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肯放过他，检视了他的行囊，又检视了他的每个衣袋，甚至要撕裂
他的棉袍，拖出袍内的棉花来。可是，在他的行囊中，衣袋里，并没有
检出任何的物件。不过，仍不肯放过他，还在严厉地诘问他：
“从什么地方来？”
“哈尔滨。”
“往什么地方去？”
“东宁。”
“东宁？”
“是的。”
“喂，你是私自去苏联的吗？”
王之民很自然地扬高了头，很自然地做了一下手势，仿佛以他最坦
白的心境说：
“不是的；我家在东宁。”
“你家是做什么的？”
“种田”
“你是做什么的？”
“学生。”
“既是学生怎样可以随便回家呢？”
“现在不是放寒假吗？”
“……”
“……”
王之民终于被检查完了，终于到了东宁。可是他在东宁没有家庭，
也没有友人，他投入了一家叫东平栈的旅店。在旅店留宿的客人，都要
在店簿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事由。他也同样地写了；
赵列天，哈尔滨人，现年二十一岁，学生，访友。
东平栈是很大的车店，有旷大的院场，有长列的房屋；泥草的墙壁，
纸的窗子。这里的主人，是一个胖胖的老妇，她经年留宿着过路的载重
车辆，或是过路的农家旅客，同时，她还有一种秘密的生意，是这样：
偷偷地把王之民推进她的房屋去，给他倒满一杯茶。她问：
“出国吗？”
“是的。”
王之民心里还跳动了几下，有些疑惑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出国呢？”
“你看看我的眼睛！”
她把头送近他，让眼睛闪动了几下，意思是在表示她的眼睛是如何
的明亮，如何善于辨识着旅客。
王之民笑了，他说：
“我以为不知要费多少事；你的眼睛太好了。”
“先生，我就是凭着眼睛吃饭呢！”
“那么你的眼睛比金子还要高贵！”
“少说些吧，我也是凭着头吃饭呢！”
“怎么？”
“不知道哪天让人家告发了，我就遭祸了，这不是凭着头吃饭吗？”
“你怕吗？”
“怕？哼，怕什么，为了生活。”
最后，她问：
“先生，你哪天走？”
“最快才好。”
于是她立刻找来一个姑娘。王之民惊奇着问：
“没有男人吗？”
“先生，少说些吧，是走的时候了！”
夜了。
院内，有几间马棚系满了马群。靠近墙边的地方，停放着车辆，被
豆袋集起的影子，仿佛是一列模糊的土丘。守院人提着灯火，随处徘徊
着。车辆的主人，在温暖的土炕上，已经响起了甜蜜的鼾声。
王之民整理好了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包裹，其余的，便丢给了东平栈
的主人，又问：
“多少钱？”
“先生，随便你吧。”
王之民从六页五元的钞票中，拖出了五页给她；她谢了他，并且嘱
咐了她找来的那个姑娘怎样照顾着这位旅客，使他在旅途上安心些。
夜深了。
这个小城市，完全睡熟了，死般的寂静，充满着每处，没有任何的
声音，骚扰着熟睡者的梦境。
这时候，东平栈的主人用许多的好话送别了王之民，使他伴随她找
来的那个姑娘走去。
天上满着明亮的月光，没有被走过的云块遮过一刻，雪路披着月光，
异常明亮，遗下的黑影有着清晰的轮廓。不过寒风不住地冲来，冲去，
搜取着雪路上的积雪冲向远边去。
他们两人默默地走着，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有时，只是相望一下，
然后，便避开去。
在临尽街边的时候，姑娘终于说话了：
“先生，如果有人指问我们，你要说我是你的妹妹。”
“你姓什么？”
“你姓什么，我便姓什么。”
“聪明的姑娘！”
王之民一面低声地自语着，一面减慢着步子，留在她的身后，注视
看她：黑色的发辫，黑色的短袄短裤，短的毡靴，黑色的影子，随着她
的步子移动。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兰。”
“小兰？”
“是啦，这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我要知道的是什么？”
“是什么？如果有人指问我们做什么去呢？”
“做什么去呢？”
“你就说，去找我们丢了的羊羔！”
“说丢了牛不好吗？”
“随便你吧！”
街路的近边。连着无边际的雪场，日久的积雪，已经加高一二尺的
地面，由行人踏开的小路有三四条割断着雪场，深深地陷入雪中，望开
去，仿佛在纯白的雪场上，被人染了几条黑线，也仿佛是被人分割了的
一块白银的世界。四处没有一株老树，没有一条艳丽的色调，所有的只
是一些凸起的雪包——不知那是被雪遮埋了的草堆，还是失去了主人的
坟墓？
城市的灯光远了，淡了。
他们走着，身边的景物，渐渐地离远了他们，只余下了天边的环形
绕裹着他们，月亮投落雪场上的光辉，不住地诱着他们的眼睛，为他们
在跳动着小小的银星。
“这边走！”
小兰引着王之民从雪场上转了去向，走过了一条小小的冰流，渐渐
地走入一列丛林中。小兰的嘴唇，送近王之民的耳边，仿佛是一对情人
要开始密语了，她说：
“站下。”
然后她又说：
“蹲下。”
于是王之民站下了，又蹲下了，他的身体随着没人了雪面，只让他
的头留在雪面上，望着落尽了叶子的小枝，在他眼前组成着蛛网一样。
他问小兰：
“你要往哪去？”
“不许你说话，这里是最难走的地方！”
“怎么？”
“有岗兵！”
“中国的吗？
“那么你以为到苏联了吗？”
她自己几乎笑了，悄悄地又走开了几步，伸长着脖颈，从丛林中探
视着外面，然后她好像命令着他说：
“快走！”
两个像两匹小兔一样，窜出丛林，窜向远方去。
这样寒冷的气候常常冻僵着野兽，冻死了行人，在他们好像没有感
受着，而且流了汗水。
在两条河流交流的地方，小兰站住了，伸出她的手指指着前面说：
“去吧？”
“我自己吗？”
“那么我还跟你去吗？”
“不，我是说到了吗？”
“我告诉你这一条是绥芬河，这一条是瑚布图河。瑚布图河这边是
中国，那边是苏联。”
“我怎样走啊？”
“你要走过瑚布图河，呸，再沿着绥芬河一直走，你如果听见有人
叫你的时候，不要跑，要站下，举起你的两手……”
“不要说吧，这我比你明白——”
“那么你去吧！”
“你不可以多送我几步吗？”
“你怕吗？”
“我要去的地方，我怕什么；我是因为这段路不熟识，你明白我的
意思吗？”
她气愤了，又继续引着他走去。
冻了的河流，在雪下完全失去了原形，被雪饰成了一条平坦的大路，
两岸做了大路的边界。不过这条大路，却使人放不开大些的步子，每步
都要试探着踏下去，不然，便会滑倒了。
月亮已经由天面的斜方移至中点，月亮直射下来，路上更明亮了些。
可是吹过的夜风，却暴了，冷了，好像有着钢针，刺入了毛孔；而且，
拖着一种嘶叫的声音，在震碎着这般的寂静。被风卷起的积雪，便像细
薄的白纱一样，被飘来，被飘去，在遮塞着向远处投开的视线。
小兰一边走着，一边用愤恨的眼色注视着王之民，有时，故意把嘴
咬紧些，表示她有着更多的愤恨。王之民拖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喘息了，
他却笑着说：
“姑娘，不要生气吧。”
“那么，我回去吧？”
“再走几步。”
“再走几步送你到莫斯科啦！”
“莫斯科还远着呢。”
在谈话里，仿佛引起了她的兴趣，脸色的气愤神情，淡了些。并且
她还在问着他：
“莫斯科有多远呢？”
“西伯利亚铁路你知道不？”
“不知道。”
“那我怎样告诉你呢？……就是很远很远的吧。”“多远呢？在天
边？”
她张望着远方，在夜色中的模糊的天边。王之民给她摇着手，使她
的眼睛转向了他，他说：
“你不知道莫斯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认识绥芬河、瑚布图河呢？”
“这是我常走的地方呀！”
“常走？”
“是啦，常常送人，像送你一样！”
“为什么要用女人呢？”
“男人如果让中国兵抓去了，就要坐监了，杀头了。”
“女人呢？”
“总比男人好些！”
他们谈着，已经走上河岸，地上的积雪更高起些，几乎高过了他们
的膝骨。小兰一步交替着一步，向前走着，仿佛已经忘去了她的归路。
王之民没有一刻不是在注视着他的身外；虽然没有任何的响声惊动他。
突然，小兰笑了，她说：
“这次真快送你到莫斯科啦！”
“不，还远着呢！”
“你是去莫斯科的吗？”
“是啦，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许多人私自去莫斯科？”
“这更不是你所要知道的！”
他沿着绥芬河望望自己的去路，又望望她的归路，然后他很严肃地
向她说：
“很远了，你回去吧！”
“不！”
“我谢谢你这次的辛苦！”
他从衣袋里扯出五元的钞票，送给她；可是被她拒绝了，他问：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私自去莫斯科呢？”“让
我这样告诉你吧……因为莫斯科有工作，有饭吃，有许多好玩的地方，
不轻视穷人，还收留穷人，人与人都是一样，一样地工作，一样地吃饭，
一样地……”
“人家说莫斯科是穷党的地方。”
“那是人家骗了你！”
他转过头，看着被他们踏破的雪面遗下的脚印，延开着长长的一条，
他说：
“太远了，你回去吧！”
“不，我也要去！”
可是，她终于被他拒绝了，她哭了，别了他。
三年后，王之民为了“九·一八”事变归国了，指挥着一部义勇军
攻入了绥芬河，又攻入了东宁。
在东宁，他趁着仅有的一些机会，探询着东平栈主人与小兰的消息，
可是终于没有见着她们，只是听着人家传说东平栈的主人，因为很大的
罪名被判了死刑，小兰到莫斯科去了。
（选自《战地》，１９３８ 年 ４ 月，上海北新书局）
舰 上
我做海军学生的时候。
我们四五十名同学被分成十几小批，每批的人数不一样，有的多些，
也有的少些。驾驶班有我与马斌元，轮机班还有三人，我们是其中的一
批，被学校派往舰上实习。
军舰的名字，叫江清，是欧战以后中国分得的胜利品之一，已经老
朽了，它的年岁也许比我多一倍，不过它仍有着日尔曼民族的姿势：雄
伟，健壮，它的尾部，仍有德国的文字记载着它诞生的地方和时日。我
们常从那些遗迹上追想它所经历的故事，怎样地承受着光荣的下水典
礼，又怎样地遭遇了惨酷的战争，更怎样地被人俘虏了。这常使我们感
受光耀、恐怖、耻辱，常使我们谈尽了整天的时光。也许是因为长久的
军训生活苦恼了我们，舰上新鲜的生活迷惑着我们，感到了意外的欢快。
可是，不久舰长分给了我们工作，轮机班的三人，穿了蓝色的工作服装，
走入了机舱。我与马斌元仍穿着学生的制服，留在舱面，在大厅后面的
一间舱房，做了我们两人的寝室，每天听候舰长支配，教我们一些已经
熟知了的升旗降旗的敬礼和一些海军方面浅近的常识，久了，我们便厌
倦了。
当舰长发出江清沿着松花江巡游的消息以后，我们欢快地跳起脚
来。我们用了一天的工夫，告别家人、友人、同学，买了一些应用的东
西和两筐水果。
月亮已经退去，太阳还没出来，天上荡着一层膝胧的雾色，模糊了
每个人投向远处的视线。江上浮着一种轻气，随着波流，流向远方去。
不时地响着雄鸡的鸣叫，很清脆地透入耳孔，使人可以听出是在远处，
或是近处。暑天的晨风，也裹着一种清凉，浸入皮肤，使人感受到意外
的舒快。在这时候，江清舰已经开动机轮，驶行了。
沿岸新鲜的景色诱着我们，使我们常停止了我们所要实习的工作。
在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的地方，我们站在甲板上，手握住铁栏，垂下头，
望着混黄的松花江，沉浊的黑龙江，仿佛是两条异色的轻纱，在风里飘
荡着，拖着舰底。几里以外，两条江水合流的边缘，仍遗着异色的纹痕，
好像它们永远不会溶成一色，溶成一条江水。
江清舰近了三江口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以后了。
江水隔成的两岸，有两种景色。属于苏联的一面：绿色的树间，飘
动着红色的旗子，房屋镶着精致的玻窗，浸满着阳光，草地上散着交叉
的小径，散着一些步行者，虽然辨不出他们是年老的，年轻的，但是从
他们的衣色上，可以知道是男人，或是女人，从歌声中，可以知道他们
是在同样的欢乐中。属于中国的一面，只是一片无边际的荒原，有几处
堆集着一些简陋的小房：泥土的墙壁，草茎的房顶，破了窗纸的小窗，
任着风吹雨淋；路上异常地安静，没有任何的骚动，有时候，也许会听
见几句拾柴孩子惯唱的歌谣，或是乞讨者哀求的呼声。江清舰就是靠近
这一面投下了铁锚。
不惯航行的人，像我与马斌元在这航行中，也感到了疲倦，虽然在
几处的码头有过几次的停留。
在三江口停泊后，我们立刻恢复了健全的精神。
我们因为天气太热，并且看见苏联海军士兵练习跳水，便默默地换
了游泳衣。可是苏联的海军士兵在岸旁的一处，有他们细粉一样的沙滩，
有他们乘凉的白色布棚。我们呢，只有舰上的甲板，一块小小的地方。
从餐厅中，我们每人暴饮了一口酒，叫了一声，便投下水去。
在刚刚投入水中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清凉，过了一刻，便感到了波
流的温暖。马斌元只顾摇摆着胳膊，迅速地驰过水面，使我落后有十几
步的距离。不过他游泳的成绩，并不比我好些；我最好的记录，是一千
多米。他只有六七百米。可是他为了苏联的海军士兵注视着我们，赞扬
着我们，他一直顺着水流泳去。在四五百米的地方，我唤了他，才转回
了方向；还没有游过一百米的时候，我看他喘息了，他的力量已经抵不
住迅速的逆流。我看较近的地方，正停泊着一只苏联的红星舰，我指给
他了，意思是让他握住锚链或是伸入水中的钦梯，休息一刻，然后再泳
向我们自己的舰去。可是，他不听从我，仍逞着英勇，继续泳行，终于
让波流遮没了他的面孔；他的全身，只余下一块小小的皮肉，留在水面。
我惊跳了，叫了一声：
“呀———呀！”
这时候，红星舰上有一个人影，突然投落水面；于是马斌元才脱了
危险，被拖到红星舰上。
我到红星舰上的时候，马斌元已经被放在客厅里，有医生正给他注
射药针。四边都围满着士兵、军官，他们的服装与我们几乎是同样的质
料、颜色，所异样的，只是他们的帽边比我们多了一个五角的星形。我
伸长着脖颈，注视他们，想认出他们谁救了马斌元。可是，好像他们都
比我高些，我的视线透不过他们人丛间所遗下的缝隙，所以我问了：
“我要知道，是谁救了我的朋友。”
“我！”
回答我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士兵，有着深蓝的眼睛，高起的鼻子，
他的衣服，完全被浸湿了在滴落着水滴。
我问：
“你的名字？”
“苏斯洛夫。”
“我感谢你的好意！”
他笑了；然后他为了照顾马斌元也没有再向我说些什么。可是我又
唤了他：
“你看看！”
“什么？”
“你的衣服太湿啦，换换吧！”
他却为我猛力地拍打了几下胸脯，表示他的身体不怕任何的损伤。
直到马斌元清醒了，苏斯洛夫才换了衣服，划着舢板送我们回了军
舰。
我们的舰长为了感谢苏斯洛夫，送了一件并不贵重的赠品。
可是，以后他不允许我们再去探访苏斯洛夫。有一次我们练习舢板，
划过红星舰旁，我们只叫了苏斯洛夫的名字，他便斥责了我们，好像我
们违犯了海军最大的禁令。
有一天的早晨，落着暴雨，雨滴同弹粒一般地从高空中射下来，打
着舰面的钢铁发出了响声。舰外的四边，完全被沉重的浓雾遮没了。暴
风，一阵一阵地激起了江上的波浪，仿佛是海上涨了海潮；军舰就像婴
儿的摇篮一样摇着我们，催眠着我们，可是，有人唤醒了我与马斌元，
说有人要见我们。
我们还没穿好衣服，便跑出去了，暴雨立刻湿透我们的衣服，使我
们不能尽量地张开眼睛；像这般的暴雨，仿佛是我生来第一次遭遇了。
“谁找？”
我们停在甲板上问了一声，没有人，又跑到客厅，也没有人。我们
正要向回跑去，有人唤了我们。我勉强张大些眼睛，向四外探视着问：
“谁？”
“这里！”
是苏斯洛夫，与另一个我们所不相识的士兵，他们握着我们舰旁的
铁梯，使他们坐着的舢板，停在我们的舰旁。苏斯洛夫向我们摇着手，
好像怕我们从视线中遗掉了他。我们跑近他去，马斌元问他：
“有事情吗？”
“没有！”
我很奇怪地问他：
“像这样的大雨，那你来做什么？”
他拢了手，仿佛雨再大些，他也不怕，他说：
“我是向你们来辞别的。”
“你们的军舰要开走吗？哪天？”
“一点钟以后。”
我们很恋着这位热情的朋友，在雨天里，向我辞别，而且，他又没
有多余的时间，使我们尽情地招待他一次，我们不住摆起头来。他却错
会了我们，他问：
“你们不喜欢我来吗？”
“不是的，不是的！”
“那么，你们怎么总也不去看我呢？”
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只有用坚决的表示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苦衷。
最后，他站起了，挺直着身体，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来，让我们去握，
他说：
“希望你们做我的好友！”
我做海军练习生的时候。
因为中国武力接受中东铁路，中苏开始了战争。因为预防苏联海军
侵入松花江，我们全部的军舰开往了三江口附近的地方。因为多数的防
地，我们全部的军舰也不敷支配，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又从航务局借了
几只货船，四边装置了钢板，舱面上设了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命
了舰名，便做了我们的军舰。舰上仍是从前的船员，只是加多了一二百
陆战队的士兵，几个海军毕业的学生，由陆战队的中队长负全责指挥。
我、马斌元与另外的两个同学，被派在同一舰上。开走的那天，有
很多欢送我们的人们，好像在欢送着他们最伟大的英雄，也有青年，从
人丛中摇起拳头，破着喉咙，喊着反对我们这种战争的口号；我们的心
情，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舰还没有驶出二三里地的时候，我们便绕着客
厅的方桌，饮起酒来。只看见空了的酒瓶，一个一个地加多了，却很少
谈着我们将来要遭遇的战争。是醉了？还是清醒？我们悄悄地唱起了：
别了，别了，
这里的山河，
这里的园林
……
这歌唱的调子，好像是在默语着我们只有去路，很难寻找我们自己
的归途，好像在埋伏着我们对于这种战争的疑问。好像……
天黑了，我们这四个醉人，都沉入自己的默想中，不让任何的骚音，
扰乱了我们醉人所保持的寂静。
舰头留了一个水手，持着一条长长的木棒，不时地捶入水中，立刻
又拖出水面在试探着水深：
“八尺！”
或是：
“九尺！”
大副听了，便向着通入机舰的铁筒，用着俄人惯用的言语指挥着：
“‘马累’（俄语慢些的意思）。”
或是：
“‘包舍’（俄语快些的意思）。”
这声音很清地透入客厅，透入我们的耳中。
几天以后，我们不知道已经走近了什么地方，只听见轰炸的声音，
近了我们。
陆战队的中队长，命令我们配置好了炮位，命令大副使舰向前直进。
我从衣箱里，找出望远镜来，希望看见我们前方的一切景象；可是
一切都在遥远的渺茫中。
不久，中队长派了一个士兵，在舵楼上做着旗语；我从望远镜中看
见了前方的舰影，漫没江面的炮火。不久，中队长喊了发炮的命令。
第一炮是马斌元指挥放出的；他那勇敢的姿态，表示着他最大的复
仇的决心。
我叫了他，问他：
“你了解了我们这次的战争吗？”
他只顾前方，没有睬我。我又问：
“小心些，那里也许有我们的朋友呢？”
“朋友——谁？”
“忘记了吗？——苏斯洛夫。”
“打的就是他！”
“为什么？”
“他正是我们的敌人。”
这战争经过两个月的时候，我们陆军防守满洲里失守了。苏联的海
军、陆军，沿着松花江占领了富锦——我们的海军，已经败走了，每只
军舰的钢板，都遭了炮轰，遗下一些破碎的洞孔，而且有一只是江防舰
队最大的江亨军舰，因为苏联海军的威胁，自动地沉入江中，还有几只
被扣留了——因此我们有些人便做了俘虏。
俘虏的生活，在人的想象中，是多么可怕的悲惨的待遇。绝不会有
人相信我们却是如此的安适，有菜汤，有面包，任着我们随意的动作、
谈话。而且我们恰好是被留在红星舰上，有我们一个友人苏斯洛夫；在
他值班看守我们的时间里，总是提来他的手风琴，为我们奏起歌来。在
每节歌停息一刻的时候，他总要说一句：
“朋友们，快乐些！”
可是，马斌元仍是垂着头，耸着肩，从眼角边敌视着苏斯洛夫，仿
佛永远认为苏斯洛夫是他的敌人。
“老友，你也要快乐些！”
苏斯洛夫这样劝慰他，却更激动了他的反感，狠狠地指问着：
“既然做了俘虏，能有快乐吗？”
“俘虏？——不是！”
“不是？”
“是的；我们把你们看做友人一样。”
“友人？”
“是的！”
“……永远是敌人！”
苏斯洛夫没话说了，默然地笑了几声。马斌元跳向他的身边去，警
告他：
“你不要以你的胜利来向俘虏骄傲，听见没有？”苏斯洛夫转向了
我，抽动了一下嘴角，好像要我来批评他们俩人间究竟是谁错。
马斌元也许便误会了苏斯洛夫，气愤了：
“你离我远些；看看，认识吗？”
他伸出两只拳头，送近苏斯洛夫的眼边。苏斯洛夫把头更加倾近他
些，仿佛准备接受他的拳头。
“你是要这样吗？”
“嗯，差不多！”
“你还要怎样？告诉我！”
“告诉你，表示我不屈服你！”
“我没有要你屈服！”
“告诉你表示中国不屈服苏联！”
“苏联也没有要中国屈服！”
他们常常这样吵嘴，使我感受十分不安，甚至在夜里失眠。
可是以后中苏停战了。苏联占有我们的土地又归还了我们。
我们被释放的那天，苏斯洛夫先把这消息传给了我们，这种兴奋，
使我们失了常态。在吃早饭的时候，苏斯洛夫为我们送来一瓶酒，满了
几杯，分放在桌边；他自己先举起一杯，举过他的头顶，高呼着：
“朋友们，祝福你们安好！”
马斌元握起一杯，投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杯碎了，酒流开了。
可是苏斯洛夫送行我们，还说：
“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好友！”
我做海军候补副长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了。
日本由沈阳展开了战争，抢占我们东北的土地。在绝大的威胁下，
我们的陆军，有的投降，有的退走，有的反抗；我们的海军完全被日本
的暴力屈服了，松花江的江防舰队，已经接受了日本指挥的命令。
不久，日本做了一面新的旗子，红、蓝、白、黑，占了全面的四分
之一，其余的，完全是黄色，不久，便悬遍了东北的土地，悬在我们的
舰上。
不过，有许多地方，仍集中着我们的义勇军在抗战着，在夺取着已
经失去的城市。并且松花江依兰以外的地方，仍由我们原有驻防的陆军
固守着。因此，我们海军接到了进攻依兰的命令。
依兰的驻军，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宁肯牺牲自己的父母、弟兄、
姊妹……以及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疯人，我们的思想非常清醒，我们
既不能援助他们取着同一的战略反抗我们的敌人，我们又怎能忍心援助
敌人去杀他们？
可是，我们终于向依兰出发了，终于向依兰开放了炮弹。
舰上新配的两只迫击炮，由我与马斌元负责指挥。我连续地发出了
两炮，他却同木人一样地停着，炮旁的几个士兵都在等待他的命令。于
是，我叫他：
“发炮啊！”
他仍是不动，我又叫他：
“指挥官要你发炮呢！”
这时候，我们舰上所有的炮，同时开放了一次，最后一炮是马斌元
指挥放出的，炮弹飞向江中去。我怕他受指挥官的惩罚，向他说：
“瞄准！”
他从衣袋中拖出了一块手帕，遮住了眼睛，我问他：
“你哭了吗？”
他哭出声来；我制止他，还在喊：
“瞄准！”
“是的，瞄准。”
于是，他指挥的第二炮发出了，燃起了依兰一角的火焰，散着浓烟。
可是，我也哭了。
在几天内，依兰的驻军，沿着松花江、佳木斯、桦川、富锦退走着，
我们的舰队，直追到三江口，仍是不住地轰击着，退走的军队，被迫退
入了苏联的领土。
为了预防退走的军队再次的反攻，我们的舰队暂时留守三江口。可
是我与马斌元经过几次的计议，另有了秘密的决定。
在我们发见红星舰以后的一天深夜，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江上
只是流动着的灯光。我们约会了两个值班的岗兵，偷偷地落下一只舢板，
立刻划向红星舰去了。在我们划近红星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舰队中的
哪只舰的岗兵发觉了我们，向我们放出了几粒枪弹，同时，红星舰上的
岗兵也拖着步枪，瞄向着我们，我们说了些话，又交去了我们的枪与弹，
才允许我登上了甲板。然后，便见了红星舰的舰长，说明我们是追随退
入苏联境内的军队去的。于是，他派了几个水兵，护送我们登岸。可是
苏斯洛夫从睡中被人唤醒了；他看见我们，便拖住了我与马斌元：
“我正担心着你们呢！”
他为了友情的留恋，自动请求舰长护送我们。舰长允许了他，他便
与另外的几个水兵，领我们走上舢板。
我们这次坐在舢板上，心里很安静。虽然仍是我们原有的舢板，但
是前面却多了一面苏联的红旗，后面多了一盏红灯。
江水打着舢板，向我们的脸上不住地溅着水星。苏斯洛夫一边划着，
一边向我们谈着：
“我绝没有想到还有会见你们的一天；你们呢？”
“我们也是！”
这是我答他的。马斌元始终都在沉默着，好像他已经是一个哑子了。
苏斯洛夫唤着他说：
“船快近岸了，我们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朋友，我们谈谈吧！”
马斌元没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息。我知道他是在留恋着
已经失去的土地、受难的同胞……而且，在他的默默中，不知道还埋藏
着多少逃亡的痛苦。
登岸以后，苏斯洛夫把舰长写的字据交给了当地的驻军，收容我们；
然后再转送我们到退入苏联境内的军队去。
在临别的一刻我们向苏斯洛夫和另外的几个水兵行了谢礼。
苏斯洛夫走近马斌元的身边问：
“朋友，你还仇恨我吗？”
“不！”
他伸出一只手来，让苏斯洛夫去握：
“我要做你的好友！”
（选自《战地》，１９３８ 年 ４ 月，上海北新书局）
婚 夜
敌人的部队，又由都市开入乡村了。
在乡村，已经是农家耕种的时候；不知名的老树，枝梢上，染了一
层淡淡的绿色，脱露着新鲜的嫩叶；叶边，飞绕着归来的小燕，在寻觅
着宿巢；年老的树根，突破地面，蒙了几条蒲公英的长叶和没名的小草；
河流完全解冰了，再没一块冰花从水面上飘过，只有些没灭绝了的秋叶、
荒草，被风送来，随着河流流去；野风打着脸颊，已经感到了春天的温
暖；农家所期待的春天来了。
然而农家却无声息，家家仍是闭着门扇，很少张开一次；在田垄间
没看见有风筝、牛犁，以及唱着牧歌的孩子。那般的死静中，只有几声
犬吠，惹起门扇裂一条缝隙，露出几个张望着的面孔，姑娘的，少妇的，
老太婆的，孩子的，很少有壮年男人的；就是有，也是病人，或是残缺
者。
远处的林间，突然有几只黑鸦飞起，翅膀打断着枯枝，惊慌地飞出
林外，向天边叫着使人厌烦的声响。
然后，从林间的小路上走出了两个人：年轻的姑娘和壮年的男人。
他们穿着同样布料而不是同样样式的衣服，全破旧了的夹衣，姑娘是长
的，男人是短的。他们的面孔也很相似，都是大眼睛，高起的鼻子；只
是姑娘比男人年轻些，胖些，头后拖着一条粗壮的发辫，系着半旧的红
色绒绳，肩上背着一个小包裹，缝隙间，露着一角花花的新衣，同包皮
是一样鲜红的团花。他们的步子都是同样地加快着，一只脚迅速地交换
着另一只脚；可是姑娘总是比男人落后一两步远。
“小兰！”
男人仍是走着；只是把头转向侧面唤了一声。小兰喘息着，答应着：
“啊，哥哥。”
男人没说什么，眉间集起了几条皱纹。她追随着，又问了一句话：
“哥哥！你叫我做什么？”
“我叫你快走！”
于是她耸一耸肩膀，让小包裹自由地抖动了两下，随着她的步子便
张大起来，仿佛要一步或是两步踏到她所要去的地方似的。
渐渐地他们离远了树林，转入了一条无尽处的大路，两边散着一些
农家的小房。村内的狗，集起了一群，追在他们的背后，狂吠着；有的
追过了他们的身边，堵着他们的去路，好像不允许他们从这村内走过。
农家的门缝间有头探出，唤着自己的狗。
她摆摆手，向唤狗的人问：
“山庄还有多远？”
“二十多里呢。”
“我问的是——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