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应该感谢X、Y、Z三位教授——特别是X教授——因为是他们在大半年前介绍我到读书班当候补成员的，这样我今天才能成为正式成员。X教授经常炫耀说我是他一眼看中的，是他决定要提拔我的，就让他这样想吧。其实念本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大学里的教授做了分析，看谁在政治上最有前景，会跑得最快最远，是我选中了X。
我没选错，X和Y、Z教授是SS读书班的发起人，他们的主张是：理念与权力结合，让中国更强大。是他们以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名义，吸引官员、解放军将领和企业界中有政治思想的人来参加读书班。XYZ都想当国师，认为十年内他们的理念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这都很符合我个人的十年计划。
三个人之中，X掌控着重要的学刊，人脉最广，在媒体的锋头比较大，但嘴巴也比较大，学界传说他有国安背景。Y在学术上最有地位，是学科带头人，在南方的重点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任院长，在国外学界也颇有名气。Z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班讲课，这个研究班是军地混合编班，学员都是省部级高官和高级将领。
Z为人深沉，事情想得最远，他才是最懂我的人。我做过两件事，都只跟他报告，当时他听完没反应，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有点后悔自己太急躁了，不过这次在读书班收新成员的委员会议上，主张把研究生还没念完的我，破格收为正式成员的，是Z。之后X也居功一番，说是他和Z共同替我说话了，不然我还要多做三到五年候补成员。
青春有价，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随便给人家耽误呢？我要主动去促成我的目标。我察觉到Z才是关键人物，因为他跟读书班里一个所有人都叫他板寸头的大哥是有默契的。板寸头大哥是真正的红色贵族，表面上是在海外做投资的，其实党政军黑白道都通，更有通天的本领。我认为他是将来做元首的可能人选之一。读书班人人有来头，但他们见到板寸头大哥都还带点敬畏。板寸头大哥和Z才是读书班的灵魂——虽然我不相信灵魂。可惜板寸头大哥不好亲近，我至今还没找到可引起他注意的妥善办法。暂时我先做Z的工夫。
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替X、Y、Z做很多跑腿的事。他们有不同的外围组织，掌握着不少资源，譬如申请国家拨款给愿意成为同盟军的学者做学术项目，或拿一些富豪基金会的赞助，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扶持国内外学界的同路人，建联合阵线，又或每半年办一次全球华人人文社科优秀研究生的学习营，训练下一代的学术精英，参加者全程免费，夏营在北京或上海，冬营在香港或澳门，吃得好玩得好但少不了洗脑般的脑力密集激荡，所以叫魔鬼训练营，也叫新黄埔军校。这么多活动，XYZ当然要分工，譬如魔鬼营YZ只去演讲，组织上交由X去主导，X自己也不出面，名义上的召集人是Q，因为Q最能折腾，最会忽悠年轻人，特别是满腔热血、读了一点书的硕士研究生。Q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是想当帝王师的，但X、Y、Z都有点瞧不起他，说他学历不完整，说他没有学术著作，说他立场变来变去。私下里，X、Y、Z叫Q做魔笛士，就是在西方童话里，用笛子吹起动听的调子，把小孩子拐走的人物。很明显，X、Y、Z都知道，一场思想的革命——SS读书班策动的就是一场中国人当代世界观的革命——需要有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拐小孩的魔笛士是不能从缺的。
我第一次向Z交心的，是我如何落实读书班上常说的政治就是分敌我的理念。我从大二开始，就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后来我们从虚拟兼顾到实体，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他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
Z听完没什么表示，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因为不久之后他故作不经意的说，你去听过你们学校那位龚教授的课吗？我立即心领神会，打听之下，知道这个姓龚的家伙在讲堂上批评政治儒家公羊之学，我们就鼓动曾听课的同学去向校长告状，说他污蔑中国传统文化，还发动同学在网上签名要求校方彻查和开除姓龚的。这件事现在还没了，但姓龚的已给我们玩弄得狼狈不堪。我相信Z对我的表现应是满意的。
我没跟Z说的是，我的长年告密行动终于受到国家的欣赏，首先是公安网络监控部门，然后是安全部门，都正式联络上我了，等于说我现在是公安和国保的眼线。这点我没告诉Z和读书班其他人，免他们防着我。待我知会上线我现在正式成为SS读书班内围的人，他们也会更器重我。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刚做了读书班候补成员，去听Z的公开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盛世与爱，他说：“现在社会弥漫着‘爱’，媒体更常有人提倡大爱、博爱、爱全人类，一时间大家感觉良好，内心充满‘爱’，很有满足感、幸福感，国家也一片和谐，暴力犯罪案件减少了，连家庭暴力都少了，可见‘爱’的力量”。每说到单字‘爱’的时候，Z就做一个加引号的手势。
我正听得无精打彩，觉得Z的演讲了无新意，到接近尾声时才突然听到Z轻轻带过了一句：“大家都在‘爱’，尚武精神不彰了，敌人没有了，恨不起来了”。我整个人为之一震，Z真是高呀，用心良苦呀。
我记得Y曾说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没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也没有慧根，我们哲学家不能对他们说真话，不然他们会攻击我们，就像他们杀掉苏格拉底一样。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即所谓微言大义。
Z跟Y是一个套路的，所以Z也是在微言大义。
爱是说给大众听的，大众以为Z在宣扬爱，或主张当前中国盛世需要爱，但其实Z在整篇演讲中，都只是在描述爱，不是在肯定爱，只是说爱如何影响了盛世里的中国人，但没有说中国人应该多去爱。关键是那句“尚武精神不彰了”，这是对前面所说的‘爱’的全面否定。这就是说给我这类自己人听的暗语，因为从SS读书班我知道，尚武精神是我们崇尚的美德，Z是尚武的，若果尚武精神是正面的，让尚武精神不彰的就不可能是正面的了。在Z的演讲中，是什么让尚武精神不彰？是‘爱’——尚武精神不彰，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爱’。像我这样受过哲学训练、懂得阅读字里行间深意的人就体会到这个引号里的‘爱’是指前文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Z认为这样的‘爱’让国人不尚武。理论上，尚武不一定需要恨或敌人，但敌人和恨可使人更尚武——敌人和恨是尚武精神的春药。Z演讲的真正目的，他微言的大义，是要否定连敌人也爱的‘爱’——批判不分敌我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这些所谓普世价值，甚至暗示我们要找到敌人，让恨能再起来，尚武精神才能彰显。我懂了。
我知道这也是我以后能取信于Z的窍门，我能听出Z的微言大义，主张内外有别的他一定会把我纳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立即挑选了六个崇拜我的北京的大学生，自称铁血忠魂，开始练武。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缺胆色缺杀气，受到社会上泛爱的气氛影响，都变得女性化了，缺乏男子气概，有时候连我也怀疑自己太有爱心，太不够绝断，做不了大事。我设法提升他们的杀气，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恨，忘了分敌我。我们一起看南京大屠杀、纳粹灭犹之类纪录片，鼓励他们去幻想如何有系统的屠杀日本鬼子，可是有一次我们野营的时候想杀两只流浪狗，磨练磨练胆色，最后都给畜牲逃走了。我觉得大学生都是窝囊废。
终于，给我等到机会，替他们行成人礼。
我姥姥五道口的小破店《五·味》，每天晚上有乡谣表演，是我观察年轻人心态的平台。有一个晚上，铁血忠魂都在，但士气低落，大家在喝闷酒。可能是酒精上头，其中一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指着台上一个大块头的吉他手说：“你看，那个弹吉他的大个，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出来的”。那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本身是来自农民家庭的，但是他最厌恶农民，整天说农民是贱民，农民是不能同情的。我向来知道，穷人恨穷人，农民讨厌农民，小孩最爱欺负小孩。清华铁血忠魂还在说：“你看他，贱肉横生，恶心不恶心”。另一个铁血忠魂说：“大个子弹得挺好的”，但另一个立即反驳：“他的身体语言特别土，手指头粗得像棒槌，还要弹什么西班牙吉他，我靠！”清华铁血忠魂再咬牙切齿说：“就是个农民！”大家都对那个弹吉他的大块头农民投以极度厌恶的目光。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大伙一下就领悟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回去拿家伙”。
我们在店外等，那大块头还在店里喝酒作乐，大家更气不过。等到他出来，我们跟着他，不知该如何下手，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个蠢家伙竟然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栋临街楼的侧面夹道，靠着墙脚坐下来睡着了，众铁血忠魂这时候一拥而上，乱棍齐下，打到那大块头动都动不了，我在不远处看着，心想：好家伙，这回非得把他打死不可。这时候有辆切诺基开过来，大家就撤了。
我犹疑了好久，要不要告诉Z这件事，因为后果只有极好或极坏两种。如果X知道这事，可能会给吓着，Y甚至会遣责我，但Z却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决定赌一把，我跟Z说，受他关于爱的演讲启发，我读出他的微言大义，而且付诸实行，要做大事，恨是必需要的。我的潜台词是：我是可以替他干大事的。他听后一贯的不作表示就走了，很多天没动静。还好事实证明我看人还是准的。今天，我成了SS读书班正式成员，证明押对了宝。
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后记：SS读书班的S和S，是两个德国人——虽然其中一个是犹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
再后记：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我必须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到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寻月
我，方草地在录音。
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他叫张逗，二十二岁，河南人，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我六十五岁，有资格认他为弟，以兄自居吧，哈。
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那一个月间发生的事。两年的寻觅告诉我：这是多么稀有、难能可贵的啊！
他跟我一样，是哮喘病患者，长年用类固醇。我现在大胆假设，我们两人没有失忆，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哈，这是大好的消息，表示在我国境内，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我能把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哈。
上星期五晚上，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我顺便进去，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我如获至宝，假装买了几件东西，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拿报纸跟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电子版一对照，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不知何故，看到《南方周末》被公然强奸篡改，反起普世价值来，我哈哈大笑，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
这份《南方周末》报纸单张，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更幸运的是，那天凌晨，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我停了车，理智叫我少管闲事，正犹疑着，发觉那人在地上拚命想吸气，这情况我熟悉，再下车走近，看到他一只手在颤动，我念头一闪，伸手在那人裤袋一掏，果然是我想的哮喘喷雾剂，立即就往他嘴里狂喷几下，他就缓过来了。
我还要管他吗？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
这个大块头！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送到北医三院。我怕他出院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他，他仍然在昏睡着，下午醒来，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我决定照办，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我对了，他记得，我们是一类人，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哈。他就是张逗，我认了他做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两年来，他是我惟一找到的一个同类。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
最初，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他们的记忆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而那二十八天的电子版报导都跟我的记忆不合。在电子版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
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但我不能肯定。
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找有关的报导，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没有报导真相的报刊。
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导各地居民屯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制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导回顾2008年的贵州翁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1983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
终于，我找到张逗。我们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
我跟张逗说，这几天每天去他家，看看妙妙和猫狗有什么需求，我越来越喜欢他的家，善良微笑的妙妙，和猫猫狗狗。张逗说等他出院后，我可以搬去跟他们同住。哈，我太兴奋了，我需要一个保险的地方保管我收集回来的证据。我期待张逗出院。
补一段录音：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几大医院挂号以看病为名，接近其他哮喘患者，故意攀谈说起那个月的事，他们都没有记忆，我很失望，我以为每个服哮喘药的人都跟我和张逗一样，原来不是。我又回到原点。我向张逗报告了情况，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多孤独，只要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忘记的人，我们也要把他找出来。
为免忘记再录两句：上周在新东路上碰到明报月刊和联合报的陈老师，才想起他以前也是个明白人，曾帮过我很大的忙，他现在是不是我这类人呢？从他的眼神看，他是我们同类人的机会不大，但我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有空找他。
陈老师笔记本里的方草地
小希或非诚勿扰OK没回我电邮，却收到方草地的邮件，约见面。我没有立即回覆。
近来心思都是在小希身上，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奇怪，想小希的时候，常常也联想到方草地，想起那次在幸福二村外碰到时他说的无厘头话。认识他这么多年，他都是叫我老陈，那次他竟叫我陈老师。我甚至觉得方草地的状态，跟小希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
我打开一个搬到幸福二村后没开过的纸箱，检视我的笔记本，有一本是关于方草地的。
方草地原名方力钧，后来有同名画家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后，我认识的这个方力钧才自己改名方草地。
我首先知道方草地这个人，是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个署名老方的美国读者的来信，有时候是校正月刊一些文章的事实或论据，更多是看到文章后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却往往因为太详细而无法刊登，只知道这个老方了解很多当代中国的野史秘闻。有一次我在读者栏登了个小启事，请他提供真实名字和通讯地址，果然后来他来信就附上了真名和地址，我还写过信谢谢他。
他对我的文章也特别注意，甚至我用笔名在《明报》中国版发表的文章也被他看出来，用现在的说法，他是我的粉丝。
89年夏天，我们在香港见了面，他经香港要回大陆。我奇怪这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大陆，竟有人想回去。他问我是否认识那个抢救天安门学生领袖的组织，我说香港有个支联会，可以去问问。我当时不知道有黄雀行动。
我发觉他的生平很特别，第二天再约他长谈，并做了笔记。
方力钧祖籍山东，1947年在北平出生，他父亲曾跟军阀盛世才一同在新疆参加苏联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49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在东单坐飞机去青岛，再坐船去了台湾，没带上年纪甚轻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儿子方力钧。
盛世才那支共产党，跟现在所说的朱毛中共还不是一回事，曾主张新疆脱离中国。不过，老方父亲不止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而且跟西北的黑道帮派走得很近，又负责培养特异功能人士。老方就是出生在北京城东边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道观，母亲还是那道观的总教母。解放后，这个道观是归国家安全部门而不是宗教部门规管，可见中共对道教方术的警惕。
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共随即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份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练各派武功或特异功能者都有可能被划为反动会道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大批曾替国民政府工作的投降人员以至中共自己在白区的地下党人也被杀，包括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
镇反后，黑道帮派份子和会道门追随者有过一阵子在神州大地上几乎消声匿迹，逃得快的头子都去了台湾或香港。老方的父亲什么都掺和，所以也去了台湾。老方的道上大姐大的母亲没有这么幸运，死在北京的监狱中。
至于老方这个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份子兼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后代，则在重门深锁、闲人免进、去宗教化的道观长大，带他的是个看门老头，老方从小就跟老头干些庙里修缮的活，并读完了高中。
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老方未能上大学，也因为年龄大了几个月的缘故，没资格跟老三届高中知青下乡插队，更无缘当红卫兵，在文革最初期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当小学老师，但学校还没开学文革就升级了，改成下放到门头沟木城涧煤矿当挖煤工人，一待多年。据他说，七一年九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颐和园一游，因为整天听说却没有进去过，觉得再不去以后会很长时间没机会去。但那天他前往颐和园途中，发觉路给封了，猜想一定是颐和园附近的玉泉山军事禁区有什么戒备或军事调动。他回工人宿舍后逢人就说，中国要发生大事情了。果然没多久就传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叛国潜逃、飞机坠毁在外蒙古的惊人消息。老方从此不肯再去上班，他说当时已经想到“历史终结”，写了一张小纸条，去到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把纸条塞在桥上汉白玉栏杆的缝里头：“历史已经停止，不会再前进了，所有新的革命皆将是反革命，不要再想骗我，你们凭什么叫我去挖煤？”
他哮喘病复发，待在宿舍，不管单位怎么威吓都不下坑道。
不知道是七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来华，还是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反正美国方面有人带来一张华裔美国公民滞华亲属的名单，在这个中美关系戏剧性解冻的期间，中方为了示好，放了一批人出境，其中包括老方，因为他父亲早已脱离国民党政坛，以亲美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政府荫庇而移居美国。
老方接到通知后去公安局领了一张折页的通行证，还在磨蹭，去颐和园、北海四处玩了几天，又回到东边的道观看望带大他的老头。老头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走？万一政策改了就走不了了，今天马上去买火车票去香港。老头从庙里一墙角挖出几片金箔，是以前修庙剩下的，这么多年一直藏着，拿去换了现钞给老方带到路上用。老头说，老方母亲是道观的大恩人，因为她在狱中咬死不松口，坚持道观只是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反动会道门活动，这七百年道观才能保留到今天。现在算是回报给当年总教母的后人老方。老头养大老方，也要等到最后关头才透露点真相，当时人对人都有戒心。
还好带了点钱，老方坐火车南下，在广州等了七天，等香港的配额。在深圳又等了两天，才过罗湖。老方就是在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拿着一张折页的通行证，终于跟罗湖海岸边防收到的通知对上，进了香港。
老方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拿签证，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老方不是偷渡到香港的，而是拿通行证出境的，所以够不上是政治难民，美国不能立即让他入境，必须以家庭团聚的理由正式申请移民美国。
老方在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一家廉价国际宾馆暂住，一住大半年，因为美方签证迟迟不下来。在宾馆里，老方过着大开眼界的生活，结交了各地的背包客和小商人，据他说至少来自五十个国家。有一个长年住在印度果阿的美国嬉皮士，鸟倦知还，说回美国后将会加入一个嬉皮公社，继续过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日子，令老方羡慕不已。
老方到了加州洛省蒙特利公园市，见到了自襁褓之后没见过、现在已年迈的父亲。老方的父亲当年跟随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时候，没少害过人，现在整天怕有人报复，平日深居简出，房子四周建了很高的围墙，连卧房都加了铁门。这时候父亲已另娶，老方跟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依父亲意思，去德州豪斯顿唐人街，投靠父亲的旧部，在旧部开的下面是铺面、上面是居家的中国家俱古董杂货店当会计。旧部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双方家长如意算盘是让老方娶旧部的女儿。那女儿已完全美国化，知道父母的用意后不肯跟老方同桌吃饭，老方就自己吃住在店铺的储物间。这样的唐人街生活并不是老方想像中的美国。
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养蜂酿蜜、做果酱、制造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干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份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2006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89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92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僮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嵋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2006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记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2008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83严打、89六四、99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三
春夏之际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局副局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局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名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地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89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吃吃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借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得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但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现在她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介面用了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