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及其文明里之游戏的性质，无论只是远望或接近中国的
人，都是知道的。向来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火药远在欧洲人之前，但除了做
花炮之外别无用处。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一个大谬误，把火药的贵重的用处
埋没了；直到近来才有一个欧洲人敢于指出‘火药的正当用处显然是在于做
花炮，造出很美丽的东西，而并不在于杀人。’总之，中国人的确能够完全
了解火药的这个正当用处。我们听说，‘中国人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欢喜
花炮’。那最庄重的人民和这最明智的都忙着弄花炮；倘若柏格森著作——
里边很多花炮的隐喻——翻译成中国文，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会得产出许多
热心的柏格森派来呢。”
火药正当用处在于做花炮，喜欢花炮是一种好脾气，我也是这样想，只
可惜中国人所喜欢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即进一步说，喜欢爆竹也是好的，
不幸中国人只喜欢敬神（或是赶鬼）而并不喜欢爆竹。空中丝丝的火花，点
点的赤光，或是砰訇的声音，是很可以享乐的，然而在中国人却是没有东西，
他是耳无闻目无见地只在那里机械地举行祭神的仪式罢了。中国人的特性是
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征。只有小孩子还没有麻木透顶，其行为稍有不同，
他们放花炮，——虽然不久也将跟大人学坏了，此时却是真心地赏鉴那“很
美丽的东西”，足以当得蔼理斯的推奖的话。这种游戏的分子才应充分保存，
使生活充实而且愉快，至于什么接财神用的“凤尾鞭一万头”，——去你的
罢！
花炮的趣味，在中国人里边可以说是已经失掉了，只是“热心的柏格森
派”——以及王学家确是不少，这个预言蔼理斯总算说着了。甲子年立春日，
听了一夜的爆竹声之后，于北京记。
以上是一篇旧作杂感，题名是《花炮的趣味》，现在拿出来看，觉得这
两年之内有好些改变，柏格森派与王学家早已不大听见了，但爆竹还是仍旧。
我昨天“听了一夜的爆竹声”，不禁引起两年前的感慨。中国人的生活里充
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
上可以看出，而且这力量又这样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我又不禁感到
一九二一年所作《中国人的悲哀》诗中的怨恨：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在墙外的他家院子里，
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
（《自己的园地》，北新十七版）
《杀奸》
（杂感之十六）
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上法庭旁听记的题目是《杨家庄捉奸杀双
案》，下注“原夫把奸夫淫妇一对人头——装在口袋里去投案”。宛平县的
农人曹殿元因妻曹刘氏与张宽通奸，把这两个都杀死了，这并不算什么奇事，
但记事中有一节话却很有意思。“曹被众人这样一耻笑，就打算要杀张宽。
但是杀人是要抵命的，所以几次动了杀念，又吓回去了。后来曹在无意之中
听见人说，大清法律上写的有条文，说捉奸捉双，要把男女两颗人头同时砍
下来，那是不要抵命的。曹本是一个无知识的人，听见这话，他也不知道前
清法律现在是不适用的，所以听见有几个人这样一说，他就下了杀人决心
了”。结果是在今年“古历九月初十日”他遂犯了上边所说的捉奸杀双案，
在北平地方法院审理中。
这件事自然就令人联想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报》上登载的《某军搁验
拘辱法官案》上去。据检察官连寿庚在北平法官全体会议席上报告，“本法
院于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准公安局北郊区署电称，第三分署界内大有庄十字
街上有曾姓妇被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用枪击
伤下身二处，旋即抬回十字街头九号（即曾贤岑之家），因伤重身死，请速
检验等语。十九日上午九时十一时间又接该区署电称，该曾姓妇即系曾贤岑
之妻，因平日不安于室，致被曾贤岑用枪击死。现该尸业经第二师长张显曾
迫令抬往大有庄马圈东空地内掩埋。”结果是“检验之际突有兵弁数十人蜂
拥而至，均各持手枪，驱逐在场警察，并以手枪迎面威吓寿庚及书记官署长
署员等，迫令离开尸场，声势极为凶暴。其时环观民众数百人均纷纷逃散，
秩序大乱。寿庚睹此情形，当即离开数步，该兵弁等仍持手枪追随，迫令同
赴该师团部，至团部时该兵弁等犹声呼殴打，幸未下手。”
关于所谓摧残法权问题我们不想讨论，因为一则对于法政完全是外行，
二则虽然“拘辱”到底比张宗昌之枪毙高等厅长要好得多了；究竟是国民革
命军，又有当局在平坐镇，距大有庄不过二三里路，不见得会闹得怎么厉害
的。我所觉得特别有意义者是，上边所记的两个案件都是杀奸。宛平县农人
曹殿元因其妻曹刘氏与人通奸，遂实行捉奸捉双，根据了“大清法律”。国
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因其妻曾李氏 “不安于室”，
用手枪把她打死在十字街头，根据了——军法？
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不承认杀奸的。农人是“无知识”的，军官是有枪的，
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律。说他们是无法律那也是 太冤，不过他们承认更
古的法律罢了：许可杀双的大清法律比中华民国古，许可杀单的自然比大清
更古了。表面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
朝或以前的头脑，确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只看这两件杀奸案可
以为证。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代，至少总还不像民国，连人权都
没有，何论女权？——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
（你们高兴什么？）
（《永日集》）
《鬼怒川事件》
七月十四日东京《读卖新闻》载字都宫电话，十三日有游客在鬼怒川温
泉名所泷见茶屋发见遗书，查有男女二人投水自杀，新闻标题曰：“因一夜
的共枕忽成为鬼怒川的情死，共鸣于患难的娼女与汽车夫。”男的是清原某，
开汽车为业，贫病无以为生。女人名小林富美子，年二十四岁，神奈川县厚
木町人，去年六月以金七百圆抵押于深川渊崎的宫梅川下处为娼，改名云明
美。据报上说：
“她是很急进的妓女，曾经以赤化的嫌疑至于受过神奈川县警察部的审
问。十三日她在乡间的父亲还写信给下处的主人，说富美子感染赤化，请赐
监督云云，甚至父母方面也被白眼。她大约深感到人世的苦辛，偶有共过一
夜的男子提出死的劝诱，便应其请。据说十一日傍晚对人说出去寄信，飘然
的走掉了。”这段新闻很给我好些思索的机会，但是第一联想到的是中国的
宰白鸭问题。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卷三云：
“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
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
甫十六岁，……即所谓白鸭者也，乃驳回县更讯。未几县又顶详，仍照前议，
再提犯问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案定后发还县，先大夫遇诸门问曰，尔何
故如是执之坚？则涕泗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
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出狱，必处
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为之泪下，遂辞谳局差。”
我重复看了上文这两节，不禁大有感动。所感有二，一是东方的父母之
尊严，一是为孝子孝女之不容易。俗语说“男盗女娼”，这是世间骂人算最
凶恶的一句活了，岂意天下竟有这样的事，非如此不足以尽孝乎。普通人看
《二十四孝图说》，已经觉得很难了，自己思量可以做到的大抵只有拿了蒲
扇去扇枕席这一件吧，如上边所说，则其难又超出大舜之上，差不多是可以
与哪叱三太子的割肉还母拆骨还父相比的一种难行苦行了。读钱沃臣著《乐
妙山居集》，《蓬岛樵歌续编》七七注云：
“市儿有以饧制人形者。《七修类稿》云，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几于食人乎。《事物绀珠》，有仙人鸳
鸯等样糖精。俗妇女好佛，设瑜伽焰口，施食荐亡，屑米为孩儿状供佛，名
曰获喜，谓妇人食之宜男，谎人财物，又有作佛手样，即观音大士施手眼之
诬。愚谓虎狼不忍食其子，子而食之，忍乎？食之而求其生，得乎？往往读
书明理者亦为所惑，异哉。”我找到这节，原来是作“获手”（施食时用手
掌状的面食）的资料的，现在引用了来，恰好又可以作慈孝不能两全的证明。
子女卖了本来这件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一方面还生怕他翻供出来，有
负富户的委托，一方面又因她感染赤化，要请下处主人监督，都能彻底的行
使其权威，很可表示东方严峻的古风，虽然这太偏重宗法，在常情看来未免
于人情物理均有未安处。“急进的妓女”，这一句话骤然听了觉得奇怪，可
是转侧一想，这不但并不奇怪而且还是当然。试问天下还有谁该比妓女最先
怨恨这现代社会制度的呢？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
是衣食不足，不知荣辱，这种生活固然不好，却总还是动物的，若是卖淫（亦
即是强奸之一种）则是违反自然的行为，乃是动物以下的了。弱肉强食还不
失为健全的禽兽的世界，使人卖淫求食，如我从前诙谐的说，寄饮食于男女
之中，那是禽兽所没有的，所以是禽兽不如。普通一般道学家推想娼妓的来
源，以为一定是有一班好外的妇女，饱暖思淫欲，特来寄住下处寻点野食，
都是山阴公主武后一流人，要想禁止她们只消一道命令，或令佩带桃花章以
示辱，就会扫兴回家去的。这种想象若是实在，固然足令道学家摇头叹息，
我却觉得这倒还好，因为至少这是她们自愿，而出于本能的需要的堕落也总
还在自然的范围以内。可惜事实并不如此，我不知道统计，我想她们大抵都
是合法的由其家族的有权者卖出来干这生意，她们大约也未必比较在闺阁里
做小姐夫人的妹妹们特别不贞淑。这生活实在比做白鸭也差不许多，只好在
留下一条蚁命，究竟蝼蚁尚且贪生，不来宰她也只索活下去，结果是或者习
惯了，正如凡事都可以习惯，或者便怨恨，如不敢怨父母，那么自然就怨社
会。于是这成了问题，做了孝女的不能再做忠良了，忠孝不能两全，害得老
太爷在乡下跺脚着急，赶紧写信托乌龟监督他的女儿，不要走入邪路，……
这种情形想起来真是好玩得很，竟不知道这是一幕喜剧还是悲剧也。
关于娼妓，我的意见是很旧的。卖淫我以为并不是女人所爱干的事，虽
然不幸她们有此可能。昔康南海反对废止拜跪，说天生此膝何用，另外又有
人说，人的颈子长得细长如壶卢，正好给人家来砍，觉得甚是冤枉，此二者
亦是同样的不幸。我最佩服德国性学大师希耳须茀耳特在东方游记 《男与女》
里所说的话，关于中国卖淫问题，我曾经抄译过一段，在南京与卫生部长刘
瑞恒博士的谈话：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何如？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
的办法。我答说，这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
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停止他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防止花柳病。
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是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女人大
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常有的为了几块银
元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
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的方
面之若干改革。”这些广远的改革是怎样的呢，他没有说，或者因为是近于
危险思想的缘故呢，还是对了大官反正说也无用，所以不说的呢，均未可知。
他对于女人的人身卖买这事大约很是痛心，临别对于日本的劝告在厉行人口
政策注意生育节制以免除侵略之外也就只是希望停止这卖身恶习。游记第七
节中云：
“现在日本有女人卖买的生意么？国际间是没有了，如大家所信，但是
在国内还是非常发达。经过重复证明之后我们才敢相信，父母往往只为了几
百圆钱愿意把自己的半长成的女儿卖到妓院里去。虽然他们婉曲的称之曰租
出，不过事实还是一样，为了若干的钱，依照女人的容色而定，他们便把女
儿交出去，去干混杂的性关系的事。
此后这是女人的义务去赚回她所值的这些钱来。在每次被性的使用了之
后，从她给妓院老板赚来的金钱中间划出极小的一个分数，记在她的名下。
这样总要花好几年的光阴才能抵清那笔欠款，若不是她找到一个人，他肯去
与老板商妥，赎她出来。这是日本娼妓的唯一的梦，因为她们并不是喜欢干
这生意，却只承受了当作一种子女的义务，为她们所不能也不想逃避的。”
后面记有去访问娼妓艺妓的记事，有一段很有意思：
“我在穴森的妓院得到一个很可纪念的经验，这地方是参拜的灵场，离
横滨不远，有一座古庙供养稻荷神，狐狸是他的神使。正如普通在圣地的近
旁一样，此地也有许多欢乐之家，那些参拜者很热心地去拜访，在他们放下
了祭品说过了祈祷之后。
在这样的一家里，我的同伴——他说日本话同德文一样的流畅，介绍我
于女郎们说是从德国来日本的一位学者。（关于德国她们在大战时是听过了
很多的。）围了清白的火盆坐着的我们一行中有一妓女请翻译问我，是否我
能够从手掌上看出未来休咎。我答说，不会从手掌上，但会从脸上看。
她们于是用了种种问题围攻我了。她们还要多久留在这妓院里？她们将
来可以嫁人么，那么什么时候？她们会有小孩么，那么几个？她们的生着病
的母亲会好么？还有许多别的种种问题。我研究她们的脸，特别是嘴边的一
圈，告诉她们一两句话，都显明地给予一种印感。女郎一个个的进来，隔壁
妓院的女郎也来了，用人们被叫了来，女主人们也出现了，总而言之，一时
有点走不出这地方的情形。使我特别感动的是那小高森的羞惭愁苦的脸，她
刚在前一日被她母亲送到这里来，在几小时前被破了童贞的。我告诉她，在
几年之内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那时她苍白的小脸才明朗一点，像是一个
圣母的脸。”无论在日本的《江户繁昌记》或是中国的《秦淮画舫录》里，
都找不出这类文章，“西儒”终不可及也。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
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茀耳特之流，皆
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
虽然结局所感到的还是“怎么办”（Ｃｈｔｏ ｄｉｅｌａｔ？）这一句话，不抄《福
音书》而重引契耳尼舍夫斯奇，可见此事之更难对付了。英诗人凯本德有言，
妇女问题须与劳动问题同时解决，这话大约是不错的，但是想到卖淫与男权
制度（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ｉａ）有关，那么无论有何改变，也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女
同志着实未可乐观耳。
廿五年七月廿五日，于北平。
（《瓜豆集》）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我与孔德学校的关系并不怎么深，但是却也并不很浅。民国六年我来北
京后便出入于孔德，十年在那里讲演过一篇《儿童的文学》，这已是十三年
前的事了。以后教了几年书，又参与些教材的会议，近来又与闻点董事会的
事情，这回学校纪念日要我写几句文章，觉得似乎不好推辞，虽我所能说的
反正也总是那些旧话。
民国二十三年间教育宗旨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子了，然而孔德是有它的宗
旨的，我相信这在现在也还是没有变。说什么宗旨，象煞有介事的，老实说
就只是一种意思，想让学生自由发展，少用干涉，多用引导罢了。且莫谈高
调空论，只看看普通幼稚园的办法就行，孔德学校的理论也只是一个园，想
把学生当作树木似的培植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原来
也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是“难似易”。前两天我在一篇小文
章里说过：“福勒贝尔（Ｆｒｅｅｂｅｌ）大师的儿童栽培法本来与郭橐驼的种树法
相通，不幸流传下来均不免貌似神离，幼稚园总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挥，花
儿匠则以养唐花扎鹿鹤为事了。”这种情形悠悠者天下皆是，园艺之难得正
鸽，盖可知矣。
我常想中国的历史多是循环的，思想也难逃此例。这不晓得是老病发作
呢，还是时式流行，总之事实还是一样。有一时谈文化，有一时崇武力，有
时鼓吹民主与科学，有时便恭维国粹与专制，三十年来已不知转了几个圈子。
政客文人口头笔下乱嚷胡写，很是容易，反正说转去是那一套，翻过来又是
这一篇，别无实际变化，落得永久时髦。苦只苦了实在办事的，特别是教育
家。受教育者是人，人到底不是物件，不好象耍猴似的朝三暮四地训练，而
且人才也不是朝三暮四地训练所能成功的，这需要十年以至百年的确定的教
育才行，而在中国不幸这是做不到。要说孔德特别怎么了不得原也未必，但
它有一贯的意思，就是认定它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儿童是什么，智力体力是
如何，去相应的加以引导，如此而已。这个本来是很平凡的意思，但因此便
使它要遇见多少困难，赶不上时髦还在其次，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表彰的。
譬如象广州那样，勒令小学生读那读不懂的唐明皇注本《考经》，又如苏州
那样，叫小学生站在烈日下举行什么礼仪作法考查会，结果是七十多个学生
晕倒了五十多个，这种问题是正在沿着铁路爬，迟早会得遇见，要烦孔德费
了种心思去对付的。我想孔德从前千辛万苦的弄下来到了现在，此后自然还
要继续地千辛万苦的再弄下去，那是不成问题的，我只想敬赠孔德的同事同
学们一句话曰，“勿时髦”！我们仍旧认定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儿童，要少干
涉，多引导，让他们自由发展。一时即使外边扎成鹿鹤的松柏销场很好，但
造房屋作舟揖的木料还是切要的，我们就无妨来担任这一部分冷落的工作。
不过，这个很难，不及学时髦容易，所以大家还得要特别努力忍耐才得。
廿三年十二月。
（《苦竹杂记》）
《重刊袁中郎集序》
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①，刘大杰先生担任编订，我觉得这是很
有意义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
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
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
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但是他们的文字不但触怒了文人，而且还得罪了皇
帝，三袁②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书，一概没收销毁了事，结果是想看的固然没
得看，就是咒骂的人也无从得见，只好闭了眼睛学嘴学舌的胡乱说一番而已。
我们举一个例，直介堂丛刻中有《苌楚斋随笔》③，正续各十卷，庐江刘声木
十枝撰，有已巳五月序，即民国十八年也，《随笔》卷三第十六则云：
“明末诗文派别至公安竟陵可谓妖妄变幻极矣，亡国之音固宜如此，时
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爱记之于下，以昭后世之
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编》二卷。一吏部郎中中
道，撰述无传。一吏部郎中宏道，独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觞政》一卷， 《瓶
花斋杂录》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隽》八卷。竟陵为钟惺谭友
夏，俱天门人。”又《续笔》卷四第十一则云：
“瑞安陈怀孟冲父（案此处原文如此）撰有《独见晓斋丛书》，其第一
种为《辛白论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学文识文德文
时等目，只须见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山人之习，坠入竟陵公安一派，实为亡
国之音。”此书作者是桐城派，其反对公安本不足异，唯高谈阔论而伯修之
《白苏斋类集》①与小修之《河雪斋集选》②似均未见，又于中郎集外别列《觞
政》可知其亦未曾见过此集也。其实珂雪斋虽是难得，白苏斋与梨云馆本中
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骂太久之故也竟流传不广，以致连骂者亦
未能看见，真真一大奇事。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来，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
德无量。无论意见如何，总之看了再说，即使要骂也有点儿根据。
中郎是明季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
好，翻过来说，拟古的旧派文人也不见得没有一篇可取，因为他们到底未必
整天整夜的装腔作势，一不小心也会写下一小篇即兴的文章来，如专门模仿
经典的杨子云③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
只是有消极的价值；即在他的反对七子的假古董处，虽然标举白乐天苏东坡，
即使不重摹仿，与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种五七言的玩意儿在那时候
也已经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为原是当然，他所能做的
只是阻止更旧的，保持较新的而已。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绩要好得多，我想
①
《袁中郎全集》：明袁宏道（字中郎）作。四十卷。凡文集二十五卷，诗集十五卷。明万历间刊刻。1934
年由刘大杰标点的重刊《袁中郎全集》，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
②
三袁：明代文学家袁宗道与弟袁宏道、袁中道齐名，并称三袁。文学上他们崇尚本色，反对摹扒，自成
一派，又因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世称公安派。
③
《苌楚斋随笔》：笔记，民国刘声木撰，十卷，续笔十卷，三笔十卷，四笔十卷，五笔十卷，皆为直介
堂丛刻。
①
怕修：袁宗道（1560—1600），明文学家，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
②
小修：袁中道（1570—1623），明文学家，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
③
杨子云：杨雄（前 53— 后 18），一作扬雄，西汉文学家，字子云，主张一切言论都应以《五经》为准则。
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瓶史》与《觞政》二篇大约是顶被人骂为
山林恶习之作。我却以为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风趣。尺牍
虽多妙语，但视苏黄①终有间，比孙仲益②自然要强，不这怎的尺牍与题跋后
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③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氛也是前人所
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统的“赋得”文学自
是功在人间，我们怀念他的功绩，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们读
左拉的小说，看他与自然主义的理论离合如何，可以明了文学运动的理想与
现实，可以知人论事，比单凭文学史而议论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黄，
总要较为可靠乎。
中郎喜谈禅，又谈净土，著有《西方合论》十卷，这一部分我所不大喜
欢，东坡之喜谈修炼也正是同样的一种癖。伯修与小修，陶石篑、石梁④，李
卓吾、屠长卿⑤，也都谈佛教，这大约是明末文坛的普通现象，正统派照例是
儒教徒，而非正统派便自然多逃儒归佛，佛教在那时虽不是新思想，却总是
一个自由天地，容得他们托足，至于是否够说信仰，那我就不好代为回答了。
反对这些新文学潮流的人骂他们妖妄变幻，或者即侧重此点，我看苌楚斋随
笔中屡次说到明朝之亡由李屠诸人之信佛教毁伦常，可以参证，不过李屠以
及二陶三袁固然与佛有关，竟陵的钟谭①似并不这样，然则此文所云又是疑问
了。正统派骂公安竟陵为亡国之音，我疑心这句话自从甲申以后一直用到如
今了罢，因为明朝亡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究竟明朝亡于何人何事也是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暂不讨论，但是什么是亡国之
音，这件事似乎还可以来探讨一下。有人说，亡国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样的
文章。这样的干脆决断，仿佛事情就完了，更无话可说。然而不然。所谓亡
国之音这是有出典的，而且还出在经书里。查《礼记》，《乐记》第十九云：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颖达②疏云：“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
悲哀而愁恩，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后又
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③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
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
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在同一篇中，有两样说
法，迥不相同，一说乐音哀思，一说靡靡之乐，令人无所适从。郑玄虽然也
是大儒，所说又有韩非做根据，但是我们总还不如信托经文，采取哀思之说，
而桑间濮上应即承上文而言，至于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与上文不矛盾，则
书缺有间，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说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无不可，或者这
就可以说亡国之音。诗经国风云：
①
苏黄：指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及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
②
孙仲益：孙觌（1081—1169），字仲益，宋文学家。著有《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内简尺牍》十卷。
③
李卓如：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明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对封建传统教条大胆
揭露，著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
④
陶石篑：明代作家，陶石梁为其弟。
⑤
屠长卿：屠隆（1542—1605），字长卿、纬真，明代曲作家、文学家。所著《昙花记》、《修文记》写
修道成仙的故事，迷信成分很重。
①
钟谭：指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明代文学家。他们同为竟陵派的创始者。
②
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曾秦唐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
③
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字康成，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者成。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毗！”①
这种感情在明季人的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
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
市一样的消极的度世。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②
便说出本意来。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
亡国便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
主、陈老莲③等人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④临终的词亦是好例。闲话休提，
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乐记》云，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情之所以动，则或由世乱政乖，
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忽发或怨怒或
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怒怨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哀思之音而不
亡之国会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因为他那时
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为明末正是
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说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
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音，使后
世无复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不生杨梅
疮，鼻子也就不会烂落也。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个人之
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子。呜
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将三百年，事隔两朝，民
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关于此等问题不佞殆只得今天天
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
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第
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
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
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
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茀来则得来的
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
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
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
①
见《诗·王风》《兔爰》篇。
②
这是《论语·微子》中记春秋时隐士桀溺和长沮一道耕田时对孔子的学生子路所讲的活。意即天下已乱，
谁也没有办法。
③
顾亭林：顾炎武（1613—1862），号称亭林先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著有《日知录》、《亭林
诗文集》等。傅青主：傅山（1607—1684），字青主，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著有《霜红龛集》、《荀子评
注》等。陈老莲：陈洪绶（1598—1652），字竟侯，号老莲，明末画家，亦善书法，能诗文，著有《宝纶
堂集》。
④
吴梅村：吴伟业（1609—1672），号梅村，清初诗人。明亡后的作品多苍凉之音。著有《梅村家藏藁》
等。
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
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
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
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
识与魄力，想蒐集淹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第
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说，无论说话
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音也是指音乐，那么，我也无
从抵赖。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写字也未始
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国现在尚
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皈依天国，心不旁鹜，或
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动
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
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音之为
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
音者应无庸议。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独免哉，
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吾于是深有感于东北
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豫为亡国之音，然而一旦竟
亡，亦是时也命也。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意志无关，与文学之音亦无关
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
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闲话说得太多了。而实与中郎无甚关系，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
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
辑为适宜。标点古书是大难事，错误殆亦难免。此在重刊本体例上似有可商
者，附识于此，以示得陇望蜀或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