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却很自然地摇摆着，向左右歪斜着。
“姑娘，这么晚你去做什么啦？”我问。
“卖羊皮去了。”
“那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那你才见我的时候，你吓呆了。”
“这一个月来不同了。在夜里我也有些害怕。”
“为什么？”
“你们常常在这里打仗。”
“管你什么呢？”
“管我什么？哼，我们这里的姑娘媳妇不知死了多少！”“怎么死
姑娘媳妇呢？”
“你想吧！”
她的头不自然地扭开了；我看出些她那少女特有的姿态。“那么你
不恨我们吗？”
“不，我恨的是伤害我们的人。”她立刻又把话反转来说，“也恨
你们！”
“你还要恨我们！现在‘人家’把我们当做一条狗。”“你们把我
不是也看做一条狗吗？”
她恨恨地丢给我一眼。
“那你怎么扶助我呢？”
“我以为你是倒在路上的病人，总是可怜的。”
“现在你不后悔吗？”
“不！”
她给我一声坚决的回答之后，已经近了她所指定的一个“蒙古包。”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立刻被一层黑幕蒙蔽了眼睛。她很熟悉地
牵着我的衣襟把我推坐下来。我听她与谁谈一些什么；我还没有听到她
们谈话的终点，便在矇眬中失去了知觉。
我突然醒来的时候，有一只手，很燥热的，浮贴着我的脸颊，每个
手指就像在打着钢琴的键子一样。我不转动一下；只是呆呆地接受着，
许久许久也没能脱开手指的搔动。于是我急快地翻转过去，想躲避开；
不能——我占有的地方，仅是狭小的一条，而且我的背后紧靠着“蒙古
包”的边际，只有弯曲着身子，我的腰背才恰好拢合在那条边际的弧线
里，舒展着疲劳；所以我不能不保持着原有的姿态，任那只手怎样地搔
动着我。
“蒙古包”的一处，裂出一条线隙；不知是门洞的一边，或是其他
的什么角落，让月亮透进一丝的光线，淡没于昏暗中：有时抖动起来；
我知道从缝隙间吹进的夜风暴烈了。同时，那只手在我的脸上也加多了
动作；把我垂落到前额的散发，经过抚理之后，一缕一缕地又推送到头
后去，这时候，我不能不把声音低下些去问：
“谁？”
“我！”
这声音很高，也很自然。我一听到这声音，便晓得并不陌生，而且
很熟识的在我的忆想中。于是我问：
“你是送我来的姑娘吗？”
“嗯！”
很高的一声，使我的舌尖堵塞着齿缝响起一种制止她的声音：
“咝——咝。”
“怎么？”
“你小声些。”
“怎么？”
“不要叫别人听见！”
“为什么怕别人听见？”
“因为——”
我想说的话，我又吞食了。
我脑袋里的表，仍是清醒着，走动着的音响，更加响亮些。她翻转
着，突然好像要枕在我的胸上。后来她像取自己的东西一样把我的表取
去。她送回来的时候，我托住了她的手，让她每个手指都曲紧起来握住
表，我又托着她的手送到她的身边。她说：
“谢谢你！”
我的心跳着，直到天明。
那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衣服：一件长袍，一件坎肩，紫色的，有着
零乱的黄色小花，仿佛相象肩襟的黄铜扣子，边缘上绣着黄色的线条。
她跳动着，把表举到两个老人的面前，使她没有一丝皱折的脸上加多了
几条笑纹。
我仍是躺着，眼睛慌忙地贪望着新鲜的处所。
但是一个老人给我托来一杯凉水，送到我的唇边。我说：
“谢谢！我不渴。”
老人却强迫着我喝。我奇怪了。
“你总是要喝。是应当喝的。”她说。
她扯起我的手去接那杯凉水。我问：
“为什么？”
“你想吧！”
她的头不自然地扭开了，我又看出了她那少女特有的姿态。
“你喝了吧！”她又命令着。
于是我喝了。
我刚刚再躺下，便有人跑来告诉她：追随过我的刺刀又近了。正在
搜索着近处的几个“蒙古包”。
她焦虑地给我一个逃避的方法——我穿了她给我的另一件衣服，鞭
打着羊群去了。
“这是我住的地方，你回来不要忘记！”
她嘱咐过了我；她的手还在指着她住的“蒙古包”，跳动着。
不到两点钟，那一次惊动过去了，我又鞭打着羊群回来，我没有忘
记她所指过的“蒙古包”。
然而她不跳动了。安静地躺在“蒙古包”里，裤子脱落下来，由腹
部到膝盖的一段赤露着，涂染了几条血流。不过她遗下的却是完整的尸
身，没有一处伤痕，只是一手握住了一把刺刀；刀柄上铸着兵工厂的名
号和“昭和”字样的年号。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１９３６ 年 ９ 月，上海生活书店）
已死的与未死的
“我不能再活！……我活不下去了！……”
“保佑他……保佑他平安啊！……”
“……”
冷风卷来一阵一阵从喉咙中暴裂出来的哭喊。
那时候，太阳刚刚落下，遗与天边的霞光，有零乱的金星还在波流
上跳动。
继续着的雪天，已经许多日了，一条孤零的小路，又落起了二寸、
三寸的积雪，路旁是更高起些的雪场。我们正踏着那无方向的雪场走去；
而且，雪还在我们的肩上飘落，飘落……
我们十几个人，是两个人一列一列地排起来；如果没有排尾那两个
年轻的女人掺杂着，那么很像一排新编的小队伍：佝偻的肢体，不齐整
的步子……一个一个都是陌生地相视着。
虽然，我们真是不相识的；但是，我们却交换着相识的眼色。并且，
我们的左肘都联系在同一的麻绳上；绳端被另一只手握着，在我们身后。
已经是十一月天气，江风正拖着冰箭穿过毛孔的时候；可是，我们
没有感到太冷。不过冷风卷来的哭喊，还听得很清楚：渐渐逼近，渐渐
逼到我们的背上来。
“我怎……么……么活……”
“我也不活了……不活了！”
我们的眼睛，互相地探询着——是在寻觅着我们之中的哪一人是哭
喊的接受者。
“你回去！你回去！”
突然，有人喊过来；那个人正是和我一列中的同伴，只穿着一件破
棉短衣。
“我不放心啊！”
“多难听！不放心什么？”
我的同伴眉间束起几丝忍痛的皱纹。
“怎么能放心呢？”
“你不要怕，没什么要紧的，不放心什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哼！你不骗我吧！啊，你不哄我吧！”
“不放心？……”我的同伴停一停，却暴躁起来，“有死够了！”
我立刻抖起一个冷战；别人的呼吸也都缩短了。
不知为什么我问起我的同伴来。
“你为什么？”我低低的声音问。
他摇摇头。
“那是谁？”
我的右手向身后指去，给他看。
“老婆！有老婆，真倒霉！”
于是，我们俩人的肩上分得了两棒，便没再说一句活；我只是偷偷
地回转头来，看见同伴的女人几次向前冲来，几次也没有冲过两只张开
的胳膊。最后她说：
“我要把棉袍送给他！”
于是，她从身上脱下棉袍，只余下一件窄小的夹衣紧束着上身，被
两乳撑起的衣襟，使乳间的一个衣扣张开着，所以缝间裂出前胸来。她
还没有忘记紧缩胸膛，扣起那个衣扣；但是立刻又张开，缝线断了，扣
落进雪去，她没有再去寻找，便抱着棉袍匆忙地冲来；仍是被两只张开
的胳膊隔住，不许再走近一步，结果，棉袍终是由那胳膊抛给我的同伴。
我们快走尽小路的时候，我们的步子，一步比一步松软下来，直到
被拖进这铁与石筑成的房间来，被锁在房角的一个铁棚里。
我们谁也不明白谁是为了什么变故；只是沉默，死静，惊惧，在等
待人家来安排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警官问过了每个人的年岁……籍贯之后，就有一个举着薄子的警察
指出每个人是什么案件——
“土匪！”
“土匪嫌疑！”
“政治嫌疑！”
“暗娼！”
被指出罪名的每个人，一个一个地垂下头，眼睛在自己身上搜索着
什么证据似的。
“暗娼！”
“政治犯！”
“土匪！”
“通匪！”
“………”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受了检查，一个一个地脱下袜了，带子，和
衣袋里所有的零碎物件。有尖锐地喊声叫起，穿过我们的耳孔——
“十一号，三个！”
“十六号，两个！”
“……………”
一个一个地追随着喊声去了，渐渐只余下我和我的同伴。
“来！李金。”
这是提着手铐脚镣的警官叫他。
他把头一摆，仿佛有铁绳系住地，由头顶直到脚底，于是，年轻的
脸色也渐渐佝缩，红涨，让嘴角紧闭起来，拖下两条老人的皱纹，我看
他模糊了衣袖的棉衣，胸前用白线缝补的杂色布块抽动起来，那白线就
像要从布块的一角裂开来，突然又落下……
“滚来！”
他把那棉袍抛到我怀里。手摇动着走近两步，那两步已经快把脚下
的地板踏落下来。他再退回来的时候，两手稳稳地放在胸前，在抚摸杂
色的布块，抛开的步子，已经有了固定的距离，最长也不过一尺。
“十八号，两个！”
十八号的牢穴，低小而且拥挤，长只能伸开身子，头顶触着墙壁，
脚踏着墙壁与门扇，宽与长也几乎是相等的；常常要留宿十多人，背倚
着背，或是枕着墙壁，或是使膊肘撑在膝盖上，枕着手掌，我们已经习
惯了一种新的睡眠。然而李金在睡眠上，便感到一种极大的磨难；两手
与两脚，没有分开过一次，他女人的棉袍，到现在，也没穿起来，天气
太冷的时候，他也只好把棉袍披在肩上，让衣袖在颈下束起一个不方便
的大结，把两腿屈起，前额垂到膝盖上，那就是他的睡眠。我看见几次
他从那种不适的睡眠中惊醒来，牙齿在一声声地发响，两肩高高地耸起，
似要撕开手腕上铁与铁的缠绊。白天他的眼睛总是滚动着，寻找什么；
但是，四面都像墙壁一样。虽然有窗孔，也有门洞；窗孔间都筑有铁柱，
蒙着一层铁网，门紧锁起来比墙壁更结实些，有时候，他眼睛看得矇眬
了，便凑到门旁去；然而由小小门孔所能看到的，也不过只是对面同样
的铁门，铁锁，窄小的过道。而且过道两端仅有的两个窗子传进来的光
线，也渐渐地微弱，微弱到我们的门前已经是暗淡下来。最后他有一口
长长的气息吐出了。
于是那个窃盗犯的同伴，便从衣袖抽出一缕旧棉，在子手掌里卷成
细绳一样；再把手掌撑在一只破鞋里，让那条棉绳夹在地板与鞋底间，
不住地滚动起来。李金望望他，又有一声轻笑响出来。
不过穴里仍旧与眼睛一样黑暗，矇眬，每天只有等到太阳没有落过
窗前另一所房脊的时候，而且要把小窗子打开，才能使一缕阳光由玻璃
窗反印到墙上，那比黑夜里的月光还要暗淡，停留着短短的一刻，就去
了。
最怕的是多雪的天气，一切都埋在昏沉的烟幕中了。就是晴天，也
担心太阳刚刚转到我们所等待的地方，有一块游云来遮没。
李金把合拢在一起的两手举起，指给我们看窗外说：
“他妈的！昨天那块云彩又来了。”
真的，有一块灰云浮过我们的窗前，但是阳光反印到墙壁上的时候，
却没被遮没。
“你快去晒晒吧！”
我们都这样对李金说。
“你们呢？”
“你快去！”
“唉，从我来，你们就没有晒过一次，我怎么忍心呢，我们不都是
一样的难友吗？”
李金总是谦让；可是我们谁也不肯。固然都是一样的难友，一样被
一把铁锁锁起来的；不过他比我们更不自由，比我们更多有一副手铐，
脚镣。
当他两手伸到阳光里的时候，手背叠落着斑斑的疥疮，已经不是手
形，只是一片血滴、毒汁凝结的一块烂肉，那更比我们沉重很多。
“你们看，我的疥疮晒好些吗？”
于是他把手移开些，给我们看；立刻又让头伸到手边，有一块小小
的阳光贴在他的鼻尖上，他又说：
“真暖啊！还像八月的天气呢！”他突然转过头来问：“现在到几
月了？”
使每个人都探询起自己手甲在墙边刻下的记号，有的已经漫成一
片，仍是耐心地数着，数着，终于没有数完，便垂下头来说：
“我都快到五个月了！”
同时又引起李金的问话来——
“我多久了？”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还不到半月；他自然也是同样，不会比我多
一天。
“那我也要等五个月吗？”
我怕听这句话，我怕他嘴角拖下那两条皱纹，一天比一天深下，已
经深到皮肉里，骨子里。
“不要紧，我们都是一样要忍受啊！”我拍拍他的肩，安慰地说。
“该死该活，我要痛快些！”
他的声音，击到铁门上，铁栅上，仍是钢脆的回响。
“我们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说呢？就是说，谁又肯听呢？”
“当然要说！押多久了，不过一堂，押也押死了。”他的声音软下
来，仍是“押也押死了！”
近几天来，李金惟一的希望就是审讯，所以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从过
道上响来的呼声——“李金！李金！”
然而结尾的两个字却是——“接见！”
铁门裂开一条缝隙，他拖出了沉重的步子。
同时，我们也确定是下午了，因为下午的某点钟，才是接见的时间，
我们便放松了一口气息，无期的刑罚中，又快挨过了一天的磨难。
李金抱着一条棉裤，同棉袍是一样的布料，模糊地还可以看见蒙着
一层灰尘的小红花。他倒下来，像被暴风吹来的旧棉，堵塞在墙角上。
“一个人死都不能死个干净。”他突然又激动起来。“来一次，哭
一次，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的丈夫是好汉子！好汉子敢做敢当！
谁要你不放心？”
“女人来过了吗？”我问。
他点点头。
“说些什么？”
“总是不想活，要死，要死！你死又能怎样？”
他仿佛是对墙壁说；而不是回答我。
“她说的都是好话！”我说。
“什么？”
“她挂念你啊。”
“谁要她挂念！”
“像她能不挂念她的丈夫吗？”
“啊！”
他的吼声，仿佛什么都明白了。
“王八蛋，不用闹，明天就枪毙你！”
骂声从过道响进门孔来。
“哼，今天才好！”李金自语着。
我的胸坎好像爬过了一条毛虫。那个窃盗犯的同伴把燃起的烟尾巴
偷偷地给他吸了两口。他又偷偷地把马桶移到窗边，慎重地登上去，脖
颈尽量伸长，如果窗前不是有铁栅、铁网，他也许把头伸出，伸到离去
的他的女人背后。不过那背影终于是远了，远了，雪场上的风夹着雪裹
住她，仅有裤角不住地飘起，飘落……夜里，他没有合拢起眼睛，微弱
的灯光落在他的脸上，更加惨白，直是裹着一层松懈皮肉的骷髅；我仿
佛再记不起我所初识的那个脸孔。
我看他用牙齿撕着衣袖露出的棉花；所以我问：
“朋友！你要怎样？”
“我要越狱！”
“安静些，朋友。”
他很听话，立刻安静下来，我嘱咐他说：
“你要想想怎样应付过堂。”
“过堂？”
“是的。”
“想想？”
“是的。”
“没有想的。”
“那么你要承认……要承认是土匪吗？”
“土匪？土匪？”他故意把肩膀送到我的眼前，让我看见他那件披
在肩上的女人棉袍……
“朋友，我明白你；所以我希望你注意自己的口供。那口供能决定
你的生死！”
“我不供。”
“刑罚厉害。”
“我宁死堂上，不死法场！”
他投到我的怀里战抖起来；可是没有一滴泪水浸湿我的衣襟；并且，
他自己仍是低语着：
“我不怕。”
“你的女人呢？”
“随她去！这样老婆哭就哭死我了。”
所以以后他拒绝再见他的女人。可是他那女人，每天仍是踏着雪场
来，又空空地踏着雪场回去。
“李金！李金！”又从过道上响过来。
“不去！”他立刻拒绝了。
铁门却闪开了，有一条梨木的棒子断在李金的肩上；又一条更粗些
的指着他的头说：
“过堂，你不去吗？混蛋！”
李金自然是去了。
阳光从墙角上空过了，冷风不住地从窗孔卷进起，我们好像被锁在
冰窖里了。但是我们又不能把窗子闭起，我们怕立刻闷死。
我们正在谈着李金的一些话，总是希望他有意外的胜利；真没想到
还是被两个警察拖回来，抛在地板上已经不是人形的一堆垃圾物。
胶黄的灯光又燃起来，我为他抚摸着胸坎，涂成了一双血手。
“朋友，承认了？”
我们都是这样问他。
他摇摇头。
以后他又经过几次的审问；我们每次问他，他每次也只是摇头。不
过，他摇头的度数，一次比一次无力，缩短……最后一次他完全失去了
知觉，那一丝丝微弱的气息，也快要间断下来。只好征求所有难友的同
意，允许把大家早晨留下的一杯凉水浇在他头上，他才清醒些。
“朋友，承认了？”
他仍是摇摇头。
不过，绝望永远藏在他嘴角的两条皱纹里，似乎他自己已经确定了
只有死。
所以那个窃盗犯的同伴，很快地又给他燃起一只烟尾巴来。
一天一天地久了，李金的刑伤渐渐地好过来，他便常常预定自己的
刑期——由十年到无期；而没有一次估计过死刑，并且又接见他女人一
次，他把女人送来的一个小猪蹄分给我们大家吃了。
一天早晨，那个窃盗犯的同伴由警察的谈话中偷听来一个消息告诉
了我；然后便又卷起一条棉绳，在地板与鞋底间滚转起来，许久之后，
他很熟练地把棉绳中间撕成两段，被撕的两端有小小的火星冒出，他巧
妙地用一口气吹起一缕火焰，那样才燃起了一只短短的烟尾巴。
“朋友，你再抽一口吧！”他说。
“什么？”——“再？”李金疑问着。
“这是那个官抛在厕所的上等烟头，你尝尝！”
李金刚把烟尾巴接过来，铁门闪开了，武装的警察拥进门来；他明
白了，他的生命也只是同烟尾巴一样的了。所以很安静地吃尽了烟尾巴，
没向我们说什么，去了。
窗下军号，哭叫，马蹄的骚声中，我又听到了李金的语声：
“你回去！你回去！”
“我回到哪里去？”
“随你去，不是有许多男人可以再嫁吗？”
“你说两句好话吧！”
“没好话对你说。滚开！”
我握住窗子的铁栅，让眼睛集中在铁栅的一个方孔间，李金已经把
棉袍棉裤抛到他女人怀里，随同他几个难友上车去了，走过雪场远了；
然而那个女人却被阻止在我们的窗下。我看见她身旁还有木棺；那只是
四块单薄的木板；而且不是经过匠手制成的；匠手绝不会在每个角下遗
下那么长的裂缝。她渐渐弯下腰，把棉袍棉裤都放进棺材里；她那轻轻
的动作，好像母亲在服侍一个初生的幼儿，然后由两个苦工抬起来，追
随着军乐声走去。
她倒在窗下了，有一把短刀刺进喉咙，刀柄握在她自己手里。
两点钟后，李金回来了；丝毫没有受伤，只是自己咬掉了一只手的
小指。
这样我们知道了他原去“陪绑”的。
（注：陪绑——正犯执行死刑的时候，把严重的嫌疑犯也和正犯一
样解到刑场，使他受到死的恐怖，算是对他的刑罚。这就叫“陪绑”，
在北方是常有的事。）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１９３６ 年 ９ 月，上海生活书店）
做 人
那时候，我正在报馆里做编辑。为了一件事我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电
车。突然，我发觉了有人在我的身后扯动了我的衣领，而且说着：
“我昨天才打听到你的地址，正想找你，有一件事情请求你。是的，
请求你。”
——几天了，我都在奇怪着。那个人是谁呢？穿了一身田野的衣服，
蓝色的夹衣夹裤；有两个衣扣掉了，散开着一半衣襟，赤黑的胸脯露出
来，与他的脸色调和着。他没戴帽子，也没留长发；不过他的秃顶好像
有两三个月没经过一次修剪，伸长的发丝已经一寸多，有的长过耳边，
有的长过了一半衣领；但是那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因为他的眉毛也是很
长，而且丛密，以及他的睫毛也同是一样。——我把他那整个的模样记
着，想从我的意想中记起他是谁来。渐渐记起他曾在我的眼睛里留过一
次或是几次的影子。我终没有记起他的姓名来。
同时，我仍在奇怪着——我刚刚在军队的败走中逃出来；逃到我的
旧地哈尔滨来，骚扰了许多朋友，他们好久没有安下心，每天为我奔跑，
才给我找到一月三十元钱的编辑职位。到现在还不满俩月；我有什么力
量值得人家请求的呢。
在时间上又划过了两昼夜，在我发稿子的时候，那个人来了，第一
句话他便说：
“我是申龙，你不认识了吗？”
我完全明白了——一年前他比我年轻，而现在却比我老了几岁，也
许不止，黑髭已经蒙蔽了他整个的下颏。我们在战线上有过两天很好的
友情；后来在败走中各自分开，直到这次会面。
我再深深地注视了他，无形中我又记起了他留在我脑子里的几个惊
人的故事；从那些故事里我将永远承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现在他从军
队里回来了，真是我的意外。至于他有事要请求我，也更加疑惑。所以
我又重问一遍：
“那天我在电车站上遇见你；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昨天才打听到你的地址，正想找你，有一件事情请求你。是的，
请求你。”
申龙重说了，证实了他那天没有说错。同时也更加重了我问他的口
气：
“你有什么请求我的呢？”
“自然是有的。”
他说的很肯定；并且追问我一句：
“你答应不答应呢？”
“我愿意我有力量答应！”
于是他说了：前一月才从军队里回来，回家去过一次，父亲哥哥都
被飞机炸死了，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小弟弟还在亲戚家里活着。这样他不
能不找到一份职业，至少也要维持住自己的生活……
当时我告诉他等几天，我有朋友可以帮他忙，可以给他在地方法院
找一个书记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我问：
“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的报馆里不是要出晚刊吗？”
“你怎么知道呢？”
“谁能不知道呢。”
是的，报馆里早已发出了晚刊的消息。
“那你给我留一个位置好了。”
他很轻快地说出了，去了。
但是我却很难地对社长说出：
“你怎样都得答应我！”
社长这个老头子，总是厌烦别人说话；与他职责有关系的时候，也
是一样。每天，他都是躺在社长室里，吸着鸦片烟，在表面上，不但社
务与他没有多大关系，就是世界与他也有了隔离。不过，我却没意想到
他一听了申龙是从军队里回来的；就好像触犯了他的神经病一样，滚起
身来说：
“你叫申龙先生来吧。可是晚报的人位早就定好了。”
“那叫他来做什么呢？”
“我对于从军队里回来的人，我总应当尽力地想办法；你不也是一
样吗？”
我带着这满意的结果，等了两天，申龙来了。
我把他让到我的房间来，他说了几句感谢我的话。然而，他的态度
丝毫也不谦恭，一直保持着一个立正的姿势，让一对大眼睛更加张大些
来注视我，我说：
“朋友，请坐！”
“好！”
他答应了几次，总是没有坐下。他的头开始绕转着，让屋中的每一
角处，都在他的眼睛里留下影子。
“坐下，朋友！”
我用两只手压住他的两肩，恰好把他压落在椅上。他又把椅子扯近
我的床边来；他问：
“我的职务呢？”
我没回答，也没有看他；只是把两只手张开，让肩膀向上耸了一下。
我的姿态感染了他；他失望了，好像连他的生命也在这失望中灭掉。
他问：
“这是什么意思，让我白跑好几次吗？”
“你安心，总会有你的职务！”
他想想，把头深沉下来。他又问：
“那么我住在哪里呢？”
“随便你。”
“我想住在你这房间。”
“好吧！”
“不过，我不知道你来的朋友多不？”
“我的朋友，与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要安静些。”
最后我告诉了他，我的朋友很多。不过我因为刚从军队里回来，最
近还避见朋友。
他高兴着，要去搬东西。我问：
“你现在住在哪里？”
“朋友地方。”
“在道里，道外？”
“你问的这么详细做什么！”
“我想帮你去搬东西，问问你的住址，难道这也是一种罪恶吗？”
他一个人去了。在下午，不知从什么地方他一个人用人力车把东西
拖来了。共有两件同样的柳包，其中一个，在中间断了几条线绳；柳条
还是很完好地连着。他自己由楼下搬到我的房间去的时候，他想一手提
着一个，一次提进来。可是他提起之后，他的腰向后挺斜着，沉重得使
他放开步子踏不稳地面；终于是掮的，掮了两次。
房间很小的，又添了一架铁床，更见小了，竟把我的方桌由地心挤
到墙边去。
我又从报社那里暂借十五元钱给他；他去换一身适当的衣服。
我给他打扫了一次铁床之后，我看着他的行装仅是两个柳包，便想
到也不会有他够用的被褥。从我的床上抽下了一条狗皮褥子给他铺在床
上；顺便又想把他的柳包打开，给他完全铺好。但是我一提柳包，没有
提起来；那柳包里有我意外的重量。并且，还有铁锁锁着；所以他回来
的时候，我问：
“你的柳包怎么这样重呢？”
“你试验过了吗？”
“不，我想替你打开。”
他立刻把柳包的每角检视一下；一个一个地推送到床下去。他说：
“人家的东西，怎么好随便打开呢？”
“那么，你的东西，太神圣啦！”
我讽刺他，我感觉我的脸由眼角温暖下来。他仿佛怕我气愤，故意
凑近我的身边来，拍打着我的肩：
“请你原谅我！”
“自然可以原谅。”
我加重了讽刺的口吻，退后一步，让我的肩脱开他的手；他又凑近
些，我继续又后退一步。
“请你原谅我的苦衷！”
他的声音低沉着，低沉得像在远处。
我很坦白地笑了，让笑来表示，我并没有对他气愤；并且也没有认
为是一件难忘的大事。
晚间，我请他剪了头，脸色新鲜许多；他又换了新买来的学生制服，
皮鞋，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我叫他出去玩玩。他回答我却是：
“我太疲倦了。”
我坚决地扯着他。他拒绝着：
“我永远都不好出去玩的。”
晚刊出版的前三天，社长才决定了叫申龙去担任校对人。可是申龙
对我说：
“我不愿意校对。”
这时候，我觉得他这几天给我的认识，他的个性真是奇特的。于是
我问：
“那么什么是你愿意的？”
“外勤记者。”
“为什么？”
“我可以多接触几个地方，我可以多认识几个朋友，我可以常在外
面逛逛。”
“你忘记了吗？——”
“什么？”
“你永远都不好出去玩吗？”
“……也不一定。”
他说话好像一个姑娘在夜里偷偷送走处女的时代，第二天被人指问
的时候一样。他的眸子流转几下，仿佛拖着一种秘密，时时刻刻想潜藏
在眼角里；最好是避开我。于是我说：
“朋友，我看你太奇怪！”
他坚持地给我一个表示：
“你会认识我的，绝不会对不起你，放心吧，朋友！”于是我再没
有什么异议加在他的身上。并且，我还对社长说：申龙虽然不是一个有
经验的记者，但是他懂得怎样采取新闻，怎样写稿子，他可以照顾整面
的本埠版；总之，他去做外勤记者，没有一样不好的。社长经过几次的
思索允许了。
然而他从开始的第一天起，我已经替他难为情了；为了他几乎使晚
刊没有出版——他出去一整天，很晚地才回来，其他的版页早已排好，
他一个人还是坐在编辑室里冷清地写着。写完了，也不过只是两段三四
百字的小消息，并且所有的字句，也完全不适于新闻的用语。
“朋友，你担任不了外勤记者。”我说。
“不，我一定要多做几天！”
毕竟是一天比一天好些。
同时，也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们难忘的九月，我们永远记忆着的九
月。
在十八的那天，在公园里搭好了几所华丽的席棚，一间悬满着灯彩，
一间高搭着讲台，四角垂着新样的旗子：四分之三是黄布，四分之一是
红蓝白黑四色。中间高悬着万国旗，那里没有祖国的旗子，全数都是新
样的代替了。
龙灯、高跷……一群连续着一群，不断地绕满着公园的四周。锣鼓
响叫着，在唤着游人，像往年元宵节一样；不过游人却不像元宵节那样
多。所去的，都是指定不能不去的人，每个人的衣上都戴着一个记号—
—黄色的，圆形，那上面写着的字是：参加庆祝典礼入场券。
同时我们的报社也正在分配着这种入场券。共有五份；除去申龙和
另外两个外勤记者使用三份之后，还余下两份来；社长拖着那两份送到
每个人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推开他的手说：“社长一个人带着两份
去吧！”
“那还不如让我死吧！”
社长终于没办法；有人主张把那两份丢到纸篓去。但是社长说：
“你是想叫我去住监狱啊！”
其实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意思。
申龙看社长踌躇着，他说：
“怎样都要按着入场券的份数去人，不然的话，社长真要坐监狱
了。”
社长想了许久，说：
“叫两个印刷工人去吧！”
可是印刷工人却说：
“我们工人不是人吗？”
时钟已经快到了开会的时间；社长在编辑室里绕着圈子，最后申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