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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四) 文 / 铸剑

作者:铸剑 当前章节:1288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8:46

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当我即将成为一个调皮的小学生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和小朋友们在石桥附近的运河边上,脑袋上顶着用柳树枝条编成的帽子,光着屁股,露着像小朝天椒一样的鸡鸡。其他大一点的孩子像复兴他们在水中游,更大一些的像大申他们在运河的中央浮着。大申那时候仍旧留着长头发,大鬓角,穿着喇叭裤。大申的喇叭裤很宽,走在街上的时候像是两把大扫帚,扬起一片片尘土。通常这时候小玲姐姐都在旁边。小玲姐姐也是国棉厂最时髦的女孩之一,那时候小玲姐姐头发烫着大卷儿,穿着碎花儿的确良小褂,戴着蛤蟆镜,嘴唇也红红的。和大申形影不离的除了小玲姐姐外,还有那台大申在印度尼西亚的姑姑带给他的单喇叭录音机。通常,当大申和小玲姐姐手挽手走在国棉厂的主要街道上时,大申总要晃着胳膊,手里那台单喇叭的录音机一边晃着一边响着一个女人哀怨美丽的歌儿。后来我才知道那女人叫邓丽君。直到若干年后我成为一名初中生时候,我们的校长戴着从没有摘下来过的皱皱巴巴的绿军帽,在全校大会上挥舞着空荡荡的袖子,喊:“同学们,邓丽君的歌是黄色歌曲,懂吗?黄色的。靡靡之音。谁要是听谁要是唱,就处分谁!”

在运河游泳,每次大申脱掉外衣,只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三角短裤的时候,小玲姐姐总是满脸潮红地鼓掌欢呼。每到此时,还有一个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就是那台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单喇叭录音机。每当运河边响起《真的好想你》的歌声时,不远处的石桥上就会有很多人手扶桥栏,向下观看。

小玲姐姐在场的时候,我通常都穿着裤衩,原因是小玲姐姐水汪汪的大眼睛让我很不好意思。更重要的是,大申鼓鼓的三角裤头让我相形见绌,而小玲姐鼓鼓的胸脯实在是让我想入非非。

“小武,干吗呢你,想什么呢?”看到我在岸上东张西望魂不守舍的样子,大申喊,“下来!”

当时我站在小玲姐姐旁边。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我的身心中弥漫。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自己的梦里飞来飞去。

“小武,快下去。”身旁,小玲姐姐说。随后,我就感到有一只软软的手推了我一下。有一丝温暖留在我的腰间。我像是没事人一样哇哇叫着,冲到了水里,溅起一片水花。

通常,在运河游泳的时候,家属院里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都会来。年龄大一点的跟着复兴,年龄小一些的跟着我。按年龄,复兴的妹妹复红应该跟我一起。但实际上他既不跟她哥哥也不跟我。这让我有些失望。

一起游泳的,除了文攻武卫之外,还有刘钢和他的弟弟刘铁。刘铁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屎孩子,白白胖胖的,小眼睛,鼻子上永远挂着一串清水鼻涕。像是那串鼻涕永远在他那里挂账一样。刘铁的外号叫胖胖。此外,跟我最铁的大猪也从不离我左右,那时候小豆还没有死,随着两年后那个暑假的结束,小豆的死期就降临了。但在当时,我们浑然不觉。

我哥阿文是我游泳最大的反对者。我哥阿文那时候早已是年级大队长,级别相当高。所以他说话的口气也在向领导的方向找感觉。有时候他就会说:“小武,咱家不容易,应该好好学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胖脸上不大的眼睛闪烁不已,厚厚的嘴唇不断变换着形状。此时他已经不是那个每天凌晨四点准时起来因为闹肚子提着裤子疯狂往家属院附近的茅房跑,快跑到茅房的时候骤然停下,咧着嘴放声大哭的小男孩了。每次他一停下我就知道,又把货卸到裤子里了。

一九七八年暑假,有一次,当我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穿过家属院浓密的树荫,从几栋板楼下密密的蝉鸣声中穿过时,我听到后面有一声语重心长的喊声:“小武站住!”

那是我哥阿文的声音。我停了一下,回头一望,然后对文攻武卫他们说:“甭管他,我们走!”

转眼间我们已经从家属院的院墙窟窿里钻出来,行进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回头望时,我看到文攻武卫、刘钢刘铁、大猪小豆都在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我。其中刘铁拖着一挂大鼻涕仰望着我,有点结巴地说:“小武哥,哥哥,大文哥哥叫你呢。”

我看了一眼刘铁,我说:“胖胖,把你的大鼻涕擦一下,都过黄河了。”

于是刘铁把晶莹剔透的大鼻涕亮擦到了胳膊上。

这时候文攻武卫兄弟说:“你要不回去吧,不然你爸爸揍你怎么办?。”

我看着从远处呼呼直喘、深一脚浅一脚高高低低走过来的哥哥。我说:“我怕谁呀,我们冲!”于是,在我的鼓舞下,我们向着运河大堤飞跑。周围的杨树槐树柳树在向身后倒去,哥哥的声音和哥哥的身影都消失在一片片绿色的玉米地里。

后来的日子可想而知。爸爸揍了我一顿后,对我看得更严了。不久,暑假天堂一般的日子也迅速结束了。开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次早上上学,爸爸都要推着那辆锈迹斑斑的二八大金鹿自行车,和我一起去学校。然后看着我消失在教室的拐角处,然后,自己骑车去上班。

那天好象是星期五。爸推车在前边走,我挎着那只背带很长的绿书包跟在后面。

这时,在通往学校的林荫小路上,我看到小红穿着洁白连衣裙,在独自跳橡皮筋。

她把皮筋拴在两棵树间,自己在那儿象翩翩的白蝴蝶一样跳皮筋,边跳边唱:“跳皮筋,皮筋长,跳着皮筋想一想,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的好生活。”然后她又唱:“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的好生活。”

小红的声音很好听。

我假装没看见,仰着脸大踏步地往前走。前两天因为逃学,屁股上叫爸打得一片铁青,现在,跟在爸身后走的时候还在隐隐作痛。

小红真象一只洁白的蝴蝶呀。我想。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小红不跳了。站在正来回抖动的橡皮筋旁,远远地看我们从胡同这边走过去。小红站在一棵很高大的杨树下。杨树枝丛中传来麻雀们自由的喧叫声。

当时小红冲我笑了笑。

这一笑令我这个心灰意冷的男孩心里隐隐涌起一股暖意,觉得世界温暖了许多。但当我抬眼看到爸爸高大而漫无表情的背影时,我心凉了。

我怕爸爸。

记得昨晚爸辅导我算术。我不会。爸说:“整天送你上学你学了什么?不会还有理了,你这浑小子!”说着抡胳膊就打。我也不哭,使劲咬着嘴唇。我听到我的屁股“啪啪啪啪“很脆地响。

我想我的屁股一定象两瓣青茄子。

以后我一听到“金色童年”这几个字时我大脑中闪出的头一个意象就是我的那个铁青的屁股。

爸爸打了二十一下的时候,停了,转脸看看我的脸。我咬着嘴唇,使劲咬着。爸看我眼睛还眨,于是继续打。我数到三十下的时候爸不打了。

我记得以前刚上学时,数学老师问我:“小武,你能数到几?”我说:“我能数到三十。”

爸爸累得喘粗气了。泪水也开始在我眼睛里打转转,但我不哭。

爸说:“你,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

我瞪着爸爸,不作声。

爸又说:“打你对不对,不学习该不该打?”

我瞪着爸爸,不说话。

爸又喊:“说呀!哑巴了?原来玩时那股劲头呢?”

我使劲咬咬嘴唇,瞪着爸爸消瘦的脸。

屋里很静。我往四下看了看,家里就象破烂公司。

“爸爸,我恨你!”我终于说。于是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看着爸爸有些吃惊地愣愣看着我。我觉得虽败犹荣。

我任泪水无拘无束像笼中放出的鸟群一样地流。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我唔唔咽咽地说。

当晚爸没作声,坐在床单脏乎乎的床上抽烟。当时屋里有蚊子了,嗡嗡地围着我飞,像小型轰炸机一样围着我转。我小,血新鲜;爸爸的血里全是烟、酒,蚊子不喜欢。

我“啪”地一下拍死了一个蚊子。他吸满血的肚子“啪”地炸开了,鲜血飞溅。

爸说:“拉蚊帐上床睡觉吧。”

于是我把黑凉鞋踢掉,把黑脚丫子伸到蓝拖鞋里面,拖拉拖拉地去冲脚。我想,要是以后不用做作业,不让爸爸训,能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那该有多幸福。大人才有这幸福。还是当大人好。

当天晚上,爸一夜没睡,吸烟,对着空白的墙发愣。我太累了,没管。再说爸爸总是这样。

第二天一早爸给我拾掇好饭,看我吃下,就送我去上学。那时候妈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屋里乱得像无人打扫的战场。去学校的路上,爸爸推车,我坐在“大金鹿”锈迹斑斑的大梁上,两只耳朵灌满了爸爸的嘱咐:孩子孩子好好学,理解爸爸望子成龙的心。

爸爸每天都是这些话。我耳朵里都磨出老茧来了。但每次听爸爸在送我上学的路上唠叨的时候,我都挺感动。我心说爸我一定改。但一到校门,从车子上下来,我就忘了。

我不是上学的料。

那天正赶上换位。我们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调一下位子。那天,我进去的时候班主任郭老师说:“小武同学,你来了,正赶上调位子。”郭老师烫了发,当时刚兴烫发。郭老师刚嫁了个当官的,所以对我也特别和蔼。我说:“郭老师,您真好。”

“不真好,不真好。”

郭老师曾在我爸那儿告了好几回状,我也恨她;所以听她很谦虚谨慎地说“不真好”的时候我心里说“郭老师真不好”。

我背着那根背带很长的书包往座位那儿走的时候,我瞥见小红穿着那件白连衣裙,像个小仙女似地坐在那儿,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这个调皮惯了的男孩子。

小红象洁白的蝴蝶一样在跳橡皮筋。

郭老师很优雅地拍了拍手。我发现郭老师确实变了,不象以前那样凶了。于是我想,要是不向我爸告状郭老师你就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老师了。

郭老师刚才拍过手之后教室里还很乱。于是郭老师又使劲拍手,并大声喊。这一喊就露出了一点她的凶样子。她说:“不许说话!”

于是全班鸦雀无声,抽个鼻子的声音像火车放气。

“今天我们要重新分座位,”郭老师说,“为了促进学习,调位子,男孩子和女孩子坐一块。”

在我后面,大猪嗄嘎地笑了,象鸭子一样。

大猪说:“我们是哥们,永远不分开。”

我转脸看了一下小红那面,她正看着我呢。我的眼睛躲开她的目光,看到了教室窗外农民地里种的那一片金黄的向日葵。

我回头对大猪说:“下课我们偷向日葵去。”大猪说:“你傻瓜,现在葵花籽还没熟呢。”

说到“熟”字的时候他咧着嘴傻笑。但给郭老师一声断喝吓回去了。大猪傻傻的,就象给施了定身术。

我能感觉到小红的目光正停在我的左肩上。

这时郭老师在重新分位:“王刚、满江红同位,罗卫东、小鹿,吴爱东、小燕……”我听着这些名字像清水一样从我左耳朵眼里哗哗地穿进我空空的脑袋——我爸认为我脑袋空空的——从右耳朵里淌出来。我很盼望能和小红同位,但又有些犹豫,不知为什么。这时听到郭老师嗓音甜甜地说:

“小武、小红,你俩……”

大猪又偷笑。我真想把他那个大脑袋使劲敲烂。

我不知为什么要站起来。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我说:“郭老师,我不愿意。”

说这话时,我转脸瞥了一眼小红。小红的脸变得更苍白了。

“为什么呢?”郭老师大惑不解。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说。

其实我心里非常想让郭老师变得象从前一样严厉,凶相毕露地说:“不准犟嘴,你小武必须和小红坐一起。听老师话。不听话开除!”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

郭老师这些天变得出奇的温存。她说:“你再考虑一下,小武同学。”

我摆了摆头,我说:“不愿意。”

我觉得我在办傻事。像从一个高坡上情不自禁往下跑,但没有人拦我。

于是没有让我和小红坐一起。

那天上课小红给换在我的前排。我抬头就能看到她带着怨气的背影。这背一直没转过来。

下午上课前,大猪说:“为什么小红不回头。”

我瞥瞥他。我发现他的目光比我复杂。他留了一年,本应上四年级了。

我说:“我们偷瓜子吧”。他说:“傻瓜,别装,为什么小红不理你?”

我说我让她理我她就理。

第一节课上美术。美术老师拉肚子,没来。于是我用左手食指戳了戳小红的背。我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背软软的。

我说:“小红同学。”

小红没回头。我看到她的背影变得更加充满怨气了。

我又戳了一下。又忍不住第二下。

她身子摆了摆。

我说:“小红同学,借你橡皮。”

她还是没有动。

我看看大猪。他正瞅着我,用一种复杂的目光。

我又捅了小红的背一下。她一甩身子,象是摆脱沾在身上的脏东西。

我有点生气了。我说:“小白鞋,小白鞋。”

“小白鞋”是我刚看的革命电影中的一个坏女人。她穿着一双小白鞋,和坏蛋搞在一起。还没等我叫出第三声,小红已很快站起来,两手捂着脸跑出了教室。

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于是直到下午放学,我面前的位子一直空空的。我坐在位子上,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傻的人。我转脸望着窗外,窗外金黄的阳光中是一片金光灿灿的向日葵。他们象一片金色的火焰。

一只洁白的蝴蝶在金黄的向日葵花朵中默默地跳着橡皮筋。

第二天,小红没来。

那成为我一生中感觉最为漫长的一天。

上课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着前面老师在用空荡荡的声音讲着课。我看到前面黑板上毛主席对我咪咪笑。毛主席左右两边是两句话,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更早的时候毛主席旁边还有一个爷爷的画儿,时间不长,就不见了。

老师的声音虚无缥缈,绕梁三日。

窗外,是早上暖暖的阳光。阳光中,不时有麻雀飞过,麻雀的背上背着阳光淡淡的桔红色。

我的目光在所有同学的后脑勺上逡巡。最后落在我前面的那个空空的位子上。我突然发现,那个位子这么重要。但现在那里空空的。阳光均匀地铺洒在桌子和椅子上,外面向日葵的叶子黑黑的影子也筛落在上面,静谧而平和。

窗外,此起彼伏的是向日葵的金黄的颜色,绵延无际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远处,就是绿色的田野,再远处就是郁郁葱葱的杨树林和淡蓝色的湖泊。再远处,是炊烟袅袅的村庄。

“小武,又开小差。”班主任郭老师说,一边说一边歪着脖子往我这边走,同时用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透明的物体。

同学们稀稀拉拉地笑了,听上去像是刚从睡梦中被吵醒一般。

大猪格格地笑得很响,结果被郭老师叫住了:“干吗呢,朱力同学,你吃了笑屁了。”于是大猪的脸上立刻凝固成一幅苦相,然后,他像一个狗熊一样地趴在了桌子上。

同学们的笑声更加清脆了。

二十多年后,大猪成了一个局长,肚子鼓鼓像个孕妇。那时候我们都过三十了。大猪说:“小武,你说,学习有个屁用,老师当初就是骗我们玩的。你看我,上学老挨骂,照样当局长。”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浮云镇天堂娱乐城”的VIP卡:“去吧,到那儿,全套。都免费。”

但小学时代的大猪远没有这么风光。

“站起来,朱力。听见没有?”郭老师说。

于是我见到大猪晃晃悠悠的扭着胖胖的身体站了起来。

许多女同学捂着嘴笑。

大猪嘴里嘀咕了一声“笑什么笑,吃笑屁了你们”,然后用胖胖的手挠了挠头顶上短短的头发。

“知道为什么让你站起来吗?”

大猪挠了挠头:“不知道。”

“笑什么笑。好笑吗?”郭老师的脸绷得水平如镜。

大猪没有回答。

然后,郭老师看着我。又看了一眼正关注着整个形势的全班同学。

一九七九年六月,下课的时候,我靠在墙角,仰着脸,看着校园四四方方的天空和上面形态各异的云。有的像狮子、有的像龙、有的像飞行的仙女,还有的,像云。总之,各式各样的云在淡蓝色的空中飞舞。好像天空是一个大大的舞台。

课间操时间。大喇叭里放着少先队队歌,“刺刺啦啦”的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又放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嘹亮,不断跑调。这时候,我看到眼前的阳光下是一片繁忙景象,很多学生在跑来跑去,嬉笑打闹,校园上空飘荡着同学们的喧闹声。

不远处,大猪他们正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大猪骑在瘦猴一样罗卫东背上,罗卫东龇着黄黄的牙,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小武,过来,打仗!”大猪举着胳膊,像是手里拿着一个鞭子,而罗卫东喊:“小武,过来呀,你来骑我吧,老猪太肥了!”说着,罗卫东和大猪就被别班的马撞了个人仰马翻。周围的人“哇哇”乱叫。

这时候已经没了小豆。如果小豆活着,他一定会在观看骑马打仗的人群里。他一定会是叫得最响的一个。或者,他会站在我的身边,仰着圆圆的脸,将小小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问我:“小武,你怎么不高兴?”但现在,他已经没有了。我仰脸看天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朵云长得特别像小豆,他正一边缓缓地漂浮着,一边笑着冲我招了招手。

这时候,我看到班主任郭老师和数学老师侯老师瘦骨嶙峋的影子,侯老师叼着一棵“大丰产”香烟,一边咳嗽一边往我这边指。我看到郭老师抬眼也往我这边看,于是我就撒腿跑开了,跑得很远,在一棵大柳树旁边停下来。我靠在柳树粗粗的树干上,转过脸去,就看到很多男孩子正在附近的大水龙头旁咕嘟咕嘟地抢水喝。

课间操开始了。大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叔叔的大嗓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本来,我准备趁乱悄悄溜到教室里,然后从教室的窗户那儿爬出去,冲向一望无际的金黄的向日葵的深处。但跑到中间,被郭老师叫住了。

“小武,做广播体操了,你去哪里?”

于是我站住了。

郭老师怀里抱着一大堆作业本。说话的时候,由于身体晃动,有几个本子滑落到地上,这时候,数学课代表小鹿欢快地跑过来,把本子捡了起来。小鹿留着一对长长的刷子,头发有点黄,但小鹿的皮肤白白的。她为老师捡起本子后跑到我面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小武,做操了。” 然后,我们就跑开了。

那个时候,我哥阿文依旧保持着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称号。他的袖子上带着三道杠,走路的时候两脚生风,挺胸仰脸,目视着共产主义的前方,满脸时刻准备着的严峻表情。

那时候少先队分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三种级别。所谓小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基层干部,人数众多,标志性的东西就是一块近似正方形的白色的软塑料,上面印着一道红色的杠。中队长呢,相当于是现在的中层干部,每班会有一个,带着两道杠。当了中队长的人,看上去无比庄严,一脸严肃活泼的表情。而我哥阿文那时候已经是大队长了。正常情况下,每个年级一个。而我的哥哥阿文,同时兼任国棉厂小学的大队长。他是双料的大队长。所以,可以想象,我哥阿文脸上的表情是最严肃的同时也是最活泼的。

我哥在前面带着大家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蓝裤子有点问题。今天早上,我还在被窝里打呼噜的时候,听到板凳叮当乱响。于是我翻了个身,趴在床上看。我看到我哥穿着蓝裤子,屁股胖胖的,穿着白得晃眼的白衬衫,带着红领巾,正往左边胳膊上带三道杠呢。

从我这边看过去,我看到大衣柜上镜子反射出的哥哥表情。他两腮绯红,目光坚毅,嘴唇紧闭。带上三道杠的时候,他就在玻璃镜子前边转转身子,扭扭屁股。他在扭屁股的时候放了一个屁,于是赶忙回身,看我是不是被他的声音惊醒。而我以最快的速度闭上眼睛。隔了一会儿,我听到哥哥唱起了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歌的中间,我看到哥哥紧了紧松开的腰带,把裤腰往上提了提。

课间操的时候,我哥那总爱松开的裤腰带关键时刻出了问题。那时广播操已经开始了。我哥阿文位于整个方阵的最前列,他站在高高的台子上,从我这边看去,很像一个胖胖的雕像。那时候,我哥哥旁边有一颗歪脖子树,树上绑着一个瘪了的铁皮喇叭。喇叭里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响彻云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喇叭声响到这里绞带子了,那叔叔哼叽了两声,声音随后恢复正常,“……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于是大家在激昂雄壮的音乐里开始手舞足蹈。开始一切还算顺利,因为我在想小红为什么不来上学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注意到什么变化。做操到了中间的时候,我看到我哥哥的表情十分的肃穆。他的脸上泛着红晕,显得无比激动。

后来,我们都看到,哥哥阿文的裤腰带松了。做伸展运动的时候,每当我哥阿文的两个胳膊往半空一伸展,他的裤腰带就松松垮垮地往下掉,他赶忙使劲提一把。再次伸展的时候,他的腰带又松松垮垮往下掉。到了倒数第二节跳跃运动的时候,随着我哥胖胖身体的蹦跳,他的肥裤腰也跟着上下乱蹿。于是我哥阿文在跳跃到半空时赶忙双手抓一把裤腰,迅速一提,然后下次再跳时,又是如此。跳到第三下时候,他的腰带突然迸开,停止在半空的我哥阿文的裤腰褪到了脚腕上,全校师生亲眼目睹了我哥阿文的花裤头。

于是他顾不得大队长的尊严,提着裤子。落荒而逃。

课间操还没结束,我和大猪就打在了一起,尽管我们是好朋友。原因就是我哥阿文当众出丑、落荒逃走之后,大猪欢天喜地地喊:“阿文露出大屁股了,哦哦!”他举着双手喊,同时用眼睛的余光看我。我们班的几个女生脸红红的,左顾右盼,眼波流转。而大猪就在这种敏感时刻喊:“小武的哥哥露小鸡了。”

当时我正把双手揣在兜里四下张望,观察大家的表情。我已经注意到女生们表情的变化了。我也注意到小鹿白白的脸变得粉扑扑的,大大的眼睛里含着一汪水一样的东西,转过脸来正在看我。我知道小鹿喜欢我,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她也知道我喜欢小红。

“小武,瞧你哥那熊样。”大猪说着,又要咧嘴大笑,还没等他笑出声我就扑了上去,把他肥胖的身体压在了下面,他连忙喊:“小武我又没有说你,你不是不喜欢你哥么?”

我骑在大猪身上,给了他两拳,他赶忙闭眼,脸上的表情像一只满是褶的包子。

大猪的话不完全对。尽管有时候我挺不喜欢我哥阿文的,但我不能眼睁睁看他被人笑话。阿文是我唯一的哥哥。记得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七日那天,爸爸说:“小武,爸爸想你哥哥了。你呢?”我仰望着爸爸高大的身躯,看着他像是浮在天上的消瘦的脸,我说:“我也想他了。”

那时候,整个浮云镇红旗飘飘,街边墙上贴满大字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浆糊变馊后的奇怪的味道。那天,爸爸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大的浅绿色的帆布书包。书包上印着白色的“北京”两个字,还有天安门、一个柱子和几个路灯。

那时候我是一个小胖小子。

“爸爸,书包上是哪儿呀?”我一边走一边歪着脑袋问爸爸。我看爸爸得仰着脸。爸爸那时候看上去似乎高耸入云。

“北京。”

“北京是哪里?”

“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街上有一辆三轮蹦蹦车冒着黑烟从石桥西边的下坡处“突突突”地跑下来。车斗里的煤撒了一地。

“什么叫首都?”

“毛主席在的地方叫首都。”

“哦。”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仿佛看到毛主席金光万丈地浮在空中。

长途汽车站像是一座垃圾场,空气中弥漫着西瓜腐烂的气息。苍蝇在天空中上下翻飞,嗡嗡嗡嗡地像是轰炸机。长途汽车站的土路上停着几辆油漆斑驳的公共汽车、红的黄的和蓝的。同时,我看到周围全是穿蓝衣服戴蓝帽子的来去匆匆的人,面色潮红。也有一些穿绿军装、腰里扎一个很宽的武装带歪带着绿军帽的人,叼着烟,在四处闲逛。

爸爸领着我站在一辆生锈的红色的长途汽车旁边。我仰着脸,看到有好几个人站在车顶上面码行李。有两个穿蓝褂子蓝裤子的叔叔在下面,抓起用绳子捆得紧紧的被子,“哎哟”一声,使劲往上一甩,就甩到了车顶。

我们在下面等了又一个小时,才有一个胖胖的像是屠夫一样的人端着一个破搪瓷茶缸上了车。他一上车,我就感觉车忽悠一下,像是一条船给浪冲一下。随后车子突突突一响,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汽油味。

车上很挤。爸爸给我找到了一个右边靠窗的位子,他自己站着。在车上,我又一次发现,这辆车很旧了,车窗上锈迹斑斑,密封用的胶皮条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油泥,一只苍蝇正在窗边飞来飞去。我回头看爸爸时候,看到爸爸正抓着车顶的扶手,低着身子,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远处汽车站大院子的红砖墙上,贴了很多的褪色的大字报,红红黄黄蓝蓝绿绿的一大片。被风一吹,像是一群群彩色的鸟,要挣脱墙的束缚。

长途车颠簸着行驶在无尽的路上,风里带着火药的味道和我童年的气息。那时候,从浮云镇到青岛的柏油马路还没修,车在颠簸着,尘浪翻卷,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远处,阳光无比刺目,稀薄的空气中气流涌动,遥远的树在升腾的灼热气流里,像是燃烧的绿色的火焰。

过了很久很久,车来到了一个镇子上。我已经忘记那个镇子的名字了。只记得在一条笔直的街道的旁边,是一片小小的市场。地上摆了很多鸡蛋。偶尔还有一两只公鸡母鸡。当我们的车堵在小市场的时候,有很多老奶奶挎着篮子捣着小脚冲过来,围着我们的车,用当地土话问:“同志要鸡蛋不?”一边问一边四处张望,看上去十分警觉。我看到她们脸上沟壑纵横,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期待。

这时候前面传来胖头司机粗声大嗓的喊叫:“先歇一个钟头。赶快去弄点吃的,不然饿了可没人管!”于是,爸爸领着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转来转去。我看到小镇上墙上也有很多大字报。还有好多画,画上的人都粗胳膊粗腿的,眉毛很粗,眼睛很大,像两个铃铛似地瞪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中间的坏蛋给瞪出来。

爸爸领着我转了好久,走得我腿都麻了。到了最后,我站在原地,瓮声瓮气地对爸爸说:“爸,我走不动了。”最后,爸爸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国营小饭馆门前的台阶下。国营小饭馆在一个拐角处,叫“红旗饭店”,其实就一个小门脸。饭馆里没有人,空空荡荡的。我们一进门,就有一只苍蝇嗡嗡叫着迎接我们。我抬头瞥了一眼,是一只绿豆蝇。不知道从那个茅房里跑出来的,像是专门出来迎接我们似的。爸爸挥了一下手,他就完成任务似的跑掉了。

饭馆里没有人。桌子空空荡荡的,空气潮湿,带着一股发霉的气息。我们站在那里,爸爸喊“有人么里面有人吗”。爸爸的声音像是回荡在山谷里,绕梁三日。过了半天,才有一个阿姨慢慢悠悠地从一个小门里走了出来。边走边有点不情愿地嘟囔着:“嚷什么嚷什么。这不来了么。”

爸爸给我要了一碗面条。阿姨不耐烦地看着我们,等我们点完了,她才余怒未消嘟囔着走开了。那阿姨走后,我悄悄地问爸爸:“爸爸,你怎么不要一碗呢?”

“爸爸不饿。”爸爸说着,把脸转向别处。我听到自己的肚子“咕噜”响了一下。然后我听到爸爸的肚子也“咕噜”响了一下。

在等面条时候,我一直托着下巴,想着遥远的故乡青龙镇龙潭村,想着二姑和我哥阿文住的地方——离青龙镇很近的青岛市。我听爸爸说,那里的海很大很大,大到看不到边。海上有海鸥,还有大轮船,冒着烟呜呜地跑来跑去。而且,最让我激动的是,我要看到哥哥阿文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亲哥哥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一想到这个我就兴奋。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后来,面条上来了。就在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咧开嘴大吃一顿的时候,爸爸抓住了我的手。然后,他非常生气地叫“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

那个阿姨又懒洋洋地踱着方步从远处过来了。我看到她身后的墙上,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这是什么?服务员同志。”爸爸用手指了一下碗里,我赶忙扒着桌子踮着脚往碗里看,面条汤上漂浮着的一个黑忽忽的东西。看上去似曾相识。那阿姨无精打采地看了看碗,又瞥了瞥爸爸和我。然后我就看到她的嘴唇在不紧不慢地动着,很多词句从她嘴里像音乐一样飘出:“同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连这个都不认识?这是一只苍蝇。”

又经过无比漫长的一段路。到了下午,我们颠簸着到了另外一个县城。车坏了。在司机连绵不绝的骂声中,我、爸爸和其他人从车上下来了。司机抻着脖子转过脸来对大家说:“晚上修车,明天一大早出发。”说完就穿着油乎乎的工作服钻到车底下去了。

站在长途汽车旁,看着周围人渐渐散去。四周逐渐静了下来。晚归的麻雀成群结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喧闹声越来越远,消失在红墙的那一边。

走到小镇的街上,我们在一棵杨树下停了下来。我拉着爸爸的手,仰着脸问爸爸:“爸爸,我们怎么办?晚上住哪儿呢?”爸爸没说话,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去看街上穿绿军装和蓝中山服的人们。这时候,远处传来大喇叭的声音,由远即近。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辆绿色的大汽车上有两个大喇叭,还有很多穿绿衣服的哥哥姐姐,车边押着几个挂着大牌子低头认罪的人。我看到这些哥哥姐姐无比兴奋,并振臂高呼。大喇叭里穿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的喊声。

目送他们远去。爸爸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想事情。我看着他摸着自己的脑袋,低着头,像是很难受的样子。然后他说:“走,到爸爸的一个战友家去吧。”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找到了爸爸的那个战友家,他们的家很小。那个战友叔叔也很瘦,他们家里有一个瘦瘦的小姐姐。

“这是大的还是小的。”那个叔叔说。

“小的。大的在青岛呢。”

“哦。”叔叔说。同时上下打量着我。我嘟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他。

“挺精神的小人。”叔叔说着,卷了棵烟,划火柴点着了。

“叫叔叔。”爸爸坐在靠里面的小马扎上。小马扎太小了,爸爸坐上去显得很不舒服。

“叔叔。”我叫。叔叔很高兴地答应着,说,“真快呀,转眼这么大了。”这时候,从叔叔身后闪出了一个瘦瘦的女孩,短短的头发,眼睛不大,亮闪闪地打量着我。

“小武,叫姐姐。”爸爸又指挥了一下。

“姐姐。”我说。

那个小姐姐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爸爸和那叔叔就一边啃咸菜疙瘩一边喝酒。聊了几句后,那叔叔问:“桂芳的事儿你跑得怎么样了?”。听到这话,爸爸警觉地看了我一眼,说:“大人说点事情,小孩子就别在旁边了。”说完,摆了摆手,让我出去。

我于是一个人低着头从屋里出来了。在夕阳中,感到很失落,很孤单。我一个人在黄昏里走着,周围是一大片储木场。在金黄的晚霞中,我低着头,拖着长长的影子一边往前走,一边低头看着露了脚趾头的鞋。这时候,四周渐渐地暗了下来,远处的天空一片殷红的血色。我看着夕鸟归林,听着虫鸣声远远近近起起伏伏,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惆怅。天又暗了,我饿得肚子咕咕乱叫,于是我忍不住到一个小水龙头旁边,俯下身子,嘴含在一截胶皮管上喝水。虽然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胶皮管那难闻的味道。喝完水,我爬到堆积如山的圆木顶上,缩着小小身体,看着远处霞光逝去,黑暗降临。

天黑的时候,饥肠辘辘的我悄悄回到那叔叔的家门附近。站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下,我听到屋里传出的爸爸悲伤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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