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像蒿儿梁那样小小的村庄，像一片片的落叶，粘在各个山的向阳处。可以看见台顶远处大寺院的粉墙琉璃，可以看见川里的河流，河流两岸平坦的稻田，和地主们青楼瓦舍的庄院。
主任的丈夫说：“我们住的这些小村子，都是穷佃户，不是庙里的佃户，就是川里的佃户！”
杨纯站在山顶上，他觉得是站在他们作战的边区的头顶上。千万条山谷，纵横在他的眼前，那山谷里起起伏伏，响着一种强烈的风声。冰雪伏藏在她的怀里，阳光照在她的脊背上。瀑布，是为了养育她的儿女，永远流不尽的乳浆，现在结了冰，一直垂到她的脚底！
杨纯想到：他的同志们，他的队伍，正在抵挡这寒冷的天气，熬受着锻炼，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衣，背着粗糙食粮，从这条山谷，转战到那个山头，人民热望他们胜利。
远处，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腾起一层红色的尘雾。那里有杨纯的家。
他好像看见了他那临河的小村庄，和他那两间用石堆垒起的向阳的小屋，那里面居住着他的母亲。
忽然，主任的丈夫喊：“不好，你来看，敌人到了成果庵吗？”
杨纯看见，在远远山脚下面，成果庵那里点起火，他断定敌人到了那里，天气还早，敌人可能还要往上赶，到蒿儿梁。他隐隐约约听见了山的下面有枪声，那是放哨人的警号！
他们慌忙寻找下山的道路，主任的丈夫跑在前边。他们从雪上往下滑，石头和荆条撕碎了他们的衣裳，手上流着血。
杨纯心里阵阵作痛，他离开了受伤的同志，使他们遭受牺牲！
当他们跑进那通到村里去的山沟，他们迎见了主任！她满脸流着汗，手拉着踉跄跑来的刘兰！在她旁边是由蒿儿梁老少妇女组成的担架队，抬来了五个伤员。村里听见了警号的枪声，男人们全到了去成果庵的路上。主任说，她刚回到家里，就去伏击敌人了，妇女们跑来和她商量把伤员转移到哪里去， 她决定到这个地方来。凡是有力量的，都在担架上搭一把手，把伤员送了出来！
她们把伤员抬到了杉树林的深处，安置在地窖里。她们还抬来主任从川里弄来的粮食和菜蔬，妇女们也都带了干粮来。
主任的丈夫回到村里探消息。
夜晚，飘起雪来，妇女们围坐在地窖旁边，照顾着伤员。杨纯到前面放哨，主任和刘兰在杉树林的边缘站岗。
她们靠在一棵杉树上，主任把羊皮大衣解开，掩盖着刘兰的头。她们前面有一条小河，河面上已经结了冰，还盖上了很厚的雪，但是那小小的山溪冲激的很厉害，在厚厚的冰下面，还听到它那淙淙的寻找道路，流向前去的声音。
主任紧紧抱着刘兰。雪飘在她们头上，雪不久掩没了她们的脚；雪飘在她们脸上，但立刻就融化了。刘兰呼吸着从她的胸怀放散的热气，这孩子竟有些困倦。
主任望着前面，借着她的好眼力和雪光，她看见杨纯，那个青年人，那个医生，那个同志，抱着一支大枪，站在山坡一堆突出的尖石上。他那白色毡帽，成了一顶雪帽，蓝色的大棉袄背后，也落上一层厚雪。杨纯站在那里，尖着耳朵，听着山谷里的一切声音。不久，他跺一跺脚上的雪，从石头上轻轻跳下来，走到主任的面前说：
“蒿儿梁什么声音也没有，敌人想是在成果庵过夜了，看黎明的时候吧！”
主任说：
“要紧的时候，我们就转移到山顶上去，原班人马都在这里！”
又说：“刘兰睡着了，就叫她这么着睡一会吧！”
杨纯说：
“你们帮助了我们！”
“我们不是自己人？”主任笑着问。
“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吧！”杨纯也笑着说。
主任问：
“谁是水，谁是鱼？”
“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杨纯说。
“你这比方打错了！”主任说，“老百姓帮助你们，情愿把心掏给你们，为什么？这为的是你们把我们救了出来！”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于胜芳河房
（选自《芦花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上海群益出版社）
《石猴》
——平分杂记
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屋子，间间顶着房梁。
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
“保管也得是行家！”妇女们说。
主席说：“那是。先别说牲口，车辆，红货木器，农具粮草，都有专门男保管；衣服布匹，锡铜磁器，大镜花瓶还有两位女保管。”
小官亭的人们正议论大官亭的红花热闹，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原来在大官亭做平分的干部是县联社的老侯，这人从小是个买卖底，家里现在的成份，有的说是中农，有的说是富农，土地会议上也没弄清楚，表上也没填明白。
这个老侯二十六七岁，长的细眉细眼，见人就笑，很有个外表上的人缘。
穿的时兴干净：脑袋上的毛巾总是新的，衬衣小褂的尖领总露在外面，鞋总是小圆口，紫花白镶边，一切穿戴都是冀中人看来顶漂亮的。
工作组刚从土地会议上下来，人们都是兢兢业业，只怕犯错误，出偏向。
渐渐政策越来越宽大，干部的作风也就松懈下来。不久，小区联席会上，大官亭一个代表反映老侯有男女问题，小区区委书记者邴追问，老侯只承认求妇女部做过一双鞋。过了几天，小区工作组开会的时候，老侯掏出烟荷包抽烟，那真是一个非常鲜亮精致的玩意，蓝缎子白花，还有一个用黑丝绳系着的小小的石猴儿。
那小猴儿弓着身子吃着偷来的仙桃。工作组的同志们抢着看，老侯只是眯着眼笑。
传看一遍，人人夸好。夸针线活儿做的好，也夸小猴儿雕刻的巧，老侯赶紧抢回装到口袋里去了。
老邴却把脸一板说：
“哪里来的？”
因为老邴这么一问，人们的脸也都板起来，老侯也不笑了。他说：
“求人做的。”
“谁做的？”
“妇女部。”
“缎子是谁的？”
“贫农团的，是一块不成材料的零头。”
“小猴儿呢？”
“是在贫农团乱东西里捡出来的。”
“你动手捡的？”
“是女保管捡出来，我看了看说好，她们就说：老 侯正求人做烟荷包儿，再送给你个小猴做坠儿吧！”
“这就成了你的坠儿，累坠儿！”老邴说：“同志，你要反省一下。”
“我反省什么？”老侯紧张起来。
“我要你反省：侵占了农民的斗争果实！”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我问你：缎子和猴儿是不是果实？”
“是果实，可是像这个鸡毛蒜皮的东西，农民并不在乎，是他们异口同声的说：送给你吧，老侯，你为我们忙上忙下，这么点东西没人反映！”
“想想吧，同志！”老邴说，“他们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才送给你；你倒说是鸡毛蒜皮！”
“你要往深里想嘛，我也没有办法。”老侯说。
“他们不会忘记这点东西的，他们要祖祖辈辈传说：哪年哪月村里闹平分，工作组老侯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个玉石猴儿！”
“这不是玉石的，”老侯说，“我没卖过古董，我也懂这个眼，这是化石的；化石猴儿，不信，你们看！”他拿着小猴儿在桌面上一画，留下一道白印。
“我们这里没有珠宝商人，我只是请你想想：你给党造成了什么影响？”
老邴说。
果然，不久就听见群众传说：大官亭贫农团斗争出来一件宝贝，是个玉石猴儿。说这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七班的老祖宗从云南做官得来的。后来又说：这个猴儿你别看那么小，可古董的怪。天要刮风，它的身上就发热；天要下雨，它的身上就发湿。这猴儿能算卦，能避邪，能治病，长疙瘩长疮，叫它一磨就好。夜里能放宝光，能变戏法，能骑羊做戏，能把石头桃变成深州大蜜桃。
又说：这是无价之宝，七班把它埋的严实极了，什么东西也拿出来，就是不肯露这个。大官亭的贫农团用了多少方式方法，才抖露出来！
有人问：这宝贝不知要落到谁手？就传说：工作组老侯强要了去。后来县里又要去送给冀中了，边区又派人要去了。咳，听说各村值钱的果实，边区都要拿走。穷人斗争半天，只能分点破补拆烂套子的， 杀人白落两手血……谣言比什么也传的快，霍乱伤寒全不行。没人在街上说，却有人在集上讲，不久整个的饶阳县都传遍。天不下雨，有人说：你看要有大官亭那猴儿多好；哪村死了人，人们就说：摸不着大官亭那猴儿，那猴儿比什么中医西医全顶事，他这病，要遇见人家那猴儿就死不了……县委听到这谣言，说谣言明显的表露着政治问题，叫老邴查明报告，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老侯临走哭了一场，把荷包和小猴儿交给老邴，老邴倒出荷包里的烟，把荷包和小猴儿亲自送到大官亭，交到贫农团。贫农团正副主席和各位代表，当场把荷包和小猴儿，丢在保管股的铁柜里，从今以后，谁也不敢动这个祸害了。
老邴在代表面前做了检讨，代表们说：
“邴同志：这真是叫人哭不的笑不的。这是从哪里说起，老侯同志要为这个受处分，可真冤枉！邴同志还得和上级把这个情由提说提说。不行的话，我们全体代表到县里去保他。全是一派谣传！这村的老年人，也从来没听见七班有过什么猴儿，能这么兴妖作怪！”
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
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原载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文艺报》第 １ 卷第 ７ 期）
《吴召儿》
得胜回头
这“二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耽心焦急。其实她哪里知道，我们冬天打一捆白草铺在炕上，把腿舒在袄袖里，同志们挤在一块，是睡的多么暖和！她也不知道，我们在那山沟里沙地上，采摘杨柳的嫩叶，是多么热闹和快活。这一切，老年人想像不来，总以为我们像度荒年一样，整天愁眉苦脸哩！
那几年吃的坏，穿的薄，工作的很起劲。先说抽烟吧：要老乡点兰花烟和上些芝麻叶，大家分头卷好，再请一·位有把握的同志去擦洋火。大伙围起来，遮住风，为的是这唯一的火种不要被风吹灭。然后先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抽着，大家就欢乐起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写，也可以坐在河边石头上写。
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经为一个不漏水的墨水瓶红过脸吗？有过乙这不算什么，要是像今天，好墨水，车载斗量，就不再会为一个空瓶子争吵了。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王快镇那一段讨厌的砂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膛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滑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门关外的辣椒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还有会餐：半月以前就做精神准备，事到临头，还得拼着一场疟子，情愿吃的上吐下泻，也得弄它个碗净锅干；哪怕吃过饭再去爬山呢！是谁偷过老乡的辣椒下饭，是谁用手榴弹爆炸河潭的小鱼？哪个小组集资买了一头蒜，哪个小组煮了狗肉大设宴席？
留在记忆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财宝。下面写的是在阜平三将台小村庄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其中都是真人真事。
民校
我们的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这是阜平东南一个小村庄，距离有名的大镇康家峪不过二里路。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了。
那时我们很注意民运工作。由我去组织民校识字班，有男子组，有妇女组。且说妇女组，组织的很顺利，第一天开学就全到齐，规规矩矩，直到散学才走。可是第二天就都抱了孩子来，第三天就在课堂上纳起鞋底，捻起线来。
识字班的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我想得正规一下，不到九月，我就给她们上大课了。讲军民关系，讲抗日故事，写了点名册，发了篇子。可是因为座位不定，上了好几次课，我也没记清谁叫什么。有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一个名字：
“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 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
“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我正要催她，她就念开了，书念的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样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向导
十一月，老乡们披上羊皮衣，我们反“扫荡”了。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村长给我们分配了向导，指示了打游击的地势。别的组都集合起来出发了，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在沙滩上转来转去，看看太阳就要下山，很是着急。
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平阳，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声呼喊也不容许。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不见，回头又跑出来，才在山坡上一家门口遇见他。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也是跑的呼哧呼哧，看见我就笑着说：
“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怎么搞的呀？村长！”我急了，“女的能办事吗？”
“能办事！”村长笑着，“一样能完成任务，是一个女自卫队的队员！”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就来，就来！”村长又跑进那大门里去。
一个女孩子跟着他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
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路线记住了没有？”村长站在山坡上问。
“记下了，记下了！”女孩子嚷着。
“别这么大声怪叫嘛！”村长说：
我赶紧下去带队伍。女孩子站在小河路口上还在整理她的挂包，望望我来了，她一跳两跳就过了河。
在路上，她走的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
“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神仙山
神仙山也叫大黑山，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前几天，我到山下打过白草；吴召儿领导的，却不是那条路，她领我们走的是东山坡一条小路。靠这一带山坡，沟里满是枣树，枣叶黄了，飘落着，树尖上还留着不少的枣儿，经过风霜，红的越发鲜艳。吴召儿问我：
“你带的什么干粮？”
“小米炒面！”
“我尝尝你的炒面。”
我一边走着，一边解开小米袋的头；她伸过手来接了一把，放到嘴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红枣送给我。
“你吃枣儿！”她说，“你们跟着我，有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我笑着问。
“保险不会叫你们挨饿。”
“你能够保这个险？”我也笑着问，“你口袋里能装多少红枣，一百斤吗？”
“我们走到哪里，吃到那里。”她说。
“就怕找不到吃喝哩！”我说。
“到处是吃喝！”她说，“你看前头树上那颗枣儿多么大！”
我抬头一望，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下了。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捡起那颗枣儿，放到嘴里去，“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儿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在这个时候，一顿倭瓜，也是一种鼓励。这鼓励还包括：到了那里，我们就有个住处，有个地方躺一躺，有个老乡亲切地和我们说说话。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一望这座山，我们的腿都软了，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么高；它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横一个竖一个，乱七八糟地躺着。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我们耽心，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她带领我们往上爬，我们攀着石头的棱角，身上出了汗，一个跟不上一个，拉了很远。她爬的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我努力跟上去，肚里有些饿。等我爬到山半腰，实在走不动，找见一块平放的石头，就倒了下来，喘息了好一会，才能睁开眼：天大黑了，天上已经出了星星。她坐在我的身边，把红枣送到我嘴里说：
“吃点东西就有劲了。谁知道你们这样不行！”
“我们就在这里过一夜吧！”我说，“我的同志们恐怕都不行了。”
“不能。”她说，“就快到顶上了，只有顶上才保险。你看那上面点起灯来的，就是我姑家。”
我望到顶上去。那和天平齐的地方，有一点红红的摇动的光；那光不是她指出，不能同星星分别开。望见这个光，我们都有了勇气，有了力量；它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前进，到它那里去。
姑家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夜深了，这样高的山上，冷风吹着汗湿透的衣服，我们都打着牙噤。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她尖声娇气叫醒了姑。老婆子费了好大工夫才穿好衣裳开开门。一开门，就有一股暖气，扑到我们身上来，没等到人家让，我们就挤到屋里去，那小小的屋里，简直站不开我们这一组人。人家刚一让我们上炕，有好几个已经爬上去躺下来了。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
“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
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 ”
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一边仰着头问：
“下边又‘扫荡’了吗？”
“又‘扫荡’了，”吴召儿笑着回答，她很高兴她姑能说新名词，“姑！
我们给他们熬倭瓜吃吧！”她从炕头抱下一个大的来。
姑笑着说：
“好孩子，今年摘下来的顶属这个大，我说过几天叫你姑父给你送去哩！”
“不用送去，我来吃它了！”吴召儿抓过刀来把瓜剖开，“留着这瓜子炒着吃。”
吃过了香的、甜的、热的倭瓜，我们都有了精神，热炕一直热到我们的心里。吴召儿和她姑睡在锅台上，姑侄俩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挣了钱换的。”
“念书了没有？”
“念了，炕上就是我的老师。”
截击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的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的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的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的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
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给冲洗的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的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吴召儿说：
“这是暴雨，一会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
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的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
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们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
“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
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联想
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原载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天津日报》）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 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
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模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
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
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２１３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
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原载 １９５０ 年《小说》杂志第 ３ 卷第 ４ 期）
《村歌》
上篇 互助组
老邴区长和县妇救会王同志到张岗组织农民生产，住在妇女生产部长香菊家里。王同志整天去开会，老邴实际上只处理着村里的事务问题，整天忙的下不来炕。村里陈年烂芝麻的老账，都找他来解决，他觉得这也是自己分内的工作。另外，他自己是个工农干部，最害怕在群众面前讲话。他讲话准备了半天，三言两语就完了，又好发脾气；所以什么召集大会，组织识字班的事，他就乐得叫王同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