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
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
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
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
我说。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
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
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
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
“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
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
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
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
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她抚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
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
“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三少爷，
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
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她抬起头来，把空
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青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
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香儿走过来，
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
娘，”她又说。“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
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
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母亲好几次一
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嫂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
对我做了一个怪脸。
“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
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
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
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
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她依旧活着，吃
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
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天呀！有什么法
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
的办法。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无论谁听说杨
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然而他们
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袁嫂跟着走进来证
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
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
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
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
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
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
在我的眼前。
“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
“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
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
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
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
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
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
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
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
绘出来给我了。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过几天我再画一张
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同时我的哭
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
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
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
先生打我。
我埋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
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
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从这一天起，我
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
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
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
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
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
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
天。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
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
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
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州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
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
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她终于下了养
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
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
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
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
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
上的公案前面审案。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
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
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被问的人跪在下
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
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
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被打的人
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
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
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
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
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
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
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
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
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
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
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
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
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
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
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
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
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
“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这时候差人只得动
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我心里很难过，马上
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又有一次，我看见
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
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
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
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
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
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件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了一
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向他解释：
“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
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
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埋下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旁边暗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地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懂得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官回成都去了，虽然那个地方有
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的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我
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两年中间我只挨过一次打，因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
肯磕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胁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挨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是我始终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
次挨母亲的鞭子。
从小时候起我就讨厌礼节。而且这种厌恶还继续发展下去。
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
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
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
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
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
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
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
掉辫子的革命党。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
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
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
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
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
“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
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
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
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
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
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
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
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
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
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
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
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成了两排，再加上三
叔的两个镖客（三叔在南充做知县，刚刚从那里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
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
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圆。以后再也没有变兵进来过。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祖
父也到别处去了。这一天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是家里已经忘了这件事情。
从此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
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人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找到。
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
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