天找我谈上一个甚至两个钟头的。她的道理是：
同志住在家里不分彼此，这样才显得亲近，何况我是一个乡亲，和别人就更不同些，有东西随便拿着吃就是了，她有什么话也就全告诉我，叫我出个主意。这回，王振中走了，她就过来，和我讲说了王振中的家：王振中是这村北头赶大车王六儿的女孩子，也是独生女，家里虽然穷，但也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仁义懂事，爹娘也娇养惯了的。前几年王六儿死在保定城了，她是从小许给本村在北平开店发家的黄清晨的儿子了，趁着那年荒乱，她母亲就把女儿送过婆家去，那时女婿不能回来，就叫小叔子代娶了一下，这样算交卸了为娘的责任…… 但那婆家并不叫这女孩子应心满意。女孩子很要强，处处怕落在人后面，处处怕叫人说不好，经不起一个背后的指点；一句闲话，可以使她盖起被子哭上半夜。可是公公在村里名声最不好，没人愿意招惹，事变以前，仗着那座店，臭酸臭美不和凡人说话，没缝也要下蛆，霸人霸地全干过。年月变了，这就不时兴，可是架子放不下。先是明着说坏话，村里送了他一次公安局，回来就变了样，见了骑马的挂枪的，区里的县里的，就狗舔屁股突地奉承，背地里却还是冷言冷语，最瞧不起村干部；这样在村里人缘坏透了，有名的顽固分子。
这孩子的苦处就多了，在家里怕他们，整天整夜听那些没盐没醋的谈话，又不能塞住耳朵；出门见人就害臊，这年月，年轻妇女又不能不见人，在那些会场上总是看着她不像别人那样舒展，可是对抗日工作很要强，小姐妹们也知道她好。她说起话来就要离开这个家。
果然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王振中就来了。换了一身黑棉袄棉裤，袄很长大可体，裤脚很瘦，头发修剪的更短了，脖里围一条新毛巾，按着冀中区流行的青年妇女打扮起来，挟了一个包裹。我说：
“信可以写，上学是好事，可是你和你婆家说好了没有？”
她红着脸说：
“这是我情甘乐意，谁也管不了我。我和他们讲好了。你看我才从婆家出来，这鞋还是在那里拿的呢。”
我终于写了封简单的信，叫她去试试。临走，我说用不着带包裹，这是去考啊，不一定能录取。但她没答话，便催着房东的女儿走了，从门前堤上跳过去，走的非常快。
第二天后半天我刚回到家里，就有那村的小学教员找来。是 一个女教员，原也见过，但没说过话；一进门，她就哭丧着脸，一靠，坐在临隔扇门的炕沿上，吞吞吐吐地说：
“同志，我有个问题和你谈谈。”
“什么问题？”我靠在迎门橱上。
“杏花和王振中全是你介绍她们出去的吗？”
“我写了封介绍信去叫她们投考。”
“这有点不合组织系统吧？”
我说：
“杏花录取以后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叫她去和你、妇救会主任商量过，去考的时候，我问过村教委。我不会忘记组织系统。杏花走的时候，你还送她好远，不能说不知道。至于王振中，因为她走的匆忙，也不过是试一试，你不愿意让她去？”因为她是一个女同志，我竟有些气愤。
“我倒没什么，只是学校里，就是她两个大些，有些工作要她们做。还有王振中的婆婆，找我哭过好几次，我没法应付啊。”“要那样，怎样办呢？”
结果倒是她先转悲为喜说：
“她出去很好，我还能拦着！只是来问问，请你不要误会。”我把她送走，女房东又照例过来了。她说女先生也很明白，不过杏花和王振中和她很好，在校里也帮她做做饭做做针线，这一走，不免就像失了膀臂。可是抗日是件大事，谁也不该拦着啊。我听了这些话，想道：“倒是这老太太比这个女教员明白些。”自己就坐在炕上看起书来。不多一会，有一个小孩子脸从窗户的小玻璃镜往里一探，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抱着房东那只新下的小黑 羊羔跑出去了。
不到一顿饭工夫，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到院里。我从小镜子望出去，她头上罩着一条红色包头，像是新病起来，或是坐了月子。她先放轻脚步到房东屋里去，和女房东嘟哝了一会，就故意张扬着到我房子里来，一进门就是：
“主任在屋里吗？”
“我不是主任。”我说。让她坐。女房东也跟过来说：这是振中的婆婆。
那婆婆小心小意的挑拣着话说：
“我是说打听打听振中她们在哪村住，想去看看她。她走我也不拉她，你问问我这个嫂子，我是多么疼她。就不该走时连句话也不讲。”
女房东也就笑着插进来说：
“那天她竟没说，和她娘说到婆家去，到了婆家拿了一双鞋，又说娘身子不舒服，过几天再来长住，这样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这样，杏花也不知道。这孩子捣鬼。”
我说：
“依我看，王振中同志的认识和她那程度，出去上上学好啊，比你们呆在家里，一辈子围着锅台、磨台转不好？我们要看远一些，出去对她好，对国家也好。”
那婆婆挂着笑紧接上来：
“这道理我还不明白？你问她大娘，我可是不明白的？我们当家的以前糊涂，我还常劝他呢。对街面上的事，我可没落过后，就是俺当家的也不过嘴直心快，得罪了人，才出了那桩子事。抗日谁不赞成，八路军谁说不好，像主任……”
“我不是主任！”我再度申明。
“像你们这么斯文，好说话，谁不赞成？上级都好，我们家里也常住上级。只是，我们得罪了村里的人……我们当家的就吃了亏。”
“你们当家的为什么不来呢？”我问。
“他，他身子不舒服，也是想振中想的。他叫我来问问，求……你写封信，他去看看振中。”
我心里突然一紧缩，一冷。她却跟上前来，拿起我那蘸水钢笔：
“怎么你还使这个钢笔？现在就是那些村干部，大字认不到一升，也还使支有打水机的钢笔呢！”
“我使用惯了，也一样能写。”
“还是你们艰苦。”她叹口气，又摸摸我炕上铺的破棉被，“唉呀，你怎么，就用这个铺盖，像你们这上过大学堂，走京串卫的人，丝绸被子也盖过不少了吧，这是从村公所借来？”
“唔。”
她转身望望女房东：
“他大娘也不知道照应人！就该把咱家那拆洗过的被褥拿出来叫同志盖呀！我们家住了上级，我总是把待客用的被褥给他们。你看，还没个枕头，枕什么呀？”
“枕书，枕不惯枕头了。”
女房东显然有些不高兴，就说：
“俺家比不上你家方便呀。可是对待同志，咱也没小气过，谁在俺家住 过谁知道我这个人实在，只是不会花言巧语罢了。这同志来我也拿出过新拆洗的被子给他，他不要。”
好像那婆婆并没理会，就又拿起我那钢笔来左看右看，一会说：
“这也不丑啊，俺家那老二，非要他爹买支打水机钢笔，我看这也做的很精致。”紧接着就眼望着我恳求，“你这里纸笔砚台既然这样方便，就给俺们写个信吧，要不就用——”她慌忙从怀里拿出一个红签信封，一张八行信纸，“俺们这个。”
我拒绝了她！我说我不知道那学校今天转移到哪里去了；再说王振中是去投考，考不上，就会回来。她却抓住了理：
“那俺们振中不是也没了踪影吗？”
“丢不了她，丢了我赔。”
“不过是为老人的瞎操心罢了。”
这样，我在南郝村过了旧年。正月间，冀中各地非常热闹，抗属中学驻的村子里，有五千个中学生参加大检阅，其中有一千七百个是女生。早晨，在会场上，我看见王振中穿了黑色棉军装，外罩一件长大的棉背心，背包、挂包、小碗、防毒口罩，一色齐全，和那些小同学一样站在队里。她的脸更红、更圆，已经洗去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的跳动，两片嘴唇却微微张开，露着雪白的牙齿，睁着大眼望着台上讲话的程子华同志的脸，那信赖更深了。
那个村庄，正在滹沱河和沙河之间。村边便是一片沙滩，上面一排高大的白杨树，道旁有一座小小的新建筑，长方形，青色石头的，本县阵亡烈士的纪念碑，上面题着新体诗句。一天早晨我正在杨树林里和一个老乡谈这一带的白菜和红薯的产量，王振中穿了护士的白布罩单和翻卷的白布单帽走过，手里还托了一个药瓶。看见我，大远跑来，敬了礼，问过我怎样到这里来，我的女房东身体好不好，小羊羔长大了没有，才微笑着听我对她的问话：
“听说你婆家从北平把你……叫回来，像有什么打算，来找过你吗？”
“找过。”她又红了脸，但随着就平静流利地谈下去，“他们一家人全来了，男兵女将，就是把北平来的打起埋伏，直找到队长跟前去，要我回去。
起先队长还要我回去看看，等我把事情说明白，说回去了就不会再有王振中了，队长才说你自己解决吧。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和他们离婚；不是离婚，解除婚约。这就一干二净，再说我也还不到结婚年龄……”
临走时，她说今天是看护实习，刚给一个伤员上了药。我问她那是什么药，她用德文告诉我那药的名字。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新群众》２ 卷 ４ 期）
《丈夫》
今天是中秋节日，可是还有一场黑豆没打。上午，公公叫儿媳妇把场摊上，豆叶上满带着污泥，发着臭气。日本黑心鬼，偷偷放了堤，淹了老百姓，黑豆没长好，豆子是秕秕的。草不好，黄牛也瘦了。儿媳妇站在场里没精打采的。年景没有了，日子不好过，丈夫又没消息。去年，他还在近处，八月十三那天还抽空回家来看了看，她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两个人欢天喜地。
八月节，应该团圆团圆；她给他做了猪肉菜，很丰富。今年，鬼子从四月里翻天搅地，丈夫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去年他留给她一个孩子，在地洞里生产下来，就死掉了。她没有力气，日子过着没心思。
吃过中午饭，她带着老二孩子，要去娘家看看，解解闷。和公公说了说，公公也没阻挡。只说早去早回来，路上不安静。她什么也没拿，拉起孩子的手，向东走去了。孩子去姥姥家，很高兴，有一句没一句的问娘：
“今个八月十五吗？娘。”
“是啊！”
“叫我吃什么？”
“什么也不叫你吃！”
她说过，又怜惜起孩子来。孩子才七岁，在炮火里跟着跑了四五年了，不该这么斥打她，就转过话来笑着说：
“还记的爹吗？”
“记的呀！”“爹在哪里呢？”
“在铁道西啊！”
“在那里干什么？”
“打日本啊！”
娘笑了。丈夫在家就喜欢这个孩子，临走总嘱咐她好好教养着。她想，那个人倒不恋家，连对她也像冷冷的，对这个孩子却连住了心。就为这个，她竟觉着有保障了，又和孩子说：“爹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的时候回来。”
“你知道？”
“可不是，我知道。”
“爹回来干什么？”
“回来打日本。”
孩子念道起爹那枪来。爹叫她看过枪，爹对她说枪是打日本的。她想现在日本很多了，常到村里来，爹该回来打日本了！这里日本多，不到这里打，到哪去打哩！
娘儿俩说着，就到了娘家村里，本来只离着三四里地。到家里，姥姥正坐在炕上。
“你看人家多么热闹，人家也都是养儿养女的。”姥姥说，嘴角却有些讥笑。
“谁家？”女儿问。
“你婶子家。”
“热闹什么？”
“你大姐来了，她女婿也来了。”
“她女婿不是在这里当伪军？”
“现在人家敢出来了，三天一来，两天一来，来了就嘻嘻哈哈。”姑娘想起她是和这个大姐一年出嫁的。她两个同岁，她大姐嫁了一个独生子，她也嫁了一个独生子。她大姐的女婿在绸缎店里当学徒，她的女婿在保定府上中学。那年正月里，两个女婿来住丈人家，大姐的女婿好赌钱，整天在家里成局；自己的女婿好念书，整天在家里翻书本。她那时候还不高兴自己的女婿这么呆气，人家那么好玩，好说笑，街上的青年子弟都找人家去热闹，自己的女婿这么孤僻，整天没个人来，只有几个老头子称赞。她想，现在该是玩的，在学堂里有多少书念不了，倒跑到这里来用功？晚上，她悄悄地对他说：
“你也玩玩去，书里有什么好东西，你那么入迷？”
“你不知道。”
“不是我不知道，你看人家多快活？”
“你叫我和他们比呀？”
“和人家比比，你丢什么人，人家比你少什么？”
“你不懂事。”
丈夫睡了，她也不好意思再问，新婚的夫妻，她只有柔顺。夜半醒来，她又说：
“我说错了话吗？”
“你知道的事很少。”
“我怎么就知道的多了？”
“你念念书，可是来不及了。”
“我不念那个，可是，我要说错了话，你可别记在心里呀！”她靠近靠近他。
后来丈夫走了，很少家来，不在北平，就在上海。大姐的女婿却常来，穿的好，一来就住下，嘻嘻哈哈；她很羡慕大姐幸福，自己倒霉，埋怨丈夫不家来，忘了她。可是丈夫并没有忘了她，有时家来，也很爱她，她生了一个小孩，丈夫也很喜欢，只是怨她不识字，知道的事少。她说：
“你不会呆在家里？”
“我不能。”
“怎么人家能呢？”
“谁？”
“大姐的女婿。”
“咳，你又叫我和他比！”
女婿又生气了。她就害怕他生气，赶紧解释：
“家里又不缺吃不缺穿，你非出去干什么？”
“你不知道。”
“你出去又不挣个大钱。”
“非挣钱不能出去吗？”
“家里不舒服？”
“不舒服。”
这回是生气了。家里不舒服，外边有什么舒服的事情？她疑心了。可是看看丈夫还是整天看书，书一箱一箱的，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破的就包上个皮，不嫌个麻烦。她觉得丈夫喜欢书，就像她喜欢布似的，她喜欢各色样花布。丝的，麻的，她把它们包在一个一个小包裹里，没事就翻着玩，有 时找出一块来给孩子做件小衫裤，心里很高兴。她想，丈夫写字、念书，就和她找布做衣服一样。
抗战了，丈夫立时参加了军队。把洋布衣服脱下来，换上粗布军装。两条瘦腿，每天跑百几十里路，也有了劲了。她大姐的丈夫店铺叫日本鬼子抢了，也回到家来，守着女人孩子过日子，看看地，买买菜，抱抱孩子，烧烧火，替大姐做很多事。她可不明白自己的丈夫的心思，有一天她问他：
“为什么你出去受罪？”
“抗日是受罪？你真糊涂透了。”
“可是为什么人家不出去？”
“谁？”
“大姐的女婿。”
“呸，呸，你又叫我和他比。”
渐渐，她也觉得丈夫不能和那个人比。村里人说自己的丈夫好，许多人找到家里来，问东问西。许多同志、朋友们来说说笑笑。她觉得很荣耀，日本鬼子烧杀，她觉得不打出去也没法子过。大姐的女婿在村里人缘很不好，一天夜里叫土匪绑了票，后来就不敢在家里呆，跑到天津去了，大姐整天哭，没离开过丈夫，不知道怎么好。过了一年，那个人偷偷回来了。抽上了白面，还贩卖白面，叫八路军捉了，押了两个月，罚了一千块钱，他就跑到城里当了伪军，日本鬼子到他媳妇的娘家村里来抢东西，他也跟着来，戴着黑眼镜。
后来，又反了正，坐在欢迎大会的戏台上看戏，戴着黑眼镜，喝着茶水，吃花生。
那天她也去看戏，有人指给她说：
“你看见那个人吗？”
“谁？”
“你大姐夫啊！你都不认识了！”
“呀，那是他？”
她脸上红红的了。
自己的丈夫越来越忙，脸孔虽然黑了，看来，倒壮实了些。仗打的越紧，她越恨日本鬼子了，他也轻易不家来了。她守着孩子过日子，侍候着公公。
上冬学，知道了一些事，其中就有她以前不知道的丈夫的心里的事，现在才知道了些。
今年，日本鬼子占了县城附近的大村镇，听到她的大姐夫又当了伪军。
从此，她就更瞧不起他，这是个什么人呀！今天，娘却提到了他。正提到了他，大姐就来了。大姐听说妹子来了，姐妹好几年不见面，来看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点心。身上穿着华丝葛，脸孔白又胖，挺着大肚子，乍一见面很亲热，大姐说：
“你家他爹可有信？”
“没有啊！”
“说起来，人家他有志气，抗日光荣，可是留下了这些孩子们。”大姐说着就拉过孩子，叫孩子吃点心，问孩子：
“你想爹吗？”
“想啊！”
“快叫你娘把他叫回来。”
“叫回来，打日本吧！”孩子兴奋地说。
大姐立时没话说，脸也红红的，像块生猪肝。姥姥也笑了。
“听说你女婿又来了。”
“早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有事。”大姐坐不住，告辞了出去。走到屋门口又回来，小声说：“大妹子，你家他爹回来，你顺便和他学学，就说俺家他爹是不得已，还想出来的。”说过就慌慌地走了。
姥姥说：
“看起这个来可就不光荣。准是又有什么风声吓走了。”
天已经晚了，姑娘带着孩子回来，在路上，她看见一小队人背着枪过去了。她知道一到天晚，就是自己的人；也不害怕，带着孩子走过去。后来回头一看，那一小队人进了她娘家的村了。
到了村头，大孩子正在村边等，见了娘就跑上来小声说：
“大队长到咱家来了！”
“哪个大队长？”
“县游击大队长，黑脸大个子老李呀，娘忘了，去年和爹一块来拿过书，吃过羊肉饺子的。”
“说什么来？”
“有爹的信，爷正看哩。”
母子两个人赶紧到了家里，公公正坐在场里碌碡上，戴着花镜念信，儿媳妇回来，就说：
“信来的巧，今年的节我又过痛快了！”
媳妇当然更快活，快活了一晚上，竟连那圆圆的月亮也忘了看。
１９４２ 年中秋节夜记于阜平
（原载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晋察冀日报》）
《老胡的事》
一天，天快黑了，老胡同着他那一部分开到这村里来，老胡的住处是在一个铁匠的家里。吃过饭，他把背包、挂包、干粮袋，搬进房里去。和铁匠打了交道，把东西放在一边，就打扫起房子来。他打扫的很仔细，房顶上的灰土、蜘蛛网全扫净了，地上的东西，看看用不着全搬了出来，一篮破马蹄铁，一捆干豆荚，一盆谷糠。问好铁匠的女人，放在了外间。然后把土抛到远远的灰堆上去，回来打开铺盖。
等铁匠家吃过晚饭，他又去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只有三条腿，他费了很大的事才把它支架起来。还有一个高脚凳。用白纸将桌面铺好，点上一个小灯碗，灯花很小，照在桌面上一个黄色的光圈；他就在这光圈里摊开了一本书。
在睡觉以前，铁匠的女人到这间屋里来坐了坐，说了几句闲话；一个十六七的姑娘在隔扇门口听着。老胡报了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是冀中区人，工作是写字，所以离不开桌子、凳子、灯和书本。铁匠的女人说，原来和新搬走不久的老王一样，是个念书人。
第二天老胡很早就起来了。站在院子里辨别了方位，看了看这个居处的环境。三间的小屋建筑在村子的尽南端，地基很高，可以看得很远。小房向南开门，正对山谷的出口，临着中午的太阳。房子虽只有两方丈大小，却也开了两个窗户，就在西面一间的窗户下面，安着打铁的炉灶和一只新的风箱。
山谷是南北的山谷，在晋察冀倒算是一条宽的。一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河在山谷中间的沙滩上，浅浅地无声地流过去。沙土浸透了许多水，山泉冒出许多水。除去夏天暴雨过后，两旁山上倒下大水，平常恐怕都是保持着三尺宽的河渠。谷的南口紧连着一条东西谷，那是大道，这样早，已经有骡马走过。大道那边是一条不高的平的出奇竟像一带城墙一样的山，而这条谷的北面，便是有名的大黑山，晋察冀一切山峦的祖宗，黑色，锋利的像平放而刃面向上的大铡刀。
这时，那个铁匠已经开开单扇的屋门走出来了。他的眼还没有完全睁开，借着清晨的雾露，恢复了精神。他虽然还只有三十几岁，却像四五十岁的人了，脸色干皱的像没发育得很好就遇到了酷旱的瓜秧结下的瓜的皮，纵有多少雨水再给它浇灌，也还洗刷不去那上面的暗淡。又涂着一层烟灰，就更显得瘦弱。他，中等身材，却很灵活。默默地扫除了炉灶上的灰土，用一把茅柴引着火，再加上一层煤屑，拉起风箱。等到火旺了，他才唤起妻子和孩子们。
这样，过了一刻，那被铁匠叫做梅而事实上却是梅的母亲，才掩着怀出来。她长得很高大丰满，红红的脸孔，也很光润。她走过去，从丈夫手里接过风箱把，立刻，风箱的响声大了，火也更旺更红了。
太阳已经升起。老胡向南边的山坡走去。现在正是秋收快完，小麦已经开始下种的时候，坡下的地全都掘好了，一条条小的密的沟，土是黑颜色，湿的。地，拿这个山坡做依靠，横的并排的，一垅垅伸到沙滩，像风琴上的键板。山坡和山坡的中间，有许多枣树；今年枣儿很少，已经打过，枣叶还没落，却已经发黄，黄的淡淡的，那么可爱，人工无论如何配不出那样的颜色。而在靠近村庄的楸树、香椿、梧桐、花椒、小叶杨树的中间，一棵大叶白杨高高耸起，一个喜鹊的窝巢架在枝叶的正中央，就像在城市的街道中央， 一个高高的塔尖上挂了一架钟，喜鹊正在早晨的阳光和雾气中间旋飞噪叫。
到铁匠一家吃早饭的时候，老胡才看出那个叫梅的姑娘十分可爱。第一天初来，忙乱间他没注意，现在他很惊异这个女孩子的秀丽。他想，这也不过是从相貌上看，一时的印象。可是从此以后，老胡越来越觉得小梅处处好；相貌俊，不过是可喜欢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老胡，已经是三十岁开外的人了，在这一部分，他是最年长的一个。每天，除了伏在桌子上写字，就站在门口看铁匠一家打铁，或者到山坡去散步。
一天，他从山沟里摘回几朵还在开放着的花，插在一个破手榴弹铁筒里，摆在桌上。小梅对这件事觉得好笑，她问：
“你摘那花回来干什么？”
老胡忙说：
“看哪，摆在桌子上不好看？”
小梅笑笑：
“那好看什么，有什么用呢？”
“好看就是它的用处啊！”
老胡也笑了。小梅走了出去，对她母亲学说了，母亲笑着说，可惜家里没有一个好看的花瓶，让胡同志来插花用。过一会，小梅拿篮子到地里去摘树叶，就顺便对老胡说：
“胡同志，你有空，还不如和我去摘树叶呢！”
小梅是她父母的长女。父母每天打马掌铁，把烧饭、打水、割柴的事，就全靠给她做了。现在秋风起来，树叶子要落了，她每天到山沟里去，摘杏叶、槐叶、楸树叶。回来切碎了，渍在缸里做酸菜。小梅对门的老太太骂她的儿子，还不如一个姑娘，小梅能爬到很高的树上去，不同别的孩子抢，默默地进行竞争。她知道哪个山沟里树多，叶子黄的晚。有时树的主人看见了，说：
“哈！小梅又弄我的树叶子了！”
小梅从树叶上俯着身子，蹙着长长的眼眉说：
“呀，我们吃点树叶还不行？你真小气！”
树主人要说：
“你摘了它的叶子，它还能长吗？”
小梅就会说：
“你不知道冬天到了，不摘，叶子也得落完了啊！春天来了，什么也少不了你的！”
小梅的身体发育的很像她的母亲，匀整，又粗壮。她的走动很敏捷，近于一种潇洒，脚步迈出去，不像平常走路，里面有过多的愉快、希望。她的身子里好像被过多的青春鼓动，放散到一举一动上，适合着她的年岁。
她整天放下东就是西，从来看不见她停下休息。老胡全看在眼里。老胡写字写到深夜，铁匠的一家全睡熟了，铁匠有时候咳嗽，孩子有时哭，女人有时说梦话，小梅只是舒畅地甜甜地呼吸。
秋末，山风很大，风从北方刮过来，一折下那个大山，就直窜这条山谷，刮了一整夜还没停下。第二天，一起身，小梅就披上一件和她的身体绝不相衬的破棉袄走出去了。那棉袄好像是她弟弟穿的，也像是她幼小时穿过的。
她一边走，一边用手紧紧拉住衣角，不然就被风吹了去。里面，她还只穿着那胸前有几处破绽的蓝布褂，手里提着一个白布口袋。老胡问她母亲，知道 是要去拾风落枣子，就要帮她去拾，小梅的母亲劝他穿暖和一些，不然会着凉。老胡披上他那件新发的黑布棉袄，奔到山坡上去。小梅走到山顶上了，那里风很劲，只好斜着身子走，头发竖了起来，又倒下去；等到老胡追上了，她才回头问：
“胡同志，你又去找花吗？”
老胡说要帮她去拾枣子，小梅笑了笑说：
“你不怕冷？”
风咽住她的嗓子，就赶紧回过头去又走了。老胡看见她的脸和嘴唇全冻得发白，声音也有些颤。
爬过一个山，就到了一个山沟里面，小梅飞跑到枣树丛里去。一夜风，枣树的叶子全落了，并且踪影不见。小梅跳来跳去的捡拾地下的红枣，她俯着身子，两眼四下里寻找，两只手像捡什么东西一样，拾起来就投到布袋里去。老胡也跟在后面拾。打枣时遗漏在树尖上的枣，经过了霜浸风干，就甜得出奇。小梅把这一片地里的捡完了，就又爬上一层山坡去。风把她身上的破袄吹落到地下，她回头望望老胡说：
“你给我拾起来拿着吧！”
老胡说：
“穿上，穿上！”
小梅只顾拾她的枣子，直到口袋满满的了，叫着老胡回来。到家里，老胡已经很疲倦，只和小梅的母亲夸了夸小梅能干，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小梅把枣晒到房顶上去，她母亲叫她赶紧吃饭，吃过饭把小园里的萝卜拔了，不然就冻了。
小梅在小菜园里拔萝卜，她拔的很快，又不显忙乱。然后装在篮子里提回来，坐在门限上切去萝卜茎和叶，把那些肥大白嫩的萝卜堆在她的脚下，又摩去它们的毛根。她工作着，不说一句话。
这样，老胡就常常想什么是爱好工作……这些事。
阴历十月底，这里竟飞了一场小雪。雪后，老胡五年不见面的妹妹，新从冀中区过来，绕道来看哥哥。这天，老胡的脸，快乐的发着红光。他拉着妹妹的手，不断就近去，用近视眼看妹妹的脸孔。他叫小鬼去买几毛钱的核桃，招待这个小的亲爱的远客。铁匠的女人也慌忙来问了，老胡向她们介绍：
“喂，房东，你看，这是咱的妹妹，今年才十七岁，可是十三岁上就参加军队了哩，在平原上跑了几个年头了！”又对靠在墙角上的小梅说：“小梅，你看，我也有一个妹妹，和你同岁呀！”
妹妹也笑着说：
“哥，你房东的小姑娘多俊啊！”
老胡坐在妹妹身边，先问了相熟的同志们和家乡的情形，又问妹妹在这次反“扫荡”里的经过，什么时候过来，什么时候回去。
妹妹说，反“扫荡”开始的时候，麦子刚割了，高粱还只有一尺高。她同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其中小胡和大章，哥哥全认识。敌人合击深武饶的那天，她们同老百姓正藏在安平西南一带沙滩上的柳树林里，遍地是人，人和牲口足足有一万。就在那次小胡被俘了去，在附近一个村庄牺牲了。她同大章向任河大地区突击，夜里，在一个炮楼附近，大章又被一个起先充好人给她们带路的汉奸捉住了，她一个人奔跑了半个多月，后来找到关系，过路西来。
妹妹要赶路，说的很乱很简单。最后说，她们不久就回冀中区去，在这里只是休息休息，听一听报告……老胡送妹妹，送了差不多有八里路才回来。别人不知道老胡心里的愉快，他好像新得到一个妹妹，不是从幼小时就要哥哥替她擦鼻涕的妹妹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知道的很多又做过许多事的妹妹了。老胡兴冲冲地回来，小梅正同父亲给一个战士拉的马匹挂掌。老远就喊：
“你们看老胡可乐了，见到亲人了！”
老胡走近来笑着说：
“怎样，我这个妹妹？你也好，和她一样。你能做许多事，可是你还该向她学习，她知道很多的革命道理呀！”
他像夸奖自己的妹妹，又像安慰小梅，走到屋里去了。
这天夜里，又起了风，这间小小的、草铺顶的房子，好像要颠簸滚动起来。风呼呼地响，山谷助着声威。从窗孔望出去，天空异常晴朗，星星在风里清寒可爱。感情像北来的风，从幽深的山谷贯穿到外面：几年不见的家乡的田园，今天跟着妹妹重新来到老胡的眼前了，它带着可爱的战斗的身段，像妹妹的勇敢一样。
老胡想，初秋的深夜里，几个女孩子从一个村庄走过去，机警地跳进大道沟里去（她们已经在这平坦柔软的道路上跑过几年了）。在那时，交织在平原的胸膛上的为战斗准备的道沟，能给行进的人们一种清醒振奋的刺激。
向远处望去，望过那旷漠的然而被青年男女的战斗热情充实的田园、村庄、树木、声响……人们的心就无比的扩张起来。
这一晚，老胡想的很久，灯光爆炸跳跃，桌面上的花束已经干了。那个手榴弹的弹筒，被水浸透，乌黑发光。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夜记于山谷左边的小屋
（选自《采蒲台》，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三联书店出版）
《黄敏儿》
黄敏儿原来不是豹子营的人，他的爹娘全到延安去了，临走把他托给一个老朋友，已经有三年了。自从敌人来了，他整天呆在家里，实在闷得慌。
书没得读了，歌也不许唱，以前玩耍的木刀木枪，他坚壁了；又不能像大人一样，面对着墙壁发闷，盖上被子睡觉，他很想到外面去玩玩，换换空气。
他看见灶火前面的柴禾少了，就对老师说：
“我到地里去拾些柴禾来烧吧！”
“你还是好好的在家里呆呆吧！”老师说。
“我到远些的地方去。”
“远了，我就更不放心了。”
可是，家里实在缺柴烧了，黄敏儿又请求，师母就准许了他。他背上一个柴筐，在腰里束上一条麻绳，到野外去了。
过去，他走起路来，像他爹和娘的样子，两条腿左右分开点，迈着大步，好像一个将军刚刚从飞跑很久的马上跳下来走在大街上的样子。他把两手插在衣服两边的口袋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前面，长长的头发撒在宽宽的明亮的前额上，薄薄的通红的嘴唇闭得很紧。现在他是按着一个拾柴割草的孩子的样子走路，好像饿了两顿没吃饭了，右手拿着的镰刀，有意无意地打着路上的土块儿。
正是春天，遍地是荒草，地里的人也很少。他走到河边，举眼看见的是土黄的、像支架起来的坟头一样的炮楼。公路在地上横插过去，一条又一条。
他原来是想到野地来唱个歌儿什么的，结果也没唱好。拾了不到半筐柴，就回去了。快进村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穿着黑细布长衫，戴着黑色礼帽，黑黄脸的中年人追上来：
“喂！别走！我问你一句。”
黄敏儿回头一看说：
“有话到维持会去问吧，我家里等着柴禾做饭哩。”
“我就是问你！”那人上前捏住黄敏儿的手，怒冲冲的。
黄敏儿把手一抬，眼眉竖起来：
“你是干什么的？这么凶！”
“陈青湖到底在家里没有？”那人低声问。
黄敏儿想了一想说：
“他呀？没有在家，他爹和他媳妇，倒是很想他，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你准和他不错吧，也费心给打听着点，他爹和他媳妇一定要知你的情哩！”
“你敢和我说谎？”
“为什么就不敢和你说谎，你知道现在的情形，汉奸有这么多，我知道谁是汉奸哩！”
“他妈的！”那个人甩开黄敏儿的手走了。
“你他妈的！”黄敏儿也骂着就家去了。他对老师学说了一遍，老师说：
“汉奸是吃硬不吃软的。”
话还没说完，枪响了。
敌人把村里的男女老幼全圈到街中央那个大池子边上去，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讲了一大篇话，翻译官侧着耳朵听着，翻译着，最后几句是：
“老婆子们站出来，皇军中队长大人要看看你们跳秧歌舞！”
乍听到秧歌舞三个字，黄敏儿心里一跳，可是立时就又沉下去了，还有些痛。
翻译官吆喝着，老婆子们不站出来，也不跳。一个鬼子骂着，拉出他身边的一个中年妇人推到水池里去。翻译官说：
“皇军大人要看你们浮水。”
军官模样的又喊了一声。翻译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