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识于北平。
（原载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１２０ 期）
《蛙》的教训
今天站在书架前面想找一本书看，因为近来没有什么新书寄来，只好再
找旧的来炒冷饭。眼睛偶然落在森鸥外的一本翻译集《蛙》的上面，我说偶
然却也可以说不偶然，从前有友人来寄住过几天，他总要了《蛙》去读了消
遣，这样使我对于那蛙特别有点记忆。那友人本来是医生，却很弄过一时文
学，现在又回到医与自然科学里去了。我拿出《蛙》来翻看，第一就是鸥外
的自序，其文云：
“机缘使我公此书于世。书中所收，皆译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译文艺
与世人相见，恐亦以此书为终了罢。
“书名何故题作蛙呢？只为布洛凡斯的诗人密斯忒拉耳（Ｍｉｓ－ｔｒａｌ）的
那耳滂之蛙偶然蹲在卷头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坛假如是忒罗亚之阵，那么我也不知什
么时候已被推进于纳斯妥耳（Ｎｅｓｔｅｒ）的地位了。这地位并非久恋之地。我
继续着这蛙的两栖生活今已太久矣。归钦，归欤，在性急的青年的铁椎没有
落到头上的时节。己未二月。”
所云机缘是指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春间《三田文选》即《三田文学汇
编》的刊行，《蛙》作为文选的别册，次年六月再印成单行本，我所有的就
只是这一种。据鸥外的兄弟润三郎著《森林太郎传》上说，在《蛙》以后刊
行的书有《山房札记》、《天保物语》等二三种，都是传记文学，只有一册
斯忒林堡的《卑立于》是戏剧译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随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
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
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
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
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好，创作多而不精，这大约是模仿
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
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
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了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
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罗夫
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
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
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者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
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
结果是气喘吁吁地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
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
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鸡鸭小儿，风雅的还可
以看版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
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
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
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
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
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
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
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
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
“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
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
（《苦茶随笔》）
《苦茶随笔》后记
去年秋天到日本去玩了一趟，有三个月没有写什么文章，从十月起才又
开始写一点，到得今年五月底，略一检查存稿，长长短短却一总有五十篇之
谱了。虽然我的文章总是写不长，长的不过三千字，短的只千字上下罢了，
总算起来也就是八九万字，但是在八个月里乱七八糟地写了这些，自己也觉
得古怪。无用的文章写了这许多，一也。这些文章又都是那么无用，又其二
也。我原是不主张文学有用的，不过那是就政治经济上说，若是给予读者以
愉快，见识以至智慧，那我觉得却是很必要的，也是有用的所在。可惜我看
自己的文章在这里觉得很不满意，因为颇少有点用的文章，至少这与《夜读
抄》相比显然看得出如此。我并不是说《夜读抄》的文章怎么地有用得好，
但《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
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也是徒劳无用的事。宁可
少写几篇，须得更充实一点，意思要诚实，文章要平淡，庶几于读者稍有益
处。这一节极要紧，虽然尚须努力，请俟明日。
五月三十一日我往新南院去访平伯，讲到现在中国情形之危险，前日读
《墨海金壶》本的《大金吊伐录》，一边总是敷衍或取巧，一边便申斥无诚
意，要取断然的处置，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近日北方又
有什么问题如报上所载，我们不知道中国如何应付，看地方官厅的举动却还
是那么样，只管女人的事，头发，袖子，袜子，衣衩等，或男女准同校，或
男女不准同游泳，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真不懂。我只知道，关于教育文
化诸问题信任官僚而轻视学人，此事起始于中小学之举行会考，而统一思想
运动之成功则左派朋友的该项理论实力建筑其基础。《梵纲经》有云：
“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
天魔能破坏。”我想这话说得不错。平伯听了微笑对我说，他觉得我对于中
国有些事情似乎比他还要热心，虽然年纪比他大，这个理由他想大约是因为
我对于有些派从前有点认识，有过期待。他这话说得很好，仔细想想也说得
很对。自辛丑以来在外游荡，我所见所知的人上下左右总计起来，大约也颇
不少。因知道而期待，而责备，这是一条路线。但是，也可因知道而不期待，
而不责备，这是别一条路线。我走的却一直是那第一路，不肯消极，不肯逃
避现实，不肯心死，说这马死了，——这真是“何尝非大错而特错”。不错
的是第二路。这条路我应该能够走，因为我对于有许多人与物与事都有所知。
见橐驼固不怪它肿背，见马也不期望它有一天背会肿，以驼呼驼，以马称马，
此动物学的科学方法也。自然主义派昔曾用之于小说矣，今何妨再来借用，
自然主义的文学虽已过时而动物学则固健在，以此为人生观的基本不亦可
乎。
我从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为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
础，至于党同伐异却尚可谅解，这在讲主义与党派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后
来看下去情形并不是那么简单，在文艺的争论上并不是在讲什么主义与党
派，就只是相骂，而这骂也未必是乱骂，虽然在不知道情形的看去实在是那
么离奇难懂。这个情形不久我也就懂了。事实之奇恒出小说之上，此等奇事
如不是物证俨在正令人不敢轻信也。新党尚如此。
总之在现今这个奇妙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觉得什么话都无可说。老
的小的，村的俏的，新的旧的，肥的瘦的，见过了不少，说好说丑，都表示
过一种敬意，然而归根结蒂全是徒然，都可不必。从前上谕常云，知道了，
钦此。知道了那么这事情就完了，再有话说，即是废话。我很惭愧老是那么
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
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
木虫鱼，要紧要紧。
二十四年六月一日，知堂于北平。
（《苦茶随笔》）
《日本的衣食住》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
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
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
其一是个人的性分，第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
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
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
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
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
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
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
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
此真致。”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
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
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可谓不察之甚。
《观光纪游》卷二《苏杭游记》上，记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
事云：
“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会者为陆云孙，汪少符，文小坡。杨君每谈
日东一事，满坐哄然，余不解华语，痴坐其旁。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
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女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
讶者，而中人辫发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
车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
实际上却是说得很对的。以我浅陋所知，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
算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已是五十七年前的，诗
也只是寻常，注很详细，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卷下关于房屋的注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借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
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
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第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
架为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第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
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幙，则就寝矣。
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跌坐，若蹲踞，
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
者宣诏华，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
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
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
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
（《日本国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记稍详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
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象管宁那样，则
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
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
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
以席计数，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
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
其他则两面裱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
即壁厨，分上下层，可分贮被褥及衣箱杂物。床第原名“床之间”，即壁龛
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地多出一
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
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
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
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
深夜从壁厨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
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
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
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
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
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
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
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
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
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
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各处自在游行也。
关于衣服《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宫装皆披发垂
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
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
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
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扮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
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
文》，袴，胫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
张董《疑曜》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
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
为有裆之袴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战国策》亦称韩
昭侯有敝袴，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耶。”这个问题其实本很
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袴
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之“袴”已几乎是裙子。
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袴，女子用围裙，就
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但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
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袴也。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小
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笺纸等，与中国
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 Ｋｉｍｏｎｏ，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总称耳。
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
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 《杂事诗》
注又有一则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履有如丌字者，两齿甚
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
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
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拓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
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的，我觉得比广东用
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君说必两指间夹持
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中国男子多裹脚，脚指互叠不能衔
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
眼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
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夫。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
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丌字
形而不很高者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
请教了。在民国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
雨具中的要品，现代却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
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杂事诗》注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
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
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
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惊奇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三田
地方看见过山鲸（这是野猪的别号）的招牌，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虽然
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
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猪牛与鸡，
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
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
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
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
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
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
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
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眷，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
德寺纳豆即咸豆鼓，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
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
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
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
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试食之则并不
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
难得恰好，唯在赤板一家云“茜”者吃中餐极佳，其厨师乃来自北平云。日
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
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
“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
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
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坐
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
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大概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
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
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希望人人都有“吐斯”当晚点心，人人
都有小汽车坐，固然是久远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是必要。日
本因其工商业之发展，都会文化渐以增进，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过这只
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还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饭，然亦不妨
说是其一。中国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说的乃是中流的知识阶级应当学
点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讲享受。享受并不限于吃“吐斯”之类，抽大烟娶姨
太太打麻将是中流享乐思想的表现，此一种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过来，
上文云云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报》上登载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文，题曰《自信力与夸
大狂》，我读了很是佩服，有关于中国的衣食住的几句话可以引用在这里。
梁先生说中国文化里也有一部分是优于西洋者，解说道：
“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多，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
得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
比外国的雅丽，此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梁先生的意思
似乎重在消极方面，我们却不妨当作正面来看，说中国的衣食往都有些可取
的地方。本来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习惯与便利，发生爱
好的感情，转而成为优劣的辨别，所以这里边很存着主观的成分，实在这也
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绝对平直的尺度来较量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
以有人说，“因为西洋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不过在该吃之外还
有好吃问题，恐怕在这一点上未必能与西洋人一定合致，那么这吃鸡蛋的兄
弟对于鸡蛋也只有信而未至于爱耳。因此，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很是烦难，而
欲了解别种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实并不怎么愉快，在道
理上显然看出是荒谬的，如男子拖辫，女人缠足，似乎应该不难解决了，可
是也并不如此，民国成立已将四半世纪了，而辫发未绝迹于村市，士大夫中
爱赏金莲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润一郎近日刊行《摄阳随笔》，
卷首有《阴翳礼赞》一篇，其中说漆碗盛味噌汁（以酱汁作汤，蔬类作料，
如茄子萝卜海带，或用豆腐）的意义，颇多妙解，至悉归其故于有色人种，
以为在爱好上与白色人种异其趣，虽未免稍多宿命观的色彩，大体却说得很
有意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
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
又何以嗜好遇迥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
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干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
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我对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极浅，今又欲谈衣食往等的难问题，其不能说得
不错，盖可知也。幸而我预先声明，这全是主观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
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见我个人的意见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
深知，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会，
其所不知者当然甚多，著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说，那也必所在多有
而无可免者也。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
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
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恩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
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
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
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甘四年六月甘一日，在北平。
（《苦竹杂记》）
《关于英雄崇拜》
英雄崇拜在少年时代是必然的一种现象，于精神作兴上或者也颇有效力
的。我们回想起来都有过这一个时期，或者直到后来还是如此，心目中总有
些觉得可以佩服的古人，不过各人所崇拜的对象不同，就是在一个人也会因
年龄思想的变比而崇拜的对象随以更动。如少年时崇拜常山赵子龙或绍兴黄
天霸，中年时可以崇拜湘乡曾文正公，晚年就归依了蒙古八思巴，这是很可
笑的一例，不过在中国知识阶级中也不是绝对没有的事。近来有识者提倡民
族英雄崇拜，以统一思想与感情，那也是很好的，只可惜这很不容易，我说
不容易，并不是说怕人家不服从，所虑的是难于去挑选出这么一个古人来。
关，岳，我觉得不够，这两位的名誉我怀疑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威势
虽大，实际上的真价值不能相副。关老爷只是江湖好汉的义气，钦差大臣的
威灵，加上读《春秋》的传说与一本“觉世真经”，造成那种信仰，罗贯中
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岳爷爷是从《精忠岳传》里出来的，在南宋时看朱于等
的口气并不怎么尊重他，大约也只和曲端差不多看待罢了。说到冤屈，曲端
也何尝不是一样地冤，诗人曾叹息“军中空卓曲端旂”，千载之下同为扼腕，
不过他既不会写《满江红》那样的词，又没有人做演义，所以只好没落了。
南来之恢复无望殆系事实，王佩在《衡言》卷一曾云：
“胡拴小朝廷之疏置若罔闻，岳鄂王死绝不问及，似高宗全无人心，及
见其与张魏公手敕，始知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
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
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和刘永福而痛
骂李鸿章，皆是也。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
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
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
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象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
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
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
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
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
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颜习斋曾云：
“吾谈《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
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
为生民怆惶久之。”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
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哪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史学知识，一时想不
起，只好拿出金古良的《无双谱》来找，翻遍了全书，从张良到文天祥四十
个人细细看过，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当选。从前读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
传》，后来又读丹麦勃阑特思的论文，对于加里波的将军很是佩服，假如中
国古时有这样一位英雄，我是愿意崇拜的。就是不成功而身死的人，如斯巴
达守温泉峡（Ｔｈｅｒｍｏｐｙｌａｅ）的三百人与其首领勒阿尼达思，我也是非常喜欢，
他们抵抗波斯大军而死，“依照他们的规矩躺在此地”，如墓铭所说，这是
何等中正的精神，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作用等等的浑浊空气，其时却
正是西狩获麟的第二年，恨不能使孔子知道此事，不知其将作何称赞也。我
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
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
二十四年四月。
〔附记〕
洪允祥《醉余随笔》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
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
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甚精，随笔作于
宣统年间，据王咏麟跋云。
（《苦茶随笔》）
《自己的文章》
听说俗语里有一句话，人家的老婆与自己的文章总觉得是好的。既然是
通行的俗语，那么一定有道理在里边，大家都已没有什么异议的了，不过在
我看来却也有不尽然的地方。关于第一点，我不曾有过经验，姑且不去讲她。
文章呢，近四十年来古文白话胡乱地涂写了不少，自己觉得略有所知，可是
我毫不感到天下文风全在绍兴而且本人就是城里第一。不，读文章不论选学
桐城，稍稍辨别得一点好坏，写文章也微微懂得一点苦甘冷暖，结果只有“一
丁点儿”的知，而知与信乃是不大合得来的，既知文章有好坏，便自然难信
自己的都是好的了。
听人家称赞我的文章好，这当然是愉快的事，但是这愉快大抵也就等于
看了主考官的批，是很荣幸的然而未必切实。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
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
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
不能做到者也。现在写文章自然不能再讲什么义法格调，思想实在是很重要
的，思想要充实已难，要表现得好更大难了，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
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民国十四年我在《雨
天的书》序二中说：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
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
勉强，象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
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又云：
“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
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近日承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
书，题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
《碰伤》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译成流丽的日本文，固然很
可欣幸，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过了十
年，是民国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道：
“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
相信天下真有奇迹吗？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
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这番叮瞩仍旧没有用处，那是
很显然的。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①。中国是我的本
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
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是后面人家所收
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
文情哪里会出来，手底下永远是没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说平
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诸公同情遂以为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诸公
殆亦难免有失眼之讥矣。
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
得不对的。热心社会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尔乔亚的快乐，差不
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然而不然。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
①
语见《论语·微子》。意思是：鸟兽，不可以跟它们同群，我若不跟人群在一起却跟谁在一起呢？意即：
不能避身隐居，离开社会。
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这可以分作两种。其一是小闲适，
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关于闲适的文章里有云：
“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
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
言不知，意本深曲耳。”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荫凉，河水
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醉也。其二可以说是大闲适罢。沈
赤然著《寄傲轩读书续笔》①卷四云：
“宋明帝遣药酒赐王景文死，景文将饮酒，谓客曰，此酒不宜相劝。齐
明帝遣赍鸠逼巴陵王子伦死。子伦将饮，顾使者曰，此酒非劝客之具，不可
奉相。其言何婉而趣也。大都从容镇静之态平时尚可伪为，至临死关头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