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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世
陈冠中
给 于奇
目 录
第一部 5
一 6
不久的将来 6
第一个久违的人 7
第二个久违的人 7
三里屯的盛世 11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13
陈老师的本命年 16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19
春色撩人夜 23
二 25
千万不要忘记 25
小希的自述 26
张逗的自述 30
韦国的自述 33
寻月 37
陈老师笔记本里的方草地 39
三 44
春夏之际 44
法国水晶灯 45
第二个春天 49
五道口朋友 52
天上人间 56
第二部 59
一 60
走过来走过去 60
后折腾时代 61
随风而飘 67
二 76
几个好人的信望爱 76
落地的麦子不死 77
无尽大地之爱 82
三 89
危言盛世 89
中国式理想主义者 90
长夜漫漫 93
巨灵来了 100
乱纷纷蜂酿蜜 105
百年梦圆 108
现实世界的最佳选项 114
天佑我党 117
第一部
一
不久的将来
第一个久违的人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很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识，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只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第二个久违的人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2004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作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明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回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少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先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注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小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了”。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就在这里好了”。
我们走进美术馆旁的小公园。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吱唔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吱唔应对。
她继续：“太好了，我就知道。刚才在书店看到你走下楼梯，我就在想，老陈会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楼梯等你上来”。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个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人。我喜欢别人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指一下长椅说：“我们坐一会”。
我这个建议是对的，坐下后她放松了，闭上眼睛说：“终于，终于”。
她曾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这么多年轮廓和体形都没有变样，可是脸缺保养多了绉纹，头发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发忧郁。
她好像在闭目养神。我看着看着，呯然心动一下，还是喜欢这个女人，我喜欢忧郁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说：“我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恋”。
我说：“别犯傻，谁不孤独，再孤独也得活着”。
她没有理会我的陈腔滥调：“没人记，我记。没人说，我说。难道是我疯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没人管”。
我喜欢她说北京话的腔调。
她闭着眼睛说：“你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怎么就这么多年都不见，你说说。”
“我以为你出国了呢。”
“没有！”
“没有就好，现在大家都说，哪里都不如中国”。
她睁开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无表情。她露出笑容：“亏你有心情开玩笑”。我哪是在开玩笑，但我立即顺着她，也笑一笑。
她说：“差点以为是我儿子在说话”。
“你儿子，刚才你说不要说他，你们怎么啦？”
她语气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学，入了党。”
我含糊说：“那，很好，将来好找工作”！
她说：“他要进中宣部”。
我以为听错，该是中移动、中石化、中银、中信之类吧。“中宣部？”
小希点头。
我说：“中宣部可以报考吗？”
“他说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没话。你见着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与小希挨坐着，有一种幸福感。好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园来消磨时间了，也有些烟民在抽烟……烟民？两位烟民一根烟抽完，再抽第二根。我爱看侦探推理小说，我还真写过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情景很有幻想余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节。不过在现实里，我只是个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畅销书作家，并无一点被跟踪的价值。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烟民，很平常。
我听小希还在向我倾诉：“这算添乱吗？算折腾吗？是，这儿没我的事，但是总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说变就变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么刺激？她儿子，还是她个人恶梦般的过去有后遗症？
她看着我说：“有一次在蓝旗营一家小馆，跟一个你们台湾男人相亲，是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资世界大局，没完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把我闷的，到我刚说了几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训我，说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气坏了，真想抽他，太可恶了”。
“台湾男人也不见得个个如此”，我觉得有必要替“我们”台湾男人说句话，然后好奇的问：“后来你跟那人怎么啦？”。
她现出笑容：“他只顾着教训我，屁股就坐了一个椅子边儿，隔桌有个挺高挺壮的男孩结完账起来，走过的时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扑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问。
小希：“年轻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么表示？”
“什么表示？就走了呗！乐死我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倒真想认识”。
我有点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得很。我现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见过太多暴力，难免受影响，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不敢和她过份接近的原因。“那台湾男人后来怎样？”
“他凶巴巴的站起来，想开骂，又找不到对象，就骂了一句：‘没文化’。你看，你们台湾人还是看不起我们”。
“现在哪敢？”我知道以前两岸三地人心底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过现在怕都改变了。
我问：“那次相亲就黄了？”
小希说：“人家想找年轻的”。
我心想，女人不该不染头发。“你生活还可以吗？”
她锁一下额、翘一下嘴，在阳光下暴露了更多绉纹：“生活可以，周围的人都变了，心里难受，现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没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脸茫然的望着前方地面。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筛落的一地斑驳碎影吸引了她，还是她忽然想起些什么而走神了？片刻，她回过神来：“哎呀，我得走了，待会高峰车挤”。
我把名片给她：“我们约吃饭，跟你妈、儿子”。
她温柔的说：“看吧”。她站起来，说一声“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还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从后面看还真有看头，身材、动姿都像年轻女人。她从公园南侧出去，我愉悦的漫步走向公园东侧出口，突然想起两个烟民，转身一看，发觉他们也已走到公园南侧出口处，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术馆方向，走出我的视线，那两个烟民等了几秒钟，也跟着往美术馆方向走。
三里屯的盛世
我不想马上回家，打车到三里屯太古村找星巴克坐坐。自从旺旺集团收购了星巴克之后，一些中式饮品就被开发成了全球化饮品，像我手中的桂圆龙井拿铁，口味就非常好，据说巴格达、贝鲁特、喀布尔等伊斯兰重建城市都在热卖，连非洲的安哥拉卢安达、苏丹喀士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都开了店，是星巴克旺旺与一家叫欧非拉友谊投资公司的中资企业共同开发的新市场，以后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星巴克旺旺，商业不忘文化，也算是软实力的呈现。
我来这里太对了，心情又好了，我最近常有的幸福感又回来了。你看，市面多热闹，年轻人多好看，加上各国友人、游客，多国际都会！更何况大家都在消费，刺激内需，贡献社会。记得几个月前，有个在社科院研究农村文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外甥女放寒假从兰州来北京玩，住她家，问想去哪里，外甥女说想去Y-3买衣服，那朋友打电话问我：什么叫Y-3？这书呆子也真是的，不会上网去查一下？Y-3开始的时候，是阿迪达斯与日本的山本耀司合作的新时装产品品牌，Y是耀司，3大概是指阿迪达斯的招牌性三斜条设计，牌子在中国做得很火，据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它在北京的旗舰店，正是在我的眼前，太古村星巴克旺旺的侧对面。记得它在08年奥运前开幕的时候，只占这家阿迪达斯五层总店在四楼的三分之一店面，现在整个地面一层都属于Y-3。当然，阿迪达斯在太古村也扩充了地盘，占了原来耐克的楼，这些都是在李宁和阿迪达斯两家合并重组以后的事了，要谢就谢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凡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都要含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资本，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享有更多优惠政策，然后想在上海挂牌上市又必须如何如何，细节我忘了，总之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品牌要等国家商务部特批，拿不到特批就请退出十三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市场。
我们在台湾、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以前总认为一个地方要发达起来，是要靠出口，靠节衣缩食小富由俭的累积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才知道内需和消费的重要。中国人肯花钱，救不了全世界也至少可以成就自己。中国就凭这一点成功的转轨了，虽然内部消费在这几年间内由百分之三十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再上不去，不过，从方方面面看，还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的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你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残，2008年金融海啸后，稍有起色才没几年，又再度陷入滞胀期，祸延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未能爬出谷底，惟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三爬两拨让经济奇迹般再度起飞，以内需代替枯涸的出口，以主权财富代替已蒸发的外来资本，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止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想到这里，我又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我近来的问题，就是容易感动，有时候还发觉自己眼眶湿湿的。此刻我想起看上去很潦倒的小希，心里有点难过，周围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惟独她好像越活越不舒展。我深呼吸，强忍了一下眼泪。我以前是个很酷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伤感？我没意识到有一颗泪珠竟如漏网之鱼夺眶而出，掉到半杯桂圆龙井拿铁。我急忙用纸巾擦眼，离开星巴克。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自从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份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带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支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材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随她姓韦。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您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她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材”。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这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跟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得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学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礼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积卖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月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导。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但是我认为《十三个月亮》不该受湮没。《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人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直到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份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04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台港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导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生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2004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
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04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