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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爱恨倾城小团圆
1、活在李鸿章的影子中
热议张爱玲，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关于她的话，说得多了，都不觉得她是多么久远的人。很多年轻男女，甚至觉得离她很近，能够与她共悲欢。
可是，一查张爱玲的出生年月，我们才竦然一惊：她的出生，是在将近90年前！
无怪乎台湾学者王德威要称她“祖师奶奶”。
百年之前的种种，才是她的前世；近百年的动荡与安稳，则是她的今生。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真是足够多了，是地地道道的“奶奶级”人物。对此，我们只有慨叹。
麦子落地，遂成青苗。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月圆后不久，想必夜间仍有清辉铺洒。
早年的人们，习惯以农历生日为准，张爱玲也是。这个日子公历是哪一天，以前大家都忽略了张爱玲曾记为9月29日。，后来是美籍华裔学者司马新，在写张爱玲传时，仔细推算出来的。
张爱玲是个多思之人，生日的皓月秋空，也许让她每年都有所思，以至于她小说中写月亮的句子，经常很奇崛：“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难道是宿命的写照？
她的确就是从一片“陈旧而迷糊”中诞生的。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
这房子大有来历，牵涉到张爱玲的“前世”。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这种老房子四面为房间，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天井，朝内一面有连廊可通行，因而名之“走马楼”。
老房子的外墙上，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纹装饰，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小楼共有两层，后来顶层有人加盖了阁楼，所以如今看起来好像是三层。
当年这房子，想来是气派得很，从二楼上直直向前伸出一个阔大的阳台，四周还有很大的花园，草木葱茏。而现今，房子杂乱了，花园当然也不存。这种“西风东渐”时期的老房子，在今日的上海、武汉、广州、海口等地，仍残留了不少，可以视为用砖石写就的城市演进史。
张家公馆，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很有象征意义：从外面看起来，房间的阳光应该很充足，其实里面却是古墓般的幽暗。
新旧杂糅，中西交错——这便是张爱玲日后成长的宿命。
早几年，有“张迷”经过辛苦奔波，确定了老房子当年准确的地址：淮安路313号，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东路87弄见淳子《张爱玲地图》。。
这房子现在可能已被拆掉，再也没有了它的物质存在。——大变革的时代，只几十年间，就会有很多东西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尘土。
在那时，能拥有一批这种房子的，是豪门大族。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就更是声威显赫。
因此，当今讲张爱玲故事的人，有的就特别津津乐道于她的家世，动辄冠以“簪缨世族”、“官宦世家”、“豪门之后”的名号，看上去金光闪闪——似乎张爱玲的天才，一定与此有关。
我个人猜想，以这类口吻进行叙述的人，无论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恐怕都未脱庸俗思维，有的年幼时说不定还很清苦，对张爱玲进行这样的恭维，也许有少年时的情结在内。
——其实，天才与血统无关。
尤其与富贵无必然联系！
古人说，穷诗人写富人，诗句里定是穿金戴银；而真正的高贵出身者写富人，只须两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那种富家大户夜戏散场时的豪华，便被写到了入骨。
毕竟还有学者是清醒的。内地较早写张爱玲传记的学者余斌，就张爱玲对自己身世的态度做过考证，结论是：她并不愿沾祖上的光，有人问起她来，她也是含糊其辞。
当然相反的证言也有，与张爱玲相识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说过：张爱玲在日常的场合，对自己的贵族血液“引以为荣”，一再加以提及，唯恐人不知。
但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并无佐证。倒是可在《流言》中的几篇自传文章里看到，张爱玲对她“簪缨世族”的家世深为隐讳，从不提及。
我也注意到：只有一次，在小说集《传奇》出版之前，她曾一闪念地想到：可否用自己的“贵族家庭”来作宣传的噱头？但最终，并未实施。
看来，她并不在乎这所谓的辉煌。
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着重其‘贵族’身世，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
因此，渲染张爱玲“贵族身世”的荣耀，基本没有意义；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
相反，在辛亥剧变以后，晚清时代的荣耀，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毕竟时代在进步，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爱玲，从“簪缨世族”承袭而来的，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
张爱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等到张爱玲这一辈，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
我注意到，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
她渴望挣脱这个冷漠的家，只想自食其力。
张爱玲的内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远离精英主流，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是“丰润张氏”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咸丰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就其本人的操行来说，是个极为清廉、耿直的好官，只不幸生逢乱世，结局很是凄凉。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张印塘和李鸿章曾在合肥、巢县一带并肩作战，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张印塘后来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因战败被革职，留营戴罪效劳。此后目睹局面日益崩坏、同僚好友败亡，心中越发郁闷。于次年，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7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
在辗转流离中，张佩纶发奋苦读，23岁那年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他做了官后，敢于直谏，因而名声大起。后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
那时李鸿章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了，念及旧日袍泽之谊，对张佩纶也很器重。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不仅在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的。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
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战后追究责任，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张家口效力。
他先后有两任夫人，都是病死的。到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光棍汉了。
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掌握机要文件，当了个心腹师爷。
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
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这一年，张佩纶年已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
这桩婚姻，当时就有很多人侧目。即使拿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很不般配。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还是个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从留下来的照片看，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八字胡，目光无神，体态偏肥，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颟顸模样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却是个地道的美女，标准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双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张佩纶在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住，与新夫人的关系琴瑟和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知何故，与这个妹夫水火不能相容，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8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在南京买下的房子，是一处叫“张侯府”的老宅子，位置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的南京海运学校一带。房子共有3幢，张佩纶将其中的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菊耦住，当地人都习惯称它“小姐楼”。——后来，胡兰成在与张爱玲恋爱时，还专门去看过这地方。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再不要那顶官帽子。
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在“三百年来伤国乱”的悲哀中去世了。
张佩纶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老岳父死后一年多，寂寞中的张佩纶也追随而去了。
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37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张子静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告诉了她，她觉得很诧异：这名字，怎么有点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
?
2、童年气息如春日迟迟
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无形之形，控制着这个老宅子。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走马楼”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
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
五四以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私语》时，去翻阅父亲的旧书，才注意到这个细节。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混乱。他订阅了《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
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婚成了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也是一位名门之后，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这个女儿没见过爸爸，因黄宗炎上任不久便染瘴气而亡，留下一男一女双胞胎遗腹子。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而且，据说论起来，黄素琼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这样，两家的联姻便是“亲上加亲”。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显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她本人并不情愿。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她后来成了张家族属里的一个异数。
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气质上很有乃祖之风，“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大胆选择，证明了这一点。——母亲的不妥协性格，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也甚大。
黄素琼虽然出生在大宅门，没上过新学校，还缠过脚，不过却受到了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于男人。张爱玲在晚年谈到母亲时，说母亲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见《对照记》。。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所以反而是个“学校迷”，而上学的事，“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连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不过人生总有出人意料处，这个勇敢者后来不仅圆了上学梦，1948年的时候还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算是大大过了一把“学校瘾”。
在上个世纪初民智开启的大波澜中，像这样的女子，即使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也足可令人敬佩！
张爱玲从小就听家人议论，说母亲黄素琼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
她为此感到困惑。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迁到湖南的，理论上可能会混有南洋血统，但她知道，黄家很守旧，就是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为了探个究竟，张爱玲曾狠狠地翻过一些关于人种学的书，看史前白种人在远东的踪迹，但最终也没弄清楚。
从张家的老照片上看，张廷重的面相倒还庄正，并不颟顸，但略有一股浊世气。而黄素琼却是面容清秀，目光深邃，眉间神色凝重，一副志存高远的样子。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如此不同，当然也就看不惯丈夫那种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过，也干预过，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张家住在上海，两口子闹别扭总还要顾及面子，不想在亲戚中丢脸，黄素琼就经常回南京的娘家，躲一时，是一时。
后来家搬到天津，黄素琼对张廷重纳妾、吸鸦片的恶习，再忍无可忍。在劝告无效后，她彻底冷了心，不再过问家事，只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的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
与丈夫不能交流，她便沉默。现存黄素琼当年的照片，那模样都是闷闷不乐的，与她一身新潮的打扮极不协调。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很可能就是黄素琼的写照。
幸好小姑子张茂渊也是个新派女性，算是黄素琼在家中的同盟军。大概因为旧家庭女孩子不大受重视的缘故，当年李菊耦没给女儿套上太多枷锁，无意间让张茂渊呼吸到了较多的新鲜空气。
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张廷重的陈腐，与嫂嫂黄素琼意气相投，形同姐妹，多少缓和了一下家中的紧张气。
黄素琼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张廷重却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夫妻俩便是如此，连小事也不能相容。而黄素琼这倔强女子由新潮书刊中得来的理想，却是始终没有泯灭。
后来在张爱玲4岁时，姑姑张茂渊要出洋留学，母亲黄素琼那年已经28岁了，借口要监护小姑出洋，自己改了一个非常新文艺的名字“黄逸梵”，就抛夫别子，也跟着远走高飞了。
这一飞就是间关万里，飞到英国去了！
远走只是想求索。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在家中委屈、屈辱的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只能让人对小爱玲将来的成长担心。那些现在被人以欣赏心态渲染的“簪缨世家”之类，对一个孩子来说，怕是远不及小户人家的天伦来得温馨。
所谓的“贵族”种种，用张爱玲小说里一个很有特色的词，便可概括，那就是“霉绿斑斓”——未见得好。起码，没什么可羡慕的。
张爱玲最初的名字，叫“煐煐”，算是小名吧。煐，这个字很生僻，有一点晃眼的味道。
小煐在上海长到2岁，她对2岁前的生活毫无记忆，2岁以后家里搬到了天津，才开始对自己的家有了印象。
这次搬家的缘故，起于张廷重与二哥张志潜的关系不睦。
张志潜是张廷重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哥早夭。，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比张廷重大17岁。他那时也是在上海的“走马楼”住，李菊耦病逝后，就由他管理大家庭的事务，张廷重兄妹俩也要受他管束。
在兄妹间分遗产的时候，张志潜利用兄长之“权”，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财产。后来在30年代初，张廷重和妹妹曾跟二哥打过“析产官司”，但由于张志潜给法官送的钱多，加之张廷重不够坚定，最终官司输了。这是坊间一般张传的流行说法。
但是，据新近著有“张学”力作《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的阎红女士披露，其实张氏兄弟所争财产，“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
这批宋版书，是早先张佩纶用了李鞠耦的嫁妆，从前妻的兄弟那儿买来的。辛亥革命时，世事仓皇，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索回。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这批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终不至于散落。而当初如果判给张廷重，这书的命运倒不好说了。
在兄长监护下生活，张廷重觉得太受拘束，便想与二哥分开过，只是苦于没有个堂皇的理由。1922年，机会来了，张廷重通过在北洋政府任交通部总长的堂兄张志潭介绍，在天津的津浦铁路局谋到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便正好借此分了家，举家迁到天津。
小煐的姑姑那年21岁，乃名副其实的“小姑独处”，也跟着一起搬到天津去了。
在小煐和弟弟的记忆里，天津的生活是丰盈而明亮的，衰落的阴影还没有笼罩上来。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此的回忆，满含着感情：“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这座洋房，是在英租界里，32号路61号。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也是非常宽敞。张廷重来到这里，再无人可以干预他，就越发地放纵享乐起来。
张爱玲的童年记忆，就从这奢华中开始。
这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人间的丑恶，还没有进入她的感知。在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对当年种种童趣，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读来，犹如欣赏带有擦痕的老电影片，旧而亲切。
那时的小煐，整天由成群的仆佣所簇拥，被抱来抱去，访亲问客。小小年纪，就开始熟悉大家族在节庆时亲戚往来的礼数。
然而，孩子的兴味，是在她独自窥见的天地。
家中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小煐比弟弟勇敢，喜爱荡秋千。有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丫头——小煐唤她做“疤丫丫”，一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这大概也让小煐感到了惊喜。
夏日的中午，是最可留恋的时光。小煐喜欢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一碗淡绿色的、涩而微甜的“六一散”，就拿出谜语书、还有童话书，念出声来。那种绿绿的六一散，是以滑石粉和甘草为原料的解暑汤剂。之所以绿，是因为里面加了西瓜皮。
天井的一角，有一块青石砧，是小煐最早的启蒙课堂。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仆，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也常给小煐讲《三国演义》，小煐喜欢他，没缘由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毛物”。
而“毛物”的妻，自然就叫做“毛物的娘子”，简称“毛娘”。毛娘也是聪明的，能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非常可爱，但心计也颇深。
一种世俗的情趣，也许从那时起，就浸入了张爱玲的灵魂。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写童年生活的双璧，都有很强的带入感。尤其是写了一些稀奇物儿，写了憨态而有趣的人，还有远离尘嚣的园子及童稚的恶作剧，这些距今几十年前的淳厚趣味，如今已是永远绝迹的了。
小煐好奇的眼睛，也看到了家中很陈旧的习俗，像一些褪了色的画面。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醒来时总是心情不好，要和小煐玩好一会儿，才能高兴起来。
成年后的爱玲还记得：“我开始认识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等认了些字后，家里给小煐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悠长的诵读是难忘的——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卡壳背不下来了，直到忽起顽心，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
小煐还常由佣人带去给堂伯父张人骏请安。记忆里，孩童见老人的场景，也有苍凉入骨的意味。
这位白了胡子的老一辈，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是两江总督。曾依仗张勋之势，准备顽抗到底，但终没能守住南京，缒城而逃，躲进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逃往上海。此时，正在天津当寓公，景况已相当贫寒。
张爱玲幼时对他的印象，到成年后还历历在目：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你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值得注意的是，幼年的张爱玲，对事物便有很独特的感知。也许，这就是“天才”的潜质吧。
尽管对童年的追忆，都是在她成名以后写出来的，但是所描述的那种印象，却一定是来自幼年的感知。
诸如下面的这些对于“器物”、“颜色”和“吃”的印象——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这种观察事物的眼光，相当自我——唯其如此，人在感觉上才会细腻，且视角独特。
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观察力粗疏，这是比文字功夫低劣还要严重的缺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那些“七宝楼台”式的警句，常为“张迷”们推崇到极点。其实，那不单是文字的天才所致，在观察力上的天赋，才是文字出彩的根本。
封闭的童年，是快乐的，惟一的不快，似乎是来自弟弟。弟弟比她小一岁多，生得漂亮而文静，而且很知道自己是最受宠的孩子。
张爱玲说，对这个弟弟，“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见《童言无忌》。
但是，弟弟又很不争气，多病，因为“忌口”因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又很馋。姐姐能吃的、能做的，他都望尘莫及。姐弟俩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睦。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煐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这些女佣多来自安徽，带小煐的叫“何干”干，是干妈的意思，安徽方言。，而带弟弟的叫“张干”。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煐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煐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煐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煐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隐约也知道这不是好命运，赶紧把手指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自然，这说法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强，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
“住独家村”、“嫁得远远的”——张干想必也不会是认真讲的，不过这些诅咒后来竟一语成谶！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姐弟俩还是有一份情意在。在一起玩的时候，两人幻想自己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小煐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趁着月光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小煐有时也很喜爱弟弟：“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让他编个故事：一个行路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艺。”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风”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张爱玲6年的温暖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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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话似的家轰然崩塌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伊甸园生活，到了8岁那年，戛然而止了。
这个转折，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有关；更深层的，则是与时代的潮流有关。
