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交换比其他任何练习更加深了崔雅的慈悲心。她说因为众生都在受苦，她觉得自己与众生深深相连。自他交换的练习救赎了她罹患癌症的苦难。一旦熟稔了自他交换的练习，每当你感到痛苦、焦虑或沮丧，吸气时很自然便想到：“让我把所有的苦难吸进来。”呼气时再把它释放出去，结果是你支持了自己的痛苦，你进入了其中。面对苦难时，你不再退缩，反而可以利用它与众生的痛苦联结。你拥抱它，并且以全宇宙的血脉转化了它。你和你的痛苦不再孤立无援，反而借此机会和其他受苦的人建立了联结。你领悟到“在我弟兄身上发生的，也同样在我的身上发生了。”透过简单而慈悲的自他交换练习，崔雅发现她大部分的苦难都被救赎了，还被赋予了意义、使她与众生的血脉相连；让她得以从“自己”孤立的愁苦中跳脱出来，进入众生的体性中，不再感到孤独。
最重要的是，它帮助她(同时也帮助了我)不再批判疾病或苦难，不管是属于我们的还是他人的。自他交换使你不再让自己与苦难(你的或他人的)保持距离；你以一种简单、直接而充满慈悲心的方式与它产生关联。你不再袖手旁观地编织一些理论，或企图分析某人“为什么要创造某种疾病”、“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理论对别人的痛苦并没有什么帮助，不管你认为你的理论有多么大的助益，它只不过在暗示，“不要碰我!”
自他交换的练习使崔雅以更慈悲的心情与苦难相连，于是她写了一篇《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的文章，投在《后人本心理学期刊》中，后来又被《新时代杂志》转载，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回响，同时也使她受到“欧普拉秀”的注意(崔雅很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们只想要我和鲍尼.席格辩论)。相较于新时代“你创造了自己的病痛”的理论，《新时代杂志》的编辑称这篇文章为“对疾病更慈悲的观点”。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摘要：
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
5年前的某一天，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与一位老友喝茶，他告诉我数月前得知自己罹患了甲状腺癌。我告诉他我母亲在15年前动了结肠癌的手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接着我又对他描述了我与姊妹们讨论母亲之所以得癌症的各种原因。我们最喜欢的理论是，她一直都在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没有扮演自己。我们猜想，如果她不嫁给牧场的主人，可能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也许就可以避免摄取导致结肠癌的油脂。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高明的理论，她家族的不易表达情感，可能也是她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然而我的朋友显然对癌症有过更深的思考，他后来说了一些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你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他问道，“你们把自己的母亲当成一个物品，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有关她的理论。别人在你身上所加诸的理论，感觉上就像是一种冒渎。我明白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例子里，许多朋友对于我罹患癌症所提出的各种看法，都让我觉得是负担和包袱。他们似乎不是真的关心我，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也不尊重我。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交差了事，而不是真的想帮助我。我罹患癌症这个事实，一定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以至于他们必须替它找些理由、解说或意义。这些说法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在帮助我，它们只会带给我许多痛苦。”
我感到极为震惊。我从未看过那些理论背后的真相，也未仔细想过我的理论可能带给母亲什么样的感觉。虽然我们姊妹并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感觉到了。那样的气氛不可能让人产生信赖、开放与求助之心。我突然领悟到，我在母亲最危难的时候，竟然没有给她一点帮助。
我的朋友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开始以更慈悲的心情面对那些生病的人，以更友善的态度来接触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也更加谦卑。我开始看到我的理论背后除了批判之外，还有更深的恐惧。我不但没有说：“我真的很关心你；有什么事是我能帮忙的?”反倒不断地质问：“你做错了什么?你在何处犯了错?你是怎么失败的?”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看见了无知及隐藏的恐惧，它刺激我、强迫我去编一些理论，这些理论让我对这个宇宙所发生的事，有了一份自圆其说的掌控感。
这些年来，我曾经和许许多多罹患癌症的病人交谈，其中有一些人是最近才被诊断出来的。起初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身为一名癌症病人，谈论自己的经验总是比较容易，但我很快就认清，那个人并不想听你说这些话。我发现唯一可以帮助人的方法便是倾听，只有认真倾听他们说话，才能体会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人们在生病时会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尤其像癌症这类持续又难以预测的疾病，专心地倾听他们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事。
特别是当他们必须选择治疗的方式时，会需要一些资讯，也许要我提供一些另类的疗法，或是协助他们对传统治疗做一些评估。一旦他们选定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后，就不再需要任何的资讯了。此时的他们只需要支持，不需要再听他们所选的放疗、化疗或其他疗法的危险性在哪里。如果我在这种时候还不断提出新的建议，只会将他们推回困惑之中，让他们感觉我在怀疑这份选择，徒增他们的疑惧……
我自己在做决定(有关癌症的治疗方法)时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那可能是这辈子最难下决定的时刻。我逐渐认清，如果我是别人，我永远也无法预知自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认知让我愿意真正去支持别人的选择。我有一位好友(她在我头发掉光时还让我觉得自己很美)最近对我说：“你的选择和我可能做的选择不太一样，但这一点都没关系。”我非常感激她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没有让不同的选择造成彼此间的阻碍。后来我对她说：“但是你也不知道你会做什么选择；我没有选择你认为你可能会做的选择，也没有选择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做的选择。”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同意接受化疗，我对于把毒物注射到体内有着相当大的恐惧，更害怕它对我的免疫系统造成永久的影响。我一直抗拒，直到最后才做了这项决定，即使它有很多的缺点，但它仍然是我最佳的治愈机会……
我很清楚我无意识地造成自己的疾病，也很清楚我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痊愈。我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上，尽量摆脱过去自责的习惯。那份习惯只会阻碍我做健康、清醒的选择。同时，我非常清楚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存在于我有意无意的掌控欲背后。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全都是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能知觉到这一点，尽管这表示我并不具有太多的掌控力。我们全都息息相关，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环境之间。生命实在太复杂了，哪里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涵盖的。如果我深信，我创造了或掌控着自己的实相，我就切断了生命中更丰富、更复杂而神秘的血脉。这样的理论奉掌控之名，否定了那个每日滋养着我们、众生一体的血脉。
我们以前误认自己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摆布，疾病是由外在因素所造成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理论在更正上述的误解上，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但它是一个过于简单且反应过度的理论。我愈来愈觉得，我们愈是相信这个理论，就愈否定了它的助益，因为我们在运用这个理论时的心态是狭隘、自恋、疏离的和危险的。我认为我们对这个理论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了。诚如史蒂芬.勒文所说：“这个理论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所以是危险的。”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影响”了自己的实相。这样的说法比较接近完整的真相，包容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生命更丰富的神秘性。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得癌症?”这个问题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好像发问者是健康无恙的，而我是病恹恹的。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引发建设性的内省。那些对于情况的复杂性比较敏感的人，也许会提出比较有助益的问题，例如：“你要如何运用癌症来成长?”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它帮助我认清自己目前所能做的事，使我得到支持和助力，感觉也更具挑战性。一个人会提出这种问题，表示他不认为我得病是因为犯了错而自作自受的。反之，他使我觉得困境也是成长的契机，我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
在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里，由于太强调原罪与罪恶，使得人们很容易将疾病看成是犯错所遭到的惩罚。这方面我比较偏向佛教的看法，他们认为每件事的发生都可以增加慈悲心和服务他人的机会。我不再把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看做是过去行为的处罚，反而当成消除业障的机会。这样的态度帮助我更专注于眼前的处境。
我发现这样的态度非常有益。依新时代的观点，我也许会问那些罹病的人：“你做错了什么事?”然而从佛家的观点，我可能会对那些饱受疾病之苦的人说：“恭喜你了，你显然很有勇气承受这一切，并且愿意从中学习成长，我很佩服你。”
当我和那些刚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最近又复发，或与癌症对抗得精疲力竭的人交谈时，我常提醒自己不必给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倾听便是帮助，倾听便是给予。我试着在情感上更贴近他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去接触他们，与他们联结。我发现只要我们允许自己恐惧，就能以谈笑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恐惧的事。我也试着排除那些对他人武断施加的意图，即使是为你的生命奋战、改变自己或清醒地进入死亡之类的话语，我都不再脱口而出。此外我尽量不强迫别人依照我的方式做选择。我试着安住在自己的恐惧中，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处在与别人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我必须学习与疾病为友，不要把它看做失败，试着利用自己的挫折、软弱与疾病，来发展对他人与自己的慈悲心，同时记住不要再把那些严重的事看得太严重。我试着在非常真实的痛苦中保持觉察，并将其视为心理与灵性的治疗契机。
温柔相待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三
崔雅和我决定搬到博尔德。就在那年夏天(1987年)，崔雅做了一连串具有威胁性的梦。在三年的抗癌历程中，她从未做过如此不祥、预感如此鲜明的梦。虽然距离最后一次的复发已经有好几个月，当时的医疗检验也没有显示疾病的迹象，但她的梦境似乎道出了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个梦特别清楚。
我做的第一个梦中，有一只豪猪连在我左侧的身体，它看起来又像是一条鱼。这个扁平黝黑的形体连着我的身体，高度从小腿中央直达肩膀。凯蒂帮我拉开他时拔下了一些猪毛。这些猪毛的末梢都带钩，感觉上好像有某种毒物注入了我的体内，一直停留在里面。
第二个梦境中有位女医师，她非常关心我乳房切除与接受放射治疗的部位。她说那个部位的肤色显示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虽然没说出是癌症，但那显然就是她的暗示。
我同意梦境是一条通往潜意识的途径——通常都和神秘的过去有关 (个人的或集体的)，而且我认为梦境有时也可以预测未来——属于通灵和微细的层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太注重它们，因为所有的诠释都很容易自欺欺人，偏偏我们又禁不住被这些梦境的预兆所影响。
其他的迹象都很乐观，崔雅只需继续自己的治疗程序：静修、观想、严格的饮食控制、运动、刺激免疫系统的注射(例如胸腺萃取)、高单位的维他命治疗，以及持续写日记。大体来说，我们相信崔雅正朝着康复迈进。带着愉悦的心情，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棒的夏天，这是我们三年来第一次感觉每件事都很顺利。
崔雅将自己投身在艺术创作的工作中，特别是彩绘玻璃，她愉悦地从事设计，许多人都为她作品的美感与原创性所震惊。我们把她的作品拿给几位专业人士欣赏，他们都说：“这些作品太精致了，你一定做了几年了。”“实际上只有几个月而已。”
我又开始写作了!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日以继夜疯狂地工作，完成了一本八百页厚的书，暂名为《伟大的存在之链：长青哲学与神秘体验论传统的当代导论》(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ennial PhilosopAy and the World’s Great Mystical Traditions)。三年来我的守护神一直受困在我的谎言中，诿过于崔雅，现在又爆发出充沛的能量与动力。天啊!我真是欣喜若狂!崔雅对这本书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她仔细地阅读每一个刚从印表机里出炉的章节，给我许多宝贵的指正，甚至建议我修改整个段落。
我终于决定要有孩子了，也许该生两个，这个念头令崔雅大吃一惊，我已经认清“不要小孩显示了我对人生与关系的逃避”。过去几年我一直觉得受伤，我本该敞开胸怀投入生活，然而我却放弃了良机，退缩到恐惧之中。我们在阿斯彭度过了美好的一个月，崔雅活跃地投入风中之星与落基山学会的工作。我们是接受朋友的邀约而来的，约翰.布洛克曼、卡婷卡.梅特森、派翠西亚与丹尼尔.艾斯伯格夫妇，还有米契与艾伦.卡伯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亚当，米契.卡伯是莲花社的发起人，也是我的老友。看到米契和亚当的相处情况，使我兴起了生孩子的念头。后来与山姆及杰克谈过之后，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崔雅和我历经诸多磨难之后，终于在各个层面又有了联结。那份感觉就像初次相遇一般，也许更好一些。
说到肯……打从我们结婚到现在，这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想要孩子!他与杰克森、米契及山姆共处的那几天，真的影响了他。显然他问过他们有关生孩子的事(山姆有两个，杰克有三个，米契有一个)，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别想太多，尽管去生。这真是人生最奇妙的经验，你的生活将因此改观，他们会以你无法想像的各种方式围着你转，那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就是花一年的时间观察我的健康情况!
在决定要有孩子以前，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变得非常温柔，充满着爱心。他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模样十分可爱，他用各种香料做实验，烹调大餐时也十分逗趣，即使是做我的健康餐也不例外!这就是他在饱经磨难前的模样吗?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要可爱多了!
我还记得自己秃顶的那段日子，心里常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回到过去。我十分重视初识时那份亲密感和对彼此的渴望。现在我们又重拾那份感觉，而且似乎更上一层楼。这么说也许有点矫情，但这是最贴切的形容。现在最大的不同是，我对他的需求和执著不再那么强烈，虽然我很怀念那份感觉，但我知道这表示我已经成长了。他满足了我内心那份深刻、古老而空虚的渴求，我只想和他在一起。我现在仍然喜欢和他在一起，这是无人能替代的，但那份强烈的需求感已经消失了，那个大洞有一大部分被填满了。我们重拾在一起的那份单纯的快乐，和他所做的一些特别的小事引起的喜悦。我们又回到从前温柔相待、彼此嬉戏的相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比以前更能觉察对方敏感的地方，愿意以幽默的方式去呵护彼此的弱点。我学会鼓励他，给予他正面的回馈，这种方式在我的家庭里是不存在的。我想他也认清了尖酸刻薄对我造成的伤害。当某个问题出现时，我们能立刻觉察，并且判断要退一步，还是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大体来说，家里的气氛比以前要温和、柔软许多。我很喜欢这种温柔相待的互动。
看着肯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已经很令我欣喜了，他还把每一份从印表机列出的章节给我过目，询问我的意见，他似乎很珍惜我的看法，其中有许多都整合在他的作品中。此外，我也很高兴见到许多我们过去的对话，例如在男女差异上的各种讨论，也都出现在他的著作中。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所贡献，协助他建立他的理念，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不管我提出的意见有无可用之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真正参与了这项工作。光是阅读存在到灵魂的部分(从意识的表层到第七、第八层)，便足以回答我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他写这本书!
当然，我也热爱自己的艺术工作!我把自己的抽象素描作为设计的蓝图，然后将其转绘到仔细切割的玻璃上，聚合成三到四层的深度，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将这聚合的玻璃片放入火窟中，虽然在许多书中看过这种做法，却没有一个像我的设计一样。人们很喜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也很高。我真是太爱做这件事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工作。
此外，旧金山的癌症支援团体也愈来愈上轨道。我们从某个重要的基金会那里获得两万五千美元的财力支援，而且人们开始敲我们的大门了。我听说(我很遗憾自己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参与这件有意义的事)，许多人因为参与了我们的团体而获益。有一位罹患转移性癌症的男病人说，这是唯一令他感受到支持的组织，他再也不惧怕了。另外有位参加乳癌团体的独居老妇，觉得自己又有了四个女儿(团体中较年轻的四名妇女)。即使那些刚参加过一两次聚会的人，也对他们的医生表示，他们在团体中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不再感到孤独。维琪现在全权负责这个团体，她做得相当出色!昨天我写了一篇文章给维琪的母亲：
我想和您谈一谈癌症支援团体比较特别的事。这个癌症支援团体和幸福社区(我们原先想参照的模式)，以及目前在丹佛的一个相似组织“优质人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很推崇这两个团体所做的努力，但我发现癌症支援团体最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由癌症病患建立的组织。虽然其他团体也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援助这些病人，但它们重视的却是方法与效果，并企图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以幸福社区为例，它们在自己出版的手册中写着：“让我们一起对抗癌症”。这些团体总觉得它们有某些具体的东西要教给病人，譬如观想的方法和它们的功效。
癌症支援团体注重的却是“我们是一体的”感觉，我们更有兴趣和这些人的真实处境交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法有效来得重要。事实上我们所办的一切课程与活动，只不过是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聚集在一起。我罹患癌症时，很难和朋友们相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们、为他们解说、处理他们在我身上投射的惧怕，以及隐藏在内心的恐惧。然而我发现和其他的癌症病患相处，却是一大解放。这些人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透过自己的经验，大家对癌症都有较深的了解。我认为癌症支援团体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场地给这些大家庭的成员聚会，让大家能分享友谊，分享讯息，分享彼此的恐惧，并能一起讨论自杀、生离死别或掉光头发的痛苦感受。
我们必须更慈悲地对待彼此。譬如，我们不该把那些刚罹患癌症的病人介绍给那些转移性的癌症病患(其他的组织通常会将病人混在一起，使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惊吓)。我们已经认清健康的定义不该局限在肉体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我们尽量提供一些建议，为病人打开大门，让他们知道不论选择什么，不论是否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永远支持他们。我们知道这些事，因为我们经历过相同的处境，这就是癌症支援团体与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
我喜欢肯想要小孩的念头，但天知道我的身体是否允许?然而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把癌症支援团体当做我的孩子。它真的很特别，我就像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以它为荣。这是我第一次对于要不要小孩这个问题感到平静。
健康、圆满与治疗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四
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
这段时间，我孜孜不倦地埋首写书的工作。其中的一个章节“健康、圆满与治疗”，伴随着崔雅所写的文章《是我们让自己生病的吗?》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中。我不再复述其中的细节，仅列出一些大纲，因为它代表了我和崔雅在过去三年艰苦生活中的思想精华。
1．长青哲学的争论是，男人与女人都扎根于伟大的存在之链，因此我们都拥有相同的本质，那就是物质、身、心、灵魂与灵性。
2．不论是哪一种疾病，最重要的是先决定这个疾病源起于哪一个层面：是肉体的、情绪的、心智的或灵性的。
3．因此，从“相同的层面”着手治疗，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是身体的疾病就要从生理上调整；如果是情绪失衡，就要用情绪疗法；如果是灵性上的危机，就要用灵性的疗法，如果原因有很多种，那么就要混合使用各个层面的治疗方法。
4．上述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误认疾病源于较高的层面，你可能会助长罪恶感；如果你误认疾病源于较低的层面，你可能会助长绝望感，任何一种情况都不会有效，甚至会加重病人的罪恶感或绝望感。
譬如你被车子撞断了一条腿，这是必须以生理疗法来对抗身上的病：
你得先把腿固定，打上石膏，这便是从“相同的层面”着手治疗。你不可能坐在大街上，默念自己的腿逐渐复原，这种属于心智层面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生理层面的问题。更离谱的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告知你，你的思想才是引起这场意外的肇因，因此光凭念力就可以把自己的腿治好；这么一来，你只会陷入自责、罪恶感和低自尊之中。这就是误用了不适合的层面来进行治疗。
反之，如果你因为内化了某个人生脚本而造成自我贬抑，这是属于心智层面的问题，你必须以观想或自我肯定来治疗(重写人生脚本，这是认知治疗所运用的方法)。这时如果你用生理层面的治疗，譬如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或改变你的饮食，是不可能有明显效果的(除非你的问题真的是因为维他命的失衡所引起的)。如果你只试图利用物理层面的治疗方法，你将最终陷入绝望，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来自错误的层面，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我认为任何一种疾病都应该从底层往上探索。先要研究生理方面的病因，尽你所能地彻底研究，再提升到情绪的因素，接着再往心智与灵性的层面进行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许多疾病过去都被认为源自灵性或心理的因素，现在我们才知道主要是肉体或遗传基因的问题。例如气喘，过去被认为是“使人窒息的母亲”所造成的，现在则很清楚地知道是由生物物理的因素造成。肺结核的致病因素曾被认为是“纵欲型人格”造成的；痛风则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所引起的，另外也有许多人相信所谓的“关节炎倾向人格”，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些观念只将罪恶感灌输给病人。治疗之所以无效，纯粹是因为着手的层面错了。
然而，我们不能断定其他层面的治疗没有辅佐的功效。以断腿这个例子来看，放松、观想、自我肯定、静修、心理治疗，等等，都可以营造和谐的气氛，使生理的治疗更有效。
但你不能因为这些心理与灵性的治疗非常有效，就把断腿的原因也归咎于心理与灵性的层面。同理，任何一个有重病的人可能因此而成长改变；可是你不能将其引申为他们得病是因为改变得不够。这就好比发烧可以服用阿斯匹林来退烧，因此发烧的原因就是阿斯匹林不足所引起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绝大多数的疾病都不是单一或某个独立的层面所引发的，不管是哪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一个人的情绪、心智与灵性的特质，都会对生理的病痛与治疗产生明显的影响，如同生理的病痛会强烈反弹到较高的层面一样。断腿一定会影响你的情绪与心理，依系统理论来说，这便是“向上的作用力”——较低的层面对较高层面所造成的影响。相反的，“向下的作用力”指的则是较高层面对较低层面所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向下的作用力”，也就是心智(我们的思想与情绪)会对生理的疾病造成多大的影响?答案似乎是：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大，但又不像新时代人类想像的那么大。
新的精神神经免疫学发现了很明确的佐证，证明我们的思维与情绪确实会对免疫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中的原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层面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但医学完全是从生理层面发展出来的科学，它忽略了其他较高层面对生理所产生的影响，精神神经免疫学正好提出必要的修正，也提供了更平衡的观点。心智的确会对身体造成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
在心智对肉体和免疫系统“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中，意象与观想是最重要的成分。为什么是意象?如果我们把“伟大的存在之链”展开来看，从物质、感觉、认知、冲动、意象、符号、概念，等等，意象是心智中最低、最原始的部分，它和身体的最高部分产生联系。换句话说，意象是心智与身体最直接的联结——这里指的是身体的情绪、冲动与它的生物能量。此外，我们较高的思维与概念可以向下转化成简单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显然会对身体的系统造成轻微的影响。
因此，心理的情绪在每一种疾病中都扮演了某种角色，我们应该彻底研究它的成分。若以不公开的票选为例，这个成分也许足以被当成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的标准，但它却无法填满整个投票箱。
例如史蒂芬.洛克(Steven Locke)与道格拉斯.卡勒根(Douglas Colligan)在《内心的治疗者》(The Healer Within)一书中曾经写过，每一种疾病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治疗的过程也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问题出在人们混淆了“心身性”(psychosomatic)与“心因性”(psychogenic)这两个词。“心身性”，指的是生理疾病的过程可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心因性”，指的则是某种疾病完全是因为心理因素而形成的。作者写道：“就字面上的正确含义来看，其实每一种疾病都可以说是心身性；但现在也许该让这个名词隐退了。因为不论是一般大众或是医师，都将心身性(表示心智可以影响身体的健康)与心因性(心智会造成生理的疾病)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他们对于心身性疾病的真正意涵并不清楚。正如罗伯特.阿德(Robert Ader)所建议的，‘我们所说的不仅是疾病的肇因，而是心理社会事件、因应的方式与生物先决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两位作者认为，影响疾病的因素有遗传、生活形态、药物、居住地、职业、年龄与人格，我还要再加上存在与灵性方面的因素，这些所有的层面都会影响肉体疾病的成因与过程，只取其一而忽略其他，就未免太过狂妄与简化了。
新时代思潮中所提出的心智是致病与治愈疾病的所有原因，这样的观念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宣称这种说法奠基在世界伟大的神秘、灵性与超越性的传统。我却认为他们的基础非常不稳。《治疗中使用的意象》(Imagery in Healing)一书的作者珍妮.艾特柏格(Jeanne Achterberg)指出，这个主张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新思维派或玄学学派，这些学派是以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思想(应该说是建立在曲解基础上)而创立的，这些超验主义者包含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们的理念大多是从东方神秘体验论衍生而来。这些学派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科学学派，它把“神创造了一切”的正确主张误解为“因为我与神合一，因此我创造了一切”的主张。
这种看法有两种错误，我相信即使艾默森和梭罗也会强烈反对。第一个错误，神除了公正如实之外，还是宇宙司仲裁的父母。第二个错误，你的私我一旦与这位父母神合一，自然有能力干预或指挥宇宙。我在神秘体验论的传统中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主张。
那些新时代思想的支持者宣称，他们的理念是基于“业”的定律而建立的，这表示你现在的人生情境完全肇因于前世的思想与行动。根据印度教与佛教，这种说法只是部分的真相，即使是全部，我认为这些新时代人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根据这些传统，你现在所处的情境是“前某世”的思想与行动的结果，会影响你的下一世，而非这一世的生活。佛家认为，在你的现世中，你只是在读一本由你的前世所写成的书；至于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要到下一世才会显现出结果。因此，你现在的思想并不会创造出你现在的实相。
我个人并不相信轮回，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概念，高等的佛家学派已经加以修正，大量删减。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红教的老师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他被视为藏密的至上导师)如此解释：“有些疾病的确源自业或个人前世的情境，有些疾病则来自外在的能量，有些疾病是由暂时性的理由引发的，如食物或其他的综合因素。当然某些疾病也可能因意外而起，另外有些疾病是与环境有关的。”我的重点是，不论是原始的业报之说或是进化的教诲，都不支持新时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崔雅分道扬镳，我准备在信奉这个观念的人的身上，把我最得意的理论一吐为快。我不准备以慈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观点所造成的痛苦。我要将它归类，并提出各种学理来检讨它。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危险性的，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不为别的理由，只为了防止更多的痛苦。我的讨论并不针对那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一般大众，他们是天真的和无恶意的。我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那些全国知名的新时代运动领导人，那些以“你创造你的实相”开班、授课的人，那些告诉别人癌症完全是因为怨恨而引起的人，那些教导别人贫穷是自作自受或自我压抑所造成的后果的人。这是一群意图良善却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的层面，如生理的、环境的、法律的、道德的与社会经济的转移开了。那些层面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
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信念，特别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都是第二阶段意识的信念。它们具有婴儿期的所有标记，还有自我陶醉人格障碍的神奇世界观，譬如：夸大、全能与自我陶醉。思想不只影响实相，还能创造实相，这个概念其实来自第二阶段意识，因为这个阶段仍无法完全区分私我的界线。思想和外在的物体尚未清楚地划分，因此操纵思想，便是全能地、神奇地操纵外在的物体。
我认为美国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是在“自我的十年”中达至巅峰的，它导致人们退化到神奇与自恋的层次。我认为社会凝聚结构的瓦解，令个人必须转而依靠自己，这也助长了自恋的倾向。此外，我和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们都认为，潜藏在自恋之下的其实是愤怒，特别是：“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会生病，就会没命。同意我，同意‘你创造你的实相’，你就会好转，会继续活下去。”这样的信念在世界伟大的神秘传统中是找不到的；但在自恋症和“边缘症”中却可以看到。
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响，新时代的理念对无知大众所造成的戕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那些信奉新时代理念的死硬派却愤怒地回应我们：假设这些真的是我和崔雅的想法，那么崔雅是活该得癌症的，因为这个病就是她的想法造成的。
这并不是对“整个”新时代运动以偏概全的非难。这个运动的某些层面的确扎根于某些神秘与超个人的定律(譬如直觉的重要性和宇宙意识的存在)。任何一种超个人的运动总会吸引许多“前”个人分子，因为这两者都是“非”个人。“前”与“后”之间所造成的困惑是新世纪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观察研究的具体实例。在伯克利反越战的暴动期间，有一组研究员用科尔伯格的测验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道德发展的抽样调查。学生们宣称，他们之所以反战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些学生的道德发展又处在什么阶段呢?
研究者发现，大约有20%的学生，其道德的发展确实处于后“保守阶段”(或“超”保守阶段)。他们的反抗是基于宇宙法则中的是与非，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标准或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他们对战争的信念也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性却是高度发展的。另外有80%的学生是属于“前”保守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理性是基于个人、甚至自私的动机。他们之所以反战，不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关切越南人民，而是他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既非宇宙的或社会的法则，而是纯粹自私的。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没有学生是处于保守阶段，也就是“不论对错，它都是我的国家”的阶段(这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反战)。换句话说，这个反战活动是由一小撮“后”或“超”保守阶段的学生发起的，他们吸引了一大群“前”保守的典型学生，因为这两者都处在“非”保守的状态。
相同地，在新时代运动中，我认为少数真的具有神秘、超个人或超理性经验的分子和他们的意识(第七至第九层意识)，吸引了一大群属于前个人、神奇的前理性阶段的分子(第一至第四层意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是非理性、非保守与非正统的(第五至第六层意识)。这些前个人与前理性分子宣称，如同那些前保守阶段的学生一样，他们拥有“更高”的境界和权威的支持，我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替自我合理化罢了。如同杰克.英格勒所指出的，他们被超个人的神秘体验论吸引，为的是使自己的前个人倾向合理化。这是典型的“前／超个人的观念混淆”。
我和威廉.艾温.汤姆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都认为，20%的新时代运动是超个人的(超越性的和神秘的)；然而有80%却是前个人的(魔幻的与自恋的)。你可以发现有些超个人分子并不喜欢称自己为“新时代人”，因为他们并无“新意”，他们是长青的。
在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小心地处理一些前个人的趋势，因为它们会替这个学术领域带来“轻薄”或“愚蠢”的名声。我们并不反对前个人的信念，只是很难视为超个人的境界。
那些“轻薄”的朋友们似乎对我们相当愤怒，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理性和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们，一起去“对抗”理性主义者的阵营。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佛教是一个极为理性的系统，并以直观的觉察来补足理性，而某些“轻薄”的趋势不但没有超越理性，反而是在理性之下。
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将神秘发展中真实的、宇宙性的和经过化验的成分与那些特异的、魔幻的和自恋的倾向区分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且吊诡的工作，我们无法做得很好。
让我再—次强调我原始的论点：在治疗任何一种疾病时，首先要很仔细地确认这个疾病中的各种成分到底属于哪一个层面，以相同层面的疗法来治疗它们。如果你判定的层面愈精确，治愈的机会就愈高；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只会助长罪恶感和绝望。
承受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五
“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当时间迫近崔雅下一次的体检时，我想我们都有点担忧，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祥的梦境。崔雅做了骨头的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拿到了年度的体检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在一整年中都没有复发的迹象。真是太高兴了!这段期间我已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理的层次，如果我只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健康，万一再复发的话，我该如何是好?我又得再当一名失败者吗?
事实上，我感觉非常圆满与健康，充分受到祝福，有肯为伴，与土地再次接触，在我的小花园中工作，从事玻璃盘创作，像新生儿般的纯净，而我最欢喜的部分仍然是崔雅，那位艺术家，她平静而踏实。我的根现在已经扎得很深了……
我持续练习着爱的观想，有时一天会练习好几次。我想像着自己被许多爱我的人包围，并吸入他们的爱。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办到，后来就愈来愈容易了，两天前我做了一个梦，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梦中，自我意象最正面的一个。我梦到一些朋友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派对，每个人不断地赞美我，而我自己在面对这些赞美时，也毫无困难地全盘接受了，没有过于谦虚的反应，内心也没有声音在说：即使他们这么认为，我也无法接受。我把这些话全听进了心中。
有时候当我进行爱的观想时，我会将环绕在我身边的爱想像成一道金光。曾经有一次，我的观想中真的出现一道非常耀眼的金光，环绕在身体的四周。接着我又看见一条薄纱般的蓝光贴在身体周围，我明白那层蓝色的薄光代表的是我和肯在共渡难关时的沮丧与忧虑。突然间这两道光芒交融在一起，结合成一道非常明亮的、绿色的、充满活力如电流般的强光，一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治疗的明光中，感觉内心充满着爱，好像这一切将永远地伴随着我。
我有好几种自我肯定的观想方法。目前所用的是：“宇宙完美地在我的面前展开。”我的问题一直是不信任、喜欢掌控。这种观想同时也协助我不再执著于那些我想做而未做的事，因为我已经从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中学会一些东西。
我称这一切为灵性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中的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与白血球就是积极思考、静修、自我肯定、僧伽、佛法、慈悲与仁爱。如果这些因子在生理疾病的过程中占了20%的成分，那么这20%我都要。
另一个我正在练习的静修是自他交换。刚开始练习大约是在一年前，第一个浮现眼前的便是与肯住在塔霍湖的情景。我原来以为自己会觉得沮丧、生气或痛苦；可是相反的，我只感到同情与慈悲；对于肯与我在那段时期共同经历的争斗、挣扎与恐惧则产生出了巨大的悲悯。能够对那两名饱受创伤、充满惊恐、已经尽力而为的人生出悲悯与温柔的感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自他交换似乎能将所有的苦涩一扫而空。现在当我在练习时，它令我感到自己与众生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我不再觉得被孤立，或被排除在外。内心的恐惧已经被一种深深的祥和与宁静所取代。
有时候我只是安住在一种禅境，感觉自己正向天空开展，最后总是会回到铃木禅师的途径——对我而言，静修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静修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令我产生自我肯定的感觉，我觉得我在对一个更大的力量献礼。这份感觉带给我不可名状的满足。禅坐时任何身心的变化我都不追踪，也不回顾。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也没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