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也打不得、铸也铸不得，不成材，不成器，那有什么用呢？反之，人
少，哪怕个个像一线的钢丝，分有分的用处，合有合的用处。但是真钢和废
铁在本质上本来没有多少区别，真钢若不磨砺锻炼也可以变为废铁。废铁若
经过改造也可以变为真钢。若是连一点也炼不出来，那只可称为锈，连名叫
废铁也有点够不上。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像铁一样，不怕锈，只怕锈到底。
锈到底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要怎样才能使一个民族的铁不锈，或者进
一步说，怎能使它永远有用，永远犀利呢？民族的存在，也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退到极点，便是灭亡。所以这是个民族生存的问题。
民族，可以分为两种，就是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是“不识不
知，顺帝之则”的。这种民族像蕴藏在矿床里的自然铁，无所谓成钢，也无
所谓生锈。若不与外界接触，也许可以永远保存着原形。文化民族是离开矿
床的铁，和族外有不断的交通。在这种情形底下，可以走向两条极端的道路。
若是能够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的理想与经验来保持他的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
的长处来改进他的生活，那就是有作为，能向上的。这样的民族的特点是自
觉的，自给的，自卫的。若不这样，一与他民族接触，便把自己的一切毁灭
掉，忘掉自己，轻侮自己，结果便会走到灭亡的命运。我们知道自古到今，
可以够得上称为文化民族的有十个。
第一、苏摩亚甲民族（ｓｕｍｅｒｉａｎＡｋｋａｄｉａｎ）。这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点
是从西纪前三二○○年到一八○○年。
第二、埃及民族（Ｅｇｙｐｔｉａｎ）。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二八○○年到一
二○○年。
第三、赫代亚述民族（Ｈｉｔｔｉｔｅ－Ａｓｓｙｒｉａｎ）。起自小亚细亚中部，最后
造成大利乌王（Ｄａｒｉｕｓ）的伊兰帝国。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一八○○年到
八○○年。
第四、中华民族。发展的顶点是从周到汉，就是西纪前一一二六年到西
纪二二○年。
第五、印度民族。发展的时代也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点。
第六、希腊罗马民族。这两民族文化是一线相连的，所以可以当做一个
文化集团看。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约一二○○年起于爱琴海岸直到罗马帝
国的末运，西纪二九五年。
第七、犹太天方民族。这民族的文化从西纪前六○○年起于犹太直到回
教建立以后几百年间。
第八、摩耶民族（Ｍａｙａ）。发生于美洲中部，时间或者在西纪前六○○
年，到新大陆被发现后，西班牙人把这民族和文化一齐毁灭掉。
第九、西欧民族：包括日耳曼，高卢，盎格鲁撒逊诸民族。发展的顶点
从西纪九○○年直到现在。
第十、斯拉夫民族。这民族的文化以俄罗斯为主，产生于欧战后，时间
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定出发展的倾向来。
我们看这十个文化民族，有些已经消灭，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残
喘，有些还可以勉强支持，有些正在发生。在这十个民族以外，当然还有文
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干地那维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但严格地说
起来，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华文化的附庸，维新后又是属于西欧的。
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还在孕育的时期罢。同样，北美和北欧的民族也是承受
西欧的统系，还没有建立为特殊的文化。美利坚虽然也在创造新文化的行程
上走，但时间仍是太短，未能如斯拉夫民族那么积极和显明。此地并不是要
讨论谁是文化民族和谁不是，只是要指出所举的民族文化发荣时期好像都在
一千几百年间，他们的兴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条件。若合乎兴盛的条件，那民
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渐次趋到衰灭。所以一种文化能被维持得越久长，
传播越广远就够得上称为伟大。伟大的和优越的文化存在于伟大的民族中
间。所谓伟大是能够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意思，所谓优越是凡事有进步，
不落后的意思。包容的范围有广狭，进步的程度有迟速，在这里，文化民族
间的优劣就显出来了。进步得慢，包容得狭，还可以维持，怕的不能够容而
且事事停顿。停顿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的民族，甚至于野蛮民族所征
服。然则要怎样才能使文化不停顿呢？不停顿的文化是造成伟大民族的要
素。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问，要具什么条件才能造成伟大的民族？现在
且分列在下面。
一凡伟大的民族
必拥有永久性的典籍和艺术
典籍与艺术是连续文化的线。线有脆韧，这两样也有久暂。所谓永久性
是说在一个民族里，从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产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艺术作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奋
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间“耳目聪明，血气
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典籍和艺术虽然本身含
有永久性，也得依赖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爱护才能留存。古往今来，
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都由于不知爱惜，轻易舍弃。我们知道
一个民族的礼教和风俗是从自有的典籍和艺术的田地发育而成的。外来的理
想和信仰只可当做辅成的材料，切不可轻易地舍己随人。民族灭亡的一个内
因，是先舍弃自己的典籍和艺术，由此，自己的礼俗也随着丧失。这样一代
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与特色也逐渐消灭，至终连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
险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当先有民族意识然后能保持他的
文化的遗产。
二凡伟大的民族
必不断地有重要的发明与发现
学者每说“须要是发明之母”，但是人间也有很须要而发明不出来的事
实。好像汽力和电力，飞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间不能说没须要。汽力
和电力所以代身体的劳力，既然会用牛马，便知人有寻求代劳事物的须要，
但人间有了很久的生活经验，却不会很早地梦想到利用它们。飞天和遁地的
玄想早已存在，却要到晚近才实现。可见在须要之外，应当还有别的条件。
我权且说这是“求知欲”与“求全欲”。人对于宇宙间的物与则当先有欲知
的意志；由知而后求透澈的理解，由理解而后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发明与
发现才可以办到。凡能利用物与则去创物，既创成又能时刻改进，到完美地
步都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所驱使的。中华民族的发明与发现能力并不微弱，
只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对于所创的物，所说的物，每每为盲目的自满
自足。一样物品或一条道理被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进前往深追究的人。乃至
凡有所说，都是推磨式的，转来转去，还是回到原来那一点上。血液循环的
原理在中国早已被发现，但“运行血气”的看法于医学上和解剖学上没有多
少贡献。木鸢飞天和飞车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说，最多只能被认为世界最
初会放风筝的民族，我们却没有发展到飞机的制造。木牛流马没有发展到铁
轨车，火药没用来开山疏河，种种等等，并非不须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
便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不具备的结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继续地发明与发现的
原因。
然则，要怎样才能想得到呢？现代的发现与发明，我想是多用手的原故。
人之所以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条件之一。由手与脑连络便产生实际的知识。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区分，只是偏重脑与偏重手的关系。古人以手作为贱
役，所以说劳力者是役于人的。他们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于为人间立法立
道，使人有文有礼，故此哲学文学艺术都有相当的成就。现代人不以手作劳
动为贱役，他们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应的结果便产出纯正的科学。
不用手去着实做，只用脑来空想，绝不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没有科学，发明
与发现也就难有了。我们可以说旧文化是属于劳心不劳力的有闲者所产，而
新文化是属心手俱劳的劳动者的。而在两者当中，偶一不慎便会落到一个也
不忙，也不闲，庸庸碌碌，浑浑沌沌的窠臼里。在这样的境地里，人做什么
他便跟着做什么；人说什么他便随着说什么。我们没有好名称送给这样的民
族文化，只可说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有
这样文化的民族，虽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创的事物，归到根柢，他便会萎靡不
振，乃至于灭亡，岂但弱小而已！
三凡伟大的民族
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卫卫人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强健的，威武的。为维持正义与和平当具有充足的能
力。民族的能力最浅显而具体的是武备，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伟大民族的武备并不
是率禽兽食人或损人肥己的设施。吴起说兵的名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
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
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
战争是人类还没离禽兽生活的行为，但在距离大同时代这样道阻且长的情形
底下，人不能不戒备，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乱是伟大民族的义务。他
不能容忍人类受任何非理的摧残，无论族内族外，对于刚强暴逆诸兵，不恤
舍弃自己去救护。要达到这个地步，民族自己的修养是不可缺乏的。他要先
能了解自己，教训自己，使自己的立脚处稳固，明白自己所负的责任，知道
排难解纷并不是由于恚怒和贪欲，乃是为正义上的利人利己。我们可以借佛
家的教训来说明自护护他的意义。“若自护者，即是护他；若护他者，便成
自护。云何自护即是护他？自能修习。多修习故，有所证悟。由斯自护，即
是护他。云何护他便成自护？不恼不恚，无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
是名护他变成自护。”（《有部眦奈耶下十八》）能具有这种精神才配有武
备。兵可以为义战而备，但不一定要战，能够按兵不动，用道理来折服人，
乃是最高的理想。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也。”（《谋攻》）这话可以重新地解说。我们生在这有武力才能讲
道义的时代，更当建立较高的理想，但要能够自护才可以进前做。如果自己
失掉卫护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毁灭，未必是因为当时
的欧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优越，主要原因还是自卫的能力低微罢了。
四凡伟大的民族
须有多量的生活必须品
物质生活是生物绝对的需要。所以天产的丰敛，与民族生产力的强弱，
也是决定民族命运的权衡。我们可以说凡伟大的民族都是自给的，不但自给，
并且可以供给别人。反过来说，如果事事物物仰给于人，那民族就像笼中鸟，
池里鱼，连生命都受统制，还配讲什么伟大？假如天赐的土地不十分肥沃，
能进取的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创造，不达到补天开物的功效不肯罢休。就拿粮
食来说罢，“民以食为天”，没得粮食是变乱和战争的一个根源。若是粮食
不足，老向外族求籴，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正当的办法是尽地力，尽天工，
尽人事。能使土地生产量增加是尽地方。能发现和改善无用的植物使它们成
为农作物是尽天工。能在工厂里用方法使一块粘土在很短的期间变成像面粉
一样可以吃得的东西是尽人事。中华古代的社会政策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主要
的是足食主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
非其国也。”（《礼记·王制》）无三年之蓄即不能成国，何况连一日之蓄
都没有呢？在理想上，应有九年之蓄，然后可以将生产品去供给别人，不然，
便会陷入困难的境地，民族的发展力也就减少了。
五凡伟大的民族必有生活
向上的正当理想，不耽于物质的享受
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沉湎于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
会有高尚的理想的。一衣一食，只求其充足和有益，爱惜物力，守护性情，
深思远虑，才能体会他和宇宙的关系。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
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
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为有利于人群，而不教自己或他人堕落与颓
废的物质享受是可以有的。我们也可说伟大的民族没有无益的嗜好，时时能
以天地之心为心。古人所谓“明明德，止至善”，便是这个意思。我信人可
以做到与天同体，与地合德的地步，那只会享受不乐思惟的民族对于这事却
不配梦想。
六凡伟大的民族
必能保持人生的康乐
人生的目的在人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人对于他的事业有兴趣才会进
步。强迫的劳作或为衣食而生活是民族还没达到伟大的境地以前所有的事
情。所谓康乐并不是感官的愉快，乃是性情的满足，由勤劳而感到生活的兴
趣。能这样才是真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免不了情感上的与理智上的
痛苦，而体质上的缺陷却很少见。到这境地人们的情感丰富，理智清晰，生
无贪求，死无怨怼，他们没有像池边的鹭鸶或街旁的瘦狗那样的生活。
以上六条便是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现存的民族能够全备这些条件的，
恐怕还没有。可是这理想已经存在各文化民族意识里，所以应有具备的一天。
我们也不能落后，应当常存着像礼记杂记中所记的“三患”和“五耻”的心，
使我们的文化不致失坠。更应当从精神上与体质上求健全，并且要用犀利的
眼，警觉的心去提防克服别人所给的障碍。如果你觉得受人欺负而一时没力
量做什么，便大声疾呼要“卧薪尝胆”，你得提防敌人也会在你所卧的薪上
放火，在所尝的胆里下毒药。所以要达到伟大的地步，先得时刻警醒，不要
把精力闲用掉，那就有希望了。
冰森对我说这稿曾有笔记稿寄到报馆去，因为详略失当，错漏多有，要
我自己重写出来。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没有新的见解，惭愧得很，请读者
当随感录看吧。
作者附记
（原载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８ 日《北晨学园》，收入《杂感集》）
《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节选）》
穿衣服的动机有三：一为护体，二为遮羞，三为装饰。这三种中以装饰
为最多变化。衣服的形式所以屡次变迁都系在装饰的趣味上。在蛮野社会中，
男子的衣服多是为装饰，而女子就多为遮羞。除掉护体的甲胄皮毛外，一切
衣服都含有很重的两性要素。文化低下的民族的装饰每近于性器官的部位，
为的是增加性的引诱。所以有人说衣服原来是带着生殖象征性的。装饰包含
文身，痂身，画身，去毛，盘发，变形，等。文身是用利器划破皮肤，使成
种种花纹，涂上彩色，使它永远不退。痂身是烧或割伤皮肉，使痴愈后，永
留疤痕。画身是在身面涂上粉墨或其它颜色，如擦粉，画眉，涂脂，点唇，
染齿，染甲，都属这一类。去毛有拔，剃，剪三个方法。盘发如梳髻，打辫，
总角，胶发，都算在里头。变形如修甲，烫发，束胸，束腰，缠足乃至无故
镶金牙，等，都是。衣服的祖先是文身，痂身，画身。刺划在身上的花纹不
能改变，画上去的又容易掉，所以衣服一出世，它们便渐次消灭了。
服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为七种：一，战利品的安置；二，威吓作用；
三，性的引诱；四，职业的表示；五，性别的表示；六，地域的特征；七，
宗教的信仰。原人披毛戴角，是为安置战利品或增强披戴者的威武，使人一
见便起恐怖。性的引诱在服装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所谓“三分人，七分装”，
很可以表明这意思。两性生活的束缚与解放也可以从衣服看出来。服装上含
有两性作用的有下列四个方法。一，使身体增高，如穿高跟鞋，戴高帽之类。
二，使身体增广或缩小，如广袖，阔裙，束胸，束腰之类。三，指示身体的
特殊部位，如在耳，鼻，手，足，颈，腰，等处，戴环状或其它的饰物。四，
指示身体某部的动作，如飘带，铃钏之类。职业的表示，如军装，工装，等，
衣服上有特殊的设施，以备携带主要的用品。现代的衣服，好像没有多少地
域性，但在闭塞一点的地方，服装的形式，和所用的材料，一看便可以分辨
出那着的人是属于什么地方的。此外还有夸耀缝匠的手艺的衣服，因为技艺
高下的不同，形式也随着变化，近代的服装所以变得这么快就在这里。营业
上的自由竞争，加上穿衣服的人们的夸奇炫异，使裁缝和装饰家得以时常翻
新花样。
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关系。男子的服装大体说来
不如女子的变得那么快。中国的女装在近二十年来变得更快，这是指示近年
女子的生活的变动。她们从幽闭的绣房跳出来演电影，作手艺，做买卖，当
教员，乃至做官吏，当舞女，在服装上自然不能不改变。关于衣服迁变的研
究，是社会学家、历史家、美术家、家政学家应当努力的。本文只就个人的
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册。
近三百年来的服装，因为满族的统治与外国的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
的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的
改变却是因于时髦。我们从顺治朝对于衣服所下的诏令可以想出当时的光
景。
一，顺治元年十月，命文臣衣冠暂从明制。这时对人民的装束并没有什
么规定。
二，顺治二年六月，定薙发之制，限旬日内一律遵行，违者杀无赦。这
时所下的诏令也没有提到改变衣服的话。在狄葆贤先生《平等阁笔记》（卷
二，十五页）里，记一件趣事说：“明末有遗老某君因不愿剃发，遂改作女
子装束，终身雌伏，著作甚富。”当时因不愿薙发而死的很多。但改作女装
祈活的当也不少。因为男女衣服自来便没有多大的分别，所差的只是下身的
百褶裙与头上的髻鬟而已。男子装束除僧道以外，自薙发令一下，都改变了，
顺治二年闰六月始定群臣公以下及生员耆老顶带品式。
三，顺治四年十一月始定官民服饰之制。定制只说官民应用的材料和颜
色，却没有指定什么款式。所以到乾隆初期鄙塞一点的地方还有不少明装的
男女。若不做官吏，人们就没有戴红缨帽或芽马褂的必要。如把辫子盘在顶
上，把青毡帽一戴，从衣服是分不出来的，清初的辫子又格外地小而短，不
像清末那么长大，所以外表没有何等大变动。妇女的服装简直是没变过，不
但如此，满洲妇女还要模仿汉装，乾隆间，一再降旨严禁缠足，但仿汉女衣
服却没有禁止过。满洲人的装束，男女大体一样，女子不着裙，是与汉人不
同的一点。
近三百年来的服装与古时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是用钮扣代替带子。明以
前的衣服都是没钮扣的，明末，女人于霞佩上间或用金质扣子，但没见过钮
子。钮的应用最初恐怕是在盔甲上。从前武士的中衣有用“蜈蚣钮”的，由
第一个钮襟穿入第二个钮襟，这样可以穿到二三十个，到末扣上一个钮。蜈
蚣钮的形状和现在的“随折扣”一样，但前者只便于解，而不便于扣，后者
扣解都方便，并且伸缩可以随意。乾隆以后，西洋品物渐次输入，而服装的
形式还没改变，只所用材料有时也以外货为尚而已。近三十年来，仕女与外
人接触日多，拜倒于他人文化之前，家具服装，样样崇尚“洋式”，“新式”，
或“西式”，因此变迁得最剧烈。
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的服装，自皇后以至
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从民人说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的
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二种自由。本文所要提出的特注意在这一种上头。……
①
（原载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天津《大公报》）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容易教人想到英雄，所以因大风而思猛士不独是刘邦
一个人的情绪，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们的民族处在今日的危机上，希望
英雄的出现比往昔更为迫切。但是“英雄”这两个字的意义自来就没有很明
确的解释，因此发生这篇论文所标的问题——到底英雄是时势造的呢？还是
时势是英雄造的呢？“英雄”这两个字的真义须要详细地分析才能得到。固
然我们不以一个能为路边的少女把宝饰从贼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人为英雄，可
是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的有时候也会受人崇拜。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于
英雄的意义画出一个范围来。
古代的英雄在死后没有不受人间的俎豆，崇拜他们为神圣的。照礼记祭
法的规定，有被崇拜的资格的不外是五种。第一是“法施于民”的，第二是
“以死勤事”的，第三是“以劳定国”的，第四是“能御大灾”的，第五是
“能捍大患”的。法施于民是件［使］民有所，能依着他所给的方法去发展生
活，像后稷能殖百谷，后土能平九州，后世的人崇祀他们为圣人。（所谓圣
人实际也是英雄的别名。）以死勤事是能够尽他的责任到死不放手，像舜死
在苍梧之野，鲧死于洪水，也是后世所崇仰的圣人。以劳定国是能以劳力在
国家危难的时候使它回复到平安的状态，像黄帝，禹汤的功业一样。御大灾，
捍大患，是对于天灾人患能够用方法抵御，使人民得到平安。这些是我们的
祖先崇拜英雄的标准。大体说起来，以死勤事，是含有消极性的，以劳定国，
能御大灾，捍大患，也许能用自己的智能，他们是介在消极与积极中间的。
惟有法施于民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他必需具有超人的智能才成。
看来，我们可以有两种英雄：一是消极的。二是积极的。消极的英雄只
是保持已成的现状，使人民过平安的日子，教他们不受天灾人患的伤害，能
够在不得已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积极的英雄是能为人群发明或发现新事
和新法度，使他们能在停滞的生活中得到进步，在痛苦的生活中减少痛苦，
换一句话，就是，他能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英
雄多半不是属于第二类，并且是属于第一类中很狭窄的一种，就是说，只有
那为保护人民不惜生命的战士才被称为英雄。这种英雄不一定能造时势，甚
或为时势所造。因为这类的英雄非先有一个时势排在他面前，不能显出他的
本领，所以时势的分量比英雄本身来得重些。反过来说，积极的英雄并不等
到人间生活发生什么障碍，才把他制造出来。人们看不到的痛苦，他先看到，
人们还没遇到困难，他先想象出来。他在人们安于现成生活的时候为他们创
制新生活，使他们向上发展。也许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但
是可能性很小。
真英雄必定是造时势者。时势被他造得成与不成，于他的英雄本色并无
妨碍，事的成败不足为英雄的准度。通常的见解每以为成功者便是英雄，那
是不确的。成功或由于机会好。“河无大鱼，小虾称王”，在一个没有特出
人才的时境，有小本领便可做大事。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是
偶然的成功，作者本身也梦想不到他会有那么样的成就。他对于自己的事业
并没有明了的认识，也没有把握，甚至本来是要保守，到头来却变成革命，
因为一般的倾向所归，他也乐得随从。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
是剥削或榨取他人的智力或体力来制造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他的成功与受崇
敬完全站在欺骗和剥削的黑幕前面。有时自己做不够，还要自己的家人亲戚
来帮他做，揽到国家大权，便任用私人，培植爪牙。可怜的是浑浑沌沌的群
众不会裁制他，并不是他真有英雄的本领。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我们细细地把历史读一遍，便觉得时势所造的英雄比造时势的英雄更
多。这中间有一条很大的道理。我们姑且当造时势的英雄是人间所需求的真
英雄，而这种英雄本是天生的。真英雄是超人，但假英雄或拟英雄也许是中
人以下的“下人”（Ｕｎｄｅｒｍａｎ）。所谓假英雄是指那班偶然得到意外的成功
的投机家而言。所谓拟英雄是指那班被时势所驱遣，迫得去做轰轰烈烈的事
业的苦干者而言。所谓下人是对于超人而言。他的智力与体质甚至不及中人。
在世间里，中人都很少，超人更谈不上，等到黄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个出现。
人间最可怜悯的是下人太多，尤其是从下人中产生出来的英雄比较多。这类
的英雄若是过多，就于国族有害。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没有中人的智力而作
超人的权威，自我的意识太重，每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智能是为他们的光荣
和地位而有的态度。这样损多数人以利少数人的情形便是封建制度。英雄与
封建制度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应当分别的是古代的封建英雄于其同时
的一般群众中确实具有超人的能力，而现代的封建英雄只是靠机缘。哪怕他
是乳臭未除，只要家里有人掌大权，他便是了不得的人物。哪怕他智能低劣，
只要能够联络权要，他便是群众的领袖。他的方法是利用新闻和金钱来替他
鼓吹，甚至神化一个过去的人物来做他的面具。一个人生时碌碌无奇，死后
或者会被人当做“民族英雄”来崇拜，其原因多半在此。这类神化的民族英
雄实际等于下劣民族的咒物。今日全世界人类的智力平均起来恐怕不及高等
小学的程度，所以凡有高一点的知识而敢有所作为的都有做领袖或独裁者的
可能。不过这并不是群众的福利。我们讲英雄的事业应当以全世界民众的福
利为对象，损人利己固不足道，乃至用发展自己民族的口号去掠夺他民族的
土地的也不能算是英雄。今日世界时局的困难多半由于这类的英雄所造成。
如果我们缩小范围来讲一下我们的英雄，我们也会觉得有许多是下人中所产
出的。他们的要求是金钱与名誉。金钱可以使他们左右时势，若说他们是造
时势的英雄，其原动力只是这样，并非智能。名誉使他们享受群众的信仰，
欺骗到万古流芳的虚荣。他们的要求既是如此低下，无怪他们只会把持武力，
操纵金融，结党营私，持权逐利，毁群众的福利来增益自己。他们只会享受
和浪费，并无何等远虑，以善巧方便得到金钱名誉之后，便走到海外去做寓
公，将后半生事业付与第二帮民贼。
我们讲到假英雄之多，便想到在人群中是否个个有做英雄的可能。现在
人间还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情况底下过日子。不但是人所享受的不平等，最根
本的是智力与体力的差异太甚。英雄是天生吗？不。英雄是依赖先天的遗传
与后天的训练所造成的。英雄是有种的。我们应当从优生学的原理研求人种
的改善，凡是智力不完，体质有亏的父母都不许他们传后代。反之，要鼓励
身心健全的男女多从事于第二代民众的生育。这样，真英雄的体质与理智的
基础先打稳固，造成英雄的可能性便多。否则生来生去，只靠“碰彩”，于
人间将来的改进是毫无把握的。第二步还要使社会重视生育，好种的男女一
生下来当要特意看护他们，注意训练他们，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均衡地发展。
现在已有科学家注意到食物与体质性格与寿命的关系，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选
种，否则用科学方法来培养下人，延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剥削群众的时间
更长，那就不好了。
真英雄是不受时势所左右的。因为他是一个“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
人，他的主见真而正，他的毅力恒而坚。他能时时检察自己，看出自己的弱
点，而谋所以改善的步骤。事业的成败不是他所计较的，惟有正义与向上是
要紧的。今日我们所渴望的是这样的英雄。我们对于强敌的侵略，所希望的
抗敌英雄也要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赌博的一种，但
在真英雄的心目中，这事是正义的保障。为正义而战，虽不胜也应当做，毫
无可疑的。
最后，我们还是希望造时势的英雄出现，惟有他才能拯民众于水火之中。
等到人人的智力能够约束自己与发展自己，人间真正平等出现的时候，我们
才不需要英雄。英雄本是蛮野社会遗下的名目，在智能平均与普遍发展像蜂
蚁的社会可以说个个都是英雄，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不能自卫，没有一个不能
为群众牺牲自己。所以我想无论个个人达到身心健全，能利益群众的时代是
全英雄时代，也是无英雄时代。
这篇是去冬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演讲稿，没工夫多写，未能详尽地发挥，
抱歉之至。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大风》旬刊第 ３ 期，收入《杂感集》）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序太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①
文学的种类，依愚见，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怡情文学；二是养
性文学。怡情文学是静止的，是在太平时代或在纷乱时代的超现实作品，文
章的内容基于想象，美化了男女相悦或英雄事迹，乃至作者自己混进自然，
忘掉他的形骸，只求自己欣赏，他人理解与否，在所不问。这样的作品多少
含有唯我独尊的气概，作者可以当他的作品为没弦琴，为无孔笛。养性文学
就不然，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的不平所发出的轰天雷，作者着实地
把人性在受窘压的状态底下怎样挣扎的情形写出来，为的是教读者能把更坚
定的性格培养出来。在这电气与煤油时代，人间生活已不像往古那么优游，
人们不但要忙着寻求生活的资料，并且要时刻预防着生命被人有意和无意地
掠夺。信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的境地，人们除掉回到穴居生
活，再把坚甲披起，把锐牙露出以外，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处在这种时势底
下，人们的精神的资粮当然不能再是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这些都教
现代的机器与炮弹轰毁了。我们现时实在不是读怡情文学的时候，我们只能
读那从这样时代产生出来的养性文学。养性文学的种类也可以分出好几样，
其中一样是带汗臭的，一样是带弹腥的。 因为这类作品都是切实地描写群众，
表现得很朴实，容易了解，所以也可以叫做群众文学。
前人为文以为当如弹没弦琴，要求弦外的妙音，当如吹无孔笛，来赏心
中的奥义，这只能被少数人赏识，似乎不是群众养性的资粮。像太华烈士所
集译的军事小说《硬汉》等篇，实是唤醒国民求生的法螺。作者从实际经验
写来，非是徒托空言来向拥书城的缙绅先生献媚，或守宝库的富豪员外乞怜，
乃是指导群众一条为生而奋斗而牺牲的道路。所以这种弹腥文学是爱国爱群
的人们的资粮，不是富翁贵人的消遣品。富翁贵人说来也不会欣赏像《硬汉》
这一类的作品，因为现代的国家好像与他们无关。没有国家，他们仍可以避
到世外桃源去弹没弦琴和吹无孔笛。但是一般的群众呢？国家若是没有了，
他们便要立刻变成牛马，供人驱策。所以他们没有工夫去欣赏怡情文学，他
们须要培养他们的真性，使他们具有坚如金刚的民族性，虽在任何情境底下，
也不致有何等变动。但是群众文学家的任务，不是要将群众的卤莽言动激励
起来，乃是指示他们人类高尚的言动应当怎样，虽然卤莽不文，也能表出天
赋的性情。无论是农夫，或是工人，或是兵士，都可以读像《硬汉》这样的
文艺。他们若是当篇中所记的便是他们同伴或他们自己的事情，那就是译者
的功德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香港
原载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大风》旬刊第 ２５ 集，收入《杂感集》）
《“七七”感言》
欧洲有些自然科学家，以为战争是大自然的镰刀，用来修削人类中的枯
枝败叶的。我不知道这话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我所知的是在人类还未达到“真
人类”的阶段，战争是不能避免的。这所谓“真人类”，并非古生物学的，
而是文化的。文化的真人是与物无贪求，于人无争持的。因为生物的人还没
进化到文化的人，所以他的行为，有时还离不开畜道。在畜道上才有战争，
在人道与畜道相遇时也有战争。畜生们为争一只腐鼠，也可以互相残啮到膏
滴血流，同样地，它们也可以侵犯人。它们是不可以理喻的。在人道的立脚
点上说，凡用非理的暴力来侵害他人的，如理论道绝的期候，当以暴力去制
止它，使畜道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猖獗起来。
说了一大套好像不着边际的话，作者到底是何所感而言呢！他觉得许多
动物虽名为人，而具有牛头马面狼心狗肺的太多，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是人，
因此连想到畜道在人间的传染。童话里的“熊人”，“虎姑”，“狐狸精”，
不过是“畜人”。至于“人狼”，“人狗”，“人猫”，“人马”，这简直
是“人畜”。这两周年的御日工作也许会成将来很好的童话资料，我们理会
暴日虽戴着“王道”的面具，在表演时却具足了畜道的特征。我们不可不知
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堕在畜道上。此中最多的是“狗”和“猫”。我们中间
的“人狗”、“人猫”，最可恶的有吠家狗引盗狗，饕餮猫与懒惰猫。两年
间的御日工作可以说对得人住，对得祖宗天地住。但是对于打狗轰猫这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