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我有了办法。”
他利用抽签的方法；结果我分摊了一份，我的心立刻跳起来，仿佛
沦入险难中了。
申龙劝慰着我：
“去吧！”
“都是你想的好办法！”
我抱怨着他，我狠狠地击了一掌，在他的肩背上。他笑了，笑得很
不平常。他说：
“这种机会，我们不应当放过！”
“怎么？”
“这正是我们的教训！”
“哼！”
“这正是叫你去做人！”
这时候申龙被另外两个外勤记者叫出门去；他在门口停留一下对我
说：
“你把我的柳包拿来一个。”
“哪个？”
“随便哪个。”
然后他就去了。
我到公园的时候，各处已经排起整齐的队伍，每排队前都飘着一面
旗子写着什么学校，什么机关，什么公会……他们每个人都像岗兵一样
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岗位。记者比较自由些，可以随便走到哪里去。
不过我找申龙找了许久，只是在公园一条僻静的路上遇见了他的背
影。我喊：
“申龙！”
他回转头来，看看是我，便把手摇了两下。我还叫着：“你等等我！”
他紧紧握住了我；几乎要把我的手指握碎，使我的上身向他倾斜一
下。我说：
“朋友，我们一同走好点，我不愿意一个人在这里。”“我有事！”
“记者有什么事情，看看就算了。”
他甩开我的手：
“再见！”
他走开了，他的步子很匆忙。
会场鸣了三声纸炮，那种响声好像镇压着群众，不许走动，不许说
话。继续着响起大乐来；虽然是欢快的歌曲，健壮的调子，但是却激起
我心的凄冷。
讲台上有人在演说着；突然响了一声惊人的轰炸声；台下形成的人
海里起了巨潮。原有的秩序已经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恢复的了。
当时就证明了那是暴徒投掷的炸弹；不过被伤亡的要人，还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不久又传遍了暴徒逃走了，只是拘起二三十个嫌疑犯。
我被拘留在公园里，有两小时的工夫，然后经过严重的搜查，才把
我放开。
我回到报馆的时候，那里集合着许多人来问我这个消息的详情。我
说：
“我怎么知道详情况。你们等申龙回来，他自然可以知道。”
我们一直等申龙等了好几点钟，他也没回来。我们焦急了，晚刊只
是等着他写这段惊人的新闻。
第二天，也没有听到申龙的消息。我便把他所有的东西检视一下，
在他留下的那个柳包里发现了炸弹。我详细地看看，我便想起他的话来：
“这正是叫你去做人！”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１９３６ 年 ９ 月，上海生活书店）
肖 苓
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不多，总数只有七十几个人，其中女生占了三
分之一。但是我们学校却是很有名的体育专修科。而且我们学校有一个
更有名的同学，每个人都称她是我们学校的皇后。她姓肖，她的名字只
是一个字——苓，这两个字合并在一起，读起来，很方便，声调也很调
和，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容易使人记住，容易使人常常叫起来，叫得
那样响亮。听说她家很穷，才来考我们这个免费学校；所以她从入学起，
没有看见她穿过一件漂亮的衣服，像她女同学所穿的那样的。她每天都
是同样的蓝色衫子，那上面很难找出一滴污点，因为她常洗，常换，她
最爱的是清洁。同学的每个人都很愿意和她要好，不管男的，或是女的。
她的“五十公尺”，“百公尺”，“跳远”，保持着我们几省女子的最
高记录。并且她的年纪最小，眼睛很大，嘴唇极薄，两颊总是浸藏着一
种浅淡的晕红，——所以不知道她的人说她爱涂胭脂。
秋末的时候，总有几日是这样的天色：太阳的边廓淡映在飘起飘落
的云层间，是一团清淡的光团，不温暖，也不刺眼睛，在天面上，距离
不足一丈高的地方。有时太阳的光线，像针一样的锐利，突破了云层，
闪射出来，一条一条地抖跳着；有时，也从云层的隙缝里，滴漏下来，
渐渐地延开一片，或是一条，如同一团野火的反光，染了天面。这种景
色，就是我们的早晨。
起床的铃声，响过了。
我们男生的寝室，仍是浸没在夜境里。窗子上垂着窗幔，是很厚的
绒毡质料，透不进一丝的阳光来。几条铁床，排了两列；我们正舒适地
睡在床上，被边裹着头，脚却赤露在外面。有的鼾声，刚开始响亮。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门被人敲响着，一声连续着一声，好像永远不
会终止；渐渐地，我们床上的被卷滚转起来，渐渐地，一个一个披着乱
发的面孔，从被卷里伸出。于是，有的喊叫了：
“去吧！”
门扇仍是被敲响着，仍是原有的节奏。于是又有人模糊地叫“肖苓！”
开门了；肖苓走近我们的面前，尽量地让洁白的牙齿露出，放开笑
声。
我没去看她，背着她的身子说：
“你真是一个坏孩子！”
“谁是坏孩子？你说谁？”
她故意把笑脸收拾去，嘴角紧皱着，向外伸出，像一只没有脱开树
枝的不知名的红果，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可爱。两手叉着腰急快地走近
我来，在我的床前把脚一顿，她仿佛用这个动作，吓我起来，或是要把
我从房间里驱逐出去。可是我笑了：
“小姑娘！我胆小，你不要吓着我！”
她不想笑，又不能不笑了。但是她仍逼问着我：
“谁是坏孩子？你说谁？”
我用被又把头蒙起来，不去理睬她。
有人却被她的话声打扰得不耐烦了；立刻把头从枕头边离开些，向
她喊叫着：
“肖苓！你是想做什么？你说！你怎么天天跑到我们寝室来，你怎
么天天不叫我们睡早觉！”
“活该！活该！”
她的话有些变了声调。她的头转动了一下，从眼角发现了她的几个
女同学安静的挤在开展些的门旁，观望着她，一阵笑声冲向她来。她的
脸红了，由脸颊红到下颏，走到窗边去。我们寝室共有三个窗子，全被
她扯开了窗幔。
我看她已经不是平常的脸色，我便问：
“生气了吗？”
她不做声。我又问：
“生气了吗？”
她所有的气愤都集中在她的眼角里，给我看，我改成老年人的声音
说：
“你不要生我们的气！”
“偏生，偏生！”
她狠狠地摇动着身子；我学着她的声调回答着她：
“不许，不许！”
“偏生，偏生！”
“那我们将来不给你找好婆家啦！”
于是她紧闭着的嘴唇，被一声清脆的笑声冲破了。她离我没有七八
步远，还是跑跳过来；一边用手指指点着我的脸，一边握着我被端的一
角：
“你还敢说不？”
我很奇怪，她有什么力量这样威胁着我呢？我想最厉害，她也不过
握起拳头来，向我头顶使劲地击两下；所以我不在意地问她：
“那我还怕你吗？”
“怕我！”
“哼！”
我把头摇一下，是让她知道——我怎样也不怕她。她的脸沉落下来
几乎快要贴到我的脸：
“好！”
她在我不防备之下，突然把我的被子扯开，扯落地下去。我从来的
习惯，在夜里，是脱尽了所有的衣服的，就是短短的小裤我也不留在身
上。当她扯落被子的时候，我惊慌了，我两手一抱，只抱住了一条被角，
在胸脯上。我无一丝遮蔽着下身，完全赤露出来——由脚底直到腹部以
上。
“看啊！看啊！”
她像鸟一样地叫着飞开了，引起她在门旁的同学的一片混杂的掌声
与笑声来。
我刚刚起床来；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我们的学校。早起的同学，有
人跑来告诉我：肖苓被张训育员唤去了。
我们知道张训育员是女同学最怕的一个人。她的话，可以使女同学
流出泪来。
我还没洗脸，就跑到训育室去。那门前已经围住了几个人，有的扬
起脚来，把头伸过那几片玻璃糊了一半的纸膜之上，有的拥在门缝旁，
我挤进来，也从门缝窥视着：张训育员与肖苓相向地站着，她们的侧面，
恰好对着我。开始的时候，她们交换了两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不过从
声调上，我分辨出来，张训育员的话，是严厉的谴责；肖苓却在反驳。
“你这个学生，我简直管不了了。”
张训育员尽可能地把脸孔紧皱起来，两条眉间，陷入两条很深的短
纹；临产的大肚子，仿佛是被气愤充饱起来的。她等了许久肖苓的回答，
终没有一句回答她。她的脸色稍稍改变些说：“男女怎么可以那样随便
呢？随便跑到男寝室去，都是不可以的。”
“男生怎么可以跑到我们的寝室去？”
“怎么能扯男生的被子呢？这话传出去，像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也不像；就像扯被子！”
张训育员被肖苓的话塞住喉咙，几乎连气息也呼不动了。于是她转
换了讽刺的口吻说：
“你现在越学越野啦！”
“我野什么啦？”
“每天你都有几封信来……”
“谁要他们给我来信？他们偏要给我来嘛！”
肖苓用力地推开门去了；我们的头在没注意中被门扇撞响了一下。
我摸摸自己的前额稍稍凸起一块皮肉，有些痛热。我正想走开，她又跑
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纸盒；没有看我，只是很用力地把我肩膀推开，她
走进去。可是我很感激她给留上的门缝更大些。
“你看，你检查！”
她把盒盖揭去，一封一封的信被她抖落出来，落到地上和办公桌上。
她又指划着说：
“你看这么多信，只有几封是我认识的！”
然后她说出她所认识的人名来，有几个是她的男同学。于是我身旁
有两个同学红着脸，悄悄地走掉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张训育员说。
“谁要你管！”
“不过以后你自己应当慎重些，不许再那样随便！”
但是肖苓仍是继续敲打着我们的寝室门。又经过了张训育员几次的
斥责，她没有听。
当张训育员临产请假的那天，肖苓没有来，我们几乎睡过了吃早饭
的时间。
我在饭厅里寻视了许久，没有看见肖苓。等到碗筷响动起来，我注
视一下她坐惯的那个座位——距离我有两个桌子，也没有看见她。我赶
快吃完了饭，绕着那桌边走了一圈；——每桌是八个人，这次只坐了七
个人，有一个座位空闲着，恰是她的。
“肖苓呢？”
我们男同学这样互相地询问着，没有一个人来回答。
最后还是由一个女同学的嘴里说出来：肖苓病了。
是肖苓病了。她一个人独自躺在寝室里，没有人看护她；也没有人
陪伴着。她的床紧靠着墙边，床前有一个小木凳，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
个玻璃杯子。墙上贴着一张她的剪影，很像她，只要看见剪影上凸出的
鼻子，就可以认出她来。我们几个男同学走近她的床旁，坐在她侧面的
一只床上。
我们看她还在矇眬中，没人敢悄悄地推动她，唤醒她。
她的脸色，与平常比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她那两颊的红晕淡
了些。
有裂缝的窗幔，透进一缕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我们赶快把窗幔移
动一下位置，让那一缕阳光移到墙上去。
“肖苓！”
我用很低的声音唤着她。她翻转一下身子，一只手腕露出被边；可
是她的眼睛，仍是两条短短的黑线。
“肖苓！”
她随着我的叫声坐起，两手一起地摇摆着：
“你们来了，怎么不坐在我的床上呢？”
她只顾叫我们坐到她的床上去；她却忘记了她那紧小的衬衣，散开
着，白嫩的胸脯，白嫩的乳头，全露在外面。我故意指给她看，她立刻
把两手交叉地放在两边肩头拢抱起来：
“呀——呀！”
她这尖锐的叫声，几乎刺破了我的耳膜。
她又像平常一样地笑了；把被子扯到肩上，用下颔压住被边，给我
们看看那永不改变的笑脸。可是，我们仍想惹起她的笑声来，所以我说：
“这次该轮到我扯你的被子了吧？”
她像一匹老鼠样的钻进被洞去：
“不要你们再和我闹！”
“不闹。我们是来看你的病的。”我又补了一句：“看你的样子也
不像有病啊？”
“那你们就不要看我吧！”
“不，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病？”
“头痛！”
“从来也没听你说头痛过。”
“不然，是我骗你们吗？”
“也许。”
然后她说了：昨天她接到一封家信，她父亲没有一句话不是在骂她。
“为什么骂你？”我问“他接到了我们学校的一封通知书，说我的
名誉太坏。”她说完之后，便骂起张训育员来。我们劝她找校医诊察一
下，她顺从我们的话去了。
我们下午四时后是课外运动。我们三五个人一群一群地到体育场
去。
在体育场里，我们也是分成三五个人一组一组地去练习。我正在跑
道上挖好两个小坑，准备着练习短跑起脚的方法；很远的，我就听见了
肖苓拖着一条叫声冲近来。
“你们看呀？”
她摆摇着一页印字的纸张，顶端印着两个大字——“号外”。我们
的眼睛刚刚接触了特号标题的字句，每个人都像经过一次径赛，冲过了
最后的终点一样了：两只脚没有一点力量，再支撑着沉重的头，沉重的
身子；只是急切地需要休息。
我正想问肖苓：
“你从哪里买来的？”
疯狂了的卖报人，叫卖着“号外”的喊声，已经充塞了每条街头，
充塞着我们的耳孔。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就在那种叫卖声中被占领了，被杀害了。
虽然我们没有听见炮声；但是知道炮声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们；并且
相信终会有一天临到我们的身边。
全埠的学联会开过几次会议。议决开始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
但是张训育员听到了这个消息，她还没有恢复了产前的健康，就跑
到学校里来，她把大门锁了；我们排起的游行队伍，被她锁在校院里。
我们惊奇她；派出代表去质问她。她说：
“自从发生这次从所未有的国难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注意，自然，
你们是更关心的。不过，学校当局屡接到明令，叫你们大家‘镇静’。
并且你们也不要忘记‘读书救国’！——”
“读书救国”这句老朽的口号，在她的话里还是第一次被提出来。
可是肖苓不等她的话说完，便向前跳出一步，脖颈向她伸长着：
“什么叫‘读书救国？’我们的土地都快被人家占完了，我们上哪
里读书？怎么还能救国？”
我们所有的同学为着拥护肖苓的话击起掌来。张训育员脸红了，吓
着肖苓：
“你小孩子，哪里有你说话的地位！”
“我也是代表！”
又是我们同学的一阵掌声。
她喊叫了：
“我们为了维持国家的纲纪——”
“放屁，放屁！”
这是女同学先骂了她。然后我们男同学中有人喊了一声：“打她，
她是我们的汉奸！”
肖苓离她最近，所以她也先遭了肖苓的手掌；其次的许多手掌，她
已经分辨不出究竟是谁的。
当时有几位教员给我们说了许多好话，才把她从我们的重围里拖救
出去。她的夹袍撕裂了，她蒙着脂粉的面孔上，印下我们的指印。她的
眼睛昏蒙着，在我们的身上寻觅着什么；说着：“开除肖苓，开除肖苓！”
果然，在我们游行回来，揭示牌上有一张开除肖苓的布告贴出来。
她自己看着呆住了。许久之后，她奔到自己的寝室去，把散落在外面的
东西，一件一件地收拾起来；她想了想，又一件一件放向原来的位置去。
我们劝她静静地休息些；因为她还在头痛。她不肯，匆忙地跑到训
育室的门前；那门已经被锁了，她猛烈地击了两拳，震落一块玻璃，她
才走开。
她一个人躺在寝室里，一只手遮着前额，直望着天棚。她的女同学
把一条用冷水的手巾蒙起她的头顶。
“你放心，肖苓，我们总有办法。”
许多男同学在她身边劝慰着她。没有一个人再想惹起她的笑声。
我们召集了全体同学大会，讨论肖苓开除的问题。大家一致主张，
要求校长声明开除肖苓的布告无效，不然，我们全体罢课。校长不得不
接受我们的意见，在我们那种形势之下。但是，听说张训育员坚决地主
张辞职；经过校长几次的慰留，几次的慰问，才自动地撤消了辞意。不
过她在学校里对于我们的行动很少说话，甚至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报纸发出了可怕的消息：敌人的炮弹已经逼近了我们。全埠
发生了极大的恐慌，每天在街道上都充满着搬家的人群、衣物。四处的
谣言也随着增多起来。
在各处不抵抗的时候，突然，我们当地的驻军发动了抗敌的战争，
在我们是极意外的。我们欢快得常常合抱着，已经忘记男女的性别。并
且我们全校的学生分开了许多小组，每组有四五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
到各机关，商店，街头……去募捐。男的握着几本簿子，女的提着许多
纸做的花朵。募来的现款、东西，全部送到前线去，慰劳我们抗敌的将
士。
我们寝室的同学，早早自动地起来了；肖苓却躺在床上，她不时地
叫着：
“头痛啊，头痛啊！”
“不好些吗？”
这是在募捐之前，我特意来探视她一下。她半开露的眸子，已经不
是平常那样活泼。她回答我说：
“不好，更痛了。”
“温度呢？”
她不说话，把我的手扯去，轻轻地放在她的前额上：她的手却起劲
地压着我的手背，紧紧地贴着她的皮肉——仿佛怕我感觉不出她的温度
来。我说：
“很热的，是的，很热的。”
她又把我的手移向被边去；可是被我抽缩回来。她用一种烦躁的声
调说：
“你看看，人家的心跳得厉害呢！”
于是，我顺从着她，我的手停留在她的脸旁，任她去安放在什么地
方。
“你的脸，怎么红啦？”
她指着我，我更觉得脸火热了。
她把头藏进被边里，整理一下衣服，然后又把被边推落些，露出她
健美的胸膛来。
我警告她：
“加小心，受风啊！”
“我不怕。”
她把我的手丢落在她胸膛上的时候，她问：
“厉害吧？”
“是的！”
我答应了她，我的手赶快地从她的胸膛上隔开了一些距离：“你这
几天去医过吗？”
“没有！”
“怎么？”
“医生讨厌！”
“你应当少闹些孩子脾气，多看重些自己的身体。”
我站起身来，她问：
“走吗？”
“是的。”
“捐款去吗？”
“是的。”
我把手一摇，走开了。可是，我走出门的时候，又听见她的呼声：
“等等我，等等我！”
我再走到她的身边，看她已经披起外衣来。我问：“做什么？”
“我也去！”
“看病吗？
“不，我要同你们一同去募捐！”
“你不能！”
“怎么不能？”
她一边说着，一边穿着鞋子。我叫她躺下，她不允许。又跑来几个
女同学劝她，她也是同样不听。终于跟一个小组跑了一整天。
昨夜里，不停地咳嗽着，失眠了。
有几个同她要好的男同学，女同学，轮班地看护她。她在那惨淡的
灯光下，手握着一个玻璃杯子，头下倾着，头发也伴随着垂落下来。一
阵咳嗽过后，自己敲打着胸脯喘息着对看护她的每个人说：
“你待我太好了，你睡觉去吧！”
没有一个人肯丢下她离开去。一直看护到她渐渐好了的那天——她
可以从自己的寝室走到另一个寝室去，一次也不咳嗽。同时战事也紧张
起来了。军队整天从街头经过着，辎重车跟随在后面。大商店已经停止
了买卖，门扇和窗子都上了铁锁，每处全散布着哨兵，食指贴住枪枝的
引铁，检查着行人；我们学生都是例外——因为我们左衣袖上都戴着红
色的袖章。
终于在一天的夜里，我们的军队悄悄地退走了。我们疲倦的身子还
睡在梦中。
“起来，起来！”
这样的呼声沿着我们寝室响亮着；接着，就是拳头击打着门扇的声
音。
门开了，我们都穿好了衣服，张训育员不停地来去跑着，叫着：
“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整理整理，最要紧的是书籍。除掉教科书以外，
都抱到篮球场去。你们要听话！如果不听话，发生了意外，学校不负责
任！”
淡淡的月光，铺满着地面。人影交叉的来去着，脚步的响声不断地
在起落。篮球场是所有人的集中地方，四周牢牢地围着一层一层的人群，
像往日等待着名手的篮球赛一样。
“散开呀！”
肖苓的叫声，由远处响过来。她的身子向两旁摇摆着，两手环抱着
一个极大的书捆，问：
“放在哪里呀？”
我们给她闪开一条路，让她走进来，并且指给她看被我们围裹着一
座书山。可是她仍是环抱着她的书捆；虽然她两手已经经不起那样的重
量，发着抖索。
张训育员叫来一个校役，沿着书山的周边丢下几枝燃起的火柴。不
久，便烧着了几处的火苗，渐渐地连成了一个火环向书山的顶端爬行着。
火焰伸缩着，张大着，把我们脸色染红了；我们仿佛等待着燃干了
我们的血流，烧焦了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自己举行着火葬。
我们没有说话，动作也很简单——摸搓着手掌或是踏着脚。注视着
火焰中的书本，书本上作者的名字：马克思，列宁，甘地，孙中山……
渐渐地都变成被夜风飘走的纸灰。
肖苓呆立在我的身旁，仍是抱着她自己的书捆。我拉住她几条发丝，
她的头随着我的手，转向了我。我说：
“丢进去吧！”
“不！”
“早晚不都是一样要烧的吗？”
“我等到最后！”
“那么你不好放下吗？”
于是她把书捆放下；她看看火苗不时地伸向她的书捆来，又移动了
一下，让火苗接触不到她的书捆。
张训育员对校役说：
“快快，把国旗都找来！”
“你怎么不说‘读书救国’啦。”
肖苓好像把所有的怨气都吐露在这一句话里。张训育员只是长吁了
一口气息。肖苓还想说些什么，被同学突起的骚动打断了。
我们的眼睛全集中在一处——七八丈长的旗杆顶点像有一块模糊的
彩霞飘落下来。
突然有几面国旗丢向火中去，肖苓立刻抢了一面，她用手摆动着，
叫着：
“中国不亡！中国不亡！”
这叫声仿佛冲裂了我们每个人的每个毛孔，落着一滴一滴的鲜血。
“安静些！现在是多么危险的时候。”
张训育员的话，不但肖苓不听，而且我们的同学都伴着肖苓合叫起
来。
这时候，我们的叫声传遍了世界，占有了世界。
没有天亮，我们的城市就发现了新样的军队，并且有一小队开进我
们的学校。张训育员称他们是——“友军”；她叫女生搬出行李，把寝
室借给“友军”住。女生却是野狗一样找寻着自己的住处。她们去问张
训育员；张训育员却说：
“你们随便吧！”
我们男生看着她们有的哭着搬运着自己的行李，便一个一个地推开
她们，我们男同学甘心代替着她们。
这种工作，从我们同学起，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男同学刚刚给她们搬完所有的东西；中断几天了的起床铃声，
又响了，张训育员说：
“照常上课！”
可是我们拒绝了。
每天看着“友军”，在我们的院里一天比一天增多。各处都挤满着
“友军”的炮车，马匹……校门前堆起两座防守的沙袋，设了岗兵。从
那天起，校门便隔绝了我们的去路。“友军”允许我们走的只有一扇小
小的后门，出入都有刺刀对着我们在受着严重的检查。女同学中除掉肖
苓另外一两个人，几乎是整个星期留在校里，不出去一次。他们每天团
集在一块儿悄悄地谈着些什么。肖苓却像我们的侦探一样，跑来跑去地
给我们传布着消息：开走了多少兵，开来了多少兵或是又占用了我们的
几个房间，占用了我们多少器具；或是其他一些什么话……
“张训育员来了！”
这又是肖苓在告诉我们。
“今天一定要照常上课了：不能再拖延一天！”
我们仍是拒绝着。她又说：
“这是‘友军’的命令，叫我们学生立刻恢复常态，并且要筹备一
次慰劳‘友军’大会。”
于是我们第一小时就开始了慰劳“友军”大会中的一项课程。但是
我们在教室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那个新来的教员便把张训育
员找来。张训育员沿着我们的书桌，一个一个地检阅着，用笔记下缺席
学生的名字。然后他扯去一把空闲的椅子在讲桌旁坐下，看守着我们。
那个新来的教员等待她说话。许久，她说了：
“在最近两天，你们一定要把‘新国歌’唱熟！”
然后新来的教员用手打着拍子，给唱过了一次简谱，又唱起歌词来
——她唱一句，我们便随便哼一句。但是她唱到——……人民三千万，
无苦无忧（“新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
们的声音，一同瘖哑下来。张训育员在讲桌上击了一掌，叫：
“怎么的？你们想怎么的？”
肖苓还给她一掌，在书桌上：
“你亡国奴，你走狗！”
“叫你一个人唱；你不唱不行！”
肖苓唱了：
“……人民三千万，如猪如狗……”
新来的教员，脸色红涨着，离去了我们。张训育员暴躁的气息，冲
向着肖苓：
“这个消息传出去，你还想活吗？”
“我不活！我也不愿意做亡国奴！像你。”
但是，那天“友军”伤兵的病院，派来一个“曹长”（同我们军队
中的下士一样）与张训育员“接洽”好了——我们学校派去五个女生，
去看护伤兵。
那时候，我没有在校内，不知道我们五个女同学是怎样被“友军”
抢去，威逼去；不过我知道其中有肖苓。我正想询问询问当时的情形，
看见肖苓和另外四个同学已经冲进学校来；同时有大批的“友军”把我
们学校包围了。
我们全体同学受了一次严格的检查之后，派去看护伤兵的那五个女
同学的左胳膊被系在一条麻绳上了——同屠场中的牲畜一样，已经有两
个人哭着，失去了声音。
一个“友军”的大尉愤怒地教训着张训育员。他的话是由他带来的
翻译人的口中译出：
“你看看她们是什么样的学生！——”
张训育员规规矩矩地站着，她的身子抖索得那样的厉害，几乎要引
起我们的抖索来。她点着头，做出笑脸：但是她的皮肉异常死板，没有
微动一下；只是裂开嘴，裂出一条纯白的牙齿来。
“——叫她们去看护伤兵；是叫她们谋害伤兵吗？”
“怎么？”
“有一个伤兵被打了一茶杯，脸都打破啦！”
“谁呢？”
“我正要问你是谁？”
张训育员转过头来问她们：
“谁？”
“我！”
肖苓答应了。于是她被“友军”的大尉抓着衣领，扯到我们的储藏
室去，门前多添了一个岗兵。
我们同学天天想去探视肖苓，“友军”没有允许过一次。不过每天
可以去送一次吃食的东西，除开水果外，要由岗兵慎重地检查一下，再
转给她，有一次岗兵从米饭里检查出一枝短短的蜡笔，他告发了，便停
止了三天给肖苓送东西，后来，有两个聪明的女同学，想出了方法：剪
了一条纸条，写了我们所要对肖苓说的话，搓成细细的小卷，同一枝小
铅笔头，从香蕉有黑斑的地方插进去，在果皮上辨识不出丝毫的破绽来。
不久，岗兵对我们说：肖苓吃不了的香蕉又还给我们。我们在香蕉里查
出了同样的纸卷（是从我们包水果用的纸张撕裂下来的），有小小的几
个字迹：
“同学们，我感谢你们照顾我，你们也可以来看我，只要在夜深两
点钟，岗兵睡的时候。”
于是我们有许多同学看过她了。
一天我也决定去看她一次，便一直等到夜深两点钟。
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几个浸透灯火的窗子，也只是染黄了窗沿，
窗沿下一块小小的地方。
已经是初冬了，雪花在黑暗中偷偷地飘落着，地上积满了一层雪面。
四处没有一点的音响。“友军”正安安静静睡着好觉；也许校门外
的岗兵还在清醒着。
我拖着轻悄的步子，沿着楼房的墙壁摸索着，一步一步地踏破了完
整的雪面。
在楼房的转角处，我停下来，听一听，仍是一点没有音响。于是我
注视一下面前的窗子，有半面窗扇张开着，堵塞着望不尽的一团浓黑。
我起劲地扬起手来，抓住了窗上交组着的一条铁条。我悄悄地拖长着叫
着：
“肖——苓！”
“啊！”
“你好！”
“谢谢你，你是谁？”
“你听不出来吗？”
“啊！啊！我要摸摸你的手！”
于是我把手伸进窗去，她用两手握住了，极力向她的怀里拖扯着，
几乎拖掉了我的手指——因为窗沿隔开我们有一尺多的距离。
我所要问她的话，全忘记了。我想了想，仿佛是要给她买些食品；
所以我说：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办到！”
但是她说的话是：
“我要出去！”
两个月后，我们院内走出了一个瘦弱的姑娘，两手与脸孔生满着一
层一层的疥疮……我们已经记不起她就是我们以前的肖苓。
（选自《没有祖国的孩子》，１９３６ 年 ９ 月，上海生活书店）
农家姑娘
我们走了几百里的行程，作了两昼夜的苦战，终于在一处击败了敌
军。而且我们为了追击他们，又过了一天的工夫，走过好多的乡村。可
是，最后我们疲倦了、饥饿了。于是，我们的全部队伍开入一个大的乡
村停下了。
这里，有好几十家住户；不过，没有一家蓄着猪，或是马；只有一
家地主养着一匹小驴。据说他们完全困在战争的贫穷中，没有食粮，几
乎吃尽了春耕的粮种。
我们呢，虽然是胜利了；但是那种兴奋、快感，也只能稍稍解除些
我们的疲倦，却解除不了我们的饥饿；所以除去负有勤务之外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