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2008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惟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82、85、89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惟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t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59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92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终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管住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份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酒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还都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给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春色撩人夜
看完老电影喝了酒，初春凌晨站在街头上候车，我睡意全消。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朋友，然后去了她的居所。十多年前她还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是个平和的人，但有时候也有需要，那就找她。算起来，已有两年没找，连想都没想，直到最近，直到今天。
没想到，回到家还睡不着，好一个令人心猿意马的春夜。这几天，心里惦着的是一件事，要不要发个电邮给小希？
宋大姐说小希常换电邮，不写，怕她又换了，想联络也联络不上，写呢，我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她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她开餐馆的时候就让我心动不已，当时很多顾客都冲着她而来。我们虽然认识有二十年，可说是老朋友了，但从没在男女方面亲近过，连调情都没有，一个是她身边总是有一群男的围着她，有的好像是哥们，有的是追求者，有的是追求不遂成了哥们。她是身边只有男性朋友没有女性朋友的那种女人，同时却又是那种对自己的魅力没什么自觉的人，以为男性朋友真的只是哥们。我没有下过决心非要跟她好不可，她也没有特别表示过，始终只把我当作一个朋友。后来我以为她会跟一个老外结婚嫁到英国去，看样子没嫁成，不过从那时候算起我有七、八年没跟她联络了。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顾虑就是，她是个会惹麻烦的人。她不是那种知识份子型的异见份子，但过去的三十年，政治上的麻烦总是跟着她，完全是因为性格太直，又太固执，简直是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以前，很多人都愿意帮她，包括一些外国人，现在，这样的外国人都不见了，谁都不愿意得罪中共，愿意得罪的大概也拿不到进中国的签证，而她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好好，都不想折腾，我猜想都有点躲着她，所以她上次在小公园才会说周围的人都变了。
跟宋大姐与韦国见面后，我感到小希最近一定又惹麻烦了，我现在也更肯定上次在美术馆旁的小公园，她被跟上了。
如果我跟她好，岂不是她的麻烦变成了我的麻烦？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一切都可以预期，充满幸福感，我犯什么傻？但是如果跟她见面，只要她稍稍表示对我有意思，我会把持不住要跟她好。她是老了很多，脸上多了皱纹，头上多了白发，但我还是喜欢她，包括性方面她都非常吸引我。这才让我害怕，很久没这么想过一个女人。但是，就算一时冲动，我们好了，我跟她肯定还是没办法相处下去，她想像中的我是跟她同声同气十年前的我，其实我就是她所说周围变了的人，我们现在的心境不一样，对现况的判断也不一样，我跟她肯定是话不投机，说不到一块去。我想起台湾当年陈水扁出来选总统连任，不少朋友家庭男方支持国民党，女方支持民进党，夫妻都做不下去。
我对着电脑，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突然，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幸福感。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很明显，就是小希。
小纸条上写着feichengwuraook@yahoo.com，我看得懂，小老鼠前面是拼音：非诚勿扰OK。
二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份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治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致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所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纪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年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借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性。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身，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然后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划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餐馆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份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从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她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光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89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份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坛、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哨。
我很孤独，除了妈之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借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张逗的自述
我，张逗，二十二岁。
现在录影的地点是妙妙的家，在北京怀柔。
我是河南人，父母是农民，我自小有哮喘病，但长得高，十三岁就像人家十六岁，在火车站被拐骗去山西的黑砖窑，前后三年多，做盖房子用的砖，几次哮喘病发差点死掉。曾经试过逃走，被别人救了，送到当地劳动局，又给劳动局的人转卖到另一家黑砖窑。六、七年前，那地区的黑窑厂在全国媒体曝光，很多厂关了，救出不少童工，年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是失踪人口。我见到很多记者，其中包括广州来的妙妙，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她叫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妙妙说写得很好，说会替我在媒体发表。之后我被送回家乡，我妈死得早，我爸去南方打工，我又回到学校，重新读初中一年级。
一年多后，收到妙妙的信，说媒体都给打招呼了，不准再报导黑砖窑，以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那篇文章也不能登了，只能交给天涯网发表在网上，跟帖很多，一周后才给和谐掉。妙妙把她的EMAIL地址给了我，我去镇里，上网吧发了一封邮件给妙妙，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家里也没人，我想再出去打工。妙妙回邮，叫我去北京找她。她是北京人，已辞掉广州的周报工作，搬回北京。她说现实世界太恐怖，压力太大，宁愿做自由撰稿人，在家工作。
我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到北京怀柔找妙妙。原来她现在也是住在村里。
她叫我跟她住，教我做爱，教我弹木吉他，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有蛋糕、饼干什么的。她有三只猫三只狗，都是捡回来的。她说之前北京因为奥运，大片大片拆迁，很多人把猫狗留下没有带走，所以北京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甚至名种金毛犬都成了肉狗，在农贸市场才七块钱一斤。
我也是她捡来的。我现在哮喘发作也不用害怕了。
她写文章、电视剧本赚稿费养家，我有时候在附近的宠物诊所打工，因为经常带猫狗去治病跟诊所的人混熟了。妙妙的小院是跟农民买的小产权房，有三间北房，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和带淋浴的厕所。我们和猫猫狗狗过了一年三个月很快乐的日子。那年妙妙三十二岁。
然后听说全国到处大乱，北京也人心惶惶，我们首先想到是到处找猫粮狗粮，怕断粮。后来，人也快断粮了。宣布严打后，局面就稳下来了，但妙妙怕我被抓，不让我出门。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当时粮食还是紧张，很多人都把宠物丢掉，妙妙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来猫狗，有些还是病的、残的。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几十只猫狗。我学会了照顾它们。
那年冬天过后，社会一下子繁荣了，每个人都面露笑容。但对妙妙来说，却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她突然不认得我了，任何人都不认得，见到任何人，她都点头微笑，但不说话，每天，她只记得喂猫狗，每隔几天会做一批没加糖的曲奇饼，但她不再写稿子、不弹吉他、也不出门，有需要的时候，会跟我做爱，但她不再跟我聊天说话了。
我一直知道，我到北京的一年多，她在以为我看不到的时候，会去吃某种药，所以有时候她会像灵魂出窍一样谁都不认得，不过一般不到半小时就会回神。这次她没有回来。
我知道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光靠打零工养家。所以我做了一件事，希望妙妙原谅。我偷偷卖掉家里的猫狗，尤其是刚生出来的小猫小狗。我不会卖给肉狗商贩。因为经济好了，很多人又开始收养猫狗，我已经挺擅于培养、配种，生一批、卖一批，家里永远有很多猫狗，还好妙妙对猫狗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看到谁就喂谁。
我还每天练三个小时吉他。有几个傍晚，我对妙妙说我去听音乐，她没有反应。我坐长途公交去五道口，到一些以前妙妙带我去过的地方听现场音乐，不听我有点难受。每次，我都碰到几个玩音乐的半熟脸儿，还一起玩过几首歌，他们都很喜欢我那手西班牙吉他，说以后演出时需要吉他手的话会找我。回来后我加紧练习，妙妙，你教我的技法我都练熟了，等着去五道口上台演出。
想不到演出那天晚上我出事了。
我接到电话去演出，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把你和猫狗的晚饭准备好，跟你说了一声，去了五道口。跟之前几次去听音乐一样，演出结束后太晚了，回不来，我就会找个地方打个盹，再坐头班车回来。这次我到了市区后，先在蓝旗营的一家小馆吃点东西，小馆店窄，坐得很密，隔桌是一男一女，男的说话是电视上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那种腔调，滔滔不绝的在说，内容我听不太懂，突然那个阿姨开始说话，是个北京人，我发现她竟然在骂政府。
自从两年多前中国人的盛世正式开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碰到的人都好快乐，很少听到有人说不快乐的事，我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有点怪，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也装得很快乐。所以听到那个阿姨骂政府，我心里感到很特别。没想到那个台湾腔男的竟然教训起那个阿姨，说你们的政府多了不起、多照顾你们，你们大陆人不懂得感恩，你们以为喂饱十三亿人是件容易的事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你们女人懂什么……可能是他不停的说你们、我们，我听着觉得特别扭，结账走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屁股只坐五分之一椅子，我想都不想就猛撞了他椅子一下，他摔在地上，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小馆，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
我去了一家叫五味的音乐现场，那晚上我们的乐队表演不错，现场气氛特好，我也分到二百块钱。其他乐手拉着我喝啤酒，说庆祝我第一次正式演出，一直弄到了两点多。
分手后，我本来想熬到天亮，但是喝了酒有点犯困，就在车站附近一栋楼的侧面，靠墙坐下，打算眯一下。
刚坐下合上眼睛就给五六个人用木棍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连爬起来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台湾腔男人找人打我吗？我虽然身体很壮，但这样打下去可扛不住了。后来突然那几个人就走了。我吸不到气，左手像断了一样，右手压在身下，哮喘药在裤兜没法拿。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看我，我发不出声，手颤动着想告诉他药在裤兜里，那人没反应过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妙妙，我那时想，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妙妙，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该撞人家，现在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
突然我吸到药了，我又可以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壮，打是打不死的。
醒来已在病床上，只听到护士喊：喂，你送来的人醒啦。有个大叔走到床边，我不认识他，我提起精神说，裤子，我裤子。他把我裤子拿过来，我叫他在裤脚小兜里掏出五百多块钱，又叫他拿了纸笔写上怀柔妙妙家地址，猫粮狗粮牌子，份量多少多少，加上面粉，鸡蛋，拜托那人替我买了送去。我也不知道那人拿了我的钱会不会走掉，是否愿意跑到怀柔，我甚至不明白他送我到医院后，为什么还等我醒来。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想着你们断粮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那人回来，说东西已经送过去，有个女人收了，他向她解说我在医院，那女人只微笑的点头，请他吃不甜的曲奇饼。他还说我家猫狗真多。听了我就放心了。
下午他又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照顾我？他说，看我躺在地上喘不过气，手在裤兜上颤动，突然明白我是哮喘患者，因为他也是，也长期用激素。他从口袋找到我的药。
他说，看到我用激素，忽然想知道另一个用激素的哮喘患者，平常是怎么样过的？
我问：“知道来干嘛？”
他说：“看有没有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他们没哮喘”。
他说：“他们很快乐？”
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不是我不快乐。五年前开始我和妙妙在一起不会不快乐，现在妙妙不跟我说话，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不快乐，但是这两年，我发觉我见到的人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们很快乐。反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就算快乐也不是同样的一种快乐。
他一直看着我，等我答覆，我点头。
他好像中了彩券一样高兴，然后看看左右，像怕有人在偷看我们。
他靠近我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只有我们用哮喘激素的人，才会不嗨。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不记得那一个月？”
“哪一个月？”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那一个月”。
我不明白。
他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不是大家现在说的好像是紧接在一起的，而是隔着一个月时间的，正确来说是从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天数起共二十八天”。
大概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是不是你现在跟人家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我心想，的确再没人跟我说起这些事，的确有点好像不曾发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忘了。
他以为我也忘了，颓丧的坐下来，轻轻说：“原来你也是忘了，我弄错了，太一厢情愿了”。
我说：“大叔，我记得”。
“你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年的事”。
他仍怀疑的看着我。
我说：“我记得到处去搜购猫粮狗粮，记得严打躲在家不敢出去……”。
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老天爷，我终于找到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逗”。
“张逗兄弟，你叫我老方，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因为你是我知道惟一记得那个月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你现在记得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月找回来”。
他救了我，救了妙妙和猫狗，他怎么说我怎么听吧。我也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妙妙捡回来的，妙妙对我是最好的。
韦国的自述
我，韦国。二十四岁。
好久没写日记了，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是要记下来的，作为历史的记录。
今天，我向我的人生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正式成了SS读书班的成员。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班里最年轻的成员。
SS读书班是学术、政治和产业界的结合，正式成员有副部级官员、少将级军人、央企和主权财富投资老总、百强民企老板，加上几位社科院和重点大学的所长、教授。其实，我们的人脉一直往上延伸，直通天庭。
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的真正精神贵族。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来自革命家庭——有几个学术界的成员就只是平民或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但大多数是。像我的外祖父是共和国的法官，我从小在政法大院长大，这在我们读书班里，已经算是出身最不显赫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