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群人，包括那位友善的护士、斯堪的纳维亚大夫和我的好友理查兹大夫，开始闲聊起度假、爬山、滑雪、亲人、哲学，等等。他们在我搜寻的双眼和我的右胸之间架起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我很希望有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手术的过程，后来觉得太血腥而作罢，早先打进我右胸的麻醉药已经起了作用。我所想像的手术画面十分鲜活，但也许是不正确的。有几次心脏测试器发出警讯，显示我的心跳已低于56，然而我是那么的平静。理查兹大夫和助理讨论皮下缝合的技术，接着手术大功告成。
我听到理查兹大夫说：“叫某某大夫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立刻问道：“出了什么差错吗?”我的声音带着惊恐，我的心跳远远超过56。理查兹大夫说：“哦!没什么事。我们只是在叫一位等着化验肿瘤的病理大夫。”
一切都很正常，我放松了下来，不太明白为什么惊慌失措。医护人员帮我清理完身体，掀开被单扶我坐上轮椅。这时我已不像手术前通过走廊时那么无助。我被推到护士的桌前填写表格，心里想着第二天的考试。理查兹大夫出现在我面前，询问肯在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在等候室。
当我看到彼得走下楼梯时，我已经知道崔雅得的是癌症了。我要求值勤护士带我们去密室商谈。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密室。理查兹大夫喃喃自语地说他很抱歉那个肿瘤是恶性的。我震惊得几乎僵住了。我没有哭，茫然地问了几个很理性的问题，尽量把持住自己，连一眼都不敢看肯。当理查兹大夫出去叫护士时，我回头看了一下肯，周遭的一切突然消失，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扑向他的怀里，开始放声大哭。
灾难爆发时，脑子里往往升起很怪的念头。我觉得宇宙突然变成了薄纸，有人在你眼前把这张薄纸撕成了两半。我因震惊过度而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感觉，这份坚强感来自彻底的冲击和茫然失措。我很清醒，全神贯注于当下。我记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就事论事地说过：“面对死亡能使你的心格外专注。”没错，我确实格外专注；但是我们的世界却被撕成了两半。当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以慢动作进行着，一幕又一幕，就像痛苦的静止镜头，没有任何保护和过滤。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当我放声大哭的时候，肯把我抱进怀里。我竟然想一个人来医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接下来的三天我好像都在哭，但不知为了什么。理查兹医生回来告诉我们未来可以做的选择，譬如乳房切除手术、放射治疗、植入手术、去除淋巴结等等。他说他并不期望我们把这些名词记住，他会很乐于再解说一遍。我们有一个礼拜至10天的时间做决定。一名在乳房健康咨询中心工作的护士给了我们一大堆资料，并且给我们做了最基本而无趣的解说；世界快毁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我突然想奔出医院，出去吸一口正常的空气，我不想再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件被毁掉的东西，我很想对肯致歉。这么棒的一个男人，与我结婚还不到10天，却发现他的新婚妻子得了癌症；就好像打开一个等待已久的礼物，却看到里面的水晶礼品已经破碎。结婚不久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
肯立刻打断了我的想法，他甚至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蠢的事。“我找你不知多久了，能拥有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会放你走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你不是一件已经毁掉的东西，你是我的妻子、我的灵魂伴侣、我人生的光明。”他根本不让我独自面对这件事，毫无疑问地，他将尽可能陪在我身边；未来的几个月我发现他真的办到了。
我记得在我们开车回家的途中，肯问我得癌症会不会觉得丢脸，我说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觉得那是我的错，我只觉得自己像一名中奖的现代人。四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得癌症；10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得乳癌，但大部分人罹患的年龄都比较晚，大夫们通常等女人35岁以后才替她们做乳房检查。我从未听说波霸级的胸脯会有更高的危险性，但在30岁以前生个孩子似乎能得到某种保护……关于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人生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回到穆尔海滩的家，整个晚上我们勉强自己打电话通知亲友。
我蜷缩在沙发里哭，一想到癌症这个名词，泪水就像反射动作一样涌了出来，好像这是唯一正常且妥当的反应。肯打电话通知亲友这个坏消息时，我只是坐在那里时而低泣、时而饮泣；我根本没力气和任何人讲话。肯来来回回地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
过了一阵子，我的感觉突然改变了，自怜失去了它的味道，脑子里不断捶击的“癌症”字眼也愈来愈少。眼泪不再能满足什么，就好像吃了过多的饼干而失去滋味。肯打最后几通电话时，我已经平静得可以和他们讲话；这总比坐在沙发上像个涨得漏水的瘤要好一些。“为什么是我?”之类的问题被“现在该怎么办?”取代。
往事像静止的画面一幕幕缓慢、痛苦而鲜活地掠过。医院里打来了几通电话都是坏消息，肿瘤有两点五厘米大，也就是把崔雅列入第二期癌症的阶段。它们很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扩散，更糟的是病理化验显示，这个肿瘤的细胞极度分化不良(也就是说非常像癌细胞)，如果有一到四的等级，那么崔雅的肿瘤应该属于第四级——很难杀死，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虽然每件事都像慢镜头一般痛苦地发生着，但每个镜头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及太多的讯息，因而制造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事情既快速而又缓慢地发生。我的脑子出现了一个打棒球的画面——我站在那里戴着球套，有几个人不断丢球给我，许多球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站在那里，带着傻傻的表情说：“喂!伙伴们!可不可以慢一点，让我喘口气吧……”坏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
没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任何好消息，这难道还不够吗?来一点希望之光吧?每一通电话打来，我都重新经验一次自怜，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打断心中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把这些消息视为实际的报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两点五厘米的肿瘤需要切除，它是会扩散的癌，而且肿瘤细胞极度分化不良。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讯息。
时间很晚了，肯去厨房泡茶。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那是无声而绝望的眼泪，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肯回到房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他坐下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我们不言不语，望着黑暗发愣。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六
我突然醒了过来，非常不安，这时应该是清晨三四点。肯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外面黑暗而寂静，从天窗可以看到星星。我的心一阵绞痛，喉头跟着紧缩，我在恐惧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抚摸右胸上的绷带，我可以感觉底下的缝线。我想起来了，我不想记住它，也不想知道；但是癌症在我婚礼后的第五个漆黑的夜晚唤醒了我。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几个小时前一个坚硬的肿瘤才刚从我的右胸部除去。
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我相信这是真的，但同时我又不相信。我不能让它进入我的头脑，这会让我在夜里睡不着觉。它卡在我的喉咙里，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它让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在这平静温柔的夜晚，它的声音那么大。肯躺在我的身边，睡得很沉，我可以感觉他的温暖和坚强，可是我突然觉得非常孤单。
不，我不能入睡，我的喉咙发紧，我的胸口剧痛，我紧闭的双眼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办?我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爬过肯的身体。屋子里很冷，我穿上浴袍，把自己舒适地裹在这份熟悉感中。现在是12月天，这所坐落于太平洋的房子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我可以听到穆尔海滩在黑暗中的浪涛声。我没有生火，只披着一条毯子取暖。
我清醒得不得了，独自一人和自己的恐惧相处。我该怎么办?我不觉得饿，不能打坐，看书又不太妥当。突然我想起护士给我的那包资料，对了，我应该读一读。这样似乎可以减少因无知而滋长的恐慌。
我蜷缩在沙发上，把毯子裹得更紧一点，不知道今夜有多少女人被同样严厉的打击唤醒?有多少女人心中正击打着癌症的无情鼓点!环绕着癌症这两个大字，我们的文化编织出无尽的影像、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和电视；它们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这两个字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必须摆脱它。虽然我对癌症知道得很少，但这些故事告诉我，它是恐惧的、痛苦的、无法掌握的以及神秘而强大的。没有人了解它，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或如何才能制止它。
这就是一直在我身体里滋长的东西。我打了个冷颤，像蚕茧一样把自己裹在毯子里。长久以来我每个星期慢跑12里路，我吃得很好，通常是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我一直规律地静坐、学习，过着宁静的生活，谁能了解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人会得癌症?
我坐在沙发上，腿上堆着纸张和小册子。我急于想知道更多，无知会助长我的恐惧，于是我开始阅读。某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肿瘤时，大小就像一个苹果，我的是两点五厘米。我读到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读到一些从未听过的癌症种类，还有手术、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资料显示某个百分比的人经过5年仍然存活，另外一个百分比的人死亡了，我将属于哪个百分比呢?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未知，这种在黑夜中的探索和战栗。我该不该准备活下去?或者准备等死?没人能告诉我，他们只能给我一些数据。
我继续沉潜于这些文字、照片和数据中，它们填满了我的脑子，使我不再想那些令人恐惧的故事。彩色照片中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与充满关爱的医生商量事情，另外有些病人和家属对着镜头微笑。不久便轮到我了，我也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数据。这些照片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只在我身上发生，多少人已经深深地涉入这场癌症的战争。
阅读安抚了我，今晚这些资讯就是我最好的治疗。后来我发现我知道得愈多，愈感到安全，即使坏消息也是如此。无知令我恐惧，知识却能安抚我的心。真的，最糟的就是无知。
我爬回床上，紧紧靠着肯温暖的身体。他已经醒了，安静地望着天窗。“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知道。”
“孩子，我认为我们可以战胜它，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怎么办……”
就像崔雅所说，我们眼前的问题并不是癌症，而是取得足够的资讯。你所能得到的癌症资料，基本上都不属实。
让我来解释一下，不论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必须面对两个不同的实存。第一，这个人必须面对疾病的整个过程——骨折、流行感冒、心脏病突发、恶性肿瘤，等等。以癌症为例，它只是某一种特定的与医药和科学有关的疾病罢了，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判断，它和是非、对错无关，就像一座山的存在一样。
然而，一个病人还需要面对他的社会或文化赋予那个特定疾病的批判、恐惧、希望、神话、故事、价值观和各种意义，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心病”。所以癌症不仅是一项疾病、一种科学和医学的现象；更是充斥着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心病。科学能告知你何时、如何得了这个病，你所属的文化或次文化却教导你如何形成心病。
疾病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个文化对某种疾病能抱持慈悲与理解，那么任何病都可视为一项挑战，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此一来，“病”就不是一种谴责或诅咒，而是更宽广的治愈与复原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正面和支持的角度来看疾病，疾病就更有可能被治愈，病人也能因此成长。
人类都被意义定了罪，他们好像注定要制造各种价值和判断。好像我得病这件事还不够，我还得知道“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它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必须赋予这个疾病某种意义，而这个意义让我和我的社会紧紧相连。
譬如淋病，纯粹以病理来看，它只是生殖泌尿道附近的组织被淋球菌感染的性伴侣经由性行为传递的。抗生素，尤其是盘尼西林，治疗它特别有效。
然而社会在病理之外，又赋予它极大的价值批判，某些意见属实，但大多数是错误、残忍的。譬如得淋病的人是肮脏的、变态或不道德的。把淋病视为道德上的疾病，对病人而言是很大的惩罚。那些得淋病的人被视为活该，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
即使这个疾病被盘尼西林治愈，加在它身上的批判和诅咒，仍然吞噬这个人的灵魂：我是很糟的人，我不好，我很恐怖……
透过科学可以找到有关淋病的解说，透过社会，我理解到的则是我的心病，不管这份理解是正面或负面、鼓励或谴责、救赎或惩罚——这些都会对我或我的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当社会把某种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在人们还不了解痛风是一种遗传疾病以前，它曾经被视为道德上的弱点。一个简单的疾病会变成充满罪恶感的心病，纯粹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同样的，当人们还不了解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发之前，结核病人通常被视为性格懦弱而被结核病菌逐渐耗尽能量。一个纯粹因传染细菌引起的疾病，竟然变成了懦弱的象征。更早一点的黑死病和大饥荒，甚至被视为上帝的惩罚，因某人牵连出集体的罪恶而遭到天谴。
被意义定罪的意思是：我们宁愿被冠上有害与负面的意义，而不愿什么意义都没有。因此每当遭受某种疾病打击时，社会立刻提供一些现成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让病人能了解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社会并不清楚某项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份无知通常会助长恐惧，接着助长对这个病人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成了令人失望的人。这份由社会所造成的批判与失望，常会变成一种自问自答的预言：“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你不乖。“你怎么知道我不乖?”因为你生病了。
某些疾病确实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或性格而造成的。心智和情绪对疾病而言绝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人们对一种疾病的真实医学原理了解得越少，这种疾病就越有可能被离奇古怪的神话所包围，也越有可能被社会视为是由于病人的性格或道德缺点造成的；同样，它就越有可能被误解为是灵魂疾病，性格缺陷，道德沦丧。
现在，当然有很多案例证明道德缺点、意志薄弱(例如拒绝戒烟)或者性格原因(例如意志消沉)能够直接导致疾病。精神和情感因素当然绝对能够在某些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但这和因欠缺知识而把某种疾病误认为道德上的弱点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社会试图通过谴责灵魂来解释疾病的简单例子。
如果你得了癌症，首先你必须了解，你所能获得的一切资讯都是神话，因为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解释癌症的起因，也无法治愈它。医学本身已经被大量的神话和误解所感染。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癌症学会在一份全国性文件里声称：“半数的癌症，现在都可以治愈。”事实却是：过去的40年里癌症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即使医学界引进了更进步的放疗、化疗和手术。只有血癌是令人欣慰的例外，霍金氏病(Hodgkins)与白血病采用放疗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剩余的癌症中2%的病患存活率增加是因为发现得早，其他的癌症存活率几乎丝毫没有提升，乳癌的存活率比以前更低。
其实医生们都知道这项统计数字，但很少有人承认，彼得?理查兹很坦诚地告知崔雅和我：“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的癌症统计数字，你会发现我们的治疗没有一项增加了病患的存活率。当癌细胞进入你的身体时，它已经写上日期，也就是你将死的那一天。我们有时可以把间隔期延长，但是无法改变死期。如果你的癌细胞期限是5年，我们可以让你在这5年内保持无病的状态，但超过5年，我们的治疗便无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癌症存活率无法改善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生化基因上产生重大的突破，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这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许多正统医生给你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都充满神秘体验论，仅仅因为他们不得不既扮演医生又扮演牧师，扮演你的疾病含义的诠释者。他们支配的不只是科学同时还是宗教。听从他们的治疗方法你就会得到拯救，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你就被诅咒。
那么医生到底能做什么?他知道他的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基本上并不真的有效，然而他必须有所为：既然无法控制这个疾病，他只好控制病患的心病。也就是指定某种治疗方法，让病人觉得医生十分了解这项疾病，而且只有他指定的方法才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即使医生知道化疗无效，他仍然建议你采用此法。崔雅和我大感惊讶，但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维克多?理查兹(彼得?理查兹的父亲)医生写过一本非常受重视有关癌症的书《任性的细胞》(The Wayward Cell)。他花了许多篇幅说明化疗为什么无效，接着又说明即使如此，化疗仍然该被采用。为什么?“因为化疗能让病人维持正确的医疗方向。”但老实说，它也阻碍了病人寻求其他的治疗途径。
这根本不是在治疗疾病；这是在治疗心病——医生企图控制病人对疾病的理解以及他可能寻求的治疗种类。某种治疗也许对疾病无效，但对心病却有效，也就是它可以引导病人听信某个权威和接受某种医疗。
我们有一位好友得了晚期癌症，她的医生建议她接受另一种非常强烈的化疗，如果照他的话做，应该还可以活12个月。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接受化疗，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14个月。”再度建议她采用化疗。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这显示出我们是如何全盘接受正统医学的解说和对心病的“治疗”。
我并不是在责怪这些医生；他们在病人热切的期望下，同样感到无助。我从未遇见一位医生企图恶意操纵病人。大体来讲，医生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们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中尽力而为。如果疾病纯属科学的实存，那么心病则属于宗教的范围。因为医疗对癌症无效，所以医生被迫扮演牧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对他们而言是欠缺训练的，但是在病人的眼中，医生确实是地位崇高的牧师。
[此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七
从发现崔雅得癌症的第一个星期到未来的5年中，这是我们一直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疾病和心病分清楚，并且努力寻找治疗这个疾病的最佳方法，以及理解心病的最清醒的途径。
在得知罹患癌症的那个晚上起，崔雅和我开始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资讯。那周周末，我们已经读完三十几本书(大部分都是医学书籍，有些则是畅销书及各类的杂志)。我们希望能得到最纯正的讯息。不幸的是，大部分有关癌症的研究，不是不得要领，就是令人气馁，而且讯息改变的速度快得吓人。
另外，我们又开始研究各种另类疗法：长生医学(macrobiotics)、泽森食疗(Gerson diet)、凯利酵素疗法(Kelley enzymes)、伯顿疗法(Burton)、伯金斯基疗法(Burzynski)、神通徒手开刀术(psychic surgery)、信心治疗(faith healing)、观想治疗(uisualization)、利文斯顿—惠勒疗法 (Livingston-Wheeler)、赫克塞疗法(Hoxsey)、高单位维他命疗法(megavitamins)、免疫疗法(laetrile)、针灸(acupuncture)、自我肯定疗法(affirmations) (其中的许多疗法我将一一加以解说)。大部分的正统医学报告，不是不得要领，便是负面得很实在，而大部分另类疗法的报导是奇闻轶事，而且正面到铁石心肠的地步。阅读另类疗法的文献，你会眼花缭乱，好像每个接受正统医疗的人最后都死了，而每个接受另类疗法的人最后都活了。你不久便会发现，另类疗法对治癌症的真正效果，大都是提供病患道德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令遭受癌症打击的人保住希望。换言之，他们大部分从事宗教性的活动，而不是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献通常不包含医学研究，只有成千上万的见证。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掘这些主流与另类疗法的所有文献，希望能从其中得到一小部分的事实。
第二个任务则是面对癌症带来的心病，亦即各种文化和次文化赋予这个疾病的意义和批判，也就是崔雅所说的那些意象、概念、恐惧、故事、照片、广告、文章、电影、电视节目……其中充斥着恐惧、痛苦和无助。
不仅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崔雅和我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次文化，也有很明确的话要说：
1．基督教的观点——基本教养派相信疾病基本上是上帝对某种罪恶的惩罚。疾病愈严重，那个罪恶就愈令人难以启齿。
2．新时代的观点——疾病是一门功课。你为自己制造了这个疾病，因为你需要学习重要的功课，以达到精神上的成长和演化。疾病是唯心所造，因此疾病也可以单靠心来治愈。这是基督教医学雅痞化(yuppified)的后现代观。
3．医学的观点——疾病基本上是由生物物理上的因素造成生物物理上的失序(从病毒到内心的创伤到遗传因素再到环境的影响)。大部分的疾病都不需要心理和精神上的治疗，因为这样的另类疗法通常无效，而且可能延误你接受正当的医疗。
4．轮回的观点——疾病是由恶业所造，也就是前世不道德的行为，现在形成了疾病的果。疾病是恶果，但也能用来净化或燃烧过去的恶业，因此算是好事一件。
5．心理学上的观点——如同伍迪?艾伦所说：“我不生气，但我以生肿瘤来替代生气。”以流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压抑的情绪会形成疾病，最极端的例子是：疾病就是想死的愿望。
6．诺斯替派(Gnostic)的观点——疾病基本上是幻象。整个宇宙的示现就是一场梦、一层阴影，只有当人彻底地从幻象中解脱才能不生病。人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发现超越幻象的实相。灵性是唯一的实相，在灵性中是没有疾病的。这是一种极端的、有点离谱的神秘体验论观点。
7．存在主义的观点——疾病的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意义赋予它，而我对这些选择必须负全责。人类是有限和难免一死的，最真实的反应是，一边赋予疾病个人的意义，一边接受疾病，这就是人的有限性的一部分。
8．身、心、灵整体治疗观——疾病是肉体、情绪、心智和灵性的产物，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不可忽视的。治疗必须涉及所有的层面(然而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这个观点经常被诠释成避开正统医疗，即使它们可能有点帮助)。
9．巫术的观点——疾病是报应。“因为我心里想要某个人死，所以我得这种病是罪有应得。”或者“我最好不要太过分，否则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太幸运了，这样一定会有坏事发生。”
10．佛家的观点——疾病是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询问为什么会得病，就像在问为什么会有空气是一样的。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的标记，这一切的现象都显示了无常、苦与无我，只有解脱和涅槃才能彻底转化疾病，因为那时整个现象界也得到了转化。
11．科学的观点——不论什么疾病，都有它的原因，其中一些是被决定的，其他的只是一些意外罢了。不论怎样，疾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得病只是几率或必然的现象。
不论男女都在意义的大海中沉浮；崔雅与我即将灭顶。第一天返家的路上，我们的脑子里出现的各种意义已经泛滥成灾，崔雅差一点没有窒息。
我的右胸长了一堆癌细胞，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到底有什么象征的意义?肯神色坚毅地开着车，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我的体内有一堆细胞正在快速生长，它们不知何时、不知如何停止。它们的生长需要夺取邻近组织的营养，可能透过我的血液和淋巴扩散，如果我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它们的活动，它们就会生长得更快。如果没有检查出来，它们一定会杀掉我。我心中是否隐藏着想死的念头?我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过度自我批判了?还是我太友善，太压抑自己的愤怒和批判，于是逐渐示现为身体上的病痛?是不是此生我已拥有太多，我的家庭十分幸福快乐，我有理解能力，受高等教育，长相吸引人，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位理想得令人无法置信的丈夫?一个人能拥有的是否只能达到某种程度，一旦超越是否就会引发相反的命运?我是不是受到前世的业报?我是不是需要从这个经验中学习一些功课，才能在灵性演化上有进展?也许多年来我一直追寻的人生志业，就在我所罹患的癌症中?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得癌症有什么意义这件事上。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议题都会被提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论，它永远悬在半空，变成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主题。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每个月只需要几天；治疗癌症所带来的心病，却是一项全职——它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中。它侵袭我们的梦境，不许我们忘掉它：这些侵入崔雅体内的任性细胞，就像骷髅一般，一大清早便在喜宴上露齿微笑。
“得癌症的乐趣”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连载之八
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终于开口问肯：“你认为怎么样?”两天前我才接受诊断，此刻我们正等着和医生见面，“你想我为什么会得癌症，我知道心会影响身，但癌症带来的恐惧，使我无法仔细分辨到底是哪个层面出了问题。除了环境和遗传的因素，我偶尔想到情绪上的致癌理由，可是很难不责怪自己。我想我也许做错了某些事，或者在思想和感觉上有些偏差。有时我甚至怀疑，当别人发现我得了癌症之后，会不会编造一些理论。也许他们会认为我过度压抑情绪，或者太‘酷’了一点，或是我太友善、太顺从，或是我太自信、生命太圆满了，因此我是罪有应得。我听说有些女人觉得罹患癌症便是人生的失败者，当我陷入那种情绪时，我很能了解她们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孩子，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何不列一张表，把你认为所有致癌的理由全都写下来?”
于是我趁着等待蔬菜汤的时候，列出了以下的理由：
?过度压抑我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和哀伤。
?几年以前我曾经历了一段重大的人生转机、压力和低潮。一连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哭。
?太过于自我批判。
?年轻的时候摄取了太多动物性油脂和咖啡。
?时常担心我人生的真正目的，急于找到自己的天职、我的使命。
?小时候常觉得非常寂寞、无助、孤立、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
?长久以来一直倾向自给自足、自制和过度独立。
?灵性修持，譬如内观，一直都是我最根本的目标，但我没有全力以赴。
?没有早一点遇见肯。
“你认为如何?你还没有告诉我。”
肯看了一下这张表。“啊!亲爱的，我喜欢最后那一条。我认为致癌的理由起码有一打以上。如同弗朗西丝所说：人类的生命分成肉体、情绪、心智、存在和灵性各个层面，我想任何一个层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疾病。肉体的因素有：食物、环境污染、辐射线、抽烟、遗传基因，等等。情绪的因素有：沮丧、僵化的自我控制、过度独立。心智的因素有：时常自我批判、悲观，尤其是沮丧，最容易影响免疫系统。存在的因素有：对死亡的过度恐惧，导致对人生的过度恐惧。心灵的因素有：没有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也许这一切都会导致肉体的疾病，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给每个层面多少比重?心智或心理上的致癌因素该占60%，还是2%?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你明白吗?目前从我得到的各种证据看来，我认为遗传因素占30%，环境因素占55%(饮酒、抽烟、动物油脂摄取过多、纤维摄取不够、毒素过多、曝晒、电磁波和辐射线污染，等等)，其他的因素占15%，如情绪、心智、存在和心灵，这意味着85%是肉体的因素。”
我的汤终于来了。“基本上，这些东西对我都不怎么重要，我只觉得，如果我该为得癌症负责，而不找出理由，我可能还会继续在自己身上制造癌症。如果我重复再三，那为什么还要接受治疗?我甚至希望这整个事件是个意外，是因为住在有毒的掩埋场附近、由于遗传因素，或是我在年轻时接受的X光治疗所造成。如果我觉得沮丧，我就会担心自己的白血球可能减少，生存意志可能降低。每当我想到可能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就很恐惧会‘制造’这样的事实，我无法不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我是不是不怎么想活?我的意志力够不够坚强?我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开始低泣，眼泪掉进了我的蔬菜汤。
肯把椅子挪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这是好汤，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终于说出了真相。
“亲爱的，只要你还能哭，还能呼吸，我就不担心。如果你这两样事都停止了，那我可就担心了。”
“我很害怕，我到底该做什么改变?我需要改变吗?我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造成了癌症，也不认为有任何人知道。某些人声称癌症是因压抑情绪、低自尊或心灵上的贫血造成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些观念没有任何佐证；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想向你推销一些东西。
“既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致癌的因素是什么，我不认为你需要做什么改变，你何不趁着得癌症这个机会来改变你一直想改变的事。压抑情绪也许会、也许不会间接导致癌症，反正你一直想停止压抑这些情绪，那就利用得癌症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件事。我知道任何建议都是廉价的，但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变那些你列举出来的事项?”
他的观念让我释怀，于是我有了笑容。肯又加了一句：“不要因为你认为它们导致了癌症才改变，这样只会让你内疚。你改变它们，只因为它们该被改变，你不需要靠癌症来告诉你什么是需要修正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会帮助你，这应该是很有趣的事，真的。我是不是有点傻?我们可以称之为‘得癌症的乐趣’。”我们开始放声大笑。
他的话令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有一种清楚和坚定的感觉。也许得癌症这件事根本就没什么“命定”的理由，虽然以前的人非常喜欢向这些诠释靠拢。此外我对一般的医学解说也不十分满意，我觉得他们把一切都归到物质的理由(食物、遗传因素、环境污染等)。从某个层面来看，这个解说还算妥当，不过对我而言是不够的。我需要从这些经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我只好透过思想和行动来赋予它一些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决定接受任何治疗，我不想在接受治疗后，就把这个病一劳永逸地锁在柜子里。从现在起，癌症显然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要在每个层面都尽可能利用这次机会。在哲学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专心地观察死亡，帮助我做死亡的准备，仔细研究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灵性上，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践我一向感兴趣的内观修炼，不再企图寻找更完美的方法。在心理上，我可以更爱护自己和善待别人，并且更自在地表达我的愤怒，更能与人亲近。在食物上，我想吃新鲜和清洗干净的健康食品，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不论是不是能达成这些目标，都不再苛求自己。
我们吃完了午饭，这顿饭我们后来开玩笑称之为伟大的蔬菜汤事件，或者癌症的乐趣。这标志着我们对待崔雅癌症意义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我们如何看待她的生活方式上的所有变化——改变生活方式，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改变。
“我不认为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它还在不在那里?”想到它就令我不安。
“我什么都没看见，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崔雅在说这句话时，就好像死神在你爱人的肩上是最自然的事。
“难道不能把它弹掉或是做些什么吗?”
“别傻了。”她说。
崔雅和我最后终于替这个病找到了意义，而且在健康和治疗上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眼前我们必须尽快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和彼得?理查兹的约会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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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欧洲兴起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你是很好的人选。”
彼得?理查兹看起来有些沉痛。他显然很喜欢崔雅；治疗癌症病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彼得把各种可能的治疗略述了一番：切除整个肿瘤和所有的淋巴结，胸部不动手术只做放疗，但淋巴结要切除；切除部分肿瘤(拿掉四分之一的胸部组织)，拿掉一半的淋巴结，四至六周的放疗；切除部分的肿瘤，拿掉全部的淋巴结。我们好像很平静地在讨论中世纪的酷刑。“夫人!我们这里有八号尺寸的贞操带。”
崔雅已经想好大略的治疗计划。虽然我们都很热衷另类疗法和整体医学，但细察之下才发现，没有一种另类疗法，包括赛门顿观想(Simonton visualization)、泽森食疗、巴哈马的伯顿疗法在治疗第四期的肿瘤上有任何成效，这些肿瘤是癌症中的纳粹党，小麦草汁和积极思考不会给它们很深的印象。如果想有任何存活的机会，必须用核弹把它们炸光——这时白人的主流医学就有用了。
崔雅经过仔细的考量，最后决定第一步采用主流医学的治疗方法，然后结合所有的另类疗法加以辅助。当然，另类疗法并不鼓励采用主流医学的方法，譬如放疗或化疗，因为它们会造成免疫系统的永久伤害，而减低另类疗法的疗效。
这样的看法部分属实，但癌症的病情比大部分另类疗者的想像要更细微。举例来说，放疗确实会减少白血球的数量，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况且免疫力的不足和长期的白血球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白血球的数量和免疫力的品质无关，譬如某些接受化疗的人并没有显现更高几率的感冒、一般感染或续发性的癌症，虽然他们的白血球数量可能比较少。事实是，许多采用另类疗法的病患死了，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你应该早点来找我们的。”
欧洲的主流疗法发现，切除部分的肿瘤，然后做放疗，基本上和全部切除肿瘤的疗效是一样的。彼得、崔雅和我都认为切除部分的肿瘤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1983年的12月15日，崔雅和我在旧金山儿童医院的二○三病房度过了我们的蜜月。
“你在做什么?”
“我请他们拿一张行军床来，我今天晚上要睡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不会答应你的。”
肯给了我一个你在开玩笑的表情，“孩子，如果你是个病人，住院是件很可怕的事，在这里你可能感染其他地方无法感染到的细菌。如果细菌不让你生病，这些食物也会让你生病。我非住在这里不可，而且现在是我们的蜜月期。”
他拿了一张行军床，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六尺四的身材大部分都悬在床外。手术前他送了我一束花，卡片上写着：“送给我灵魂的另一半”。
崔雅很快便恢复了活动，她再度浮现出生来巨大的勇气，泰然地度过了这段煎熬。
12月11日：彼得、肯和我三个人意见一致，认为先切除部分的肿瘤和部分的淋巴结，然后做放疗。我感觉很好，还能开玩笑。在麦克斯餐厅吃午饭，和肯一起买圣诞礼物，很晚才回家，觉得相当疲倦，心中涌出对肯的爱，很想把这份爱和宽恕分享给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家人。
12月14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午睡后整装出发，到达旅馆和爸妈吃晚餐，收到更多的结婚礼物。打电话叫凯蒂来。依偎在肯的怀里。
12月15日：九点到达医院，开刀迟了两个小时。开完刀觉得很好，五点醒来，肯、爸妈和凯蒂都在。当天晚上打了吗啡，有点飘飘然，类似静修的感受。每个小时都被叫起来量体温和量血压，肯也得跟着起来，他必须告诉护士我还活着，因为我的心跳一向很慢。
12月16日：整天都在睡觉。到下面的大厅和肯散步。理查兹医生进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淋巴结没有任何癌细胞。和苏珊娜散步，当天晚上无法入睡，我要求打吗啡和止痛剂。很高兴肯坚持陪在我身边。
12月17日：打电话给许多朋友。读了很久的书。肯去买圣诞礼物，身体觉得很舒服。
12月18日：来了许多访客，肯出差去了。阅读《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身体仍然有些酸痛。
12月19日：出院，在麦克斯餐厅吃完饭，和肯买圣诞礼物。觉得很好，很有信心，有时我担心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手术后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崔雅开始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她所谓的“人生志业”。到底她的人生志业是什么?她给我的解释是，她以前—直倾向于阳性的价值观，也就是总要做点什么，她无法什么也不做，只是存在。阳性的价值观就是制造一些东西，达成某些目的，通常比较有攻击性、竞争性以及等级性：它们总是投射未来，依赖的是原则和判断。基本上，这样的价值观总想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更好”，然而阴性的价值观却是拥抱当下，它们接纳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它们强调的是关系、包容、接纳、慈悲和关怀。
我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同样重要，但“存在”的价值观通常与阴性联结，因此崔雅觉得自己过去太重视阳性的价值观，她否定也压抑了自己阴性的那一面。
对崔雅而言，这不是一闪即逝的好奇，我认为这是崔雅一生中最重要的心理议题。这个议题加上其他的东西，促使她把名字从“泰利”改成“崔雅”——她觉得泰利太男性化了。
许多生命的议题变得愈来愈清楚，我记得长久以来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人生的志业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我一直太想要“做”些什么，而没有充分体会什么是“存在”。我是老大，一直想做长子。小时候住在得州，在那里，真正的工作都是属于男人的。我重视男人的价值，不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只要心中一出现女性的价值观，我就会抗拒。我否定了我的阴性面、我的身体、我的性别和我滋养的能力，我认同的是我的脑袋、我的父亲、我的逻辑和社会的价值观。
我的癌症令我必须思考燃眉之急的问题——我的志业到底是什么?答案分成了两部分。
首先，我不想透过一名男人来找到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居然是照顾肯，以各种方式来支持他，学习做到这一点又不失去我的自主性。我必须一边扮演这个角色，一边消除心中的恐惧——我把家布置得很好，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干脆请一位女佣算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极为重要，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我望尘莫及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肺腑之言)。我全心全意地爱他，他绝对是我工作的重心。如果肯要求我扮演一名好妻子的角色，我反而不可能照做。就因为他丝毫没有要求，甘心情愿地照顾我、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