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为什么灵魂是最后的结呢?如果灵魂是见证的家，它为什么是一个结呢?见证的本身并不认同任何一个客体，它只是单纯而完整地知觉每一个客体罢了。”
“这就是重点了。没错，见证的本身并不认同私我或任何其他的客体，它只是完整地目睹一切的客体。但重点是：见证的本身仍然与所见的客体分离；换句话说，其中仍存在着非常细微的二元对立。见证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在静修中，它也是必要且相当重要的，但不是终极的一步。当见证或灵魂被瓦解时，见证的本身就变成了它所见的每一样东西。主客的二元对立因此而瓦解，剩下的只有非二元的本觉。那是一种非常单纯明澈的状态，像道元禅师在开悟时所说的：‘当我听见钟声响起时，突然间无“我”也无“钟”了，剩下的只有钟声。’每一样事情仍然不断地生灭，但不再有一个人与它们分开或疏离了，只有不断进行的经验之流，完全的清澈、透明与开阔。当下的我只是一些生灭的现象罢了。还记得道元的一段话吗：‘研究神秘体验论便是研究自我；研究自我便是遗忘自我；遗忘自我便是与万物合一，被万物所解脱。’”
“我记得，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重视神秘体验者有时会将这终极的状态称为合一的大我(One Self)或大心(One Mind)，但重点是，那个状态中的我是与万物合一的，因此并不是所谓的‘自我’。”
“没错，真我就是真实的世界，没有任何分隔，因此有些重视神秘体验者也会说没有自我、没有世界；这其实意味着没有分离的自我，也没有分离的世界。爱克哈特称之为没有困惑的混沌。”我曾经体会过那个世界，然而我现在所能感觉的只有充满着困惑的混沌，最好的形容就是近乎疯狂。
我站起来把灯打开。“吃点东西吧，亲爱的。”
崔雅沉默不语，我们一直避开的话题充斥着整个空间。她转过头来直视着我。“我决定不让自己或任何人再制造我对癌症的罪恶感或窘迫感。”她终于把话说白了。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坐了下来把她拥入怀中。崔雅开始静静地流泪。她不再流泪后，我们仍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我站起来，煮了一些意大利面，坐在回廊上吃晚饭，透过树林的缝隙，我们看见银色的月光正在海面上嬉戏。
与癌症共处之道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七
“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铜板哐啷地掉进公用电话里。专业伦理的课刚结束；这是星期一的下午，12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让脑子空掉，小心地拨电话给理查兹大夫。脑子虽然一片空白，还是感觉心底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上帝啊，拜托。”身边环绕的人群将走廊挤得拥塞不堪，有些人刚下课要离开，有些人则赶着上五点四十五分的课。电话亭正好靠近人潮最多的区域；我反过身一边接听电话，佝曲着背，试着为自己造出一个有点私密性的茧。
“嗨，我是泰利?吉兰?威尔伯。请问，我能和理查兹医师说话吗?”
“哈罗，泰利，我是理查兹医师。我们今天拿到检查报告了，我很遗憾，是癌症。这是个很不寻常的复发现象，这些肿瘤竟然出现在放疗的区域。但别担心，我认为这只是局部性的复发，我们治得了它的。你什么时候过来?”
哦!我就知道。这些该死的小肿块，它们太诡异，长的地方太令人起疑，除了癌症之外，不可能是别的，用不着别人确认。这五个小肿块出现的位置就在插引流管的疤的下方，这条引流管从我的体内抽出了大量淡红色的半透明液体，一年前我离开医院，这条引流管还在我身上多留了一星期时间，理查兹医师拔除它时，曾带给我极大的痛苦，至今仍历历在目。一定是它带出了一些癌细胞，残留在我的皮下。癌症，又来了!第二回合，为什么放射线杀不死这些细胞呢?
我和理查兹医师约了明天见面。我步出大楼走到停车的位置，坐进车，前往咨询的约会地点。车子碰到红灯停了下来，我转头看见一家杂货店正在特卖水果，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却是“复发，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俯视自己，看着自己正孤独地驾着这辆红色的小车。突然间我察觉自己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现在是一个癌症复发的病人，被推入了不同的团体，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统计数据，以及一个横陈在我与肯面前不同的未来。我的生命在一瞬间又转变了。我的癌症复发了，我还有癌症，这一切尚未结束。
我把车停在一条斜坡路上，拉上手煞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隐藏在两条主要的街道之间。我喜欢这些树，喜欢这条街道奇特的弯度，还有这些粉彩的房子，以及门前的小花园。我的客户吉儿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公寓，看起来别有韵致，特别是门前的花园，漆上了可爱的橙红色，一扇拱形的精制的铁门，通往种有许多盆栽的庭院。说不上来是什么令这幢房子如此特别，我总是被它深深地吸引。
吉儿开了门，我很庆幸没有取消这次的咨询，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很轻易地把事情抛到脑后。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咨询，丝毫没有被刚才所听到的消息搅扰。
复发，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右转进入十九街，穿过隧道，沿着坐落在一旁的军营向前直驶。傍晚是我非常钟爱的时间，也是我最喜欢慢跑的时段，因为此时空气温和，光线随时在变化。沿着水面的天际泛着一抹晕红，上方散发出来的水蓝光带随着夜晚的到来逐渐地转变为深蓝，旧金山的大楼和平房一一出现灯火。粉彩房子里照射出来的灯光和黑暗的夜幕彼此衬托着。
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开车时，这个重复的声音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复发，我的癌症复发了。在我开车时，这句话几乎变成了咒语，让我进入半催眠状态。复诵也是一种防御，因为我不想去深思其中的意涵。复发，此前这只是我在医院期刊上见过、从医师口中听来的医学名词；今天以前它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现在它却出现了，它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未来生命的塑造者，是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该死的小肿块。我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发现它们的，距离我们的婚礼快一周年了。我们与专程从洛杉矶赶来的妹妹凯蒂一起过节。星期五早上八点，肯把我送进了急诊室，凯蒂也在一旁帮忙，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心里有一些念头与恐惧。理查兹医师来了，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喜欢的大夫啊!手术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很快地我和肯及凯蒂走在联合大道上，一起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我的胸侧多了几道新的缝线，星期一要去看结果。我们的四周环境充满着圣诞节欢愉的气氛，这是一整年中最忙碌的购物期，兴奋而令人期待，然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胸侧的痛楚。
现在问题有了答案，我思考着，开着我的红色小车沿着弯弯曲曲的 Star Route I行驶在海边，太平洋边。夜色几乎完全降临了，只有远处的水平线还有一点微光，夹在两侧群山之间的太平洋的波涛在我面前汹涌澎湃，我的家就在左面星星点点的灯火中，我的丈夫在等我带回来的消息，他的臂膀在等待着拥抱我。
我心里想着“第二回合”就要开始了。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悬在头上的那一把象征恶兆的刀不会砍下来，如今它终于砍下来了。肯和我彼此安慰着。我禁不住哭了。我们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给肯的父母、给理查兹医师、坎崔尔医师以及安德森医师。坎崔尔医师也检查过了，的确是出现在曾经做放疗的范围内，我似乎毁了他那从未有病人复发的辉煌纪录。没人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打电话给国内其他的专家们，他们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病例，发生的几率大约只有5%。我想像电话那端的统计专家正在搔头苦思，一脸困惑。这种局部性的复发，动手术有效吗?或者这是一种将要转移的迹象，那么就得接受化疗了?
没有人能明确地指出它是如何发生的。
“会不会是……”我问理查兹医师时，肯面色凝重地在一旁观看，“当引流管被抽出时，末端附着了一些癌细胞卡在皮肤下被留在那里?”
“对，”他说，“一定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两个癌细胞被留在那里。”
“不止一两个，”我提醒他，“至少有五个细胞，也许还有更多，因为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放射线杀死了。”看得出来他非常难过。
尽管大家都对癌细胞的扩散评论不已，但他们都再次向我保证对理查兹医生和坎崔尔医生的信心。我也信任他们，完全地信任。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是某些有时会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已。我只是凑巧成为那个当很小的几率发生时，躺在手术台上的人而已。
肯和我一起去见理查兹医师。我的选择?乳房切除手术(我是否该把它列在第一位?如果我一开始就动了这个手术，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肿瘤区域的再次切除，也就是引流与肿块出现的区域；如果在这个组织附近发现了更多的癌细胞，那就必须扩大放疗的范围。但因为我已接受过放疗，很难预测这些组织对更多的放射线会产生什么反应。将引流管穿过的附近组织全部切除，由于无法得知是否还有更多的癌细胞存留在乳房内，以及是否需要对乳房做更多的放疗。而同样由于我已经接受过放疗，所以这项治疗也有缺失。此外，因为那些细胞没有被放射线杀死，其他存留在乳房中的坏细胞，也有可能对放射线产生抗拒。
看样子根本没办法知道是否有更多的癌细胞沿着引流管经过的路径潜藏在乳房中；如果有，也可能会抗拒放射线；到头来，我的乳房组织还是会因为接受了更多的放疗而遭受损害。乳房切除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也不敢冒险让更多的癌细胞遗留在体内。
崔雅和我仍然热切地研究(实践)各种另类与整体疗法，但问题和往常一样，她体内新发现的这几颗肿块实在恶性重大。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另类疗法在第四级恶性肿瘤上的治愈率比自然减轻症状要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治愈。我想如果崔雅得到的是第三级的肿瘤，或是第一、第二级，她会有更多的另类疗法可以选择，以辅助一些(不敢说全部)白人医疗的缺失或不足。但这些肿瘤又把她拉回唯一有效又恶毒的疗法。“贞操带的尺寸不合适吗?别担心，美丽的小姐，我们一定能找到特别适合你的尺寸，你只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就对了。”
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你在这些医院里杀人都没人会管的，你知道的嘛!”我说。肯做了个凶神恶煞的鬼脸——“那是因为我是如此雄壮的动物。”他说。“那是因为你对每个进来的人都笑脸相迎，又送花给每一位护士。”我指出了真相，我们都笑了，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为了即将失去的乳房。
天亮了，还很早，我想我应该睡着了。这次我的恐惧少了许多，心中也平静多了，这无疑是静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癌症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事实，一个忠诚不变的伴侣，我也注意到自己在渡过这个难关的过程里如何中止自己的疑虑、问题、恐惧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我故意戴上眼罩，只向前走，不往左右两边分神。调查与研究已经完成，也做了决定，现在不是质疑的时候，我该跨越障碍勇往直前。我察觉我是在关掉斗士与质疑者的部分之后，才有能力办到的。我觉得非常放松、有信心。肯握住我的手，爸妈也陪在我身边。同去年一样，手术延迟了。我想到所有外科手术必须做的各种准备工作，无论这家医院，这个国家的医院，还是世界每个角落的医院都是如此，我也想到每家医院里的病人、护士、工作人员，各种仪器和其他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和疾病抗争。现在镇静剂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把我推往手术室。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崔雅见到我掉眼泪，我并不是以哭为耻，而是，不知什么理由，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也许我是害怕，只要我一开始哭，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在这个需要坚强的时刻，不能让自己懦弱。后来我发现一间空的病房，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我终于明白了：我哭，不是因为同情或可怜崔雅，而是因为太佩服她的勇气了。她一直勇往直前，不让这个磨难把她击倒，是她在面对这个残酷得毫无道理的磨难时所展现的勇气，令我不禁潸然落泪。
感恩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八
醒来时，我已经被推回病房了。肯微笑地看着我，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旧金山丘陵上那些粉彩房子。肯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伸出另一只手按在右胸上，是绷带，绷带之下什么都没有，我的胸部又像孩提时代一样平坦了，我深深地提了口气，完成了，不要再回顾了。突然我生起一股穿心的恐惧和疑虑，我该不该只切除肿瘤的一部分，设法保住乳房?是不是我的恐惧把我推入了一个不必要的情境中?这些问题无论是昨晚或今天早晨，我都不允许它们进入脑海中，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这么做对吗?不管怎样，事情做了就算了。
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于一公分的尺寸一直到第四期，即肿瘤已经扩及全身。至于癌症的“级”，代表的是它的恶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崔雅最初的肿瘤属于第二期第四级，胸腔复发则是第四期第四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极激进的化疗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理查兹与坎崔尔医师都认为癌细胞应该已经完全消除，因此都没有建议化疗。理查兹医师说，即使还有癌细胞残留，他也不能确定化疗可以完全歼灭，它们可能会伤害我的胃壁、头发与血球，却错失了癌细胞。我告诉他，肯和我正计划要到圣迭戈的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他们的专长是增强免疫系统。他觉得免疫疗法很好，但没什么信心，他说，只启动七个汽缸是无助于车子的行进的；它无法促使第八个汽缸开始运作。我的免疫系统中的第八个汽缸正逐渐丧失功效，因为它已经有两次无法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癌症，因此加速另外七个汽缸的回转，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帮助，但对癌症而言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虽然如此，免疫疗法仍是无害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点事，为身体的复原尽点力，我不能只是坐着等待，我太了解自己了，等待只会让我不断地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医学已经断言我只能靠自己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儿童医院拆绷带。崔雅仍旧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自怜，虚荣或私我意识，这一点真是令人震惊。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你真的比我坚强多了。”
理查兹医师取下了绷带，拆掉了钉针(缝合伤口用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伤口——愈合得很好，但仍然令人不舒服，因为一低头就可以看到肚子，而且缝线红肿的两端看起来很丑，我哭倒在肯的怀里。但再哭也于事无补。珍妮丝打电话来：“你失去一个乳房，我好像比你还难过，你实在太平静了。”前天我才和肯说，失去一个乳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也许说得太早。或者两者都对。最后我告诉肯，只要不经常去看，我想我会没事的。
崔雅和我开始扩大、加强对另类与整体疗法的找寻。这件事我们已持续一年了，直到最近才比较积极。这项基础的“核心课程”其实相当的直接简单：
(1)谨慎地控制饮食——几乎是乳素食者的饮食，低油脂、高碳水化合物(糖)，尽量多吃粗食：不服用任何种类的治疗药物。
(2)每日高剂量的维他命治疗——着重于抗氧化剂A、E、C、B2、B5，B6，矿物质锌和硒，氨基酸硫基丙氨酸，与甲硫氨酸。
(3)静修——每天早上都要做，下午也无妨。
(4)观想与私我肯定——每天轮流进行。
(5)写日记——日常生活的记录，包括梦境。
(6)运动——慢跑或走路。
在这项核心课程中，我们还依不同的情况加入各种辅佐的治疗。这段时间，我们非常小心地观察波士顿希波克拉底斯协会、长寿疗法以及利文斯顿—惠勒诊所。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提供了一个总括性的疗程，这个疗程是根据利文斯顿?惠勒医师的理念设计的，他主张有一种特别的病毒会潜藏在所有癌症的背后，因为这种病毒在大部分的肿瘤中都会发现。为了抵抗这种病毒，他们提供给你一种疫苗，这种疫苗必须配合严格的饮食控制。从一些可靠的证据中很清楚地得知，其实这种病毒并非致癌的元凶，在肿瘤里它充其量只是个清道夫或寄生物，不是致癌的主要原因。但是清除这些寄生物或清道夫并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愿意支持崔雅的决定到这家诊所去试试看。
再—次，对崔雅和我来说，所有的事情似乎又变得明确起来，我们和医师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癌症已经离我们远去。塔霍湖的房子就快完工了，我们还是疯狂地爱恋着彼此。
在得州过圣诞节，和去年一样。我正从癌症的手术逐渐复原中。一年中的同一个时刻经历两次相同的情况，不禁令我产生了诡异的感觉。不过这个圣诞节好多了。肯和我结婚已经满一周年，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新婚了，这个癌症足足陪了我们一整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它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任何意外。就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去了一趟圣迭戈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我们计划明年的一月前来这里接受免疫疗法与饮食控制的治疗。我们都很喜欢那里。以下是我们的计划：免疫疗法，饮食控制，观想与静修。我感到相当兴奋，肯称之为“与癌症同乐”。但我确实感觉这是面对未来积极的一步。我们很仔细地向家人解释这项计划，他们觉得我的选择很好。
我真的感觉有一段让人振奋的时光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年应该算是存在主义的一年，今年则更具有超越性。这种预测会不会太过大胆?去年我面对死亡，去年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去年我有着极大的焦虑，去年我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经过了这一切，我记得的却只有新婚的快乐。如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手术虽然是两周前的事，但我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做决定的方式太严苛了。我洞悉到掌控欲才是我饱受折磨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决定要放下，让心中的神出现一些。活在私我中的一年，是充满恐惧、疑虑与面对死亡的一年，而在我前方的，将是学习臣服、真正接纳的一年。它为我带来了一份祥和、好奇与想要探索的感觉。
明年将是全心治疗与开放探索的一年，我不会再为“对世界没有贡献”而懊恼。辅佐的计划不再是来自恐惧或制造恐惧，而是来自信任，还会带来一份探索、振奋与成长的感觉。可能是我愈来愈觉得生死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议题，这两者的界线开始模糊，我不再执著于生，有这种念头时，我也不再怕自己丧失活下去的意志，我愈来愈能领会“重质不重量”这句话的真义。
我很高兴这趟旅程有肯相伴，一月底我们会搬到塔霍湖的新居，我们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们从拉雷多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开始和几位医师及专家们会谈，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盘地了解了。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逐渐浮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警讯：崔雅的确有胸腔复发的现象，这意味着她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而且是所有征象中最糟糕的：第四级第四期。
转折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十九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暴怒!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被他们说中了怎么办?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真该死!肯试着安抚我，但我不想被安抚，我要将怒气狠狠地发泄出来。我愤怒是因为原本我可以早一点武装自己来抵御它的，但现在防线却轻易地被打破；我愤怒是因为我们被许多不同的意见所包围，有些来自主张化疗的医师，有些来自许多主张另类疗法的亲友。我怀疑如果他们也得了同样恶毒的癌症，是否还对自己所推荐的方法如此充满信心。我痛恨这整个情况，尤其痛恨所有的未知!知道自己需要做化疗，已经够难受了，如果根本无法确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又有迷途的癌细胞被留在体内，你的感觉会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崔雅一旦开始思考由肿瘤科医师提出的新证据，整个局面便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如果胸腔复发是事实，那么不接受最激进的化疗，崔雅在未来九个月中就会有百分之五十零一次复发的几率(而且可能会致命)。不是几年，是几个月!从完全不做化疗，到接受少量的化疗，到最激进、最具毒性的化疗，这一连串的过程简直比中世纪的酷刑还要痛苦。
脚步缓慢地向化疗趋近。想起圣诞节时，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都说用不着做化疗了，如果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那就等于是在问卖保险的人你需不需要保险。因此我们只有倚赖利文斯顿的方法了。
我们回到旧金山，与两位肿瘤科医师约了时间。他们俩都建议要接受化疗，一个建议采用CMF，另一个则建议使用CMF—P(这两种化疗都是时常被采用且相当温和的，是病人比较容易忍受的)。我心中的危机意识愈来愈重了。去年我只有一个不好的指数——肿瘤分化不良(属于第四级)，然而大小中等，属于第二期。至于其他方面——雌激素呈阳性反应，20个干净的淋巴结都很好。
现在，这份平衡感完全被推翻，一年内复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加，而且是在接受放疗的区域复发，雌激素也变成了阴性反应，还有组织分化不良的程度已经到第四级。我逐渐相信不做化疗是愚蠢的决定，尤其是CMF并不难适应，落发量不多，一个月才注射两次，一天只需服三次药，这样我不但能避免各种感染，还能维持正常生活，好好照顾自己。
我和肯所受的折磨开始展露。我今天去散步时，他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了我母亲与妹妹。我一回到家便开始向他发脾气，他未经我的许可擅自说出这件事，我觉得受到了他的排挤。通常他对我发脾气这件事是不在意的，可是这一回，他被我激怒了。他大声地叱责我，说如果我认为这个癌症的残酷磨难只是一个人的事，那我就太疯狂了，因为他也必须一起受煎熬，而且深受影响。我觉得很罪恶，自己实在太小气了，然而这似乎是我无法控制的。
我希望自己能更敏感一点，不要把他的支持与坚强视为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他其实也需要我的扶持。
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折磨仍旧持续着。崔雅和我疯狂地打电话给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专家们，从得州的布鲁门欣(Bloomenschein)到意大利的鲍那当纳(Bonnadonna)。
天啊，这一切要到何时才停止?光是今天一天，肯和我就和五位医师通过电话，其中包括在安德森医院的布鲁门欣大夫，他被公认是全国最杰出的乳房肿瘤专家，正如我们在旧金山的肿瘤医师所言：“全世界没有人能打破他的纪录。”这表示布鲁门欣医师以化疗治愈病人的比率比任何人都高。
我已经决定要采用CMF-P，很可能明天早上就要注射第一剂化疗药剂。但是当布鲁门欣医师回电话时，我的世界又再一次被推翻了。他强力推荐阿德利亚霉素(这是最强的一种化疗药剂，有许多可怕的副作用)，他说这种药剂的效果要比CMF显著得多。此外他还特别指出，我的情况无疑是胸腔复发，属于第四期，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胸腔复发后接受切除手术的妇女，如果不采用化疗，九个月内复发的比率将商达50%，三年内的复发比率为70%，五年内的复发比率则是95%。他说，我现在有95%的几率是最细微的癌症。如果我的动作够快，现在就是我的“机会之窗”。
好是好，可是这个阿德利亚霉素……它会让我掉头发，一年中每三个星期就有四天整天随身带着便携式的泵(pump)，眼睁睁地看着毒药一点一滴地流进身体，我的白血球会被杀死，口腔会溃烂，甚至还可能危及心脏。这一切值得吗?这种治疗会不会比疾病的本身还糟?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九个月内有50%的致命性的复发几率呢?
我们挂上电话之后，马上又打给彼得?理查兹医师，他仍然坚持这是局部性的复发，没有必要做化疗。
“帮帮我们的忙，彼得，拜托你打电话给布鲁门欣大夫，把你的判断告诉他。他把我们吓着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也会吓着你。”
彼得打了电话给他，但这是一盘僵棋。“如果这是胸腔复发，那么他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局部性的复发。”
崔雅和我茫然相对。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也不晓得。”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们俩突然爆笑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告诉崔雅她该怎么办。
“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为你提供意见。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和其他的内科大夫谈谈。似乎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胸腔复发，还是局部复发?”我们累得瘫在椅子上。
“我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我说，“想不想试试看?’
“当然。”
“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肿瘤细胞的组织，对不对?病理报告，就是这份病理报告判定了细胞恶化的情况，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和一个重要的人谈过，你猜那个人是谁?”
“病理学家拉吉欧斯医师。”
“要我打还是你自己打?”
崔雅迟疑了一会儿。“医生们比较听男人的话，你打。”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童医院病理部的电话。据说迈克?拉吉欧斯医师是—位享誉国际、非常杰出的病理学家，是癌症组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他曾经在显微镜中仔细地看过从崔雅身上取下的组织，而这些医师们也都是在看过他的报告后，才衍生出如此分歧的意见。现在是追本溯源的时候了。
“拉吉欧斯医师，我是肯?威尔伯，泰利?吉兰?威尔伯的先生。泰利和我现在必须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我是否能耽误你几分钟，和你谈谈?”
“我们通常都不和病人谈论病情，我想你应该了解才对。”
“拉吉欧斯大夫，我们至少征询过10名医师的意见，他们对于崔雅的复发是局部性的还是转移性的，有相当分歧的看法。我只想知道，依你看来，这些细胞到底有多大的侵略性?拜托你告诉我们。”
一阵沉寂。“好吧，威尔伯先生，我不希望吓你，但既然你问起，我就实话实说了。在我的病理学生涯中，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癌细胞，我不是刻意夸大，只是在说实话，我个人从未见过这么具侵略性的癌细胞。”
当拉吉欧斯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双眼眨都没眨一下。我的表情完全呆滞，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只是愣愣地杵在那里。
“威尔伯先生?”
“告诉我，拉吉欧斯医师，如果是你的妻子，你会建议她接受化疗吗?”
“我会建议她去做她所能忍受的最激进的化疗。”
“其他的方法呢?”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虽然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快速背诵许多统计数据，但他只是简略地说明：“尽管到处都有奇迹发生，但我还是要说，其他的方法并不十分有效。”
“谢谢你，拉吉欧斯医师。”我挂上了电话。
惊恐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
星期二我搭飞机前往休斯敦。阿德利亚霉素有50%的几率可能对我的卵巢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或导致停经。我非常恼怒，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有小孩了，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在我46岁的时候才发生?那时肯和我已经结婚10年，或许也有了小孩，一切就容易应付多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发生?太不公平了，我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不想再被生命摆布，去你的吧!我要走了。
但那些罹患白血病或霍金森氏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机会活得像我这么久，没有机会旅行、学习、探险、付出或找到人生的伴侣。一想到这里，我就平静下来了。这似乎是很正常的，想到情况比你更糟的人，会让你更重视生命中积极的那一面，也会想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我们决定接受布鲁门欣医师的建议。注射化疗药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我的胸腔植入一条导管，连接到随身携带的泵上。未来的一年中，每个月有四天我都得带着它到处跑。
我有点担心这次植入手术，肯在旁边看着我准备就绪，亲了我一下便离开了。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长廊里，身上覆盖着手术用的布单，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大夫来了，看起来相当和善，也很有悲悯之心，我禁不住落下泪来。这幅景象到今天都很清楚。他向我解释整个手术的流程，我的眼泪不断地夺眶流出，因为这个决定已经使我没有回转的余地。我必须接受化疗，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包括不能生小孩的事实。我无法告诉他我的感觉，禁不住放声大哭，助理护士还是同一个人，理查兹医师为我切除肿块、拿掉右胸，哈维大夫为我做左胸整形手术时都是她在一旁协助。我很喜欢她，我们平静地交谈，缓和了我心中的哀伤，在第三手术室里进行如此平静的交谈实在有点怪异，我的头顶灯火通明，左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X光的机器，稍后要用来检查导管的配置，左手吊着点滴，左腿贴着接地导电片，前胸与后背都贴着心电图的电磁片，好让我的心跳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点私密性都没有，连内在的感觉都随着这忽起忽落的哔哔声公诸于世)。我的恐惧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这似乎是无法逆转的一步。医师一再向我保证，这根导管可以随时抽出来，但我想他应该懂我真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